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魂曲》中的《哀悼》部分在里尔演奏；让凯鲁比尼碰个小钉子；他向我使出漂亮的新招；我让他碰了个大钉子；我被《辩论报》编辑部聘用；我感受到了评论工作的痛苦。
在我刚讲过的那次葬礼仪式引起的波折过去几年之后，里尔城举行了它的首次音乐节，哈贝内克负责音乐部分的指挥——不知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突发善心。他这个人总是反复无常；或者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想让我忘记他那出了名的吸鼻烟的小动作，他突发奇想向音乐节组委会建议将我《安魂曲》中的《哀悼》放在音乐会上和别的曲目一同演出。凯鲁比尼的《庄严弥撒》中的《信经曲》也同时被列入了节目单。哈贝内克在排练我这段曲目时极为认真，整个演奏过程看起来也无可挑剔，演出效果也是异常火爆。尽管《哀悼》的规模十分庞大，观众们仍强烈要求重演。有些听众甚至为之感动得落泪。由于里尔的组委会未邀请我荣幸地参加这次音乐节，我留在了巴黎。然而音乐会开完以后，哈贝内克为空前成功地演绎了这部难度极大、如此复杂的作品而兴高采烈。于是他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其内容如下或大致如下：
我亲爱的柏辽兹：
我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通知您，您的《哀悼》被演绎得无懈可击，反响强烈，造成了轰动的效果。
您忠实的哈贝内克
于里尔
巴黎的《音乐报》发表了这封信。这下轮到哈贝内克去看凯鲁比尼了。他不得不向他保证，他的《信经曲》演绎得也不错。凯鲁比尼冷冷地反唇相讥道：“是啊，但您可没给我写信！”他又被这邪门的《安魂曲》刺激了一下。于是，在下面发生的事件中，他便十分可笑地对我施以报复，想让我尝尝苦头。
音乐学院的和声学教师一职空缺。因而，我的一位朋友便怂恿我去应聘此职。虽然我对能得到这个职位并不抱什么希望，但还是给我们的凯鲁比尼院长写了封信。收到我的信后他叫人把我召去，他用所能表现出来的最亲切的态度、最温和的声音对我说道：“您是自荐来任和声学课教师的吧？”……“是的，先生。”“噢，您将会如愿以偿的……以您现在的名气……以您的关系……”——“太好了，先生，我已经提出申请了。”“是的，但是……但是这让我很为难……我是想把这个职位给其他人的，”……“这样的话，先生，那么我收回我的申请。”——“别这样，别这样，我可不愿意这样。您看，这样一来，好像是因为我您才撤回申请的”——“好吧，那我保留我的申请。”——“如果您坚持要求的话，您也能得到这个职位，但是我原来并没有打算给您的。那么，该怎么办呢？您知道在音乐学院教和声课的人必须是钢琴家。您知道吗，我亲爱的柏辽兹。”——“必须是钢琴家？啊，这太出乎意料了。好吧，这是个好理由。我将给您写信，说因为不会演奏钢琴，所以我无法奢望音乐学院和声学教师之职。因此我撤回我的申请。”——“是的，我亲爱的，但是……但是这可不是因为我您才……”——“不，先生，完全不是。因为我愚蠢得居然忘记了只有钢琴家才能教和声学。所以，我理所当然要撤回我的申请。”——“是的，我亲爱的，来，来拥抱我一下。您知道我是多么地爱您！”——“噢！是的，先生，这我知道。”他确实拥抱了我，亲热得像我的亲生父亲。回去后，我写信给他，撤回了我的申请。八天以后，这个职位给了一个名叫比奈梅的人，他弹钢琴的水平也不比我强多少。
这就是那个上演得很成功的伎俩，我对此只是一笑了之。
读者一定感到奇怪，我为何不反问凯鲁比尼：“先生，您自己难道不能教和声学课吗？”这是因为，这位了不起的艺术大师自己也一点不会演奏钢琴。
不久以后，我也故意以一种毫不留情的方式伤害了我的这位大名鼎鼎的朋友。我坐在巴黎歌剧院正厅的后排，看了他写的一部作品《阿里巴巴》的首演。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这部歌剧是凯鲁比尼创作过的最空洞乏味的作品之一。第一幕接近尾声时，我已对这部毫无特色可言的作品感到了厌倦，不禁高声叫道：“我出二十法郎买下它！”在第二幕中，我总感觉到被这部音乐的海市蜃楼欺骗了，因而我继续出价：“我出四十法郎买下它！”最后一幕（终曲）开始了。“我出四十法郎买下它！”全剧结束后，我站起来，扔下了下面几句话：“啊！我发誓，我可不是那么有钱，我放弃了！”然后我扬长而去。
和我坐在同一排长椅上的两三个年轻人对我怒目而视。他们是特意被安排在那里为他们的院长捧场的。于是不可避免地于次日将我出言不逊的叫价以及后来更肆无忌惮的语言告诉了凯鲁比尼。凯鲁比尼对我说过：“您知道我是多么地爱您”。而之后发生的这件事对他来说就更是一个侮辱。毫无疑问他会觉得我是个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人，这次可不再是小事一桩了。我也承认这一点。我射过去的这一箭毫不留情地给他的自尊心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他同我疏远了。
我想现在该说说我是怎样被《辩论报》的编辑部聘用的。从意大利归来之后，我就在《欧洲月刊》《文学欧洲》《戏剧世界》（这些刊物存在的时间都很短），《音乐报》《记者》，以及一些如今已被我所遗忘的刊物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文章。然而这些短期的、无足轻重的工作也只能给我带来极其微薄的收入。我窘迫的生活状况仍未得到改善。
一天，我实在走投无路了。为了挣几个法郎，我写了一篇题为《鲁比尼在加莱》的短篇小说。《音乐报》发表了它。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悲伤欲绝，但刊登的消息却让我欣喜若狂。这一悲一喜的强烈反差是经常出现的。几天以后，《辩论报》又转载了这篇小说，而且在题头还加上了几行总编的按语，对作者的赞美之辞溢于言表。我立刻向贝尔坦先生致谢，他建议我为《辩论报》的音乐专栏撰写文章。在卡斯蒂尔·布拉泽退休之后，这个引人羡慕的评论家的宝座就空缺下来了。开始我没有完全在那里任职，有一段时间我只是写一些对于音乐以及对一些新创作乐曲的评论，不久以后，对巴黎歌剧院的评论也移交给了我，而意大利剧院仍然归德莱克吕泽先生负责评论直至现在。让·雅南则保留着对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评论权。当时我放弃了在《记者》中的专栏。同时将我的评论工作限制在只写受《辩论报》以及《音乐杂志》欢迎的评论上。如今我差不多放弃了这家周刊编辑部分给我的工作。尽管给我的待遇十分优厚，我只在每当我们的音乐界的发展迫使我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才给《辩论报》写文章。
这项无休无止的任务腐蚀了我的生活。然而，除了不得不考虑它能给我带来的经济来源之外，我感到自己也几乎不可能放弃这项工作，否则就会在它所激起的强烈而无穷无尽的仇恨面前手无寸铁，坐以待毙。因为报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阿希尔的长矛更为有用，它不仅治愈了它所造成的创伤，还能被主人当作盾牌（武器）。而我在那些可悲的文字之间是多么游刃有余啊！有时为了避免使真相昭然，我必须用多少拐弯抹角的言辞啊。在社会关系和公众观念面前，我必须做出多少让步啊！我忍住了怎样的狂怒！我咽下了何等的耻辱！可有人还以为我脾气暴躁，凶神恶煞，目中无人。啊！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你们这群毫无教养的人。如果让我说出心里话，我就这样告诉你们：看着吧，你们企图让我躺上的那张荨麻床和我用来炙烤你们的铁格架相比，只能是一张开满玫瑰的花床！
我至少应该光明正大地说，不论基于何种考虑，我从未拒绝过将我对那些激发过我灵感的作品或个人的尊重、敬佩以及狂热的仰慕之情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我也热情地赞扬过那些曾经让我吃尽苦头的人，尽管我已和他们完全终止了一切联系。在忍受了如此的痛苦之后，报纸给予我的唯一补偿是将我心灵的冲动引向了真善美的彼岸。赞扬一个有价值的敌人对我来说是惬意的。这是正人君子的一种责任，我为能履行这种责任而感到自豪。相反，为了吹捧一位毫无才华的朋友而杜撰出来的每一个字词都会引起我锥心的痛苦。然而对于这两种情况，所有的评论家都清楚：仇视你的人会不满于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直率地对他们作出公正的评论，并为这好像是你赐给他们的荣誉而勃然大怒；而爱你的人，也往往因为你对他们如此吝惜于颂扬之辞而对你不满。
当有人不幸同我一样同时身兼艺术家和评论家两职时，请不要忘记这种职责给心灵带来的创伤。那就是必须以任意的一种方式留意一千件小人国中发生的无聊透顶的蠢事。尤其要提防那些在目前或在将来用得着你的人对你的阿谀奉承和俯首帖耳之举。我经常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某些人的“地下”工作，他们为达到他们所谓“好”专栏的目的而在其意欲撰写的文章上挖出一条长达数里（法国古里，合 4 公里）的地道。如果他们清扫地道，修建拱顶的耐心还不够可笑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比他们一下下挥动十字镐的辛勤劳动更滑稽的事了。直到有一天，评论家对这种鼹鼠似的劳动终于失去了耐心，于是突然打开了一个漏水洞，将地道，有时甚至连同挖掘地道的人都淹没殆尽。
我不喜欢用金钱来评价我的作品，我只在乎那些不受专栏影响的人对它们的意见。在音乐界人士当中，只有乐队以及合唱团成员对我作品的认可才是令我感到满意的。因为以他们的个人才能，很少有被我选中作为评论对象的。因此他们毫无理由为了我在专栏中可能对他们进行评论而对我刻意奉承讨好。再者，有时从我的文章中挑出几句赞扬之辞也不足以取悦听到这些话的人。我拼命强迫自己赞美某些作品，以至于字里行间不免流露出了我的真实想法。就像在承压机的巨大作用之下，水透过机器的金属表面渗出来一样。
巴尔扎克在他那叹为观止的《人间喜剧》中曾在二十处就当代评论界谈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见解。然而在揭露评论界人士的错误和谬论的同时，我认为他没有充分突出那些值得尊敬的人物的价值；也没有对他们内心的苦衷给予充分的重视。甚至在他的《新闻论》一书中，尽管是与他的朋友洛朗-让（他也是我的评论界同行，是我所认识的最有思想深度的人之一）合著的，巴尔扎克也未能将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悉数阐明。洛朗-让曾给好几家报纸撰稿，但未能持之以恒。与其说他是个评论家，不如说他是个幻想家。他也和巴尔扎克一样，不可能什么都知晓，什么都能看到。
一天，阿尔芒·贝尔坦先生由于关心我困窘的生活而与我攀谈起来，他的一席话使我又惊又喜：
“我亲爱的朋友，您的职位现在就定下来了。我为您的事和内务部长谈了，他决定不顾凯鲁比尼的反对，让您担任音乐学院的作曲教师。薪金是一千五百法郎。另外，还有从内务部的资金中拨出的奖励艺术创作的四千五百法郎。有了这六千法郎的年薪，您就可以烦恼尽扫，完全自由地投入到音乐创作中去了。”
翌日傍晚，我在巴黎歌剧院的后台，××先生看见了我。他知道了部长对我的安排。而当时他仍然是艺术处的主任。他向我迎面走来，对我殷勤备至，将阿尔芒·贝尔坦先生对我说过的话几乎原封不动地复述了一遍。我向他表达了我的谢意，又请他转达我对部长衷心的感谢。在没有人要求的情况下就自动做出的这个承诺，是不会比其他的承诺更有信誉的。但从此时起，要谈的就不是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