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纪行
普鲁士邮递员；能斯脱先生；雪橇；大雪；愚蠢的乌鸦；维尔霍斯基伯爵夫妇；利沃夫将军；我在俄国的第一场音乐会；俄国皇后；我发财了；莫斯科之旅；悲惨的小丑；俄国大元帅；年轻的音乐迷们；克里姆林宫的大炮。
为了能在圣彼得堡不受阻碍地举行几场音乐会，就必须要选择封斋期。封斋期间，所有的剧院都关门，而且三月整整一个月都会如此。我于 1847 年 2 月 14 日从巴黎出发赴俄。一路上，地面上都覆盖着六指深的积雪。这条雪路一直通往圣彼得堡。我于十五天之后到达了圣彼得堡。我的视野中满眼都是茫茫大雪，一刻也未停止过。在比利时，也曾下过这么大的雪，致使我坐的列车不得不在蒂勒蒙滞留了好几个小时，等待工人们将路上的积雪清除。大家可以想象我从涅茫的另一头过来的那一周之内所忍受的冷冻之苦。
我在柏林仅仅逗留了几个小时。在那里，我恳请普鲁士国王为我向他的姐姐俄国皇后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是一封很平常的推荐信。国王很快就催我上路了。
我的运气实在不济，因为我在去蒂尔西特的柏林邮车上遇见了一位音乐迷邮差。我坐在他的邮车上，深受其苦。这个男人不过是刚刚在他的路条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就已经开始想尽办法利用我了：他对于为钢琴创作波尔卡和华尔兹的做法十分不满，甚至嗤之以鼻。因此，他每逢有邮局的站点就停下邮车，有几次停下的时间还特别长。大家都以为他在同上司一起算账。事实上，他却在利用这些时间整理他的乐稿。他在谱纸上面写下了舞曲的旋律；在整整三个小时的路上，他一直在轻轻吹着口哨，哼着这些旋律。在整理完乐稿之后，他又跳上邮车，好不容易才肯发出出发的口令。然后，他又马上递给我他的波尔卡或华尔兹，还有一支笔，让我写出低音部分以及和声。等我写完了，他又开始了无休止的评论，还有一系列的为什么、怎么样，以及抒发一些惊讶和喜悦之情，等等。这些把戏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让我感到十分开心；但第二次和第三次之后，就令我抱怨起我们这位自以为是的邮差在音乐和法语方面的那一点点可怜的知识了。对我而言，这种事情绝不是绝无仅有！也不是仅在法国才有！到达蒂尔西特之后，我要求拜见邮局经理能斯脱先生。等一会儿，我再细述我是如何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了他的名字，并能充分相信他乐于助人的品格的。有人告诉我他办公室的位置。我径直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肥胖的男人，戴着一顶呢帽，在他严肃的面孔上还能依稀显现出智慧与善良的痕迹。他坐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看到我进来，他连屁股也没有抬一下。我向他致意，同时向他发问：
“能斯脱先生吗？”
“正是我。请问您是哪一位？”
“埃克托尔·柏辽兹。”
“啊！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了！”他叫喊着，从椅子上跳起，在我面前站立，将帽子摘下，放在了手中。
这位可敬的男人立刻向我表示了各种礼貌、谦逊和殷勤、关切之情。当我向他说明我是受哪一位朋友推荐而来时，他又一次表达了他的殷勤之意。在巴黎，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您在途经蒂尔西特时，千万别忘了拜访一下邮局经理能斯脱先生。他是一位出色、有教养，同时又博学的人。他一定会对您有所帮助的。”这位推荐我来拜访能斯脱先生的朋友就是巴尔扎克先生。在我从巴黎出行的前夜，晚上十一点钟时，我在街头的一个角落里遇见了他。他不久前刚刚出行游历过俄国。当巴尔扎克得知我要去圣彼得堡举办音乐会时，他就十分严肃地对我说：“当您从俄国回来时，身上一定会有十五万法郎。我太了解这个国家了。您带回来的钱不可能少于这个数目。”这位伟大的天才有着对财富的特殊嗜好，他在任何地方都从不错过发财的机会；而且，他若是认为获得财富的机率很高，他就会主动地要求银行家提前支付给他这一笔钱。他这一生就是一直在梦想成为百万富翁。尽管他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和打击，但这还是不能使他摆脱这个永恒的梦想。对于他这种对我的俄国之行的成果的估计，我置之一笑；虽然我怀疑这种估算的正确性，但没有表现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虽然我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举行的音乐会为我带来了比我预料得要多的收入，但我还是不能带回巴尔扎克所预言的那十五万法郎。
这个不可多得的作家，这个处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这个无与伦比的法国社会的解剖分析学家，无论对于能斯脱先生还是对于我来说，他都是一个谈不完的话题。能斯脱先生向我讲述了很多关于巴尔扎克，关于他对婚姻的期望以及他对加利茜表现出来的种种柔情的细节；对此，我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此外，他是能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进去欣赏巴尔扎克的少数几个外国人之一，这大部分是由于他懂法语，能看懂巴尔扎克的作品。我记得当我返回法国后，我向我的家人讲述了旅途中的这个小插曲。当我讲到能斯脱先生听到我的名字不由自主地叫出来“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时，我的父亲爆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尽管当时他已十分衰老，病痛不时地折磨着他，他也变得十分忧郁，而且他一直都信奉着他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但是，当他听到他儿子举世闻名的证据时，一种本能的骄傲还是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出来。
“‘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他重复着，又笑了起来，“你说，这是在蒂尔西特吗？”
“是的，在涅茫的边界上，在普鲁士边境的最边儿上。”
“‘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他又笑了起来。
我在蒂尔西特休息了几个小时之后，好心的能斯脱先生告诉了我许多旅途须知，我又喝了几杯醇香的上等柑橘酒暖了暖身子。然后，我就开始了我俄国之行中最艰苦的一段旅程。一辆邮车将我送到了普鲁士与俄国接壤的边境上，那是一个叫作陶罗根的地方。在那里，我必须要坐进一个密闭的铁制雪橇里。直到抵达圣彼得堡之后，我才能离开这个雪橇。更何况我还要在这个密闭的容器中度过四个艰难疲惫的白天和四个可怕痛苦的夜晚。
事实上，在这个密闭的金属罐中，雪尘还是能够冲杀进来，将您的全身染白的。人们坐在其中，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不停地摇来晃去，就像是被刚刚打扫过的干净瓶子里的几粒灰尘一样飘来荡去。人的头部和四肢每时每刻都要碰到雪橇的内壁，引起挫伤。而且，人们还有某种想要呕吐的感觉，我想应将它称为“晕雪”，因为这种感觉和晕船的感觉很像。
在我们温带地区，人们通常以为，由快马拉着的俄国雪橇在雪中滑行就像是在湖面的冰上滑行那样，于是人们以为这种运输方式是十分浪漫迷人而富有诱惑力的。然而以下我说的才是事实：如果人们有幸遇上了一块十分平整的地面，上面覆盖着一层没有踏过的积雪，或者地面上各处的积雪都一样高，那么雪橇就会走得很快，而且也会十分平坦地滑行。但是这样的路面很罕见，一百里的行程连二里这样的平整路面也找不到。路面颠簸，加上农民的四轮马车轧过去，使地面形成无数的小谷，这就是当地人们所说的雪橇运输。农民们运输大量的木材。于是地面很像寒冬风景中的大海，水流由于寒冷而突然结冰了。这样，雪坡之间的间隔形成了真正的深谷。在这样的地形中，雪橇开始先费力地爬行至坡顶，再马上向下俯冲，这时雪橇的运动实在太剧烈了，雪橇与坚冰的撞击声能将您的脑神经撕裂，尤其是在夜晚。当您困意正浓的时候，就更加无法忍受这种可怕的颠簸。雪橇上下滑荡，就像一只漂泊在海上的小船。这样，人们的心脏就产生了不适的感觉，甚至想要呕吐。（我在上文中提到过这种“晕雪”的感觉。）我还没有谈到严寒。每到半夜的时候，大家尽管都戴着皮手套，穿着大衣、皮袄，而且雪橇上也都盖满了干草，但是那种透心的严寒还是令人感到难以忍受。人们感到浑身像有千万根针扎在身上，大家又怕又冷，浑身直打哆嗦，害怕自己会冻僵身亡。
当某些天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我能够看一眼这片沉闷但炫目刺眼的荒地。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可怜的法国军队的那次著名的大撤退。军队在流血，当然也早已溃败了。我好像看到了我们不幸的士兵衣不裹体，没有鞋子；没有面包，没有烧酒，缺乏体力和精神力量；绝大部分都是伤员。白天，他们缓缓地行进着，就像一群鬼魂。夜晚，他们横躺在地面上，没有蔽体之物，身体直接接触的就是这样冷酷无情的雪地，就像一堆弃尸那样。他们要忍受更为严酷的寒冷，比我所忍受的严寒更可怕。我在奇怪，为什么他们中间居然会有一个人能够忍受这样的折磨，活着走出了这个冰窖……人们应该坚强地面对死亡。
还有，我嘲笑那些愚蠢的乌鸦们。它们饥饿不堪，扇动着麻木的翅膀，跟在我们的雪橇后面，不时地停在路上，没命地吃马粪，然后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马马虎虎地温暖着几乎冻僵了的爪子。它们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毫不费力地飞到南方。那时候，它们会发现那里有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充足的草料。那么，此时此刻，在这些乌鸦的心中，仍然还会觉得故土很亲切吗？如果它们不再觉得故土亲切了，那么，就正像我们的士兵说的那样：这里才是祖国。
最后，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在从巴黎出发十五天之后，已被寒冷劳顿折磨得憔悴不堪的我终于到达了这个令人骄傲的北方城市——圣彼得堡。由于在法国时就已经有人告诉我，俄国警察很厉害，所以，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至少要等一周才能见到我装有音乐谱子的包裹。我来到边界时，它们差点被海关人员打开。但是，我甚至没有被叫到警察署，就能够立即带着它们来到旅馆。我承认，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是一场令人惬意的惊喜。
我刚刚在温暖的屋子里待了一个小时，一位十分可爱而博学的音乐爱好者德·伦兹先生就前来拜访了。他向我表达了他的无上欢迎之情。这位德·伦兹先生，我几年前曾在巴黎遇见过他。
他对我说：“我刚刚从米歇尔·维尔霍斯基伯爵家里赶来。在他们家里，我们得知您已到达俄国的消息。伯爵家里现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晚宴，所有圣彼得堡的音乐权威人士都在那里汇聚一堂。伯爵特意委派我前来您处，诚意邀请您前往赴宴。”
“但是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
“总之，最后……人们还是知道了……走吧，走吧。”
我仅有一点时间去温暖一下自己的脸庞，刮了刮胡子，就又穿好衣服，跟着我那热心的推荐者一起前去维尔霍斯基伯爵家。
我应该说“伯爵们”，因为他们是兄弟俩。两兄弟生活在一起，都非常聪明，也都是音乐热心的朋友。他们的住宅也是艺术部在圣彼得堡的驻地。这是因为维尔霍斯基伯爵兄弟的音乐品味十分出众，全国闻名，而且他们拥有大量财富，社会关系众多，再加上他们在皇宫中的地位也很显赫。
他们真诚地欢迎我的到来。一连几个小时，他们都忙着将我介绍给沙龙里的政客、音乐名家和文学家们。我立刻就结识了一位好人昂利·龙贝格先生。他是这里的意大利剧院的指挥，为人非常殷勤好客。他刚刚认识了我，就成了我在圣彼得堡的音乐向导和演职人员的监管。当天晚上，皇家剧院的总监盖德奥诺夫将军就确定了我的第一场音乐会的举行时间。地点选在贵族会议的大厅里，票价定为三卢布（合计十二法郎）。这样，我刚刚到达圣彼得堡才四个小时，就发觉自己已处在众人关注的焦点。龙贝格第二天来找我，我就开始跟着他在市区里奔波，拜访那些举足轻重的艺术家。他们的热心帮助对我将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很快，我的乐队就建立起来了。在利沃夫将军、皇家军队、宫廷唱经班领班以及那些具有非凡才能的作曲家和演唱家的帮助下，我们最终迅速组成了一个人员众多、素质很高的合唱队。这些热心的人给予了我兄弟般的关怀。当然，不可缺少的还有两位独唱演员，一位女低音，一位男高音。他们负责演出《浮士德的沉沦》的前两部分，我已在节目单中列出了这两部分。其中一位是费尔辛，她是此地德国剧院的女低音，将饰演靡菲斯特的角色。还有里恰尔迪，他是意大利的男高音，我以前在巴黎时就已经结识了他。他饰演浮士德。可是有一点，他要用法文演唱，而靡菲斯特要用德文演唱。但是俄国听众对这两种语言都很熟悉，所以他们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种奇怪的唱法。对于用德文演唱的合唱队队员来说，我必须要将所有的歌词改为俄文，因为他们只认得俄文。另外，在第一次排练时，龙贝格就提出《浮士德的沉沦》的德文翻译太糟糕，没法演唱。而我在巴黎时却花了一大笔钱请人翻译了这部歌剧。为了不耽误我的第一场音乐会，他赶紧订正了这个糟糕的翻译文本的一些重大错误。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几周后，我又重新找到了一个翻译。我有幸请到了明茨拉夫先生。他具有音乐家的头脑，出色地完成了翻译任务，使我摆脱了困境。我的第一场音乐会在贵族会议的大厅里举行。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乐队和合唱队人员众多，训练有素。利沃夫将军还提供给我一个军乐队，其成员都是从皇家卫队的音乐家中选拔出来的。龙贝格和毛雷尔这两位圣彼得堡宫廷唱经班的领班也参加了演出，担任《玛布仙子谐谑曲》中的铙钹手。参加演出的所有艺术家都充满热情和活力。而且我发现在他们中间有一位我的同胞——技艺娴熟的大提琴手塔让·罗瑞。他是一位真正的、热情的艺术家。他全心全意地帮助我，支持我。我的节目单上的曲目主要有《罗马狂欢节》序曲，《浮士德的沉沦》的前两幕，《玛布仙子谐谑曲》和《葬礼与凯旋交响曲》。演出十分成功。听众的热情充满了整个宽阔的大厅，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听众尤其对《浮士德的沉沦》的反应更为强烈。鼓掌声，欢呼声，要求我再来一次的叫喊声令我头晕目眩。《浮士德的沉沦》的第一幕演出完毕，出席音乐会的皇后令维尔霍斯基伯爵前来找我；我必须要在这个不太适宜的时候觐见皇后。在这个时候，我满脸通红，流着汗水，喘着粗气，领带也歪了，而且还穿着演出服。皇后大大恭维了我一番，还将她的儿子——王子们介绍给我。她和我谈起了她的弟弟普鲁士国王，说他在信中说的话没有说错。她对我的音乐也赞不绝口，对我的非凡的演出效果表示十分惊异。二十五分钟的谈话过后，她说：
“我向您的听众们投降了。他们实在是太狂热了，您不应该让他们久等。他们正急切盼望着音乐会的下半场呢。”
于是我便从会客厅里告退了。我对于皇家的这种额外的恩赐满怀感激之情。
气精们的合唱之后，场内气氛达到了高潮。人们没有想到能欣赏到这么精致，细腻得如游丝，而又如此轻柔的音乐。你只有侧耳倾听才能欣赏这种音乐。真的，这一刻对于我来说，是最心醉的一刻。但我还没有看到军乐队的到来；它要演奏这场音乐会的结束曲《尊为神》。
我害怕在乐曲进行到一半时，军乐队会发出一些嘈杂的声音，这样会影响演出的效果。我没有对他们进行纪律约束。在演奏完《玛布仙子谐谑曲》之后，需要一阵寂静去欣赏军乐队的表演。这时，我突然发现军乐队已经排好了队站在那儿，手中拿着乐器，六十名音乐家一个不缺地站在他们自己应守的岗位上。他们入场直至列好队伍都没有发出一点点声响。人们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入场。美妙的时刻到了！……
最后，音乐会结束了。在我们互相拥抱，饮了几杯啤酒之后，我就开始检查音乐会所赢得的经济效益：一共一万八千法郎。音乐会的花费为六千法郎，我还剩下纯收入一万二千法郎。
我得救了！
很快地，我就将目标转向了俄国西南方。我又想到了另一方向的法国，我情不自禁地低声嘀咕着这几个词：“啊！亲爱的巴黎人！”
十天后，我举行了第二场音乐会，演出效果同样轰动。我有钱了。然后，我动身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遇到了很多物质上的困难。此外，我还遇到了一些三流的音乐家以及拙劣的合唱队员。但是听众非常热情，他们和圣彼得堡的听众一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我这次一共收益八千法郎。在这次音乐会之后，我又接着往西南方向进发。这时，我又想起了我的那些麻木不仁、冷漠无情的同胞们，我再一次对自己说：“啊！亲爱的巴黎人！”万幸的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次。从那时起，在伦敦，我经常能够转向东南行进……
在很多人眼中，一个音乐家就是一个能够演奏某一种乐器的人。在他们的头脑中，从来就没有作曲家的概念，尤其是没有那些举行音乐会向世人展示自己作品的作曲家的概念。这些人大概认为，音乐生来就存在于编辑的手中，就好像奶油蛋糕自然就存在于杂食店里一样。人们只是利用一些程序来将它制造完毕就行了。我相信有很多理由导致产生了这种古怪的观念。但它有时缺乏准确性和真理性。但是，当别人向他们谈起作曲家时，没有什么比他们脸上的惊讶更为滑稽的了。
一天，在布雷斯劳，我差点被一位好父亲所侮辱。他非要强人所难，让我给他的儿子上课，教他小提琴。我向他解释了半天也毫无作用。我极力辩解说，如果我要是会拉小提琴这种乐器的话，那一定是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偶然；因为我在这一生中，还从未碰过琴弓。而他认为我是在说谎，而且以为我是在极力蒙骗他。“先生，您大概把我当成了贝里奥那个著名的小提琴家了。的确，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很相似。”
“先生，我刚刚看过您的通告。您后天要在大学的大厅里举行一场音乐会。因此……”
“是的，先生。我是要举行一场音乐会，但我不是拉小提琴的。”
“那您是干什么的？”
“我是让小提琴演奏的人。我指挥乐队。那么您来参加我的音乐会吧，您将会看到一切的。”
直到第二天，这位老先生还是怒气冲冲的。他直到离开音乐厅时，在经过了思考以后，才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音乐家也可以不作为一名演奏者而产生出来。
在莫斯科，类似的误解差点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贵族会议大厅是唯一适合我举行音乐会的地方。为了取得许可，我由人引导来到了议会宫殿的大元帅家里。他是宫殿的主人，已八十高龄。我向他讲了来访的目的。他首先问了我这个问题：
“您是演奏什么乐器的？”
“我什么乐器也不演奏。”
“那么，您怎么举行音乐会呢？”
“我让音乐家们演奏我的作品，我指挥乐队。”
“啊！啊！这实在很新奇。我还从未听说过类似的音乐会。我很愿意向您提供我们宽阔的大厅。但是，您也许知道，所有的艺术家若想得到我们的许可，都必须在举行过音乐会之后，在贵族的私人聚会上演奏。”
“那么，贵族会议一定有一个乐队喽？这个乐队能够演奏我的音乐。”
“没有。”
“那么，怎样才能演出呢？您总不能要求我付三千法郎去请音乐家来为贵族私人集会演奏吧？这样的租金可太贵了。”
“那好，先生，我只有遗憾地拒绝您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
我不得不带着这种奇怪的答复回到了我的住处。跑这么老远来演出的期望被这样一种最奇特最为意想不到的困难所打断了。一位在莫斯科定居多年的法国艺术家马可先生在听我讲了这段经历后不由自主地笑了。由于他认识大元帅，他提议第二天由他陪我去大元帅家中，再做一次努力。但第二次拜访又失败了。我同胞的解释毫无作用，大元帅还是摇着他那白发苍苍的脑袋，仍旧一副毫不动摇的样子。然而，他担心自己的法文说得不太好，而且有时会误解我的意思，于是便把他的夫人找来了。元帅夫人的年纪也同她丈夫的年纪一样大得令人尊敬，但是她面部的线条却显得更加生硬。她来了以后，看了我几眼，听我说了几句话，然后就毫不留情地打断我，用十分流利的法文清楚干脆地对我说：“我们不能也不愿违反贵族会议的规矩。如果我们借给您大厅使用，您就要在我们的下次集会上进行乐器独奏。如果您不想演奏，我们就不能借给您。”
“我的上帝！元帅夫人，我以前在演奏古竖琴、笛子和吉他方面有些天才。您在这三样乐器中选择一样吧。但是，我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动过这三样乐器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现在演奏得一定糟透了。而且，如果您喜欢大鼓独奏的话，我想我可能敲得会好一些。”
幸运的是，正在这时，一位军官走了进来。他很快就使我们摆脱了困境。他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
“柏辽兹先生，不要再坚持了。现在你们之间的谈话已经令尊敬的元帅有些不高兴了。明天请您给我寄来您的书面申请，我一切都会帮您办好的。我就是专门处理这类事务的。”
我只好接受这个建议。而且真多亏了这位热心的上校的帮忙，他们破天荒地违反了会议的规矩。我的音乐会终于得以举行，我也不必非得在贵族集会上演奏什么笛子、大鼓了。当然，这一次我是侥幸地逃脱了。其实，与路经伏尔加而又无法举行音乐会的结局相比我已够幸运了。我曾下定决心，如果非要我演奏不可的话，我就吹三孔笛。这次我算是领教到了莫斯科贵族俱乐部的独特规矩了。这个规矩令我花了一大笔钱。不幸的是，我没有在圣彼得堡听说过这个规矩。因为，在这场由我自己花钱举行的音乐会结束时，很多音乐爱好者都跳到乐队的演奏台上，叫喊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您不能就这样走了！”如果我再举行一场音乐会，我的收入会比这一次还要丰厚。但是，我没有场地。贵族会议大厅的条例是固定的。鉴于我对规矩的无知，俄国人已经专门为我破了一次例，而条件是我不能再在此地举行音乐会了。而且，一个作曲家居然什么乐器都不会演奏！……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然而，在社会的其他阶层，尤其是在音乐天分相对来说较差的中产阶层，这种艰难得几乎是不实际的职业是最为昂贵的一个梦想！
在一些艺术之家，音乐传统持久不衰，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有家庭教育和榜样的作用；而且孩子们很容易沿着父亲踏过的道路一直走下去。这种天生的才能有时甚至也像人的长相那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但是相反地，人们却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奇特的幻想会突然从月亮上掉下来，钻进某些年轻人的脑袋里。
且不说那些固执己见非要花高价去学习一些无用的课程的人组成了一个原始的学校，在那里，连最博学的音乐大师的耐心和天才都无济于事；也不说那些以为学音乐可以简单地通过说理就能学会的人们，就好像学习数学那样；更不用提那些高尚的父亲想让他们的儿子成为上校或是作曲家的想法。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人对音乐成癖的令人忧伤的例子。这种癖好使得精神上的疾病成为必然。
我在这里只想举两个例子，它们使我不得不开始观察这种现象。我觉得，这恐怕是一种无法治愈的音乐癖好病的一些表现。在这些病人中，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俄国人。
一天，我在巴黎，独自待在家中，十分忧郁。这时有一个人敲我办公室的门。我开了门，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他看起来十分兴奋，一半是因为他头脑中突如其来的想法，一半是因为他是飞奔而来。我对他说：
“先生，您请坐。”
“没关系……我有点……我来……（然后，他像射出了一枚子弹那样）先生，我继承了一笔遗产！”
“一笔遗产？那我向您表示祝贺。”
“是的，我继承了一笔遗产。我来是想问问您：我能否用这笔钱使自己成为一名作曲家？”
“（我睁大了双眼……）您先坐下。我的上帝！先生，您可能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但那些建立在甚至比较重要的作品之上的预兆通常都是骗人的。不过，若是您给我带来了什么作品的话……”
“不，我没有带来什么作品。但是我会努力去做的。您看着吧，我对音乐有着极高的品味！”
“您也许创作了什么东西，也许是一部交响曲的片断，一首序曲或是一部大合唱什么的？”
“一首序曲？……不……不……不……不，我也不写大合唱。”
“那好！您曾尝试过写四重奏吗？”
“啊！先生！四重奏！……”
“上帝！别费力去写四重奏了；它也许是所有音乐体裁中最难写的。在这方面成功的大师屈指可数。可是，不要追求这么高的目标，您可以给我看一下您的一首简单的浪漫曲，或是华尔兹吗？”
“（几乎有些被冒犯的表情）哦！一首浪漫曲！……不，不，我不作这些东西。”
“那么，您什么也没作喽？”
“是的。但是我会努力干的……”
“但至少您已经完成了和声和对位法的学习，是吗？您懂得歌喉和乐器的音域吗？”
“至于这个……至于这个……不，我不懂和声，也不懂对位法，更不懂配器。但是，您瞧……”
“原谅我，先生。您已经十八九岁了。现在学习这些已经太迟了。最后，我建议您培养这样一种技能，即听到乐章就能识谱。您试着听谱子并把它写下来，这样好不好？”
“我懂得视唱练耳！啊！比如说……好吧！……不，我甚至不认得音符。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对音乐有着极高的品味。我是多么想成为一名作曲家呀！如果您愿意教给我音乐课程的话，我会每天两次来到您家里，然后在晚上工作。”
我沉默了半晌，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笑出声来。我给我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列出了一张表，上面全是他必须跨越的确切的具体难关。他只有克服这些困难，才有可能掌握最一般的音乐技能。也就是说，能够写出一些蹩脚的音乐。如此众多的困难是会打消他的积极性的。我还没有忘记列举一些他若想成为一名高水平的作曲家就必然要碰到的障碍。但是，这些都丝毫不起作用。他在听我说这些话时，很不高兴，也很不耐烦。而且他在临走时，还明确表示要再寻找一位大师；他能提供给这位大师他的夙愿以及……他的遗产。上帝保佑他能找到！
我要列举的另一个音乐癖好的例子并不像这个这样可笑。恰恰相反，我要提的是我刚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音乐会。我刚才提到过这场音乐会。在这场音乐会中，有人递给我一封信，是用非常漂亮的法文写成的。在信中，一个陌生人要求与我进行一次会晤。我赶紧定下了日期。这一次，这个陌生人没有继承遗产。远不是这样。这是一位年轻的俄国人，至少有二十二岁。他的脸长得很突出，有一点怪。他说话措辞讲究，带着音乐迷的无限热情。他刚说了几句，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对我说：“先生，我对音乐有着深深的热爱。我自学音乐，但是很不全面，这一点您能够想象得到。莫斯科没有给予我很多资源供我学习。我也没有很多钱可以出门旅行。我的父母曾阻止我走上这条道路，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现在，一个莫斯科的大贵族很想帮助我。他对我父亲说，如果有一位可以信赖的音乐家能够证明我对音乐艺术的爱好，他就将支付我的全部学费。而且他还要送我去德国和法国学习，以师从著名的音乐大师，从而完善我的音乐教育。我现在就请您检验一下我的成果，然后您就坦率地写下对我的音乐才能的评价和意见。无论如何，我都会永远感激您的。但是，如果您的意见是肯定性的，那您就给了我新生了。因为，先生，我要死了。别人让我不得不忍受的限制扼杀了我。我觉得自己长着翅膀却飞不起来。这种极大的痛苦我想您一定能够感受得到。”
“噢！的确，先生。我能看出您在受苦。我会尽力帮您脱离苦海的。请您相信我。”
“万分感谢！明天我就把一些能够请您过目的作品拿过来。”
最后，他欣喜若狂，目光炯炯，仿佛两团火在燃烧。
翌日，他又来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的目光忧郁，两眼无神。我从他苍白的脸上能看出他很失望。他对我说：
“我什么也没带来。我一晚上都在翻看我的手稿。但我没找到一份我认为值得带来给您看的乐谱。而且，坦白地说，我认为没有一份手稿能够证明我在音乐方面有才干。我想再写一首作品。我想让您看到更好一点的作品！”
我说：
“很遗憾，明天我要返回圣彼得堡了。”
“没关系，我会给您寄去我的新作的。啊！先生，如果您能体会到我灵魂中燃烧的火焰那该有多好哦！……有时候灵感会向我招手的！……我在城里待不下去了，城里是多么冷酷！我走到城外，走得远远的，来到森林中。在那里，我独自一人，面对着大自然。我听到世界上最美妙的和声，它们微颤着，回荡着，我不禁热泪盈眶。我叫喊着，我的灵魂出窍了，升入了无限的梦境之中……人们把我看成是疯子……但我不是疯子，请相信我，我会向您证明我不是疯子的。”
我再次向这个年轻的音乐迷保证，我对他很感兴趣，我非常想帮助他。他离开了我。我的上帝，我得说，他难道不是具有一些非凡的征兆吗？……这个人也许是天才！……如果我不帮助他，这无异于是在犯罪。的确，如果有必要的话，哪怕只要他能做出一丝努力，我都会愿意为他奉献出我的身心的。
唉！我在圣彼得堡白白等了几个星期。他最终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这位年轻的俄国人再一次抱歉说，他不能寄给我他的作品。但是，他对自己表示出了极大的失望之情。他在信中说：尽管自己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是上帝还是和他开了个玩笑，灵感还是没有出现。
他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作品做出这样冷酷而谦虚的评价呢？……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一会儿觉得自己灵感丰富，能力十足，一会儿又感到自己很无能呢？他力求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境界呢？他为了接近这种境界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老天才知道。但是时间证明，这种对音乐的狂热和渴望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共同之处。而且这种仔细考虑和诗意的野心使得太多的音乐学院里的青年人选择了音乐这个职业，这就好像人们学习裁缝或制鞋一样……不过，音乐迷们虽然和疯子也差不多，但他们至少不会伤害任何人；而且，只要他们的方式不太滑稽可笑，那么它就是感人和诗意的。但是这些音乐工匠对艺术和艺术家却犯着一个基本的错误，一个长期的令人恼怒的错误。那么，由于这些人人数众多，他们天生的智能低下，他们就会腐蚀一个国家的音乐品味。一个最富音乐精神的民族不会存在于一个出产太多平庸音乐家的国度里，而是存在于一个能够产生最多音乐大师，并且音乐美学的情感也最能得以发展的国家里。
从建筑方面来说，莫斯科整个城市颇富艺术性，可以算得上是半个艺术城市。我们在那里能够欣赏到新奇有趣的建筑物。但是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却几乎没有去研究一下莫斯科的建筑。音乐会的筹备工作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由于天气转暖，地面开始解冻，莫斯科城实在是毫无观赏价值。街道上到处都是污水沟和融雪，因而雪橇难以行进。我甚至只能从外边看看克里姆林宫。我已经厌倦了去数它脖子上挂着的由炮弹制成的项链珠……这收集起来的由我们濒死的军队制造的遗留物，令人伤感的战利品……炮弹项链珠有各种型号，它们的尺寸不同，来自不同的国家。印刻在上面的法文字样（残酷的讽刺！）表明了我们法国或是法国的盟国军队也属于这个葬礼收藏的一部分。其中的一枚受到了一个独特的创伤，它在嘴上印着俄国圆炮弹的烙痕。圆炮弹在口上击了一下后，就钻进了弹体内部。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当这次打击发生的时候，它包含着的弹药筒在受到了如此粗暴的一击后的反应……它应该骄傲地相信，拿破仑皇帝如果重新操起炮手的旧业，那么它就可以不再打击任何人了。
我在莫斯科曾听过格林卡的歌剧：《为沙皇献身》。
宽阔的剧院空空荡荡（难道它曾经满过座吗？我对此表示怀疑）。而且演出场景几乎一刻不断地表现挂满积雪的冷杉林、覆盖着厚雪的莽莽荒原以及浑身雪白的人们。当我一回想起这些，就禁不住浑身发抖。在这部歌剧中，有许多非常高雅和新颖的旋律。但是，我能够判断出，演奏实在是差劲。关于其他方面，我觉得在这个剧院里，尽管经理韦尔斯托夫斯基先生为人热情且知识渊博，但是剧院的排练方式却很奇怪。当我排练《浮士德的责罚》前两场的合唱时，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有一次，我来到一个大厅里。通常来说，人们都在这里进行合唱排练。我发现有六十多个男女演员排队默默地站在那里。但是他们既没有领唱，也没有伴奏，甚至连一架钢琴也没有，我就问：
“嗯，钢琴在哪儿呢？钢琴家在哪儿呢？”
有人回答说：
“我们这儿的合唱队不用钢琴伴奏。我们唱歌不用伴奏，都是自愿的。”
“天哪！这都是些什么样的音乐家呀！那么，你们的合唱队员是世界上一流的歌唱家吗？”
“噢！不！我们敢肯定不是世界一流的。但这是惯例。我们尽自己所能来进行排练。”
“啊，是这样！这是在开玩笑！……请搬来一架钢琴。我认为这很有必要；你们一定要满足我这个要求。我是一个外国人。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个伴奏。如果需要的话，我起码还能弹几下来伴奏；这总比没有伴奏强。”
大大出乎合唱队员的意料之外，钢琴居然运到了。通过一个偶然机会来此的德国出色的音乐教授盖尼斯塔先生欣然接受了伴奏的任务。我们终于可以让合唱队员们唱《浮士德的沉沦》的乐谱了。经过几次排练之后，合唱队的表现平平。但我发誓，如果这些合唱队员真的能够通过反复练习，结结巴巴地识谱，同时用时间的积累去弄懂整个剧本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俄国人是具有这种特殊才能的。而其他各国的人民从未怀疑过这种才能的存在。他们这次还是用德语演唱，就像他们在圣彼得堡的同行们做的那样。但是扮演浮士德的列昂诺夫先生和扮演靡菲斯特的斯拉维科先生（两位俄国歌唱家）有幸用法国北方的法语来对唱……这是一个进步，至少歌剧中的两位男主角能够用同一种方言对话。正像马尔科先生对我说的那样，在俄国定居的撒丁岛小提琴家格拉西先生的确帮了我的大忙。他帮助我筹备音乐会。几乎与我同时到达莫斯科的著名大提琴家博雷尔先生也真诚地帮助我；答应加入我的乐队。尽管我的乐队中的大提琴手很少，但他们演奏的品味很高，而且十分准确。这些艺术家的演奏手法很简洁，他们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出错的。
我的音乐会的节目单和《浮士德的沉沦》中大学生们唱的那段拉丁文歌曲受到了新闻审查。歌词如下：
在月亮朝我们露出笑脸的时候，在夜晚降临时，来吧，来追求这些年轻的女子吧。为了明天，幸福的凯撒们对我们说：我来过了，我看到了，我征服过了。①
新闻审查官先生宣布不能允许这样一首可耻的歌曲上演。我向他说明，在圣彼得堡，《浮士德的沉沦》的整个剧本已通过了新闻审查，我还向他出示了盖有官方印签的文件。但这一切都没有用。他幽默地回答我：“圣彼得堡的新闻审查官可以把这认为是件合乎规矩的事情，但是我不会去模仿他的。这首有问题的歌曲很不道德，必须删去这一段。”然后，他就在剧本上删去了这一段……大家可以想象，我是不会在我的乐谱中删去一段而使其成为一部羞羞答答的作品的。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那才是真正的不道德。于是最后，我们还是上演了那段违禁的歌曲，只不过是用一种没人明白的方式来上演的。
这就是为什么莫斯科人民是天下最道德的人民，而且当月亮露出笑脸时，大学生们也不会跑到城里去追求年轻的姑娘们。
在莫斯科，有很多出色的音乐爱好者和才华横溢的教授。除了几位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的音乐家之外，我还要特意提一下格拉齐亚尼先生。他是巴黎原意大利剧院中的一个最为出色的演员的长子。
在一所由皇后直接领导的非常棒的女子学校里，学生们必须接受严格的、甚至是很残酷的音乐训练，来作为她们所受教育的辅助教育。我曾听过该校中最出色的三名钢琴演奏者用羽管键琴演奏一首 d 小调的三重协奏曲。她们演奏的效果并不太令人满意。然而，她们的校长莱因哈特先生是一位可爱而富有智慧的人。他也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我甚至认为，他让学生们演奏这样一首乐曲时，并没有要让我不快的意思。
这一时期的莫斯科还有一位迷人的小天才。他就是奥尔加·多尔戈鲁姬公主的儿子，今年十岁。他演唱音乐大师们创作的悲剧选段和自己创作的浪漫曲时的智慧与激情真是吓坏了我。
由于莫斯科的一些好友和定居莫斯科的一个法国家庭的极力邀请，我不得不在音乐会之后再次前往俄帝国的首都。我去那里是为了排演我所作的交响曲《罗密欧与朱丽叶》。盖德奥诺夫先生曾答应过我，要让我在大剧院里好好地演奏一次这部交响曲。
* * *
① 1854 年，一位德累斯顿的评论家曾冠冕堂皇地反对这首歌曲。他保证说，德国的大学生是有着良好修养的年轻人，他们是不会在月光下追逐轻佻的女人的。这个纯洁的评论家在文章里难道没有指责我诽谤靡菲斯特，说他欺骗了浮士德吗？“德国的靡菲斯特……是个诚实的人，他填写了让浮士德签字的合同条文。然而，在柏辽兹先生的作品中，他却使浮士德走向了深渊，使他相信他已经把自己扔进了玛格丽特的监狱里。这是一种侮辱！……”从我的立场来看，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侮辱吗？这位迷人的评论家在德累斯顿城里是长期引发人们欢笑的源泉。我相信人们现在说起他时还会发笑的。——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