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以为像秘籍、绝技、真传等这些是茶道、花道、忍术、剑术等搞的名堂，没承想就连关孝和 [1] 的算术也搞这一套，先要斋戒沐浴，然后摁下血指印，只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和两个弟子。据说在古代西方也有类似的例子，视最高的数理为秘技，概不外传。日本更是变本加厉，无论什么动不动就说是秘籍，还要斋戒沐浴，曰：难言也。香烟定量配给之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吸了旱烟。以前的人们肯定是三袋四袋吸个不停，因此就发明了烟袋锅大大的烟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种方便、进步的实质性发明设计并未受到重视，反而认为吸完一袋烟后啪啪敲打烟袋锅的声音是极好的。这种瞎胡闹的假内行成长壮大起来，现实中的进化就此停步不前，正是靠着专事玩弄这类停滞不前的东西，一些沽名钓誉的通识、秘诀或秘籍进而产生出来，而实质性的进步，像把烟袋锅改大这种现实的欲求却被视为低级俗物，难登大雅之堂。日语中称中南半岛老挝产的竹子为罗宇竹，基于这点日本人把烟管的烟杆叫作“罗宇”，但那些假内行却宣称烟杆只能用罗宇竹，愈加偏离了实质，滑往细枝末节。把餐叉反着拿，非常勉强、艰难地叉起米饭，手法离奇地送到嘴里，日本人却认为这是彬彬有礼，是优雅的，对此毫不怀疑。真是古怪至极的日本。这种视实质性的便利欲求为低俗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潜藏在各个领域。
家庭感情是处于上述歪曲、离奇的日本式思考方法节点上的伏魔殿。关于家庭感情，且不说在日本式建筑或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各种杂七杂八的扭曲规定，甚至连平野谦这样擅长思考的批评家，在面对“敢死队不能娶老婆”这类的谬论时，也是盲信不疑。老婆和女人有什么不同吗？老婆与爱人又有什么不同吗？不可能有一无所爱的人吧。“咚”———钟声响过，就说余音中蕴含着万千感慨，说只要侧耳倾听那钟声二十秒，就能一洗浮世尘污；还说海苔分正面呀反面什么的，总烤一面的话就不会油腻。净是对着这些无聊的事情纠缠不休，加了几百几千句的注释，最终写成了秘籍，这就是日本式思考的现状。近来倒是不会让已婚妇女剃掉眉毛或是染黑牙齿了，这些风俗都很野蛮，和文身相差无几。假如说这些残存到现在仍是现有风俗，那么比起质疑它们来，更有人会写些相关的秘籍，强行找出其中的美，并指责质疑者是土里土气的鄙俗之人。这就是日本。妇女染黑齿的现象虽然已经消失，但是染黑齿般的诅咒却依然健在，笼罩住了妇女的整个身体、心灵，直至灵魂深处，堪称日本幽灵中的老大。像平野谦这样的人，思考的时间比起我等来应该长得多吧。即便是他，还是忘记了应该把人的存在与诸多幽灵完全隔开这一重要的态度，很多时候都在思考细枝末节上花费了过多的时间。他读了太多别人的小说，几乎都读腻了。一部长篇大论在手，我读三行就会扔下，他却硬是读到最后，然后硬是捏造出幽灵来，却唯独忘记了要真正与自己的本心斗争，即便豁上性命也要与自己的幽灵斗争，忘记了这唯一的根本要义。
日本式家庭感情这一怪异的歪理，在世俗社会中变成人情义理这样的怪物，在脱俗的世界里就隐藏到清寂、幽玄或是物哀等等神秘的大门之后，讳莫如深，曰：难言也。啪的一下双手拍响之后，是右手响了还是左手响了呢？净说些这个。认为人生的大道理就遍布在那些地方，做不了大将军、大政治家、大富豪的人都必须要如此大彻大悟才行。如上这类瞎闹腾的事儿在日本文化的第一线冠冕堂皇地大行其道。如果是西式的治学之人，了解实证精神的模式之后，一眼就能发现这些都是瞎折腾，但是他们却又装腔作势地拾人牙慧，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抵制日本的幽灵，反而随着年岁渐长，自己也化身为保守、反动的大幽灵，倾心于清寂、幽玄，执念日深。对治学模式的研习仅仅浮于表面，未能充分理解“人生于世，必须与自己的正面交锋、彻底认清自我”这个唯一要义。
总是举平野谦为例，甚感惶恐。最近读了他的一部两百多页的劳心力作《论岛崎藤村的〈新生〉》 [2] 。其他批评家老师们写的都是些无聊之作，就连我这种蠢笨的闲人都无法读下去。
《新生》里面，主人公仔细端详着自己的手，心想“就是这手啊”，陷入沉思，充分反省自身的深重罪孽。平野谦认为，此处触及了深刻的人生，满是阴森森的气息。平野君，快别开玩笑了。人生的深刻难道就遍布、堆积于那种方形罩灯的灯影般朦胧之处吗？那种描写是催人宽恕藤村的障眼法，是小说中最坏的部分，应该说是最需蔑视的部分。你肯定是以为写成那样会让读者感动才写的。平野君你且试想一下，仔仔细细端详着自己的手，想着自身的罪孽之深重，从具体事实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说到反思自己的罪孽，放到文学中来其真正的意义在于：以具体的行为去表现，并使之发展得符合伦理性。翻来覆去看着自己的手觉得阴森森的这类描写，和“咚”的钟声中蕴含着万千感慨是一路货色，和把海苔翻过来烤的话味道会变得如何那些类似，不过是这类日本幽灵中的一只罢了。
都说岛崎藤村是一名诚实的作家，但其实他作为作家是非常不诚实的，这从藤村自己与他的文章（小说）之间的距离这一点上就能够看出来。藤村和小说之间存在隔阂，他的那些晦涩难懂的文章，是为了掩饰这一距离所进行的耍小聪明式的苦战，而非与灵魂的艰苦战斗。
还有一个人也在进行着完全相同意义上的空虚的苦战，那就是横光利一 [3] 。他的文学式苦恼、知性是掩盖距离的苦恼，或者是距离的空虚所描绘出的幻影般的自我苦恼。在他那里并不存在与小说互相重合的自我，因此也就不存在包蕴着真实自我之血肉的苦恼。
如上，作家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意味着：无论作家在处世方面多么地老实巴交、严谨诚实，在最根本的灵魂方面却是不诚实的。作家和作品之间夹杂着内容意义上的空白的杂物，这空白的杂物在思考，操纵着作品，甚至也操纵着作家本人和人们。平野谦完全没有认识到这距离的存在。不仅如此，还对这种距离思考后做出极其浅薄的心机安排，从外表来看仿佛是深刻和真挚的，平野谦把它想成了文学的深刻、人类的复杂、藤村文学的贵族性或是悲痛的脆弱性等。
藤村在世俗意义的为人处世上是一个极其认真、老实巴交的人，但在文学上却是不诚实的。因此，他那诚实严谨的生活本身也是不健康、不道德、虚伪的冒牌货。
他对社会怀有畏惧之心，但却轻视文学，把文学看得过于简单。由是，他凭着处世的那股认真劲儿，想把真实的文学苦恼和人的苦恼处理成文章，并目空一切地认为自己肯定处理得来。因此，在面对真实的人生烦恼时，他没能做到真正地为之苦恼，并未彻底追究下去，仅仅凭着处世的权宜之计去处理，终其一生都没能做到以自己的肉体逻辑去探求真实，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的自我破坏。
所谓距离，指的就是人与作品之间的这段空白，意味着无法以肉体的逻辑去深究并诉说血肉之真实。作家想：如果我这样写，那么批评家应该会这样解读并为之感动吧？如此来看，最受轻视的就是批评家先生了。再没有比糊弄批评家更为轻而易举的事了。批评家不了解作家与作品之间的距离，明明作家本人写的东西里充斥着这种距离，批评家却把掩饰距离的那些设计当作文学的晦涩之处去理解。即使是藤村这样笨拙的人，其笔力之高超也是批评家无法望其项背的，糊弄起批评家来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究竟如何生存，且如何真实地生存，文章终究掩盖不住距离，由此，作家必会暴露出那隐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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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看来，岛崎藤村和横光利一都在诚实地生活着，在生活态度方面没有半点游戏人生的样子。他们在世俗意义上或者说在态度上没有玩世不恭，但在文学上的表现却很荒唐。
说他们在文学上游戏人生，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伦理并未自行发挥作用，而只不过是在逻辑上被摆弄过来、摆弄过去而已。简言之，他们是在通过某种模式、类型进行思考，而并未从切身感受的逻辑出发去思考。他们逻辑的要点在于其自身的合理性，理论自身不会做出自我破坏的行为，也不可能盲目地拓展自我。
这种逻辑定式构成了一般意义上所称的世俗道德、正确的生活等说法的基础，是一种虚假的生命力。这世界上一切严谨的道德家、健全的思想家之流，全部都是伪君子，概莫能外。真正的伦理本来就是不健全的。在其中必然会发生伦理本身的自我破坏，反抗现实才是精神的主流。
来看岛崎藤村《新生》中的问题。叔叔和侄女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本身是不健全的，但是小说本身却很健全，真是荒谬。这里的健全是合理之意，没有自我破坏，也没有基于切身感受的逻辑思考，代替这些的，是类型化的逻辑在机巧、健康地发挥着思考作用。
小说并未描写出藤村真正恐惧和苦恼的样子。换言之，他真正恐惧和烦恼的，绝不是源自文学本身的自我探求的烦恼，而只是简单的世俗之物罢了，是对社会、对名誉所持的健康的烦恼。打个比方，他的情况完全像是一个不得不死在全军之前的将军（这样的将军其实非常怕死，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这类实例我们看得太多了），岛崎藤村也奋不顾身在报纸上公布了自己和侄女的关系。只不过，如同将军的遗书是用尽忠报国等虚假的华丽辞藻堆砌起来的一般，他的小说是在用类型化的逻辑填补距离的空白，仅此而已。
他为什么要写《新生》呢？要说是为了发现、探求新的生活，那实在是差太远了。也有可能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的本意真的是打算尽力一搏以发现、追求新生。无奈，他的态度欺骗了他自己，他的极力相争并非出于对文学的渴求，他是在争夺名誉。他利用了文学，以达到在欺骗世人的同时也实现自我欺骗的目的。这些话并非是我说的，是《新生》文中的那些“距离”自行讲述了这一切。他以为通过告白能减轻苦恼，为写出减轻苦恼、实现自我救赎的文章而煞费苦心。作品中折磨自己的那些场景，也只不过是解救自己的手段而已。他并没有真正探究自己的生存方式是什么，仅仅是在世俗道德的模式中，面对社会玩弄一些似乎讲得通的空论，写出了一部看上去像是伟大小说的东西，仅此而已。这一点也是由他文章中的“距离”自行言明的。
他为什么会和自己的侄女这样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小姑娘发生色情关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这是因为，像他这样违心地端着架子、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根本找不到什么理由去勾引不认识的女人。如果他假正经的话，女人那方会更为一本正经地应对，如此一来，自己总端着架子的话就可能会失败，他甚至连争辩的勇气都没有。而当女人是骨肉血亲时就不会存在那样的障碍，藤村不必担心自己的架子会散掉，极其自由且自然地从道貌岸然过渡到色情上，这事儿容易实现。
对他来说，比起和侄女发生关系并为处理此事而痛苦，让他扔掉高姿态去勾引不认识的女人是更加做不来的。他就像被高姿态附体了似的，从外表来看好像是在极力探寻、追求新道德，但那就如同不把艺伎叫艺伎，而是采用某种极为怪异的称呼一般，完全是徒有其表，实际上在很多时候都是被前面所讲的“健全的”道德给捆绑住了，完全感受不到透过姿态去追问自我本性的欲望。为什么不去追求自己真正爱的女人呢？和侄女发生关系后，世俗的苦恼临头，被逼无奈只好拼死拼活处理应对，这样一个坚韧的男人，虽然能够扛得住苦恼并顽强抵抗，但却没有看清楚自己的本心，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未能投身于苦恼之中去执着地追求自我，更无法拥有实施自我破坏的健全灵魂。
他为现世所束缚，为通用的伦理所束缚，未能做到现世意义上的堕落。文学的根本之道是自我破坏，是反抗通用的伦理，对他来说就是要堕落。当然我并非是要指责他不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女人却走到与侄女发生关系这一步。每个人的个性皆不相同，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有可能存在，因此无法追求自己的真爱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真正要发难的是，为什么藤村没能认识到自己那真实的小秘密，没能写出其中的悲剧来，却写了那样一部空虚的长篇小说呢？芥川龙之介评价他时用了“老奸巨猾”一词，非常到位。他的道德性，严谨诚实的生存方式，放到文学的世界里来看，都不过是欺骗而已。
有人说藤村是与人生扭打在了一起，或者说是在与最严重的问题交手。在我看来，充满欺骗的灵魂不管和何人何物扭成一团，都终不过是冒牌货罢了。那种称巴尔扎克的文学为大文学，称莫泊桑的为小文学，这种大小作品论纯属胡扯。藤村把文学想得过于简单，于是能一边喝粥一边写出这样一部空虚浅薄、徒有其表的长篇大论，可见在冒牌货那里毫无乐天精神可言。他们通常都会摆出一副比真神还要深刻、还要认真的面孔。某一天在银座深处的酒馆里，冒牌的坂口安吾成功地勾引到了女人。后来当那个无用的真人现身时，女人们都面带疑惑盯着我说：你是真的坂口吗？假冒的那个才是更正经、更深刻的人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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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讨厌世人所说的健全的美德、清贫节俭的精神、忍受贫穷困苦的美德或是谦让的美德这些，我认为这些都不是美德，而是不道德的恶行。
忍受贫穷困苦的日本军队败给了受不了贫穷困苦的美国军队，这是必然的，是所谓忍受困苦的美德这种日本精神本身的失败。某些人认为：人有腿有脚的，所以连上个五六层楼都要坐电梯，那就是不健全，是堕落。又说：依靠机械劳作，忘记了肉体劳动的美德，也是堕落。这种瞎胡扯的退化精神是导致日本今天完全失败的原因之一。此前日本把这种愚蠢的精神视为美德，不加质疑，这样的日本必须失败，必须灭亡。
当然，劳动始终是美德。只是必须要尽量轻松、方便、高效率地去劳动。但日本精神却并不认为发明烟袋锅巨大的烟斗是一种方便、实质性的进化，反而说吸完一袋烟后啪啪敲打烟袋锅时感受到了清寂的心境呀美呀什么的，还把这些无聊事写成秘籍。这样的日本精神无论如何都得毁灭。
爱美丽的东西和快乐的事情，这是人之自然；喜欢豪华和奢侈，比如暴发户挥金如土盖起大豪宅，极力散播暴发户的趣味，这些都是众人的本性，没有丝毫可蔑视的地方。而且，就像爱一切美好、快乐和豪奢一样，人类同时也爱正确的事情。人类爱正确、爱正义，在这同时也爱美好、快乐和豪奢，就像男人爱美女、女人爱帅哥一样，同时并存才有意义；同样地，这些和想要干坏事的心理亦并行存在着，也因此才具有意义。我认为，人类伦理的根源即在于此。
人们想要得到喜欢的东西，男人追求喜欢的女人，不都是非常自然的吗？对于这些欲求，或是或否，只要自己内心有着清晰的认识就足够了。某些教育孩子的方式很不健全，无法确立起这种自我认识，孩子连自己的好恶、是赞成还是反对都说不清楚，真是荒谬绝伦。
处女的贞操，其实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东西。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是进步的阶梯，那么对失去贞洁之类的事情也就没有必要苛责了吧。强调失去了贞操云云，会让本人以为那仿佛是非常严重的堕落，因此产生强烈的罪恶感，真正走上堕落的道路。与此相对，如果能够让她把这看作进步的阶梯，当作为追求更美好事物所做出的宝贵牺牲，赋予她这样的思考方式和生存方式，这才是真正该做的。对更美好事物的欲求能够带给人们高度与品位，单单说处女怎样怎样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当然也没有必要强行舍弃之。关键在于，唯有灵魂的纯洁才是必需的。
没经历过失败的灵魂、没有苦恼的灵魂以及不渴求更好事物的灵魂都缺少真实的魅力。日本的家庭是让灵魂迷醉的温床，挂着贞操、永不变心等常人想象不到的大招牌做幌子，男人和女人都跌落到了无法再跌的最低处，认为可以以此证明自己并非外人。这样的家庭必定会被娼妇的世界给轻易破坏掉。娼妇的世界是健康的，家庭是不健康的，我认为，在探究人性时必须向着这个方向去深入展开，这也是文学的永恒课题之一。娼妇的世界里有着单纯明确的真理，有男人和女人真实的生活，他们互相欺骗，让自己看起来更美更可爱，都是为了让对方切实地生活在自己的魅力之中。
也有可能某个时候会移情别恋，转到别的女人或男人那里，这其中也包含着人自身的成长，这类关系本来就是健康的。然而，希望尽量维持永恒的做法也同样是健康的。而且，就男女的价值来看，从肉体到精神，或者是从精神到肉体，价值会发生变化或进化，还会发现新的价值。生活本身就是不断地在发现。
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家庭”这里。在人的自我认识方面，就本质而言日本的家庭里人性是缺席的，家庭的基础只是生殖生活和筑巢本能而已。然后，为了赋予这种家庭生活的压抑沉闷以正当性，日本对诸多基本生活感情加以限制，制造出无数的禁忌，而这些又转而成为思维和思想的根本。清寂啦幽玄啦这些，让民众去爱风景、庭院和花草，而不是爱人。但是，这类思想说到底不过是赝品而已，他们自己就经常做出辜负美景的行为。嘴里喊着日本三景 [4] 之类的，我也到过天桥立和宫岛，发现游客们主要关注的其实是那里的冶游场。那些成群结队去参拜伊势大神宫的人也是奔着冶游场去的，伊势的冶游场可以说是日本最为淫靡的地方了。前面说日本的家庭是低级愚昧的，与之相同，这些冶游场里也只是充斥着女人低级的肉体而已。
夏目漱石 [5] 这个人，可以说倾其所有理智在努力使这种家庭的沉郁合理化，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但他忘了最重要的一点，他没有去质疑其本来的不合理性。换言之，他忘记了人的存在。夏目漱石的理智简直是无微不至，他把与家庭的封建习俗有关的所有细枝末节都想了个遍。嘿，连这他都能发现，让人忍不住感叹。但是，他对本应存在于习俗之中的肉体却未加一顾，对人之自由本真状态这一最为本原的问题不闻不问。他的文学自始至终都不关注人类本来的欲求。他作品中的人物因为学生时代的无聊经历而自责，在二三十年后自杀身亡。真是异想天开、不切实际的做法。由此，他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都被家庭习俗逼到了绝境，即便如此，却没有人动过离婚的念头，完全不想使生活获得实质性的成长。他的理智痴迷于在奇妙的习俗之中寻求合理化这一游戏，并未探求过真实的人、真实的自我。以自杀作为悔恨的手段，这极为荒谬，毫无价值。脱离现实的习俗道德以求更好地活下去，这种做法比起自杀要诚实得多。但他偏偏把自杀这一不诚实的行为误以为是真诚的，把离婚这一真诚的行为理解成不诚实，而他自己却从未怀疑过这种荒唐的错觉。他苦恼着敲响了禅门，心里却毫无所悟，无奈之下只好断念。他未能对事物本身的实质做出穷追不舍的探究，转向宗教那里，仍然没有悟道，于是乎就把物本身也放弃了。他把这种愚蠢的行事方式当成有烦恼之人的诚实态度，从不质疑。日本人普遍的生活态度其实都是这样瞎胡闹，漱石不过是其中之一，动用了迂腐、学究式的徒有其表的理智隔靴搔痒而已，并没有诚实地追求自我。
人类本来就无法随心所欲地生活。我爱的人却不爱我，想要的东西却得不到，最宝贵的东西会溜走，很多希望都是徒然的幻想，人类的现实大致就是如此，极其卑微。但是，无论如何，只要在为实现希望而努力，人类的生活就依然存在。即使梦想会破灭，那灰心和恸哭也是在梦想破灭这一事实基础上才得以发生的，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意识。人必须要生活下去，这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当开始思考生活本身的时候，肉体才会寄托于思想之中。思考生活自身时往往会带来新的发现，也会拓展生活本身。这种诚实的苦恼和拓展或许会被世人看作邪恶和堕落，真若如此，也无须在意。
我并非是要把颓废本身视为文学的目的。我所探求的只是人与人性的必然生存方式，希望能够毫不自欺地生活，唯此而已。我憎恶那些“健全”现实中的假道德，为此必须不惮于脱离假道德并诚实地堕落，必须回归到人自身不加伪饰的欲求上去。人类有着诸多欲望，同时也渴望正义。我只是相信这一点，却完全不能预测那欲望必将走向何处、如何展开。
日本文学对风景之美情有独钟。但是，对于人来说，人自身才是最美的。对于人来说，人就是一切。人的美是肉体之美，而非和服等装饰品之美。人的肉体中蕴含着精神，蕴含着本能。该肉体和精神共同织就的独特锦纹，往往依托于各人各自的发现，永远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并非通过一般性的解说即能理解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个性，而生活即源自个性，本来就是独立自足的。相同的生活本就无法成立。各人分别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诚实的生活，这就是人生的目的之所在。
我只想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仅此而已。
我不想在风景中安息。我不是能够安息的人。我只是爱人，爱我自己，爱我所爱的人，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地爱。还有，就像我必须发现我自己一样，我也必须去发现我所爱的人，因此我会不断堕落，还会不断写作。神啊，愿我这热爱青春的心灵至死不渝！
《新潮》第四十三卷第十号，1946年10月1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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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孝和（1642—1708），日本数学家。
[2] 岛崎藤村（1872—1943），诗人、小说家。1918年他发表小说《新生》，故事原型是作家本人与自己的侄女驹子之间的乱伦事件。
[3] 横光利一（1898—1947），小说家。
[4] “日本三景”指日本的三处代表性名胜，即京都的天桥立、宫城的松岛、广岛的宫岛。
[5] 夏目漱石（1867—1916），小说家、英国文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