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申不害的生平细节，我们知之甚少。对谈论申不害的人而言，似乎只有一个时间信息可达成共识，即死于公元前337年。于是，人们可能就得赶紧锁定这一时间，目为重重迷雾中的一抹真切。然而，实际上即便这个时间也疑窦丛生。
至于申不害的生年，则完全不详。钱穆认为，申不害死于公元前337年，推断他活到六七十岁，其生年当在公元前407到前397年间。阿尔弗雷德·佛尔克（Alfred Forke）写道，我们可以稳妥地以公元前400年作为申不害的生年。
记载老子与韩非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间有一段对申不害的简介：
申不害者，京 人也，故郑之贱臣 。学术 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 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之学本于黄老 而主刑名 。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史记·韩世家》直接涉及韩国历史，而对申不害的叙述更少：
八年（传统上为公元前351年 ），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 ，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二十二年，申不害死。
《史记》的这些记载既简短，也难免错讹。关于申不害学说“本于黄老” 的表述显然错误，后文详述。至于申不害相韩期间，无侵韩者的记载亦不乏争论，有理由相信，实际上魏国军队确实于此期间在一场战争中击败韩国军队。 [1] 不过这种入 侵在战国时代屡见不鲜，单一反例仍反衬出韩国保持几乎免遭侵犯的事实。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年表。《史记》载申不害于韩昭侯八年为相，而在其年表中则标明为公元前351年。 虽有研究也运用其他证据对此予以辨正，但在此很可能韩昭侯八年就是公元前354年。 [2] 也是在这一年，魏国军队围困赵国都城邯郸。 《战国策》载：“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于韩王。” 于是，有理由认为，这正意味着申不害成为韩相，发生于公元前354年。 [3]
我们可以由此下结论，申不害于公元前354年成为韩相。关于申不害的生平，这看来是我们可以合理确定的唯一时间。
《史记》表明，申不害在韩国相位上度过余生，似无反证。然而，澄清其身居相位的时间则有疑义。《史记》载为相十五年。钱穆则认为是十九年，似乎颇久。所以，申不害很可能于公元前340—前337年间去世。 [4]
此前，郑国已经与晋国断断续续交战数百年，在韩国分晋之后，冲突仍在持续，直到韩国攻克郑国。既然申不害是郑人，且很可能在郑国灭亡之前就担任官员，那么这些经历似乎让他任职于韩国朝堂更显艰辛。不过，事实证明，这番逆袭还是颇为成功的。
当申不害成为韩相，不管怎么计算，韩国也不过只有区区不足半个世纪的历史。 而另一方面，郑国则可回溯其历史到西周初年。在周王东迁后，郑伯一度控制周王室，不管兴衰变迁，郑国始终举足轻重。郑国子产是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显而易见，韩国国君亦渴望攀附郑国以增添光泽。公元前375年征服郑国后，韩国不但吞并郑国版图，而且旋即将都城迁至昔日的郑都。唐代注家司马贞注云：韩既徙都，因改号曰郑。 名号是否官方正式更改并不清楚，但事实上，韩灭郑后，常以“郑”自称，可能还比自称“韩”更为常见。
申不害成为韩相之背景，我们一无所知。然观诸后世，两百年后，当汉朝取代秦朝后，很多秦朝官员进入汉代政府。所以，一些被征服的郑国官员完全可能在韩国迁都于郑旧都后，也进入韩国政府。在公元前375年这一年，申不害或许年富力强却身居低位。我们可以推断，他后来跻身上位，最终赢得国君信任，委以国事。
有一则关于申不害为相伊始的轶事：
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 王问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谓赵卓、韩晁曰：“子皆国之辩士也，夫为人臣者，言可必用，尽忠而已矣。”二人因各进议于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说以言于王，王大说之。
轶事所述并非旨在对申不害大加赞颂，而是谴责其阴险狡诈与表里不一。不过，这也无关痛痒，众所周知，战国本来就是一个尔虞我诈的时代。就我们所知，申不害并不旨在自诩道德。其实，其言说与道德无关，当然也并不证明他就比那些道德家品德更低。
重点在于，该轶事所述申不害之性格，是否与其他地方相吻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我们看到，申不害胆怯地拒绝对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问题予以判断并提供建言，只是因为君主所欲。然而，在其他场合，他却态度坚定甚至有些刚愎。他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 在另一则能稍微窥见申不害对韩昭侯态度的轶事中，申不害迥异于此等阿谀谄媚，几乎公然表示蔑视。 而且，就算他以这种颇受质疑的方式去谋求对自身观点的采纳，有可能貌似真实，但以韩昭侯之性格，对此事的消极默认似乎也一反常态。
其次是关于策略问题。申不害无疑聪明绝顶，漫长与成功的从政生涯，也足以证明其超乎寻常地精于处世。这里，既然确定随后能立马看透心思而直言不讳，那么，先劝两位大臣去表达意见，再支持韩 昭王所青睐的一方，这种策略并不精明而易得罪人。这与他关于“藏于无事，窜端匿疏” 的表述形成鲜明反差。
还有一则材料构成同一轶事的另一版本：
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将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不则恐恶于赵，乃令赵绍、韩沓 尝试君之动貌而后言之。内则知昭侯之意，外则有得赵之功。
这一版本就与前者颇为不同，而显然错误。因为，实际上在邯郸之围时，韩国并未支援赵国，而是支持魏国。而且，在申不害为相期间，似乎也无韩赵结盟之证据。 这两个版本的共同之处在于，皆使申不害之狡诈跃然纸上。
《战国策》载，韩昭侯与申不害曾见梁君。陈梦家将该事定于邯郸之围的次年。 [5] 有人谓郑（即韩）王曰：“昭釐侯 ，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贤士也。韩与魏敌侔之国也，申不害与昭釐侯执珪而见梁（即魏）君，非好卑而恶尊也，非虑过而议失也。申不害之计事曰：‘我执珪于魏，魏君必得志于韩，必外靡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昭釐侯听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虑事而言之，忠臣也。”
如果申不害深信韩国有可能于列国中脱颖而出，则至少可以称为乐观派。 不管如何，虽然这一时期魏国处于鼎盛，但仍如申不害所预见，各国联合抗衡魏国，所以魏国接连受创，战事不利。申不害为韩相的整个时期，魏国都由惠王统治。《史记》载申不害去世次年，惠王在与哲学家孟子的对话中，哀叹兵三折于外，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太子与上将死。 最终说道，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 当然，申不害之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一结果，则不得而知。
《战国策》这段话对申不害的赞扬不同寻常。从其时至今，关于申不害的认识往往偏于贬义，诸多与之相关的事件也趋于负面色彩。《韩非子》载：
大成午从赵谓申不害于韩曰：“子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两韩，我有两赵。”
即便该事属实，这里并未说申不害是否接受。值得怀疑的是，在《韩非子》同一篇中，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于一位更早的韩国大臣身上。 不过，《韩非子》从表面上看待此事，并说“大成午教申不害”谋臣子之利。
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蓄造了申不害的不良形象。首先，实际上，申不害所辅佐的韩昭侯既非令人钦佩的角色，也称不上是位聪明过人的君主。诸多轶事可证实这种判断。例如：
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 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 [6]
这可能恰好也直指申不害，毕竟他确实坚持认为，官员不应染指与其职能无关的事务。 当然，是否按照如此僵硬死板、不可圆活的方式实施这一原则也是个问题。进而，《韩非子》亦载：
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诚。
假如这荒唐一幕确曾上演，申不害只会鄙视这种儿戏。不过，韩昭侯还能将这类伎俩玩得更大：
韩昭侯使骑于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昭侯曰：“虽然，何见？”曰：“南门之外，有黄犊食苗道左者。”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 乃下令曰：“当苗时禁牛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为事，牛马甚多入人田中。亟举其数上之；不得，将重其罪。”于是三乡举而上之。昭侯曰：“未尽也。”复往审之，乃得南门之外黄犊。吏以昭侯为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
论及此事，钱穆说此为践行申不害“不可测之说也”。 可是，这已远非申不害关于君主应隐藏策略的主张，反而是申不害所明确谴责的那类君主行径。
钱穆还援引另一轶事，以展现申不害对君主的卑劣影响：
韩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闻明主之爱 ，一嚬一笑，嚬有为嚬，而笑有为笑。今夫袴岂特嚬笑哉！袴之与嚬笑相去远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钱穆说，“此谨赏罚之说也”，且显然归为申不害学说。 [7] 诚然，这是法家的显著观点，而所谓“法家”据说也包括申不害。 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证明申不害曾主张“赏罚”之说，这一点确凿无疑。
韩昭侯若干轶事构成一幅毫无违和的图景。它刻画了一个极其渴望展示权威，屡屡试图让自己对所统治的国家无所不知，或至少显得无所不知的君主。一言蔽之，活脱脱一个爱管闲事的人（busybody）。这，几乎正是申不害“明君”图景的反面。
我们无须揣测申不害对韩昭侯的态度，因为他确实曾清楚表态：
韩昭釐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釐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 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
申不害闻之，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
这番评论显得颇为玄奥，亦以隐晦之言解释。不过，正如我们所知，整段文本中，申不害的思想含义昭然若揭。一国之君责任重大、要求极高，务必调动所有技巧。但凡这种用一己听力去辨识猪嚎的君主，正犹如聋者，因为他没能履行恰当职能。任何这种试图知悉国中每一牛犊位置的君主，显然也是无视政府存在。（这些细枝末节判断的表现越真实，君主自视为狂人角色的理念就越明显。）
因为蛊惑君主，申不害屡遭批判。然而，实际情况应该是，申不害早已发现自己辅佐的是一位似乎无可救药的君主。这对作为韩国之相、居于窘迫之位的申不害而言，不得不处理这些麻烦。
《韩非子》的一则轶事可以窥见申不害与其君主的关系：
韩昭侯谓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一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曰：“非所学於子也。听子之谒，败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谒。”申子辟舍请罪。
这段材料普遍被视为申不害虚伪的证据，即只要能谋取私利，就罔顾其高尚原则。但也有不同看法，即认为申不害不过以此试探韩昭侯，显然这才是正确的解释。 《战国策》有一段文字，虽然较短，但显然是同一轶事的另一版本。 讲到申不害辟舍请罪后，又曰：“君真其人也！”
于是，从该轶事中我们看到，申不害无疑已非第一次试图告诫韩昭侯，纯粹按照才能任免官员势在必行。继而测试韩昭侯，考察他是否能做到拒绝优待请托，甚至是国相之请。这次韩昭侯做到了，于是申不害誉之为真正能统治韩国的君主。
关于申不害的性格，囿于材料只能靠推测。他无疑是一个极富智慧、洞明世事的人。他有点幽默感，但老辣敏锐而非谄媚善变，绝非乐于遭受愚弄之人。
理解申不害理念的最大障碍，在于其极为隐晦的语言特点。这可能也暗示其性格特征。这种晦涩可谓登峰造极。就我所知，或许除《老子》《庄子》之外，申不害之言说最为难懂。然而，老庄之难，部分缘于其旨在解决那些本质上难解抑或“不可道”（正如道家文本所示）的形而上学问题。而申不害谈论的基本上是政府行政的实际问题，完全可以采用直截了当的文字。与之相反，申不害选择始终运用如此隐晦而难以破译的语言表达。
个中原因难以辨识。他或许为吸引眼球，但若如此则未能如愿。我强烈怀疑，其书不传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如此难懂。
另一可能的原因，是源于穆辛·马赫迪（Muhsin Mahdi）《伊本·赫勒敦的历史哲学》（Ibn Khaldun's Philosophy of History）这番研究的启发。穆辛指出，伊本·赫勒敦不采用难懂与精巧语言写作。不过，他说：
伊本·赫勒敦本来可以“Ibar”指代如“精英”之专家阶层……或诸如只包括统治者与亲王的特定社会阶层。这就在写作方面简化交流难题。 通过限制听众，写作者会预先假定读者们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知识，采用唯有专家才洞悉的技术化语言进行撰写，可以排除非目标读者。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性，排除非目标读者的实践情形在伊斯兰的神秘、哲学文献中还颇为常见。通过难懂与含糊的写作技艺，可以排除圈定以外的其他读者。
也可想见，申不害亦有如此意图。
确实，虽然申不害的书曾于汉代初年广泛传播，但流传后世所透露的信息则是，该书仅为君王与执政高官所专门研习。而且，申不害一再强调明君应隐藏策略：“藏于无事，窜端匿疏。” 所有这些考虑，或许能推导出申不害如此隐晦之表达，旨在专门呈献君王。可与之相反，还是存在实效的问题。申不害清晰指出，他认为对君主的最大威胁并非外敌，而是能臣。 那一时代的朝堂事件确实展现得淋漓尽致。 申不害对韩昭侯的评价显然不高，也不认为一般君主相比其能臣更能够谙晓这种关于行政的隐晦言辞。
还有另一个关于申不害说法的疑惑。一般认为，《申子》一书非申不害亲作，而是后人汇集其言论而成。这很有可能：其他著作，尤其《论语》，正是这 类言论汇集。正如《论语》存在一些与孔子无关的内容，《申子》可能也有一些段落与申不害无关。
前文已述，引自申不害的言论或著述都颇为隐晦。而此外，这些引文的语言、风格、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别具一格。在所有中国早期著作中，也没有与之类似的文本。即便有时（极少）这些引文不算晦涩，也往往非常精练（或许可称为碑文风格）。在关于申不害的每一处引文中，均可发现这种独特风格。有些引文出自明确引用《申子》一书的其他著作，而有些见于类书中的引文仅以“申子曰”的形式出现，这可以表示“申子说”，也可以表示“《申子》说”。
当然，也有几段申不害引文的风格不具有此种“碑文”风格。 进而，似乎就有理由认为，申不害讲话时用对话风格，写作则以碑文风格。然而，这又带来问题，关于祠庙之牲的那段，申不害显然处于对话场景，其言语仍然既如碑文风格，又含义隐晦。 因而，这可以呈现，他有时也炉火纯青地运用这种奇特言说风格于对话中。
申不害不可能是一个易懂的人。他对自身智慧优越性的意识（可能恰当地）流露出某种恃才观感。他一直劝谏君主必须隐藏自身策略，避免亲狎于随从，自己身为国相，想必他也不可能亲和下属。如若践行自身原则，他当然是一位纪律严格的管理专家。这些都不会受人欢迎，无疑也是关于他的那些评论（甚至 盖棺之论）鲜有称颂的原因之一。
申不害谙晓政治是一种可能的艺术，无人能出其右。其言曰：“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令。” 若深谙于此，务必确认命令会被人遵守方能发布，那么君主势必会与属下保持某种关系，从而能判断他们的性情。正如申不害本人，虽然他很有可能不受爱戴，但至少会得到敬畏与服从。为了从受命伊始到自然死亡能一直维护官位，他必须如此。
虽然关于申不害一般是负面评价，但人们都认同他存韩于险恶时局，只是具体如何做到，则不易厘清。
最负盛名的，乃是实现“无侵韩者”的成就；《史记》还提到他让韩国军队强盛。 这确实堪称主要成就，毕竟韩国作为必争之地生存极其艰难。
对于任何试图控制中原的国家而言，征服韩国是一个主要目标。韩国的战略意义，可以从后来秦统一中国的历史得以精确证明。战国时代合纵抗秦的“六国”中，韩国最先灭亡，公元前230年被秦国吞并。其他诸国则如多米诺骨牌，赵于前228年，魏于前225年，楚于前223年，燕于前222年，齐于前221年相继灭亡。
从资源与人力的角度来看，韩国在抵御强敌方面显然处于不利位置。据《战国策》载，韩国军队规模约为30万。同时，《战国策》对韩国强邻军队规模评估如下：魏国30万，楚国100万，秦国超过100万。 我们不能指望这些数据准确， 但着实呈现这些国家军队的大致规模。且魏楚秦皆为尚武好战、侵略扩张之国。
《史记》所见韩国历史显示，在申不害为相之前及去世之后，韩国屡遭入侵，尤其是秦国的入侵。但《史记》又专门强调，在申不害相韩期间，“无侵韩者”。刘向（前77—前6）曰，申不害相韩之时，“秦兵不敢至”。 诚然，韩国在此期间从未遭受入侵的叙述存在问题，确有证据显示至少曾遭到一次侵犯。 只是，在那种环境下似乎也不可避免。毕竟，申不害相韩期间，韩国并未遭受任何足以大书特书的严重军事打击，仍可谓功勋卓著。免遭侵犯，不啻申不害之首要功绩。
毋庸置疑，申不害也让韩国军队强盛，但这一点不足为道。经历一场与楚国或秦国的小战，韩国必定遭受灭顶之灾。然其时政策尤为错综复杂，外交比战略更为重要。列国之争犹如一大盘棋，以生死存亡为赌注。在这种博弈中，申不害显得游刃有余。
其中在魏赵交战时，我们可窥见其策略。对韩国而言，魏国乃敌侔之国，故最优策略应盟赵抗魏。如此，韩国可以觊觎魏国领土，甚或完全击溃魏国，则韩赵可以瓜分之。然而，这会让北方强邻赵国坐大，俨然又一个魏国。申不害则建议韩国应当谦卑朝魏，既能免遭魏国入侵，又能令魏得志，靡于天下，诸侯恶魏而共同击之。 后来这得以验证，魏国遭受一系列战争持续弱化，其间韩置身事外，从而魏国不复为韩国之威胁。
当然，申不害亦曾警示，君主若完全专注于战争与侵略威胁，则自身也危在旦夕。因为如果缺乏对政府组织与官员监督的小心谨慎，最大的威胁可能正萌生于此。
当申不害身为国相，其接手之政府处于混乱中。韩国延续着两大传统症结。一方面是郑国长期困扰于内斗。公元前455年，郑人弑郑哀公，另立新君。公元前423年，韩军入侵郑国，杀死郑幽公。公元前398年，郑繻公杀其相子阳。两年后前396年，子阳之党弑郑繻公，另立新君。公元前375年，韩攻郑而并其国。
另一方面，延及其前身晋国而言，韩国还更富斗争传统。韩之故国晋国长期遭受卿族争斗撕扯，常引发内战，晋国君主权力式微。公元前457年，晋出公试图伐四卿，重新执掌晋国，但遭到联合打击，据说于出奔流亡路上去世。 最强之卿族智伯新立之晋公，又离奇死于公元前420年。《史记》载该年之晋国史曰“盗杀幽公”，“魏文侯以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但《史记》别处则曰，“魏诛晋幽公” 。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承认三家分晋之事实，册封三家为诸侯。韩国也由此获得完全的法定地位。
在晋国中，韩世家卷入权谋、混乱、内战数百年。韩国建立后数年，则有君主宠臣严遂雇刺客聂政刺杀韩相韩傀。 前文已述，公元前375年，韩灭郑并迁都于郑。而四年后， 韩哀侯被弑。
申不害于公元前354年履职韩相，这一政府班子不易掌控。他无法诉诸传统获致忠君观念，其实，韩国无此传统，世人皆知，韩国君主正是不忠于晋国君主才获得政权。同时，申不害也无法求诸宗教权威或习惯道德，毕竟当时已礼崩乐坏、人心不古。
申不害相韩之时，西边强邻秦国正由商鞅执政。我们关于商鞅统治方略的知识并不确切，但可以通过史料记载以及《商君书》对其哲学较为准确的描述来呈现。
商鞅非常注重法律功效。“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 与重刑相应，商鞅主张以赏赐诱导民众行为。商鞅认为，只要让民众相信赏刑绝对确定，他们就会按要求行动。
这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方法在秦国取得成功，至少确实使之于公元前221年扫灭六国。然众所周知，秦人之落后与原始，可能也使之相对易于管制。 虽然赏刑 在塑造人类行为的任何治道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它们也都有其局限。具备蔚为大观的政府与军队实力，完全独揽于君主，或许有能力以施恩与威慑统治驯化民众。但这些方略不足以使君主控制官员。由此联想到罗马帝国的症结似曾相识：谁能控制将领？罗马帝国禁卫军指挥官作为当时帝国的主宰者，正可随意弑杀皇帝另立新君。
申不害似乎无意于商鞅之法，正如我们目力所及，他从未谈论赏刑。对于圆滑世故的韩人来说，更为精巧的行政控制技术必不可少，而申不害正着力于此。一般认为，秦朝政府以商鞅思想为基础。但饶有趣味的现象是，据列传记载，秦始皇的丞相李斯谈及商鞅，乃视为过往变法人物，但一再提到申不害，视其为行政运作方法的缔造者。
从韩非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申不害执政韩国的背景描述：韩非是韩国贵族后裔，于申不害死后约六十年出生。其学综合申商之说，批判商鞅不任术，而申不害不任法。《韩非子》曰：
问者曰：“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
对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 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讬万乘之劲韩，十七 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
这自然是来自论敌的宣言。为了强调法， 韩非子如此激烈地批判申不害之失，并宣称这是其未能让韩国成为中原霸主的唯一原因。当然，此亦属天方夜谭，在这一论点上，韩非子也未免过于抬举韩国的实力了。
要是如韩非子所言，申不害实际上“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韩国简直就无法存续。但在申不害相韩之时，韩国局势无疑颇为混乱。写于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有一段话予以描述。 这段话开头，实际上与《韩非子》那段的开头几乎相同，但结尾的差别意义深远：
申子者，韩昭釐之佐；韩，晋别国也，地墽民险 ，而介于大国之间，晋国之故礼 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 生焉。
这表明申不害写过关于“刑名”的书，旨在改革统治。
总的看来，我们所知申不害的举措并不详备。显然他整顿政府，这涉及“术”与“刑名”。如果我们想要知道究竟有哪些举措，就必须探究其政治哲学以及运作原则。
关于申不害去世的背景，我们也一无所知。《史记》有两处记载，可知韩昭侯二十二年“申不害卒”。 可以清晰地看到，申不害一直任职直至寿终正寝，而不像当时其他许多官员死于非命。
申不害生平信息的匮乏，与同时代著名的商鞅形成鲜明对比。以迄今日，我们仍可一睹商鞅统治刻薄寡恩品格的某些细节。诚然，描绘商鞅者多仇视其学，或夸大其恶。刻画申不害者亦鲜有善意，故而总是趋于贬低。然关于申不害的批判仍不过总为品格之指摘，而绝无残忍或压迫之控诉。据说商鞅很不得人心，而我们却无从知悉申不害相韩之名誉，不管赞许还是訾议。看来，申不害之学诚以箴诫君主而晦涩不闻。
[1] 参见《水经注》卷二十二（22.31a）。该书引用竹书纪年的一段文字。真本《竹书纪年》是由王国维从诸多著作引文编辑而完成的部分复原工作。参见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16a）。至于今本《竹书纪年》，所有辨伪学者都视之为伪书。参见顾立雅《中国治道之源》（一），第483—485页。
这一事件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238页也有论述。根据传统年表，这场战争发生于公元前343年。按照陈梦家的年表则发生于公元前342年，参见陈梦家《六国纪年》，第31页。
[2] 参见《史记·赵世家》（43.41；沙畹译：《史记》（五），第59—60页）载：“十三年……（赵）成侯与韩昭侯遇上党。”赵成侯十三年按照传统纪年是公元前362年，按照陈梦家（《六国纪年》，第30页）纪年则是公元前361年。韩昭侯不会晚于公元前358年即位。
关于韩昭侯统治时间的复杂问题，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200—202页、陈梦家《六国纪年》第70—71页均有考证。钱穆定为始于公元前362年，陈梦家则定为始于公元前361年。陈梦家的结论更为合理，所以韩昭侯八年就是公元前354年。
[3] 钱穆也于此解释，这意味着申不害此时被任为相，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237页。《韩非子》显然就该事有另一版本：“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将以攻魏。”《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9.13a）；廖文魁译：《韩非子》（一），第304页；《申子》25（a）。这也印证申不害在此时担任韩相。
钱穆认为申不害于公元前355年为相，而这次邯郸之围发生于第二年，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237页。这有可能，但陈梦家的年表则将两件事置于同一年，似乎更妥。陈梦家将《战国策·韩策三》（28.3a；柯润璞译：《战国策》，第494—495页；《申子》26）涉及的“韩人攻宋”事件定于公元前353年，这就非常吻合。
[4] 《史记》载申不害于韩昭侯八年成为相，而死于韩昭侯二十二年。钱穆确定韩昭侯八年于公元前355年，也认为这是申不害为相之年。但是，在申不害的去世时间上，钱穆假定，据《史记》所载定为公元前337年无误，却认为这一年应为韩昭侯二十六年。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202、238页。不过，钱穆似乎从来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证明公元前337年可视为申不害的去世时间。如果他认同《史记》的证据，又调整韩昭侯的统治时间，那么似乎应当认为申不害死于公元前341年才是。
我认为陈梦家的纪年更可取，如果认同其纪年，就可以断定申不害死于公元前340年。要不然，我们就遵从通说，定于公元前337年。
[5] 参见陈梦家《六国纪年》，第81页。这一年份的确定不乏坚实基础，即真本《竹书纪年》载，郑国统治者于梁惠王十七年赴梁（即魏）。参见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15b）；《水经注》卷二十二（22.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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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韩非子·二柄》（2.7a）；廖文魁译：《韩非子》（一），第49页。王先慎在《韩非子集解》（2.8ab）中校改为“杀典冠”，廖文魁之英译本亦从之。不过，王先慎乃据《意林》而校改。但很明显，有如一般汇集引述之类书，往往在其书中大量简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述文本。据此类书校改原始文本尤应谨慎辨别。我颇为认同陈启天在《韩非子校释》第208页注4拒绝这一校改的理由。
与我一样，克罗尔（J.L.Kroll）在《张汤的越宫律》一文第317页对这段话的翻译亦从陈启天之解释。
[7]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