我的大拇指不受意志控制地径自按下去：每隔一会儿，我就想按，想压，发出如同子弹一般突然的冲力；假如这就是他们给我戴上“半神经病”的帽子的意思，他们是正确的。但如果他们认为我的举止没有计划，没有清楚的意图，他们则是错误的。只有现在，在这间安静的小诊室里，我才可以否认那些人们——无论是控告方，还是辩护方，在法庭上指控我所做的不当行为。我希望将这份备忘录，呈交上诉法院的法官们，虽然我的辩护律师决意阻止这一举动，我还是要重建真相，唯一的真相，我的真相，如果还有人能明白。
医生们也都在黑暗中摸索，但是至少他们支持我的写作愿望，并且给了我打字机和纸：他们相信这表明一种改善，这改善归功于我被关在一个没有电视机的房间里，他们还把我一只手解除痉挛归功于他们夺走了我的小物件，那是我被逮捕时手里紧握着，并且在监禁、审讯、判决过程中，都设法（每一次他们抢夺时，我要发作的痉挛都不是假装的）仍握紧着的。（假如不能证明罪证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怎么解释我所做的事，还有——尽管没能让他们信服——我为什么那么做呢？）
人们对我作出的第一条错误诊断就是，我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关注连贯形象超不过几分钟，我的头脑只能没头没尾地捕捉一些故事和言谈的片段，总而言之，我头脑里串联整个世界的线断了。这不正确，从他们用来支持自己论点的论据——我在电视前一连几小时呆坐不动，不在意任何节目，似乎被强制性的抽搐所迫不停转换频道——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我相信，世界上各种事件都有一个意义，相信一个连贯的故事——其全部因果联系都可以解释，此时正在某个地方发生，它不能为我们证实，却包含着判断和理解其他一切的钥匙。正是这种确信，将我钉在椅子上，目光呆滞地盯住屏幕，疯狂地按遥控器，部长们的访谈、情人们的拥抱、除臭剂广告、摇滚音乐会、遮住面孔的被捕者、火箭发射、美国西部枪战、芭蕾舞女演员的旋转、拳击比赛、电视问答、武士决斗，这些在屏幕上出现又消失了。我没有停下来观看这些节目中的任何一个，是因为它们都不是我所寻找的那个节目，而我知道那个节目是存在的，我敢肯定这些节目都不是它，他们播出这些节目只是为了欺骗，为了让像我这样相信那个节目才值得看的人灰心丧气。为此，我不停地转换频道：并不是因为我的头脑无法再集中哪怕一小段时间，来看一部电影、一段对话或者一场赛马；相反，我的注意力已经全部集中到了我绝对不能错过的事情上，当我的屏幕上还充塞着多余的、可替换的形象时，独特的事情正在发生，它已经开始了，我肯定错过了开端，如果我不抓紧，就会有看不到结局的风险。我的手指在频道选择键上跳跃，丢弃空洞表象的层层外壳，就像剥掉一颗多色洋葱的层层外皮。
与此同时，真正的节目正以我不知道的频率在空中传播，也许它将迷失在宇宙空间里，我无法拦截它：一个未知电视台在播出一个与我有关的故事，我的故事，唯一能够解释我是谁、来自哪里、要往哪里去的故事。此刻，我唯一能够与我的故事确立的关系，是一个消极关系：拒绝其他故事，丢弃他们向我推荐的所有虚假形象。按键动作是我架起的桥，它伸向在真空中以扇形散开，而我的叉子又无法钩住的另一座桥：两座不连续的电磁脉冲桥没有合龙，它们迷失在一个碎片世界的尘埃里。
我明白了这一点后，就不再朝着电视屏幕，而是朝着窗外，朝着这座城市、它的光亮、霓虹灯招牌、摩天大楼的外立面、屋顶尖塔、伸着长长钢钩的起重机的支架、云朵，挥动遥控器。后来，我把遥控器藏在披风下面，来到街上，像拿着武器一样，用它指来指去。在审讯时，他们说我憎恨这座城市，说我想要让它消失，说我被一种破坏的冲动驱使。不是这样的。我热爱，我始终热爱我们的城市，它的两条河流、被其上的树木改造成片片绿洲的临时小广场、救护车凄惨的警报声、掠过林荫大道的风、如同疲惫的母鸡般贴着地飞的皱巴巴的报纸。我知道，我们的城市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城市，我知道，它就是最幸福的城市，不是在我所在的波段里，而是在另外一个频率上，在那里，我一生居住的城市终于成了我的居所。当我把遥控器指向珠宝店闪闪发光的玻璃窗、指向银行雄伟壮丽的外立面、指向大酒店的华盖和旋转门时，我竭力要切换进入的频道就是它：促使我做出这个动作的是一个愿望，即把所有故事浓缩于一个故事，也就是我的故事，而不是我被指控的威胁性的、偏执的恶意。
所有人都在黑暗中迷失：警察、法官、精神病学专家、律师、记者。“一个变疯了的电视成瘾者，受制于想不停转换频道的强制性需求，臆想通过电视遥控器改变世界”，寥寥数语，定义了我的情况。但是所有心理测试都排除了我有破坏倾向的可能；甚至我对于在播节目的反应，也和平均接受程度差距不大。或许我转换频道并不是要打断所有节目，而是在寻找任何节目都可以传达的东西，如果它还没有被毁坏我周围一切的虫子从内部蛀蚀的话。
于是他们又想出了一个理论，可以让我头脑恢复正常——他们是这么说的；更确切地说，他们宣称我要使自己相信这个理论，从而形成无意识的约束，阻止我犯下他们以为我正准备犯下的罪行。按照这个理论，无论怎么转换频道，节目始终是一样的；不论是哪家电视台，不论播出的是电影、新闻，还是广告，信息都一样，因为所有事物和所有人都是一个系统的一部分；在电视屏幕之外也是如此，这个系统侵入了一切，只给表面改变留下空间；因此，我是对遥控器发疯，还是双手插在衣袋里，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永远无法逃脱这个系统。我不知道提出这些观点的人是否相信它们，或者他们这样说只是为了将我引入讨论中；总而言之，他们从来没能说服我，因为他们不能抹杀我对事物本质的信念。我认为，世界上重要的不是一致，而是区别：这些区别可大可小，可微小，甚至可以是难以察觉的，而重要的正是将它们挑出来进行对比。我知道，从一个频道切换到另外一个频道，印象就是老汤不变、别无选择；我也知道，生活是由必然控制的，这必然不让生活的变化超过一定限度；但是秘密就在于那小小的区别，它是发动结果机器的火花，由此区别才在后来变得明显，很大，非常大，甚至无限大。我看着周围的事物，它们都是扭曲的，我想一件极小的事——在某刻错误没有发生，或者肯定取代了否定——尽管整体境遇原样不变，却足以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事物是如此简单自然，因此我总是希望它们能够自己显明：思想这点与按下遥控器上的按钮，原来是一回事。
同沃卢尼娅一起，我曾经以为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频道。实际上，在我们刚开始交往时，我让遥控器休息了。我喜欢她的一切，烟灰色的发髻、低沉的声音、灯笼裤和尖头靴，我俩都喜欢斗牛犬和仙人掌。对她的父母，对他们投资不动产和我们愉快度假的那些地方，以及对沃卢尼娅的父亲答应在我们结婚之后，为我安排一个可以分红的创造性职位的保险公司，我也同样感到投合。所有不合我期望的念头——怀疑、异议、猜测，我都试图打消，可它们愈加顽固地重现，我便开始怀疑，到那时为止似乎不过是暂时的、边际的小裂痕、误解、不安，是否不可能被理解成未来前景的征兆，也就是说，我们的幸福可能包含着糟糕电视剧里的牵强和无聊感。然而我始终确信，沃卢尼娅和我是天生一对：也许在另外的一个频道有一对与我们完全相同的男女，但是命运赋予了他们稍微不同的天分，他们将过上的生活吸引力百倍于我们的……
正是怀着这种想法，那天早上我拿起遥控器，指向了装着白色山茶花的花篮、沃卢尼娅母亲缀着一串串蓝花的帽子、她父亲宽领带上的珍珠、牧师的圣衣，还有新娘的绣花银色头纱……所有在场者都等着我说“我愿意”，我这时的动作被误解了：尤其是沃卢尼娅，她把这看成拒绝，不可原谅的冒犯。但是我只是希望表明，在另外一个频道，沃卢尼娅和我的故事远离了单调的管风琴声和摄影师的闪光灯，许多事情却与我和她的真实情况更加一致……
也许在所有频道以外的那个频道上，我们的故事没有结束。沃卢尼娅继续爱着我，而在这里，在我居住的这个世界里，我没能够让她理解我的动机：她不想再见到我。我没能从那次剧烈的分手中恢复过来；从那时候起，我过上了各家报纸所描写的那种居无定所的精神错乱者的生活，拿着用处不明的玩意儿在城市里流浪……然而，我的推理却前所未有地清晰：我明白了我应该从顶层开始行动：假如所有频道的事物出了问题，那应该有个最后的频道，它与其他频道不同——其中的政府官员，也许与这些频道的区别并不太大，但是在性格、思维方式、意识方面确实有些小区别，他们可以阻止根基处开裂的缝隙、相互不信任、人际关系的恶化……
然而警察却监视我许久了。那次我挤过聚集的人群，观看从几辆汽车上下来参加峰会的国家元首，我从落地窗溜进会议大楼，站到安保人员中，我还没来得及举起握着遥控器的手，他们就扑到我身上，将我拖走了，而我抗议说，我不想打断那个仪式，只是出于好奇，想看看另外的频道在播出什么，只看几秒钟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