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乃整个政治体系之枢纽，申子称之为“三寸之机”。其地位举足轻重，“一言定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存文献中，申不害称呼君主时从不用“王”“天子”或“侯”这些称谓——而只用“君”。 在他所处的时代，这种用法即便并非独一无二，似乎也不常见。法家的另一位奠基人，与他同时代的商鞅则更多沿用传统的称呼。
对“君”的指涉象征着申不害正建构一个抽象政府系统的事实；他并非论说任一特定政府或君主。实际上其所说之“君”也不一定是王侯，而是指官僚集团的领袖。申不害对“君”的大部分论述都可适用于首相，甚至共和国总统这些世人眼中权力无限、执掌官僚政治的人身上。尽管申不害说，君主不应委任某一大臣独揽大权，但他本身似即掌控着韩国政府，因此也就承担着其体系中“君”的作用。
申子有时将这一抽象之君描绘为手握无疆之统治权，统领“天下”，也就是全世界，至少是整个中国世界的人。 但实际上，那时并不存在这样的君主。当时仍有周天子，但权力日渐式微。 [1] 申不害似乎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希望中国能再次结合成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并试图建构统治天下的程序。
作为申不害所建体系之中心，君主既是一个抽象体，也是一个理想体。申不害有时称之为“明君”或“圣君”，而“君”几乎永远处于最理想之状态。“智均不相使”似乎暗示君主应当是一国中最有智慧的人。 但申不害十分清楚，实际中达到过这一理想之君主，即便存在，也少之又少。
然而，在申不害关于君主察觉自身困境的描述中，其实也没什么理论化或理想化的内容。人们在做白日梦时大概会认为，当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一定是件非常过瘾的事。但恺撒、斯大林，以及大多数中国皇帝一定都曾想倾其所有，以换取普通国民所享受的安全与和平。
申不害借助下述这一有关传说中英勇无比之人的寓言，以阐明君主的重担及其所处险境：
今使乌获、彭祖负千钧之重，而怀琬琰之美，令孟贲、成荆带干将之剑卫之，行乎幽道，则盗犹偷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贤乎乌获、彭祖，而勇非贤乎孟贲、成荆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
君主必定是彻底孤独的。他必须独自做出所有重要决定；也没有可倚仗的人。 [2] 他必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其周围，全是些迫不及待想要从他的每个举动中为自己谋利的人。申不害说：
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其知见，人饰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司之；其欲见之，人饵之。
又说：
慎而言也，人且知汝；慎而行也，人且随汝。
申子以令人胆寒的笔触描绘了君主大意的后果：
今人君之所以高为城郭而谨门闾之闭者，为寇戎盗贼之至也。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踰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
这并非妄言揣测。它既是历史，也是对未来的预见。只不过今天，大意的官员很少至于丧命丧权，而按照官僚理论，原则仍然是一样的。李曼·布莱森（Lyman Bryson）说：
官员的首要任务是保有权力，以对抗其组织内外的对手。一位学者在首次担任委员会主席的经历中或许会产生这样的想象：一个努力夺权并成功了的人便会为其集团利益考虑，但这只是对权力的一种浪漫幻想。 实际上，他无以气定神闲，而会成为众矢之的。并且某种程度上，报酬越是丰厚，地位越是尊崇，他便只能保持现状，越少能考虑相关事务。
保有大权之艰辛，大概是我们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面对的问题。我们同情被暴君摆布的人，但我们很少考虑到君主的难题，不管他是不是暴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韩非子》曰，下众而上寡。 单单一个人，如何说服或强迫所有臣民均按其意愿行动呢？
公元前1122年，周王朝征服中国，他们宣称，天这一最高主宰令其终结商王朝的统治，因为纣王荒淫无度且残暴百姓。于是，周人得“天命”而治中国。在之后的三百年，人们都相信，是天将中国的统治权交给能造福百姓的人。他可以将此项权力传给子孙后代，直到子孙不再以百姓利益为先。此时天将另授天命，令其反抗并建立新王朝。
然而到申不害时，这一原则已不再能为周王提供有效权威，也不能强化诸如韩国这样的诸侯统治。到战国时，对天的信仰已不再能带来强制性权力，封建的忠诚及对传统的坚守也已消解。因此申不害试图设计出一套工具，使君主可以仅凭行政技术及应用心理学保持统治。
申不害本身并没有留下任何君主应当遵守之行为规范。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近的表述来自于其韩国同胞韩非子。韩非子在描述申子之“术”时说：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3] 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
当然，申不害之“术”包括上述所有要点，但这远非申不害对行政管理准则的全部描述。似乎少有人能真正理解这一点。
我们掌握的只是碎片式的信息，因此很难确定知晓申不害行政哲学的方方面面。但假如他曾简单列出过一份“君主指南”，我们似乎可以合理推断这些指导包含以下十条：
1.独断、客观、公正。
2.任法而不任智。
3.紧操权柄，命臣行其详。
4.无为谦谨，而行动果决。
5.无所不知，但莫拘于琐屑。
6.窜端匿疏。
7.勿示能自奋，矜夸权智。
8.得民之心。
9.因能授官。
10.明法慎令：勿发布不行之令。
让我们逐一探析，发微其义。（以下标题为译者所加）
1.独断、客观、公正
独断、客观、公正的告诫极为重要。申子最精彩的一段论述的主题便关乎此：
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 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凡固之道，身与公无事，无事而天下自极也。
在此段论述中，君主乃一庄严之主宰者，他无须做任何事，而仅在场便可创造一种稳定气氛，使万物自归其位。
类似的论述似乎是在迷惑我们，让我们以为申不害觉得君主应当“统而不治”，但这显然是个错误印象。这一表述常用来描述在政府中并无实权的立宪君主，而这绝非申不害之意图。其理想中的君主应当始终大权在握，但除非事态紧急，并不干涉委任众臣的政府常态运转。
在公元前四世纪犬儒观念盛行的中国，申不害“身与公无事”的表述听来十分奇怪。这也非我们在二十世纪所能期待的言论。然而许多社会科学家都强调主管同化于集体利益的必要性，视之为行政成功的基本条件。沃伦·本尼斯（Warren G.Bennis）便说，成功的主管应“无视其自身目标，将自身发展置之度外，只关注自身之外”。
申不害倡导君主要独断，这与中国最古老也最神圣的传统政治哲学信条相龃龉；这无疑是他不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君主应当恭敬地听取大臣的意见，并小心遵从。这样的观点在孔子之前很久，甚至可能在周朝之前便已存在。 孔子赋予这一信条强大的动力，使之直到二十世纪仍堪称标准原则。并非所有的君主都会听从大臣的意见， 但几乎所有君主都心照不宣，假装纳谏不无裨益。
申不害并无这些矫揉之语。曰，君主不任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为天下主。”更深一步，“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
最后这一论述被理解为诱导君主沉溺于为所欲为。 但是，这有悖于申不害关于君主应当无私的反复论述，也与其学说其他很多内容不符。 他说得很清楚，作为统治者的君主，是天下唯一无需受传统、义务或强力之约束，可仅因事之利做出决断的人。
2.任法而不任智
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
简言之，君主无须在每个问题出现之时，都对其作精细的理论化思考；相反，他只需运用预先安排而心领神会的处理模式即可。但申子的这一基本哲学信条太过复杂又举足轻重，一言难尽。“术”是之后第九章的主题， 因此我们不妨留后详论。
3.紧操权柄，命臣行其详
申子对君主的下一劝诫应为：紧操权柄，命臣行其详。
毫无疑问，君主都希望能始终紧握大权——一旦失败便会有性命之虞。 [4] 韩非子记载申不害说过君主“操杀生之柄”。 申不害自己说：
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
刘向《新序》曰：“申子之书言人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
君主必须时刻监督政治之运作，但他必须不“做”这件事。申子说：
鼓不与於五音，而为五音主； 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治主。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为百当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
这一主题，在当今的行政学专著中俯拾皆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写道：“行政或管理职能的专业化，杜绝了这些职能的负责人同时执行包含在组织目标中的技术性程序，并且因此使主要的执行决定处于‘运作’水平。” 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I.Barnard）说：
避免正式发布，也即除非紧急状况，避免在常规事务外发布繁多的正式命令，这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发布命令或判断的主要执行者很少解决重要问题，尽管他们一直都在履行职责。政客想要避免重大问题（以及将这些问题暴露给对手）的明显意图正是基于对组织的透彻理解。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权威及合作配置（大多为同一个事物）都不会在常规问题上公开分化出太多立场。因此大多数法律、执行性命令、决定等等实际上是众所认可的正式标注——此处人们同意，权威毋庸置疑。
在一个脚注中，巴纳德补充道：“当写下上述这些文字时，我尝试回忆我作为电话公司主管（新泽西贝尔电话公司总裁）近两年主动做出的重要的常规决定。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尽管回顾记录时我发现了好几个。”
4.无为谦谨，而行动果决
申不害的许多说法都暗示君主应当无为谦谨，但一旦有所行动就应当果决。 他不断告诉我们，君主“不要作为”，也即“无为”。 然而，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为君主什么也不做。比如，从申不害说君主当以“无为”规制大臣的那段话中便清晰可见。 很明显，当申不害倡导无为时，他是说君主通常不为，只在不可避免，且情势迫使时才有所行动。 同样，申不害也告诉我们“凡因之道（君主之道全在于因循）”。 但这也不是在劝诫君主应当同意所有事情——这恰恰是申不害明确反对的。 无疑，这更可能是在说，除了少数应慎之又慎的情况，君主通常情况下应允许大臣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在君主同意之下批准执行。
申子有句话很好地概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这句话的中文极为难懂，但我自信理解还算正确：
明君治国，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故一言定而天下正，一言倚而天下靡。
无独有偶，弗兰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同申不害一样，既是实践政治家也是政治哲学家，他对“无为”作用的评论妙趣横生：
多次在政府任职管理的履历使我观察到，每当我想让大家和睦相处，民情内部呈现出和谐，等等，在我自己采取行动之前，先让双方充分地争吵辩论，旷日持久下来，总是大有裨益的。最后，双方都累得人仰马翻的时候，他们会求着你出面调和。于是，在他们的邀请之下，我满载盛誉，不露丝毫个人野心的痕迹，可以把起初看来毫无希望办成的事，做得滴水不漏。
5.无所不知，但莫拘于琐屑
申不害同样坚持君主必须对其国了如指掌，又不拘执于琐屑。他警告说，若是允许大臣控制、限制君主的所见所闻，则君主定会失国。 但另一方面，对君主来说，妄图无所不知却也是同样致命的。韩昭侯曾试图表现得无所不能，申不害对此的看法，我们之前也已论及。当韩昭侯能够通过猪嚎识别它时，身边侍臣深感敬佩。申不害却说：
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 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
那么，君主该如何做到无所不知呢？惟修其“数”。 此处之技术太过复杂，因此我们必须留待后文充分论述。 简言之，君主应当将国内那些数不胜数的事项按类分组，而后用报告或统计这样的工具熟习这些事物，而非纯靠个人的监督。
圭恰迪尼对此洞若观火：
据说假如不是事无巨细了解透彻，就做不出良好的判断。但是我却常常见到判断力很差的人在只知道事情的大致轮廓时，做出了比通晓所有细节时更好的判断。因为观其大略时，恰当的结论常常会自己浮现出来；而当他耳朵里灌满了细节时，他会为此困惑不已。
6.窜端匿疏
申子说，善为主者应“窜端匿疏”。 因为这一保密原则，申不害成了众矢之的，但其中不无过当之论。梁启超由此将申不害与马基雅维里相提并论，盖有失公允。马基雅维里一贯容许并鼓吹言行不一；申不害却从不如此。 而且，言行不一是一回事，对自己的观点秘而不宣则是另一回事。
为理解这段文字，我们必须将其置于上下文语境中考察：
故善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设於不敢，藏於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即指愿意成为他的臣民）。
此处，申不害仍然是在关心被唯利是图之人所包围的孤家寡人。因此说，君主不能让旁人窥见其所思所想。
这一原则不可避免地遭到儒家的批判。荀子说：
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上周密则下疑玄矣，上幽险则下渐诈矣，上偏曲则下比周矣……是乱之所由作也。
这本质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观念。西周天子的统治方式与秦朝以降的身居龙椅者殊为不同。周天子扮演的是一个很个体化的角色，肩负诸多政府职能，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大臣，巡游国内、四处征讨以显示人前，与其主要封臣诸侯进行社交。 孔子及儒家便以西周天子之角色为理想， 且认为所有君主都当如此行为：开诚布公，与所有大臣都能坦诚相对。但有如申不害这样的人则深感政府不能再以此种模式运作。他们认为，统治已俨然成为十分庞大复杂的事务。君主非但不能再事必躬亲，甚至若不借助特定原则也无从进行监督。只有官僚政府可以处理此类问题。且申不害相信，在这样的官僚政府中，保密是必须的。
今日，许多论述官僚主义的人似乎都赞成申不害的观点。马克斯·韦伯写道：“在官僚政治中，‘官方机密’的观念绝不少见，这就是其典型特征。”罗伯特·金·莫顿（Robert K.Merton）说：“所谓官僚政治，就是几乎完全拒绝公众对其技术进行讨论的一种行政管理，尽管公众可能会讨论其政策。” 沃伦·本尼斯写道：
在一些通俗化了的人际关系著作中，有这样一种甚为流行的观点，即领导者应当被其下属“喜爱”，“与大家打成一片”，还有这一主题的其他表达方式。贝尔斯的发现显示出对这一观点的某些质疑，亦即，影响至大的人似乎也遭受强烈的消极反馈。相关精神状态问题也如影随形，即生产性的工作充当着抗争于领导者的某些功能，尽管无确切证据……人们似乎趋向于以为，下属总是想要同上级关系密切，而上级则常常无意于此。费德勒的研究率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可以断言，来自同事及同伴的好感将会随着同上级的亲近而减少。
到现在为止，我们提到的行政管理中的保密，就是指对下属隐瞒部分信息，这种保密受到一些有理有据的谴责。 但还有另一种与统治术有关的保密，也为申不害所论及。彼得·布劳（Peter M.Blau）不赞成“操纵之术”， 他说这些只能暂时有效。“因为早晚会有敏锐之人看穿这种伎俩，而且他也不太可能保守这一秘密。一旦被识破，这种操纵之术就会产生相反的作用。”
这确实不假。然而事实是，每一个成功的管理者都有不得不采用那些最无害的“操纵之术”的时候。他们迫切期望，一大群职员中，每个人都能始终以“合理”的方式行事。有些时候，管理者不得不这么做，比如设法让反对他的下属提出一个理想的行动方案，并作出声明，为此保证。这是一种成功典范，但是愚蠢到向集体内任一职员吹嘘此事的管理者必将不会长久。
某种程度的保密对成功的科层管理来说不可或缺，这可能有些令人厌恶，却可谓颠扑不破。只是若是施行太过，它也会弄巧成拙，有损自身，且申不害提倡的那种保密程度在我们今天的任何环境中几乎毫无用武之地。在他当时具体条件下的保密程度该如何调整，则难以确定。
在某些方面，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战国时期有些相似，圭恰迪尼有些对保密的评论会让人联想到申不害的话：
君主，甚或是参与国家大事的任何人，对那些不宜外露的事情，不光要保守秘密，而且还要君臣上下，事无巨细，均保持缄口不言。只有那些适宜公布的事情，可以例外。君民左右对君主的事务毫无所知时，他们就会胡乱猜测，好奇心十足，君主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很敏感。
7.勿示能自奋，矜夸权智
申不害的许多说法都在论述或暗示，君主不得吹嘘其权力或智力。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发现： “社会很少容忍对自身厚颜无耻而直白的夸大……珍视权力的人务必获得某种程度的社会认可，否则不具有合法性。” 这可能都是些再普通不过的感受，然而有许多君主，不论失败还是成功，都以相反的方式行事。恺撒若是能不那么匆忙地接受并宣显其权力标志，或许能活得更长点儿。
除了个人安全外，还有其他理由使申不害相信君主不应展示其权力和能力。实际中，这么做很快会使君主陷入同其他人，尤其是与大臣的竞争中。申子曰：“智均不相使，力均不相胜。” 在一场关于智力或强力的对决中，君主不可能保证能击败所有臣民。
更深一层的原因也绝非无关紧要。如果君主参与到与大臣的竞争中，而大臣中又没人试图超越且代替君主，他们便不具有能动性：他们将会坐等君主领导一切事情。这将会极大地缩减政府的行政权力。
8.得民之心
申不害关于君主应当得民之心的论述，通常与惯称为法家的原则形成强烈对比。
《商君书》中最早篇目之一有言：“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民弱国强。” 韩非子说：“明主……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 [5] 他还说：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百姓为秦王病愈而杀牛塞祷，昭王听闻后“訾之人二甲”，因为他认为民爱君主不利于政府统治。
至于为什么百姓对申子之“君”亲之怀之，必须承认，原因颇为奇特。
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於不盈，设於不敢，藏於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
这听起来类似儒家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不像申不害头脑冷静的典型进路。 然而，他确实从不像其他法家一样提倡压迫民众。申不害从不像《商君书》一样主张使民苦生，从而百姓见战赏之多则忘死。 事实可能是，在当时大多数诸侯国中，暴政甚多，以至于申不害相信，一个并不残暴的君主可能会在对比之下更为吸引百姓。 马基雅维里观察发现，对于君主来说，保持与人民的友谊十分容易，“人民只是希望不受压迫。”
紧跟着上段文字的下一段似乎更为奇怪。申不害继续说：
示人有余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
此处，他似乎是在说，如果君主示人以软弱无力，不堪一击，那么他的臣民便会赶来护卫。在申不害的其他论述中，君主身边虎狼环伺，因而这一观点便显得奇怪。或许，我们只能这样理解，如申不害反复强调的，君主不可能以一己强力护卫自身；他必须更多地倚仗“无为”及技术。
9.因能授官
较易理解的是，申不害坚持君主应当只根据能力、成就以及资历任命官员。对我们来说这可能稀松平常，但在古代中国，这绝不是常规操作，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赫尔曼·芬纳（Herman Finer）描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公务员制度：
它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庸碌无能，人们通常认为公务员是为那些太过愚蠢而无法在职业竞争中获胜的年轻男子以及已然失败的老人准备的最后谋生机会。1840年，财政部为其下所有部门做出一项规定：“担任主任的公务员应具备能够胜任的复式记账能力。”但没有人遵守这一规定。那些步入公务员行列以此为业的人，惯常地被有背景的候选人骗取晋升高位的机会。
如我们所见，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各国大臣大多是贵族成员，有些仍为世卿世禄。 但择优任命的趋势也初见端倪。孔子对此贡献良多。他招收某些出身低下但有能力之人作他的学生或“弟子”，并培养他们入仕；其中一些人在之后担任了重要职位。 但是，任命仍非总以能力为标准。公元前五世纪时，墨子就抱怨道，君主任命官员的标准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
我们看到，韩非子列举了部分申不害关于君主行为的主要原则，即必须“因任而授官”，并“课群臣之能者”。 申不害自己就建议韩昭侯勿听左右之请，而仅仅根据能力、成就和资历任命。 他似乎还设计了一个衡量候选人是否适合该职位的客观技术，但我们对此种技术只略知一二。
君主不应允许大臣掌握主导权力，这一诫命显然是一种谨慎措施， 但遗憾的是许多人对此置若罔闻。韩非子提到，齐桓公欲立管仲为仲父，此时另一大臣东郭牙问齐桓公：
“以管仲之智为能谋天下乎？”公曰：“能。”“以断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若知能谋天下，断敢行大事，君因属之国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势，以治齐国，得无危乎？”公曰：“善。” 乃令隰朋治内，管仲治外以相参。
马基雅维里观察到，把事务的主导权全权交给一个人的君主不会统治长久，因为他的大臣会“很快夺取他的国家”。
10.明法慎令：勿发布不行之令
“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令。” 申子的这一警句看似简单，含义却十分丰富。此处，申不害是在阐述“权威”的本质，这是社会科学家们经常讨论的主题。塔尔科特·帕森斯说：“‘权威’这一专业术语的一般领域是人类行为科学中几个分支，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几个学科之间的重要交叉领域。” 马克斯·韦伯和切斯特·巴纳德都用不同的语言陈述了申不害这一警句的本质。 [6] 这个观点有时被视为一种大胆的创新，并在社会科学文献中引发广泛讨论。
在《管子》这部兼收并蓄的著作中，有句话似乎便由申子这一警句衍生，此句所在的篇章大概可追溯至申不害之后一百年。 这句话为：“衔命者，君之尊也。” 《管子》中后成的一篇中对本句解释如下：“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
但是，这绝非申不害的思想意旨。韩非子此语一针见血：“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将听民而已矣。” 若君主仅颁布那些讨得众人一致喜欢的命令，那么他的统治不可能长久。举例来说，很少有人喜欢纳税。然而，也只有少数人拒绝缴税，这很幸运，毕竟收税员和执法人员已不足以应付那些常规的坚决拒缴事端。
毕竟申不害主张君主对政府进行不懈、谨慎的监督，从而不太可能认为君主可以避免有时发布招人厌恶的命令。任一行政者都不免于此。但申不害说，主宰者必须衡量具体情形。按照无为之原则，只要确实可以不作为，就根本无须发布任何命令。他必须寡言少语，毕竟一旦开口，“一言”便可影响天下。 在发布命令之前，君主务必小心翼翼地考虑所有情况，并事先确定所言之预期效果。
[1] 在申不害执政期间，周显王（公元前368—前321年）在位，《史记》的周本纪只记载他曾“贺秦献公”，“贺秦惠王”；致文武胙于秦孝公、秦惠王，且“致伯于秦孝公”。参见《史记·周本纪》（4.82—83）；沙畹译：《史记》（一），第303—304页。
60
[2] 参见《申子》18、19、20。
61
[3] 参见本书第123—124页。
63
[4] 参见《申子》1（2）。
66
[5] 《韩非子·六反》（18.2b—3a）；廖文魁译：《韩非子》（二），第241—242页。
74
[6] 韦伯在《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第152页写道：“‘权威’就是某一特定人群服从某一内容具体的命令的概率。”我对这一翻译稍作了些修改，韦伯原来的术语是Herrschaft，在译本中译为“强制性控制”（imperative control）。但译者塔尔科特·帕森斯在一个脚注中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权威’是既准确又不失严谨的翻译。”
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第165页写道：“权威是正式组织中的交流（秩序）的特征，在这一组织中，这种权威为组织的参与者或参与行为受组织指导的‘成员’所接受；也就是说，只要涉及组织，权威便会指导或决定他该做什么与不该做什么……如果一番传达命令的交流被其对象接受，那针对该对象的权威便确认或建立了……因此，根据这一定义，关于一个命令是否具有权威取决于该命令所针对的对象，而不取决于‘有权威之人’或那些发出该命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