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二世 [1] 的统治如此放荡不羁，在英格兰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您看看他的肖像，一张丑陋黝黑的脸上顶着个硕大的鼻子，您可能想像得出他在怀特宫的宫廷里，身边全是王国里最游手好闲的浪荡子们（虽然他们的身份都是大人和贵妇人），他们饮酒赌博，谈吐粗恶，挥霍无度。鉴于当时流行把查理二世叫做“快乐国王”，我就试着给您大体描述一下这位“快乐绅士”在“快乐英格兰”坐着“快乐王位”的那段“快乐时光”里都做了些什么“快乐”的事。
他做的第一件快乐的事情，自然是宣称自己是史上最伟大、最英明、最高贵的国王之一，如同神圣的太阳一样，照亮了昏暗的大地。第二件快乐欢欣之事，则是国会以极其谦卑的态度给了他一百二十万英磅的年收入，并给予他终生收取桶酒税和进出口税 [2] 的权力——为了废除这两项陈旧而富有争议的税项，人们曾经做了多么英勇的斗争啊！在蒙克将军 [3] 被封为阿尔比马尔伯爵、其他一些保皇派也得了类似的封赏之后，他们又接着动用法律来处置那些与前任国王之死相关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弑君者）。十人被“快乐地”处死了，他们中的六个是法官，一个是议会的人，还有哈克上校 [4] 以及另一位皇家近卫队的指挥官，最后是一个名叫休·彼得斯的牧师，他曾经全力反对死去的国王。这些处刑真是“快乐”极了：残忍至极的行刑者重新启用了那些被克伦威尔 [5] 废除掉的可怖刑罚。受难者被活活剖出心脏，挖出的肚肠则在本人面前焚烧；行刑者一边揉搓着沾满前一个死者鲜血的污秽双手，一边拿下一个受害人取乐；死者的头颅和活人共乘一辆雪橇一同前往刑场。然而，无论这位君主多么令人“快乐”，他都无法强迫任何一位将死之人说出为自己行为忏悔的言语。相反，他们最让人难忘的话语却是，即便重新来过，他们也不会选择其它道路。
作为最忠实的共和党人之一，哈里·文爵士 [6] 曾出示过不利于斯特拉福德 [7] 的证据；如今他也受到了审判，罪名确立且将遭处刑。极力为自己辩护之后，他被带到伦敦塔山上的绞刑架前。在这里，他原本准备在民众面前发表一番演讲，可讲稿却被收走撕掉，震天的鼓号声淹没了他的声音。由于弑君者们临刑前平静的话语给人民留下的印象实在过于深刻，在绞刑架下准备鼓号已成了传统，他们一张口就接着敲鼓。对此，哈里·文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人都快死了，却连句话都不让说，这可真糟糕啊！”说罢他英勇就义。
继这些“愉快”的场景之后，还有更“快乐”的一幕要上演。在前任国王的周年忌日那天，奥利弗·克伦威尔、艾尔顿 [8] 和布拉德肖 [9] 的尸体都被人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坟墓里掘了出来，拖去了泰伯恩刑场，在绞刑架上挂了整整一天，随后被斩首。想像一下，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脑袋被放在竿顶，供一群残忍的人观赏——要知道在奥利弗活着的时候，这些人里可没人敢和他对视半秒以上！等您读完这段统治的故事之后，请您想一想被人从坟墓里拖出来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格兰，再想想“快乐君主”统治下的英格兰；相比之下他就像个快乐的叛徒 [10] ，一次又一次地出卖了祖国。
当然，他们也没放过奥利弗的妻子和女儿，尽管她们都是极优秀的女人。当时那些卑鄙的教士们把她们长眠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尸体挖了出来。同时被掘出来的还有皮姆 [11] 以及英勇无畏的布莱克老元帅 [12] 的尸骨，它们早已破碎散落，和两位女士的尸体一起被扔进了深坑——这真是英格兰永远的耻辱。
教士们之所以做出这般可耻的行径，是因为他们希望在这段统治时期能够彻底扫除任何不信奉国教的人，希望所有人无论个人意愿如何，都只用同一本祈祷书、同一种祷告仪式。对于新教教会来说，这可真是种讽刺，因为它反抗天主教教会的起因就是它认为人们在宗教信仰方面有各持己见的权力。然而他们不仅采取了高压政策，还制定了一本祈祷书，里面收录了劳德大主教 [13] 的极端言论。他们甚至还通过了一项法案 [14] ，禁止非国教教徒在任何自治机构担任任何职位。于是，获得胜利后，教士们很快也像国王一样快乐了。再加上这时军队已被解散，国王已获加冕，从此一切将顺利无阻。
现在我得说说国王的家庭了。他刚登上王位不久，弟弟格洛斯特公爵和妹妹奥兰治公主 [15] 就在几个月内因天花相继去世，另一个妹妹亨丽埃塔公主 [16] 则嫁给了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的弟弟奥尔良公爵。弟弟约克公爵詹姆斯 [17] 成为了海军上将，后改信了天主教。詹姆斯是个阴郁沉闷、脾气暴躁的家伙，对极丑陋的乡下女人情有独钟。他在非常丢脸的情况下迎娶了克拉伦登伯爵 [18] 的女儿安妮·海德。伯爵当时是国王的重臣，但他绝非那种矜持的角色；相反，他在肮脏不堪的宫殿里做尽了龌龊的勾当。不过现在非常重要的事是，国王自己也该结婚了。各个外国君主们并不在乎这位女婿的性格，纷纷要把女儿许配给他。葡萄牙国王愿意把女儿布拉干萨的凯瑟琳 [19] 嫁给他，并奉上五万英磅，而支持这桩婚事的法兰西国王还又额外提供了五万英镑的贷款。西班牙国王则让他在十二位公主里任选一位，还同时许诺了其他好处。不过还是钱的魅力占了上风，凯瑟琳来到了英格兰参加自己快乐的婚礼。
整个宫廷挤满了浮夸的放荡男人和无耻女人，凯瑟琳快乐的丈夫想尽一切办法激怒、羞辱她，直到她同意与这些卑贱的家伙成为好朋友，甘愿屈尊与他们为伍。帕尔默女士是宫廷中最有权势的坏女人之一，她先被国王封为卡斯尔梅恩夫人，后来又被封为克利夫兰公爵夫人，在国王的整个统治时期中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力。此外还有一位名叫莫尔·戴维斯的快乐女士，她是剧院的舞女，后来成了帕尔默女士的对手。她的另一位对手则是内尔·格温 [20] ，她原先就是个卖橘子的女孩，后来做了演员。她的确是个好女孩，但据我所知最糟的是，她好像真心喜欢国王；第一任圣奥尔本斯公爵便是她的孩子。还有个快乐的侍女被国王封为了朴次茅斯公爵夫人，她的儿子也效仿前例被封为了里士满公爵。总而言之，做个平民也不是件坏事。
混迹在这些快乐的女士和一些同样快乐（也同样无耻）的贵族绅士当中，“快乐国王”感到快乐极了，结果他很快就花光了十万英镑。然后为了挣点零花钱，他做了桩愉快的买卖：他把敦刻尔克以五百万里弗赫 [21] 的价格卖给了法兰西国王。每当我想到奥利弗·克伦威尔在面对外国势力时为英格兰赢得的尊严，想到他如何为英格兰夺来了这个敦刻尔克，我就不禁深深地感到，如果“快乐国王”也因此步上父亲的后尘，那将再合适不过了。
尽管他没继承一点儿他父亲的优点，在不讲信用这一点上他倒是嫡传。当他从布雷达给国会写信的时候，他曾信誓旦旦地承诺，说任何真诚的宗教见解都应得到尊重。可等到权力一稳固，他就立刻通过了史上最糟糕的议会法案之一 [22] 。该法规定任何在指定日期前不郑重认同英国国教祈祷书的教役者将被革职，并被剥夺教会职务。这导致两千名诚实的人被逐出圣会，落入极度的贫困和不幸之中。随后国王又出台了一部无耻的法律，叫做《非国教教徒秘密聚会法令》 [23] 。根据规定，任何人——只要年满十六岁——不得出席任何不使用《公祷书》的宗教活动；初犯者判三个月监禁，再犯则为六个月，三犯将被流放。这项法案把各个可怕的地牢填了个人满为患。
苏格兰长老会成员们也毫无建树。一个卑鄙的国会被组建起来；它通常被人们叫做醉酒国会，因为它的主要成员很少有醒着的时候。该国会议员们联合起来制定法律对抗长老会，强迫所有人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一致。阿盖尔侯爵 [24] 相信国王是个讲信用的人，便向他投了诚，但作为一个有钱人，他的敌人们对他的财富可是垂涎已久。于是他被以叛国罪进行了审判，罪证则是几封他表达个人观点的私人信件；侯爵在信中表明——可能他也确实是这么想的——比起现在这个快乐虔诚的国王，他更偏爱已故护国主的政府。最终侯爵与另两位有名的长老会誓约派成员一同被处决。长老派昔日的朋友、叛徒夏普 [25] 出卖了他们，自己则当上了圣安德鲁斯大主教；他的任务是教导苏格兰人喜欢上各位主教。
国内已是这般“欢乐”状态，“快乐国王”又发动了对荷兰的战争。开战的主要原因是荷兰人干涉了一家以约克公爵为首要成员的、从事金粉和奴隶交易的非洲公司。经过最初的战事之后，公爵率领一支由九十八艘战船和四艘火战船组成的舰队驶往荷兰海岸，与拥有不少于一百一十三艘船的荷兰舰队交战 [26] 。在双方的激战中，荷兰损失了十八艘船，牺牲了四位上将和七千兵士。但岸上的英格兰人听到消息的时候可没有心情狂欢。
因为当年这个时候，一场大瘟疫 [27] 在伦敦城中爆发了。早在一六六四年冬天，城中就有流言说在伦敦周边那些卫生状况不佳的地方，已有一些人因瘟疫而去世。但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新闻并不会公开发布，所以这些流言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很快就被淡忘了。然而到了一六六五年五月，城镇里开始传言，说圣贾尔斯已爆发大规模瘟疫，死亡人数众多；流言很快成为可怕的事实。伦敦城外的道路挤满了想努力逃出被感染地区的人群，他们不惜重金雇佣各种运输工具。由于疾病的传播速度上升得太快，病人的房门不得不被关闭，以阻断他们和生者之间的传播途径。这些房子门上都画了红色十字架，上面写着“主啊，请怜悯我们！”街道则一片荒芜，公路上杂草丛生，空气中一片死寂。夜幕降临时，能听到低沉的隆隆声，那是运尸体的车轮声。运尸人蒙着面，嘴前挡着布，他们一边摇着铃，一边用庄严的嗓音叫道：“把尸体抬出来！”在火把的映照下，装进车里的尸体被埋进了一个个又大又深的坑里，没有任何宗教仪式；大家都很害怕，不敢在这可怖的坟墓边多呆一秒。在巨大的恐惧中，孩子们离开了父母，父母弃子女而去，确诊生病的人无助而孤独地死去。有人被雇来的护士刺死或勒死；行凶者抢走所有钱财，连病人所躺的病床都被偷走。有人则发了疯，从窗户跳出跑过大街，在痛苦和疯狂中跳进河里。
不过这还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恐怖事件。邪恶放荡的人们在极度绝望中坐在小酒馆中高声放歌，他们在喝酒的时候发病，出门便一命呜呼。胆小而迷信的人们相信自己看到了超自然现象——天空中燃烧的剑、巨大的手臂和标枪。还有人佯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到成群的鬼魂在凄凉的深坑边久久徘徊。一个疯子顶了满满一盆燃着的炭在头顶，赤身裸体地走在街上，大叫着说自己是个先知，受命前来宣布这是主对邪恶伦敦的复仇；另一个疯子则走来走去，嘴里喊着：“还有四十天，伦敦就要毁灭啦！”第三个疯子没日没夜地不停大叫，嗓音深沉沙哑，激起了幽暗街道里的回响：“哦，伟大可怕的上帝啊！”他的话让病人们毛骨悚然。
七月、八月、九月，大瘟疫愈演愈烈。人们在街头燃起大火，希望阻断传染，但此时又下起了大雨，浇灭了火势。后来，在秋分这日——也就是日夜等长的这一天，这个季节常见的大风终于刮了起来，净化了不幸的城镇。死亡人数开始减少，红十字也慢慢消失了，逃亡者陆续返城，商铺也相继开门，苍白惊恐的面容开始出现在街道上。大瘟疫蔓延于英格兰各地；仅在封闭、卫生状况恶劣的伦敦，它就夺走了十万人的生命。
然而在此期间，“快乐国王”依旧快乐、依旧无用。在此期间，放荡的贵族绅士们和无耻的小姐们以他们快乐的方式跳舞、嬉戏、饮酒、相爱或相恨。
刚刚过去的苦难也没能让政府学会仁慈。当国会在牛津集会时（他们还不太敢回伦敦），他们做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制定了《五英里法令》 [28] ；该法令的目标是那些可怜的、在大瘟疫期间依然回来安抚不幸的人们的教役者。根据这条卑鄙的法律，他们不得在任何学校任教，也不允许进入距离任何城市乡镇五英里之内的区域。这注定是要饿死他们啊！
不过瘟疫并没有波及到出航的海军。如今法兰西国王已与荷兰结盟，尽管在英格兰和荷兰打仗期间，法兰西海军除了观战什么都没做。荷兰赢了一仗，但英格兰很快就赢得了另一场更大的战役 [29] 。鲁珀特王子 [30] 是一个英格兰上将，他在有个起风的晚上来到了英吉利海峡，想要找法兰西上将并给他寻点事做，因为法兰西上将之前太清闲了。可大风却愈刮愈猛，最终变成风暴，把他刮到了圣海伦岛。那是一六六六年九月三日的晚上，正是这场大风煽起了伦敦大火。
大火起于伦敦桥附近的一家面包店；现在那里竖起了纪念碑，以纪念那场熊熊烈焰。大火不断蔓延，不断燃烧，整整持续了三天三夜。夜晚比白昼还明亮；白天，人们看到巨大的烟云，晚上便是直冲云霄的火焰，如同一座高塔，照亮了方圆十英里内的土地。炙热的灰烬升上天空，又如雨点般落到远方。飞扬的火星将大火带得更远，一下子又点着了二十处地方。教堂的尖塔碎裂倒塌，成百上千的房屋化为灰烬。夏日极其炎热干燥，街道又甚是狭窄，大部分房屋还是木头、灰泥所制。任何方法都无法阻止熊熊大火，只能任由它烧尽更多房屋，直到从伦敦塔到圣殿闩这一路全部化为废墟，一万三千座房屋和八十九座教堂全部化为灰烬，大火才熄灭。
这次大火的造访真是糟糕至极；二十万受灾民众蒙受了巨大损失和痛苦，他们不得不在夜晚露宿户外，或是在泥土与稻草仓促搭建的小屋里过夜。道路被坏掉的货车堵了个水泄不通——这些都是人们用来努力救出物品的。但从长久来看，这场大火还是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不少好处的，因为从废墟上重建起来的伦敦城得到了不少改善：它变得更规整、更宽敞、更整洁细致了，卫生状况也因此改进了许多。要不是因为里面住了这样一群人的话，伦敦或许还可以更干净一些。即便到了现在——差不多两百年后——这些人依旧存在，他们自私、顽固、愚昧；即使再来场大火，我也不认为他们会去履行义务的。
天主教教徒被指控是伦敦大火的纵火者；有一个疯了多年的可怜的法兰西人，他甚至承认自己是亲手点燃第一栋房子的犯人。但这些怀疑都没有依据，这场大火是意外。长久以来，纪念碑上的铭文都将其归咎于天主教徒，但现在这些文字已被移除了，因为这些终归是邪恶愚蠢的谎言。
第二部分
在人们饱受瘟疫和大火折磨的这段“愉快时光”里，“快乐国王”继续快乐地酗酒、赌博，把议会的战争用款悉数挥霍在宠臣身上。结果勇敢的英格兰海军也“快乐地”失去了希望，饿死街头；而荷兰人则在德·威特元帅 [31] 和德·勒伊特元帅 [32] 的带领下进军泰晤士河，沿着梅德韦河而上一直到阿普诺。他们烧毁了警戒舰，摧毁了船上不堪一击的火炮；整整六个星期，他们在英格兰沿海为所欲为，然而那些本能阻止荷兰人暴行的英格兰船舰大多既没火药也没炮弹。在这“愉快的”统治期间，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国王一样愉快地挥霍着公款。当他们被委以钱财去资助国防战备时，这些家伙就用全世界最快乐、最优雅的方式把这些钱放进自己的口袋。
这个时候的克拉伦登伯爵已经像那些坏国王手下肆无忌惮的大臣们一样做了不少恶事。他的政坛对手企图弹劾他，但并未成功。随后国王就安排他卸去英格兰的职务，前往法兰西养老。他虽撰文自我辩护了一番，但最后还是照做了。他在国内损失不大，在法国安度了七年之后，寿终正寝。
继他之后掌握大权的便是所谓的“卡巴尔”政权。被这么称呼是因为它的成员分别是克利福德勋爵、阿林顿伯爵、白金汉公爵（一个恶棍，却是国王手下最有权势的宠臣）、阿什利勋爵和劳德戴尔公爵；这五个人名字的首字母合起来正好读作“卡巴尔”（Cabal），日后衍变成阴谋之意 [33] 。此时法兰西正在攻打佛兰德，于是“卡巴尔”的当务之急便是去与荷兰签订停战条约，以便与西班牙联合对抗法兰西。可这边条约还没签，一直梦想能够绕开议会、随心所欲花钱的“快乐国王”就赶忙向法兰西国王道了歉，一再声称这些事情和自己毫无关系，还偷偷和法兰西国王定了协议，从他那里领取了两百万里弗赫的抚恤金，此后每年还能再拿到三百万；这样一来，他彻底变成了一个无耻的寄生虫。国王还答应抛弃盟友西班牙，和荷兰开战，并准备在合适的时机宣布自己信奉天主教。这位虔诚的国王前不久还对信奉天主教的弟弟哭诉说自己多么想成为天主教徒。如今，鉴于他已决定一旦情况允许，就迅速成为天主教徒，这桩背叛自己国家的阴谋算是终于“快乐地”得逞了。能把事情做到了这个份上，就算他长了十颗快乐的脑袋也不够给刽子手砍的。
不过这些事情要是被人知道了，他那唯一的一颗快乐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所以他严守秘密。随后法兰西与英格兰就联手向荷兰宣战，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出现了；后来此人在英格兰历史上对这个国度的宗教和自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在多年努力之后粉碎了法兰西的整个计划。他就是奥兰治亲王——拿骚的威廉 [34] 。他的父亲是上一代奥兰治亲王，也叫威廉 [35] ，母亲则是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的女儿。那时他虽是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但却果敢无畏、聪颖冷静。他父亲生前太遭人厌恶，所以荷兰人剥夺了他应有的继承权（继承的职位是总督），转而把大权交给了约翰·德·威特，由他来教导年幼的亲王。然而现在的年轻亲王日益受人喜爱，以至于约翰·德·威特的哥哥科尼利厄斯 [36] 被诬告企图杀死亲王，并被判流放。约翰乘马车去监狱接哥哥前去流放，但那里聚集了一大群暴徒，他们残忍地杀害了两兄弟。这下政府的管理权就到了亲王手中，他才是人民真正的选择。从此，支持新教的他就带着极大的热情开始了与著名的孔戴将军 [37] 和蒂雷纳将军 [38] 所率领的法兰西势力的抗争。战争打了整整七年，最终双方在奈梅亨签订协议，但细则太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总之，奥兰治的威廉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形象，然而与此同时，“快乐国王”还在变本加厉地折腾，只为了那一年十万英镑的抚恤金（后来还翻了倍）就对法兰西国王极尽谄媚、惟命是从。此外，法兰西国王还通过他那腐败的大使收买我们英格兰的议会成员来为其所用。尽管这位大使会写下他在英格兰活动的账目，但我觉得这本账不可尽信。所以在“愉快统治”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兰西国王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君主。
不过英格兰就要苦尽甘来了，因为那位威廉——也就是奥兰治亲王就要带来美好的时代了（但他皇叔可不这么觉得）。他来到英格兰，见到了约克公爵的长女玛丽 [39] 并迎娶了她。接下来我们就会知道这段婚姻引发了什么事情，以及它为什么永垂青史。
虽然她已故的母亲是天主教徒，但公爵的这个女儿和她的妹妹安妮 [40] 信奉新教；除她们之外，公爵其余六个子女都夭折了。后来安妮嫁给了丹麦国王的弟弟乔治亲王。
为了防止您误以为“快乐国王”是个脾气好（不过一切顺着他的意思来的时候他脾气是不错）、正直向上的人，我得跟您说说一位下议院议员约翰·考文垂爵士 [41] 的遭遇。在一次关于是否该向剧院征税的辩论中，他不慎冒犯了国王。国王有个出生在国外的私生子，被封为蒙茅斯公爵 [42] 。二人合谋要“愉快地”报复一下这位爵士。一天夜里，他们派十五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伏击孤身一人的爵士，用小刀割掉了他的鼻子。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国王的宠臣白金汉公爵也被怀疑做过一件类似的勾当：奥蒙德公爵 [43] 在一次晚宴归途中被他安排的刺客暗算，险些丧命。但奥蒙德公爵的儿子奥索里伯爵 [44] 十分勇敢，他深信白金汉公爵有罪，所以即便公爵站在国王身边，他依旧当庭对他说：“阁下，我很清楚您就是暗算我父亲的幕后黑手。我警告您，他老人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必要付出代价：以后不管在哪儿碰面，我都会开枪打您！就算您站在王座后面我也照打不误。既然我今天敢当着陛下的面这么说，那么您最好也想清楚，我可不是光说说吓唬您的。”这还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啊。
在这段时期，有个叫布拉德的家伙吃了豹子胆，竟企图和两个同伙一起偷窃存放在伦敦塔中的王冠、金球和权杖，结果被抓了现行。这个强盗是个爱吹牛的无赖，被捕后宣称自己就是那个企图谋杀奥蒙德公爵的凶手，还说自己本来想趁国王在巴特西洗澡的时候把他也给杀了，可是一国之君的威严震住了他，于是就没下手。鉴于那时候国王已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所以我才不信这个无赖的鬼话。但至于国王是不是听信了奉承，还是他确实知道是白金汉指示布拉德杀了公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他宽恕了这个窃贼，还在爱尔兰（国王的出生地）给他封了个头衔，每年能领五百镑。国王还让他在宫廷与放荡无耻的贵族和小姐们见面，成了这些人的宠儿——我坚信就算国王介绍给他们的是撒旦，他们也会这般重视他的。
通过相当不体面的方式，国王本来就获取了一笔抚恤金，可他还想要钱，于是不得不召开数次议会。会上，新教徒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挫败信奉天主教的约克公爵。公爵已经二婚，他的新任妻子是莫代纳公爵年仅十五岁的的姐姐 [45] ，同样信奉天主教。在挫败公爵一事上，他们甚至得到了新教反对者的支持；要知道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个玉石俱焚的行为：将有权势的天主教教徒驱逐下来，就等于断了他们自己获得权势的路子。国王其实是个天主教徒，但他的目标是伪装成新教徒，于是他向主教们宣誓自己对英国国教无比忠诚。可他自己心里清楚，他的信仰早就卖给法兰西国王了。他要对与会人员和所有效忠皇室的人连哄带骗，梦想着能够变成一个大权在握的暴君，那样他就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个无赖了。法兰西国王太了解这个快乐的寄生虫了，所以这时候他就在议会上周旋于国王的对手以及国王和国王的盟友之间，与两方面皆有密谋。
人们担心万一约克公爵登上王位，他就会在国内重振天主教；卑鄙狡猾的国王自然也装出忧心的模样，于是这就导致了非常糟糕的后果。伦敦城里有一位博士名叫汤奇，他是个呆板的教士，最终栽在了一个叫泰特斯·奥茨 [46] 的人的手里。这家伙可是臭名昭著；他谎称从国外的耶稣会士那里得知了一个谋杀国王、重振天主教的大阴谋。于是倒霉的汤奇博士引荐了泰特斯·奥茨，让他在委员会面前接受严肃的审查，结果他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编了些荒唐至极的故事，还影射了约克公爵夫人的秘书科尔曼。然而，虽然他对科尔曼的指控毫无根据，虽然你我都十分清楚真正危险的阴谋是法兰西国王和“快乐国王”本人一手策划的，但科尔曼的一些文件和书信中却碰巧出现过褒奖血腥玛丽 [47] 的统治和侮辱新教的内容。泰特斯真是幸运，因为这些内容似乎可以证实他的言论。可好戏还在后面：治安法官埃德蒙伯里·戈弗雷爵士是第一个审查他的人，不想却被发现死在了普里姆罗斯山附近。这就让人们确信是天主教教徒杀了他，尽管我觉得他肯定是抑郁发疯而选择了自杀。不管怎么说，人们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新教葬礼；泰特斯则被称作“救国英雄”，得到了一年一千两百镑的抚恤金。
奥茨的邪恶计划刚得逞不久，又出现了一个名叫威廉·贝德洛的恶人。为了得到悬赏杀害戈弗雷的凶手的五百镑奖金，他站出来指认说这是两名耶稣会士和其他几人在王后的指使下犯下的罪行。奥茨也加入了他的行列，和这个新告密者一块儿厚颜无耻地指控可怜的王后犯有叛国罪。但这还不够：随后又出现了第三个告密者，他和前两个是一路货色。根据他的指控，一个叫斯泰利的天主教银行家曾说过国王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这话其实说得不算太假），并声称要亲手杀了他。于是这个银行家立马被审判行刑；科尔曼和另外两人也没能逃过一劫。还有个名叫普兰斯的可怜天主教银匠，贝德洛指控他也参与谋杀戈弗雷；这位银匠屈打成招，还被迫供认了另三名“同伙”。尽管证据都是矛盾荒谬的，这五名被奥茨、贝德洛和普兰斯起诉的耶稣会教士均被定罪行刑。接下来，这群无赖又审判了王后的医师和三名僧侣，不过奥茨和贝德洛这时候觉得该收手了，所以这四人被无罪释放。但民众此时已经被搞得满脑子都是天主教阴谋案，而且对约克公爵充满反感，于是詹姆斯不得不听从哥哥的书面命令，携家人前往布鲁塞尔，不过条件是他离开期间国王不可以把他的权力转让给蒙茅斯公爵。可事情远远不像国王想的那样顺利：下议院并不满意这个结果，他们通过了一项议案，干脆撤销了约克公爵的王位继承权。国王因此解散了议会；由于白金汉公爵如今站在了敌方那一边，国王也抛弃了这位昔日的宠臣。
至于快乐统治期间的苏格兰，要想充分描述该国的悲惨遭遇，恐怕一百页纸都不够。那儿的人们不想要天主教主教，反而坚决拥护“神圣盟约” [48] ，结果就遭到了血腥残酷的迫害。暴虐的骑兵践踏了整个国土，惩罚那些不去教堂的农民：拒绝揭发父亲藏身之处的儿子被吊死在父亲门前；一个个不愿出卖丈夫的妻子被折磨致死；未经审判的人们被从田地和花园里赶到大路上处死；囚犯的手指被绑上了点燃的火柴。他们还发明了一种叫做足枷的残酷刑具，然后频频使用，其作用是用铁楔把受害者的双腿夹烂。证人和犯人都受到了同样的折磨。监狱人满为患；所有绞刑架上都挂着沉甸甸的尸体；整个国家到处是谋杀和抢劫。尽管如此，誓约的支持者们依然不愿踏入教堂半步，坚持用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表达对上帝的崇拜。一群愤怒的苏格兰高地人从山脉中跑出来攻击了这些新教同胞，但这些人和克拉弗豪斯的格雷厄姆 [49] 所率领的英格兰骑兵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些骑兵是苏格兰新教徒最残忍、最贪婪的敌人，他们的恶名在苏格兰的每一寸土地上都遭人诅咒。夏普大主教助长教唆了所有这些暴行，但最后得到了报应。当时苏格兰人民的生活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大主教乘着他的六套马车穿过一片沼泽时，一群以约翰·鲍尔弗为首的家伙正准备伏击另一个压迫者。看到夏普，他们立刻高喊着苍天真是有眼，竟把大主教交到了他们手中。大主教被他们打得伤痕累累，最终凄惨地死去了。如果说这世上有人理应得到这种结局，那么我觉得就是夏普大主教了。
虽然人们深深地怀疑就是“快乐国王”煽动了苏格兰人民——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有借口迫使议会给自己一支比原先规模更大的军队，但这件事的确引发了很大的骚动。于是国王如愿以偿，他派出自己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做为总指挥，命令他一旦遇到苏格兰叛军（又称辉格党）就发起攻击。蒙茅斯带着一万人从爱丁堡出发，在克莱德河上的博斯韦尔桥附近发现了驻扎的四五千叛军。敌人很快就被击溃。比起那个被用小刀削了鼻子的下议员，蒙茅斯对待这帮人的态度可算仁慈多了。但苏格兰叛军真正的劲敌是劳德戴尔公爵，他派了克拉弗豪斯来了结他们。
约克公爵越来越不受欢迎，蒙茅斯公爵却渐得人心。蒙茅斯要是没有投票赞成重新提出的排除詹姆斯王位继承权的议案就好了，可惜他投了，这让国王很高兴。国王总喜欢坐在上议院的炉火旁听辩论，他说这就像看戏一样精彩。下议院多数赞成通过了议案，由新教一派最佳领袖之一的拉塞尔勋爵移交上议院。然而议案在上议院却遭到了驳回，主要是因为主教们替国王把这件事摆平了。于是对天主教阴谋的恐惧再次死灰复燃，恰好这时候又东窗事发：这次的主谋名叫丹杰菲尔德，是新门监狱里放出来的囚犯；托这个所谓的“饭盒阴谋”的福，此人也变得名声大噪。这个囚犯被一个名叫塞利尔太太的天主教护士从新门监狱里保释出来；他自己也信了天主教，还声称自己“知道”一个长老会暗杀国王的阴谋。这让约克公爵非常高兴，以为他和长老会互相憎恨着对方。于是他给了丹杰菲尔德二十基尼 [50] ，还把他送到王兄那儿去，却不想这时他又推翻了所有说辞。这还不算，就在被送回新门监狱的当口，丹杰菲尔德竟突然发誓说是那个天主教护士给他灌输了这个虚构的阴谋，他所知的实际上是一个天主教教徒谋害国王的阴谋，其证据就是藏在塞利尔太太家的饭盒里的一些文件。公爵登时呆若木鸡。这些文件当然能被找到——因为就是丹杰菲尔德自己放进去的；这个阴谋就因这饭盒而得名。不过最终护士经审判后被无罪释放，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
“卡巴尔”议会成员之一阿什利勋爵如今已摇身变为沙夫茨伯里伯爵，他强烈反对约翰公爵继承王位。此时下议院已经怀疑“快乐国王“和法兰西国王之间有密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们该有多么愤怒。绝望之中，他们不仅做出了排除王位继承权的决定，还大片打击天主教徒——我很难过，因为他们这种打击是毫无公正可言的。他们甚至控告了天主教贵族斯塔福德勋爵，说他密谋杀害国王——要知道，这可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七十岁老人。证人不是别人，正是恶毒的奥茨和另外两个同流之辈；证据和指控本身一样既虚假又荒唐，但勋爵依旧被判有罪，在伦敦塔山被砍了头。当他刚站上绞刑台的时候，没人支持他；但当他竭力向人们表示他是多么的无辜，以及他是怎样受人陷害被送到这里时，人民的善良本性被激发了起来，他们说：“我们相信您，阁下！上帝保佑您，阁下！”
在国王通过《王位排除法案》 [51] 之前，下议院一分钱也不会给他。不过由于他还能从主子法兰西国王那里拿到钱，所以他也不太把议员们当回事儿。他在牛津召开了一个议会，然后全副武装、带着一众护卫前往出席，就好像有人要他性命一样。他的对手们也戒备森严，声称国王的护卫中为数众多的天主教教徒让他们感到害怕。不过他们还是继续坚持要通过《王位排除法案》，态度急切，吓得国王拎起王冠和长袍扔进轿子，然后自己也赶紧跟着钻进去，匆匆赶往上议院的会场并解散了议会。然后他就慌忙跑回了家，议会成员们也飞也似的地逃回家去了。
约克公爵当时正住在苏格兰。由于法律将天主教徒排除在公众信任之外，他本该无缘任何公共职务，然而他却被公开聘为国王在苏格兰的代表。于是他残忍地压迫了长老会誓约的支持者们，以满足他那阴郁凶暴的本性。有两位分别叫做卡吉尔 [52] 和卡梅伦 [53] 的教役者，他们侥幸逃过了博斯韦尔桥一战 [54] ，回到苏格兰，重新振奋了虽命运悲惨但仍勇敢不屈的长老会誓约支持者，并将其改名号为“卡梅伦派”。由于卡梅伦曾在公开场合声称国王是个背信弃义的暴君，在卡梅伦被杀之后，他那些不幸的手下也遭到了残酷血腥的对待 [55] 。约克公爵很喜欢足枷这个刑具，以使用它为乐。他说如果刑架上的人愿意大喊“上帝保佑国王”就饶他们不死，但是在目睹了亲人、朋友和乡邻在“快乐统治”期间惨遭折磨甚至被谋杀之后，他们宁愿死去；公爵让他们如愿以偿。随后，在获得他快乐的兄弟的允许之后，他在苏格兰召开了一次议会。这议会首先利用无耻的欺骗手段，确立了保护新教、反对天主教的法律，可随即又宣称没有任何条件应当或能够阻止身为天主教教徒的公爵继位。在这番两面三刀的开场之后，议会又制定了一篇所有人都不能理解但必须按照它起誓的誓词，以此来证明约克公爵信仰的宗教是合法的宗教。对此阿盖尔伯爵说，如果国家的改变与新教和他所忠诚的对象相矛盾的话，就算他宣了誓，也不代表他赞成这些变化。因此他被指控为叛国罪，并在以蒙特罗斯侯爵为首的苏格兰陪审团面前遭受了审判，被判有罪。不过这一次他暂时逃过了绞刑架：他伪装成一个男侍，混在女儿索菲亚·林赛的随从中间逃走了。于是一些苏格兰议会的人提出要在爱丁堡当街鞭打这位女士。可即使是约克公爵本人都认为这刑罚都太重了。他心生慈悲（这种时候可不多见），表示这样对待一位女士并不是英格兰人的习惯。在那段快乐的时光里，能与苏格兰阿谀奉承之辈的卑鄙奴性相匹敌的，恐怕也只有英格兰那些堕落恶徒的劣行了。
在搞定了这些“小事”之后，公爵就返回英格兰。托他哥哥的福，他很快恢复了在议会中的地位和海军上将的职位，尽管这是对法律的公然藐视。他在去苏格兰接家人的航行中撞上了沙洲，要是他淹死了，对国家来说可是一点儿损失都没有。然而可惜的是，虽然他船上有两百人丧生，但他自己却和几个朋友乘上小船逃跑了。勇敢无私的水手们目送他划船离开，欢呼了三次，然后自己却永远沉进了海底。
“快乐国王”摆脱了议会之后，便全速走上了暴政的道路。他处决了阿马大主教奥利弗·普伦基特 [56] ，罪名是与法兰西军队密谋，企图在国内建立天主教——可这正是这位皇家卖国贼自己在做的勾当。他还想搞垮沙夫茨伯里勋爵，但未成功，于是他又转而把魔爪伸向了全国各地的自治机构，因为一旦得手，他就可以自己选择陪审团的成员、做出不公的裁决，还可以让他想要的人回到议会。“快乐统治”造就了这一切，也造就了一位王座法庭的大法官——一个名叫杰弗里斯的酗酒无赖 [57] 。他面色泛红、身形浮肿、体型吓人、嗓音粗野，恐怕谁也没见过比他更野蛮的人。这个野兽是“快乐国王”最喜欢的宠臣。为了表示对他的赞许，国王从自己手上褪下一枚戒指送给他。人们通常把这枚戒指叫做“杰弗里斯法官的血石”。国王派他从伦敦开始，到各地的自治机构去欺凌一番。套用杰弗里斯自己的优美说法，这是在“用他舌头粗糙的一面舔舔他们 [58] ”。杰弗里斯的行动很彻底，不久这些机构就成了王国中最主要、最阿谀的团体。不过牛津大学并不在其列：这所杰出的学校在这个方面是不可触犯的。
沙夫茨伯里伯爵（在国王对付他未果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威廉·拉塞尔勋爵 [59] 、蒙茅斯公爵、霍华德勋爵 [60] 、泽西勋爵、阿尔杰农·西德尼 [61] 、约翰·汉普登 [62] （他是伟大的汉普登的孙子）以及其他若干人等在议会解散之后依旧时常碰面，商讨如果国王要最大限度地实施天主教阴谋的话，他们要做如何应对。沙夫茨伯里伯爵是这个团体中最暴力的一个，他将两个暴力分子吸纳进了这个秘密团体——律师韦斯特和曾在共和军服役的士兵拉姆齐。这两人认识一个克伦威尔的老部下，名叫朗博尔德，他娶了一个麦芽商的寡妇，并因此在赫特福德郡霍兹登附近拥有了一座隐秘的住所叫做莱府 [63] 。朗博尔德告诉他们，国王往来纽马基特时常常经过他的住地，所以这里是射杀国王的绝佳之地。大家很喜欢这个点子，决定采纳。但团体中有个人走漏了风声，结果拉塞尔勋爵、阿尔杰农·西德尼、埃塞克斯伯爵 [64] 、霍华德勋爵、汉普登，以及一个名叫谢泼德的葡萄酒商人均被捕入狱。
拉塞尔 [65] 勋爵本可轻易逃走，但他不屑于这么做，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埃塞克伯爵本来也能轻易逃走，但他唯恐拉塞尔勋爵会瞧不起他，所以也不屑出逃。但一想到霍华德勋爵是他不顾拉塞尔勋爵反对而介绍入伙的，而现在此人成了个可悲的叛徒，伯爵就觉得沉痛无比。埃塞克斯伯爵难以忍受这种包袱，终而在拉塞尔勋爵在老贝利 [66] 受审前选择了自杀。
拉塞尔勋爵十分清楚已经没有希望了，因为作为新教教徒，他一直都勇敢地反抗那虚伪的兄弟俩——一个在王位上，另一个则紧随其左右。他的妻子是个极具贵族气质的好女人：她在他受审的时候担任秘书，在他入狱时宽慰他，在他临死前一夜与他共进晚餐。她的爱与坚贞忠诚为她赢得了不朽的名声。不出所料，他被判有罪，将在林肯律师学院的绿地被砍头；那里离他的家不远。行刑前夜，在与孩子们告别之后，他一直和妻子在一起直到晚上十点。到了诀别的时刻，他亲吻了她很多次，然后独自在监狱里坐了很久，依旧念着她的种种美德。当听到屋外雨声渐紧时，他冷静地说：“这雨一下可要搅了明天的好戏，雨天砍头可是一件无聊的事情。”午夜时分他脱衣入寝，一觉就睡到了四点；仆人叫醒了他，但在给他准备衣物的空档，他又趁机睡了一会。他乘着自己的马车去了刑场，身边有两位有名的神职人员陪伴；他们分别是蒂洛森和伯内特，一路轻轻地为他吟唱赞美诗。他平静而坚定，就好像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出行。他对围观人群之密集表示了惊讶，然后就把头搁在了垫木上，就像枕上枕头一样。斧子砍了两次才砍下他的头。他高贵的妻子直到此时还在为他忙碌——这位心地真诚的女士将他交给她的那份遗言印制出来，四处散发；这些传单让英格兰各地的正直人士热血沸腾。
在这一天，牛津大学做出了让自己声名远扬的举动：他们假装相信对拉塞尔勋爵的指控是正确的，并在一纸文书中将国王称作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就好比我们鼻孔中的气” [67] 。后来议会让国王这个粗俗的刽子手把这张纸给烧掉了。这真是莫大的遗憾；我希望这张纸能被裱起来，挂在公共场合以供观瞻，作为卑鄙的标记供人类唾弃。
然后就轮到阿尔杰农·西德尼受审了。审判由杰弗里斯主持，他像个深红色的大蛤蟆，因愤怒而肿胀成一团。“我向上帝祈祷，西德尼先生，”这位“快乐统治”时期的大法官在宣布审判之后如是说，“我希望他能改改你的脾气，好适应那边的世界，因为我看你是一点儿都不适合这边的世界。”“阁下，”囚犯镇定地伸出一只手臂，回应道，“测测我的脉搏，看看我是不是发狂了。感谢上帝，我从没像现在这样好脾气过。”一六八三年十二月七日，阿尔杰农·西德尼在伦敦塔山被处决。他是个英雄，死得其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为了自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为之奋斗的、上帝常亲自授以神谕的古老美好事业”而献出了生命。
蒙茅斯公爵以王族的身份在国内四处周游，与人民一同玩乐，给他们的孩子做教父，甚至为他们治疗淋巴结核 [68] ，摸病人的脸以使他们痊愈——他做得像个真正的国王一样好，这让他的叔叔约克公爵非常嫉妒。蒙茅斯公爵的父亲让他写信承认参与了谋害拉塞尔勋爵的阴谋，但他太过懦弱，刚一写完就羞愧不已，把信又取回来了。因此他被放逐到了荷兰，但很快又瞒着叔叔回来和父亲见面。似乎他又重新获得了“快乐国王”的恩宠，约克公爵则失了势。但此时，死亡降临了怀特宫快乐的走廊，这让堕落无耻的绅士和小姐们都震惊无比。
一六八五年二月二日，星期一，这位快乐地领着抚恤金的法兰西国王的仆人因中风跌倒。到了星期三他已病入膏肓，星期四时他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之严重。由于他不愿让新教的巴斯主教给自己施洗，约克公爵屏退左右，小声问哥哥要不要找个天主教教士来。对此国王回答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弟弟，叫来吧！”公爵偷偷从后楼梯带来了戴着假发披着长袍的教士赫德尔斯顿；此人他在伍斯特之战 [69] 后救过国王的命。于是公爵告诉国王，这位戴着假发的高尚的人曾救过一次他的肉体，现在来拯救他的灵魂了。
快乐的国王又熬过了一晚，在后面一天也就是六日、星期五的中午之前死去了。他最后说的两句话充满人情味，这让人们对他的记忆好了不少。当王后派人来传话，说她实在身体欠佳不能来陪他、请他原谅时，他说：“唉，可怜的女人，她乞求我的原谅！是我该全心乞求她的原谅啊。把我的回应告诉她吧。”至于内尔·格温，他则说：“别让可怜的内莉挨饿。”
他去世时五十五岁，在位总共二十五年。
[1] 英格兰的查尔斯二世（Charles II of England，1630-1685），当他父亲查尔斯一世于1649年在怀特宫被处死之后，苏格兰议会立查尔斯二世为国王，却遭到英格兰议会反对。1651年，克伦威尔在伍斯特战役中击败查尔斯二世的部队，查尔斯便逃亡欧洲开始了流亡生涯，直到1660年才返回英格兰并被拥立为王。（译注）
[2] 桶酒税和进出口税（tonnage and poundage），桶酒税是对每桶进口的酒所征收的税，其中一桶为954升或252加仑，重达1016千克；进出口税则是对于所有进出口货物所征收的税，税额取决于货物价值，每一镑货物需上交一先令。进出口税于1347年引进英格兰，通常与桶酒税联系在一起。（译注）
[3] 即乔治·蒙克将军（George Monck，1608-1670），第一代阿尔伯马尔公爵，英格兰军人、政治家，曾参与过镇压爱尔兰反叛的战争、英格兰内战和盎格鲁-荷兰战争，是查理二世复辟的关键人物。（译注）
[4] 即弗朗西斯·哈克（Francis Hacker，卒于1660年），支持国会的英格兰士兵，是向查理一世送达死刑书的三人之一。（译注）
[5] 即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英格兰政治和军事领袖，曾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邦的护国公。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克伦威尔于17世纪30年代皈依清教，成为一个严格的清教徒，并在英格兰内战中支持代表议会党派的“圆颅党”。他是查尔斯一世的死刑签署人之一，后被推选为英格兰联邦国护国公。英格兰君主复辟之后，克伦威尔的尸体被掘出、用铁链绑住，并被砍头；其头颅被挑在长枪尖上，放置在威斯敏斯特宫示众直至1685年。后来克伦威尔的头颅一直辗转于各类私人收藏家和博物馆手中，直到1960年才被重新安葬。（译注）
[6] 哈里·文爵士（Sir Harry Vane）即小亨利·文（Henry Vane the Younger，1613-1662），是老亨利·文（Henry Vane the Elder，1589-1655）的儿子。通常在提到儿子时都称其为哈里·文以示区分。父子二人均为英格兰政治家。（译注）
[7] 即托马斯·温特沃思（Thomas Wentworth，1593-1641），第一代斯特拉福德伯爵，英格兰政治家，一直是查尔斯一世的支持者。然而当议会决定处死他时，查尔斯一世在处决书上签了字。（译注）
[8] 即亨利·艾尔顿（Henry Ireton，1611-1651），英格兰议会军队的将军，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女婿。（译注）
[9] 即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1602-1659），英格兰法官，负责审判查尔斯一世，后任英格兰联邦政府的第一任主席。（译注）
[10] 原文为“快乐的犹大”（a merry Judas），犹大（Judas）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最后背叛了耶稣，所以他在西方文化中是叛徒的代名词。（译注）
[11] 即约翰·皮姆（John Pym，1584-1643），英格兰国会成员、长议会领袖，反对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1642年，查理一世曾试图在议院中逮捕皮姆等五人，这一事件是英格兰内战的导火线。（译注）
[12] 即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1598-1657），联邦时期最优秀的英格兰军事将领之一，被誉为17世纪最著名的英格兰海军元帅之一。1649年起任英格兰联邦海军将军（General at Sea），实际上在议会军队中并无海军元帅（Admiral）一职，但海军将军的职责中也包括元帅的职责，所以布莱克一般被称为“元帅”。他率领英格兰舰队参与了英格兰内战、第一次盎格鲁-丹麦战争、突尼斯州之战和英格兰-西班牙战争。（译注）
[13] 即威廉·劳德（William Laud，1573-1645），于1633至1645年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对查尔斯一世的支持最终导致他在内战期间被处死。（译注）
[14] 即1661年社团法案（the Corporation Act 1661），规定只有英格兰国教教徒才能担任公职。其中非国教教徒（dissenters）是对一切意见与英格兰国教相悖的基督徒的统称，其中包括长老会、清教徒、第五王朝主义者和贵格会等等。根据1662年统一法案，“nonconformist”则指任何不信奉基督教或英格兰圣公宗（Anglican）的英格兰国民，他们也是非国教教徒的追随者。（译注）
[15] 即玛丽·亨丽埃塔（Mary Henrietta，1631-1660），英格兰的理查一世与第一任妻子、法兰西的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 of France，1609-1669）的长女，于1641年嫁给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William II Prince of Orange，1626-1650）。他们的儿子便是日后英格兰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 of England，1650-1702）。（译注）
[16] 即英格兰的亨丽埃塔（1644-1670），英格兰的理查一世与第一任妻子、法兰西的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 of France，1609-1669）最年幼的女儿，三岁时逃往法兰西，在表亲路易十四的宫廷避难，后嫁给路易十四的弟弟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一世（Philippe of France，1640-1701）。勿将她与姐姐玛丽·亨丽埃塔（注释[15]）混淆。（译注）
[17] 即苏格兰的詹姆斯七世，日后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二世（James II of England，1633-1701），查理一世的次子，1685至1688年间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他是最后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英格兰国王。（译注）
[18] 即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1609-1674），第一代克拉伦登伯爵，英格兰政治家和史学家。他于1640年进入短期议会，同年11月进入长期议会，最终于1658年成为英格兰大法官；曾著有《英格兰叛乱及内战史》（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 Begun in the Year 1641）。他的孙女安妮成为日后的大不列颠女王。（译注）
[19] 布拉干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1638-1705），来自葡萄牙最古老的贵族家族，并从她父亲开始成为葡萄牙王室。于1662至1685年间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王后，但由于她是天主教教徒，并不受英格兰人民的爱戴。她与查理二世没有任何子嗣。（译注）
[20] 即埃莉诺·格温（Eleanor Gwyn，1650-1687），英格兰女演员，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的长期情妇。（译注）
[21] 里弗赫（livre）是法国古代货币单位，一里弗赫的价值等于一磅银。（译注）
[22] 即《1662年统一法案》（The Act of Uniformly 1662），它规定了公众祈祷的形式，并按照《公祷书》（Book of the Common Prayer）规范了所有的宗教活动。作为结果，2000余名教会人员被迫辞职。（译注）
[23] 《非国教教徒秘密聚会法令》（The Conventicle Act）颁布于1664年，根据该法案，如果人数超过五名，非国教教徒则不能聚会，除非他们同属于一个家庭。（译注）
[24] 即阿奇博尔德·坎佩尔（Archibald Campell，1629-1685），第九代阿盖尔伯爵，新教徒，因为对于宣誓一事含糊不清而遭到詹姆斯等人憎恨并被放逐；最终因参与了蒙茅斯叛乱而被处死。（译注）
[25] 即詹姆斯·夏普（James Sharp，1618-1679），是苏格兰教会的教役者（Minister），后任圣安德鲁斯大主教。他曾是“长老会”的支持者及“决议派”领袖之一，却支持在教会事务上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在“长老会”相关的作品中，他一般被刻画成神圣盟约的死敌。（译注）
[26] 即洛斯托夫特战役（Battle of Lowestoft），发生于1665年6月13日，属于第二次盎格鲁-荷兰战争，以英格兰胜利而告终。（译注）
[27] 伦敦大瘟疫（ Great Plague of London）是一场于1665至1666年间发生在英格兰的大规模传染病。超过10万人死于这次瘟疫之中，足足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五分之一。该次的疾病后来被确认为是淋巴腺鼠疫，是一种由鼠疫杆菌造成并以跳蚤为载体的细菌感染。（译注）
[28] 《五英里法令》（the Five Mile Act）制定于1665年，根据该法案，任何被逐出教会的教士不得居住在距离教区五英里之内的区域，除非他们发誓再也不反对国王和国教。（译注）
[29] 分别指四日战役（Four Day's Battle）和圣詹姆斯日战役（St Jame's Day Battle）。前者发生于1666年6月11至14日，是第二次盎格鲁-丹麦战役中历时最久的战役，以荷兰胜利而终；后者发生于1666年7月25日，在蒙克将军和鲁珀特王子的联合指挥下，英格兰海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荷兰损失惨重。圣詹姆斯日战役也被称为两日战役（Two Day's Battle）（译注）
[30] 即莱茵的鲁珀特王子（Prince Rupert of the Rhine，1619-1682），一位德国王子，他的母亲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Bohemia，1596-1662）是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长女。（译注）
[31] 即约翰·德·威特（Johan de Witt，1625-1672），17世纪中后期的荷兰政治家，与日后进入英格兰王室家族的奥兰治家族为敌，最终被奥兰治家族的支持者暗杀。（译注）
[32] 即米希尔·德·勒伊特（Michiel de Ruyter，1606-1676），荷兰历史上最著名的将军之一，是17世纪的盎格鲁-荷兰战争中的重要将领，率领荷兰军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译注）
[33] “卡巴尔”（Cabal或cabala）一词最早源自希伯来语Kabbalah，是犹太教中的一套神秘教义，解释造物主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它本意为“接收”，却在西欧衍变成“隐秘”。在英格兰的查理二世统治之间，由第二代克利福德勋爵托马斯·克利福德（Thomas Clifford，1630-1673）、第一代阿林顿伯爵亨利·贝内特（Henry Bennet，1618-1685）、第二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George Villiers，1628-1687）、阿什利勋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1621-1683）和第一代劳德戴尔公爵约翰·梅特兰（John Maitland，1616-1682）所组成的议会选取每人称号的首字母为名，构成了“卡巴尔”一词。由于该议会于1670年一手策划了多佛尔秘密协定（Treaty of Dover），如今该词便有了“阴谋组织”之意。（译注）
[34] 即英格兰的威廉三世（William III of England，1650-1702），威廉二世和英格兰公主玛丽·亨丽埃特的儿子，苏格兰的威廉二世、奥兰治的威廉亲王三世，曾任奥兰治亲王和英国国王。他的妻子是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为他的共治者。拿骚（Nassau）在历史上则是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一个日耳曼邦国，1255年拿骚第一次被分割，因此接下来几个世纪中出现了好几个称为拿骚的邦国，其中一个是“拿骚—迪伦堡（Nassau-Dillenburg）”，奥兰治—拿骚家族即由此衍出。（译注）
[35] 即奥兰治亲王威廉二世（William II Prince of Orange，1626-1650），于1641年娶了英格兰国王查尔斯一世的长女玛丽·亨丽埃塔为妻。（译注）
[36] 即科尼利厄斯·德·威特（Cornelius de Witt，1623-1672），约翰·德·威特（Johan de Witt，1625-1672，本章注释[31]）的哥哥，最终同弟弟一起被同一组织暗杀。（译注）
[37] 即路易二世·德·波旁（Louis II de Bourbon，1621－1686），第四代孔戴亲王（Le Prince de Condé），外号为“大孔戴”（le Grand Condé），法国军人和政治家，孔戴家族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是17世纪欧洲最杰出的统帅之一。（译注）
[38] 即亨利·德·拉图尔·得·奥弗涅（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1611-1675），蒂雷纳子爵。是六大法国大元帅（Maréchal général des camps et armées du roi)之一。（译注）
[39] 即英格兰的玛丽二世（Mary II of England，1662-1694），詹姆斯二世与王后安妮·海德的长女。她与表兄威廉三世——也就是奥兰治亲王结婚，后与之一同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共治者；她的祖父即第一代克拉伦登伯爵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1609-1674，详见本章注释[18]）。（译注）
[40] 即大不列颠的安妮女王（Anne，Queen of Britain，1665-1714），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女王，詹姆斯二世与王后安妮·海德的次女。（译注）
[41] 约翰·考文垂爵士（Sir John Coventry，约1636-1685），英格兰政治家和下议院议员，因为针对国王的风流韵事开了句玩笑而被偷袭（据说是国王指示）。（译注）
[42] 即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1649-1685），第一代蒙茅斯公爵，是国王查理二世与其情妇露西·华尔特的私生子。（译注）
[43] 即詹姆斯·巴特勒（James Butler，1610-1688），第一代奥蒙德公爵，当查理二世被流方时他伴随在他身边，日后成为英格兰和爱尔兰政界的重要人物。（译注）
[44] 即托马斯·巴特勒（Thomas Butler，1634-1680），奥蒙德公爵长子，第六代奥索里伯爵，爱尔兰政治家，官至英格兰海军中将。（译注）
[45] 即莫代纳的玛丽（Mary of Modena，1658-1718），信奉天主教，是约克公爵也就是后来的詹姆斯二世的第二任妻子。她的弟弟弗朗西斯科·德斯特二世（Francesco II d'Este，1660-1694年、）在1662年至1694年间为莫代纳公爵。（译注）
[46] 泰特斯·奥茨（Titus Oates，1649-1705），一手编造了诣在谋害查理二世的“天主教阴谋案”。（译注）
[47] 血腥玛丽女王（Bloody Queen Mary）即英格兰的玛丽一世（Mary I of England，1516-1558），是英格兰和爱尔兰女王，都铎王朝第四位君主，1553年至1558年在位。她于与其同父异母的弟弟爱德华六世死后继承英国君主宝座，再次于英格兰复辟罗马天主教，取代她父亲亨利八世提倡的新教盎格鲁派。期间她下令烧死约300名宗教异端人士。此举使她得到了“血腥玛丽”的绰号。（译注）
[48] 神圣盟约（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又叫国民誓约（National Covenant），是1643年苏格兰和英格兰议员为维护长老会（新教的一个分支）制所签订的盟约。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三国之争中（Wars of the Three Kingdoms，1639-1651），很多苏格兰人加入“长老会”（新教的一个分支）并拒绝主教和罗马天主教的监督制进入苏格兰，但由于该组织在是否该给国王参与教会事务的权力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它继而被分成两个派别：“抗议会”（Protesters）和“决议派”。（译注）
[49] 即克拉弗豪斯的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 of Claverhouse，1648-1689），第一代邓迪子爵，苏格兰士兵和政治家，亲英分子。（译注）
[50] 基尼（guinea）是1663年英国发行的一种金币，等于21先令，于1813年停止流通。（译注）
[51] 《王位排除法案》（Exclusion Bill），在查理二世统治期间，王位排除危机（the Exclusion Crisis）发生于1678至1681年间。由于查理二世没有任何合法子嗣，而他的弟弟约克公爵詹姆斯又是罗马天主教教徒，议会要求解除詹姆斯的继承权；同时一部分议员也提出由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茅斯公爵即位。（译注）
[52] 唐纳德·卡吉尔（Donald Cargill, 1619-1681），苏格兰长老会成员，于1680年加入卡梅伦等人；在卡梅伦死后他继续传教，最终于1681年被捕，在爱丁堡接受绞刑。（译注）
[53] 理查德·卡梅伦（Richard Cameron，约1648-1680），苏格兰军事领袖，长老会成员。1680年，他因试图重振长老会并到处宣传该会教义而遭到政府追杀，最终死于苏格兰西南艾尔郡的艾尔德沼地。（译注）
[54] 博斯韦尔桥战役（Battle of Bothwell Bridge）发生于1679年6月22日，苏格兰政府军队与支持长老会的“盟约者”在苏格兰南部拉纳克郡的博斯韦尔附近相遇，最终以长老会失败而告终。这张战役象征着长老会起义的终结。（译注）
[55] 1680年6月22日，卡梅伦与其追随者在苏格兰西南艾尔郡的艾尔德沼地（Airds Moss）附近遭遇政府的追杀，后发生激战。卡梅伦战死。（译注）
[56] 圣奥利弗·普伦基特（Saint Oliver Plunkett，1629-1681），爱尔兰阿马大主教，是奥兹“天主教阴谋案”最后一个牺牲者。阿马大主教一位为爱尔兰教会最高的两个大主教教位之一，另一个为都柏林大主教。（译注）
[57] 即乔治·杰弗里斯（George Jeffreys，1645-1689），威尔士法官，后来被任命为大不列颠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贵族头衔是韦姆的杰弗里斯男爵，被称为“绞刑法官”（the Hanging Judge）。（译注）
[58] 此处为俚语，”to give somebody a lick with the rough side of one’s tongue”指的是严厉责备或痛骂某人。（译注）
[59] 威廉·拉塞尔勋爵（Lord William Russel，1639-1683），1683年因莱府阴谋（Rye House Plot）被叛国罪，后被处以死刑，据说行刑过程相当艰难，勋爵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死去。（译注）
[60] 即威廉·霍华德（William Howard，约1626-1694），第三代埃斯科里克的霍华德男爵，莱府阴谋的风声传出之后他立刻被捕，并在审判中公认出威廉·拉塞尔勋爵。（译注）
[61] 阿尔杰农·西德尼（Argernon Sydney，1628-1683），英格兰政治家，反对查理二世政府，最终以叛国罪为名被处以死刑。（译注）
[62] 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1653-1696），他与威廉·拉塞尔和阿尔杰农·西德尼等人密谋推翻查理二世政府。1683年在莱府阴谋（Rye House Plot）败露之后被捕，却逃过死刑。他日后又参加推翻詹姆斯二世政府的革命，“光荣革命”一名也是由他而起。他的祖父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约1595-1643）也英格兰政治家，是1642年查理一世试图违宪逮捕的下议院五人之一，该事件引发了英国内战。（译注）
[63] 即理查德·朗博尔德（Richard Rumbold，1622-1685），克伦威尔派的士兵，参与了莱府阴谋，计划谋杀查尔斯二世和他弟弟詹姆斯。（译注）
[64] 莱府（Rye House）即1683年莱府阴谋案的据点。辉格党人的议会被解散后，一部分军人密谋在莱府暗杀查尔斯二世和詹姆斯二世，但并未成功。莱府位于英格兰赫特福德郡的霍兹登。（译注）
[65] 即亚瑟·卡佩尔（Arthur Capell，1631-1683），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他并没有深入参与到莱府阴谋当中，但在阴谋暴露之后依旧被捕，后在狱中割喉自尽。有人说他的死是查理二世与詹姆斯所为，但这种说法并无什么根据；另一说他因为不想透露莱府阴谋的细节而自尽。（译注）
[66] 老贝利（Old Bailey）是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俗称。（译注）
[67] 语出圣经旧约《耶利米哀歌》4：20（Lamentations 4:20），原句为“The breath of our nostrils, the anointed of the LORD, was taken in their pits, of whom we said, Under his shadow we shall live among the nations”：我们鼻孔中的气、上帝的受膏者，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对此我们说道：“在他的阴影下，我们将活在列国之中”。该书讲述公元前607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夷为平地的惨状，先知耶利米写下《哀歌》，为其国家和同胞的遭遇而哭泣。在该书中，耶利米认为耶路撒冷的灾祸是人们无视上帝怒火所经受的惩罚，在第四章中，他特地强调了悔改的重要；如果不悔改的话，上帝就会施行惩罚。（译注）
[68] 淋巴结核病（King’s Evil），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和法国，人们普遍认为国王的触摸能够治愈这种疾病。在英格兰，这种行为始于“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期间；而法国则始于腓力一世（1052-1108）统治期间。（译注）
[69] 伍斯特战役（Battle of Worcester）发生于1651年9月3日，是英格兰内战的最后一场战役。在这场战斗中，奥利弗·克伦威尔和“圆颅党”击败了查理二世的保皇派军队。（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