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申不害思想对汉代 （始于公元前206年）以前的影响已属不易，在这之后，更是不太可能。申不害的很多理念或者类似的理念被其他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派的荀子所取代。我们发现汉人主张这些理念时，往往不可能辨别哪些是渊源于申不害的思想。正如我们所见，汉朝几乎原封不动地沿袭秦代的政府架构，而这反映了申不害的思想。
在汉朝的前几十年，人们对秦朝保持着一种微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汉人几乎纷纷谴责秦朝，这种态度无疑发自内心。在当时的中国，大部分人总是将秦人视为蛮夷，而且秦朝在其短暂的执政时期所施加的暴政，更是加深了这种印象。秦国给周朝致命一击后，中国从此形成庞大的帝国和统一的民族。而在许多方面，周朝早期是一个繁荣的时期，几百年的华章和传统的积累造就了一个黄金时代。汉朝统治者们自然将自己塑造成拯救者，将中国文化和周朝机制从秦朝的统治中解救出来。他们自称很多治国方略乃周道复兴。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沿自周朝，而在一些方面则不是。不过，如此维系于传统，也是第一个由平民所建立的中国王朝所迫切需要的。
汉朝的开创者史称汉高祖 ，是一位精湛的政治家。当他还只是起义军将领时，领军深入秦都咸阳，召集秦地各县豪杰，曰：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
理所当然，秦民大喜。
“秦”这个名字至此成为残暴、颓败、野蛮等的代名词。在这个帝国崩塌的一百年后，司马迁写道：
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事实上，汉朝几乎在每个方面都尽可能地继承秦朝的行政体制。 这也是别无选择。中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而秦朝的行政制度是自古以来唯一精心设计的，或者说是可以持久运作的制度，从而使偌大国家能为高度集权的政府所掌控。
在汉初，唯有曾任职于秦朝的官员才知道如何管理政府，汉高祖也毫不犹豫地任用这批人士，毕竟，他自己亦曾在秦朝的统治下当过一名小官。这批人士中，最重要的官员便是萧何。
萧何是汉高祖的朋友及同乡，在秦朝以文才任所在县的县吏。后来，他成为泗水郡卒史，给该郡御史留下很好的印象。据说，该御史打算入朝进言征辟萧何，萧何一再辞谢。这颇有可能，或许萧何意识到，当时并非进一步身系秦政府的好时机。公元前209年，萧何作为助手加入高祖的起义军中，其后一直追随高祖。当高祖率领军队进入咸阳之时，将领们争先奔向府库，分取金帛财物。“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在后世，这些被证明是无价之宝。萧何开始担任汉丞相之职，直至高祖去世的2年后于公元前193年去世。
德效骞如此评价萧何：
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行政长官，当高祖领兵出外征战时，他以丞相身份治理关中 。因此，萧何替高祖管理大本营，供应前方军需。他还制定颁布汉朝的基本法律，组建政府组织。他将此职务做得如此之好，以致后来的半个世纪里，继任者们都只能是萧规曹随。萧何及其班子构成如此俭约的政府行政体制，最终成就汉高祖的丰功伟业。
高祖宣布废除秦律， 取而代之的是“约法三章”。这是一种绝妙的公关套路，却不可能奉作行政政策。汉初的历史告诉我们：“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可能看起来，新的律九章是汉高祖约法三章的3倍。但是，何四维认为，萧何九章律的性质已无法确定，尽管实际上看来应是内容广泛的律典。
我们又看到，秦朝大约在公元前213年颁布实行的挟书律，到公元前191年被废除。 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秦律事实上是否已经被完全废除？不断有人（尤其是儒家学者）抱怨汉政府的执政之道和实行的律令延续秦朝旧习。但是，尽管很少有人敢为秦辩护，执政者也未对秦制进行显著的改革。
因为人们对秦有强烈的抵触心理，且申不害的名字已经与其联系在一起，我们可能以为，在汉初没人研究其学说，或者至少不予承认。但是，据约公元前100年成书的《史记》载：“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 而且，在公元前141年，由于申不害这个名字列于被取缔学者名单的首位，那些治申不害等人之学的贤良被罢，可以想见当时肯定有数量可观的人受其学说的影响。
然而，我们发现，直到汉文帝时期，才有号称师从申不害学说的人。其间深受文帝器重者有三， 且据史书记载，汉文帝自己“本好刑名之言”，即申子之学。
人们普遍倾向认为，汉文帝是无足轻重的。王毓铨在关于汉朝政府的卓越研究中写道：
朝堂大臣们企图限制皇帝的权力，使之成为傀儡。从公元前194年至前141年（包含文帝在位的一个时期），国家都是由汉高祖的子孙所统治，并由高祖当年的助手和朋友作为主要官员共治。老臣们对待皇帝，就像一个人的好友对待他小孩一样。这种情况要求君是贤君，臣是忠臣。这一时期的皇帝在政治决策中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主动权。
然而，如果仔细考察文帝统治时期，我相信就会发现，从权力或者行动自由受到限制时起，汉文帝所做之事比表面看起来多得多，只不过总是如履薄冰。
不管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文帝似乎都在遵循申不害的一些指导。《汉书》曰：“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 申子曰：
故善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设於不敢，藏於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示人有余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静者安。
申子亦云，睿智的君王应对其大臣说：“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之。”
为了体察文帝了然于心的自身处境，我们务必回溯历史。虽然，汉朝正式建立于公元前206年，但当时汉高祖还远未称霸中国。刘邦只是为数众多的起义军将领之一，且非首屈一指。他不得不继续战斗，有时侥幸逃脱，直到其劲敌项羽在公元前202年败亡。到那一年，刘邦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当时，刘邦的地位可谓岌岌可危。不同于之前的中国统治者，刘邦没有显赫的先祖，只是农民出身。 因此，其地位有赖于自身能力。刘邦曾当众承认，在追随者中，有一些人在运筹帷幄、行军打仗和管理国家方面优于自己，但也坦言“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所以说皇帝实际上是由一小群勇敢的冒险家选出的，而这些人也是在秦政权崩塌后的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的。他们彼此互不信任，也确有理由互不信任。但是他们又觉得必须从中推选一位天子；可问题是，要选谁呢？之所以选择高祖，大概有两大原因。首先，大家对他的能力有信心，且相信不会给大家造成灭顶之灾。其次，相较而言，大家似乎对他的不信任感较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家打算将所有的好处拱手相送，而作为拥立者却一无所获，实际情况完全相反。
高祖天生傲慢专横。毋庸置疑，刘邦会崇尚秦始皇式的绝对统治，尽管肯定不至那般残酷。但他不能如此。秦朝之所以被斥责的原因之一， 就是未能分封诸侯。当高祖还在领军作战时，务必承诺给予合作人封地以确保追随拥护；成为皇帝之后，为了防止叛乱，他不得不给予更多封地。
在统治上，高祖也不得不兑现之前的承诺，毕竟自己是那个唯一赢得帝位的人。对于高祖，德效骞这样写道：
在即位不久，他采取了一种不主动的做法，即不主动分封他的任何亲戚或儿子，而只是根据其追随者的建议行事。当然，对于皇帝想要做的事，也总是可以给予暗示。然而，皇帝只在别人的建议下才采取行动的做法，成为了皇权绝对主义的一种制约。起初，这似乎仅限于对皇帝儿子的分封，但后来又延伸到其他重要的事情，制定颁布行政措施的标准做法，甚至是任命皇后。对于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一些官员或集团就会奏请皇帝，于是皇帝予以奏准。
王毓铨则指出以皇帝或太后名义召开廷议的重要性。廷议是对重要事项进行商讨，通常由高官和诸侯组成。王毓铨说：
西汉时期的廷议是一个审议国家政事的机构，无论是关于军事还是民生问题。它是一个跨部门的机构，拥有高于丞相和摄政大臣的权力。其决策基于多数人的意见，而不考虑每一方个人的地位或级别如何。一般来说，他们的建言都会被皇帝采纳。
公元前74年，大臣们甚至废黜皇帝，但那属于极端特例。 毕竟在正常时期，大臣权力在高祖死后已臻于极盛，那时政府权力仍然掌握在这些帮高祖打天下的功臣手中。相较于仅仅靠继承而获得皇位的新君，他们觉得自己不但 更年长睿智，而且更有权统治这个国家。
高祖将封地作为对最能干的（也是最危险的）战友们的奖赏，这能延缓动乱，却未能消除。当他取得皇位时，就有七个位极人臣的诸侯王，且无一位是皇帝的亲戚。 由于被指控谋反或意图谋反，他们被逐个剪灭（除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王），取而代之的是皇帝的血亲。高祖晚年间，这些争夺无处不在，有时还引发战争。当他去世时，有九个诸侯王为同姓王。
公元前195年，高祖去世，儿子惠帝即位。惠帝虽宽和仁爱，却生性软弱，根本无法与其母吕太后抗衡。吕后聪明能干，却又极其残忍。作为高祖糟糠之妻，她与高祖同甘共苦，辅助其平定天下，甚至在高祖不在之时管理政事。在朝堂上，她逐步聚集一股强大的势力，即由其某些家族成员构成的诸吕集团。于是，吕后成为朝廷的真正实权者，她的杀戮和残忍，导致儿子惠帝精神崩溃，从而掌管朝廷的实权落入其手。惠帝在公元前188年驾崩后，吕后控制了年幼的继位者，接管朝政，临朝称制。她进一步巩固诸吕的地位，任命一个侄子为丞相，另一侄子为上将军，进而掌控军政大权。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诸吕阴谋叛乱。于是，许多官员与诸侯王联合起来，平定诸吕之乱。
从公元前194年到 公元前141年间，即汉高祖刚去世到汉武帝刚即位的这段时期，通常认为相对次要。前文已述，我们看到，王毓铨评价这一时期的君主“在政治决策中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主动权”。华兹生说：“对于整个王朝来说，这是相对平淡无奇的几年。”德效骞称文帝是“一个道德上令人钦佩，但又略显软弱的人”。
然而，在我看来，这段时期不仅对于汉朝，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历史而言，都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代。倘若这些年，尤其是文帝统治期间，朝着不同轨道运行，那么肇始于秦朝的行政体制就会消失，也不会发展成存续两千年的中国帝制。这绝非危言耸听。
在秦政权崩塌后，百姓十分乐意在相对自由与和平的统治下安稳生活。在推翻秦朝之前，引领起义的冒险家们必然勠力同心；一旦目标实现，则各怀异志，开始分崩离析。汉高祖想方设法控制他们，或者极尽手段铲除那些无法控制的人。结果，人们逐渐接受这一事实，即整个王朝是属于高祖家族，即刘氏及其臣僚。
汉高祖和中国都非常幸运，因有高祖的故友、全能的官员——萧何。比起作战，他的才能特点更多展现在后勤和财政方面。在王朝取得胜利时，高祖授予萧何最高的奖赏，以致军中功臣抱怨：“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高祖则指出，如果没有萧何组织和指导，他们就不会取得如此成就。
如前所述，萧何一直任汉朝丞相，高祖去世后也如此，直到两年后他自己去世。毫无疑问，萧何挽救了秦朝大部分的政府体制。而在这十几年的 时间里，他也必定出类拔萃，组建政府组织，维持政府运转，使之能在其身后继续发展。
萧何的继任者是曹参，在高祖的臣属中被视为位居其次的功臣。作为一名将军，曹参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且多次取得胜战。但作为一名官员，他似乎更关心如何避免各种麻烦。在任汉丞相时，曹参沉迷于饮酒，甚至令人侧目。当惠帝指责其玩忽职守时，曹参给这位年轻皇帝上了一堂课。曹参说，萧何时法令既明，他和下属们的职责就是遵循法令。皇帝则垂拱而治而已。
在担任汉朝丞相三年后，曹参去世， 而下一任丞相是王陵。同为高祖早期臣属的王陵少文任气，也并无任何迹象透露其具有行政能力。高祖曾经说过，“王陵少憨”。但他为人真诚，且直言不讳，可这在吕后当政时不是什么好事。王陵为相两年之后，惠帝驾崩，正如我们所见，吕后临朝称制。她想立吕氏之人为王，问王陵，王陵曰：“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
太后当然很不高兴。可关键是，即使是这位令人胆寒的女主，也不能直接反驳这位高祖的旧臣。于是她佯迁王陵为年幼皇帝的太傅，实则剥夺相权。王陵因此称病辞职，几年后便去世了。
当时，王陵担任的是汉朝右丞相一职。汉朝丞相有时是一位，有时是两位。当有 两位丞相时，右丞相的权力最高。在王陵的任期内，左丞相陈平是一位完全不同的人。在反秦期间，陈平在加入高祖阵营前曾事另外两人，却因得罪被迫逃亡。陈平是一个有才干的将军，特别善于谋划诈术和计谋，这也是他能屡为高祖建功的原因。司马迁写道，陈平“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之”。高祖曾说过，陈平“智有余，难独任”。
吕后被王陵回绝后，问陈平立吕氏为王是否合适。陈平回答，这无所不可。于是太后迁为右丞相，取代王陵。陈平为相时，吕氏族人被安插到各职位上，从而促使吕氏一族权力得以巩固。
当时的军事大权掌握在太尉周勃手中。他也是高祖的同乡，曾是高祖麾下一名能干的将军。据记载，高祖曾听说周勃“为人木强敦厚”“少文厚重”，但还是认为可属大事。据说高祖曾言，“然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果真如此，高祖之相人就近乎完美了。
周勃曾指责陈平是一个反复不忠之人；陈平任右丞相后，周勃却附和陈平，奉承吕后，表示立吕氏族人为王确实相当合适。但在吕后统治末期，陈平和周勃开始意识到，如果吕氏取代刘氏及其追随者掌握政权，他们也会受打压。这点在相权和军权落入诸吕手中时，变得格外明显。
于是，陈平和周勃密谋铲除诸吕。（当然，他们这时声称，早前只是假装与诸吕合作。）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后，诡计与声势双管齐下，诸吕被剥除权力，且几乎没有反抗，就被诛杀殆尽。
作为高祖仍然在世臣属中的佼佼者，陈平和周勃挽救了刘氏家族的天下，俨然成为其时中国的主宰者。但是为了行使权力，他们必须拥戴一位刘氏族人，以便以其名义统治天下。那么，应当是哪位刘氏族人呢？大臣们密谋此事——毕竟当时还有一位由吕后最后册立的少帝在位。
中国的继承规则一直很模糊，尽管学者们讳言于此；而一般承认，长子拥有某种诉求，即便不作为一种权利。高祖长子刘肥的继承者是齐哀王刘襄；因此，有人主张他是顺理成章的继承人。但齐哀王是一个有才能又有威严的人，也有一群有才能的谋臣。吕后死后，他向诸侯王表明对吕氏的谴责，并宣布将率军进京讨伐吕氏。刘襄运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计谋充实军力，进而开始向帝都进军。这可能是一个既在阴谋诡计方面匹敌陈平，又统兵打仗方面媲美周勃的人。朝廷重臣一致反对选择这一叱咤风云者（fire—eater）作为皇帝。有人指出，刘氏社稷刚摆脱皇帝母家野心操纵的危机，而齐哀王母家驷钧亦为恶戾之人。于是，刘襄被否决。
提议的另一位是高祖的第七子——刘长。他的母亲卷入一系列悲惨的灾难中，而且遭受严重的虐待；刘长出生后不久，她就自杀了。这使刘长心中苦闷， 也无疑变得乖张。后来在孝文帝三年，性格骄蹇刚横的刘长认为前丞相郦食其与其母之死有关，故而椎杀之。因而，在此之前被考虑作为皇帝候选人时，刘长的性情想必也是众所周知了。他不被考虑的原因是年纪尚浅，而其母家亦恶——尽管他母亲本人被害多于害人。
皇位继承人的选择终于落到高祖的第四子刘恒身上，他是高祖仍在世的儿子中最年长的。公元前196年，刘恒被封为北方代国之王。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仁孝宽厚的人。然而，吕后去世前一年曾谴使告代王，欲徙王于赵，代王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迁都易主是一种寻常的手段，可以防止地方坐大，盘根错节。此外，代国是边境地区，朝廷难以掌控；毋庸置疑，吕后想把刘恒转移到一个更易攻击的地方。但他谢绝了，并解释说愿留在代国保卫边境。吕后亦未能坚持。 尽管如此，刘恒还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时，性格很好，照料病母之事也成为典范而闻名于世。 在那些皇帝候选人中，他无疑是最易受控制的。陈平和周勃也必定十分欣悦。大臣皆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
于是，陈平和周勃派人召代王进京登基。代王的左右 半信半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吕后时期，召唤进京有时就是应召赴死，而现在掌权者也很难称得上可信赖之人。然而，这位年轻的王最终还是被说服进京。在迎接代王进入未央宫之前，必定需要经过一番“清理”——也就是说，那最后一位由皇太后册立的皇帝必须清除。迁移杀害少帝后，刘恒登基成为文帝。 对其统治生涯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心安理得的开篇。
当时的中国经济繁荣。为了能使天下自秦朝统治和内战后得以恢复，以及得到百姓的支持，汉朝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无为而治。虽然在统治阶层中存在严重斗争，但这些斗争几乎从未导致公然混战，因此国家无兵戈之乱。13年来，政府一直没有一位精干的行政领导人，但政府仍然组织妥当，并持续运转。我们也了解一些官位较低却有才干的官员，当时必定还有很多，只是缺乏历史记载。
公元前180年，中国还是面临一番抉择。汉室取得最终的胜利，但不是靠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力量，而是一个联盟。核心人物高祖早已驾崩，当时以其名专权的吕后也已去世。同样，高祖那些最有才能和智慧的臣属均已不在人世。那些在世的近亲们，则常认为自己至少和刘恒一样配得上皇位，毕竟刘恒是被一个阴谋集团推上皇位的。即使他们不能拥有皇位，至少也不能任凭自主性被一个权力存疑的朝廷所侵犯。
行政结构的弱化，不是由于设计上的问题，而是因为无法避免分封诸侯的势所必然。朝廷为每个诸侯国指派相国，要求密切监视这些诸侯王；但事实表明，这并不总 能防止叛乱。除了这种监督外，一国之王可以独立管理自己的领地。如果中国要继续成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朝廷就必须加强对诸侯国的管辖，但任何集权的企图都可能引发公然的叛乱。
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卓有成效、高速运转的政府。然而，任命高祖旧臣为公卿的传统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文帝是由一代谋士陈平和一介武夫周勃扶持上位的。这两人均非行政家，且皆是自利不忠之人。可文帝别无选择，只能将管理政府的职责悉数委任，甚或授以权柄。否则，他们会再行废立，虽相比弑少帝麻烦较多，但也无关紧要。
于是，汉文帝任命陈平和周勃为丞相。因为周勃诛灭吕氏的功劳，陈平请求将最高的职位让予周勃，故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虽然文帝行事拖沓，但在一个具有重要决定意义的领域却十分果断。就在登基当天，他任命代国中尉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军。
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周勃很难想象有一天会成为政府最高长官右丞相。 按史料所述，虽然文帝谦逊退让待之，周勃却“有骄主色”， 尽管并不显著。不过，这持续不长。《史记》载：
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
勃谢曰：“不知。”
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
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
上曰：“主者谓谁？”
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
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
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 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孝文帝乃称善。
陈平对此不以为意，而周勃却深受震动。他越来越担忧，最后 以生病为由请辞相位，皇帝恩准，自此，陈平一人专任丞相之职。
陈平专任丞相，时间不及一年。当此之时，契机不期而至，陈平薨，历史就这么真实而奇妙，文帝之难迎刃而解。
要是比文帝稍缺谨慎之心的人，肯定会为摆脱这两名难臣而感到欣喜。但文帝恰恰相反，他重新召回周勃，再次任命为丞相。大约同一时期，皇帝下诏，命居住在都城的列侯都必须回到自己的封地。究其意图，乃所谓的消除因列侯不在封邑而无由教训其民，也有可能是为了将一些潜在的忧患赶出京都。此诏指向明确，而且肯定不涉及那些在朝廷任职的列侯。然而，在13个月之后，文帝又下诏曰：
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
遂免丞相勃，遣就国。
周勃从此心惊胆战。他害怕被处死，所以出行都身披铠甲，并让家人带着武器陪护。当然，周勃还是被怀疑意图谋反而下狱。一进监狱，周勃就向狱吏行贿，并恳请几名位高权重的朋友求情。而皇帝让他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就予赦免并恢复爵位和食邑。周勃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此后，他才得以安度晚年。
汉文帝消除周勃威胁的方式，完美呈现了申不害“督责”与“无为可以规之”的原则。正因如此，这些特殊事件已经过仔细考究。但是，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文帝在其他很多方面的“无为”而治，并不意味着有失强硬。无论是文帝，还是他所处之统一王朝，都处于非常脆弱和微妙的状态。他极度谨慎地不去做任何引发灾难的事情，但同样也常凭此遂其所愿。
汉文帝深获后世盛赞。事实上，文帝不是道德圣人， 甚至也非总是很明智。但总体上，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皇帝相比，他既仁厚又有才能。后世不乏因文帝之赞誉而烦扰者，其中就有刘向。汉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问他：后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几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语何从生？刘向答曰：
生于言事。文帝礼言事者，不伤其意，群臣无小大，至即便从容言，上止辇听之，其言可者称善，不可者喜笑而已。
文帝之行或许是遵循申不害之训言，也可能不是，但确实与之同符合契。
尽管汉文帝急于改革政府，但也不得不任命高祖曾经的臣属作为丞相。 在周勃之后， 他任命军人出身的灌婴为丞相。灌婴在任职一年后去世。 继任的丞相是张苍。虽然对张苍的任命乃严格遵循先例，但文帝对此确实也乐见其成。张苍是一位好书之人，在追随高祖之前，曾是秦朝的一名御史。高祖命他担任过很多封邑的相国，所以行政方面的经验十分丰富。在萧何丞相府中，张苍负责管理各郡国呈上的计簿。随后担任御史大夫，这职位在拥戴大臣中是位列第四。他一直任御史大夫，直到公元前176年成为丞相。张苍显然是一位学者，据说在调节乐调和工具度量上贡献良多。他在公元前162年辞去职务，据传此时已年过九旬。
当时在高祖旧臣中，很难找到能胜任的人。但文帝还是按规矩任命申屠嘉为在位时的最后一任丞相。申屠嘉曾是跟随高祖的弓弩手，从低级职位逐步升迁，但大多都是军职。他没什么学问和才能，却十分廉洁正直。
虽然汉文帝选任丞相的自由受惯例限制，但其行事却似乎依循申不害之训诫，即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 他寻求广泛的建议。一位谏臣的故事告诉我们，皇帝试图延揽整个国家的能人智士。 在这一点上，文帝确实相当成功。谏臣们为他提供各方各面的建议。其中有三人，我们明确地知道他们研习申不害的学说。
第一位便是张叔。《史记》载“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 表明张叔应任太傅。历任皇帝都授予张叔高官，并在公元前131年任命其为御史大夫，尤以仁厚著称。
第二位追随申子学说的文帝谏臣是贾谊，他从未担任过高官，且在三十三岁时就过世了。就其生平来看，贾谊是一个富有影响力的人，早先由廷尉吴公（只知其姓）举荐于汉文帝。《史记》载：
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
如果“常学事”于李斯，那么吴公想必对申不害耳熟能详。《汉书》“循吏传”一篇中，将太守吴公列于开头。即使是吝于赞人的司马迁也称赞他“爱民”。 这与李斯主张的苛政相比颇为不同。
年逾十八，贾谊便因诵读诗书，善于文章而闻名郡中。吴公任郡守听闻贾谊才学优异，便召至衙门任职，十分器重。后吴公履职廷尉，就向文帝举荐贾谊，意谓其虽年少，但能精通诸子百家之学。于是，汉文帝征召贾谊，任以博士之职。
当时贾谊二十有余，是朝中最为年轻的博士。每当文帝让博士们议论诏令，那些年长的博士们还在思考如何应对时，贾谊都能精彩作答，尽如众人之意。汉文帝也非常欣赏他，破格提拔，一年之内就升任太中大夫。 贾谊认为汉朝已建立二十余年，是时候该革新各种制度，于是草拟了一份全面修改政府架构和礼仪的提案。然而，汉文帝谦让未遑。尽管如此，之后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皆贾谊之主张。
汉文帝与大臣们商议，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这却激起意料之中的訾议。丞相周勃、后任丞相灌婴以及其他人士都反应激烈。他们诽谤贾谊：“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当面对严重的反驳时，文帝仍一如既往，明显妥协。他派贾谊任长沙王的太傅。毕竟贾谊已在朝中享有职位，这对他来说不啻贬谪。
正如前文所述，文帝适时拔除了周勃。而后灌婴任丞相，一年后去世。在贾谊离开都城的约四年后，文帝将他召回，拜为最宠爱之少子的太傅。在这貌似不甚重要的职位上，贾谊给文帝提出诸多谏言，直至去世为止。
我们可以从两个来源了解贾谊的思想，他的很多著述为《汉书》所引（当然是以缩编形式）。而且贾谊著有一书，曰《新书》。以《新书》为名之著作至今仍存，真实性却一直存在争议。不过，虽然我们现在持有的这部著作看来佚失部分原文，且某些部分可能有所变化，但大体上是可靠的。
与汉朝其他学者一样，贾谊无法完全标示于某一学派。他受道家的影响，但这似乎不占主导地位。 他有时被称为“法家”，不仅是申不害学说，也是商鞅和韩非子学说的传道者。 但是，贾谊也反复强调，刑治不如德教。他谴责秦朝滥施刑罚，并将其衰亡归咎于此，亦反复指责商鞅。 周勃任丞相时，力主将贾谊逐出朝廷。但后来涉嫌谋反下狱时，贾谊论述以反对加刑于周勃，规劝汉文帝应予赦免。
通常而言，贾谊被称为儒家学者，这当然也是对的。他提倡儒家德礼，并常引用孔子和孟子，而且秉持儒家思想，强调君王应致力于与大臣们建立良好关系，方能得到群臣效忠。
贾谊的儒家观点很少与申不害的学说相龃龉——至少表面如此。我们看到，申不害完全没有谈论道德；他更多关心如何让政府运转的实际问题。贾谊亦然，并且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经常显现出申不害理念的影响。 尽管从未提及申不害，但《史记》和《汉书》都说贾谊是申不害学说的传道者， 而且在其著述中，有很多文字都与申不害佚文相似。 在申不害佚文中，对君王的角色描述最为突出的是在《申子》1（9）中，那里将君王比作“镜”和“衡”。而在贾谊《新书》中论述如下：
镜仪而居，无执不臧，美恶毕至，各得其当；衡虚无私，平静而处，轻重毕悬，各得其所。 明主者，南面而正， 清虚而静，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鉴之应，如衡之称，有舋和之，有端随之，物鞠其极，而以当施之。此虚之接物也。
贾谊对申不害任术治理政府的学说可谓驾轻就熟。他有时用申不害之“数”来表达这种技术概念，有时也用“术”，这在汉代更为常见。贾谊向文帝谏言立经陈纪，使政府系统化，以便治国法程可以稳固建成；一旦建成，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毫不费力地使政府运作。 这是申不害的行政哲学的核心，也是中国帝制建立的基础。
在申不害所处的时代，君主的主要内部问题是如何控制大臣。 在文帝的统治时期，问题就有所有不同了，即准独立的诸侯王几乎和皇帝一样强大，尾大不掉而濒临叛乱。因此我们发现，贾谊提出对付诸侯王的策略，与申不害提出的君臣有序的建议如出一辙。
这个问题是贾谊的关注焦点。他说，秦朝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国之患。因此罕见地对秦有所褒扬，以此指责文帝的一系列政策加剧分裂。他告诫文帝：“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诸侯正在不断侵犯中央权力。又言：“今或亲弟谋为东帝， 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贾谊称：“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
因而，贾谊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实践方法。他力劝：一些诸侯王应迁移封地，以削夺其权。诸侯国的规模太大，应当予以分化，可以将已故诸侯王的封地分割封给其子孙后代。 其言曰：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 并进 而归命天子。
在该段中，贾谊两次沿用申不害关于君臣关系的言论。
《史记》称文帝“不听”贾谊关于限制诸侯王权力的建议。 确实，他并没有旋即将贾谊的所有建议付诸实践。但文帝的意图也难以揣摩。他容忍其弟淮南王的残暴行为，直到淮南王公然谋反，所有官员坚持请求处死他，文帝才同意将其流放。淮南王刘长在流放途中去世，于是皇帝封其三子为王，并授予封地。然而，最终这一结果正是将淮南王此前封地分成三块，封给这三子。
在文帝统治的期间，实际上只发生一次叛乱。文帝三年，文帝的侄子济北王乘虚兴兵叛乱，但是旋即兵败被俘而自杀。随后，文帝赦免了所有参加叛乱的人，但也将这个昔日的诸侯国转变成朝廷直接掌控的郡县。
这种仁慈与强硬态度的转换，使得文帝的敌人难以师出有名。文帝似乎迫不得已才采取行动，因此给人留下一种软弱的印象。借助宽仁的政策，他树立个人威望，这肯定也能威慑政敌。文帝的种种举止，不免让人想起申不害《申子》1（5）中的一句话：“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
实际上，文帝采纳贾谊关于削藩的许多建议，尤其在贾谊去世后。而且，尽管没有宣扬，贾谊其他方面的诸多谏言都被文帝付诸实践。 很难或者也不太可能去评价贾谊对政府架构发展，以及在其他方面的实践有多大影响。他的建议广及各种事务，甚至涉及农业和铸币。 观诸建立政府之“术”的学说旨趣，贾谊之理念似乎发挥很大作用，促使西汉时期政府机构迅速发展。德效骞称贾谊“可能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
师从申不害学说的第三人是深受文帝器重的晁错。他以学识任太子舍人，向文帝呈递很多奏疏，文帝感触良多，却似乎不乐于付诸实践——至少不像晁错希望的那样雷厉风行。当汉景帝即位时，晁错十分得宠，且对皇帝的影响远超九卿。九卿当然很是不满。于是丞相指控晁错犯罪，并试图置之于死地，皇帝则为之圆场。丞相申屠嘉“遂发病死”，而晁错愈发显贵，迁御史大夫。
由于晁错所著之书均已亡佚，我们没有太多资料了解其思想。 我们得知，他学“申商（申不害、商鞅的学说）刑名”于“张恢生所”，且与另二人同学。 这有关申不害学说的授业记载，简直难得一见。但不 幸的是，张恢和其他两名学生仅此一提，以致我们无法一探究竟。
虽然有人说贾谊是“商鞅学说的传道者”，但这并不准确。 至于晁错，我们就无法这么肯定了。在专任或主要依赖赏罚制度的意义上，晁错并不是一位法家。但晁错确实推崇赏罚之用，且在我们已知的师从申不害学说的西汉学人中无出其右。 另一方面，他也批评秦朝滥施刑罚，赞扬文帝用刑之宽。
我们一再发现，晁错与“刑名”密切关联。 回顾其旨，这是一种根据职位征召合适人选，并且可以检查各个官员在政府中是否各司其职的技术。显而易见，在申不害学说中，晁错最感兴趣的是适当政府组织的主张。晁错也强调技术，其上疏文帝言：
人主所以尊显功名扬于万世之后者，以知术数也。……人臣之议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也， 臣之愚，诚以为不然。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
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夫多诵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
这样的观点当然使得晁错不受儒家学者们的欢迎，因为他们更多强调道德与文艺知识的学习。
儒家学者们当然也不关心申子另一深刻影响晁错的理念，即君王必须牢牢掌握政治权势以独断。 他对文帝说，古代明君亲自掌管朝局，而汉朝之所以没能治理完善，是因为文帝不躬亲独断，却推由大臣们做主。
晁错和贾谊一样，对诸侯国强大独专而威胁皇权的状况深感忧虑。就像贾谊一样，他上疏力劝文帝对藩王采取行动，但文帝仍然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景帝即位，晁错掌握大权。《史记》曰：
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 恐不可传后。”
最主要的威胁来自吴王刘濞。他是高祖的侄子，统治着一个非常大的诸侯国，且因盛产铜和盐而非常富饶。刘濞俨然是个 深得民心的藩王。在文帝的统治期间，由于心怀不忿，托病拒绝入朝。文帝为避免麻烦，御赐几案和手杖，谅其年老，可以不再朝觐。晁错多次让文帝采取行动，但文帝不为所动。
等到景帝即位，晁错加倍劝诫。他称吴王正谋划造反，陈言景帝：“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皇帝被说服了，于是削夺吴国部分封地。大概在同一时间，其他几位诸侯王也被指控犯罪，从而被削夺封地。
吴王担心失去全部领地，遂与其他藩王联合造反。结果酿成公元前154年的七国之乱。反叛之始，景帝被告知叛乱分子只是意在清君侧，诛讨“贼臣晁错”。景帝感叹一个人的性命远不如他的天下来得重要。于是召晁错进宫，但实际将他带到市集。最终晁错穿着朝服被腰斩于市。景帝使臣连忙告知吴王晁错已死，他们之间不再有战端。吴王却大笑道：“我已为东帝！”
这场战争短暂而血腥，但也是决定性的。造反的诸侯王全线溃败，大多数王丧命于此。德效骞对这一结果进行总结：
皇权因此牢固地建立在皇位上，王朝的分崩也得到制止。此后，将诸侯王的封邑分封他们的子孙，并在诸侯王有过失时褫夺部分封地，从而削弱诸侯国的政策，成为王朝的既定政策。诸侯王被他们自己的大臣（由 朝廷任命）严密监视。这些王逐渐变得不重要，以至于皇帝完全可以不理会他们的请愿，而后来王莽（9—23年在位）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他们俯首称臣。
如果说申不害的学说拯救了中国，那就有点言过其实了。但它在这些事件中确实发挥了作用。
在“七国之乱”中，晁错的作用是值得商榷的。司马迁指责他，暗示本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也许，这可能真的可以避免。如果文帝再活二十年，并延续极为谨慎的作风，诸侯王的权力可能会削弱到一个不可能爆发叛乱的地步。但很少有人能如此克制。
晁错的成就难以估量。我们可知，他多次提议修改法令，一些建议也被采纳。任御史大夫后，尽管遭到强烈反对，他还是“更令三十章”。 司马迁谓其“后擅权，多所变更”。 如贾谊一样，晁错似乎很有可能在西汉时期政府结构的重要发展中举足轻重。但仍无法确定他的贡献究竟多大。
有一项记录，晁错可谓独一无二，他参加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次笔试，并脱颖而出。
维持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国家运转所需要的技术中，也许没有什么比考试制度更重要了。 [1] 社会科学家一致认为， 倘若没有考试，我们所知的现代国家就不复存在。 我们通常熟视无睹，甚至可能未有察觉，直到一千年前，西方世界才出现考试。这个极其重要的制度起源于中国，且由此散播开来。
我们不可能断言申不害，或其他任何个人就是考试技术的发明者。有些书说考试制度起源于古老的时代，但这些说法并不可靠。 不过，最早在《墨子》中，就有提及通过考量人的能力再授予官职的理念，进而在其他著作中也常有出现。
然而，考试涉及的不仅是考量。考生的能力或学识是与某些东西比较来衡量的（或是与其他参与考试的人相比较，又或者参照客观的标准），根据比较的结果，给予被考核者等次或者排名。“刑名”之术隐含某种客观标准，在这种技术中，“刑”（被考核者的表现和资格）是根据“名”（所涉官名隐含的职责）来衡量的。 韩非子说，君主必须“以刑名收臣”。 根据韩非子的说法，申不害曾说君王必须“因任而授官……课群臣之能者也。” 申子自己告诉 韩昭侯：“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 然而，不幸的是，申子并没有告诉我们以何种技术（若有的话），其“法”能够判断人的能力。
虽然许多著作都曾表露这种通过考察能力以选拔官员的理念，但最早记载实行行政考试制度的是秦朝。我们可见两处“试为吏”“试补县吏”的记载。 可惜的是，其他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因此，我们不知道这些是口试还是笔试，甚至能否称为“考试”。
历史上第一场明确记载的考试是文帝诏策，据说他“喜好刑名之学”。而且，师从申不害学说的贾谊和晁错，很有可能都对此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人们通常认为，高祖在公元前196年颁布的一条法令是汉代考试制度的开端。他表示需要有才之人加入政府，并下诏全国官员应向朝廷举荐“明德者”。 文帝也在公元前178年颁布类似的诏令，在公元前165年要求大臣举荐“贤良能直言极谏”者。
这时贾谊已经去世了，但他生前曾力劝运用考试。 贾谊《新书》曰，皇帝应在所有被举荐的人中寻求最贤能者，且应予以考核。
故士则未仕而能以试矣。圣王选举也，以为表也，问之然后知其言，谋焉然后知其极，任之以事，然后知其信。
贤良者先要被举荐，而后再进行考核的程序，本质上就是最早的考试机制。
在给文帝提出的有关太子教育的建议中，晁错说皇帝应“使太子陈明于前。唯陛下裁察”。皇帝称善。
公元前165年，当文帝下诏举荐“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时，有上百人进京。这一盛况史无前例。皇帝亲自写了一个相当长的问题，要求他们每个人都以书面形式回答如何应对治理。皇帝阅批回复，晁错为高第，迁中大夫。
申不害和其他任何人都难以荣膺“考试之父”。然而，在促进这一技术发展方面，申不害的理念看来影响至深。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次组织考试的皇帝和在此次考试中排名第一的大臣，都受到申不害学说的强烈影响。
在汉武帝的统治下，申不害的声誉遭受打击，自此从未恢复。
当汉武帝十五岁登基时，受到儒生大臣的影响。此前汉文帝曾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如今丞相上疏曰：
所举贤良，或治申、 商、韩非、苏秦、张仪 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于是，所奏之事被准许。 《史记》载，几年后，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 、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鉴于公孙弘这一成功范例，司马迁说：“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汉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从这一时期开始，学习儒家经典的人数急剧增加，“盖禄利之路然也”。
对于师从申不害及刑名之学的贤良来说，闭其出仕之门影响极大。其时中国社会除了政府官员，几乎没有其他途径，让人们既能获得经济上的满足，又能获得社会的认可。 “为学而学”是一种极其崇高的理想，但在任何一个社会，包括我们当今的社会中，能致力于一门艰难的学习课程却无经济回报的人少之又少。在为学生谋职方面，孔子大体颇为成功，却仍不免叹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正是在武帝统治时期，申不害的学说与商鞅的学说相混淆。正如前文所述，二者之间明显的区别在早前已有辨识；例如，李斯曾明确予以区分。 如今这种混淆耐人寻味，毕竟有汉一代，被称为申不害学说的追随者中，没有一个人是强调严刑峻法的法家。甚至连晁错也批评秦朝滥用刑罚，赞扬文帝之宽仁。文帝之仁慈及其蠲除苛刑的尝试，其他人也都有专门提及。
可这却没能使申不害免于与商鞅、韩非子一道被归为“法家”。最早并称的著作似乎是《淮南子》，该书约成于公元前122年，乃淮南王生前主持撰成。其言曰：“今若夫申（不害）、韩（非子）、商鞅之为治也……凿五刑。” 又云，如果一个人遭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
司马迁似乎也等同视之，目贾谊为申不害和商鞅学说的传承者，但事实上非常明显，贾谊绝非商鞅的追随者。 这个联系也被“法家”一词的创造者司马谈所强化，该词后来指向“重法派”（Legalist School），最终成为定论。司马谈并未将申不害（或任何人）称为法家的一员，但正如前述，他指出法家学说强调刑法和 治术。后者似乎指向申不害，从而古往今来，申不害一直被视为“法家”（Fa-chia）的一员。
在汉武帝统治时，我们发现儒家的董仲舒说“秦师申商之法”。 在武帝时代后不久的一场朝堂辩论中，有人说“申、商以法强秦、韩也”。 “申商”一词成为一个套语，这表明二子之学已经混为一谈。
汉武帝以专制著称，其强化中央集权为汉朝其他皇帝所不能及。 武帝统治的公元前121到前88年间，有七任丞相，只有一人是自然死亡，其他人都因为被指控犯某种罪而丧生。 因此有人可能会猜测，武帝或许受到申不害的主张所影响，即君王必须亲自掌控政府，并将“生杀之柄”操于己手。但实际上，似乎没有迹象表明武帝对申不害有任何兴趣。显然，武帝一朝的大臣们也没有，除了早已在文帝时就已任职的张叔。
汉武帝对申不害的学说并不感冒，可能是因为二者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正如贾谊所欣赏的，申不害关心的是将一种治理政府的技术和机制付诸实践，无论皇帝能力如何，政府都能够持续运转。 他还说，君主必须“身与公无事”。但汉武帝对百姓利益与 政府组织都漠不关心。他利用政府机制实现一己之欲，一旦不符合意愿就随意改变，不太考虑对未来的影响。
人们常说，虽然武帝极大推崇儒术，但他的政策与宠信的大臣们却表现出强烈的“法家学说”（legalism）倾向。 不过，在他统治时期，盛行的“法家学说”（legalism）实为“法家”（Fa-chia）的一支——商鞅学说。德效骞指出，武帝似乎引用李斯的话，亦引用孔子的话，有如《韩非子》引用孔子。 还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汉武帝之喜好与法家相同。 在关于盐铁官营的著名论战中，在武帝朝已身居高位的官员桑弘羊谴责孔子，并赞扬秦朝、李斯和商鞅。
这场辩论发生在公元前81年，虽然商鞅被提到29次，但申不害只被提到一次，于“申、商以法强秦、韩也”一语与商鞅并称。 “刑名”一词出现一次，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出处也表明，即使早在这个时期，参加这场辩论的人都未能洞悉该词的含义。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申不害的理念在汉武帝期间销声匿迹。它们 确实有影响，只是这些影响并不总被归功于他。比如，我们发现，汉代最有名望的大儒董仲舒反复论述的内容，听起来非常像申不害之说，有时甚至表述相同。 但董仲舒是否知道这些理念的渊源，抑或是否深谙申不害之学，颇成疑问。
根据历史记载，在汉武帝之后，只有一段时间，申不害学说有所凸显。那是汉宣帝时期，即公元前73—前49年。这是一个重要的统治时期，有意思的是也与文帝时期非常相似。表明汉宣帝受申不害学说影响的证据并不起眼，却非常有力。《汉书》载汉宣帝“以刑名绳下”。 [2] 且刘向也说：“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黄门郎 张子乔正其字。”
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 即戾太子之孙。当太子因巫蛊之祸随后自杀时，未来的汉宣帝尚在襁褓之中，幸运逃过一劫存活下来，并在艰难的环境下长大成人。
公元前74年汉昭帝去世时，没有留下子嗣，于是就有汉武帝的三个后代有资格继承王位。大臣们首先选择武帝之孙刘贺。刘贺当了27天皇帝，在此期间表现荒唐至极，最后被大臣们废黜。
进而大臣们选择了刘询，是为汉宣帝。就像文帝的情况一样，大臣庆幸宣帝性格谦逊温和。多年来，他不曾有违于此，亦不可能。在执政初期，汉宣帝甚至比汉文帝更无助。
长年以来，当时中国的实际统治者一直是霍光。 霍光出身平民，与汉武帝的皇后有些许沾亲，并以此成为武帝的一名贴身侍从。在武帝去世时，太子汉昭帝（公元前87—前74年在位）年仅8岁。武帝临终时任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命他“辅佐”幼帝。除了这个军衔，他还担任领尚书事，从而真正掌握了政府的控制权。因此，霍光是整个汉昭帝时期真正的统治者。
霍光俨然是一位卓越的统治者，他试图缓和因武帝统治而造成的弊病，从而巩固政权。其间霍光也因此树敌不少，这些权贵精心策划谋害计划，顺便废立皇帝。但计划败露，霍光也愈发权势熏天。
毕竟霍光身为那个废黜刘贺、选立刘询的权臣。对宣帝而言，试图罢免霍光或者接管政府都可谓愚蠢至极，而宣帝自非愚者。霍光正式提出辞职，并将朝政大权交还给皇帝时，宣帝还请他继续掌权。宣帝似乎也未试图行使权力，就这样过了五年多，直到霍光在公元前68年去世。
由于霍光控制朝堂时间如此之长，霍氏家族的权势自然也是树大根深，一如常见的模式。太后即汉昭帝之遗孀，正是出于霍氏家族。而霍光之妻曾为婢，后愈发骄奢，意图让女儿成君成为皇后，竟毒害汉宣帝的皇后。一年后，不知情的汉宣帝册立霍成君为皇后，宠爱有加。
在这其中，霍光似乎对家人有所包庇。霍光死后，家人害怕失去权力，但汉宣帝仍然尊隆如旧，委以权力。然而很快，汉宣帝就得知毒害皇后一事，但仍未草率行事。那些掌控军队的霍派成员被移任民政职位，一些则被远调离京。他提拔了霍光的儿子任大司马，但没有授予控制军队之印绶。这些事情让霍氏集团全然警觉，他们准备一个周全详密、殊死一搏的谋反计划，企图废宣帝，自立霍氏。但这一阴谋败露，整个霍氏家族（除了太后和皇后）及其党羽都被诛灭；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皇后也被废黜。 霍光死后两年多，这个曾完全把持朝政的家族被摧毁殆尽。德效骞评论道：
这是一次难以想象、更为彻底的颠覆。当这个家族即将一网打尽之际，汉宣帝没有试图揭发罪行，从而舒缓其狐疑不安，以逐渐剥夺派系权力，这是一种叹为观止的能力。 很少有如此大权能够被如此成功地一举夺回。
诚如申不害云：“故善为主者，藏於无事，窜端匿疏。”
汉宣帝十七岁就登基。如前所述，在此后5年霍光在世时，他似乎都没有积极参与朝政。但很明显，他一直殚精竭虑。《汉书》载霍光死后：
上始亲政事……而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 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试功能” 。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 枢机周密，品式备具， [3] 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这段文字透露出诸多信息。在此之前，呈递给皇帝的奏折首先由领尚书事审阅，由其先予筛除，让其忌视之言无法上达天听。现在，则都要封事以奏。当然，这与申不害的理念相一致，即任何大臣的权力都莫得专君，塞君之听。
让所有的大臣以书面形式汇报工作，以便让皇帝来评判他们的做法，不免让我们想到申不害的理念，即君王应“课群臣之能者”。 定期考课（显然是一个创新），信赏勤事官吏，以及建立各种政事通畅的机制——所有这些都是努力创建一个政府的表现，即君主支配下，一个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真知灼见，只需在“术”的基础上运转的政府。
汉宣帝密切关注政府的施行。他下令认真审查郡中计簿，以消除假账。公元前59年，诏曰：“吏不廉平则制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于是吏的收入增加50%。 有些清贫贤官死后，宣帝还授予其子大量黄金。
汉宣帝还关心农业问题，着力于此，显然颇有成效。公元前54年，他首次建立了闻名的常平仓制度，即政府在丰产时期 以更高的价格收购粮食并储存，在粮食短缺时以低价出售。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或许是汉宣帝为提高司法质量所做的努力。在汉武帝时期，盛行严刑峻法，日益刻深。《汉书》解释道，因为在登基之前，“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所以试图匡正。 德效骞说道：
汉宣帝对案件颇感兴趣。所有的死刑案件都必须奏报经其同意才可以执行……很少有皇帝会花那么多时间来审查法律案件；宣帝注意到官吏通过法律手段对百姓施行苛政后，要求衙门要向上呈报重要的法律决定以待御批，为此殚精竭虑。通过各种方式，宣帝改革了法律程序。
诸如此类法律制度改革，还有很多细节。
《汉书》作者说，汉宣帝之治可谓“中兴”汉室，功德可媲美周宣王（前827—前782），即被誉为力挽衰颓、重振周朝的天子。 生于公元27年的王充，将汉宣帝之治与传说中尧舜帝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赞誉无以复加。 德效骞写道：
汉宣帝的统治……标志着西汉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达到顶峰。在政治、经济、艺术和压制夷狄的军力各方面，这一统治时期都登峰造极。
以往的政府从未如此良性运转，或者如此仁厚地对待百姓。……宣帝朝以后，朝政开始衰落，直至王朝结束在王莽政权下全面崩塌。
汉宣帝的太子十分热衷儒家思想。据记载，汉宣帝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在这番谈话中，汉宣帝还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
毋庸置疑，汉宣帝对政府机制的发展功莫大焉，于是，这一机制终究历尽沧桑，延续两千余年。
[1] 我们似乎没有具体的词，以区分学校、政府、工厂选拔人员的“考试”（examinations）与诸如医生或海关人员所做的“检查”（examinations）。因此我用“考试制度”（the institution of examination）一词，并定义如下：考试制度是周期性和系统性的提问活动，而所提的问题对每个人都相同，或设想的难度同等，通过才识高低和回答水准予以评定，从而真正显现参与考试者的造诣。
对考试制度及其重要性的进一步论述，参见顾立雅《中国治道之源》（一），第15—16页。
[2] 《汉书·宣帝纪》（9.1a）；德效骞译：《汉书》（二），第299—300页。汉字“绳”的字面含义是“绳索”（a cord），我译为“控制”（control）。这是表示木匠用来标记切割线的绳子。因此，这句话的字面含义是“他用刑名来将臣属约束在线内”，这与“刑名”的基本含义非常接近。
我们还发现汉宣帝曾用“名实”一词，或者与“名实”有关。这让我们回想到该词与“刑名”的相同含义（见本书第123页）。汉宣帝曾对太子说：“俗儒……使人眩于名实。”而且班固称赞汉宣帝说：“孝先之治，综核名实。”参见《汉书·宣帝纪》（8.25a）、《汉书·元帝纪》（9.1b）；德效骞译：《汉书》（二），第265、301页。
[3] 这是意译。（The machinery［of government］was in perfect order and complete.）德效骞译文之意为：“枢轴销和（十字弓）触发机制（杆）的每个地方都相互配合；器械及其结构完整而浑为一体。”（The pivot-pins and［crossbow］trigger mechanism［levers］everywhere fitted each other；the instrument and its form was complete and ent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