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21日，凯塞林被任命为西南战区总司令；1944年1月22日，盟军在安齐奥—内图诺登陆；2月，德军在安齐奥—内图诺发起反击，无果；1月、2月、3月，德军在卡西诺防御战中连战连捷；5月12日，盟军大规模进攻卡西诺前线，突破加利格里阿诺河防线和卡西诺防线；5月22日，盟军从安齐奥—内图诺桥头堡发起进攻，突破第15集团军左翼；德国第10、14集团军撤退；6月4日，盟军进入罗马，德军指挥部率先宣布罗马为不设防城市。
桥头堡与卡西诺
局势仅从军事上进行分析很容易，但是皇室和政府从罗马逃走，使意大利政治变得扑朔迷离。不过，拉恩博士和我们的领事莫里森迅速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成功地使混乱局面恢复了秩序。随后，受德国控制的意大利官僚机构开始征召劳工营并发放粮食。除了特殊情况，结果大都不令人满意，工人们虽然受到良好的照顾，但仍然很不可靠，这是普遍厌战的一个反映。我逐渐认识到，在意大利进行战争，如果想更容易更有效，最好不要通过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来实施。这确实是德国大使馆和军方之间产生各种根本性分歧的唯一原因。
我十分关注部队从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的撤离工作。当撤离完成后，我才长舒了一口气。多亏了隆格豪森（Lungerhausen）将军的技巧和岛上意大利指挥官的顺从，我们才得以不费多大力气就撤离了撒丁岛。冯·森格尔—埃特林（von Senger-Etterlin）将军终于成功地把我们的全部部队，近4万名士兵，连同他们的武器和装备，运到了厄尔巴岛（Elba）、里窝那（Leghorn）和皮翁比诺（Piombino）。争夺巴斯蒂亚（Bastia）的战斗，以及从那里到意大利本土的跨海输送，让我焦虑了好几个小时。
我不断地请求在意大利建立统一指挥，这无关我在其中会有什么得失。最终我亲自前往元首总部，终于在11月21日时获得批准，我被任命为西南战区兼C集团军群总司令。为了这个迟来的决定，我加倍努力弥补以前的疏忽。我们不再束手束脚，根据我的需要，对于之前由隆美尔下令建设的纵深防御计划进行了修改，该计划以卡西诺山为中心，位于古斯塔夫防线的后方。
经过年底短暂的喘息，对古斯塔夫防线前沿阵地的决战终于在1944年1月3日爆发，最终以法国军队分别于1月6日占领圣维托雷（San Vittore）、1月15日占领特罗奇奥山（Monte Trocchio）和圣克罗切山（Monte Santa Croce）而告终。我们的新兵师只是逐渐适应了意大利前线的特殊性。这次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高海拔作战所需的冬衣和装备，以及对于如何实施山地作战而产生意见分歧。这些问题的解决占用了我相当一部分时间。
最近几个月的艰苦战斗使我确信，盟军不计代价的用兵一定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于一个目标明确的进攻来说，这种极高强度与简单任务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认为亚历山大（Alexander）不会满足于盟军这种行动缓慢却损失巨大的推进方式。总有一天，他一定会以登陆方式来结束这场战争。考虑到敌人的系统计划，登陆行动只能在罗马地区实施。另外，这样的登陆行动明显可以与南线的进攻在某种程度上相结合。要应对这两种情况，必须预留出强大的后备队用于机动。我下令从前线撤出4个摩托化师，希望能够赢得足够的时间来调配。
1月17日—18日，盟军集中英国第10军的优势兵力，对加里格里阿诺前线发起了进攻。1月20日，美国第2军也加入攻势，开始进攻拉皮多河（Rapido）的对岸。德军第94步兵师刚刚组建，无法守住阵地。随后敌人大举进攻卡斯特尔福泰（Castelforte），德国第10集团军预料到攻势将从利里河谷（Liri Valley）推进到卡西诺山区，但是他们薄弱的后备队无法封锁住这个缺口。正如我亲眼所见，德国第10集团军的右翼已危在旦夕。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我们对于卡纳里斯（Canaris）海军上将的报告，他也是军事情报部门的主管—我同意了第10集团军指挥官的迫切请求，向他增援了由施勒姆（Schlemm）指挥的第11航空大队和第29、第90装甲掷弹兵师，命令他全速前往第94步兵师的前线，并稳住局势。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做是否正确，尤其是我收到卡纳里斯发来的一份情报报告，上面提到了在那不勒斯港停泊的舰船数量。根据这份报告，可知那里已有足够吨位的舰船组成一支登陆舰队。
我能清楚地看出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计划。有一件事很明显：美国第2军和法国远征军于1月20日开始对卡西诺山以北阵地发起的进攻，直接配合了在加利格里阿诺河的战斗并最终获胜。另一种可能采取登陆的行动现在还只是一种预感，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发生在何时何地。如果我拒绝第10集团军指挥官的请求，他的右翼部队可能会被击退，而且难以预测他们会一直退到哪里。当时我预见到了会发生5月攻势那样的情况。如果这种失控的撤退与登陆行动同时发生，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拥有百万人口的罗马会作何反应？我不相信美国第5集团军的进攻只是为了掩护登陆行动，但我认为盟军在等待，期待南方攻势的进展不仅有助于他们开展登陆行动，更有可能局部配合形成一个包围圈。无论如何，我认为克拉克（Clark）或亚历山大会利用在加利格里阿诺战役的胜利之威来反攻德国第10集团军的右翼，除非我们也采取反击措施来遏制他们的攻势，我的这种想法应该不会偏离事实多远。面对这种威胁，应对措施决不能半途而废，反击必须迅速而有效。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及时平定某一点上的混乱，以便腾出足够的力量来迎接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登陆行动的威胁一直悬在我们头上。我军的空中侦察几乎完全停止，收到的报告寥寥无几，既不准确又语焉不详。在登陆行动开始之前的3个晚上，我已下令在意大利全境发出紧急警报。当时我的参谋人员的强烈警告我不要使部队因不断的待命而疲惫不堪，如果我当时听从他们并取消了1月21日晚间的命令，那么我就成罪魁祸首了。
1944年1月22日，安齐奥—内图诺登陆行动爆发，刚开始几个小时的气氛十分压抑。到了上午，我感到最糟糕的危险似乎已经避开了。已经登陆的部队在推进时显得迟疑不定，这主要是因为冯·波尔按照我的直接指示，设置炮兵阵地把滩头阵地围绕得水泄不通，连坦克也难以突破。与此同时，驻防在此地的各个营早已在施莱默（Schlemmer）将军的命令下前后连接起来并准备就绪。施莱默将军的任务是把所有到达此处的部队尽可能地向南推进，配合高射炮部队减缓或阻止敌人的前进。每一码距离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下午我到达现场发现，我的这一命令被他们莫名其妙地任意更改了，这打乱了我立即组织反击的计划。不过，当我穿过前线时，我的自信又回来了，盟军错过了占领罗马和在加利格里阿诺前线上打开缺口的绝佳机会。我确信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在那些日子里，接踵而来的是一群杂乱无章的部队，各个师都有，相互交错，混乱不堪。除了第11空降军，我命令从亚得里亚海防线前来的第76装甲军和在意大利北部的第14军等两军参谋人员进入桥头堡地区，作为作战指挥主体。1月23日，第14集团军指挥官冯·马肯森前往我在索拉泰山（Monte Soratte）的总部进行报告，我告诉他，我认为我们的防御是稳固的，无须担心出现重大逆转。我给了他两项任务：继续巩固防御圈，并采取措施收缩并转移桥头堡。1月25日，美国第6军对奇斯泰尔纳（Cisterna）发起了猛烈攻击；1月31日，他们再次对奇斯泰尔纳和坎波利欧内（Campoleone）发起猛攻。这都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敌人损失惨重却只能换来局部的些微进展。因此对于出现的任何危机，冯·马肯森都毫不畏惧，他能够迅速集结、指挥、派遣增援部队，而且从现在直到本月底，增援部队都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赶到。
我现在主要担心桥头堡地区，在卡西诺地区东北方向的第14装甲军也需要同样关注。法国远征军的主力部队与美国第2军并肩作战，缓慢而坚定地向科莱贝尔韦代雷（Colle Belvedere）和特罗拉（Terello）步步逼近，最终于1月31日攻占两地。面对此时此地的危机，只有动用由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海德里希和巴德指挥的精锐部队以及同样优秀的第71师第211团。他们也不负众望，最终于2月6日化解危机，战斗也于2月12日平息。对于这场战斗，亚历山大元帅写道：“这场战斗是属于德国的胜利。”
甚至在后续的进攻中，从2月15日至2月19日，印度第4师和新西兰师试图攻占卡西诺山修道院和整个卡西诺地区，也徒劳无功。他们首先使用重型火炮和空袭的方式对修道院进行了轰炸，这次轰炸不仅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对于后续战斗有害无利。我没有把修道院作为防线的一部分，为的是可以一劳永逸地避免其受到波及。修道院由宪兵把守，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入内。尽管修道院中的艺术珍宝和图书馆藏都早已被移到梵蒂冈（Vatican）进行保存，但平民百姓仍然遭受了巨大的伤亡，我们完全理解修道院院长的悲痛。
在桥头堡的战斗仍在继续，美国第6军的目标是突破阿尔班山（Alban Hills），而冯·马肯森则计划先牢牢地控制住阿普利亚，然后再发起主要反攻。盟军的进攻被击退，双方都伤亡惨重，我方通过反攻于2月8日—9日占领了阿普利亚，2月9日—10日又占领了科罗切托（Corroceto）。盟军又发起反攻，但未能奏效。他们这次进攻的失利，导致的唯一结果就是，美国第6军现在转入防守，在桥头堡地区构筑了纵深阵地。德国第14集团军虽然一直兼顾我们的防御工作，但主要任务仍然是进攻。集团军群接收了大量的生力军和补给品。第2空军司令部也尽其所能，集结了强大的高射炮部队，战力之盛不禁令人又回想起其往日的辉煌。
即使考虑到对方拥有强大的坚船利炮和压倒性的空中优势，我自己也深信，基于现有的手段，我们也一定能成功地把盟军重新赶回大海。我时刻牢记着，对方的处境对美国第6军的参谋和部队都产生了不利的心理影响。他们被困在地势低洼、卫生恶劣的海岸上，一定非常难受。我们的重炮部队和空军部队拥有大量高射炮和轰炸机，可以单独执行任务，即使在我军“休息”时，也能使对方部队疲于奔命。桥头堡驻军人数有限，如果人数太多会意味着造成不必要的重大伤亡，而驻军太少则可能导致失去桥头堡。输送新的部队难度较大且需要时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尽快进攻，免得敌人有时间恢复他们在近期战斗中的损失，或者巩固在桥头堡地区的中间阵地。另外，也有必要使我们新来的部队迅速适应环境。
我和冯·马肯森都不同意沿着海岸向北通过安齐奥发起侧翼攻击这一普遍观点，因为这样会导致我们的部队集中在一处，暴露在盟军舰炮的侧翼火力覆盖之下，而且我们自己的炮兵部队却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此外，德国强大的装甲部队也将受到这片林木茂密、布满地雷的地区的影响，难以相互配合。由于南翼布满沼泽、道路支离破碎，所以自动被排除在外，因此就只剩下阿普利亚和奇斯泰尔纳之间的这一段区域。冯·马肯森计划从一侧对阿普利亚发起主要攻击，同时发动两次辅助攻击进行配合。
希特勒让冯·马肯森把计划报告给他，在他的授意下，攻击任务将由最近刚从德国调来的步兵教导团来实施，而且为了保证我们的炮兵部队能够集火轰击，进攻将在一条非常狭窄的战线上进行。这两个错误让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一个错误是，虽然我也听说步兵教导团是一支优秀的部队，但我不应该仅仅通过道听途说就加以轻信，而且本应知道一支没有战斗经验的本土防卫部队是无法执行这种重大行动的。另一个错误是，攻击定于2月16日18时30分开始，对于该团来说，时间太晚了。因为他们不熟悉地形，其实只能在白天发起攻击。不管怎样，他们最终大败而归。
我坚信，第29装甲掷弹兵师或第26装甲师是足以胜任这次攻击的。前者在2月18日的进攻中展现了其传承悠久的战斗精神，从一个没有突击优势的困难阵地出发，一直坚持推进到82号公路直至敌人的最后一个桥头堡阵地，也就是其起始防线。
希特勒亲自下令的第二次进攻失败了，这证实了这一观点。虽然我认为换一个地方再次发起攻击也不会有多大改善，但是我无法取消命令，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等多方面原因。如果我们把桥头堡回撤到起始防线，的确有可能取得局部胜利。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德国第14集团军就能够优化配置兵力，而盟军则要怀疑桥头堡能否守住了。
这一次攻击是从桥头堡的另一侧发起的，即奇斯泰尔纳。第一波负责进攻的是3支减配师。他们吸取了第一次攻击的教训，完善了伪装和火力牵制的措施，不过我认为在如此狭窄的地域内，没有必要这样做。原定于2月25日发动攻击，但这个日期由于天气恶劣而不得不推迟，甚至到了2月28日也还有周期性的暴雨。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在重大行动之前视察部队，心里决定再一次推迟行动，但是部队详细部署了这次行动，并且显得信心十足。因此，为了尊重他们的意愿，我决定不延期。事实上，相较于敌人来说，恶劣的天气条件对我们更有利一些，让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有机会在局部发起突袭。敌人将失去坦克的支援，而且海空军也将受到极大的阻碍。2月29日天气转好，这是我们计划的攻击日期，不过上述优势也被减弱了，逐渐变干的地面使得盟军坦克可以越野机动。截至3月1日下午，我们的进攻没有取得进展，于是我就叫停了。
3月15日，敌人重新对卡西诺地区和卡西诺山发起攻势。他们为了削弱我们的防御，投下的炸弹总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炮火轰炸，动用了英国最好的突击师（第27师、英印第4师、新西兰师）。但直到最后，我们仍然固若金汤，第1空降师牢牢守住了阵地。到了3月23日晚，英军停止了进攻。
第2航空队在冯·里希特霍芬的率领下，曾在西西里岛战役中损失惨重，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恢复，此时的萨莱诺登陆行动又给我们的飞行员带来了新的沉重压力。我最初打算保留我们的空军，以便在罗马南部遭到入侵时，能够在罗马附近打击意大利师。但是现在这一计划已没必要继续实施，因此空军司令部可以集中精力对付登陆舰队。虽然通过这些空袭击沉了一些船只，但登陆行动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顺便说一句，U型潜艇和鱼雷快艇的战术没有取得任何成功。
在随后的战斗中，无论是在空中还是在地面，我都能亲眼看到德国空军在兵力和装备上所处的劣势，也能理解空军中的批评声音，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偶尔取得几次胜利，但只配备了300架左右的飞机，而敌人拥有4000～5000架，所以我们不能再采取那种无计划的空中作战了。然而，毫无疑问，在桥头堡地区的战斗中，空军向陆军提供的空中支援决不含糊，而且高射炮部队的火力支援也非常有用。冯·里希特霍芬建议在阿尔班山建立一个空军作战总部，由冯·波尔负责指挥，事实证明这一建议非常好，可以直接俯瞰整个战场并远眺大海，在各师联络军官的协助下，能够及时跟踪战场动态，迅速派出近距离支援编队，并驱逐那些非常讨厌的敌军炮兵观察员。
罗马之战前夕
自1943年7月，各个部队指挥官率领部队开始参与部分行动，并从1943年9月起参与了全部行动，但直到1944年3月，他们所取得的战绩并不令人满意。由于双方伤亡惨重，基本可以确定，在发动决定性的进攻之前，会有一段时间的平静。面对即将到来的打击，我们必须利用这段时间来集结大量的后备力量。盟军把南线作战和登陆行动联系起来的想法，即使现在尚未实现，也是显而易见的。从现在起，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着手准备，除非盟军设法在奇维塔韦基亚（Civitavecchia）或里窝那地区登陆，以代价较低的方式谋求决战。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战斗力最近得到了增强，一些师已经成长起来，称得上真正的大型战斗编队。
我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要归于我国宣传的一个重大失误，即并没有下大功夫去讽刺敌人缺乏主动性，没能促使他们逐步改变作战方针。限定目标，制订计划，然后按照计划谨慎推进，这种做法开始被鼓舞人心的策略所取代，而且这种策略在战争结束几个月前就得到了完善。当时我极力抵制这种愚蠢的宣传，但它仍然给我们带来了损害。为了向希特勒和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解释我们所面临的胜利希望有多低，我派了参谋长去和元首讨论我们的问题。这可以归结为两点：首先，敌人在陆海空方面都占据优势而且能够完美协调相互的行动，即使是在构筑巧妙的沿海阵地，如果没有纵深，也阻挡不了登陆行动；其次，我们的反攻基本都是被敌人猛烈的炮火击退的。在敌人空军控制的地区，我军只有在特殊的天气条件下或在特别有利的地形中才有机会按照我们的想法开展行动。
到目前为止，战斗显然还是僵持不下，在政治和战略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变化。现在要让部队在战区中基本实现自给自足，也是我们所面临的当务之急。
这些考虑已在1943年9月开始实施的防御措施中得到落实。因此，古斯塔夫防线上位于不同战场区域的防段也分别得到了巩固。装甲部队和混凝土防线纵横交错，前线阵地和中间阵地之间的纵深进一步加大，即使是非常强大的敌人也能把他们阻挡在防线之后。众所周知，单一的防线无法持续抵御现代化部队的突击，即使是设置纵深阵地也可能面临失守的风险，所以我们在罗马南部一直在建设一条C防线。这条防线横贯阿韦扎诺（Avezzano）直至亚得里亚海海岸，我们对这个区域的地势进行了长期研究。它很自然地与我们在滩头堡周围的阵地连接起来，它们的交界线就在罗马南部。
这些防御措施尽可能保障了我们的战略得以实施，然而，战略也受限于盟国获取的空中优势和C防线自身固有的弱点。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敌人空军控制的地区——无论在蔚蓝的晴空下，在崎岖的山区中，在开阔的平原上，在稀少却明显的道路上，还是在月光照耀的短夜里——要想采取机动作战方式，只有在非常幸运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功。C防线还处于建设中的第一阶段，台伯河（Tiber）、阿涅内河（Aniene）和罗马都紧贴其后，另外，长度问题也令人感到有些不安。不过，在第10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阵地之间的湖滨防线，受到技术手段和泛滥洪水的保护，反而显得相当安全。北方沿海地区已根据其受威胁的程度适当加强了防御。现在头等大事是在亚平宁山脉建立阵地，要想在那里建设合格的防御体系，还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尽管西南战区司令部对于空中侦察工作做得很差，但我们仍能或多或少地准确了解敌人的兵力分布，并可据此推断出他们可能的意图，几乎可以肯定地把亚得里亚海前线排除在考虑之外。另外，加利格里阿诺河、卡西诺背后的山嘴部分、安齐奥滩头阵地等地都必须设为战斗前线，也许在罗马以北的奇维塔韦基亚地区还可能有佯攻或牵制性登陆行动，或者在弗罗西诺内（Frosinone）山谷进行空降作战。我估计，美国第5集团军和英国第8集团军会通过马约山（Majo）、彼得雷拉山（Petrella）和卡西诺山向我第10集团军的右翼发起大规模纵深攻击，并向利里河谷推进。法国远征军的作用及其组成和可能的进攻方向，直到进攻开始后的第四天仍然是一个重要而危险的未知因素。
我发出指令“防守”，我想这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该如何进行战斗，并且相信所有参谋人员和部队都充分理解了这一点。总的来说，那些坚守前线的人证明了他们的优秀。右翼的第94步兵师在以前的战斗中曾让我失望，如果他们这次被击溃，敌人的突破也能在纵深被拦住。如果右侧的马约山和左侧的卡西诺山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利里河谷就能够守住。第1空降师控制着卡西诺山，他们的防守是做得最好的。整个左翼却不值一提，几乎没几支部队。
我们在滩头阵地周围的防御几乎无懈可击。第14集团军有足够的后备力量，还配备了高射炮部队，可以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击退敌人的强攻。但是，如果内侧两翼的部队缺乏合作，整个集团军群也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德国空军受戈林的直接指挥。冯·波尔的职位较低，负责指挥高射炮部队，但他和我们合作得很好。高射炮部队的主力都集中在利里河谷、瓦尔蒙托内和罗马等地。
通信网络的建设也符合各项要求。德国海军指挥部接到命令，要加强海上补给，部署坚船利炮来增强沿海防御。与以前的标准相比，后方包括口粮和弹药存放在内的后勤保障都还算不错。
总而言之，我平静地等待着欲来的山雨。我们已经在每个领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准备迎接预期中的猛烈进攻。
春季攻势
美国第5集团军和英国第8集团军开始发动进攻，他们首先使用炮击和轰炸来削弱我们的防御，并对德国第10集团军作战指挥部进行了空袭。这些攻击使我们初步了解到，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局面。正如我在5月12日上午亲眼所见，第10集团军和第14军的总部几乎瘫痪，他们都失去了指挥官，其副指挥官们都尽了最大努力来继续战斗。然而，经过前几天的战斗，证明了我对敌军空降或登陆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因此，部队调动和战略储备运用的危险系数都降低了。
前几天的战斗也证实了我们对敌人主要兵力的猜测。战斗十分惨烈，但令人遗憾的是，集团军群还是没有搞清楚美国第5集团军和法国远征军的兵力构成。经过一场势均力敌的激战之后，从利里河谷到卡伊拉山的前线逐渐撤退到坚固的森格尔交接线，但是第14装甲军却开始不听招呼。第94和第71步兵师虽然英勇战斗，但对面敌人的人数实在太多了。集团军群没有掌握足够的数据，从而无法在5月14日或5月15日做出更深远的决策，此外，我们在对第26装甲师进行调动和投入作战安排中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最让我头疼的是，第94步兵师没有按照我的命令把预备队部署在彼得雷拉高地，反而集中到沿海地区，这样就造成了高地面前出现了一个无法填补的缺口，而这意味着为法国远征军阿尔卑斯部队敞开了门户。
右侧的第14装甲军面临的局势每况愈下，但左翼部队和第51山地军却逐渐站稳了脚跟，第1空降师也没有想过要让出“自己的”卡西诺山。为了与第14装甲军保持联系，我不得不亲自命令这些桀骜不驯的大兵们撤退，这个例子表明下级指挥官如果具有强烈个性有时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在第90装甲掷弹兵师的侧面出现漏洞时，我没有让第1空降师的后备队向右填补的原因，也是为什么第51山地军只能推迟撤退的原因。
为了保持防线的完整性，第14装甲军必须坚守中间阵地，距离之长似乎超过了正常战术环境的要求，结果导致森格尔交接线的右翼失守。增援部队未能及时赶到，决定了第10集团军未来失败的命运，即使第14集团军在滩头阵地的防御中取得胜利也无法对其进行弥补，因为美国第5集团军再向前推进，也必然会导致第14集团军的溃散。所以现在局势变得十分紧急，我于5月19日将第29装甲掷弹兵师调往第10集团军。当我下命令时，我完全认为他们能够在5月20日上午找到一处天然防线，从而把缺口堵上。
但这一切没有发生，因为第14集团军指挥官反对调动部队。我收到这一消息时已是5月20日晚上，当时我刚刚回到我的战斗指挥部。我能理解他不愿放弃他的后备部队，但战斗已经发展到这一阶段，我不能接受他的质疑，尤其是我们在滩头阵地周围正面临着被向北挺进的美国第5集团军攻破的危险。
为了使将军认清他的南翼所受到的威胁，并让他相信我的决定事关重大，我下令对战场区划进行重新部署，并让他负责这一区域，直至“斯佩隆加（Sperlonga）—丰迪（Fondi）—弗洛西诺内（Frosinone）—瓦尔蒙托内（Valmontone）”一线。不幸的是，当我于5月21日抵达第2装甲掷弹兵师总部时，我发现他们来得太晚，只能在毫无准备的阵地上进行战斗，其后果也是灾难性的，至于多么糟糕，目前还无法预测。一个绝好的防御阵地就这样失去了，而敌人在泰拉奇纳（Terracina）和丰迪之间建立起一个几乎坚不可摧的阵地。我们的这次损失，送给了美国人一场胜利。
意大利战事
整个局势因此变得更加艰难，但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滩头阵地还没有发起进攻；如果能迅速重组第14集团军，仍可在其火线上集结起后备力量。不幸的是，截至5月23日，即计划从滩头阵地发起进攻的日期，这一工作几乎没有丝毫进展。对于从滩头阵地发起进攻的方式，第14集团军的指挥官显然还无法摆脱之前的先入之见。不过毫无疑问，美国第6军陷在这个狭小的包围圈里，处境极其不利，我们对此必须妥善利用。
在经过多次令人不快的询问之后，第14集团军还是无法填补缺口，因此我调整了它的指挥官。事实上，一开始只需要一个营就能填补这个缺口，但缺口一直到5月31日仍在扩大，导致我们的侧翼战斗失利，通往罗马的道路终于向敌人打开了。我们在右翼和中部的部队都在英勇战斗，唯独左翼拖了后腿，真是一场灾难。与此同时，第10集团军边打边退，最终与第14集团军会合，率领部队经山路前往苏比亚科（Subiaco）和蒂沃利（Tivoli），这不失为一项新的殊荣。
这场战役从5月12日持续到6月4日，最后以罗马不战而降告终。在整个这段时期内，作战行动极为艰难，除了少数灾难性的例外情况，军队还是都挺过来了，这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勇气。
无论如何，盟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第14集团军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尽管如此，面对这场灾难，我仍然信守单方面的承诺，宣布罗马为“不设防城市”对其进行保护。这至少表明，无论我是依靠准确的消息还是直觉，我都对战争形势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