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举办第二场音乐会；《幻想交响曲》；李斯特来拜访我；我们开始交往；巴黎人的批评；凯鲁比尼的老调；我出发前往意大利。
由于我在法兰西艺术研究院的竞赛中获得优胜（即获得罗马大奖），因此按规定我得前往意大利。尽管我对内政部长极力恳求，请求他免除我的这次意大利之行，但我还是必须打点行装，奔赴罗马。
我可真不想离开巴黎，因为我还没有在公开场合重新演奏我的大合唱《沙达那帕鲁斯》，它的结尾在学院颁奖典礼上被彻底玷污了。随后我又在音乐学院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上，这部在学院获奖的作品出现在《幻想交响曲》旁边，后者还从来没有人听过。哈贝奈克负责这场音乐会的指挥，而它的演奏者们却是第三次非常热心地向我提供他们无偿的援助，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他们的深情厚谊。
李斯特是在演出的头一天来拜访我的。我们那时还不认识。我和他谈起了歌德的《浮士德》，他向我坦白还未读过，不过在不久之后他同我一样便很快喜欢上了它。我们彼此都感到了对方的热情，在此之后，我们的关系便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牢固。
他参加了这场音乐会，热情地鼓掌，表现狂热，于是所有的听众都认出了他。
当然，演奏并非是无可指责的。对于某些如此复杂的作品，我们不可能只通过两次排练就获得完美的效果。但从整体来说，能让人感受到它的特点就已经足够了。交响曲中的三个乐章《舞会》《赴刑进行曲》及《安息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赴刑进行曲》更是震惊四座。不过《田园一景》未产生任何效果。其实，那时的《田园一景》与今天的大不相同。因为，在那之后，我便立即决定重新创作。F·希勒（F. Hiller）那时在巴黎，他对此给了我许多精辟的建议，我努力从中汲取灵感。
但是那首大合唱却表演得丝丝入扣——大火熊熊燃烧，倒塌之声清晰可闻，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八天之后，新闻界的评论家纷纷发表评论，有的支持我，有的反对我，但都怀着极大的热情。那些敌视我的评论对我的指责，并没有指出在这部音乐上我所暴露出的明显错误。而这些错误却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我花费了多年时间，使尽浑身解数来重新润色总谱，才将这部交响曲中的错误改正过来。因而，他们的指责，我认为全是无稽之谈。他们有时会指责一些音调变化的艰涩刺耳，可是这种变化却从来都不曾存在过；或是指责我执拗地违反艺术的一些基本规则，而我向来是带着宗教般的虔诚始终如一地遵守它们。或是指责我的乐谱中的某些部分缺乏某种音乐形式，而我只是在别人否定使用这些形式的段落中才使用它们。顺便说一句，我必须承认这一点：我的支持者也同样总是强加给我一些我从来没有过的想法，并且这些想法也是同样滑稽可笑。法国的评论界从此时起所浪费的一切，不论是为了赞扬还是诋毁我的作品，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疯话，是荒唐与怪诞的见解，是愚蠢的视而不见，这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只有两三个人在开始时是带着一种聪明与智慧的保留来谈论我。但是那些具有深刻洞察力与高深学问，具有敏感性、想象力与公正性的评论家，能够正确地评判我，正确地评价我的音乐尝试的意义及我的思维倾向的评论家，却直到今天也难以轻易地找到。总而言之，在我最初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就不存在。而我的试验作品的一些稀少且非常不完美的演出却可以给他们留下许多可供妄评的话柄。
在巴黎有一些年轻人，虽然只有很少的音乐修养，但却具有人们称之为艺术感官的第六感官。无论他们是否是音乐家，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足以使他们比那些满身散发着自负、虚荣、骄傲和无知的冷漠的散文作家能更好更快地理解我。而一些音乐教授却为他们自己的著作所局限，被我的创作风格中的某些形式所碰撞，所伤害，而因此开始厌恶我。尤其是我对经院理论的一些信条的大逆不道更使他们怒火中烧。只有上帝才知道是否有某种东西比这种狂热更强烈更疯狂。各种有关我的攻击指责及风言风语不可能不引起凯鲁比尼的愤怒；您可以想象这种愤怒！他的心腹向他汇报了那部“可憎”的交响曲的上次排练的情况。于是，第二天，当听众开始入场之际，他“恰巧”途经音乐厅门口，当有人叫住他问道：“喂，凯鲁比尼先生，您不愿去听一听柏辽兹的最新作品吗？”“我不需要去了解怎样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回答道，脸上的神色如同受伤的猫儿一般，好像有人想让他吞下芥末似的。于是在音乐会获得成功之后，情况就更加糟糕：似乎他真的已经吞下了芥末。他不再说话，不停地打喷嚏。几天后，他让人把我叫去。“您将前往意大利么？”他对我说。“是的，先生。”“您将被从音乐学院的名册之中划去，因为您已经完成了学业。但是我想，我想您应该来向我道别。人们，人们从这里走出，并不能像从马厩中走出一般。”而我却险些回答：“为什么不呢？既然有人像对待马匹一样对待我们。”但是，我还是理智地压制了自己的怒气，甚至向我的可爱的院长保证，我绝没有想过离开巴黎时不向他告辞，并感谢他的好意。
不管怎样，我必须前往罗马的法兰西学院了。在那里我会拥有一切快乐：忘记善良的凯鲁比尼先生的优雅大度，忘记法国骑士包阿德约锋利的铁矛的攻击，忘记专栏作家们的奇谈怪论，我的友人们热情的支持，敌人们的抨击，以及这个音乐的世界，甚至音乐本身。
无疑地，从原则上讲，法兰西艺术研究院的目的是要对艺术及艺术家有所帮助。虽然，并不该由我来判断该组织的缔造者的目的对于画家、雕塑家、雕刻家及建筑家来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实现；但是对于音乐家来说，由于意大利的自然、艺术及回忆竞相将它们那充满诗意的财富展现在他们眼前，因而这次旅行是有利于发展他们的想象力的。但是至少从他们可以在那里进行何种专门研究的角度来讲，这次旅行却是徒劳无益的。从反映法国艺术家在罗马生活的真实情况来看，这一事实便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在前往罗马之前，我们五六个新获奖者聚集在一起筹备这次长途旅行；这种长途旅行一般是共同进行的。一个出租马车的车夫，在得到一点相当微薄的佣金之后，便负责将我们这一车伟人送至意大利。他把我们堆放在一辆劣质车辆之中，就完全像堆放“沼泽派①的资产阶级”那样。因为他从来也不换马匹，因而他要用许多时间来穿过法国，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罗马人的国度。但此次每天赶路不多的旅行对于这五六个年轻的旅行者来说却一定丰富多彩，他们的心情也一定难以感到凄凉惨戚了。如果说我是用一种不肯定的口吻来谈论这一切，这是因为我自己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一些情况使我在庄严隆重的颁奖典礼之后滞留在巴黎，直至一月中旬。之后，我回到拉科特-圣安德烈市度过了几个星期。父母对我刚刚获得学院的棕榈奖章异常骄傲，给了我最为热情的款待。在此之后，我便上路，孤独一人哀伤地前往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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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沼泽派：（Le Marais），也叫“平原派”，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中间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