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斯帕兰先生委托我创作一首弥撒曲；艺术处的头头们；他们对音乐的见解；缺乏信任；君士坦丁堡被攻克；凯鲁比尼的花招；诡计；我的《安魂曲》得以上演；哈贝内克的鼻烟盒；他们不付给我钱；有人想将十字勋章卖给我；各类无耻行为；我的愤怒；我的威胁；最终付钱了。
1836 年，加斯帕兰先生出任内务部部长。当时政治家中对音乐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对音乐具有感受力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而他便是其中的爱乐者之一。为了将人们尘封已久的宗教音乐重新在法国发扬光大，他打算每年从艺术处的资金中拨出一笔三千法郎的款项给一位由部长指定的作曲家，请他创作一部弥撒曲或是一部大型的清唱剧。
加斯帕兰先生心中认为，除此之外，作为部长还应负责利用政府的开支，使新作品有机会得到演出。他说：“我想就从柏辽兹开始吧，由他来创作一首安魂曲，我相信他会成功的。”这个消息是加斯帕兰先生之子的一位我也认识的朋友告诉我的，它使我惊喜交加。但为了确定一下，我又向一个当天在场的人打听了一下，他向我肯定我所了解的这些情况都是确有其事。部长还说道：“我就要离开内务部了，这是我临走前在音乐方面做出的最后承诺，您收到我拨款给您创作安魂曲的委托了吗？”“没有，先生，我完全是出于偶然才得知您对我的好意的。”“怎么搞的？我八天前就下令给您寄过去了！肯定是办公室一时疏忽给耽误了，我去查查。”
好几天过去了，仍然没有音讯。我十分不安，于是去问加斯帕兰先生的儿子，他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摆在了我面前：艺术处的处长根本不赞成部长提出的这项关于宗教音乐的计划，更别提选我作为这条作曲家辉煌之路上的开路先锋了。另外，他知道加斯帕兰先生几天之后就不再是部长了，所以加斯帕兰先生创建学校和请我写安魂曲的决议被他一直耽搁到部长即将离任时才拟定，于是没有什么比放弃继续实行这项计划并任其流产来得更容易的事了，这就是处长先生脑子里打的小算盘。但加斯帕兰先生未曾料到别人会这样不把他放在眼里；在他离任的前一天，他才从他儿子那里得知他的命令压根儿没有被执行，于是他最后非常严肃地给××先生下达命令，让他立刻将决议拟定出来后给我寄出去，事情这才总算落实了。
这是××先生遭到的第一次失败，而这只能更增添了他对我的反感，事实上他自己也在不停地助长这种抗拒我的情绪。
这位艺术和艺术家命运的仲裁者只承认罗西尼一个人在音乐方面的真正价值。有一天，他当着我的面傲气十足地将欧洲所有古典和现代的大师逐个点评了一番，却唯独忘掉了贝多芬，他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就补充道：“还有一个，好像……是……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一个德国人……有人在音乐学院演奏过他的交响曲，您该知道吧，柏辽兹先生……。”“贝多芬？”“对，是贝多芬。这个人嘛，他倒并不是没有才华。”我亲耳听到艺术处处长这样措辞，他承认贝多芬不是没有才华。
在这一点上，××先生只不过是当今时代整个法国的官僚阶层对音乐所持态度的最显著的代表而已；成百上千个这样的“行家”把持了艺术家们的所有必经之路，他们推动着这台政府机器的齿轮运转，而我们的音乐机构则必须拼尽全力不顾一切地与它啮合。而如今……
一接到决议，我立即投入了创作。对我来说，《安魂曲》的创作是一个我久已觊觎而最终掠获的战利品，我带着某种痴狂向它扑去。在思潮沸涌中，我的头脑好似就要裂开，一段乐曲的提纲还未写完，另一段就已成形。由于无法写得很快，我采用了一些速记符号，尤其是在写“尊为圣”这一章时这些符号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作曲家所经历的最大的痛苦与绝望莫过于还来不及笔录下那些曾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创意便这样任其从记忆深处永远地飘逝了。
因此我创作这部作品时进展神速，只是在作小部分的修改时，我才会花上不少时间。这些改动之处可以在出版人理科尔迪在米兰发行的第二版乐谱中见到。
部长的决议中规定，将由政府出资，在为纪念 1830 年革命中的牺牲者而每年举行的悼念仪式那一天演奏我的《安魂曲》。
时值七月，悼念仪式临近了，我让人将我作品中各个合唱与管弦乐的部分抄写了下来并按照艺术处处长的指示开始排练。但很快内务部办公室便来信通知我，七月份的悼念仪式将取消音乐会，并命令我中止所有的准备工作。从这时起，内务部的新部长就拖欠了抄谱人和那两百名合唱队员的一大笔工钱，因为他们按照最初的指示，已经在排练上投入了不少的时间。我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催付这些欠款也无济于事。至于拖欠我的款项，我甚至提都没敢提；这些人好像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个问题。一天，从××先生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开始失去了耐性，与他就这个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后来，残老军人院的炮声响了，宣告君士坦丁堡被攻克。两小时后，我被火速召回了内务部。原来，××先生刚刚找到了一个能使他下台阶的办法，至少他是这么想的：当勒蒙将军在进攻君士坦丁堡时牺牲了，为了悼念他以及在攻城中牺牲的法军将士，残老军人院的教堂将举行隆重的葬礼。这次葬礼关系到陆军部，因此陆军部的头面人物贝尔纳将军同意在葬礼上演奏我的《安魂曲》。这就是我从××先生那里获悉的意外消息。
但就在此时，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意外接二连三地发生。我奉劝那些可怜的艺术家在读我这本书时至少应该吸取我的经验教训，并以在我身上所发生的这一切作为借鉴进行反思。这样当他们在和我面临同样的处境时，就会从中获得一点好处，这就是：不再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不再相信书面的或是口头的承诺，并且无论是上天堂或下地狱，都得时刻提防，保持警惕。
我的《安魂曲》将在这样一个隆重庄严的仪式上演奏的消息一传到凯鲁比尼的耳中，就让他怒不可遏，因为长期以来按照惯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演奏一首他写的葬礼弥撒曲（他曾写过两首葬礼弥撒曲）。这样的打击在他看来是损害了他的权利，他的尊严，他当之无愧的名誉，以及他不容置疑的重要性；而一个初出茅庐并被他视为在学校中制造事端的年轻小伙子却从中渔利，这一点使他深为恼火。他的所有朋友和学生，以阿列维（Halévy）为首，也和他一样气恼不已，他们四处游走，想制造一场风波并将矛头指向了我。其意图便是为了老先生的利益而不惜剥夺我这个年轻小辈的资格。一天晚上，我正待在《辩论报》报社的办公室里（因为不久前我刚被这家报社的编辑部聘用了，而编辑部主任贝尔坦先生对我也十分看好）。这时阿列维来到了报社，我立刻猜出了他的来意。他是想借助贝尔坦先生巨大的影响力使凯鲁比尼的企图得以实现。然而发觉我在那儿，他显得有些张皇失措。而后，在一种冷淡的气氛中，贝尔坦先生和他儿子阿尔芝接待了他，于是他马上改变了计策。阿列维跟随贝尔坦先生走进了隔壁的房间，房间的门开着。我听到阿列维说，发生在凯鲁比尼身上的事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到了使他卧病在床的地步，因而他阿列维来请求贝尔坦先生运用他的权力，让这位声名显赫的音乐大师获得荣誉勋位的十字勋章来作为对他的安慰。贝尔坦先生打断了他的话，语气十分严肃地说：“是的，我亲爱的阿列维，我们会尽力如您所愿让凯鲁比尼得到他所应得的荣誉。但如果这涉及安魂曲，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谁要是想让柏辽兹拿他自己的安魂曲做什么交易的话，那只要他心软退让了一步，我就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一席话说得阿列维惭愧不已，只得怏怏离去。
凯鲁比尼本想让我碰几个小钉子，让我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没想到在我这里却碰了个大钉子，只得自食其果，苦不堪言。
于是另一个经过更精心策划的阴谋开始实施了，其卑劣阴险的程度令我都为之汗颜。在此我无意指责任何人，我只是冒昧地指出了事实，而未加任何评论，但这些事实却都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
贝尔纳将军本人亲自向我宣布，只要具备几个条件，仪式上就将演奏我的《安魂曲》，我过一会儿会谈到这几个条件。就在我即将开始排练时，××先生派人找到我，对我说：“您要知道，这种大型音乐盛会历来都是由哈贝内克负责指挥的。”又来了，这下又该有什么晦气的事落在我头上了！“是的，”他接着说，“您现在习惯于亲自指挥您自己的作品了，但是哈贝内克是一位长者。而且我知道，他会为不能指挥您的《安魂曲》而感到很难过。您和他的交情如何？”“交情如何？不知为何，我们的关系处得不太好，三年前他就不再跟我说话了，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事实上我也不想去打听为什么。一开始是他冷漠无礼地拒绝指挥我的一场音乐会。在我看来，他的表现既粗暴无礼又不可理喻。但既然他这次愿意在当勒蒙元帅的葬礼上露面，而这又正合您的心意，那么我就把我的指挥棒让给他。但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要由我亲自指挥一场排练。”××先生回答说：“这没什么问题，我这就去通知他。”
事实上，无论是分练还是总体的彩排都进行得非常认真仔细。哈贝内克和我说着话，就好像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从未有过裂痕一样。看来这部作品是应该能够顺利上演的。
正式上演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在残老军人院的教堂，这部作品将面对众多的王公贵族，各部部长，各国的使节，全法国的新闻界，外国新闻记者以及除此之外的一大群人。我必须圆满成功，此外别无退路。如果演出效果平平，对我已是致命的打击；要是遭到失败的话，那就足以将我彻底毁灭。
然而，听听下面发生的事吧。
乐师们被分成了相互分开的若干组，组成了四支铜管乐队，我在《喇叭喧鸣》这一部分中会用到他们。他们将在大型声乐器乐合奏中各据一角。《天罚日》过后紧接着的是《喇叭喧鸣》，在这一章开始部分的起奏中，音乐的速度放慢了两倍。一开始，所有的铜管乐器在新的乐章中同时奏响，通过几段连续的起奏迭加入大三度音，而产生遥相呼应的效果。在进入这特殊的小节时，清楚地打出四拍子的节奏是至关重要的。否则，这部我寄予厚望的、能在我们的艺术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杰作，这股规模和阵容都空前绝后、运用的手法标新立异、气势波澜壮阔的音乐洪流，这幅像《最后的审判》的音乐画卷只能陷入一片无边无际令人瞠目结舌的杂乱无章之中。
出于一贯的不信任感，我背对着哈贝内克，站在他的身后，在即将参与合奏时，关注定音鼓手们的演奏，因为那里他是无法看到的。在我的《安魂曲》中大约有一千多个小节。就在我刚才说到的那个时刻，乐曲速度放慢了，铜管乐器开始了强有力的合奏。就在演奏到这独一无二的小节时，就在这个乐队指挥责无旁贷的关键时刻，哈贝内克却放下了他的指挥棒，悠然自得地掏出他的鼻烟盒吸了一撮鼻烟。我一直注视着他，一见这个情形，我便飞快地以脚跟为轴来了个向后转，冲到了他的前面，伸开手臂打出了对那个新乐章至关重要的四拍子。乐队跟随着我，秩序井然，我指挥着这一段直到结束。梦寐以求的效果出现了。当合唱队唱完最后一段歌词，哈贝内克发觉《喇叭喧鸣》这一乐章被我妙手回春，起死回生了，便对我说：“我可是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你，我们就要砸锅了。”我盯着他回答道：“是的，我知道这一点。”我一句话也没多说……他是有蓄谋的吗？……这个人是不是和憎恨我的××先生以及凯鲁比尼的朋友们串通一气，策划并企图干出一桩如此卑鄙恶毒的勾当呢？我不愿去想……但我对此确信无疑。假如我错怪了他的话，就请上帝宽恕我吧。
尽管有各种各样官方和半官方的、卑鄙可耻的阴谋诡计从中阻挠破坏，我的《安魂曲》还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我刚才提到了陆军部部长同意演出我的《安魂曲》的条件是这样的，可敬的贝尔纳将军对我说：“您的作品将在仪式上演奏，为此我将拨给您一万法郎，但我必须看到我的同事、内务部部长的信之后才能将这笔钱交给您。他在信上首先要保证偿付根据加斯帕兰先生的决议请您创作《安魂曲》而应该付给您的报酬。其次要偿付在七月份参加了排练的合唱队员以及抄谱人应得的费用。”
内务部部长实际上已经在口头上向贝尔纳将军保证将偿清这笔三重债务。他的信也已起草完毕，只缺他的亲笔签名。为了拿到这个签名，他的一位秘书拿着信和羽毛笔同我一道在会客室外面从上午十点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到了四点钟，部长才出来，这位秘书在楼道里截住了他，终于让他签上了他那宝贵的大名。我一分钟也没耽误，就跑到了贝尔纳将军那里。在一丝不苟地看过他的同僚的信之后，这才让人将一万法郎交到我手里。
我将这笔钱完全支付给了参与这次演出的人。我给了杜普雷 300 法郎，他在《圣哉经》中担任独唱。另外 300 法郎我给了哈贝内克，这位独一无二的抽鼻烟的指挥；他是多么恰到好处地用上了他的鼻烟盒啊。这样我就一文不名了。从来自两方面的约束力来看，内务部部长都应该偿清这笔欠款：一方面是他前任的决议，另一方面是他刚以私人方式向陆军部部长做出的保证。我设想，最终内务部部长是会偿还这笔欠款的。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八个月过去了，我仍然无法得到一枚铜子。在我们不断的请求和部长的朋友对他们的一再劝说下，经过不辞劳苦地四处奔走，以及一次又一次书面和口头上的抗议；部长终于还清了合唱团成员和抄谱人应得的报酬。
长期以来，如此之多的疲于等待付款的人们对我无休无止的纠缠使我变得无法忍受。他们甚至对我也产生了无端的猜疑。我至今对这一点仍然愤愤不平。但我总算从中解脱出来了。
而我，《安魂曲》的作者，难道会将自己的价值同区区几个小人相提并论吗？见鬼去吧！这纯粹是对我的诬蔑！因此，对于那些自始至终不愿偿还欠款的人，我仍然毫不犹豫地要求他们不折不扣地履行部长许下的承诺。当时，我急需要钱，所以只好再次忍气吞声地到艺术处处长的办公室里去找他。几个星期过去了，我的请求仍然徒劳。我怒火中烧，形销骨立，夜不成眠。终于在一天早上，我来到内务部，铁青着脸想大闹一场做个了断。
我走进××先生的办公室，对他说：“啊！看来你是坚决不想付钱给我了！”处长回答说：“我亲爱的柏辽兹，您知道这不是我的错。我已经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并且作了周密的调查。应该给您的那笔资金已经不知去向了，有人把它用作别的用途了。我不知道是哪个处干的。唉，要是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处，我一定……”“怎么，给艺术处的资金被用在别的部门您竟然不知道？您的预算是谁先来谁就可以用的，是吗？……不过没关系，我毫不关心这类问题。我只知道内务部长允诺拨给我三千法郎创作《安魂曲》。我必须要回这属于我的三千法郎。”“——我的上帝，请您冷静点，别人会发现的。另外这还有一个您是否能得到十字勋章的问题。”“我不要你们的什么十字勋章！把欠我的钱给我！”我一下子推倒了一把扶手椅，大声喝道：“没有什么可是，我宽限您到明天中午。如果明天中午十二点我还没有收到这笔钱，我会给您和部长造出点前所未有的丑闻来听听！您知道我还是有办法造出点儿丑闻来的。”××先生一听大惊失色，帽子也忘了戴，就跌跌撞撞地跑上楼去找部长。我跟在他的后面喊道：“让他给我听着，他对我的这种态度，我用来对待我的鞋匠都感到可耻。他对我的所作所为会马上让他有个好名声的。”
这下我发现了部长的弱点。十分钟后，××先生拿着一张三千法郎的凭单（支票）回来了。他们弄到了钱……在巴黎，艺术家们有时是如何为自己伸张正义的便能从中略见一斑了。我要提醒他们，那些更激烈的做法也是不可小瞧的。
不久以后，杰出的加斯帕兰先生又再次出任内务部部长。他将无比荣耀的荣誉军团骑士十字勋章授予了我。看来是想补偿一下我由于《安魂曲》所经历的种种不堪忍受的不公平待遇。有人可以说这是想把这枚十字勋章以三千法郎的价钱卖给我。假如当时这枚十字勋章就这样授予我的话，我连三十个苏都不会给他。这项公众的荣誉同时也授予了当时巴黎歌剧院的经理迪蓬谢尔以及当代最负盛名的歌唱家博尔多尼。
《安魂曲》付印之后，我题词将其献给加斯帕兰先生：他当时已经卸任，这样做就愈显得理所应当了。
《安魂曲》上演之后，音乐家们、合唱团团员们、搭筑乐队演出台的美工们、哈贝内克、杜普雷，以及其他所有人的报酬都已付清，而我却还在为得到我的三千法郎而奔走疾呼。这样一来，内务部部长在这件事上对我采取的行动和态度就变得尖刻起来。某些反对我的报纸也给我扣上了一个政治红人的帽子，将我说成是一条靠啮食政府预算为生的蛀虫，还在报上赫然印着，为了那首《安魂曲》，内务部刚刚给了我三万法郎。他们在我当时尚未收到的那笔款子后面加上了一个零：他们就是这样捏造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