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中注定；我成为评论家。
我现在必须说明一下使我着手从事评论这一复杂工作的起因。安贝尔·费朗先生、卡扎莱斯先生以及德·卡尔奈先生在我们的政界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为了他们的宗教及君主专制的政治主张，他们刚刚创办了一份文学杂志，起名为《欧洲月刊》。为了完成编辑工作，他们希望能够有合作者加入其中。
安贝尔·费朗建议由我来负责音乐评论工作。“但我并不是作家，”当他跟我谈起这件事时，我对他说，“我的文章糟透了，我真的不敢……”“那是您搞错了，”费朗回答道，“我读过您的信；您将很快养成您所缺少的习惯。此外，在您的文章付梓之前，我们会检查它，我们也会指出必要的修改。请和我一起到德·卡尔奈家，您在那儿会了解这次合作为您提供的全部条件。”
果真有这样的武器可以保卫一切美丽的东西，并可以攻击我所发现的美丽的反面？这一想法开始使我微笑；而且，我的经济收入总是很有限，这也许会给我带来一点经济收入上的提高。想到这儿，我决定接受了。我跟随费朗来到卡尔奈家。一切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在没有验证自己的能力之前，对自己从来都没有太多的自信。而在这项工作当中，当我在音乐论战的战场上做了一次不幸的跋涉之后，我的这种天生的禀性得到了加强。下面我会讲述是何种情形。在这一时期，罗西尼分子所主办的报纸发表了大量攻击格鲁克、斯庞蒂尼及各种表现流派和理性流派的言论，这简直是亵渎神灵。他们还发表了一些怪诞言论，支持并鼓吹罗西尼及其感觉主义的音乐体系。他们推理、论证的荒谬性令人难以相信他们的理论：音乐，无论是否是戏剧音乐，其目的只是用来迷惑人的双耳，而根本不能指望它表达情感与激情。这些人对音阶、音符甚至都一窍不通，竟也能说出如此的蠢话，并故作高傲之态，这不能不使我燃起胸中的怒火。
一天，当我在读了一个疯子的痴人妄语之后，我便下定决心回击他。
我必须有一个适当的论坛专栏。于是，我便给当时颇受欢迎的《月报》的老板及主编米舒先生写了一封信。我向他阐述了我的愿望、目的及见解，并向他保证在这次战斗中要给予敌人以准确而有力的一击。我的那封既严肃又风趣的信使他很高兴。他立即给了我肯定的答复。我的建议被接受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已有人翘首以待。“啊！你们这些卑鄙的东西！”我高兴得一跃而起。“我要打垮你们！”但是，我搞错了，我没有战胜任何东西，当然也没有战胜任何人。我在写作艺术方面欠缺许多经验，我对新闻界及它的程式茫然不知；而我的音乐激情又是如此强烈，以致在开始时我会做了些莽撞之事。我交给米舒先生的那篇文章，章法混乱无序，并且虽说“论战文章”的言辞已被公认为够激烈的了，而我的文章却更是超出了论战文章的界限。米舒先生在听过我的朗读之后，对我的大胆深感不安，他对我说：“您写的都是事实，但您却是在大吵大闹。我绝对不会在《月报》上登载这样一篇文章。”于是，我告辞，答应重写一篇。但是很快，随之而来的却是如此众多的繁文缛节，使我懒散，令我倦怠。于是，我便再也不管重写文章这回事了。
说到我的懒惰，当我在写作散文式的文章时，我是非常的懒惰。不过，我曾熬过许多夜晚来谱写音乐总谱，而且就像配乐这样的工作，它同样很累人，经常使我连续伏案工作八小时以上，在桌边一动也不动，甚至连换一下坐姿的想法也不曾有过。因此，当我决定要开始写一篇散文时，我并非没有作出努力。但是从第十行起（只有几次偶然的情况是例外），我就要起身，在屋中踱来踱去；我注视着街道，翻开从我手边掉落的第一本书，努力寻找各种方式来战胜那袭遍我全身的厌倦与疲乏。我要重新开始八至十次，才能完成《辩论报》长篇连载之中的一篇。我一般要花两天时间来写作，哪怕要论述的题目是我喜欢的、令我轻松的或是让我极度狂热的。天啊，上面有多少修改的杠杠，字迹又是多么的潦草！现在又该看我的一校样了……
作曲对我来说是一种天性和本能，是一种幸福；而写作对我来说却是一项工作。
无论如何，在安·费朗的鼓励与压力之下，我为《欧洲月刊》写了几篇关于格鲁克、斯庞蒂尼以及贝多芬的赞誉性的评论文章。接着，我又按照德·卡尔奈先生的意见做出修改。于是，我的文章便被如此宽容地印刷并装订成册。我开始认识到这项充满危险的工作所面对的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工作在我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人们将会看到，我已不可能逃避评论工作，而它本身也在法国及其他地方对我的艺术生涯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