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葬礼；美丽的死者；快乐的佛罗伦萨人；洛迪；米兰；“卡诺比亚那”剧院；观众；对意大利音乐组织的成见；意大利人对庸俗之作不泯的热爱；回到法国。
我重见法国的迫切愿望就要实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闷闷不乐，心情难以舒展。这样告别意大利，倒是挺体面。我还没有来得及体会自己的感觉，只是觉得心情沉重。这是我第四次去佛罗伦萨了。这座城的市容叫人无法忍受。我在这座艺术殿堂逗留了两日。这期间，有人告诉我画家舍那瓦——他有一颗硕大的充满智慧的脑袋——一直在殷切地寻找我，可久未如愿。他两次错过了和我见面的机会：一次是在比蒂宫的画廊里；另一次他甚至到旅馆里打听我的消息，非要见我一面不可。我深深被艺术家的非凡的热忱打动了。于是，我也四处打探他的下落，可没有任何线索，只好怀着没能与他结识的遗憾离开了。谁知，弹指一挥间，五年过后，我们终于在巴黎相见了。一聊起来，我发现他兴趣甚广，对音乐、诗歌等艺术有着睿智而透彻的见解，令我折服。
一天晚上，我随他参观主教座堂。游览完毕后，我挨着一根柱子坐下。教堂渐渐暗了下去，夕阳将一缕光彩夺目的余晖投射进来，光芒中可见许多微小的尘埃上下飞舞。一队神甫和持蜡烛人走进殿堂，准备主持一个葬礼。我走上前，向一个佛罗伦萨人打听死者的身份。“中午死的一个小媳妇！”他满脸愉悦地告诉我。祷告很简短，神甫们好像刚开始就迫不及待地想结束。仪式完毕后，遗体被抬上一个有盖儿的担架。送葬队伍朝着灵房走过去；死者将在那儿放一夜，第二天再入殡。我跟在队伍后面。一路上，手持蜡烛的唱经人低吟着悼词，发音含糊不清，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不过，他们的表面文章作得倒是蛮好。其实，他们的心思都放在手上死者家属购买的蜡烛上了，一心琢磨着怎么让它们尽可能地溶化，滴油。原来，葬礼结束后，剩下的蜡烛要交还给教堂。整枝整枝的蜡烛，这些老实的唱经人是不敢私藏下来的。他们便与一群顽童签订私下协议，让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蜡烛。自己则一刻不停地偷偷挑开烛蕊，向下弯，把蜡油撒在石板上。蜡油一落地，孩子们便两眼冒光，“呼啦啦”地冲过来，用小刀把蜡滴从石板上刮下来，捏成球状。于是，这些蜡球体积不断扩大。等这段漫漫长路走完——灵房设在佛罗伦萨的一个远郊——用于丧葬的蜡烛便成了一大团一大团的蜡油，到了唱经人——不如说是可恶的窃贼——手里。这就是这些虔诚的敬神者的勾当。可怜的逝去的人儿啊，竟然被小人引往最后的归宿！
在主教座堂回答我问题的那个快乐的佛罗伦萨人也在送葬队伍当中。到灵房门口时，他注意到我观察上述小动作时焦虑不安的样子，便靠近我，操着一口不标准的法语问：“您想尽（进）去吗？”“想。该怎么办？”“您先给我撒（三）块钱。”
我往他手里偷偷塞了三块钱。他接过后，过去和守门人嘀咕了一会儿，就把我带了进去。死者被摆放在一张桌上。一条长长的白纱袍从脖子到脚把她罩得严严实实。她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一半编成发辫，波浪般垂到肩头；蓝色的大眼睛半闭着；小巧的嘴巴；唇边还挂着一抹忧郁的微笑；颈项晶莹洁白；神态高贵、纯洁……啊，青春！……青春……死亡！……我的意大利向导依旧笑着，赞叹道：“她多美啊！”说着，他抬起可怜的年青死者的头，用肮脏的手拨拉她的头发，像是让我更清楚地观赏这张俊俏的面孔。女子的额头，面颊依然带着抹不去的雅致，却羞答答的，用一头秀发遮着，怎么拨也不愿散开。意大利人忽然把手一松，尸首“砰”地重重撞在木桌上。大厅里顿时“轰”地炸了锅……这亵渎神灵的行为，再加上骤然而来的嘈杂，骇得我肺都要炸了。我感到从没有过的恐惧，再也支撑不住了，腿一软跪了下去。我握住那美人儿的一只手，覆上我赎罪的吻。那个佛罗伦萨人竟然还笑个不停……
忽然，一个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要是女子的丈夫瞧见这只对他来说弥足珍贵的贞洁的玉手在一名陌生男子的亲吻下渐渐温热，该作如何感想？盛怒之下，他会不会把我当成他妻子的私通情人，而怀着一腔更炽热的爱和忠诚，跑来向心爱的人的遗体抒发悲伤、绝望之情？不幸的人儿，清醒清醒吧！……不过，要是他真的做出这么一个错误的判断，难道还不应该受一下无尽的折磨吗？……真是个头脑迟钝的丈夫！让别人从他怀中夺走他那人见人爱的妻子也罢！
走出大厅时，我迷迷糊糊的，脑中一片混乱。
唉！其实，吊唁仪式上，香消玉殒的人儿生前艳事被抖搂出来，这种事时有发生。今后，每一位阅读我这本书的美丽女子——假如真有美丽的女子愿意读我的书的话——都有权利质问：我执意给她们端上这样一个令人憎恶的形象，置之于众人眼前，是不是存心折磨她们呢？天地良心，我一点儿也没有想过要兴风作浪，用这种手段搅乱女士们的生活，也没有想过效仿哈姆雷特，连讥带讽地指责她们。其实，对于死亡，我没有什么强烈的兴趣。我热爱生命，曾描绘过生活中种种令我动容的事情。只不过，其中一些情节的笔调悒郁些罢了。仅此而已。有些女士，一听人说她们终有一天会被揭发，荡妇形象暴露无遗时，便粉面含怒。在这里，我想提前告诉这些女读者，我没有说什么冒犯不敬的话。她们满可以心定神笃地继续读下去。最起码——这也是最可能的——她们可以把书扔在一边，去描眉画眼，听听粗劣的音乐，跳跳波尔卡舞，发表一大堆愚蠢的言论，消遣捉弄情人，让他们心神不宁。这些本来就是她们更喜欢的乐子嘛。
经过洛迪（Lodi）时，我不由自主地向着那座著名的大桥走过去。耳边，仿佛依然响着波拿巴·拿破仑军队的机枪震耳欲聋的扫射，以及溃不成军的奥地利人的惨叫声。
天气好极了。大桥上冷清得很。只有一个老人坐在桥边垂钓……
到了米兰，一定要看新上演的歌剧，才能不带着遗憾离开。当时正在上演唐尼采蒂的《爱的甘醇》。剧院里全是人，个个都背对着舞台扯着嗓子说话。被冷落的演员在台上自顾自地指手画脚，声嘶力竭地抢着唱。至少我相信他们是在唱：那一张张嘴都张得大大的呢。观众席上太嘈杂了，除了舞台上的大鼓声，我什么音乐声都听不见。包厢里的人嬉戏着，吃着点心，诸如此类。眼见从这场演出中——对我而言是个新剧目——听不到一点儿东西，我只好退席离开。不过，意大利人好像有时是会听听音乐会的；好几个人都曾向我肯定过这一点。总而言之，米兰人和那不勒斯人、罗马人、佛罗伦萨人、热那亚人一样，在他们看来，一段曲子，一首二重唱，一支三重唱，不管是什么，只要唱得好了，就是音乐。对于超越这个范畴的东西，他们要么反感，要么无动于衷。也许，这种对立的情绪只是源于一种成见，而音乐演奏团体——唱诗班、交响乐队——素质的低下正是造成偏见的主要根源。这些“音乐人”除了长期吹拉弹唱陈词滥调之外，对真正的音乐杰作一无所知。他们倒也有可能紧跟天才音乐大师的步伐，上升到某个高度——只要后者小心谨慎，不过于触犯他们根深蒂固的陋习就行。《威廉·退尔》在佛罗伦萨红极一时，就是极好的佐证。还有斯庞蒂尼的巅峰之作《贞女》二十年前在那不勒斯连续上演，备受瞩目。此外，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城市里，人潮踩着军乐节拍蜂拥而至，渴望听一听优美的德国管弦乐队的演奏。这些音乐与他们一向被灌输的枯燥乏味的咏叹调是多么大相径庭！可是，总体来说，意大利人只会欣赏音乐的物化的效果，体味不出其中内在的含义。
我一直认为，意大利人是欧洲所有民族中最无法领略到艺术的曼妙之美、最难以理解高层次意境的一个民族。音乐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种感官上的愉悦。仅此而已。这一表达思想的美妙的艺术在他们心中受敬重的程度，绝不会超过烹调术。他们想听的音乐，必须简单易懂；就像做一道通心粉的过程那样，不需要思考，甚至也不需要集中注意力，立即就能让他们掌握要点。
我们法国人在音乐领域毫无建树。我们也常常像意大利人那样，即使一大串情节都看不懂，也会为当红女歌手的一个颤音或一个半音音阶而掌声雷动，狂热不已。但至少我们用心聆听了。即使体会不出作曲家的意图，那也不是我们的错。可是在阿尔卑斯山那一侧的意大利，情况就截然不同。演出过程中观众的种种行为都是对艺术、对艺术家的极端的侮辱。强迫我给意大利人写歌剧，还不如让我在圣德尼大街一个小杂货铺叫卖胡椒粉、桂皮呢。除此之外，意大利人一向狂热且墨守成规，这方面无人能比。在这里的法兰西学院里也不例外：只要对曲调风格、管弦乐配器和节奏进行一点儿出乎意料的革新，就会使他们怒不可遏。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理发师》——这可是地地道道的意大利作品——上演时，罗马的音乐爱好者们为了赚回一点骄傲，显示自己做得与派西埃罗（Pasiello）不一样，恨不得结果了那位年轻的乐队指挥的性命。
人们之所以认为意大利人对音乐的特有审美是他们的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加尔〔Gall〕和施普尔采姆〔Spurzeim〕就持这种观点），是因为意大利人过分喜爱一切跳跃的、绚丽的、夺目的玩意儿，而根本不顾及天气、地点和人性的纷杂情感。一句话，有失常理。他们的音乐总是快快乐乐的（贝里尼和他的效仿者的一部分音乐作品不包括在内。他们的音乐特色恰恰相反，常以忧伤的调子为主旋律。这些音乐大师有时会使用荒诞的风格，但那也是为了不完全丧失传统）。即使某个作曲家一时让悲剧迷了心窍，丢了荒诞之风，也会很快“迷途知返”，重新拾起惯用的风格；什么华彩经过句、回音、颤音、俗不可耐的轻佻曲调，都会再一次出现在乐队和歌手的表演中，而取代先前的几个真正的音符。这真是个莫大的嘲讽，也让歌剧院显得滑稽可笑。
这方面有名的例子要是让我一一列举的话，可是一点儿都不缺。我们暂且撇开艺术上高深的问题不谈，先就事论事剖析一番：难道不正是从意大利产生了落入俗套、一成不变的音乐形式吗？后来，一些法国作曲家采纳了这种音乐形式，唯有凯鲁比尼和斯庞蒂尼竭力抵制，可支持他们的人寥寥无几。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对音乐感觉敏锐，有血有肉的人岂能接受一首重唱曲中的四个人，怀着迥异的感情，操着各自的乡音，用一种声调轮番唱：“噢，我深爱的人儿……”（我简直不寒而栗），或“我的心快乐地跳不停……”（吓都吓死我了）？假设，正像一些人正在做的那样，让音乐沦为一种含糊不清的语言，用同一种癫狂的调子既能表现焦虑，又能表达欢乐和爱情，那么，这就只能证明：人已经丧失了领会音乐其他特性的感觉。这一点犹如太阳的存在，无可争议。唉，这番老生常谈的议论已经扯得太远了。最后，我只想说，在不带成见地长期研究了意大利民族的音乐情结之后，我认为，意大利作曲家正在走的路，是整个民族天性——在作曲家身上表现得更明显一些——引导的必然结果。这种天性在佩戈莱西①时代就表现出来了。
博学的马蒂尼②、贝卡利亚③和其他许多睿智的人都抱怨过这种天性。才华横溢，凭《奥菲欧》获得巨大成功的格鲁克也没有战胜这种天性。歌唱家、某些作曲家更是在公众中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无法剥夺意大利人的这种天性，就像无法改变法国人天生爱滑稽歌舞剧的喜好。至于大家常说意大利人有和谐的乐感——我敢说，所有这样的传闻都有些夸大其词。我在蒂沃利、苏比亚哥时，确实听见当地人唱过比较纯正的二声部；但即使在毫无此声誉的法国中部地区，这种技巧的运用也司空见惯。而在罗马，我从未听见当地人嘴里发出过一个和音。散居在平原地区的牧羊人唱起歌来，只会发出稀奇古怪的咕噜声，不知属于哪个音阶，让人无法记下谱来。可以说，这种粗野的歌和土耳其的有很多类似之处。
直到去了都灵，我才第一次在街头巷尾听见了合唱。立在大风中的合唱队员都是音乐爱好者，因为常光顾剧院，所以有了较高的教养。巴黎在这方面可以说与都灵不相上下。好几次夜深人静时，我都听见从黎世留大街那儿传来阵阵和音，还蛮悦耳的。但有一点我必须指出，合唱队员和谐的歌声中，总是不停地夹杂着咳嗽声。这要是落入懂行人的耳朵里，可就犯了大忌。
意大利村落的教堂里都没有管风琴。村民们与大城市毫无往来。要想在这里找到好的合唱团简直是异想天开。根本连一个影子都没有！在蒂沃利，要是有一日我发现两个年轻人能自如地用三度和六度唱着动听的歌，那么几个月后，我准保能惊诧地看到，一大群人在扯着嗓子胡唱《圣女经》！那场面可笑极了。
我并不想替多菲内人在音乐艺术领域里讨个名声。相反，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在这方面最无知的一个群体。可是，我必须说，唱同样的祈祷词，多菲内的旋律就柔和、虔诚而忧伤，真正是个向圣母祈求的样儿。可在蒂沃利倒好，祷词整个儿变成了卫队进行曲！
下面列出两地的乐谱，孰高孰低，自有分明：
蒂沃利的祈祷歌：
圣安德烈的祈祷歌：
意大利的好嗓子比别处多，这已是公认的了；意大利人的嗓音洪亮，有底气，而且音域宽广，极利于发声。可惜民众性好浮华，滋养出种种恶习：对装饰音嗜好成癖，再美妙的旋律都被他们弄得面目全非；歌曲公式化，每个短句如出一辙；终了的华彩乐段乏味无比，整齐划一，歌手可以随意渲染，只是苦了听众的耳朵；一味追求搞笑煽情，就连悲怆的场面里也少不了……所有这些流弊，把旋律、和声、动作、节奏、乐器、转调、悲剧、导演、诗歌、诗人和作曲家都变成了歌手玩弄于掌心的奴仆，使之备受凌辱。
1832 年 5 月 12 日，我沿塞尼斯山而下时，忽然又望见了格雷伊沃丹山谷。披上了春天盛装的她，是那么的明艳动人！蜿蜒曲折的谷地拥着伊泽尔省。那儿，就是我度过了童年最美好时光的地方！是我的心儿第一次为狂热的梦想躁动不安的地方！
圣艾伊那尔的古石……斯苔拉蒙第（Stella monti）遗址熠熠生辉，优雅高贵……啊，还有那儿，在淡青的雾霭中，祖父的小屋正对着我笑呐！乡间别墅，满目的郁郁葱葱……一切一切都如此令人陶醉！在意大利哪能找到这般美景？……可是，忽然间，我的心感到一阵刺痛，把刚才的欢乐击得粉碎……我好像听见，远远地，从巴黎传来了低沉的炮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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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佩戈莱西：（Pergolèse，1710—1736），意大利作曲家，那不勒斯流派的代表，创作过许多戏剧（《女仆情人》）、宗教音乐、合奏乐。
② 马蒂尼：（Martini，1706—1784），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音乐作家、理论家，莫扎特曾拜在他门下。
③ 贝卡利亚：（Beccaria），意大利刑法学家、犯罪学家，著有《轻罪与刑罚》，改革了当时的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