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之旨趣为何？
浅显地回答，可以说他意欲安守本分，维系相位。此言不虚。但若以为他只图明哲保身，则大谬矣。
如果除了自身仕途成功之余别无他求，那么申不害应主张君主委任所有权力于国相，即让自身独揽大权。我们确也发现这种倡议隐含于申不害后学的文本中，即《吕氏春秋》所见理念。其言曰，春秋霸主齐桓公曾深感难以统治，直至委任管仲，事皆决于管仲之后，方觉统治大易。
这只是表明，正如其他哲学家一样，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申不害受到那些自以为忠实追随的后学的误解。在委任大臣的问题上，申不害所述颇为清晰：
夫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妬妻不难破家也，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
申不害进而指出，若未能如此，则君主甚至可能身死国灭。
显然，申不害遵循他为君主所设定的方法，从而“身与公无事”。 他正是奉行这一目标管理韩国，故而使之有序而安全。
一门心思矢志于此，申不害并无意于证明所统治的邦国政府之合法性，而只是力图使之有效运转。他也不旨在宣扬韩昭侯之才干或道德，而纯粹要让臣民服从既有统治。
在中国哲学家中，申不害非同寻常，其无关“道德”的言说可谓独树一帜。在中国，道德判断非惟哲学家之责任，正如贾德纳（Charles S. Gardner）指出，自古以来“史家应秉持政治道德的理念，以适当标准揭恶扬善是史家的职责”。 即便其他法家（所谓“Legalists”）人物，如商鞅与韩非子也谴责广泛认同的道德规范，从而论及道德问题。其中一篇可能蕴含商鞅的思想，说道：“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德” 字于中国哲学及其他著述中俯拾皆是， 却在申不害佚文中未曾出现。而且，申不害也未曾用其他术语表达价值判断，不管褒扬抑或谴责。 当然，这不意味着他本人道德低下或黑白不分。他说，君主应完全无私，以天下福利为己任，从而让人们近之怀之。韩非子则认为“得民之心”为不知治，好的统治应非常严苛，近乎使民众视君主为暴君，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申不害的姿态，或许犹如医生救治病人之难题。至少正常来讲，医生不会询问病人是圣人还是恶棍，因为这与救死扶伤无关。同理，申不害感觉道德议题并不内含于他所面对的难题中。他所关心的是救国，为此急需一批富有才智与技能的官员。至于这些官员是否“道德”，显然与此无关。
这种道德分离看来与科学家姿态有共通之处。进而可以追问，申不害是否其实是哲学家？莫非他不只是一位行政专家，甚或不只是一名政治家？如果当年他只图匡扶韩国，那么确实不过如此。然而，申不害的意义更为深远。在解决或试图化解韩国问题的同时，申不害发展出一套行政的系统与哲学。其表述如此原则化，因而可以应用于其他地方的行政。而且，这一系统及其哲学远不只适用于韩国，亦不仅限于那一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