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战败后日本国民的道德败坏了，那么是不是回到战前那种所谓“健全”的道德状态去就是最好的、最值得期待的呢？对此我实在无法苟同。
我在新潟市出生并长大成人，那里是石油产地，因此也盛产石油暴发户。上小学的时候，我曾在校长大人的训话中无数次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名为中野贯一的暴发户，在发家致富之后仍旧特别节俭。因为从停车场直接坐人力车要贵一些，于是他总是先步行到一座叫万代桥的桥边，在那里再搭便宜的车子。前些日子老家来人，听他们说这个故事现在被安在一个名为新津某某的新晋石油暴发户身上，成了这位新津某某的逸闻，直到现在仍是新潟市民们的日常训诫和生活规范。
一个百万富翁要把人力车费从五十钱压到三十钱，这就是美德吗？日常生活中我等就该以此为榜样吗？问题并不在于这个故事本身，穿透这类故事底层的精神才是问题，是应有的生活状态的问题。
战时我曾在一家名为日本映画社的电影公司做临时雇员。当时还有一个O先生，也是临时雇员，好像是做报纸联盟的理事还是啥的，看起来干劲十足，谈笑风生，说吉川英治 [1] 和佐藤红绿 [2] 都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就是这样一位大人物，却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来说如果拍一部这样的电影该有多好。他说的电影，是要把老年农夫粗糙、青筋暴起的双手，打满补丁的衣服这些拍下来放给人们看，以之为父亲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的吃苦耐劳精神的象征。他说：之所以要这样拍，是因为日本文化必须是农村文化，在从农村文化转向城市文化的过程中日本堕落了，酿成了今日的悲剧。
这一席话在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专务董事（事实上的董事长）等人极为钦佩，回过头来对我说：喂，你来把这写成剧本如何？我很费了一番周折才推掉这差事。这事儿怎么看都不是只有在战时才会发生的一场噩梦。战时总是叫嚣着要回到农村文化中去，要回到农村之魂中去，那既是一定时期内的流行思想，同时也是日本大众的精神。
虽然众口一词都在说农村文化，但在农村真的有文化存在吗？或许会有盂兰盆节的歌舞 [3] 、祭祀礼俗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本能般的储蓄这些精神，但文化的本质在于进步，从这点来看，农村和进步完全不沾边儿。农村所有的就只是排他精神、对他人的不信任和多疑，只是在顽固地计较着各自的利害得失而已。当论及农村时，大家一直都在毫无反省地使用“淳朴”这个奇怪的词儿，但其实农村自其成立之初起就根本不具备淳朴这一特征。
自大化改新 [4] 以来，农村精神就是千方百计、不屈不挠去钻研如何逃税避税的精神。为逃税不惜抛家舍业、去国离乡去做“浮浪人”，即使隐瞒户籍也要避税，这些渺小的农民各自为营，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税斗争。他们的逃税行为其实正是日本经济的症结所在，导致日本的庄园 [5] 起、庄园盛、庄园落，贵族因此灭亡，武士兴起。农民们与税制的战争，他们那不屈不挠的逃税行为使日本政治发生变动，日本历史由此改变。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就是王朝时代 [6] 的农村精神。事实上当时群盗横行，管理庄园的“地头”们都是些雁过拔毛的厉害人物，对他人的不信任、排他精神就是当时农村的精魂。他们总是处于被动状态，他们并不会说自己想要如何如何做，也没有说的权利。与此相反，他们以自身特有的伎俩处理着那些强压过来的事项，正是这种被动的狡黠在孜孜不倦地推动着日本历史一路向前。
时至今日，日本的农村依然还是奈良朝 [7] 的农村。当今各处农村依然存在很多类似的民事纠纷。他们背叛自己的地邻，每次五寸、三寸一点点儿挪动土地界垄；他们背叛自己的挚友，在租借土地时不立字据且过期不还。可以说他们一直在执着地背叛自己的友人和邻居。计较利害得失是他们生活的根本，在农村精神中完全看不到对更高精神的渴望，也看不到自我内省和对他人的发现。在不重视他人的地方根本不会存在真实的文化，在没有自我省察的地方根本不会存在文化。
都说农村的美德在于吃苦耐劳的精神。为什么忍受困苦的精神就成美德了呢？正所谓需要乃发明之母。不甘忍受贫乏和不便、追求必需之物时，文明由此产生，文化自此出发，进步亦由此逐渐发生。日本的军队惯于忍受贫乏，不渴望拥有便利的器械，总是残酷地过度损耗肉体并对此大唱赞歌，因此他们的兵器很是落后，从根本上缺乏作战基础，所以到如今一败涂地。这绝非仅限于军队。日本精神本身就是忍受困苦的精神，不寻求变化，不追求进步，只会面对过去表达憧憬和赞美。即便偶尔有进步的精神出现，却又会被这吃苦耐劳的反动精神迎头一击，再次退回到过去。
人说需要乃发明之母。这种追求所需的精神在日本却被认为是懒惰，认为吃苦耐劳才是值得称赞的美德。日本人觉得一里地两里地走着就好啦，五层楼六层楼的就要坐电梯，实在是天生懒惰。还说如果依靠机械、忘记勤劳精神乃是亡国之本。这完全是颠倒黑白。但真理不会说谎，来不得半点虚假。日本遭到了真理的复仇，正因为一味依靠肉体劳作和吃苦精神才招致了今日亡国的悲惨命运，难道不是这样吗？
只需按一下按钮、转一下手柄就能解决的事，却偏要嗨哟嗨哟、辛辛苦苦干上一整天，还总说什么汗水的结晶、勤劳的喜悦，真是愚蠢。然而整个日本都是如此愚蠢，日本的根基本身就是这么愚蠢至极。
关于天皇制，诸位议员直至今日还在嚷嚷皇室尊严这类荒唐至极的事儿，闹个不停。天皇制的确是贯穿整部日本历史的一种制度，但是所谓天皇的尊严只不过是利用天皇制的人捏造的道具而已，从来没有真正地存在过。
对于藤原氏或将军等统治者来说，天皇制存在的必要性何在呢？为什么他们不把最高权力握在自己手中呢？那是因为和他们自己手握权力相比，利用天皇制来得更为便利。与其自己亲自号令天下，不如指使天皇发号施令，然后他们自己最先站出来服从命令给天下人看，以达到更好地普及、执行号令的目的。这些统治者皆深谙此道。那些所谓天皇的号令代表的并不是天皇本人的意志，实际上是藤原氏和将军这些人的号令，他们以天皇之名大行己之所欲，自己首先服从号令以示众人，把自己立为服从天皇的模范，并把这种示范作用强行施加给人民，以此来推行号令。
他们无法自己称自己是神，无法以此名义要求人民予其绝对的威严。但是，他们自己对天皇的膜拜却能让天皇成为神，并把这一权威强加给人民。于是他们一边自行随意操纵着天皇的废立，一边又对天皇顶礼膜拜，通过自己的跪拜迫使人们接受天皇的威严，再利用天皇的威严发号施令。
这并不是只属于久远历史中的藤原氏或武士政权的故事。诸位请看！这场战争不也是如此吗？实际上天皇并不知情，并没有发布命令。一切都只是军人的意志。说是在满洲一隅燃起了事变战火。又说在华北一隅揭开了战幕。实在是不得了，就连总理大臣都无从获知事实真相。军部竟专断横行到如此地步。这些军人一方面如此飞扬跋扈不把天皇放在眼里，从根本上说是在亵渎天皇，另一方面却又在盲目地崇拜天皇。荒谬！啊，实在是荒谬至极！但这的确就是纵贯日本历史的天皇制的真相，是日本史上不折不扣的事实。
从很久之前藤原氏那时候起就是这样，最亵渎天皇的人也最崇拜天皇。他们的盲目崇拜发自骨髓，非常真实，但同时他们又在摆弄天皇，以之为谋求己身之利的道具，极尽亵渎之能事。直到现代，而且现在也还是一样，诸位议员都在大谈特谈天皇的尊严，而国民也大多支持他们的行径。
人们都说1945年的8月15日，是靠天皇之名才得以结束战争，是靠天皇才得以获救。但看看日本历史的实证即可明白，所谓天皇其实就是日本历史在应对非常事件时编造出来的一部独创性作品，是一种对策，是一记绝招，军部本能性地熟知这一绝招，而我等国民又在本能性地等着这一绝招，于是军部和国民合作上演了最后一幕，是为8月15日。
天皇说：“你们要耐所难耐、忍所难忍 [8] ，排除万难也要服从朕的命令。”于是国民们痛哭流涕地说：“既然是陛下的命令，那么再难忍受也要忍住，还是投降吧。”都是谎言！谎言！谎言！
我等国民都是一心盼着结束战争，不是吗？手持竹枪去和坦克对战，像泥人儿玩偶一样相继死去，这种事实在是讨厌至极，不是吗？我们都在痛切地期盼战争结束。但是，却又无法说出口。于是那些人搬出了大义名分，说是天皇的命令，说要忍所难忍。何等厉害的诡计！实在是悲惨且可耻的历史大骗局。但是我等并未认识到这一欺骗。如果没有天皇的停战命令，日本人就得实打实地以肉体去抵挡坦克，虽属迫不得已，终究得像泥人儿玩偶那样一个接一个悲壮地死去。最亵渎天皇的军人们也最崇拜天皇，与此相同，我们这些国民虽没有那么地崇拜天皇，但在利用天皇方面也是驾轻就熟，并不去琢磨自己的狡猾，不去揭穿大义名分这类奸诈的幌子，只是一味地讴歌天皇的威严带来的利益。这是何等的计谋、何等的奸诈！我们被这历史性的诡计魇住，失去了做人该有的姿态，失去了人性该有的样子。
做人和人性该有的姿态究竟是什么？坦诚地追求己之所欲，讨厌的东西就直言讨厌，要点不外如是。喜欢的东西、喜欢的女人就说喜欢，脱下大义名分、禁止男女私通、义理人情这些虚伪的衣服并直接扔掉，让心灵回归赤裸裸的本真。探寻并发现这一赤裸裸的状态就是人类复活的首要条件。由此，我们自己以及人性才能真正诞生，才能开启新的征程。
诸位日本国民，我向诸位呼吁，日本人和日本本身都要堕落，日本及日本人都必须堕落。
只要天皇制继续存在，只要这一历史性的诡计继续顽固地残留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并发挥作用，那么真正的人类和人性就根本没有希望在日本开花结果。人类的真理之光被永世封存，人类本真的幸福、苦恼以及所有人类的真实样态也就永无降临日本之日了吧。我一直在大喊日本必须堕落，但实际的意思却正好相反。现在的日本和日本式的思考正沉沦于巨大的堕落之中，我们必须从这种充斥着封建残余之诡计的所谓“健全的道义”中坠落而出，赤身裸体降落到真实的大地之上并稳稳站住。我们必须从“健全的道义”中堕落而出，以回归到真实的人的状态。
什么天皇制啊、武士道啊、吃苦耐劳的精神啊、讨价还价把五十钱压到三十钱的美德啊，必须把这些形形色色虚伪的外衣全部剥掉，赤身裸体，无论如何都要做回人类重新出发。否则，我们势必会再次退回到旧时那个欺瞒的国度。总之先回到本真，扔掉压在身上的禁忌，找回自己真实的心声吧。战争遗孀们去恋爱并坠入地狱吧。复原军人们去做黑市交易吧。堕落本身肯定是坏事，但不付出本钱就捞不到真货。以徒有其表的花言巧语去谋求真实的代价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拼上鲜血、肉体和真实的惨叫。应该堕落的时候就必须认真地一头扎下去，径直坠落。尽情地道德败坏、尽情地混乱就好，只管流血饮鸩去吧。首先必得穿过地狱之门，向着天堂攀登，手脚并用，让二十个指甲全部渗血剥落，一步一步靠近天堂，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堕落本身常显无聊，不过是做坏事罢了，但堕落的特性之一是孤独，孤独这一人类伟大的真实本相庄严地存在于此。换言之，堕落总是孤独的，总会见弃于他人，甚至会被父母抛弃，能够依赖的只有自己，此外再无他法。这是堕落自带的宿命。
好人往往过得比较舒服，他们安睡于父母兄弟这类人所共有的虚妄的情义和约定之上，全力投身于社会制度之中，平静地走向死亡，而堕落者却总是出乎其外，孤身一人在旷野中迈步前行。恶行固然没有意义，但孤独却是一条与神明相通的道路，“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乎” [9] ，说的就是这样的道路。耶稣对着妓女行礼叩拜，拜的也是这旷野中寂然独行的道路，只有这条道路才能通往天堂。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堕落者总是无法到达天堂，只能徒然地孤身一人在地狱里踯躅，即便如此，此路直通天堂这一论断仍旧成立，并未发生任何改变。
可悲啊，人类的真实即在于此。然也，实在是可悲，人类的真实确在于此。因为社会制度，因为政治，这一真实注定永远得不到拯救。
尾崎咢堂 [10] 被称为政治之神，战争结束后开始倡导世界联邦论。他认为，原始时候的人类是部落和部落之间对立存在。而在明治之前的日本尚没有“日本”这个观念，是藩与藩之间对立存在，当时不说日本人，说的是藩人。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非藩人”，他们打破了藩际的对立意识，日本人由此诞生。现在的日本人指的是日本国的人，是按照国家对立存在。这时候就要像明治时期的“非藩人”那样，应该成为“非国民”，通过打破国家意识变成“国际人”。在尾崎咢堂看来，“非国民”是一个极为光荣的称呼。这就是他世界联邦论的根本，认为把人区分为日本人、美国人、中国人的做法其实是被残存的原始思想限制住了，而做世界人、去除国民国籍的差别才是正途。初接触时觉得这见解值得洗耳恭听，但当他信口开河讲到日本人的血不足称道、无须极为珍重地守护血脉时，不由得让人产生些许阴森可怕之感。如果我没有记错，他的夫人应该是英国人。如果他娶了日本人做太太，如果他的女儿是日本人的话，估计就不会说得如此坚决了。
在这里，我要斗胆问一问咢堂。咢堂所说的原始时期是部落和部落之间对立，稍微进化之后是藩与藩之间对立、国与国之间对立，归根结底是说对立是由于文化低下的缘故，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咢堂忘记了人这一重要因素。
你说对立情绪是因为文化低下产生的，但即使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消失了，人们之间、个人与个人的对立却永远不会消失。毋宁说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对立反而一直愈演愈烈了。
在原始人的生活中，家庭尚未确立，是多夫多妻野合的状态，少有嫉妒，个体对立也非常稀少。随着文化的发展，家庭形态明确下来，个体对立呈现出不断激化、尖锐化的态势。
忘掉了人与人的对立这一基本的、最大的深渊而大谈对立情绪，倡导世界联邦论，大谈人类的幸福，难不成这是要变什么魔术吗？忘却家庭的对立和个人的对立而大谈特谈人类的幸福，实属愚蠢至极，然而政治本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政治以及社会制度好比是一张网眼粗大的渔网，人是永远不会陷入网中的鱼。即使打破天皇制这一诡计并建立起新制度，说到底也不过是诡计的一种进化而已，这是难以摆脱的命运。人总是会从网中甩出来然后堕落，而制度也会遭到人类的报复。
其实在我看来世界联邦也很不错，如咢堂所说，我也认为值得捍卫的日本人的血脉这些并不存在，但这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吗？不，人类的幸福并不在这些地方。人的真实生活并不在这些地方。日本人变身为世界人这事儿并非无法实现，其实是出人意料的简单，但是人与人之间个体的对立却本不应丧失，永远都不应丧失。人类的真实生活往往只存在于这种个体对立的生活之中。不管世界联邦论如何不遗余力地使出浑身解数，这种生活都不会为之所动。然而，立足于这种个体的生活之中、吐露其灵魂之声的，是为文学。文学往往是对制度，或是对政治的反叛，是对人类制度的一种复仇，而另一方面，又通过这反叛或复仇在为政治助力。反叛本身就是相助。相爱相杀，这是文学的宿命，是文学与政治之间亘古不变的关系。
人生一世短暂且无常，然而人又是不可理喻的乐天派，自相矛盾、莫名其妙、冒冒失失。在那场战争中，东京居民大多房屋失火，只能住在堑壕里，大雨浇身，想寻个去处却不得，或许有人会抱怨不止，但应该也会有人在那生活中感受到了奇妙的安稳、平静和难以割舍之情，一面是大雨浇身，因为担心轰炸而战战兢兢，一面又开始充分享受起这每一天来，这样的乐天派也不在少数。扎堆儿闲聊的时候，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太太不经意间蹦出一句“不轰炸的日子可真无聊啊”，惹得众人哄笑之后她赶紧掩饰，但我想那些笑的人肯定也觉得这其实就是真心话。夜晚站在街头拉客的妓女被认为是社会制度上的缺陷，但或许她们中的很多人会认为这比以前被征用去做苦力时要有趣得多。强迫女人穿上制服、喊着口令让她们劳作，任谁都无法断言说那样的生活是健全的。
人类生生不息，拥有无限、永恒的未来，与之相比，我们这一生不过如朝露般短暂。就这样我们还总在喋喋不休说什么亘古不变的制度、永远的幸福，还要对着未来许下诺言，这实在不过是些狂妄无谓的废话罢了。面对无限且永恒的时间，面对人类的进化，这难道不是可怕的亵渎吗？我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尽量一点点儿地变好而已，而人类堕落的极限其实也就仅限于那种程度而已。只有具备牢不可破的顽强精神，才能向着无限一直堕落下去。人类并不具有如此顽强的精神，于是就不得不依靠某种诡计来阻止堕落。谋划出这样的诡计，之后再打破它，其间人类向前发展。堕落是孕育制度的母胎，我们必须以最为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一可悲的人类现实，此乃当务之急。
《文学季刊》第二号（冬季号），1946年12月1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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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川英治（1892—1962），小说家，以《宫本武藏》等作品开拓了日本大众文学的新领域。
[2] 佐藤红绿（1874—1949），小说家、俳句诗人。起初创作自然主义风格的作品，后逐渐转向大众小说。
[3] 盂兰盆节的时间是农历七月十五日前后，各地都会举办法事以祭祀祖先。
[4] 大化改新指645年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和中臣镰足等人联手打倒苏我氏、建立天皇中央集权国家的系列政治变革。646年颁布诏书，废除私有土地和部民、建立地方行政组织、确立户籍制和班田收授法、施行租庸调制，模仿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
[5] 日本的庄园存在于奈良时代到战国时代，是由中央贵族和寺庙神社大规模占有土地的经济形态。
[6] 王朝时代在日本指天皇亲政的时代，包括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特指平安时代。其对立词是武家时代。
[7] 奈良朝也称为奈良时代，指日本历史上以平城京（位于今奈良市）为都城的时代，从710年到784年共74年，是日本律令国家的完成期。
[8]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堪ヘ難キヲ堪ヘ忍ヒ難キヲ忍ヒ”（耐所难耐、忍所难忍）是其中一句，日本民众多俯首倾听。在日本这句已成为战争结束的象征性语句。
[9] 日文原文为“善人なおもて往生をとぐ、いわんや悪人をや”，出自日本镰仓时代记录净土真宗祖师亲鸾言行的佛教著作《叹异抄》，是亲鸾“恶人正机说”的标志性语句。
[10] 尾崎行雄（1858—1954），日本政治家，字咢堂。日本人称其为宪政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