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正史所载，公开承认申不害学说对政府机构有所作用的最后一个时期，应是汉宣帝时期。
这本名为《申子》的书之后仍存留于世，且在唐朝历代史书之经籍志或艺文志中均有提及。其引文至晚见于宋朝编撰的类书中，至1616年，《申子》仍列于一本藏书目录中。
在后世中，那些从事政府管理工作者是否有人认真研读？抑或该书是否影响政府的行为？这些问题都难以回答。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就算皇帝或权臣们研究过申不害，也不可能广而告之。即便是最为“外儒”的汉武帝，也注重彰显其对儒学的推崇。尽管如此，仍可钩沉一些值得关注的史料。
东汉末年，三分天下，即俗称三国。这一时期虽然短暂，却独一无二、浪漫传奇地被传颂于文学著作、民间传说和戏剧艺术中。时代造就群雄豪杰，而其中最杰出的当属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一位现代日本学者曾说：“对我们日本人来说，诸葛亮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受仰慕的人物。”
作为蜀国丞相，诸葛亮为蜀汉组建政府。在蜀国第一任君主刘备死后，诸葛亮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统治者（虽然不是名义上的），长达十一年。他的名望主要缘于其仁义精神（humanitarianism）和军事才能（后者有些言过其实）。而爱德华·布特（Edward L.Buote）在其对诸葛亮的研究中总结道，诸葛亮的声望主要基于内政与治国的成就：“诸葛亮以非凡的 政治家风范，赢得后世学者的敬重。” 布特还说，诸葛亮虽崇尚儒家道德，而于行政管理“显然是遵从韩非子和申不害的纪律性方法……诸葛亮并未否认这一点，还撰文对这些方法加以提倡。”
据传，蜀汉开国君主刘备病危之际嘱咐其继承人刘禅：“申（不害）、韩（非子）之书，益人意智，可观诵之。”他还说，诸葛亮已亲手抄写这些书，包括《申子》，让刘禅应求书研习。
诸葛亮之执政恰如其分地被称为折衷主义。他多能秉承儒家思想，又因强调“赏刑”而有些许法家色彩。在申不害的学说中，影响诸葛亮的主要是“刑名”，即政府架构应当审慎安排，且选任的每一职官应当恰当履行其职责。这一理念在诸葛亮思想中占有相当比重。关于选拔官员，诸葛亮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 这表明其深谙“刑名”学说要义：政府不是一群能人而已，而是一个由每个能各司其职的人构成的组织。
“神仙道教”（The Hsien Taoist）的葛洪在约300年写道， 他读过申不害的著作，并对其政府管理方法十分赞赏。 但葛洪只担任过小官，且无迹象表明他对政府有何影响。
《隋书》中记载，隋文帝（590—604）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 但无法确定其中含义。
毋庸置疑，宋朝大臣王安石（1021—1086）执政烜赫。而陈启天说，朱熹（1130—1200）称安石之学受“刑名度数”的影响。 但也很难确定，这是否是一种贬抑而已。
众所周知，王安石最大的政敌是司马光（1019—1086）。司马光不仅对其时乃至后世的政府模式留下深刻印记，还撰成中国最负盛名、最具影响的史书之一。 申不害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塑造司马光处理政府问题的方式，这一点无可置喙。安东尼·威廉·萨利迪（Anthony William Sariti）在一篇研究司马光政治思想的文章中写道：
据一些现代学者所述，司马光政治哲学的核心围绕着“无为”这一概念，此盖为共识。诚然，无为确是司马光政治思想的核心观点，但他对这个词的理解远不同于公元前三世纪的早期道家哲学家。道家对这个词的理解，要么是完全消极的、“出世”意义上的，即出于一种从凡人俗事中完全解脱的渴求，要么是在积极的、“入世”意义上的，即设想通过“无为”，与万物之集合（“道”）达致和谐，从而个体以一种神秘力量或德行（“德”）应对世俗事务。司马光对无为的理解，可谓与申不害（公元前337年去世）同符合契。申不害既为韩国之相，亦可能是该词的创造者。对申不害和司马光来说，无为是政府的一项实用手段，是一种 管理工具，而非一种体悟宇宙神秘力量的方法。
司马光对君主的劝诫，在诸多方面与申不害颇为相似，有时甚至用词无二。萨利迪说：
司马光将皇帝置于高位，使君臣之间形成巨大的鸿沟，从而将皇帝局限于对“重大”与“基本”问题的决策。这些问题涉及面广，且性质模糊。责任越模糊，与其相关的实权就越小。皇帝居其高位，高屋建瓴，依循宏大设计，奠定政府基调。人们并不祁望皇帝为政府的日常事务所劳心。而这自然就成为他人的事务了。
为试图说服皇帝遵循于此，司马光假装贬低文官的职责，使君主甚至觉得自己竟屈于如此卑微的事务而窘迫。皇帝不应匍匐于行政机构的底层，而应履行更符合其至尊地位的职责。司马光认为，皇帝只须关注全局（“大体”）和根基（“本”），而大臣则必须处理财政、文法、簿书等“烦碎”事务。
然而，似无确凿证据表明，司马光读过《申子》。不过，对于成就略逊一筹的另一位宋朝官员——高若讷（997—1055），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他“尤喜申（不害）、韩（非子）、管子之书。”
到了明朝，张居正（1525—1582）成为中国最具权势的大臣之一。 贺凯（Charles O.Hucker）在书中写道：“在万历皇帝统治的前十年，皇帝仍是少年时，朝廷由一位名叫张居正的文官所主宰，他是明朝史上的伟人之一。” 1667年去世的傅维麟在其《明书》中论曰：“（张）居正天资刻薄。好申（不害）韩（非子）法，以智术驭下。” 在张居正传末尾，傅维麟评曰：“（张）居正祖申（不害）商（鞅）之余习。”
将此视作是对张居正的某种谤议，固然顺理成章、轻而易举，毕竟污蔑张居正风靡其时。张居正在世之时树敌众多，因而死后一年内就声名扫地。 然而，视作污蔑之余，是否另有他意？为此值得研读张居正文集的首篇，这是张居正上呈皇帝的一封奏折《陈六事疏》，即政府应该遵循的六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省议论”。张氏谓在朝中任职年间，听过太多毫无意义的讨论，有许多人的建议都是自私自利或考虑不周，毫无用处。其言曰：“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 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 庶克有济。”又云：
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 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
张居正谓其曾闻“谋在于人，断在于独”。
最后这句与申不害的格言几乎相同， 而联系不止于此。 其整体基调并非儒家风格，反与申不害的主张相同，即君主必须保持掌控权。
张居正奏陈的第二条和第三条原则似乎与申不害的说法有些相似，然详察之后，相似之处便不甚明显，可能意义不大。 [1] 然而，在第四条原则“覈名实”中，张居正的言论与申不害十分相似。其言曰：
臣闻人主之所以驭其臣者，赏罚用舍而已。欲用舍赏罚之当， 在于综覈名实而已。
臣每见朝廷欲用一人，当事者辄有乏才之叹。窃以为古今人才，不甚相远……何求而不得，而曰“世无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实之不覈，拣择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
则士之爵赏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恶得而不乏，事恶得而有济哉！……
乞将诰勅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至于用舍进退一以功实 为准，毋徒眩于声名， 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赞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
张居正的第五条和第六条原则是关于经济和军事措施的，而申不害对此几乎未曾建言。
显然，张居正对行政、人事管控问题的处理方式与申不害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居正认为，君主必须牢牢掌控政府，选任最具资格的大臣，并划定官职界限。他同意申不害的观点，即君主应当“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且应“循功劳，视次第”。 与申不害别无二致，张居正认为君王应“循名而责实……课群臣之能者也”。
纵观张居正之著述，有许多片段让人联想到申不害之学。 只是，语言与思想总不会一模一样，以至可以毫无疑义地展现直接影响。毋庸置疑，申不害关于行政管理的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张居正。或许他曾读申子之书，甚至曾有其书抄本，毕竟该书其时仍存。 惜乎仍无法确定张居正是否真的读过《申子》。
值得指出，张居正一直被公认为卓效之能臣。关于他掌控政府的时期，贺凯写道：“这一时代的政府被誉为模范政府。帝国征服了敌国，边界守卫森严，百姓安居乐业。国内管理有序，经济事务健全，国库储备殷实。”
到我们这一世纪的学者，总体而言，对申不害少有叙说。
胡适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申不害予以关照，尽管只有寥寥数语。胡适声称，中国古代其实本没有所谓“法家”（Legalist School），而申不害显然不是“法家”，只是一位“大政治家”。而且，胡适总结道，诸书所引申不害之书佚文，似乎不是申不害的原著。 [2]
梁启超在1922年的一番关于中国早期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说，“法治”（rule by law）主义和“术治”（rule by technical）主义在性质上极不相容，法治强调公开而画一，然则术治主义者，则其作用全在秘密。因此，梁启超认为：“申子一派，殆如欧洲中世纪米奇维里辈，主张用阴谋以为操纵。”梁启超只引用少许素材论述申不害的思想。
1927年，佛尔克在其《中国古代哲学史》一书中，花三页篇幅讲述申不害。他引用了一些类书所辑录的申不害佚文，比如《太平御览》。在西方研究中，这也许是对申不害学说讨论最多的一本书。但是，该书对申不害的解读不够充分，也非完全准确。
马伯乐在《古代中国》“法家人物”一章中，有两句话提及申不害。他说，在公元前三世纪，“法家学说十分 盛行，涌现出一系列法家著述，一般归于古代巨擘所撰”。其中一本“托名于韩昭侯（公元前358—前333年在位）之相申不害”。
戴闻达在其译注《商君书》中引用了《韩非子》中关于申不害的一些言论，但并未阐述其观点。戴闻达说，“其书已亡佚”，且不可能为申不害亲作。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写道：“重术者以申不害为宗。申不害于公元前351年任韩国之相，去世于公元前337年。其著作已亡佚。”冯友兰引用《韩非子·定法》关于申不害的论述，并总结道：“术为君主御臣下之技艺；法为臣下所遵之宪令。申不害与商鞅二家之言，所注重各不同也。”
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中，钱穆以三页的篇幅研究申不害，对公认的申不害生卒年重新考订。他说，申不害之书现在已经完全佚失，所以只用《史记》《战国策》和《韩非子》中关于申不害的段落。钱穆还指出，申不害之学与商鞅之学绝异，认为申不害思想归旨于权术，并将战国时期的道德沦丧归咎于他。
陈启天于1936年出版一本关于法家的书。他也用三页的篇幅论述申不害，但所引材料不止于钱穆所引的三本书。在另一章节中，陈启天还考述据称 存留至今的《申子》佚文，但其结论是，除引自《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的比较可信外，其余不能断定出自申子之手。
在《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构》一文中，齐思和曾简述申不害，不过乏善可陈。 亚瑟·威利在《古代中国思维的三种方式》一书中，以一部分论述“现实主义者”（这是他对法家的称谓）。尽管他颇费笔墨论述慎到，却未及申不害。
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一书中，杜守素、侯外庐、纪玄冰认为见于各类著作中的申不害佚文是真实的，并引用其中的一些佚文。他们将申不害视为一名重要的思想家，发现其思想表现了“黄老道德”思想的气息，且认为申不害也言法（law）。
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h）在1965年出版的《法治的形成》中，将申不害当作“法家”的四大思想家之一。他对申不害生平有所关注，但主要聚焦于年代问题，认为《申子》自唐朝以降就已佚失，只能通过《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史记》等引文或典故来了解。汪德迈还说，申不害对国家事务的看法要比商鞅更加狭隘，并说“可以想象，申不害早年勤学苦干，专研那些兼有逻辑与修辞的学问，即名字和形式的学问。”（汪德迈认为，“刑名”的含义是“forms and names”。）他认为申不害在韩国中所起的作用要比商鞅在秦国少得多。尽管如此，汪德迈总结道：“申不害为秦国强大对手的学说提供非常重要的补充， 权术的理念也成为法家的基本特征之一。”
有太多未解之谜围绕着申不害，毫无疑问，这些未解之谜将会一直存在。其中最让人费解的是，自西汉武帝统治伊始，两千多年来申不害的思想乃至存在本身，竟然近乎被忘却。
申不害学说的黯然消色，正逢汉武帝一朝那些治申子之学的官员被罢黜，以及随之而来的歧视。毕竟此前申子学说曾风靡一时，所以这显然严重阻断对申不害学说的研究。同一时期，商鞅的学说也遭受歧视，但我们也看到，后来主张商鞅学说的人仍于武帝时备受赏识，担任要职。在武帝之后不久的朝堂辩论中，这些人极力捍卫商鞅。但他们没有为申不害如此辩护，实则未予提名。 后世商鞅的名字也远比申不害广为人知，尽管如此，仍不能说申不害对中国政府体系发展的贡献就比商鞅少得多。
简单从历史事实考究，人们对申不害缺乏关注的一个原因，是韩国相对而言无足轻重。它是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也是第一个被秦国吞并的国家。而另一方面，秦国的地位则愈发显赫，并在建立秦朝后达到顶峰。人们普遍认为，商鞅为秦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有人认为，申不害的组织原则，对秦的成就有一定的作用。不过，那些曾意识到可以维系这种主张的人已寥寥无几。）
申不害被遗忘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普遍敌意。这种敌意的主要原因几乎从未有人坦然承认。申不害从君王的角度来看待政府。他也许比其他人更早发展 官僚行政的理论。人们普遍认识到，这种行政必然要求高度中央集权。作为一种统治，这样的集中控制并不受欢迎，除了实施者。于是，自汉武帝统治时期以来，只有皇帝和高官掌控着中央权力，据说也只有他们践行申不害之学，这就不足为奇。在西方，对官僚政治体制的不满是一种近代才出现的现象，因为高度发达的官僚控制也是近代才出现的。但在中国，官僚主义古已有之，不满之意亦渊源有自。
然而，这种不满并不易于直接表露。政府官员无法抗拒中央对其行为的控制。不过他们可以攻击那些主张控制的人物及其学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起码到较晚的汉宣帝时期，申不害的刑名学说已应用于考核官员的行为。但是，那些反对他观点的人，才不直指其控制官场的主张，而是斥之为“法家”，这是一种举重若轻而司空见惯的非难理由。申不害的思想几乎从来未经推敲，却以最薄弱牵强的理由，与他人一道归为“法家”。我们通常会发现，在后世中，人们只会将申不害与商鞅或韩非子并称，并因那些他未曾主张的理念而予以谴责。
“刑名”一词本身就制造混淆。它所描述的人事控制制度，貌似在很久以前早被遗忘。相反，“刑”这个字最常见的含义是“刑罚”，这一事实似乎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刑名”是申不害刻薄的“法家”哲学中的一部分。这种根深蒂固的反感在公元前100年左右便普遍存在。可以从司马迁关于张叔的评论中窥见：“然欧虽治刑名家，其人长者。” 早在公元前81年，关于盐铁官营的论战中，“刑名”一词之义似乎就未被理解，而到了公元三世纪，注家晋灼则完全误解。
当然，申不害本身就难以解读——他的思想 纷繁复杂，语言艰深晦涩。这无疑也是其学其书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申不害完全被人们忘却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申不害的整个思维模式与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不同，以至于难以产生共鸣。
纵观中国三千年的历史，战国时期恰是一个异常时期。在过去的三千年里，诚然不乏变化，甚至急剧动荡。然而，我很怀疑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能像中国，如此蔚为大观的基本态度和信仰可以经久不衰，延绵不绝。但中国战国时期确实殊为例外。在这段时期，过往的政治与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所有的家庭和社会之忠诚（loyalties），几乎涤荡殆尽。
正因如此，与中国其他时代相比，战国时期所形成的思想，很多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现代的”，甚至是“西方的”。 现代世界面临与战国时期相似的压力，几乎所有的制度和信仰也被一扫而空，或者从根本上深受挑战。正因如此，申不害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如我们当代的思想一样。就有关政府方面而言，申不害在抽象化进路上比任何人都走得更远，这几乎也是其唯一关注之事。其他学者甚至谴责美德，申不害却从未提及。
战国以后实现大一统，汉朝则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古老传统的思维模式。而战国时期就被目为中国历史画卷中的一块瑕疵，合该遗忘。事实上，它也确实被迅速遗忘，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当时事件的时间顺序。
于是，申不害的思想几乎于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一个完全传统式的中国学者，似乎不大可能真的能理解申不害所言所语。因为申不害构想的基础完全与众不同，所以最为简单草率的对待，就是将申不害视为次要法家，抛诸脑后。
申不害究竟贡献了什么？
可以发现，申不害首次明确而坚定地阐明，统治光靠道德是不够的，必须有了然于心、精心设计、炉火纯青的技术。这将是一场贯穿中国历史的争论。控制权是否应该掌握在那些仅是有德之人的手中，或者有能力的君主是否需要谙晓财政和职官，以及管理一个偌大帝国万千繁复的技术？是否应当只凭道德选任地方政府官员，进而，鉴于他们能基于特定风俗要求判断，就允许不受干涉地治理地方？还是应该以特定的规则作为指导，定期报告加以考核，外加监察官的监督巡察？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只发生在中国，而且是一个存在着合理意见分歧的问题。如果每个官员都可以自由地依凭其道德判断行事，不受监督，不担心被要求对其行为负责，那么总的来说，忧患和不公就会变少吗？
在中国，人们早已选择了一种在许多方面都高度集权与严格控制的政府形式。在这一点上，申不害的思想发挥了颇为可观的作用。通过荀子和其他人，他的思想渗透到所谓“正统儒学”中。有理由相信，这与秦朝政府模式的发展密切关联，并成为中国帝制的基础。
但正如我们所见，在汉初时期，这一制度遭受严重的威胁。这一威胁之所以被消除，主要是由于汉文帝、贾谊以及 晁错等人的努力，这些人习于申不害之学，受其关于应对这种威胁之方法的影响。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中国将面目大殊，绝不会作为人们所熟知的帝制大一统国家而延绵存续。
当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是否有必要将大量人民凝聚一体，从而成就一个庞大统一、强权统治的国家。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答案也很可能是否定的。然而，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寻常。因为中国经常遭受军事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每当中国处于薄弱状态，这些游牧民族就蠢蠢欲动，往往入侵中原奸淫掳掠。有时他们以征服者的身份入主定居。所以这对于延续中华文化，即“儒家”文化往往不啻灾祸。如果中国不像我们所知的那样，长时间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中华文化将难以为继。若谓延续斯文，善莫大焉，则申不害之行政哲学理应获得赞赏。
申不害坚持执政技术的举足轻重，乃至不可缺少，诚为确当之见。但只依靠技术人员操作的政府缺乏某种基本要素：愿景与奉献。有蔽于此，任何企业都无法长期生存。企业尚且步履维艰，况乎国家！申不害确实说过，君王必须认同公众利益，但这还远远不够。儒家坚持培养“道德”品格，将国家天下憧憬成“宇宙戏剧”（cosmic drama）中的意象，正是这些要素让中国享有如此绵长寿祚。儒家值得称道之义颇多，他们强调，非惟君王，大臣们也应参与对国家的控制。开明专制（benevolent despotism）有其无可置疑的魅力，只是历史也反复印证，从未有世袭血脉能如期待般代有明君，永无止境。
因而，儒家的德治之学无法造就一个政府，以操控一个庞大帝国而使之良性运转。儒家思想为中国赋予灵魂，导源于申不害思想的行政思想 则使之生机盎然。它令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首开其端、至为持久、最擅集权之国，此诚非尺寸之功也。
在申不害思想的影响下，行政组织和人事管理的技术（最明显的是职官考试技术）勃兴于中国，而后远播世界，并持续在我们所谓的“现代国家”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今天，这些技术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1] 他的第二条原则［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一），第2—3页］是“振纪纲”。他说，君王能够控制百姓的唯一手段就是“纪纲”。这与《申子》1（4）有一些相似：“名者，天地之纲……（若君王）张天地之纲，……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然而，张居正所说的控制似乎是法律的控制。
第三条原则［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一），第3—4页］是“重诏令”。张居正说：“臣闻君者，主令者也。”这让人想起《申子》7：“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令。”然而，张居正于此所提观点有别；他关注的是诏令应迅速和充分地传达和执行。因此，其表述与申不害的言论存在相似之处，可能纯属巧合。
[2] 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360—362页。关于他对申不害佚文怀疑的对错，参见本书第317页。
这不是胡适第一次评价申不害了。1928年出版的《先秦名学史》开头没编码的一页中，有一个注释说该书写于1915到1917年间，未经修改。而且在该书中，他说申不害（名字注音为Sun Poh-hai）撰写了“法律与政治制度方面的著作”。还说，他以申不害之书的佚文作为研究来源。参见《先秦名学史》，第172—173页。显然，胡适是在撰就《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时改变这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