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圣彼得堡；两度在大剧院上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坐在轻便马车里；恩斯特；恩斯特的天才；音乐的追溯性。
到达伏尔加河岸边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俄国的河流在解冻时的溃败之势。我们必须要在左岸等五个小时，等冰块变得不那么坚硬时再动身。最后我们坐在一艘小船里冒险渡河。小船不时地从左摇到右从右摇到左，以避开坚硬的冰块。浮冰缓慢地不停运动，时而发出神秘的劈劈啪啪声。承受箱子巨大压力的小船以及船夫担忧的神色和叫喊声都令我感到很有趣。我觉得我在踏上彼岸时的那一刻感到了一种真正的欣悦。
太阳终于露出了笑脸。尽管光线暗淡，但它毕竟升起来了。邮车穿越各个村庄。我多次看到孩子们只穿着衬衣在雪堆上玩耍嬉戏，就像我们的孩子夏天在干草垛上玩耍那样。俄国人真是耐寒，他们的身上仿佛穿着厚厚的盔甲。
重返圣彼得堡不久，我就开始在大剧院里排练《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合唱部分。这时，盖德奥诺夫先生表示十分欢迎我上演这部作品。
我问阁下：
“我得排演多少次呢？”
“多少次？当然是随您的便了！您愿意排练多少次就多少次。每天都可以排练。当您前来对我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时，我们就宣布举行音乐会。如果您没排练好，我们是不会提前宣布的。”
“谢谢您。预祝您度过美好的时光。我们会尽力而为的。”
事实上，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们不作有规律而连续的彩排，就像排练一部应该用心去演唱的歌剧那样的话，这部交响曲就不会上演成功，甚至都无法继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这部交响曲只在圣彼得堡才稀罕地以一种充满活力和宏伟的方式演奏成功的原因。
我拥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男声合唱队，而且还有六十名嗓音嘹亮的女高音和女低音歌手。她们的音乐水准都很高，都是我们从当地的意大利剧院、德国剧院和戏剧学院的合唱队员中挑选出来的。戏剧学院类似于巴黎音乐学院，它教给学生音乐、法语和戏剧表演。
排练分三个部分进行。最后，当三个部分都熟练掌握了各自的那一部分之后，我们就合在了一起。终曲的合唱效果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此外，费尔辛饰演劳伦斯神父，瓦尔克夫人在序幕中演唱次女低音的片断。霍兰德（一位有思想的男演员，他念白的水平比较罕见）在《玛布仙子谐谑曲》中饰演一位角色。音乐会是由皇家出面组织的。这样说来，其演出水平就应该非常高。事实上，这次演出的效果也的确很出色。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之一。而且，在那一天，由于我的心情与状态都出奇的好，我居然没有犯一个错误。我是很少遇见这样的事的。大剧院里坐满了人，制服、肩章、钻石都闪着亮光，大厅里流光溢彩。听众多次要求我重演，我都数不清他们喊了多少次了。但是说实话，那一天我并没有太注意听众的反应。但是我对这首经我自己谱曲的莎士比亚神圣的诗歌印象极深，所以终曲过后，我浑身颤抖，躲进了剧院的一间房屋里。过了一会儿，恩斯特才找到我，他发现我哭成了泪人。我自言自语道：“啊！神灵！我终于了解了它！”他走近我，扶着我的头，让我放声痛哭，就像对待一个神经不正常、歇斯底里的女孩子那样。这样一直过了十五分钟。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在巴黎的圣·德尼斯大街上的资产者，或是剧院的一个经理（当然总是巴黎歌剧院）目击此番情景会作何反应？再试图去猜一猜，他们能懂得多少在艺术家心中随着激流和电火而产生的夏日风暴？能懂得多少艺术家对少年时代的初恋和对意大利的蓝天的所有遥远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在莎士比亚那天才的热情光芒的照射下在他们的心中又重绽花朵。他们又懂得多少那被人朝思暮想、追寻着但却又从未得到的朱丽叶的芳踪？懂得多少这种在爱和痛苦的折磨中的不断发现？懂得多少那最终在旋律的世界里被唤醒了的喜悦之情？……如果你们能够想象的话……，再看一看他们眼中的直率，他们的嘴巴张得有多大，他们的表情有多么惊讶……这个资产者会说：“这位先生病了，我会给他端一杯糖水来。”而剧院经理则会说：“他太矫揉造作，我会给他介绍一些协调的音乐……”
平心而论，尽管听众热情欢迎我的大型交响曲，但我还是认为，这部交响曲的多样形式以及终曲时的那些忧伤的神圣会令听众有些厌倦。他们更多的是喜欢《浮士德的沉沦》，而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我们宣布第二场演出的消息时，我发现了这一点。剧院的收银员对于第一场的经济收益非常满意。但他说，如果我在下一场演出时不上演至少两幕《浮士德的沉沦》的话，那么演出的效果可能就不会太好。于是我就接受了他的建议。
有人告诉我，在出席第二场音乐会的听众当中，有一位身着意大利剧院服装的夫人。她很有勇气，值得我们学习。她无法忍受别人说她不能以同样的音乐来取悦听众。当她从包间里走出来时，她对自己能够待到音乐会结束才离开感到十分自豪：“的确，这是一部十分严肃但又非常易懂的作品。在引子那非凡的配器效果中，我马上就明白了，我们是在听‘罗密欧坐着轻便马车赶来了’的那场戏！！！……”
我在圣彼得堡时最不幸的作品就是《罗马狂欢节》的序曲。在我第一晚的那场音乐会上，这首序曲几乎没有被人注意到。米歇尔·维尔霍斯基伯爵向我承认道，他对这首序曲是一点儿也没听懂。我也没有再次上演这首序曲。如有人对维也纳人说这事，那他们大概是不会相信这件事的。就像戏剧和书籍，玫瑰和蓟草那样，乐曲也有它们自己的命运。
我差点忘了说，我在费尔辛大剧院举行的义演晚会上，也担任了我所创作的《幻想交响曲》的指挥。而且，在这次晚会上，达姆克这位优秀的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和评论家非常好意地赶来助兴。他担任了定音鼓手的角色，并在钢琴上弹下在这部作品的终曲中代表致哀炮的两个低音。
在我创作的所有作品中，《罗马狂欢节》的序曲是长期以来在奥地利最流行的乐曲，奥地利的任何地方都演奏这首序曲。我记得我在维也纳逗留期间，围绕这首序曲发生了很多小小的花絮，它们都值得一叙。音乐编辑哈辛格举行了一场音乐晚会。在这场晚会上，除了其他节目，人们还要用两架钢琴来演奏这首序曲。
在这场音乐会上，当轮到演奏这首乐曲的时候，我坐在面朝客厅的大门旁边。客厅里，五位演奏者正在表演。他们开始演奏第一个快板，但速度极慢；行板也是如此。当他们再次以一种比第一次更拖沓的速度演奏快板的时候，热血涌上了我的脑门，我的脸涨得通红，变成了猪肝色，我无法控制自己愤怒的情绪，对他们喊道：“这不是狂欢节，这是封斋期，你们演奏的正是罗马的周五圣日！”我在听众中喊了这么一声后，感到十分轻松。现场没能恢复安静，序曲在笑声和交谈声中结束了。我们的这五位演奏者始终保持平静，什么也没能扰乱他们那四平八稳的态度。
几天后，德雷肖克要在音乐学院的大厅中举行一场音乐会，他邀请我来指挥他节目单中的这首序曲。
他对我说：“我想使您忘记哈辛格举行音乐会的那一夜他们所演奏的‘封斋期’。”
他已经雇用了肯特尼托乐队的全体成员。我们只排练了一次。在序曲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位会说法语的第一小提琴手向我耳语道：“您将看到我们与这些维也纳剧院（我举行过音乐会的波克尼剧院）的小角色们的区别。”他说的确实有理。从未有过其他什么人比我用了更多的热情、更高的准确性和更有序的火爆来演奏这首序曲了。乐队演奏得多么响亮呀！多么和谐的和声呀！只有用这种同义迭用才能表达我的思想。这样，在我举行音乐会的那天晚上，这首序曲就像在人工烟火中的一条金蛇那样腾飞了。听众喊叫声，跺着脚，让我们再来一遍。这种情景只有在维也纳才能见到。这种不合时宜的激情场面妨碍了德雷肖克个人的成功。他非常愤怒，甚至撕碎了手套，并且幼稚地说：“真希望我们永远也不要在我的音乐会上演奏这首序曲！……”他看着我，表情十分愤怒；我在他的眼中，就好像做了什么可耻的事情似的，成了一个罪人。但我得说，他这种可笑的坏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几周后，我在布拉格时，又觉得他对我充满了真诚之意。
我刚才提到过恩斯特。实际上，他是与我同日抵达圣彼得堡的。我们以前在俄国曾偶然相遇过，这就像我们以前在布鲁塞尔、维也纳、巴黎曾相聚过一样。在那里，在我们之间的艺术生活中发生了很多小插曲，它们加强了我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友情。我对他怀有最强烈最深刻的欣赏之情。他是一位如此高尚的人，一位多么值得一交的朋友，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呵！
人们曾把恩斯特与肖邦进行比较。从一些方面看，这种比较是公正的。从另一些更为重要的方面看，这种比较又是完全不公正的。从纯音乐的角度来研究，这两位艺术家在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肖邦不太限制节拍；照我看来，他有些太过于追求节奏的解放了。而恩斯特呢，他有节制地选取一些为艺术所允许的东西，并且充满激情地表达经常需要的合理的解放。所以，他还是一位时代性的音乐家，韵律节奏感很强；即使在他最大胆的随想曲中，他的音乐风格也一定是沉着冷静的。肖邦不能按规则来演奏音乐；而恩斯特如果愿意的话，是能够暂时脱离规则去更好地感受他所遇到的音乐的强大魅力的。我们应该听听他演奏的贝多芬的四重奏，以欣赏一下他在这方面的才华。
在肖邦的作品中，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钢琴部分。他的协奏曲中的乐队效果冷冰冰的，伴奏效果几乎没有；而恩斯特的作品正好相反。他为管弦乐队谱写的作品能够以一种非凡的机制和一种交响性的兴趣把以前不可调和的音乐品质集中起来。他让独奏占主导地位，但同时也不能让整个乐队失去其作用；这也是贝多芬的主张。贝多芬也是第一个在这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的人。还是贝多芬，他通过独奏来使乐队起主导作用。而在我看来，在恩斯特、维厄当、李斯特和其他一些音乐家的天平上，独奏和乐队是旗鼓相当，不相上下的。
于是，我坚持以下观点：恩斯特是我所见过的最富魅力、最幽默的音乐家。他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小提琴家。他也是一位全面的艺术家，存在于他身上的表现才能占主导地位。他身上的音乐艺术的根本品质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错误。他具有一种艺术家罕见的组织才能，即不需要反复试验就能强烈地表现或演奏出他所构思的东西。他寻求进步，并用尽艺术所包含的所有资源。他在小提琴上用音乐语言来讲述那些优美的诗歌。他全面地掌握了这种音乐语言。肖邦是独一无二的沙龙和私人聚会中的演奏高手。而恩斯特从不惧怕剧院、大厅、听众和疯狂的人群；相反地，他爱他们。而且，他就像李斯特那样，只有面对起码二千名他要征服的听众，才会显示出从未有过的强大和力量。如果我以前还没有这种确信的话，那么他在圣彼得堡剧院的音乐会上就给了我这种信心。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当他以一种宏伟的风格演奏他如此激情四射又经过如此巧妙构思的作品后，他就被掌声所压倒，出来向听众致谢，同时又给他们加演《威尼斯狂欢节》的变奏曲。这是他敢于继帕格尼尼之后没有模仿他的创作风格而创作的变奏曲。在这首高格调的幻想曲中，作者将某种天才的怪异以一种如此灵巧快捷的方式加入其中，致使最后在曲子结束时听众不再感到任何惊讶；但乐曲却在单调的威尼斯曲调的伴奏下平息下来，就好像小提琴独奏的随想曲没有将最生动的旋律瀑布流泻到最出人意料的有趣的腾跃中去似的。在这种令人好奇的优美旋律的成功展示中，恩斯特看似笨拙而漫不经心地演奏着，但他却总是能够将听众吸引住并使之着迷。如果克雷斯佩尔，这位克雷莫内名小提琴的拥有者，能够加入音乐精神的这些不可思议的嬉戏中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这位可怜的人仅存的一点理性也会很快消失，他对安东尼亚的去世所感到的痛苦也会少一些。
从那时起，我就经常听到恩斯特演奏这些变奏曲。最近的一次是在巴登；那次我的感受很独特。当威尼斯的主题在富有魔力的琴弓下出现的时候，时间好像已是深夜了，而我却感到自己仿佛是在圣彼得堡的一个灯火通明的大厅里。我感受到我在美妙的音乐会之后感到的那种神经上的奇怪而轻柔的疲倦。空中弥漫着激动的嘈杂声和笑声，而我陷入了一种浪漫的感伤中。以前我从未出现过这种感伤、要抵制这种感伤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
除了音乐，没有任何别的艺术能够具有这种使人追溯往事的能力；甚至连莎士比亚的艺术也不能将过去诗意化。因为只有音乐才能与想象、精神、心灵和感觉对话，并且从精神和心灵对感觉的反应或是感觉对精神和心灵的反应中产生可以感受到的音乐形象。这种音乐形象只有具有特殊机制的人才能感受到，而其他的人（未开化的人）却永远也不能感受到。
俄国纪行（续）
我返回了里加；柏林；《浮士德的沉沦》的上演；在无忧宫的一次晚宴；普鲁士国王。
封斋期结束了，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留在圣彼得堡了。于是，我决定离开这座耀眼的都市。我是怀着深深的惋惜之情做出这一决定的。这里的好客之情对于我来说是极其珍贵的。路经里加时，我有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想法，那就是要在这里举行一场音乐会。这一场音乐会的收入与支出刚好相抵，但是我由此认识了几位艺术家和优秀的业余音乐家。其中有唱经班领班沙麦科·马丁松先生和邮局经理。后者对于我要在里加举行音乐会的计划表示十分赞同。他对我说：“我们这座小城与圣彼得堡很不一样，我们大都是商人。目前，这里的每个人都忙着买卖小麦。听众最多有一百来个夫人。男人是一个也不会去的。”他估计错了：我有一百三十二名女听众和七名男听众。最终，音乐会结束时，我甚至有三卢布（十二法郎）的经济收益。这位邮局经理甚至认为我的样子长得不像是干我这一行的。他说：“您看起来不坏，先生。但是我在认真拜读了您的作品后，我预想中的您应该是长着另外一副面孔的。因为，魔鬼已经把我的灵魂带走了！您不是在用一支笔创作，而是在用一把匕首创作。”无论如何，我所持的匕首的尖端没有涂上毒药，而且人们自愿赋予我的割喉宰杀的可贵的恶行①也进展得很好。此外，我在里加还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这是我远远没有预想到的。德国优秀的演员鲍迈斯特在这里参加了演出，他扮演……哈姆雷特！
五周以前，我在莫斯科收到了德·罗登伯爵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向我表达了普鲁士国王渴望欣赏我创作的浮士德传奇的愿望，并且希望我在返回的途中在柏林逗留一下，以便让国王能够欣赏到《浮士德的沉沦》。国王将歌剧院及其所有的资源都划归我使用，并且保证我会得到一半的纯收入。我实在是太感谢国王如此殷勤的厚待了。于是，我又在柏林停留了十多天，去组织《浮士德的沉沦》的上演。这次演出无论从乐队还是从合唱队方面来讲都是非常出色的，但是其他环节实在是太薄弱了。对扮演浮士德的男高音和被玛格丽特的声音所压倒的女高音的选择是我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听众对于图莱（Thulé）国王的叙事曲喝倒彩。（而在这以后，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人们却对此曲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我无法知道这种场面是否是针对作曲家还是女高音，抑或是两者都包括在内呢？看来第二种假设最有可能。有人对我说，剧场的正厅挤满了心怀不满和愤怒的人们。他们不明白，为何一位法国人如此傲慢不逊，居然将德国的民族杰作改编了。大厅里还有一些是拉兹维尔亲王的忠实拥护者。这位亲王在一批真正的作曲家的帮助下，已把《浮士德的沉沦》改编成了歌剧。在我的一生中，我还从未见过一个盲目崇拜自身、而无法容忍外国东西的荒唐可笑的排外的民族……此外，这一次，还有一部分剧院的工作人员也反对我。几年前，我撰写的关于柏林的信件就已被加蒂先生翻译成德语，并在汉堡出版。这些信件使我失去了德国人民对我的欢心。这些信件现在在我的回忆录中重新亮相。我们可以相信，在这些信中，没有任何伤害柏林那些演奏家感情的地方。相反，我在有保留地批评他们的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的同时，又在以各种方式称赞他们。我称这支乐队是一支非常棒的乐队。我宣称这支乐队拥有卓越、准确、整体力量和精致的品质。但是我的罪过就在于将他们中的一些名家与巴黎的那些名家进行了比较。我承认（我出于愤慨，浑身都颤抖了起来！），关于那些长笛演奏家，我们巴黎的演奏家的确比柏林的略胜一筹。然而，就是这几句简单的话语，已经在柏林第一长笛手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后，他终于使他的同行们相信，我说了柏林的乐队无数污蔑的话语。这样，他的音乐同行们也开始分享起他的狂怒了。这也就是要写文章评论音乐家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的一个新的证据。一旦您不幸写了点有锋芒的东西，那就意味着您要被他们自尊心的狂风所吹倒。在评论一位歌唱家的时候，我们很少会招致他的竞争者产生敌意。相反，这些竞争者会认为您没有认真细致地评论他。但是一位享有盛名的音乐家总是会认为您批评了他，那就等于是侮辱了他所属的那个整体，而且他会使他的同行们相信这个愚蠢的道理。有一天，在巴黎排练《本韦努托·切利尼》的时候，当我指出乐队的第二法国号手（梅弗瑞得先生——一位有思想的人）在一段非常重要的乐曲中犯了错误时，梅弗瑞得先生十分平静并且万分礼貌地做出了如下举动：他站起来，失去了他的全部思想，并喊叫着：“我就是按照乐谱的本来面目来演奏的！为什么您要轻视乐队？……”而我则以更为平静的语气回敬他说：“首先，我亲爱的梅弗瑞得先生，这完全不是乐队的问题，而仅仅是您个人的问题。其次，我并没有轻视乐队，因为轻视是一种怀疑的态度，而我万分确信，您的确是犯了一个错误。”让我们回到柏林的乐队上来。在排练《浮士德的沉沦》时，我无需花费太多时间就认识到了乐队成员们对我的敌视态度。每当我进场时，乐队都以一种礼貌的态度欢迎我。在排练过最好的乐段之后，他们敌意的沉默，他们愤怒的目光，尤其是长笛手们的目光，以及另外一些音乐朋友的暗示，都使我对他们的敌视态度丝毫不感到怀疑。那些音乐朋友对他们同行激烈的敌视态度感到十分不满，但又不敢公开向我鼓掌。还是他们中间一个会说点法语的人，有一天在剧院里，在我们排练之后，他走过我身旁的时候，向我悄悄地说了几个字：“先生！La mousik（音乐）……实在是太棒了！……”至于那段叙事曲的几位吹奏者，我更是有理由去轻视（这里恰恰是说这个词的地方）他们了。他们与柏林乐队中那些伟大、心怀宽广、无可比拟的笛手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处。我重复一句：不管怎样，这个乐队的演奏还是绝妙的，无可指责的；合唱队的表现也是一样。
伯蒂舍尔扮演靡菲斯特，他不愧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和真正的艺术家。在气精们的那场戏之后，听众叫喊着：“Da capo!（再来一遍！）”但是当时我的情绪却很糟糕，不想再指挥一遍这首乐曲。普鲁士亲王夫人有两次在早晨八点钟来到冰冷黑暗的歌剧院大厅，来看我们的排练。她向我尽述了各种令人如沐春风的话语。国王也派梅耶贝尔前来看望我，并赠送我红鹰十字肩章，还邀请我大后天到他的无忧宫去赴晚宴。梅耶贝尔和斯庞蒂尼长期以来的死对头、大评论家雷尔施塔博在口头上向我表达了友谊和敬仰之情后，却又在《国家报》上猛烈地抨击我，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种最大的成功。无优宫的晚宴十分迷人。洪堡先生、马蒂厄·维尔霍斯基伯爵和普鲁士亲王夫人都在来宾之列。在用完晚餐的甜点之后，我们来到宫中花园喝咖啡。国王手中拿着一杯咖啡在花园中散步。他在一间亭阁的台阶上发现了我，就远远地向我打招呼：
“哎！柏辽兹，请过来。对我说一说关于我姐姐的事，还有你的俄国之行。”
我赶紧走了过去。我也不知发了什么疯，对我那尊严的东道主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话，使得他的情绪高涨，异常兴奋。
他问我：“您学过俄语吗？”
“是的，陛下，我会说‘Na prana, na Leva’（向右拐，向左拐），来给雪橇夫指路。当雪橇夫迷路时，我还会说‘Dourack’。”
“Dourack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就是蠢蛋的意思，陛下！”
“啊！哈！哈！蠢蛋，陛下；蠢蛋，陛下！这实在是太逗了！”
国王爆发出一阵大笑。他自己的肚子和手臂也突然抖动了一下，几乎把杯子里所有的咖啡都泼在了沙地上。我毫无顾忌地和他一起笑了起来。这一笑使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位重要人物。亭阁里的朝臣、官员、绅士和内侍们都注意到了这一幕。他们马上想到要与这位令国王开怀大笑并与国王一起如此亲昵的人搞好关系。于是，我刚回到亭阁里，就被一群我完全不认识的贵族老爷包围起来。他们向我致以深深的敬意，并谦逊地报上他们的姓名：“先生，我是某某亲王。我非常荣幸能与您相识。”“先生，我是某某伯爵，请允许我对您刚刚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先生，我是某某男爵。我很荣幸，六年前在不伦斯瑞克就见到过您，并被您的作品迷住……”等等。我不明白自己怎么能突然之间就拥有了普鲁士王宫的信任。最后，我想起《胡格诺派教徒》中第一幕的场景：拉乌尔在收到玛格丽特皇后的信之后，发现自己周围顿时有一群人对他唱着各种音调的卡农曲：“您知道我是一位可靠而温情的朋友！”他们把我当成国王的一个有权势的宠臣了。宫廷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世界呀！……
我既不强大也不受宠，但我至少深深感到了普鲁士国王的善意。有一天，我们之间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我说的话并没有恭维的意思：
“您是艺术家们真正的国王。”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仅仅从音乐家的角度来说，您就已经为他们做了很多。陛下。您已经补偿了斯庞蒂尼和梅耶贝尔；您促使他们的作品得以完美地上演。您使格鲁克的杰作在上演时的场面很宏伟壮观；这种场面除了在柏林，我们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见到。您使索福克勒斯（古希腊的剧作家）的《安提戈涅》上演；并且，您为了表现这次古代起义，还让门德尔松写了合唱曲。您还让这位大师着手谱写莎士比亚的一部欢快的幻想作品《仲夏夜之梦》。等等。还有，您对所有音乐创意的直接兴趣成为一种对音乐家的有效激励，以及对他们工作的一种不间断的奖掖。陛下，您的这种支持还会令音乐家们不断努力，并使他们愿意为之付出代价。这在欧洲也是独一无二的。”
“好了，您说的也许是真的。但是我做的不值得您说这么多。”
的确，这是真的。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普鲁士国王并不是欧洲唯一一个对音乐感兴趣的君主。其他还有两位君主是：汉诺威的年轻国王和魏玛的大公。这样一共是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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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赛罗谈到伊阿果时所使用的表达方法。——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