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在音乐学院的出现；法国艺术大师们对他的敌视；勒絮尔对《c 小调交响曲》的印象；勒絮尔执拗地坚持他的反对意见。
艺术家生活中的隆隆雷声有时会滚滚而至，如同狂风骤雨中的雷声一样快速迅捷：那载满电荷的大块云团抛射出闪闪电光，喷吐着暴风雨的气息。
我刚刚从莎士比亚与韦伯的作品中瞧见他们冰山之一角；很快，在地平线的另一端，我又看到了伟大的贝多芬冉冉升起。我所感受到的心灵的震撼似乎只有莎士比亚曾经带给我的震撼堪与相比。他为我打开了音乐的另一个天地，就好像诗人为我揭去了另一个诗歌世界的神秘面纱。
音乐学院的演出协会刚刚成立，由哈贝内克领导，他积极热情地投身到其中。尽管这位艺术家对他所钟爱的艺术大师的作品疏忽大意，甚而会犯严重的错误；但应该承认，他的善良动机和他娴熟的指挥技艺使贝多芬的作品在巴黎得到了普及并获得了成功；此一功劳除归功于哈贝内克之外非他人莫属——只有这样说对他才是公平的。为了能够建立起这个今天在整个文明世界中享有盛誉的美丽的机构，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因为在那时候作品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全是因为其中充斥着各种生僻而古怪的演奏技巧与难点；为了能够达到好的演奏效果，为数众多的音乐家们必须要面对未来岁月中大量的排练以及各种使人疲惫不堪但却是极少有利可图的工作；或许他们本来就对作品的演奏持有一种冷漠的态度，便因此而对它更充满敌意。所以，哈贝内克必须要以自己的热情来重燃他们的希望之火。
此外，他还必须要与法国及意大利作曲家的无声的反抗、含沙射影的谩骂与讽刺、以及迟疑不决做斗争。这对他来说并非是微不足道的痛苦。这些人极端仇视为一个德国人建立高高的殿堂，因为他们认为贝多芬的乐曲对他们及他们自己的流派来说是令人恐怖的洪水猛兽。因而，我曾听到他们对别人说出多少可憎的蠢话，来诋毁这个闪耀着智慧与灵感之光的音乐奇迹！
我的老师勒絮尔是一个诚实而正直的人，他从不抱有任何对他人的怨恨与嫉妒，并钟爱他的艺术；但他却更忠诚于我所妄称为偏执与疯狂的音乐教条。所以，他对贝多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中做出了颇具特色的评论。虽然他几乎闭门家中，潜心于自己的艺术研究，但音乐学院举办的头几场音乐会，以及贝多芬的交响曲在巴黎音乐界所引出的纷纷议论还是很快传到了他的耳中。他对此非常震惊；更何况，他与他的法兰西学院的同事们一样，将这种器乐音乐看作是一种低级音乐：尽管它构成了高尚的艺术的一部分，但其本身的价值却是平庸无奇。此外，他认为海顿与莫扎特早已构成了器乐音乐的泰山和北斗，又有何人能够超过他们的成就呢？
以贝尔东（Berton）为例，他在看待任何德国现代派音乐时都是怀着怜悯之情。而包阿德约（Boieldieu）呢，他对于他必须思考的德国现代流派并非知之甚多，但是，如果某些和声组合哪怕是有一点点远离他倾其一生所钻研的那三种和弦方式的话，他都要表现出一种幼稚的惊讶。再以凯鲁比尼为例，他虽怒火强压心头，却不敢对贝多芬横加指责——虽然后者的成功使他气愤难平，并动摇了他最为弥足珍贵的理论大厦的根基。而帕埃尔（Paer）呢，他却颇具意大利人的狡黠，竟至胡言乱语，他说他知道一些关于贝多芬的轶事；这些事情多少会对这位伟人产生不利影响，但想必是颇令叙说者欢欣的。卡特尔（Catel）对于贝多芬的音乐也自是不满，声言他只是关注于自家花园中的玫瑰。最后是克鲁采尔，他同贝尔东一样，对来自莱茵河彼岸的一切都采取一种无礼的蔑视态度。但勒絮尔呢，尽管他看到多数艺术家——尤其是在我身上——洋溢着对贝多芬的疯狂的崇拜，却仍然保持着缄默，装聋作哑，并巧妙地避开去参加音乐学院的音乐会，如果他去的话，就必须要发表对贝多芬的意见，从而也就会成为贝多芬所制造的狂热的见证人了。但这正是他所不愿做的事情，虽然他并不承认这一点。然而，我确实对他作了不少工作，和他谈了去听的必要性：他必须了解并发表个人对这一事实的见解，因为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就如同在我们的艺术中降临了一种新的风格及一种新的壮丽的形式那样。于是有一天，他终于同意我领他到音乐学院去听那天上演的贝多芬的《c 小调交响曲》（命运）。他希望能够认真地聆听，不被任何事情所打搅，便让我走开；然后，他独自一人走到一层包厢的最深处。那里都是一些陌生人。当交响曲一结束，我便从我待的上层跑了下来，想要知道勒絮尔对这阕特殊作品的感受以及想法。
我在走廊中遇到了他。他满脸涨红，正大步走着。
“喂，亲爱的老师？”我对他说。
“噗！我要出去，我需要空气。真是闻所未闻，太奇妙了！它让我心绪不宁，我受到太多的感动和震撼，当我走出包厢想要戴上帽子时，我甚至觉得我连我的脑袋都找不到了！请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再见！”
我胜利了。第二天，我急急忙忙去看他。对话首先就是从那部使我们深受感动的杰作展开的。勒絮尔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让我一个人口若悬河，大发感慨钦佩之词。他表示同意，但神色颇为拘谨。不过，确实应该看到，昨天作为我的对话者的那个人已经消失不见了，而且这谈话的主题对他来说也已是很困难了。可是，我仍在继续，希望能够再次“虎口拔牙”，让他再次承认在聆听贝多芬的交响曲时的深深感动之情。我一直在讲，直至他晃动着脑袋，带着一丝怪怪的笑容对我说：“不管怎么说，音乐都绝对不应该像那部交响曲那样被创作出来。”对此我回答道：“别担心，亲爱的老师，这样的音乐不会多见！”
人类的本性是多么可怜！老师他又是多么可怜！在这句在许多类似场合被许多人所引述过的话语当中，包含了多少固执己见、抱憾和醋意，以及对无知的畏惧和对自己无能的默认。因为“音乐绝对不应该像那部交响曲那样被创作”；当人们被迫去感受那种音乐的力量并承认它的美丽时，这句话就等于是宣布：他们自己之所以避免写出如此的乐曲，仅仅是因为当他们想写出此种乐曲时，他们根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海顿对贝多芬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执拗地将他称作“伟大的钢琴家”。
格雷特里对莫扎特也写过诸如此类的愚蠢的名言。“莫扎特，”他说，“将雕像摆在了乐池当中，却把雕像的底座搬上了舞台。”
亨德尔也曾经胡说，与格鲁克相比，“格鲁克的厨子更像是一名音乐家”。
罗西尼则说，一谈到韦伯的音乐时，“他就会感到这音乐带给他的腹痛”。
不过，亨德尔和罗西尼对格鲁克和韦伯的疏远与冷淡是不应该归入同一动机的。我想，原因也许是这两个大腹便便之人无法理解那两个高尚之人吧。然而，斯庞蒂尼在任何一个强烈反对他的法国流派当中以及在大部分的意大利音乐家当中之所以激起对他长时间的痛恨，原因大概就是我刚刚谈论过的那种人类复杂的情感吧；一种可悲与可笑的情感。拉封丹在其寓言《狐狸与葡萄》中对此作了辛辣的讽刺：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
勒絮尔顽固地反对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与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这只能使我最终认识到，他所努力让我铭记于心的那些理论都是虚无缥缈的。于是，在突然之间，我离开了那开辟已久的平坦之途，穿过森林，走过田野，翻山越岭，踏上了一条坎坷的不归之路。然而，我只能尽力隐藏这种转变；勒絮尔只是在许久之后，在听到我的最新作品上演之后，才觉察到了我的不忠：我本来一直是避免向他展示那部作品的（指《幻想交响曲》）。
当我必须要谈论我与哈贝内克这位技术娴熟但并不完善且颇为任性的乐队指挥的关系之时，我将再次谈到演出协会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