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宝贝 [1] 在二十五岁那年就登上了王位，成为查理一世。此人和他的父亲不同，他本身的性格非常平易近人，举止既高贵又端庄。不过，他跟他的父亲一样，对于国王的权力有着异常夸张的定义，而且这父子俩都是靠不住、没担当的人。假如查理能够言出必行的话，他的故事或许会以另一种方式结尾。
他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打发那个目中无人的新贵白金汉 [2] 到巴黎去，将亨丽埃塔·玛利亚 [3] 带过来做他的王后。厚颜无耻的白金汉死性不改，居然趁这个机会向年轻的奥地利王后 [4] 示爱，当他的企图遭到法兰西朝臣、红衣主教黎塞留 [5] 的阻挠之后，他被气得鼻孔直冒烟。英格兰百姓非常愿意接受他们的新王后，并准备在对方来到这片异乡的时候对她报以热烈的欢迎。可是这位王后对新教深恶痛绝，还带来了一群讨厌的教士。这些家伙不但唆使她做出了一些荒唐透顶的举动，还使用各种讨人嫌的办法吸引民众的注意力。所以，大家很快就对这帮人产生了厌恶。查理在位期间，她可没少挑唆国王（查理还对她宠爱有加呢）跟他的臣民过不去；对他而言，要是这位王后未曾出生，或许倒是件好事呢。
现在，大家需要了解的是，国王查理一世原本就立志要做个高高在上、大权在握、不受任何人问责的君主，加上王后也在一旁煽风点火，所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对议员们进行打压，以扩大自己的权力。另外，大家还要明白一件事：即便是追求这样一个足以给任何帝王带来毁灭的错误理念，查理国王也一直寻求歪门邪道，而不是采取直截了当的措施。
尽管仔细思考了英西联姻的事情之后，下议院和百姓们都对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持怀疑态度，查理国王一心想跟西班牙开战。急不可耐，他通过非法手段筹集了战争所需的费用，然后草率兴兵，结果在加的斯惨败——要知道，这可是他登上王位的第一个年头啊！为了抢劫财物，英军曾将一支远征队派往加的斯 [6] ，但由于行动失败，他们不得不向国会申请拨款。双方见面以后，国王很不客气地告诉议员们，“赶快把钱给他，否则国会没有好果子吃。”众议员听了这话，态度更不客气，他们干脆弹劾了国王的宠臣白金汉公爵，理由是他曾多次引发强烈的民怨并造成严重的冤案（这一点都没诬陷他）。国王为了替他解围，没等拿到自己所需的钱款就解散了国会。当议员们请求国王三思并宽限几天的时候，国王回答道：“不行，一分钟也不能等。”然后，他便开始通过其他途径捞取钱财，以下就是其中几种：
他私自征收桶税和磅税 [7] ，可是从法律上讲，未经国会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都不得征收这两种税款。他号召沿海城镇的百姓给一支武装舰队提供装备，并要他们负担这支船队三个月的花销。他还要求民众一起做贡献，借给他一大笔钱，至于他会不会偿还就很值得怀疑了。如果穷人不肯答应，就会被逼参军，成为战士或水手。如果绅士们不肯答应，就会被关进大牢；托马斯·达内尔爵士、约翰·科比特、沃尔特·厄尔、约翰·赫维宁汉，以及埃弗拉德·汉普登五位先生就是因为不肯从命而被国王的枢密院下令逮捕的 [8] 。他们被关入了监狱，理由只是“国王高兴”。后来，人们开始在法庭上严肃质疑一个问题：这算不算是违反《大宪章》 [9] 的行为呢？国王这样做是否侵犯了英格兰人民的最高权利呢？对此，国王的律师答道：不算。因为侵犯英格兰民众权益是错误的行为，而国王是不会做错事的。逆来顺受的法官选择了支持这番有违道德的鬼话。从这时候起，国王与百姓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出于这些缘故，召集新的国会势在必行。百姓们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威胁，便推选那些以坚决反对国王而闻名的人物做议员。可是国王也决意要踢开一切绊脚石，早就不辨是非。国会组织起来之后，他趾高气扬地向议员们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说，却只告诉了对方一件事：自己召集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钱。可是这些议员意志坚决、行事果断，他们知道自己有能力打压国王的嚣张气焰，因此并不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接着，他们向国王出示了一份文件，其内容包括禁止国王再下令向英格兰自由民贷款，也不许迫害拒绝贷款的百姓拿钱或将他们打入监狱；还有，国王也不得以特许或特令的形式拘捕任何英格兰自由民，因为这是违反国家法律、侵犯民众自由和权利的行为。这份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文件就是《权利请愿书》 [10] 。起初国王对这项请愿做出了回应，企图把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可是接下来下议院的议员们向国王展现了他们打算继续弹劾白金汉的决心，惊慌不已的国王这才给出新的答案，说愿意接受他们对自己提出的所有条件。然而，他不仅事后多次在这些问题上出尔反尔、少廉寡耻，甚至当时就做出了一件卑鄙虚伪的举动：他隐瞒了第二次答复，只把自己第一次给出的答复公开发表。这样一来百姓们就会认为国会并没有打败他。
此时此刻，为了满足自己受损的虚荣心，白金汉这个害人精已经把英格兰同时卷入与法兰西和西班牙的两场战争里。这么卑劣的理由、这么无耻的禽兽，可有时候它们偏偏就能点燃一次战火！但白金汉命中注定要在这世上做的缺德事也就这么多了。一天早上，他正打算走出自己的宅子去坐马车，与他同行的是一位名叫弗赖尔的陆军上校。趁着他扭头去跟上校说话的空当，一名行刺者将一把匕首狠狠地刺入了他的心脏。这一切就发生在白金汉家的大厅里。由于白金汉刚在楼上跟几名法兰西贵族起过争执，他的侍从立刻对那些人起了疑心，差点把他们抓住打死。正当众人乱作一团的时候，真正的凶手拔出剑来，高声喝道：“是我干的！”这个人叫约翰·费尔顿 [11] ，是一名信奉新教的退役军官；他已经逃到了厨房，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脱身。约翰说自己跟公爵之间没有任何私人怨怼，杀掉对方只是为国除害。他出手非常精准，因为白金汉只来得及喊了一声“混蛋”；他刚拔掉匕首，就被桌子绊住，倒地而亡了。
尽管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件事一点也不复杂，枢密院却为了这桩谋杀案，大张旗鼓地调查了约翰·费尔顿。约翰告诉那些人，自己跑了七十英里的路来刺杀白金汉，至于目的自己已经解释过了。尊贵的多塞特侯爵来到约翰面前，“好心好意”地威胁他：不说实话就把他送上肢刑架；但约翰却警告侯爵大人说，要是他们真敢这样做，他就指控侯爵是他的同伙！国王很不高兴，迫不及待地想用肢刑架来折磨约翰，然而此时法官们却发现刑讯逼供有违英格兰的国法——遗憾的是他们没能早点发现这一点，于是约翰因谋杀罪而被直接处决了。虽说他为英格兰除去了一个最放荡、最卑鄙、最无耻的王宫宠臣，让这个国家不再受其摆布，但是谋杀就是谋杀，千真万确，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否认。
接下来，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物出现了，那就是来自约克郡的贵族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 [12] 。他在议院里呆过很长时间，信奉专制而傲慢的行为准则，可自从被白金汉侮辱过之后，他的立场就向人民那边偏移了。国王非常需要托马斯这样的人，因为他不仅发自内心地支持国王的事业，而且具备很强的能力；于是国王先是把他封做男爵，后来又让他当了子爵，并赋予他很高的职务，将他彻底收买了过来。
可是，国会依然存在，而且没那么容易被收买。约翰·埃利奥特爵士 [13] 是个伟大的人物，他在递交《权利请愿书》的行动中表现十分积极；在一六二九年一月二十日这一天，他又提出了几项有力的决议，对国王的几名主要爪牙表示了强烈反对，并号召下议院议长 [14] 进行投票表决。议长给他的答复是，“他在其他方面也受制于国王。”说罢，他就要起身离座——按照下议院的规矩，单单这一个动作就代表议长要休会，但霍利斯 [15] 和瓦伦丁 [16] 两位议员先生眼疾手快地摁住了他。议员们顿时乱成一锅粥，许多人拿出了武器，一时间到处都是明晃晃的刀剑。此时，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已经传到了国王耳朵里，他命令自己的侍卫长即刻前往下议院，破门进去。可等侍卫长进去的时候，几项决议已经通过了投票，议会也休会了。没过多久，约翰·埃利奥特爵士和那两个把议长按在座位上的议员就被传唤到了枢密院。由于三人声称他们没必要在议院以外的地方对自己在议院里说过的话做出解释，他们被关进了伦敦塔 [17] 。后来，国王来到议会发表了一场演讲，宣布解散议员们，还把这些人称为“毒蛇”——但这一举动是否给他带来什么好处，至少我从没听说过。
国王的心胸一向都特别狭窄，加上那三人不肯为自己所做的事道歉，更不肯以此来换取自由，他就再也无法原谅他们的冒犯举动了。当爵士等人提出由王座法庭 [18] 来审讯自己的时候，国王甚至使用卑鄙手段，把他们在各个牢狱间挪来挪去，好让提审他们的法令无法通过法律程序送到他们手上。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法庭，被罚了一大笔钱，还被判处入狱，但至于什么时候获释，就要看国王的心情了。后来，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的健康严重恶化，他急需换一个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的地方，于是他请求国王放了自己；对此国王给予的回答是他请求的措辞还不够卑微（牝猪陛下的称呼给这位国王倒也挺合适）。爵士又让自己年幼的儿子送上了另一份请愿书，他在信中谦卑地提出，如果国王肯让他出去养病，等痊愈之后自己便会回到狱中；可国王依然没有理会他的恳求。最后，爵士死在了伦敦塔里，他的子女上书请求将父亲的遗体带到康沃尔，跟家族的先人们葬在一起。国王回答说：“约翰·埃利奥特爵士在哪个教区逝世，就把他的遗体埋在当地的教堂吧。”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很符合一位小心眼国王的行事作风。
现在，十二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国王始终坚定不移地追求着让自己骑到人民头上去的目标。他既不召开国会，也不让议员们帮他管理国家。就算用一万两千册书卷来为他歌功颂德（表扬他的书籍已经不少了），人们也无法改变或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国王查理一世独断专制，不按法律行事，任意掠夺百姓的财物，而且只要有人敢冒险提出抗议，他就会肆无忌惮地对其施以惩罚。现在有一种颇为时髦的观点，某些人觉得这位国王的统治事业被缩短了，但是我个人必须声明，我觉得他在位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了。
在剥夺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方面，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 [19] 是国王的得力助手。劳德是个实诚人，见多识广，判断力却不怎么样——因为有时候在同一个人身上，学问和理智可能完全不成比例。虽然劳德信奉新教，但他的观点却跟天主教徒极为相似，为此罗马教皇甚至打算封他做红衣主教，只要他愿意接受这项恩惠就行。劳德把誓言、礼服、燃烧的蜡烛等东西看做宗教仪式中至关重要的元素，并往仪式中加入了大量鞠躬和嗅蜡烛的环节。他还把大主教和主教视为某种奇人，并且习惯性地对那些持相反意见的人进行狂轰滥炸式的反击。因此，当一位名叫莱顿的苏格兰教士因为把主教们称作废物和人类虚构出来的东西而受罚时，劳德对上帝感激涕零，并陷入了狂热的愉悦当中。那位教士戴着颈手枷接受鞭打，脸上烫着烙印，少了一只耳朵，一只鼻孔也被人割裂了。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劳德控告了一位名叫威廉·普林律师，理由是对方跟莱顿教士持有相似观点。威廉律师被罚款一千英镑，上了颈手枷，还在两个不同场合分别被人割掉了一只耳朵，最后他被判处了终身监禁。巴斯特维克是个内科医师，他也是先被罚款一千英镑，接着双耳都被人割掉了，并在监狱里度过余生。有些人会告诉你，这些都是为了劝服他人而使用的温和手段；而我却认为更确切地说，它们都是意在恐吓百姓的伎俩。
有些人会告诉你，在剥夺人民的经济权益方面，国王同样采取了温和手段。但我依然认为它们都是恫吓人民的花招。他不仅征收桶税和吨税，还任意提高税款的数额。虽然多年以来垄断问题已经让百姓们怨声载道，可国王还是把垄断权授予那些肯掏腰包的商人们。他还直接违反法律，对那些拒绝按照牝猪陛下 [20] 的公告办事的百姓处以罚款。他恢复了不得人心的《森林法》 [21] ，并借由森林使用权把私人财产据为己有。最恶劣的是，他决定收取一项叫做“造船费”的钱款，也就是用来供养舰队的钱，而且不仅是沿海城镇，全英格兰各个郡县都要出钱——因为他发现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内，所有的郡县都缴纳过造船费。这笔造船费引发了百姓们的强烈不满，伦敦市民约翰·钱伯斯拒绝拿出自己的那一份，于是市长大人把他关进了监狱，却反被约翰告上了法庭。塞伊勋爵像个真正的贵族，也拒绝缴纳这笔钱。不过，在“造船费”的反对者当中，最勇敢、最优秀的人物则要数白金汉郡的贵族约翰·汉普登 [22] 了。他是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的密友，国王征收造船费的时候，他正跟下议院的那群“毒蛇”坐在一起议事。这件案子被提交至财务法院，由十二位法官来审理。国王的律师们故技重施，声称收取造船费不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国王不可能犯错，不论他怎样努力去尝试犯错都一样——的确，这十二年来他还真是千方百计地尝试犯错啊！有七名法官认为这个观点非常正确，汉普登先生必须交钱；另外五名法官则认为这个观点错到家了，汉普登先生无需交钱。结果，国王大获全胜（他是这么认为的），但他的成功也让汉普登变成了全国最受欢迎的人物。现在事情演变成这样糟糕的状态，许多正直的英格兰百姓都感到在国内呆不下去了，他们漂洋过海，移居到了美国的马萨诸塞湾。据说汉普登本人及其亲戚奥利弗·克伦威尔 [23] 也打算跟随这样一群人乘船离开，可是他们才刚刚登船，就让一纸公告给拦住了。公告声称，商船船长未经王室特许不准携带此类乘客出海。可是，唉！要是国王放走他们，或许倒是件好事呢！总而言之，这就是英格兰当时的状况。至于苏格兰，就算是一个挣脱束缚的疯子，干出的坏事也不会比劳德在那儿做的更多。他不遗余力地强迫苏格兰人民接受自己对主教的看法，还有自己的宗教教派、礼节仪式等（一开始国王只是暗中协助他，但后来也亲自出马了），搞得当地百姓怒不可遏。为了保存自己的教派，他们建立起一个名为“神圣誓约 [24] ”的宗教组织，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召集了所有的同伴，通过击鼓来祈祷、布道，每天两次；他们歌唱赞美诗，并在诗中把敌人比喻成自己听说过的一切妖魔鬼怪；他们立下庄重的誓言，要用宝剑取走敌人的性命。起先，国王试图用武力解决问题，后来改成了谈判，然后他建立起一个苏格兰国会，可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接着，国王试着让斯特拉福德伯爵来帮忙；这位伯爵不是别人，正是以前的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他做爵士的时候曾经管理过爱尔兰。他在当地采用的也是极其专制的统治办法，不过还是给那里带来了益处和繁荣。
斯特拉福德和劳德赞同以武力镇压苏格兰百姓，但其他参与议事的贵族们则认为最终还是得建立国会；国王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后者的建议。于是，一六四零年四月十三日，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观：一批议员出现在威斯敏斯特。这个国会被称作“短期议会 [25] ”，因为它延续的时间非常短暂。正当议员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谁敢开口说话的时候，一位皮姆先生 [26] 站起身来，向大家陈述了国王十二年以来的违法行径，以及他给英格兰造成了怎样糟糕的局面。有了皮姆先生这个伟大的先锋，其他议员也鼓起勇气，畅所欲言，道出事实，尽管这花费了他们不少耐心，还要竭力保持平静。国王有点害怕，便派人传话说，如果议员们肯给他一笔钱供他支付某些费用，他就不再征收造船费。双方为这个问题争论了两天；后来，由于议员们拒绝在国王既不接受调查也不肯给出承诺的情况下答应他所有的条件，国王便解散了他们。
可是人们很清楚国王非马上组织起一个国会不可，国王自己也开始察觉到这一点，尽管现在为时已晚。于是，九月二十四日这天，国王召集了一支军队到约克郡镇压苏格兰人民，可是他的士兵和英格兰其他百姓一样苦闷不安，于是国王将上议院的贵族们叫到约克郡，并告诉他们，自己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国会，并要求议员们在十一月三日那天集合起来。此时“神圣誓约”的人马已经强行闯入了英格兰境内，还占据了几个出产煤炭的北方郡县。由于缺了煤炭什么都做不成，再加上对手因绝望而激情高涨，国王的士兵根本无法有效地压制他们，于是国王开始考虑跟苏格兰人谈判。与此同时，那些北方郡县向“神圣誓约”支付了一笔钱，要求他们老实点，不要打煤炭的主意。
关于短期议会的历史到此就结束了。下面我们来看看长期议会 [27] 都干过哪些值得纪念的事情。
第二部分
一六四零年的十一月三日，长期议会的议员们聚集在了一起。同一个星期，斯特拉福德伯爵也从约克郡回来了，他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这群勇敢坚定的国会成员对自己没有半分好感，因为他不仅背弃了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还亲自上阵，处处跟人民的权利自由作对。为了安慰伯爵，国王告诉他议员们“不会伤害他一根头发”。可是就在第二天，下议院的皮姆先生就以叛国罪为名郑重其事地弹劾了斯特拉福德伯爵。伯爵很快就被捕入狱，从他引以为傲的人生顶峰跌落下来。
三月二十二日，伯爵等着别人把他带到威斯敏斯特厅 [28] 受审。尽管他病得厉害，还要忍受着剧痛的折磨，可他在自我辩护时表现出的过人才能和威严气势，让人们怀疑他会真的胜诉。然而，审讯进行到第十三天的时候，皮姆向下议院出示了一份抄录文件，内容是某次会议的记录。这份文件是年轻的哈里·文爵士 [29] 在他父亲（文首相，曾跟伯爵坐在同一个会议桌旁）的红色天鹅绒柜橱里找到的。斯特拉福德在文件中清清楚楚地告诉国王，他已经摆脱掉所有的法律束缚和政府职责，可以任意摆布自己的人民了；伯爵甚至还补充道：“您在爱尔兰还有一支军队，您可以派他们去迫使这个国家臣服。”虽然没人说得清“这个国家”一词指的究竟是英格兰还是苏格兰，但国会却一口咬定伯爵意指英格兰；这就是叛国行为了。于是下议院当堂决定提出一个剥夺公权的法案，这样就能宣布伯爵叛国罪名成立了；这方法比以弹劾的名义继续审讯要好，因为弹劾伯爵需要先证明他的确有过叛国行为。
于是，一份法案很快出炉，得到下议院绝大多数人的赞同之后，议案遂被提交至上议院。由于无法确定这份议案能否得到上议院和国王的批准，皮姆便向下议院的议员们透露，说国王和王后两人正跟军官们密谋调动士兵辖制国会，还打算带领两百士兵进入伦敦塔，好让伯爵逃走。国王跟军队勾结的事是一个勋爵的儿子抖落出来的，勋爵父子俩都叫做乔治·戈林 [30] 。这儿子是个坏蛋，本来也是阴谋的参与者之一，后来才投诚的。其实国王已经批准让这两百人进入伦敦塔，如果不是一位名叫鲍尔弗的勇敢的苏格兰长官拒绝放行，这些人就进去了。这些事情被公诸于众之后，许多百姓在国会大厦外面掀起暴乱，大喊大叫着要处决斯特拉福德伯爵，因为他是国王欺压百姓的主要帮凶之一。就在大家群情激奋的时候，那项议案得到了上议院的批准，并送到了国王面前请他拍板。同时送来的还有另外一份议案，规定未经议员同意，当时的国会就不能解散或休会。尽管国王对伯爵并没有太深的感情，但他也不是不愿搭救这位忠诚的奴仆；他只是有些不知所措而已。不过最终他还是同意了这两份议案，虽然在内心深处他认为那份对斯特拉福德伯爵不利的议案既不合法也不公正。伯爵曾给国王写信称，说自己甘愿为他而死，却没料到这位尊贵的主人竟会如此轻易相信自己说的是真心话；因此，公爵一得知自己的命运，便将手放在心口说：“千万别相信王者的话！”
国王办事一向拐弯抹角、拖泥带水，他花了整整一天时间，给上院议员写了封长度为一页稿纸的信，让年轻的威尔士亲王把它送了过来。他在信中恳求对方劝劝下院议员，“让那个可怜人在严密的监禁下度过一生，直到自然死亡”。在这封信的附言中他又说，“要是他非死不可，那就做做好事，把刑期推迟到周六。”如果说先前伯爵的命运还有些许变数的话，那么国王这份卑微而吝啬的求情已足以一锤定音。第二天，即五月二十日，伯爵就被人带往伦敦塔山处死了。
劳德大主教，就是那个特别喜欢切人耳朵、割人鼻孔的家伙，现在也被囚禁在了伦敦塔。当伯爵从他的窗前经过，准备前往刑场的时候，劳德依照伯爵的请求，在窗口为他献上了祈祷。这两人是亲密无间的战友，都坚决地站在国王的战线上。伯爵曾在二人掌权的时候给劳德写信称，让拒绝缴纳造船费的汉普登先生在公开场合遭受鞭刑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可是，那些耀武扬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伯爵带着尊严和英雄气概踏上了不归路。监狱长官担心人们会把伯爵碎尸万段，便建议他坐进一辆停在伦敦塔大门处的马车，但是伯爵回答说，对他而言，死在斧头下面跟死在百姓手中并没有什么区别。就这样，他踏着坚定的脚步，带着庄严的神情继续前进，从众人面前经过的时候，他还不时向对方脱帽致意；人群鸦雀无声。伯爵在绞刑架上发表了一通演讲，稿子是他事先准备好的几条笔记（伯爵被砍头以后，那张纸还摆在原地）。后来，行刑者一斧子下去，伯爵就身首异处了，终年四十九岁。
处死伯爵这项英勇无畏的举动，还有议员们提出的其他著名议案，这一切的根源其实都是那位长期公然滥用职权的国王（就像过去一样）。所有涉及以非法形式向人民征收造船费等款项的地方管理者和其他官员都落了个“失职”的名声。汉普登的判决书被撤销，判他有罪的法官们被迫缴纳了大笔保证金，表示愿意接受国会做出的一切决定。其中一名法官被捕入狱；当别人来捉拿他的时候，他还在高等法院里安坐。劳德也遭到了弹劾，那些被人割耳裂鼻的受害者则成功获释。国会还通过了一项议案，规定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如果国王及其官员没有下令召开，则由议员们自行集合开会，这是他们自己的权利与权力。人们为这些喜讯张灯结彩，还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全国上下一片沸腾。毋庸置疑，议员们也利用了百姓的激动情绪，并不择手段地扩大其影响；但是大家应该始终牢记一点：在这漫长的十二年中，国王的确不遗余力地尝试研究自己是否真的会做错事。
这段时间以来，宗教人士一直在高声疾呼，称主教不该在议院占据一席之地。这引来了苏格兰人民的强烈反对，英格兰百姓对此也看法不一。考虑到这个，再加上对议员们将会废除绝大多数税收的愚蠢期望，有些人的立场竟时不时地动摇了起来，偏向了国王那边。
我坚信，在这段时间，或者说在他生命中大多数日子里，如果国王能够获得任何头脑正常之人的信任，他就可以拯救自己、保住王位。可是，英格兰的军队才刚一解散，他就又像以前那样，跟官员们狼狈为奸了：几名官员起草了一份对国会领导人不利的请愿书，国王在文件上签字同意；这成了他与官员勾结的确凿罪证。苏格兰军队解散还不到四天，国王就去了爱丁堡——以当时条件来说，这个速度算是相当快了——他又耍起阴谋诡计，而且这一次干得非常隐秘，以至于人们很难判断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有人认为国王是想拉拢苏格兰议员，这一点他的确做到了：许多苏格兰贵族和掌权者收受了国王的礼物和恩惠，归入了他的帐下；还有人觉得国王是想搜寻证据，证明英格兰的国会领导投敌叛国、找苏格兰人来帮助他们。可不管国王到苏格兰的目的是什么，他这一趟都基本白跑了。当时，蒙特罗斯伯爵 [31] 因图谋不轨而正在蹲监狱，此人胆大包天，国王在他的唆使下，居然企图绑架三位出逃的苏格兰勋爵。英格兰国会的某个国会委员跟在国王身后监视着他，把此次“事件”（他是这样称呼它的）记录下来交给了议员们。这在国会中又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议员们为自己的人身安全忧心忡忡，不过也可能他们只是装装样子而已。这些人给总指挥官埃塞克斯伯爵 [32] 写了封信，要求对方派人保护自己。
除此之外，国王还可能在爱尔兰也设下了阴谋。不过人们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也许他是想拉拢爱尔兰人想疯了，就帮助他们发动了一场起义；王后很可能也参与其中。不管这些是真是假，爱尔兰人的确兴起了一场凶残而野蛮的叛乱；在这次谋反活动中，他们还在当地教士的怂恿下，对部分英格兰民众施以暴行，男女老少都未能幸免。若非目击者赌咒发誓，没有人会相信这等惨绝人寰的事竟是真的。这次暴乱中是否真有一两千新教徒被谋杀，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其残暴程度丝毫不亚于史上任何一场野蛮民族间的厮杀。
国王从苏格兰回到国内，决定放手一搏，为赢回自己失去的权力做一番挣扎。他相信，通过贿赂和施恩，苏格兰人是不会反对他的。伦敦市的市长大人盛宴款待了国王，让他以为自己能够重新得到英格兰国民的爱戴。可是，要想凑够一个国家的人口数目，就要好多好多市长大人加在一起才行。国王很快就发现自己想错了。
可是，早在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前，皮姆、汉普登等人就用一份文件激起了议员们对国王的强烈反对。这份著名文件叫做《大谏章》 [33] ，里面揭露了国王的种种不法行径，但是把导致这些行为的罪名都扣在了国王那些坏心肠的谋臣头上。直到这份文件获得了国会的认可、被送至国王面前的时候，国王依然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来解除鲍尔弗管理伦敦塔的职务，让一个道德败坏的混蛋来取代他。可是下院议员马上对此表示反对，国王只得作罢。就在这时，长期以来反对主教的呼吁声进一步高涨。年迈的约克大主教在去往上议院的途中还险些丢了性命——一群暴民捉住了他，对他拳打脚踢、一顿猛揍，因为这家伙实在蠢到家了，居然去呵斥一名正在高喊“主教滚开”的小男孩。于是，约克主教派人把城里所有的主教都请了过来，要他们在一份申诉书上签名，说既然以后他们再也无法在保证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前往国会履行职责，那么在他们缺席期间国会做出的一切举动都是不合法的。主教们请国王把这份申诉书交给上议院，国王照做了。结果这帮主教集体遭到下议院的弹劾，被关进了伦敦塔。
然而国王非但没有从这件事中得到警示，相反，由于国会中存在一些温和党派人士，对这些激烈手段表示反对，国王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一六四二年一月三日，他采取了人类历史上最鲁莽的行动。
国王没有征求别人的意见，就自作主张把首席检察官派往上议院，控告某些议员犯了叛国罪，其中包括金博尔顿勋爵 [34] 、亚瑟·哈兹尔里格爵士 [35] 、登齐尔·霍利斯，约翰·皮姆（由于他手握重权，体格健壮，人们都叫他皮姆王）、以及约翰·汉普登、威廉·斯特罗德 [36] 等人 [37] 。他们都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国会领导，但国王对其深恶痛绝。他命人进入这些人的住宅，查封了他们的文件。与此同时，他还派信使到下议院去，要求议员们立刻把这五位先生交出来。议员们的回应是：只要对方能说出控告五位先生的合法理由，他们自然会现身的。接着，众人就当场休会了。
第二天，上院议员派人进城禀告市长大人，说国王侵犯了他们的特权，大家一举一动都没有安全感。接下来，由于未能逮捕那五名议员，国王便亲自来到了上议院，与他同行的还有全体侍卫和两三百个贵族及士兵，大多数人都带了武器。国王让这些人留在大厅，只在侄子的陪伴下进入了议院。他脱掉帽子，向议长的位子走去。议长 [38] 起身离座，国王则站在座位前，不动声色地环视四周。片刻过后，国王才说自己是为那五名议员而来。见没人接茬，国王便喊出了约翰·皮姆的名字。还是没人答话，国王又叫出了登齐尔·霍利斯的名字。回答他的依旧是一片沉默，国王便问议院议长，那五个议员在什么地方？议长双膝跪地，勇敢地回答说，自己是议院的奴仆，除非有议院的命令，否则自己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会说。国王闻言后更受打击，便说自己要亲自搜查，因为那些人犯了叛国罪。他拿上帽子，在议员们的窃窃私语中离开了。
得知这一切之后，外面的人立刻着手行动起来，其速度快得无法用语言描述。为了安全起见，那五名议员已住进了位于市内科尔曼街的一栋房子里。那里整晚都有人替他们站岗放哨；事实上，整座城市到处都有人手持武器把守警戒，就像一座军营似的。到了上午十点，国王已经被自己的所作所为吓住了，他只带了六名勋爵来到市政厅，对百姓发表了一通演讲，希望他们不要窝藏那些被他指控为卖国贼的人。到了第二天，他又发布公告缉捕那五名议员，可国会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儿。五天以后，他们兴师动众，以非常隆重的礼节将这五名议员请到了威斯敏斯特。到了这时，就算国王不为自己的安全着想，他也被自己的鲁莽行事吓得心惊肉跳；于是他带着王后和儿女，离开怀特宫逃到了汉普顿宫 [39] 。
五月十一日这天，那五名议员昂首挺胸，在人们的簇拥下坐船一脸肃穆地来到威斯敏斯特。河上到处都是船，把水面都给遮住了。驳船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把五位议员团团围住，随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们。一大批民兵在其指挥官斯基庞 [40] 的带领下沿着斯特兰德街行进，以便在必要之时为这支小小舰队提供帮助。他们身后则是一片人山人海，把街道都给堵住了；众人不断高喊着反对主教和罗马天主教徒的口号，经过怀特宫的时候，他们还不无轻蔑地嚷道：“国王陛下怎么样了？”上议院外面人声鼎沸，里面倒是鸦雀无声。皮姆先生站起身来，对议员们讲述了城内百姓盛情欢迎他们的场面。听了他的描述后，议员们立刻把那些治安官请进来表示感谢，并恳求指挥官斯基庞能每天带领民兵团把守下议院。后来，四千名士兵骑着马从白金汉郡赶来，主动要求加入保卫下议院的行列。他们还带来了一份请愿书要呈交国王，对汉普登先生所受到的伤害表示抗议，因为汉普登是他们的同乡，且深受百姓爱戴与敬仰。
国王动身前往汉普顿宫的时候，跟随他出城的随驾侍卫和贵族将其一路送至泰晤士河畔金斯顿区。第二天，迪格比勋爵乘着六驾马车，从汉普顿宫捎来了国王的话，说他同意接受这些人的保护。议员们说此举无异于向整个王国宣战，于是迪格比勋爵逃到了国外。议员们很清楚，国王老早就开始变着法子动用武力来对付他们了，而且他还偷偷派纽卡斯尔伯爵到赫尔 [41] ，对当地的一座存有重要武器和火药的军用仓库加以保护；因此他们立刻把精力全部集中到控制国家军事力量上来。在那个时代，每个郡县都拥有各自的弹药库，以供当地的民兵团或自卫队存放武器跟火药。于是，议员们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给予国会任命各郡首席治安官——也就是那些民兵的指挥者——的权力（截止到此时，这个权力一直归国王所有）；国会有权将国内所有要塞、堡垒及警卫部队交给议员们信任的地方官吏掌管。此外他们还通过了一项法令，剥夺了主教们的表决权。国王同意了那项议案，但是尽管他说自己很愿意指派那些国会向他推荐的人选，他还是拒绝交出郡首席治安官的任命权。当彭布罗克伯爵询问国王，他是否会在这个问题上姑且妥协时，国王回答道：“上帝作证，绝对不会！”结果，他就跟国会开战了。
国王年轻的女儿 [42] 早就跟奥兰治亲王订了婚。于是，王后以送她到未婚夫的国家为借口，也安全地离开了英格兰，但实际上她的目的是通过典当皇家珠宝来召集一支支持国王的军队。由于海军事务大臣身体欠佳，下议院便提名沃里克伯爵来代行其职，为期一年。国王本想任命另一个贵族，但下院议员对此不予理睬。结果，沃里克伯爵未经国王批准，就当上了海军事务大臣。国会还直接向赫尔的官员下达命令，要求将那座军用仓库迁移至伦敦；国王则径直去了赫尔，打算亲自掌管那个仓库。但是赫尔市民不肯让他进城，地方官也不肯让他进城堡。这时议员们也已作出决定，但凡上下议院通过的内容，即便国王不肯同意，也照样可称为法令，而且跟那些经由国王批准的法律具有同等效力。国王自然对此表示抗议，还发出通告，说人们无需遵守这样的法令。在参议院多数成员及许多下院议员的照料下，国王在约克郡安顿下来。大法官带上国玺投靠国王之后，议员们又做出了一枚新的国玺。这个时候，王后派来了一艘满载武器和弹药的船，国王也写信向别人借高利贷。与此同时，议员们则组织起二十个步兵团和七十五个骑兵部队，百姓们也自愿拿出现款、金银和大大小小的珠宝首饰来资助他们——已婚妇女甚至把自己的婚戒都捐了出来。任何议员，只要能从自己任职的地区召集起军队或军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指定士兵们的服装样式和色彩，这支军队也由该议员指挥。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组织了一队骑兵 [43] ——他们意志坚定、装备优良，史上最优秀的士兵大概就是这样了。
在部分行动中，这批史上著名的议员偺越了以前的法规和习俗，向那些煽动暴乱的民众团体做出妥协、提供帮助，某些人由于跟那群受人爱戴的领导者意见不一，还被议员们蛮横地关进了监狱。但是话说回来，大家应该永远记住：是国王为所欲为长达十二年在先；如果不先给这十二年画一个句号，就没有人能将那个时代导回正轨。
第三部分
国王查理一世和长期议会之间大动干戈，进行了将近四年的内战 [44] 。要想把这场战争完全记录下来，足可以写满好几本书，而且每本都是大部头，因此，我就不再多费唇舌来讲述它的细节了。英国的老百姓又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同室操戈，真是件让人难过的事；不过，双方都很讲究人道、克制和荣誉，这还是能让人感到几分安慰的。跟国王手下的士兵（这些家伙参战就是为了赚钱，根本不在乎战争的起因）相比，国会一方的战士在这些方面的表现要优秀得多。可是国王军队中的贵族和乡绅作战勇猛，对国王忠心耿耿，让我们不得不为其行为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其中有许多天主教徒，他们之所以站在国王这边，是因为王后对天主教的虔心信奉。
假如国王是个心胸开阔的人，那么他也许就能慧眼识珠，重用其中一些勇士，让他们来指挥军队。然而事实刚好相反，他依然死死抱着王权高于一切的老想法，把权力交给了自己的两个侄子——鲁珀特亲王 [45] 和莫里斯亲王 [46] ；他们都是王室后裔，千里迢迢从国外赶来帮助国王。要是这两个人不搀和，或许反而对国王比较有利，因为鲁珀特亲王是个办事冲动急躁的家伙，他脑子永远只有一个念头：冲上战场，把身边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国会大军的总指挥是埃塞克斯伯爵 [47] ，他既是一名勇敢的军人，也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君子。就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某些爱管闲事的法学院学生和喧闹的士兵、店老板及其学徒、还有大街上的平民百姓在威斯敏斯特产生了些许磨擦。由于学徒的头发都比较短，国王的支持者们便将那群人唤作“圆颅党 [48] ”，那些人则反过来把对手称为“骑士党 [49] ”以示反击，意思是这伙人明明做事张狂跋扈，却偏要装出一副十足的军人风范来。如今人们开始用这两个词来区分内战双方了。保皇派还把国会旗下的士兵称为“反贼”、“流氓”，国会那边的人则一面把对方叫做“恶棍”，一面以“圣徒”“正直者”自居。
战争终于在朴茨茅斯市爆发；在那里，那个双面叛徒戈林又一次偏向国王的立场，不想却被国会的军队围困在城中。于是，国王发布公告，说埃塞克斯伯爵及其手下官员都是叛徒，并号召忠于自己的臣民带上武器，于八月二十五日到诺丁汉来跟自己会面。可是到了那一天，来找他的忠实臣民寥寥无几，再加上当时天气阴沉、狂风大作，连王室旗帜都被刮倒了，整个过程都显得惨兮兮的。接着，在班伯里附近的红马谷、布伦特福德、迪韦齐斯、查尔格雷夫场（汉普登先生在此战中一马当先，率军杀敌，结果身负重伤，不到一星期就去世了）、纽伯里（国王阵营里最优秀的贵族之一、福克兰勋爵 [50] 在此战中牺牲）、莱斯特、内斯比、温切斯特，还有约克郡附近的马斯顿荒原、纽卡斯尔，以及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重要的交战。在这些战役中，双方都有胜有败；这一次，国王大获全胜；下一次，又换成国会凯旋而归。但是绝大多数繁华的重要城镇都反对国王；当伦敦需要加强防卫的时候，社会各阶层人士，上到王公贵妇，下至男女劳工，全部一齐动手努力工作，大家都心甘情愿、干劲十足。国会那边最有名的领导人是汉普登、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 [51] ，还有最出类拔萃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及其女婿艾尔顿 [52] 。
对百姓而言，整场战争劳民伤财，不仅让他们恨得咬牙切齿，还使其倍感痛苦，因为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因战争出现了裂痕：有的家庭成员支持一方，有的则力挺另一方。总之人们翘首以盼，一次又一次渴望着和平的降临。双方阵营里也各有一些有识之士，希望能阻止这场战争。于是，国会派人来跟国王议和了。他们分别在约克、牛津（国王自己在这里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国会），以及阿克斯布里奇三个地方举行了会谈，但是最终无功而返。在这几次谈判过程中，国王面临着重重困难，但他依然将自己的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勇敢、沉着、头脑冷静，且不乏智慧，可他始终未能摆脱性格中的老毛病，嘴里连半句实话都没有。历史学家克拉伦登勋爵 [53] 是国王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他认为国王曾不幸对王后许诺，说未经她的同意自己绝不跟对方和解；而这个保证必将被国王反复拿来做推托之词。国王向来说话不算数，什么时候都一样。为了金钱，他跟双手沾满鲜血的爱尔兰叛军签署了休战协议，还邀请对方的兵团帮助自己对抗国会。在内斯比战役 [54] 中，国会军找到了国王的秘密橱柜，里面藏着他和王后之间的来往书信。国王在信中清清楚楚地告诉她，自己只是假装赏识那些“杂种”议员，佯称要跟他们谈判，借此骗取对方的信任。现在，他对议员们的称呼已经由原先的“毒蛇”升级为“杂种”了。议员们还发觉，国王早已跟洛林公爵私下勾结，目的是得到一支一万人马的外国军队。计划受挫之后，他又派自己忠心耿耿的友人格拉摩根伯爵 [55] 到爱尔兰去，和当地的天主教势力达成秘密协议：对方答应派一万名爱尔兰士兵给他；作为回报，国王将对天主教提供大力支持。当时的爱尔兰发生过许多小规模战斗，一名好战的爱尔兰大主教就在一次冲突中被杀，人们在他的马车里发现那份协议之后，国王可耻地否认了一切，还在那位忠诚的伯爵朋友遭到叛国罪的指控时抛弃了对方。更卑劣的是，国王用自己高贵的手交给伯爵一份密令，上面却有些许空白不曾填写，明显是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
最后，在一六四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这天，国会大军从四面八方围困了牛津市，并逐渐逼近了过来。身在城内的国王意识到自己必须立刻逃走，一秒钟都不能耽搁。于是，这天夜里，国王改变发型和胡须的样式，换了仆人的衣服，背后系着斗篷骑马奔出了城外，身边只有一个对他忠心耿耿的仆人和一名熟悉道路的当地牧师做为向导。国王一路朝伦敦的方向疾驰，但跑到哈罗之后，他改变了计划，转而向苏格兰军营奔去——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由于苏格兰士兵已经受邀前来帮助国会军队，所以当时的英格兰境内有大批他们的人马。国王干什么事都特别喜欢耍花招，因此很难确定他这样做的用意是什么。可是不管怎样，他确实这样做了，并找到苏格兰大将军利文伯爵 [56] ，向他投降。伯爵彬彬有礼地接待了这名犯人。国会与苏格兰当局就如何处理国王进行了协商，双方一直商量到第二年二月。后来，鉴于国王既不肯答应国会将那个旧的民兵火药库出让二十年，也不肯答应苏格兰承认“神圣盟约”的合法性，苏格兰不得不交出了国王，换取了一大笔钱作为他们施援的回报和士兵的报酬。国会指派几个人带走国王，把他送到他自己的一座宫殿里，即位于北安普敦郡奥尔索普群岛的霍姆比宫。
没等到这场内战结束，约翰·皮姆就去世了。人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57] 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些荣耀都是他所应得的，因为他和汉普登二人为英格兰百姓争取权利自由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刚结束没多久，埃塞克斯伯爵就因在温莎森林里猎鹿的时候受热过度而病逝了；人们以同样隆重的仪式把他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关于那个劳德大主教我已不想再提，可是又不得不提：他在战争结束以前就被人送上绞刑架处死了。对他的审讯持续了将近一年之后，人们还无法确定控诉他的罪名是不是相当于叛国罪——这项最残暴的君王们最喜欢使用的可恶罪名。国会还提出了一项剥夺公权法案来对付他。劳德是一个对他人怀有深刻偏见的害人精，而且如你所知，他酷爱割耳裂鼻之刑，受害者不计其数。但是他在临刑前表现得十分平静，正如一位勇敢无畏的老先生。
第四部分
一旦控制住国王，国会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处理掉军队，但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军中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了。这不仅仅因为他具备高超的才干和勇气，还因为他用一种类似苏格兰清教教徒的方式，立誓要坦诚待人并言出必行，这让他在士兵之间受到极大的欢迎；他们对主教们的厌恶程度不亚于他们对教皇的。不过鉴于那时候的士兵、鼓手和号手都有动辄就发表冗长布道和演说的恶习，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加入到那支军队里去。
那么如果这样一支军队空闲下来，谁能保证他们不会说国会的坏话甚至反抗国会呢？国会对此也不确定，于是议员们决定解散大半士兵，并把剩下的派往爱尔兰平乱；如此一来，英格兰本土上就只剩下一支规模很小的军队了。但士兵们并不同意被解散，除非国会答应他们的条件。当他们发现国会打算强行解散军队时，军队自作主张，做出了一个相当出人意料的举动：在四百个骑兵的陪伴下，一个名叫乔伊斯的下级骑兵军官在一天夜里闯进国王位于霍尔姆比宫的房间，他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手枪，勒令国王跟他走。国王倒是不介意，只是要求乔伊斯应该在第二天早晨公开要求他这么做。于是第二天一早国王就来到宫殿台阶的最上面，身边满是他自己的手下和国会指派的护卫，当着这些人的面国王问乔伊斯：“你有什么权力带我走？”对此乔伊斯回答道：“军队给我这样的权力。”“你有任何书面命令吗？”国王接着问。乔伊斯指了指那四百骑骑兵：“这就是我的命令书。”“好吧，”国王笑着说，“我从来没读过这样一份命令书，但它的内容的确清晰明了。这真是一群优秀的绅士，我很久没享受到这样的人的陪伴了。”乔伊斯问国王他想住在哪儿，国王说纽马基特，于是他们——连同那四百个骑兵——就朝纽马基特奔去。对此国王笑着说，他可以跟乔伊斯或任何一个骑兵换班，骑马到哪儿都行。
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国王的确相信军队还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当费尔法克斯将军、奥利弗·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前来劝他回到国会的监管之下时，他就是这么回答的。他愿意保持现状，而且态度相当坚决。当军队逐渐逼近伦敦并企图以此威胁国会妥协时，国王也跟着去了。英格兰的存亡竟然取决于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这可真是可悲可叹。不过眼下正是国王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他当然选择支持军队而不是试图控制他的国会，尽管后者有更加合法的权力和理由。不过在此我必须补充一点，那就是在如何对待国王的问题上，军队的确比国会更加友善恭敬：他们不但允许国王保留自己的仆从、在多个宅子里参加奢华的宴会，还准许他前往雷丁附近的卡弗舍姆府看望他的孩子并与之度过两日的时光。相比之下，国会却对他非常苛刻，他们只允许他外出骑马和打球。
实际上，即使在这个时刻，如果国王能够博得人们的信任，那么他有可能还有救。就连奥利弗·克伦威尔都明确地说，除非国王享有他应有的权利，否则没人能够安心度日。他对国王还算友善；当查尔斯与孩子们团聚的时候，奥利弗也在场，并因那种令人怜悯的场面而深受感动。他时常面见国王；国王搬进汉普顿宫之后，他还经常与他一起在宫殿的长廊和怡人的花园中散步、交谈。对克伦威尔来说，这一切其实都威胁着他在军中的威信和地位。然而国王依旧在暗地里希望能够取得苏格兰人的帮助；当他确定要加入苏格兰人的时候，他立刻疏远了他的新朋友们和军队，并告诉军官们他们没有他就不行。而且，就在他许诺克伦威尔和艾尔顿说只要他们肯帮他夺回原先的地位，他就让他们成为贵族的同时，他还在给王后的信中写他打算绞死他们。后来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均宣称他们早就被私下告知了这封信的存在；它被缝在马鞍里，将在某一天晚上被送往霍尔本的“蓝野猪”旅店，从那里再前往多佛尔。于是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假装成普通士兵找到那里，他们坐在旅店院子里喝酒，直到一个拿着马鞍的男人出现在那个地方；他们用刀子打开马鞍，便发现了那封信。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可信，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曾告诉国王的一个忠仆说国王不值得信任，如果他出了什么事的话，国王绝对不会帮他。然而，即使在那之后，克伦威尔依旧信守对国王许下的诺言。当他得知一些士兵密谋抓住国王时，他立刻通知了他。我相信，克伦威尔诚心诚意地希望国王能够逃到海外，这样他就能轻松地摆脱他了，而不是增添更多的麻烦和风险。显而易见的是，奥利弗本人跟军队的关系也没好到哪到哪：一些部队强烈反对他和所有支持他的人，以至于奥利弗不得不当着自己部队的面枪决了一个人，以儆效尤。
收到奥利弗的警告之后，国王急忙逃出了汉普顿宫；犹豫了良久之后，他最终来到位于怀特岛的卡里斯布洛克城堡。一开始，他倒是还算自由自在，可即使在那儿他还假装遵守同国会的协定，同时暗地里和苏格兰官员通信，叫他们派一支军队南下至英格兰帮他夺回王位。这种串通苏格兰的行为打破了他与国会的协定，于是国会就将他贬为囚犯。不过他的地位降得还不够快，因为他还有时间密谋逃跑：王后在怀特岛附近安排了一艘船，国王打算趁夜乘这艘船出逃。
但在指望苏格兰这件事上，他注定会失望。苏格兰教士们认为国王和苏格兰官员之间的协议对该国宗教不利，所以他们处处宣传这项协定的不是。结果，苏格兰只召集起一支很小的军队并送往英格兰，可他们实在做不了什么。虽然英格兰也有一些保皇派揭竿而起，还有一些来自爱尔兰的优秀士兵也加入进来，但他们在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率领的国会军面前没有任何胜算。国王的长子、威尔士亲王也带着十九艘战舰（一些英格兰战船也投奔了他）从荷兰过来助战，但最终无功而返。在这场内战中最值得一提的事件是两位伟大的保皇派将领被国会军将军残忍地处决了。这二人分别是查尔斯·卢卡斯爵士 [58] 和乔治·莱尔爵士 [59] ，他们忍受着饥饿和痛苦死守在科尔切斯特，支撑了整整三个月。当查尔斯·卢卡斯爵士被枪决之后，乔治·莱尔爵士亲吻了他的尸体，然后对执行枪决的士兵说：“走近点，这样你肯定能打中我。”“我敢保证，乔治爵士，”其中一个士兵回答道，“我们肯定一枪命中。”“哦？”他笑着说道，“可我曾经不止一次距离你们更近，我的朋友们，可你们都没打中我。”
这时候军队又要求国会交出七名惹恼了军队的议员，但国会已经受够了军队的威胁，他们一致同意不再与国王有任何联系。可第二次内战（仅进行了六个月）才刚刚落下帷幕，议员们就派去一些官员找到国王商议协定。那时的国王还算自由，他被准许居住在怀特岛上一栋私人宅子里；他尽责地与国会商谈，其通情达理的程度赢得了所有人的赞叹和钦佩。最后，他同意了对方的一切要求，包括暂时废除主教（在此之前他可是坚决反对这一条的）以及将主教们的土地转为王家财产。然而，当他最好的朋友们与官员们一起奉劝他放弃一切以求自保时，他又故伎重演，试图逃跑。虽然嘴上说不是，但他依旧和一些朋友和爱尔兰的天主教教徒保持着联系。而且他曾亲自写道，他妥协的唯一原因是为逃跑争取时间。
事情发展到这个关头，军队已决意与国会决一死战，于是上行至伦敦。但这时的国会已经不怕他们了，在霍利斯的大胆带领下，他们一致投票决议国王的妥协已经足够确保国家的和平了。听闻此事之后，里奇上校和普赖德上校带着一队骑兵和一队步兵来到下议院。到达之后，普赖德上校手持一份写满对军队不利的议员名字的单子站在休息室里，当议员们入场的时候他就一个个地指出来，然后将他们全部看管起来。后来这件事情被人们戏称为“普赖德的肃反”。这时克伦威尔还带着他的部队远在北方，但当他回来之后，他认可了这两人的行为。
军队囚禁了一些议员，又赶走了另一些；这么一来，下议院的成员就只剩下五十人左右了。很快，这五十来个人就投票决定，如果一个国王与自己的人民和国会宣战，他就犯了叛国罪。下议院将这份决议送到上议院，要求以叛国的罪名审理国王。当时上议院共有十六名成员，他们全员否决了下议院的决定。于是下议院干脆自己通过了议案，宣称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政府，他们将审判国王。
于是国王被带到赫斯特城堡然后严加看管起来。这栋房子孤零零地立在海中的一座岛屿上，只有海潮退去时，一条两英里长的崎岖小路才能显露出来，将它和汉普郡的海岸连接起来。从那儿他又被转移到温莎；国王在温莎受到了粗暴的对待，而且就连进餐也要在士兵的看管下，还没有仆人服侍。然后他又被带到伦敦的圣詹姆斯宫，并被告知审判将在第二天进行。
在一六四九年一月二十日的这个星期六，这个颇有纪念意义的审判开始了。下议院将参与审判的人数定为一百三十五，其中包括下议院议员、军队军官、律师和普通公民。高级律师约翰·布拉德肖 [60] 被指派为主法官；审判地点则定于威斯敏斯特大厅。大厅二层，主法官坐在红色天鹅绒的椅子上，头戴一顶挂着一圈铁片的帽子以保护自己的安全。其他成员坐在旁边的长椅上，也戴了帽子。国王的椅子放置在主法官座位的正对面，两张椅子上都覆盖着天鹅绒。他从圣詹姆斯宫辗转到怀特宫，又走水路来到审判厅。
他进入大厅，先是镇定地扫视了一圈看了看整个法庭和前来围观的大批民众，然后他才坐下，但不久后他又站起来看了看。在“以叛国罪起诉查尔斯·斯图尔特”的诉讼状的宣读过程中，他甚至微笑了好几次；他拒绝承认法庭的权威，因为上议院议员并不在场，而没有上议院的国会就不能称之为国会。此外，国王也必须在场，但国王应有的位置却空空如也。对此，布拉德肖回答道，法庭当然有合法的权力，它的权威就是上帝和王国的权威；说罢他就宣布休庭，直至周一。到了那一天，审理工作继续进行，并维持了整整一星期。又一个星期六来临了，当国王穿过大厅走向他的席位时，一些士兵和其他几个人冲他大喊“还我们公道！”并要求处死他。同一天，布拉德肖脱下往日的黑衣换上一身大红的袍子，活像个生气的苏丹王；他宣判了死刑。当国王走出法庭时，只有一名士兵对他说：“愿上帝保佑您，先生。”可随即这位士兵就被长官狠狠抽了一巴掌。国王则说他觉得对他所犯下的错误来说，这判决太重了。在审判中，当他倚着自己的手杖时，银色的手杖头突然掉了下来；这个小小的意外似乎让他非常不安，因为他认为这预示着他将失去自己的脑袋。事到如今他也不得不承认，一切都结束了。
被带回怀特宫之后，他派人来到下议院，传话说鉴于他的死期将近，他希望他们准许他与孩子们再见上一面。下议院同意了。周一，他被带回圣詹姆斯宫；他还留在英格兰的两个孩子——十三岁的伊丽莎白公主和九岁的格洛斯特公爵原本住在布伦特福德附近的锡永宫里，但他们如今被带了过来好与父亲道别。那真是个令人动容的悲伤场面：国王拥抱亲吻了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将两个镶着钻石的印章作为小礼物送给了公主，又让他们替他向他们母亲致意（但王后真配不上他们，因为她没过多久就改嫁给自己的情人）。最后，国王告诉孩子们他将为“这个国家的法律和自由”而死。我必须声明事实并非如此，但我敢保证他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那一天荷兰使节也来了，来为不幸的国王求情——毕竟，我们都希望国会能饶他不死，但荷兰人没得到任何答复。其他求情的人还包括苏格兰官员以及威尔士亲王：后者以王位继承人的身份送来一封信，说他愿意接受国会提出的任何条件。王后也送来一封类似的信件替国王说好话。
即使如此，死刑执行书还是在那一天被签署生效了。据说当奥利弗·克伦威尔拿着笔走到书桌前签名的时候，他猛一抽钢笔，却不小心将钢笔水甩在一个站在他身边的政府官员的脸上。当时那个官员还没签名；按照故事里说的，当轮到他签名的时候，他也用同样的方式甩了克伦威尔一脸钢笔水。
那一夜国王睡得很好，丝毫不在意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夜。一月二十日早晨，距黎明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他起来了，仔细地为自己更衣。他穿了两件衬衣，以防自己会因为寒冷而颤抖，最后还把头发梳得纹丝不乱。负责送达死刑书的是三个军官：哈克上校、亨克斯上校和费耶尔上校。十点钟，哈克上校来到门前，通知国王是时候前往怀特宫了。国王走路速度向来很快，他这一天也用同样的速度穿过庭院，并用同样的声音对护卫们命令道：“快速前进！”到了怀特宫之后，他被带到他的私人卧室里享用早餐，但由于已经领了圣餐，他拒绝再吃任何别的东西。正午，当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的时候（因为断头台还没准备好，所以他得等着），他终于在好心的贾克森主教的劝说下吃了一点面包，喝了一点红葡萄酒。他才刚吃完，哈克上校就拿着执行书走进房间，传唤查理·斯图尔特。
之后，他穿过了怀特宫的长廊。他曾经不止一次走过这个地方，但先前的长廊灯火辉煌，人头攒动，锦衣华服满目皆是，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和现在大不相同。失势的国王一路前行，来到国宴厅中间那扇大窗户前面。他从那里出来，就站在了挂着黑色帷幕的断头台上面 [61] 。他看了看两名身着黑衣、头戴面具的侩子手，又看了看周围的骑兵和步兵，众人也默默仰脸看着他。他还看到无数围观者，人多得他一眼都望不到头；他们也都看着他。他看了看他的圣詹姆斯宫，最后才将视线转向断头台。当他发现垫头木太低的时候，他似乎很不安；他问道：“就没有更高一点的地方吗？”然后他对台子上的人说，发动这场战争的人是国会而不是他，可是既然他和国会之间的不快已经过去了，那么自己希望他们也是无罪的。只有一点，他说，他罪有应得；那就是他曾使另一个人遭受不公正的裁决。这里他指的就是斯特拉福德伯爵。
他并不害怕死亡，但他的确很希望能够轻松赴死。就在他讲话的时候，有个人不留神碰了斧子，他立刻中止了原先的话题大喊道：“当心那把斧子！当心那把斧子！”他还对哈克上校说：“你得告诉他们，别让我死得太痛苦。”对侩子手他则说：“我要说一小段祷告，等我说完了伸开双手”——那是即将行刑的标志。
他把头发拢起，全部藏到主教给他拿来的一顶白缎帽子下面，然后他说：“我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而且仁慈的主也站在我这一边。”主教告诉他，仅需一步，他就可以从这个令人疲倦的世界里解脱出去了；这最后一步虽然令人心悸，却很短暂，而且能让他一步登天，一下子从人间进入天堂。将外衣和胸前佩戴的“乔治” [62] 交给主教之后，国王说出了他的临终之言：“记住！”随后他就跪下，把头搁在木桩上，伸出双手；片刻之后他就被处死了。人群中只发出了一声痛哭的呼叫。士兵们要么坐在马上要么站在地上，他们原本一动不动，宛如一座座雕塑一般；可这个时候他们却突然行动起来，驱赶人群清理街道。
就这样，同斯特拉福德伯爵一样，查尔斯一世也在他四十九岁这一年丢了性命。虽然我对他深感同情，但对于“他是人民的殉道者”这种说法我实在不敢苟同，因为长久以来人民都是他以及他的王权理念的殉道者。不过在决定谁是殉道者这方面，我认为他确实也是一个糟糕的评判者——他甚至曾将那位臭名昭著的白金汉公爵称为“国王的殉道者”。
[1] 英格兰的查理一世（Charles I of England，1600-1649），1624年起继任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联合王国国王，与国会矛盾升温后于1649年被判处死刑，是唯一一个通过法定程序被处死的英格兰君王。（译注）
[2] 指乔治·维尔利斯（George Villiers，1592-1628），詹姆斯一世的宠臣。詹姆斯的喜爱使乔治平步青云：1615年，他被授予骑士爵位；1616年被封做华顿男爵（Baron Whaddon）和维利尔斯子爵（Viscount Villiers）；1617年成为白金汉伯爵（Earl of Buckingham）；1618年成为白金汉侯爵（Marquess of Buckingham）；1623年成为考文垂伯爵（Earl of Coventry）和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译注）
[3] 法兰西的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 of France，1609-1669），前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与第二任妻子梅迪奇的玛丽的小女儿，路易十三的小妹妹。（译注）
[4] 即奥地利的安妮（Anne of Austria，1601–1666），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的长女，1615年嫁给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译注）
[5] 即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1642），红衣主教，并担任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的国务卿，是大仲马著名作品《三个火枪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译注）
[6] 加的斯（Cádiz），西班牙沿海城市，位于加的斯湾东南侧，是西班牙南部主要海港之一。这里指的是发生于1625年11月1日至7日之间的英格兰加的斯远征，起因是查理一世向西班牙公主玛丽亚·安娜（Maria Anna of Spain，1606-1646）求婚遭到拒绝。该远征以英格兰大败而告终。（译注）
[7] 桶税和磅税（tonnage and poundage），旧时英国对进出口的每桶酒及每磅羊毛等征收的税款。桶税和磅税最先由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二世开始征收，后被1787年的《关税统一法》（the Customs Consolidation Act of 1787）废除。（译注）
[8] 即英格兰法律史上的“五骑士案（Five Knights' case）”。1626年，国会解散之后，国王查理一世开始使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包括强制性借贷。1627年，托马斯·达内尔、约翰·科比特、沃尔特·厄尔、约翰·赫维宁汉，以及埃弗拉德·汉普登五人因拒绝拒绝借款而被捕入狱。他们请求王座法庭保护其人身权益，但首席检察官却回答说他们是因“国王下了特令”而被捕的。最后，由于习惯法对国王的特权不具备约束力，法庭判决国王胜诉。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澄清了事实，对国王的特权做出了限制。（译注）
[9] 大宪章（拉丁语为Magna Carta，英语为the Great Charter），是英国最初于1215年订立的拉丁文政治性授权文件；但在随后的版本中，大部分直接挑战英国王室绝对权力的条目被删除；1225年首次成为法律；1297年的英文版本至今仍然是英格兰威尔士的有效法律。大宪章是封建贵族用来对抗英国国王（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约翰）权力的封建权利保障协议。大宪章要求王室放弃部分权力，尊重司法过程，承认王权受法律的限制。大宪章是英国在建立宪法政治这一长远历史过程的开始。（译注）
[10] 1628年3月，查理一世为解决财政问题，提出征收特殊捐税。要求遭国会拒绝后，他就实行“强迫借贷”，严惩拒绝缴费者。国会也不甘示弱，于1628年通过了《权利请愿书》。全文共有8条，包括列数国王滥用权力的行为；重申过去限制国王征税权利的法律；强调未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强行征税和借债；重申《大宪章》中有关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内容，规定非经同级贵族的依法审判，不得逮捕、监禁、流放任何人，不得剥夺其财产或施以其他伤害；规定海陆军队不得驻扎于居民住宅，不得根据戒严令任意逮捕自由民等等。查理一世批准了这一请愿书。它是国会争取自由和权利的胜利果实。但查理接受《权利请愿书》只是权宜之计，并无意真正执行它。当国会批准补助金后，查理一世因国会反对他征收吨税和磅税而恼羞成怒，遂下令解散国会，英格兰进入无国会的专制统治时期，《权利请愿书》也被废弃。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会对《权利请愿书》重新解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并把它认定为英国宪法的渊源之一。（译注）
[11] 约翰·费尔顿（John Felton，约1595–1628），陆军军官。1628年8月23日，他在朴茨茅斯的灰狗酒吧（Greyhound Pub）里（而不是在公爵的宅邸内）刺杀了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尔利斯。约翰被捕后，枢密院企图用肢刑架逼供，但遭到了法官们的集体反对。同年11月29日，约翰被押往泰伯恩刑场处死。此人也出现在大仲马著作《三个火枪手》内。（译注）
[12] 托马斯·温特沃斯爵士（Sir Thomas Wentworth，1593–1641），第一代斯特拉福德伯爵，英格兰政治家，查理一世的支持者。他曾于1632至1639年管理爱尔兰，被召回英格兰之后，便成为查理的重要谋臣，并试图壮大保皇派的力量来对抗国会。当国会判处他死刑后，查理在死刑执行令上签了字，托马斯遂被处死。（译注）
[13] 约翰·埃利奥特爵士（Sir John Eliot，1592–1632），英格兰政治家。因维护国会权力而被查理一世囚于伦敦塔，直到去世。（译注）
[14] 即约翰·芬奇（John Finch，1584–1660），第一代芬奇男爵，英格兰法官，政治家，于1621至1629年间担任下院议长。（译注）
[15] 登齐尔·霍利斯（Denzil Holles，1599–1680），第一代霍利斯男爵，英格兰作家，政治家。1642年，查理一世企图违反宪法拘捕登齐尔等五名下院议员，引发了内战。（译注）
[16] 本杰明·瓦伦丁（Benjamin Valentine），英格兰议员，生卒年不详。（译注）
[17] 伦敦塔（Tower of London），现今的官方名称是“女王陛下的宫殿与城堡，伦敦塔”（Her Majesty's Palace and Fortress, The Tower of London），将其作为宫殿居住的最后一位统治者詹姆士一世（1566年至1625年）。伦敦塔曾作为堡垒、军械库、国库、铸币厂、宫殿、刑场、公共档案办公室、天文台、避难所和监狱，特别关押上层阶级的囚犯。（译注）
[18] 王座法庭（Court of King's Bench），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法院体系，起源于爱德华一世时期，主要审理刑事案件；后与历史上的普通诉讼法院、理财法院合并成为高等法院的一个庭，即“王座庭（King's Bench Division）”，如果执政君主为女性则称为“后座庭（Queen's Bench Division）”。由于该法院一开始就是代表国王本人审案，故而拥有着极高的权力。（译注）
[19] 威廉·劳德（William Laud，1573–1645），1633至1645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对查理一世的支持最终导致他在内战期间被处死。（译注）
[20] 即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James VI of Scotland，1566-1625），1567至1626年间为苏格兰国王，并于1603年同时继承英格兰王位，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James I of England）。在其统治期间，赋税和垄断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查理一世是他的儿子和继任者。（译注）
[21] 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约1595–1643），英格兰政治家。（译注）
[22] 森林法（Forest Laws），由征服者威廉立下的一系列法律，意在保护森林中的猎物和它们的栖息地。（译注）
[23] 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格兰政治和军事领袖，曾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邦的护国公。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克伦威尔于17世纪30年代皈依清教，成为一个严格的清教徒，并在英格兰内战中支持代表国会党派的“圆颅党”。他是查理一世的死刑签署人之一，后被推选为英格兰联邦国护国公。英格兰君主复辟之后，克伦威尔的尸体被掘出、用铁链绑住，并被砍头；其头颅被挑在长枪尖上，放置在威斯敏斯特宫示众直至1685年。后来克伦威尔的头颅一直辗转于各类私人收藏家和博物馆手中，直到1960年才被重新安葬。（译注）
[24] 神圣盟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又叫国民誓约（National Covenant），是1643年苏格兰和英格兰议员为维护长老会（新教的一个分支）制所签订的盟约。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三国之争中（Wars of the Three Kingdoms，1639-1651），很多苏格兰人加入“长老会”（新教的一个分支）并拒绝主教和罗马天主教的监督制进入苏格兰，但由于该组织在是否该给国王参与教会事务的权力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它继而被分成两个派别：“抗议会”（Protesters）和“决议派”。（译注）
[25] 短期议会（Short Parliament），指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在位时，1640年4月13日至5月5日期间的英格兰国会。（译注）
[26] 即约翰·皮姆（John Pym，1584-1643），英格兰国会成员、长议会领袖，反对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1642年，查理一世曾试图在议院中逮捕皮姆等五人，这一事件是英格兰内战的导火线。（译注）
[27] 短期议会的解散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群众在伦敦举行示威活动，并冲进了大教主洛德的住宅。同时苏格兰起义军也于1640年8月发动强大的攻势。走投无路的查理一世只得再次下令召开议会。11月3日，新议会开幕。这届议会维持了13年之久，史称“长期议会”。（译注）
[28] 威斯敏斯特厅始建于1097年，是威斯敏斯特宫（也就是现英国国会）现存最为古老的部分，长73.2米，跨度20.7米，时为欧洲最大的厅室，历史上主要用做司法运行，重大审判，皇家仪式等。（译注）
[29] 哈里·文爵士（Sir Harry Vane）即小亨利·文（Henry Vane the Younger，1613-1662），是老亨利·文（Henry Vane the Elder，1589-1655）的儿子。通常在提到儿子时都称其为哈里·文以示区分。父子二人均为英格兰政治家。（译注）
[30] 父亲指乔治·戈林（George Goring，1585–1663），第二代第一任诺里奇伯爵（Earl of Norwich），英格兰政治家、军人。儿子指乔治·戈林（George Goring，1608–1657），英格兰保皇派军人。1641年，一些驻守在约克郡的军官提议向国王和国会上书请愿，要求维护王权，但是有人建议采取暴力手段；为了当上中将，乔治·戈林建议，在斯特拉福德伯爵受审期间向伦敦进军，以此恐吓国会；由于提议遭到同僚的反对，戈林把众人的计划泄露给了芒乔伊·布朗特（Mountjoy Blount），后者又间接把消息传递给约翰·皮姆。（译注）
[31] 即詹姆斯·格雷厄姆（James Graham，1612-1650），第一代蒙特罗斯侯爵，苏格兰贵族，曾为神圣盟约的一员，却在英格兰内战中转而支持查理一世。（译注）
[32] 即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1591–1646），第三代埃塞克斯伯爵，是英格兰内战中担任国会军队（也称“圆颅党”）的第一任统帅兼首席指挥官。（译注）
[33] 大谏章（Grand Remonstrance），形成于1641年，是英格兰国会与专制主义斗争的重要文件。其内容包括列举查理一世罪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宗教上反对天主教复辟；要求进一步改革，如实行工商业自由，政府对国会负责等。《大谏章》实质上是英国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纲领。（译注）
[34] 指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1602–1671），第二代曼彻斯特伯爵，曾在英格兰内战期间担任国会军队的重要指挥官。（译注）
[35] 亚瑟·哈兹尔里格爵士（Sir Arthur Haselrig，1601–1661），英格兰政治家，在内战期间支持国会斗争，后为反对克伦威尔独裁作出努力。（译注）
[36] 威廉·斯特罗德（William Strode，1598–1645），英格兰政治家。（译注）
[37] 1642年1月3日，查理一世以叛国罪弹劾亚瑟·哈兹尔里格、登齐尔·霍利斯、约翰·皮姆、约翰·汉普登、威廉·斯特罗德等五人，并企图违反宪法逮捕他们，内战由此引发。（译注）
[38] 即威廉·伦索尔（William Lenthall，1591–1662），英格兰政治家。曾分别在短期议会和长期议会担任伍德斯托克选区的议员，后被查理一世提拔为议长。（译注）
[39] 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 Palace)，前英格兰王室官邸，位于伦敦西南部泰晤士河边的里士满（Richmond upon Thames）。（译注）
[40] 菲利普·斯基庞（Philip Skippon，约1600–约1660），英格兰军人。内战爆发前不久，国会封其为少将，指挥伦敦的民兵团对抗国王。（译注）
[41] 全称为赫尔河畔金斯敦（Kingston upon Hull），英格兰城市，位于赫尔河与亨伯河湾交接处。（译注）
[42] 即玛丽·亨丽埃塔（Mary Henrietta，1631-1660），英格兰的理查一世与第一任妻子、法兰西的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 of France，1609-1669）的长女，于1641年嫁给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William II Prince of Orange，1626-1650）。他们的儿子便是日后英格兰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 of England，1650-1702）。（译注）
[43] 即克伦威尔的铁骑队（Cromwells’Ironside），国会派的骑兵，于17十七世纪由克伦威尔组建于英格兰内战之中。它的名字“铁骑”来自克伦威尔本人的一个外号。（译注）
[44] 即第一次英格兰内战（First English Civil War），发生于1642年至1645年间。1642年8月，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军旗，正式宣告第一次英格兰内战开始。该系列战争结束于1645年的伍斯特战役，最终以国会的胜利结束，国王也成了国会的阶下囚。（译注）
[45] 即莱茵的鲁珀特亲王（Prince Rupert of the Rhine，1619-1682），一位德国亲王，他的母亲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Bohemia，1596-1662）是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长女。鲁珀特亲王是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的侄子，在英格兰内战中担任保皇派军队的骑兵指挥官。（译注）
[46] 即普法尔茨的莫里斯亲王（Maurice of the Palatinate，1620-1652），与鲁珀特亲王同为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Bohemia，1596–1662）的儿子，其祖父则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译注）
[47] 即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1591–1646），详见本章注释[32]。（译注）
[48] “圆颅党”（Roundheads），17世纪中期英格兰国会中的知名党派，大约出现并兴盛于1642年至1651年的英国内战时期。其最大特色是这些身为清教徒的国会成员，皆将头发理短，在外貌上与当时的权贵极为不同。因为没有卷发，头颅相较之下显得十分的圆，故有此名。“圆颅”一词首次运用于1641年的一场国会辩论中。圆颅党是国会政治中，首次以形象来达到政治目的与效果的党派。此做法后来在民主国家，被许多政客以不同方式引用。（译注）
[49] “骑士党”（Cavaliers）是英格兰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保皇派集团，主要成员是官僚和贵族。他们仿效中世纪的骑士，头戴假发，身佩长剑，故有此名。（译注）
[50] 即卢修斯·卡里（Lucius Cary，约1610–1643），第二代福克兰子爵，英格兰作家、政治家。他曾在1640至1642年间担任下议院议员，后死于第一次纽伯里战役（First Battle of Newbury，1643年9月20日）。（译注）
[51] 即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1612–1671），第三代卡梅伦的费尔法克斯勋爵，曾在英格兰内战中担任总司令并取得多次胜利，后因政见不同与其下属奥利弗·克伦威尔产生分歧，并拒绝出席查理一世的审判。（译注）
[52] 即亨利·艾尔顿（Henry Ireton，1611–1651），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女婿，曾于英格兰内战期间在国会军队中任将军。（译注）
[53] 即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1609-1674），第一代克拉伦登伯爵，英格兰政治家和史学家。他于1640年进入短期议会，同年11月进入长期议会，最终于1658年成为英格兰大法官；曾著有《英格兰叛乱及内战史》（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 Begun in the Year 1641）。他的孙女安妮成为日后的大不列颠女王。（译注）
[54] 内斯比战役（Battle of Naseby），英格兰内战中的重要战役。1646年6月14日，国会军队在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和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指挥下打败了国王的主力军。（译注）
[55] 即爱德华·萨默塞特（Edward Somerset，约1601–1667），第二代伍斯特侯爵，英格兰保皇派贵族、发明家，并著有《发明的纪元》（the Century of Inventions）一书。（译注）
[56] 亚历山大·莱斯利（Alexander Leslie，1582–1661），第一代利文伯爵，苏格兰军人。(译注)
[57]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 坐落在英国伦敦议会广场西南侧，正式名称为“圣彼得联合教堂”。它最初由笃信宗教的国王忏悔者爱德华于1050年下令修建，1065年建成。现存的教堂为1245年亨利三世时重建，以后历代都有增建，直到15世纪末才告竣工。（译注）
[58] 查尔斯·卢卡斯爵士（Sir Charles Lucas，1613-1648），英格兰保皇派军人、指挥官，在第二次英格兰内战中夺取了科尔切斯特，却在被围困三个月之后向费尔法克斯投降，最终于1648年8月28日被枪决。1666年，他被追加了贵族头衔。（译注）
[59] 乔治·莱尔爵士（Sir George Lisle，约1610-1648），英格兰保皇派军人，与查尔斯·卢克斯爵士一同镇守科尔切斯特，于1648年8月28日未经审判就被枪决。（译注）
[60] 即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1602-1659），英格兰法官，负责审判查尔斯一世，后任英格兰联邦政府的第一任主席。（译注）
[61] 查理一世的行刑地被定在怀特宫国宴厅前，由于刑台被架高，所以他穿过大厅窗户即可直接站在刑台上。（译注）
[62] 这里指的应是描绘着圣乔治屠龙场景的挂坠，一般由彩釉或珠宝镶嵌制成，是嘉德骑士团（Order of the Garter）成员的身份象征之一，通常被别在领子上。该装饰通常比称为“大乔治”（the Great George），与“小乔治”（the Lesser George）相对应；“小乔治”也描绘了圣乔治屠龙的场景，却由黄金打造，一般佩戴在缎带上。圣乔治是英格兰的保护者，英格兰国旗上的红色十字架即为“圣乔治的十字架”（Saint George’s Cross）。（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