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倒台与意大利倒戈
1943年7月24日法西斯委员会发起对墨索里尼的不信任动议；7月25日逮捕墨索里尼，巴多利奥奉命组建新任政府；8月12日意大利开始与盟军进行秘密停战谈判；8月22日第10集团军总部参谋团队在意大利南部组建；9月3日，意大利单独与盟军停战；9月3日，英国第8集团军在南卡拉布里亚登陆；9月8日，艾森豪威尔与意大利政府宣布停战；9月12日，救援墨索里尼。
序幕拉开
1943年1月31日，意大利元帅卡瓦莱罗伯爵被解职，我自然也请求墨索里尼解除我的指挥权。卡瓦莱罗对我来说不仅是普通的战友，而且我相信他对我也有同感。我支持卡瓦莱罗，并警告墨索里尼要提防安布罗西奥，因为我曾多次听到意大利军官对他进行批评，而且我感觉他缺乏综合指挥的能力。墨索里尼请求我重新考虑我的请求，再次向我保证“兄弟般的信任”以及他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密切的个人合作。很遗憾，尽管我有更理性的判断，但我还是被说服了。
我立刻意识到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气氛发生了变化。我拒绝了安布罗西奥提出的要指挥突尼斯境内所有轴心国部队的提议，我猜想他的动机是要赶走我这个讨厌但权威的德国指挥官兼观察员，并把我在罗马的影响力消除掉。除非得到我的核准，否则不能发号施令，这种安排在实践中很容易落实，因为大多数命令都是由我的参谋或联络参谋直接拟订的。尽管安布罗西奥的专横有时令人无法容忍，我仍然对他保持着忠诚，只是更改了一些例行的做法，如不再亲自出席会议，改让我的参谋长作为代表。我与墨索里尼的会晤也仅限于非常紧急的事务。一开始我认为安布罗西奥对我明显的敌意是由于竞争而引起的，但后续许多事件很快就表明，他正在策划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而且可能还有更多想法。里卡尔迪上将和福吉埃上将会继续留在任上，担任海军和空军的总司令，罗西（Rosi）上将则出任陆军总司令，他是一个绅士也是我的朋友。老实说，我正在努力克服不信任的念头，以在我和墨索里尼之间建立起完全相互信任的关系。我最初担心，墨索里尼用安布罗西奥代替卡瓦莱罗是在自掘坟墓，但直到1943年2月8日内阁变动我才暂时消除了这种担心。当时，无论是我本人还是德国大使冯·马肯森（von Mackensen）抑或是德国武官冯·林特伦，都不认为当前政权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 就连墨索里尼在7月24日的时候也觉得自己的位子仍然稳固。
那天我独自去见墨索里尼。因为他当时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会议，所以请求我多等一会儿。半小时后我进去了，他满面笑容并热诚地向我打招呼。
“你认识格兰迪（Grandi）吗？”他说，“他刚刚离开。我们进行了一次坦诚的对话，发现我们的观点很一致。他对我忠心耿耿。”
我理解他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但就在第二天，我得知正是这位格兰迪在意大利法西斯大委员会（Fascist Grand Council）上主导了针对墨索里尼的围攻，我不禁问自己，墨索里尼的轻信和格兰迪的狡诈，哪个更令人震惊？就在前一天，即7月24日，冯·马肯森还告诉我，他得到了积极的消息，一切风平浪静，墨索里尼仍然掌控着大局。
在内阁变动和墨索里尼倒台之间的这段时期，轴心国的最高军事政治会议也正在召开，鉴于不断变化的战争局势，这次会议也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风起于青萍之末，见微而知著。
现在让我简要地回顾一下这个历史事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关于增加德国军队在意大利境内的兵力，产生了一番较量。这是意大利陆军总司令罗阿塔（Roatta）提出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墨索里尼和安布罗西奥希望对德国军队加以限制，于是关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部署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吵，而且意大利从6月21日开始还极为夸张地要求德国扩大援助。他们提出的要求包括援助17个装甲营、33个炮兵连、18个反坦克营或突击炮营以及2000架飞机。这个要求意味着谈判方向的彻底改变，我在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巴斯蒂亚尼尼（Bastianini）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表达了反对意见。虽然我的观点也得到了意方不少人支持，但安布罗西奥断然拒绝修改他的数据。这就值得深思了。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也对这些无法满足的要求感到为难，但最终于1943年7月中旬表示拒绝。
希特勒于7月19日在费尔特雷（Feltre）与墨索里尼进行了会晤，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希特勒并没有对德国的领导地位提出深远的意见，墨索里尼也把他对是否应该继续战争的怀疑闭口不谈。
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凯特尔（Keitel）和安布罗西奥进行了军事会谈并达成一项协议，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应该移防至意大利的南部，但他们都不想首先迈出这一步。
而此时在前线的德意两军指挥官的关系却非常融洽。我手下参谋团队中的意大利陆海空三军军官都与我们友好相处，只有我的意大利副官是个例外，他有点令人失望。他已经在我手下工作多年，我一直对他非常坦诚。虽然我费了些功夫为他安排了另一个任命，但我感觉到他对我和轴心国联盟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在墨索里尼被捕后的行动
意大利法西斯大委员会上的事件以及后续发展表明，我们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墨索里尼被废黜，法西斯政权也随之倒台。就像1945年希特勒遭到他党内朋友们的反抗一样，这位“领袖”也被他最信任的追随者们抛弃并彻底被击垮。虽然他的倒台或至少他的被捕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他可以把仍然忠于他的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召至身边，但他盲目的自负最终变成了他最大的敌人。
7月25日，当我获悉墨索里尼被捕，已是傍晚时分，我立即要求觐见国王。在犹豫了很久之后，国王陛下传讯，他当天晚上不能接见我，但答应第二天召见我。在去觐见国王之前，我首先拜访了巴多利奥（Badoglio），他对于我的提问，只能告诉我一些在皇家公告中已经公开的事情。
他所说的要点是，新政府将充分尊重《同盟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以及“领袖”是被保护性拘禁起来，这也是为了他的人身安全。巴多利奥随后向我展示了一封墨索里尼承认政权更迭的信，但他不能告诉我墨索里尼被关押在哪里，这只有国王知道。他请求我不要让他在政治上为难，所以我在此指出，我个人的职责是对墨索里尼负责，因此理所应当想要知道他的下落，这与希特勒深切关心他的朋友是不同的。
这次会谈给我的印象是充满了冷漠、谨慎和虚伪。
后来我又去见了蒙特泽莫洛伯爵（Count Montezemolo）上校，他是巴多利奥的副官，后来成了反德游击战的指挥官。
我在王宫里的觐见大约持续了1小时，国王陛下的态度非常和蔼可亲。他向我保证，战争的方式不会改变，相反还会得到加强。他告诉我，他不得不换掉墨索里尼，因为大委员会坚持认为墨索里尼已经失去了民意的支持。他说他极不情愿做出这个决定。他不知道墨索里尼现在在何处，但向我保证，他个人会对他的健康和医疗负责。只有巴多利奥知道“领袖”在哪里！他说他非常钦佩元首，羡慕他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自己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我的印象是，过分友好的面具再次掩盖了会谈中的缄默和虚伪。
希特勒的第一反应
墨索里尼的倒台与被捕损害了德国与意大利最高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希特勒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中看到的不是普通的政府危机，而是意大利政策的彻底逆转，其目标是尽快以有利的条件结束战争，而这将意味着牺牲他的盟友。在此之前，他的不信任只针对王室及其追随者，现在却对所有意大利政治家和军事领导人大发雷霆。曾经在战场上的失利现在看来更像是蓄意破坏，甚至是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背信弃义。意大利军队最近在阿尔卑斯山建设了一些阵地，似乎也像是准备掉头对付德军的前线。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决定先发制人。
按照希特勒的意思看来，首先就要“清除”王室和巴多利奥。清除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困难。令人高兴的是，他放弃了这个因一时冲动而产生的想法。
他的另一个计划是确保王室成员、主要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的人身安全，一出现危险的萌芽就预先消灭，避免演化成大逃亡。这个机会经过了仔细拟订，但没有通知我。
幸运的是，这项计划同样没有机会实施，它让位于希特勒想要拯救墨索里尼的计划，为的是他们可以再次谋划共同的事业，一种唇亡齿寒的感觉促使他下令要不惜一切手段——实际上是由斯图登特将军手下的党卫军少校斯科尔兹内（Skorzeny）完成的。虽然这个轻率的计划是对我保密的，但我总会听到一些风声，因为所有的线都会汇集到我的手上。
在酝酿的其他措施中，都认为巴多利奥提出的与希特勒举行会晤的建议将会遭到拒绝，因为希特勒认为会晤不会达成任何结果。我只能认可这个观点，但我的认可没能避免我和希特勒以及那些唯唯诺诺的人之间的分歧变得更加尖锐。我被列为“亲意派”，因此，只要在意大利我能够帮助维持与王室的友好关系，他们就认为我最适合在意工作。在这个需要迎难而上发出不同声音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选，那就是隆美尔，但他的集团军群（总部在慕尼黑）现在却驻扎在我的后方。我在意大利的合作者同样也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首先是德国大使冯·马肯森和冯·林特伦，接下来是冯·波尔，冯·里希特霍芬和马肯森的继任者拉恩（Rahn）。我们都接受国王的表态和负责任的政治家巴多利奥的正式保证。我们注意到前线士兵之间的同志情谊并未受到影响，尽管安布罗西奥和新任总司令们的态度让人心存疑虑，但我们相信国王会信守承诺。
据我所知，罗阿塔为满足军事需要而付出的努力，手段巧妙却光明正大。我喜欢和他一起共事，因为他是唯一还会负点责任的人。即使在今天，我也完全不清楚人们把罗阿塔作为敌人和叛徒进行谴责是否正确。
德·库尔顿（de Courten）上将表面上是一个最随和的人，结果却最令人失望。
新任意大利航空部部长圣达利（Sandalli）将军此前曾对冯·里希特霍芬做出过相当出色的评价，但我与他的几次谈话都令人非常不满意。
除了安布罗西奥，我没有理由让人产生不信任，这一点冯·林特伦表示同意。我不断想办法来消除希特勒对我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感，但这更加激怒了他。他曾经用一种忍无可忍的语气提到我：“凯塞林那个家伙在那边对那些生性不忠的叛徒来说太诚实了。”
转折点出现在8月23日凌晨3点，当时希特勒当着戈林的面对我说，他收到了意大利背叛的确凿证据。他恳请我不要再上当受骗，为事态的恶化做好准备，这一披露立刻让我束手束脚。我对此只能相信，但很遗憾他没有告诉我消息来自何处。从这一刻起，我所有的精力都开始被这个政治魔咒所拖累。
希特勒对我个人的不信任，已经有所改变，但仍然存在。所以当拉姆克的第2空降师降落到我在罗马的机场时，我和意大利政府同样感到惊讶。我一直都在请求增派部队，从各个角度来看，这都是如愿以偿，但我希望不要采取这么一种不那么正规的程序。罗马地区突然出现了空降师，虽然引起了一些不满，但显然加强了我们的力量，而从这一刻起，意大利政府就能认识到，我们已经看穿了他们的两面派做法。
不久之后，当德国军队和参谋开始涌入意大利北部时，意大利人的悲观情绪加深了。希特勒这样做的原因尽人皆知，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巴多利奥要对抗德国，向北部边防增兵并阻止德国的铁路运输，那么接下来德国将誓死捍卫意大利，避免自己被出卖给敌人。谁控制了布伦纳（Brenner）以及向东通往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向西通往法国的公路和铁路，谁就扼住了德国的命脉。因此，无论意大利人多么感到不安，正是他们的罪恶行径导致了希特勒将B集团军群调入意大利北部。尽管德国军队的官兵们能够大概理解意大利人的感受，但这期间也出现了一些错误，导致我在阿尔卑斯山这一侧的声望受损。冯·林特伦的工作越来越难，但不管怎样，巴多利奥现在已不可能实现他那邪恶的想法了，否则我就对不起那些牺牲的忠诚战士们。回想起来，我认为巴多利奥确实有这个意图，想强硬地要求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德国部队迁到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这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清楚了。而这时意大利人已经在和同盟国谈判投降事宜。
当然，意大利政府和最高统帅部也通过口头和书面抗议了这种对他们主权“无法容忍的侵犯”，并单方面采取了军事预防措施。
我们的措施之一是加强罗马附近的作战部队，使他们逐渐增加至5个师以上，并增加了装甲兵种。尽管战事紧急，但这些部队也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留着。
8月6日，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在塔尔维斯（Tarvis）会见了安布罗西奥和瓜里利亚（Guariglia）元帅，但这些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不足为奇，因为对抗已经变得明显化。两位将军想要做出让步，这在正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会被提及；凯特尔希望意大利把驻在本土中部和北部的意军派出参战，而安布罗西奥则坚称所有进入伦巴第（Lombardy）的德国部队都应置于意大利的指挥之下，并接管保护铁路的任务。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阻碍了对其他问题的讨论。
罗阿塔建议于8月15日举行第二次会议，这次是由德军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Jodl）将军参加。会议一开始就笼罩着明显的紧张气氛。约德尔由隆美尔陪同，他把隆美尔称为现驻扎于意大利的B集团军群总司令。约德尔从希特勒那里获得了明确的指示，想让南方战区司令部和所有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德国军队都听命于国王，而在意大利北部的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则应该听从B集团军群的指挥，也就是归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调遣。罗阿塔重复了安布罗西奥的提议，意大利北部的所有德国部队应该接受意大利的指挥，同时建议从法国南部召回意大利第4集团军。后一项建议得以通过，因为现在B集团军群控制着意大利北部的所有关键阵地，这些部队在那里的部署已经毫无意义。在所有其他问题上，他们都未能达成一致。事实上在墨索里尼倒台后，南方战区总司令只会听命于国王。约德尔在阐述他的要求时，一定别有用心。我当时确信，他提出这些要求，知道意大利人不可能接受，从而迫使他们摊牌。
尽管在高层有隔阂，但我作为南方战区总司令，继续与意大利各部门进行公正友好的业务往来。甚至我在8月21日还在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同安布罗西奥举行了一次会议，邀请3个军种的总司令都参加，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毫无差错。陪同我的是我的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将军，他最开始与一个行动小组一起加入我的参谋团队，后来成为我唯一的参谋长。讨论了未来的计划之后，安布罗西奥要求增派一个德国师移防撒丁岛。我出于纯粹的军事原因表示拒绝。当时我还不知道安布罗西奥实际上知道投降的谈判已经开启。在他的要求中几乎没有考虑当时的局势，我不得不留了一手。
因此，希特勒在8月23日所说有证据显示意大利要背叛并不是什么爆炸性新闻。安布罗西奥的目的只是通过削弱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德国军队来帮助盟军。我敢肯定，他很想甩掉第2空降师，为盟军在罗马的空降铺平道路，这样他就可以和他们联手，从坎帕尼亚（Campagnia）在背后给我们致命一击。
我为局势稳定所付出的努力
双方之间关系的逐渐恶化促使我很早就开始考虑，如果意大利投降，我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我的主要做法是牢牢控制住意大利军队及其指挥部。如果意大利有可能退出轴心，相比起同室操戈的风险，这样做还是值得试一下。现在只能指望，随着战争的继续，意大利在投奔到对方那边的时候，能够让事情稍微简单一点。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尽量通过个人或参谋人员开展谈话的方式，协调我与意大利陆军部队（Esercito）、海军统帅部、空军统帅部关于未来战争走向的看法。意大利负责联络的军官对我提供了毫无保留的帮助。但就在意大利投降前夕，他们还同意将意大利军队转移至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这件事不得不引起我的思考。约德尔对罗阿塔的判断到底对不对？这不成“睁眼瞎”了吗？当然也有一定的可能是，罗阿塔不知道当时的谈判，只是后来才接到安布罗西奥和巴多利奥的批准。
在这几个星期里，我还与在意大利南部、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意军下属指挥官们进行了私人沟通，发现他们既乐于助人，又相互理解，并得到他们德国战友的信任。
在这段时间，我与现役海军上将很少有私人接触。海军统帅部完全在忙于西西里岛海军港口的作战行动，但同时也营造出一些紧张气氛，让塔兰托和布林迪西（Brindisi）加紧防御，以防盟军在卡拉布里亚登陆。此外，它还有闲暇准备集中精力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海军行动，在半岛上部地区防备看似不可避免的登陆作战。关于舰队应该采取何种行动的会议在南方战区司令部和意大利海军统帅部之间持续召开。就在意大利投降的当天，我本还要去找德·库尔顿上将，与他讨论海军最终要在那不勒斯（Naples）附近海域参加战斗来抵抗登陆舰队，但就是这个人，率领着意大利海军从拉斯佩齐亚出海向敌人投降了。
冯·里希特霍芬和他的参谋们负责与意大利空军打交道。虽然意大利空军能提供的帮助不多，但把地勤机构都慷慨地交给我们，同时意大利轰炸机组成员和战斗机飞行员也在德国教官的指导下接受德国飞机的培训，练习运用德国战术。
“轴心”行动
不幸的是，后方的情况与前线完全不同。这里的情况让人有理由怀疑意大利意图破坏同盟条约，因此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下令采取措施保护在意大利境内的德国部队。这一行动的代号取为“轴心”（Axis）。
由于意大利人将以何种方式、在何处和何时放下武器仍然未知，采取反制措施的余地非常有限。最重要的是做好准备，能够应对一切可能性，因此在战术方面，我没有签发任何书面命令，例如在罗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只是与相关人员讨论了一下我的计划。
我的指导方针是：
撤回高危前线上的德国驻军，包括在偏远岛屿的驻军。
所有的物资存储都要尽可能地隐藏起来。要与相关的意大利指挥官达成协议，便于撤离工作顺利开展。在预计会遇到困难的地方，应通过隐蔽撤走部队和物资等方式来避免矛盾激化。
在岛屿和卡拉布里亚前线，撤离工作不费一枪一弹，但在遭到意大利部队反对的地区，则要用一切可行的办法来保证铁路畅通。
负责与意大利参谋对接的联络军官也将密切注意他们的活动。
自我保护措施必须辅以城镇的撤离行动，对于那些无法落实的地区，德国行政机构必须集中在防守严密的建筑物内。
空军司令部在“轴心”行动中的任务是立即控制所有可用的飞机和防空炮，海军的任务是阻止意大利舰队出海，以便日后为德国所用。
最后一步是占领所有重要的军事信号站，即使不能完全使意大利统帅部陷于瘫痪，也可以阻碍其行动。
我和第2航空队的总部在弗拉斯卡蒂（Frascati），当地部署的防御力量包括陆军部队和高射炮部队，其中陆军部队在阿尔巴诺丘陵（Alban Hills），都得到了加强，防空洞也进行了扩大。
在意大利倒戈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和我的下属指挥官都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作为一名军人，对于盟友和希特勒强加给我的这种两面人做派，我实在容忍不了。我对意大利伙伴们有着盲目的信任，对于国王和巴多利奥的话也毫不怀疑，但是此时此刻盟友对我们的欺骗又看似有着合理的理由，这使我无法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我与元首总部的交流本就充满了不愉快，这件事无异于火上浇油，再加上繁重的军事任务、蔓延到意大利全境的空战局势以及日趋黯淡的前景，都逐渐使我神经紧张起来。在意大利投降的当天发生了许多事，我的总部遭到了空袭，盟军登陆萨莱诺湾，皇室和政府从罗马乘机离开。但我可以欣慰地说，我竭尽所能付出的努力，阻止了意大利人迈出那一步，并尽量维护了德国的利益免受损害。
投降之日—1943年9月8日
9月8日上午，没有迹象表明这一天将对地中海战区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盟军轰炸机编队飞过弗拉斯卡蒂上空时，高射炮开始轰鸣，我正在开会讨论防御方法。当我正要离开办公室时，第一批炸弹落在了我的玻璃阳台附近，后来又在我的防空洞不远处进行了多次轰炸。敌人的空袭没有对军队造成多少损失，但是极大地破坏了这个城镇并伤害了许多居民。我立即发出警报，下令所有部队一起还击。这次空袭很有指向性，因为我们在一张地图上发现，我和冯·里希特霍芬作为总指挥部的房子被精确地做了标记，而这次就被一架轰炸机给炸毁了。这表明意大利方面有一些软骨头做了出色的工作。然而，由于通信部队的功劳，我们就在最近已停止使用这个总部。显然，国王和巴多利奥都认可了这次进攻，其实之前他们如果要求我把总部搬到人口较少的地方，我也无法且不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空袭结束几分钟后，我离开了防空洞，空袭防御部队和来自罗马的消防队就已经到达了该镇的入口，这也表明他们对空袭有一定的预见性。
我不得不考虑在9月8日夜间可能会有登陆行动，并设想意大利和盟国之间公然开展了合作。
但即使在上午的空袭之后，意大利统帅部的行为也没有任何改变。我指示我的参谋长和林特伦的继任者图桑（Toussaint）将军按照日程安排前往蒙特罗通多（Monterotondo）同罗阿塔一起出席会议。我又同前线的所有指挥官都谈了话，命令他们待命，并批准海军总部从罗马迁到弗拉斯卡蒂地区。下午晚些时候，约德尔打电话来询问关于意大利投降的电台广播是否准确。由于我没有听到有关此事的任何消息，我安排随后再电话联系。我的询问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答复：电台新闻是故意转移注意力的，战争将继续下去。因此，我坚决要求官方立即否认这一非常危险的谣言，却从未得到落实，因为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被迫公开承认真相。这次我还是从约德尔那里首先得到了消息，他从巴多利奥那里给我发了一条无线消息，元首总部也是刚刚收到。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图桑和韦斯特法尔，他们主动打听，罗阿塔告知他们整个事件是一个有预谋的骗局。
将军们继续进行着讨论，当韦斯特法尔向我汇报时，已经是深夜了。他之前担心他和图桑会被扣留在蒙特罗通多。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罗阿塔给我打了个电话，郑重地向我保证，这个消息使他感到意外，他并没有试图欺骗我，但我确信巴多利奥和安布罗西奥想把我蒙在鼓里，以免我第一时间采取反制措施。当局势明了后，我已经来不及采取行动，皇室和政府都已经逃离了。
虽然我还能和约德尔以及前线的指挥官们进行通话，但是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只能让我们听天由命。南方战区总司令被从元首总部除名了。在发送了通信代码“轴心”之后，我简短地告诉下属指挥官们接下来几天我将重点关注的事情。晚上晚些时候，我们的空中侦察报告说，登陆舰队仍在那不勒斯附近的海域，我们认为最严重的危险可能没有发生，但敌舰的逼近将增加驻在意大利南部的第10集团军的压力，这同样也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因为我实在指望不上B集团军群能给我们什么帮助。与此同时，当晚从罗马发来的报告使情况变得比现在更为危急。报告称，在德国大使的主持下，所有德国国民正在被遣返回德国。
卡瓦莱罗的结局
罗马城内外的军队在卡尔博尼（Carboni）将军的领导下刚放下武器，我就下令释放包括卡瓦莱罗伯爵在内的所有被囚禁的法西斯领导人。我邀请卡瓦莱罗和另外一两个意大利人一起到我的驻地。在抵达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样子，当时我还无法理解，但现在我自己也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囚犯，所以就释然了。卡瓦莱罗扑到我的身上，并吻了吻我，这种问候方式对我来说是第一次。
考虑到他们的精神状况，我指出，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有必要把他们暂时送到德国去。接下来在几天之后，他们就将乘飞机前往。卡瓦莱罗的妻子病得很重，住在医院里，这让他非常难过。他请求我允许他第二天去探望她，我当然欣然应允。他在妻子的床边待了几个小时，回来后一直在向我表达着他的感激之情。第二天吃晚饭时，我向他说明，我将亲自保护他的妻子，并保证他在德国期间会把他们的信转交给他，预计不会在德国待得太久。我还透露了一下，希特勒非常尊重他，墨索里尼肯定会任命他为新内阁的战争部长。
一天吃饭的时候，卡瓦莱罗显得异常凝重。我想这可能是由于最近几周的起伏以及即将与他妻子离别。他早早道了晚安，由一名军官护送到他的住处。第二天一早，噩耗传来，让我大吃一惊：有人发现他坐在花园里，已经死了，眼睛还盯着“永恒之城”（罗马）的方向。我立即下令进行医学和司法检查，结果是确凿无疑的：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经过对他的意大利朋友们进行询问，以及其他一些事情，我们明白了，那天晚上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很早就去了花园。
至于原因，据我所知，卡瓦莱罗曾参与过一场反对墨索里尼的阴谋，也许已经被墨索里尼所知。前往德国的行程，以及希特勒组建流亡意大利新政府的计划，都必须让他再次与这位“领袖”接触，这是他无法面对的。在绝望的心情中，他找不到别的出路。很遗憾，他没有向我袒露心声。
我曾经叙述过这件悲惨的事情，因为在审判前我在威尼斯（Venice）听到有人说过，也在报纸上读到过类似影射的话语，说卡瓦莱罗是被我或我下令射杀的。我在这里再重复一遍我在威尼斯审判之前说过的话：
“我尊敬卡瓦莱罗伯爵，给了他无条件的支持，因为我知道在轴心国集团内部，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他认为促进我们共同的利益发展是最伟大的事业，虽然受到诸多非难，但是仍毫无保留地为之付出一生。他的天赋远超常人，是一名能干的杰出军人。他活力充沛又具有精明的外交技巧。在我看来，他是当时唯一能够把意大利战备工作和战时经济协调好的人。我经过深思熟虑给出这样的评价，因为我充分了解他自身的缺点，也知道在意大利军队中有部分军官对他极为抵触。”
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墨索里尼与希特勒
墨索里尼当然是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但他知道如何履行对王室的职责。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他们共事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内部之间几乎没有和谐可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墨索里尼野心勃勃地追求权力，这与国王不谋而合，而他们却可能都选择了错误的相处方式，最终导致他们双双垮台。
推动社会新闻工作是墨索里尼的政治根基，他始终是一名政客。他自己熟练掌握了外交规则，知道这些规则该用于何处，并首先把它们用于宣扬自己和人民。人民要求建设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海军和空军，他很聪明地把这些呼声融进自己的政治目标中，而这其实也是他作为三军部长而煽动起来的。然而，军队训练的缺乏无法让他认清事实，也不足以让他发现这个华丽外表背后的空洞内核。从表面上和意识形态上看，他都是希特勒的朋友，但他嫉妒希特勒的军队力量和军事胜利，这是墨索里尼投身军事冒险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最终导致他的职业生涯以悲剧而终结。
随着我与墨索里尼的接触越发亲密，他所拥有的健康和权力也在逐渐流逝。他对追随者的绝对信心开始减弱，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他继续果断行动，他的决策也越来越多地受到身边顾问的影响。直到后来他在加尔达湖（Lake Garda）岸边恢复原职，实际权力却少得可怜，他越来越倾向于让人昏昏欲睡的哲学思索。他现在已不再是一个独裁者，只是在变幻莫测的生活中曾染指过权力的巅峰，他本来可以避免现在这个残酷、可憎的结局。
希特勒出任德国人民的元首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混乱的余波。从1921年至1945年，他觉得自己首先是一名军人，现在又正值政治活力的巅峰，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政治组织都要穿制服，以及为什么他打造的德国国防军气势不凡又充满战斗力。在他出色的宣传工具的支持下，他确实成了民众的偶像。难怪他逐渐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且无可替代的，而且他的使命就是致力于德国永恒的伟大和安全。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长生不老，所以这个使命必须在他有生之年内就要完成。他在早年时期准许他的战士和臣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但随着战争的拖延，他也好像变了一个人。他认为顾问们不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为他服务，后来又感到他们大多数人也不再了解他，于是他觉得自己被遗弃和出卖了。这在心理学上是个有趣的个例，他在许多领域都有着毋庸置疑的优点，但他也有自卑情结，这种情结让他憎恨所有自由表达意见的行为，并迫害所有臆想的或真正的对手。他把所有的责任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这让他的担子很重，这种过度紧张导致大家都见过他的喜怒无常和草率武断，而其后果往往是可怕的、不人道的。
尽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本质上存在相似之处，但他们同样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之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他们追求的权力意志和不受控制的独裁统治的受害者。如果像希特勒设想的那样，在元首之上再设立一个参议院作为监督机构或“防火墙”，其实也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原始的力量需要“从一开始”就控制住，即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也应该为了自身和人民的利益而建立这种控制。无论独裁政权以何种形式出现，如果不受限于任何外部或内部的法律，那么都将是短命的，自己就会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