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6月17日，撤离厄尔巴岛；6月和7月，C集团军群撤退，巩固新的防线；6月26日，撤离比萨；8月12日，佛罗伦萨德军投降；8月15日，盟军在法国南部组织第二次登陆行动；9月21日，里米尼失守；8月30日，英军开始进攻亚得里亚海前线；9月，德军在军事分界线（拉斯佩齐亚—亚平宁山脉东南）稳住阵地；12月，英国进攻波河平原；12月5日，拉文纳德军投降。
1944年6月至8月中旬
6月1日，第14集团军的处境开始变得越发恶化，其下属各个师级战斗群在退到台伯河和阿涅内河之后，战斗力都已被严重削弱。
第10集团军的情况要好一些。由于他们在彼得雷拉山以北进行了顽强而猛烈的抵抗，敌人的推进受到了严重迟滞，双方战斗依然很激烈。但是他们还遇到了其他一些困难：首先，可供撤退的道路很少，而且容易受到空袭；其次，他们离罗马和台伯河距离很远，因此难以迅速集中在河的西部。
我一直避免战火烧至罗马，这个决定从未改变。为此我们放弃了沿台伯河到大海以及沿阿涅内河到蒂沃利的防线。盟军进入罗马后，将其作为下一步行动的跳板，这就把我们在这两个位置绝佳的阵地上的部署完全打乱了。现在我们最大的希望不是沿着河流多防御几天，而是在这座城市的北面及一侧暂时阻遏住敌人。
近几个月来，无论盟军经历的战斗多么艰难和激烈，都不可否认，成功占领罗马绝对意义非凡。我努力在说服自己，认清经过数周的血腥战斗，部队可能会因为罗马陷落而士气低沉，因此我们只能采用严苛和无情的纪律才能继续走下去。但我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也没有根据这个假设来制订计划。第10集团军正在台伯河以东，令人欣慰的是，其对面的敌军表现得非常谨慎。我初步查看地图时，曾设想采取阻滞战术，但是实际地形并不利于开展行动。首先，紧靠罗马北部及其临近地区的道路很容易被封锁，这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敌人的摩托化部队。其他一切皆取决于此。必须争取时间，让前线战斗部队重新集结和休整补充，还要把非战斗单位疏散到后方，并训练新的后备力量。
目前没有必要进行太多的战略思考。敌人的机动作战虽然危险，但很容易被我们发现，然后就可以对此直接实施反击。美国第5集团军损失较小，速度更快，比英国第8集团军更早进入罗马。现在美军面前的区域很适合摩托化部队和坦克机动，如果选择继续前进，通往北方的公路畅通无阻。另外，英国第8集团军却由于地形的原因，行动仍然十分迟缓。
敌人的行动和我预料的完全一致。如果在6月4日他们立即大规模推进，派遣坦克部队沿着道路向前穷追猛打，那么我们在台伯河以西的集团军群将被置于几乎不可挽回的困境之中，而我也将被迫紧急撤回第10集团军的摩托化部队，横渡台伯河，在特拉西梅诺湖（Lake Trasimeno）以南或以北建立新的防线。但是到了6月4日晚上以及第二天，似乎没有必要再开始这一命运攸关的行动了。我决定并付诸行动，把我的指挥部部署在罗马以北的索拉泰山，不过后勤事务是另作安排的。我相信我留在前线能够激发部队信心，在6月6日和6月7日，我也依然与维泰博（Viterbo）前线的部队保持着直接联系。
第14集团军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但只要能抓住机会，仍有可能完成，只是其总部有些悲观。诚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担忧，因为他们的总兵力只有2个师，而对手美国第5集团军却有3个坦克师和9个步兵师。这些数字使其指挥官十分沮丧，他没有注意到，美军必须经由一个狭窄的通道推进，正面只有一小部分军队可以同时行进。与其为那些充满误导性的算计而担忧，还不如拖延敌人进入通道的时间。这在罗马以北地区是可行的，而且在更远的北方也有其他一些机会。例如，弃守奇维塔卡斯泰拉纳（Civita Castellana）山口是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敌人在占领山口后对机动部队进行了初步部署，然后向北部和西北部散开。
在6月7日之后，我们的主要战略思想仍然是一致的，即从后方和侧面召集后备力量，两支集团军边打边撤，避免出现任何缺口，并在内部接合部两侧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放弃一部分土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克服我们暂时的弱点，把我们败退部队撤出来，让他们进行休整并重新武装。
盟军最高司令部（Allied High Command）帮助我们实现了这一作战计划。他们的部队平均分布在整个战线上，这在6月6日就已经初见端倪，大大减少了集中进攻我两军中间地带的危险。敌人的推进速度出奇地缓慢，随后法国远征军的犹豫不决使局势趋于缓和。
有一种合理的假设是，盟国认为总体局势尽在掌握之中，因此不会贸然全力出击，而根据我们的情报，亚历山大是有足够兵力的。当然，空中侦察不能排除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是完全“真空”的情景当然也不会正确。我不分昼夜，走过了所有地方，知道真实情景是怎样的。实际上，防线后方的道路和村庄都被堵得死死的。向前线移动的保障纵队和增援队伍、向侧翼机动的摩托化师，与从战场撤退的部队都挤在一起。
盟军完全没有抓住机会。无头苍蝇似的目标遍布整个战场，尤其是在后方区域，而他们却没有派遣空军进行打击，而且当地游击队也没有得到前线部队的空降支援。事实上，根本没有人试图在我们后方进行战术空降。
我们到达博尔塞纳湖（Lake Bolsena）后，我立即下令在特拉西梅诺湖恢复防守。当然，在此期间，我意识到，在这个地区勉强进行决战并不明智，但争取时间完成亚平宁前线的防御部署却至关重要。
我多次收到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要求我不要让出太多的领土，但鉴于我自己对形势了解得更加准确，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自己决定，并且总体上也是这么做的。我基本不会盲目地采纳最高指挥官时常发来的建议，而是会通过实地调查来计算可行性，然后下达相应的命令。在某些情况下，我在与我的参谋长和作战指挥官在指挥部进行讨论后，就会批准进行撤退，也许有时还会与有关部队的指挥官进行进一步的电话交谈，听一下他们的意见。除了撤离西西里岛之外，我不记得哪一次我因为“独裁”行为而“受到责备”。在6月底和7月初，希特勒突然专横地要求停止撤退，就地恢复防御。我乘机飞往他的总部，与最高统帅部的人员进行了沟通。这一次，我还带了我的作战指挥官贝利茨（Beelitz）上校一道前往。在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解释局势的变化之后，我坚持认为我在意大利应该自主行动。希特勒同样长篇大论地试图让我接受那套曾在苏联行之有效的战略思想。我开始失去耐心了，于是说了一番简短而激烈的话。这里可能不是原话，大意是这样的：
“问题不在于我的军队是在战斗还是逃跑。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我向他们提出要求，他们就会战斗至死。我们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突尼斯战役之后，您是否还能承受得起再失去两个集团军的代价？我越发怀疑这一点，因为如果我按照您的想法来改变我的计划，德国面对盟军迟早门户大开。另外，我也向您保证，除非我的手脚被束缚住，否则我会尽可能地拖延盟军的进攻，把他们前进的脚步阻止在亚平宁山中，从而为1945年的战争计划创造条件，这样就会与您的总体战略规划相吻合起来。”
希特勒没有再说什么，或者说，他咕哝了几句。据贝利茨说，那几句咕哝并不是贬损。无论如何，我的观点胜出了。
这次会晤之后，我又像以前一样，履行职责时无须请示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当第1空降军在佛罗伦萨（Florence）北部作战时，希特勒向他们发了一个电报，尖锐地批评了正在试图撤退的2个师。当时我在前线巡视，得知在收到这条电报后施莱姆就准备把所有的后备队都投入进去。我立刻中止了我的行程，直接开车去了他的总部，阻止他牺牲掉这最后的后备力量，授权他继续按照最初的计划行动，那在当时的形势下要更加正确一些。这个决定也向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进行了报告，但他们甚至连一声过问都没有。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会全力以赴。
怀着极度紧张的心情，我沿着特拉西梅诺湖以西的坦克辙痕，密切关注着战事的进展。这里部队坚守阵地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长。第10集团军的左翼一直无须多加关注。然而，第14集团军在利默尔森（Lemelsen）将军接替冯·马肯森将军之后仍然需要特别的留意。现在第10集团军的战斗力也严重受挫，附近的地形也不再有利，而对面的敌军却依然强大。但我可以看出，第10集团军在执行命令时并没有丝毫犹豫，反而更加积极。然而，随着德国空军野战师的失败，戈林的虚荣心终于带来了恶报。他之前不愿意把地勤机构中的空军士兵划归到陆军之中用作替换部队，但令人惊讶的是，希特勒竟然容忍了如此业余的行为，他本来应该更清楚这一点。
因此，通过机动战术，我们成功创建了一个逐渐牢固的防线。此时，我的目标是在位置较好的狭窄防线上进行长时间抵抗，这样就能够在不危及阻滞战斗的情况下，迅速撤出位置不利的宽阔地区。我努力控制住局势，保障向亚平宁地区的撤退行动顺利实施，但我感到这些努力并不总是符合将军们的想法。
在意大利战役的整个阶段，一方面，军队得到了高射炮部队的有力支援；另一方面，此时的空中支援行动实际上已经停止，甚至连空中侦察也严重不足。
同时，潜在的侧翼威胁仍是一个重要的未知因素。诺曼底登陆（1944年6月6日）开始后，敌军在地中海中已经没有足够吨位的舰船数量，在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大规模地入侵意大利腹地，但另外，战术登陆行动还是有可能的。6月17日，盟军夺取厄尔巴岛，这种准备行动的迹象表明，登陆危险再次迫近。否则，占领这个地方又有什么意义呢？但当盟军放过这个独一无二的机会之后，我又可以暂时放下对此事的担忧。在紧急情况下，处于休整状态的各师都可以随时参与邻近海岸的行动。
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在亚得里亚海岸要进行大规模的战术登陆，这里发生的可能性极小。我还把空降作战排除在考量之外，因为可以肯定，已经把所有的资源都调去诺曼底了。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已经下达了保卫里窝那和安科纳（Ancona）的针对性命令，但在当前局势下，这种命令的约束性也只是在我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才有效，例如把这些港口加入到我的全部计划之中，否则在必须的时候，还是要撤离这些港口。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仓皇下达这种专门性的命令，只会让他们自己产生挫败感。
法国远征军和英国第8集团军的梯队集中在特拉西梅诺湖的两岸，并在那里从6月中旬一直激战到7月初，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盟军仍在向佛罗伦萨进发。我没有预料到敌人的目标是对我们亚平宁阵地进行缓慢消耗。我更希望他们能迅速越过佛罗伦萨背后的亚平宁山脉，或者，如果他们发现山脉实在难以翻越，我期望他们能改变主攻方向，从亚平宁阵地最脆弱的地方亚得里亚海岸进行包抄。
在此期间，我再次考察了亚平宁山脉中军事分界线“绿线”（Green Line）的施工进度。我发现这些阵地都得到了增强，并连成一片。
对于亚平宁阵地的防御能力，我的总体印象是感觉能够阻挡住敌人发动的有条不紊的连续进攻。敌人的军队会受到猛烈打击从而损失惨重，再继续进攻下去也不会有多大的成功希望。
因此，我的发号施令，都是考虑到在这片横跨整个亚平宁山脉的区域里，我能够延长阻滞战术的行动时间，尽可能坚守住阿诺河，从而可以绕过佛罗伦萨，我希望能让这座城市避免战火。我还希望精简部队，让各师进行重组，配备新的武器装备，训练新的部队，目的是在军事分界线上部署一支卫戍部队，以防备突然袭击。
从6月中旬至7月中旬，在特拉西梅诺湖的战斗符合我的战术要求。不过，在锡耶纳（Siena）至佛罗伦萨的公路以东，德军中最优秀的摩托化师就像一串珍珠一样分散排列着，但他们仍通过一些零星的战斗，成功阻止了美国第6军的推进。美国第4军把这些精锐的德国军队牢牢牵制在毫无价值的侧翼上，为盟军部队在锡耶纳和佛罗伦萨之间成功发起猛攻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7月20日事件与意大利战局
7月20日晚，我在我的总部接到了戈林打来的电话。到此刻为止，我对这个阴谋 还一无所知。格德勒（Goerdeler）曾于1942年试图接近我，但没有成功，因为当时联系不上我。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部队里都没有骚动。除了几位后来需要我保护的军官以外，陆军、海军、空军和党卫军中的其他人都对这个消息完全感到意外，对此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在意大利，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需要讨论政治的参谋人员或部队。战事太过激烈，士兵们非常清楚自己军人誓言背后的义务，而且希特勒的人格魅力无处不在，但他的犯罪行为却鲜为人知，所以阴谋才无法得逞。但我会猜测，如果阴谋得逞，意大利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我认为这种猜测事关历史进程。如果我可以用概括的话来说明，我曾指挥过“共和主义”的陆军、“帝国主义”的海军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德国空军。这些形容词揭示了这些军种在思想上明显是不统一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狂热拥护希特勒，如果有人宣布了希特勒的死讯并呼吁各军种效忠，反而可能激起最尖锐的对抗，成为一场反对叛徒当权的兵变，并且很可能还会发生流血冲突。在1939年，尽管有军人誓言，但军队中仍有一种反希特勒主义的思潮，但到了1944年，情况自然已经不同了。那些通过“希特勒青年运动”（Hitler Youth Movement）而狂热献身于希特勒的年轻阶层，已经被吸收到各个军种中，于是各支部队自身的性质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随着这些年轻人在每个部队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他们也会偶尔对最高统帅部的行动表达一些无关痛痒的不满。他们对希特勒的拥护是真诚的，他们向元首发誓，愿意为他献出自己的生命。即使有个别将军和知识分子是被希特勒的免职威胁而说服的，不管他们是富有远见还是心怀不满，但推翻希特勒仍需要更深入的心理准备，而且负责领导的人员也不确定能否赢得盟军的同情。卡萨布兰卡会议就是一个警示。
从那时起，我们整个民族就陷入了多年的苦恼，关于阴谋者和拒绝参加者孰荣孰辱的激烈辩论从未停止过。不管是不是叛徒，我对那些阴谋者都怀有崇高的敬意，这些人我很少有认识的，或者很少听说过，但我并不怀疑他们最高尚的动机。
1944年8月
虽然集团军群对于阻滞策略的成功实施非常满意，即使是在佛罗伦萨和亚得里亚海这些异常艰难的地域在8月中旬前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为亚平宁战役努力保存实力的计划却不幸落了空，只有少数情况下的部队调动才是符合这一要求的。
我认为，盟军在法国北部和南部进行了两次登陆行动，现在整个战争的命运皆系于此，我的军队不可避免地要从当前这个次要战场撤出去。最近东西两大战线的局势都在恶化，我们自己的南线也处于紧张状态，这意味着指挥官自己需要有充分的自信，才能激励部队勇敢坚持到底。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我们的计划却因为上层不断命令我们轮换部队而无法落实，这留给部队的印象是我们只是在敷衍了事。
在集团军群总部，我们非常重视协调与西部战区司令部沟通意见，以防盟军在热那亚湾（Gulf of Genoa）登陆。我曾要求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为这两个战区的接合部确定一个共同的战略，但他们迟迟没有发布指示。格拉齐亚尼和我本人确实知道沿海防御工事的情况，也知道在法国南部的第19集团军的情况，但是对于盟军在登陆后打算怎么办，我们却一无所知。对付登陆我已经算是个老手了，由此非常怀疑第19集团军的实力能否抵抗得住。海岸防卫措施不足，部队没有大规模战斗的经验，更不用说敌人还拥有空中优势。很明显，如果敌人成功登陆，第19集团军将会被推到阿尔卑斯前线，这时就必须由C集团军群来接手。我认为敌人不会对阿尔卑斯山脉发动大规模攻势，因为会与在法国南部登陆行动的战略理念相冲突，但是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样做有利于敌人保护他们的意大利侧翼，因此有可能在此地发动进攻。
这个想法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也许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即使在登陆开始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发出任何指示，而且第19集团军的联系也被切断了，我只好千方百计地与它的侧翼部队以及散乱在山里的第157山地师取得联系。海岸上的第48步兵师已经到达，并开始归格拉齐亚尼的集团军群管辖，但是侦察部队只能抵达第157山地师的一些下属单位。阿尔卑斯山或多或少算是一个边防阵地，我认为盟军对这里的占领决定了后来意大利西北部战事的走向。通过占领这个主要阵地，盟军将能够集结起强大的部队，一举突破意大利的北部平原，这将意味着他们可以与都灵（Turin）—米兰（Milan）地区的游击队建立起联系，并将我们在利古里亚（Liguria）海岸的阵地分散开来，从长远来看，这反过来将可能导致我们不得不调离波河平原（Po plain）。这个攻势何时发起并不重要。我们阿尔卑斯山的峰顶阵地，在冬季开始之前必须保持完整，再往后就要看气候是不是足够严寒了。
出于这些考虑，我不得不派遣第90装甲掷弹兵师去挽回阿尔卑斯山上的局势，并救出第157山地师的最后残余人员。即使我提议只派掷弹兵师去执行短时间任务，并尽快派遣一支阿尔卑斯山地部队来轮换他们，但我还是暂时动用了我的后备部队。
从理论上讲，自8月初以来，这支部队一直在准备迎战在亚平宁前线重新集结的盟军部队。然而毫无疑问，在这个月中旬以后，英国第8集团军正准备对亚得里亚海发动决定性的包抄进攻。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如何和何时发起进攻，但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备战来击退他们。我还解释了要怎么做才能组建起后备部队，但是由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一再干预，后备队的计划还是像春天阳光下的雪花一样消散无踪了。
8月25日晚，当第71步兵师正在换防和撤离前线时，英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26装甲师很晚才到达，结果开局不利，影响了整个防线。8月30日夜间，我们不得不放弃军事分界线上的第一条防线，而且在其背后的整个亚得里亚海防区内都没有同等的阵地部署了。
为了向亚得里亚海防线部署新的部队，我们从西阿尔卑斯山沿热那亚湾跨越整个亚平宁山脉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部队重组。由于距离遥远，加上敌人拥有空中优势以及参谋人员的惰性，另外还要充分留意敌人的行踪，这些因素都耽搁了部队的行动。但是在9月初，西阿尔卑斯山和利古里亚海的防线基本安全了，而在远离军事分界线的佛罗伦萨北部地区，受威胁最大的第14集团军左翼也开始得到增援。第10集团军的左翼部队驻扎在亚得里亚海岸，几支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师也及时对他们进行了增援。有了这些部队，我希望能够阻止盟军前进的脚步。这一希望没有落空，经过9月17日、21日和29日的战斗，里米尼（Rimini）前线终于平静下来。
盟军经过几个星期的休整，于9月初发起攻势，对第10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的接合部进行攻击，我们按照计划退守到军事分界线。攻势进一步扩大，并在9月中旬达到高潮，幸运的是，攻势在里米尼开始明显衰弱下去，一场大战没有打响。从那时起，我认为第76装甲军要绝对避免与敌人进行接触，命令他们进行规避，但到了9月底的最后10天，我下令部队全力抵抗，希望这样可以遏止敌人的攻势，帮助集团军群获得足够的回旋余地，进而稳固住博洛尼亚（Bologna）的局势。
尽管如此，敌人还是非常精准地找到了第10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之间的薄弱环节，并抓住了德军的这个弱点。在这几周内，出于地形和战术上的原因，集团军群不断调节两军之间的衔接线。从10月中旬起，博洛尼亚南部的局势吸引了人们极强的关注。如果在博洛尼亚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波河平原上失去一两个阵地，可能无关大局，但如果失去了博洛尼亚南部的前线，那么我们在博洛尼亚东部的波河平原上会随之失去所有阵地，到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尽快撤离才能挽救那里的部队和物资。因此，我们最强大的师都必须部署在亚平宁防线上的这一部分。
10月23日，我从凌晨5点至晚上7点视察了第10集团军总部和前线几乎所有的师，然后遇到了严重的意外。我的感觉是，危机已经过去，德军的精锐部队并肩作战，能击败任何敌人，并且在10月25日—26日的战斗中证明了这一点。我的参谋长常说，亚平宁山脉北部山嘴能够完全守住，真是一个奇迹。战斗持续了8个星期，其中4～6个星期都是在不利于进攻的地形上进行的大规模战斗。在意大利北部地区，整个秋季的天气都是变化无常的。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物资严重短缺而且有时难以补充，但我们的抵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十分顽强。敌人向精锐的德军发起进攻，只会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与前几周相比，进入10月之后，敌军的战果逐渐减少，损失却越来越大。尽管他们有我们梦寐以求的高技术武器和英勇无比的战士，但他们对速战速决的信念正在减弱，疲惫的感觉随之明显，而进攻的力量却越发无力了。
可以说，亚平宁战役在德国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亚平宁战役后的意大利北方
盟军计划于1945年春季在整个亚平宁山脉深处发起决定性攻势，我想一举击溃他们的愿望已经落空了，但盟军也没有达成他们的远景目标。 然而，时间对他们来说比对我们更有利。在过去6个月不间断的战斗中，我们吸取了什么教训，又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猛烈的进攻，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这些显示了意大利战区对于盟军的重要地位，这并没有随着盟军登陆法国南部而有所衰落。在那里损失的部队已经被外国师（巴西师、意大利师）所取代，空军的近距离支援行动在经过短暂放松之后很快又恢复到以前的强度，不过他们的海军活动呈现出一种奇怪的不稳定状态。与此同时，游击战随着其人数不断增加而愈演愈烈。
盟国的战略计划进行了重要的改变。的确，他们在最初计划的执行方面失败了，显然是忽视了借助于海军和空军来包抄或摧毁我们在亚平宁半岛的部队。我们仍然经常在狭窄战线上使用坦克，作战本身也变得更加紧凑，但每支军队的任务都根据其手段进行了调整，前线的宽度和纵深也随着主攻任务进行了大规模拓展。
之前的地中海部队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和战术运用。对步兵的支援由炮兵和坦克现在又增加了空中侦察、空中火炮引导和空中近距支援，迄今已具有一定的协同作战能力。高技术手段已经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并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另外，规模较小的部队指挥官，他们在主观能动性方面没有特别的进步，也没有接入高效率的通信网络，无法通过各种各样的仪器进行无线通信，这种现象不仅对部队没有帮助，反而带来了障碍。对我们有利的是，敌人依然延续着尊重部队习惯权利的做法，不论当地局势如何，都会在一段时间之后组织轮换。他们的部队的确急需休息，他们的接替者也需要适应环境和进行训练。另外，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缩短德国军队的休整时间，骚扰我们的休养生息，防止我们积累大量的弹药和燃料。
经过在亚得里亚海和博洛尼亚的战役，局势的发展让人有理由认为，盟军即将对德军主力部队实施钳形攻势。波河的前面障碍重重，此时河上的桥梁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可以肯定，盟军空军会尽一切可能来摧毁我们的交通线，这可能对我们的后勤补给以及1945年的春季行动产生致命的影响。
要使我们在亚平宁半岛东西两侧的行动协调一致非常困难，因为两边的情况完全不同。整个西侧与东侧并不同步，东侧必然是主要进攻的战场，而呈矩形形状的西部则存在着许多潜在的困难。在热那亚前线撤退速度过慢可能意味着在那里的作战部队会被歼灭。此外，适合山地作战的部队结果在道路网络良好的平原上吃了败仗，而这里离提契诺河防线（Tessin Line）又过于遥远。在整个意大利西北部地区，游击队十分猖獗，导致撤退行动受到了双重威胁。与此同时，虽然整个西侧的战略价值非常小，但是军备工业却有着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绝对不存在任何立即撤离的问题。在冬天的几个月里，我们确实没有理由认为意大利西北部地区会受到任何来自海洋或西阿尔卑斯山的威胁，但是针对工厂和交通线，特别是对桥梁的空袭，都在预料之中。但是，德意联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非常薄弱，大约只有4个师，肯定不能留在孤立无援的前哨阵地上。与之相反，我们需要他们，尤其是其中的德国师，来保卫提契诺河防线，后来又变成阿尔卑斯防线。如果没有这些师，第14集团军的右翼将会面临威胁。然而，如果要保护好这一侧，就必须从第14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中撤出一部分部队，但这会让两军元气大伤，导致无法守住自己的防线。因此，必须计划好行动方案，考虑到所有这些不同的问题，一收到行动代号为“秋雾（Autumn Fog）”的通知就立即开始执行。这时就只剩下了一个困难：在心理上做好准备。
意大利前线的东部，尤其是在伊松佐河（Isonzo）以东，与可能进攻的地区没有建立起内部联系。如果E集团军群〔指挥官：勒尔（Loehr）〕的右翼部队撤退离开南斯拉夫，把C集团军群的战区暴露给铁托（Tito）或苏联部队，戈里齐亚（Gorizia）以东地区的重要性可能就会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在东部建立一条防线来保护这一侧，但如果E集团军群不能为此提供兵力，那就没有其他可用的部队来。即使C集团军群撤回左翼部队，或被迫向菲拉赫（Villach）方向撤退，现实局势也可能迫使它同时在两条战线上战斗，这将使它的部队不堪重负。E集团军群在巴尔干半岛独力支撑着局势，与铁托的游击队打得你死我活，后来苏联人又加入了战局。从1943年开始，西南战区司令部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的里雅斯特（Trieste）、伊斯特里亚（Istria）和阜姆（Fiume，今里耶卡），避免盟军从海上登陆这些地方，从而有意忽略了敌人可能从东部和南部进攻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可能。1944年秋，苏军对南斯拉夫的威胁开始明显加剧，我提议在卢布尔雅那（Ljubljana）附近进行侦察，选择一片易守难攻的地形构建阵地，尽管当地有相当多的游击活动，但阵地的建设还是开始了。
与此同时，我军还迫切需要在其南部地区建立一套简易的指挥系统。如果能在南部地区建立起一个通用的综合型指挥部，重点负责监管集团军群的内部接合部，那么我不反对把亚得里亚海以东区域全部移交给E集团军群。否则，尽管现有安排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但也不得不继续实施下去。
这些考虑都是基于C集团军群的计划。第10集团军和14集团军将边打边退，如果有必要的话，会先退到波河，然后撤到阿尔卑斯防线。
我相信这些战术会得到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希特勒的同意，否则，在波河南北建设阵地就成了浪费时间，尽管建设阵地在整个夏天中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过去的几年里，德国军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优良的传统和战斗的经验弥补了许多不足，现在许多指挥官和初级军官需要得到训练，希望他们能在这个冬季中得到提高。我们的主要障碍仍然是缺乏空中行动和空中支援。即使装备了高射炮、探照灯和其他手段，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随着该区域不断缩小和瓶颈地区（如布伦纳山口）变得越发不稳定，我们的交通线也注定面临更多的威胁。而其他的问题，如能否填补武器、弹药，尤其是燃料供应方面的缺口，仍然悬而未决。
想把自己或部队所面临的挑战减少到最低，这无疑是徒劳的。但是，如果仅仅因为害怕最坏的结果，就让自己屈从于困难，那当然也是错误的。主要的问题在于，由于我们未能守住亚平宁山脉，现在是否应该向波河后方撤退，还是在盟军进攻之前先不撤退，或者不做选择，就在我们现在所处的阵地上进行决战？
1944年深秋，即使有强大的后方部队掩护，我也决定不立即撤离。在敌人的空中侦察和情报刺探下，我们的规避行动难以长久地秘密进行。尽管盟军面临着地形和天气方面的困难，但他们本也可以在我们之后就继续推进，并在初春时准备完毕，对波河防线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我们本来也应该把他们引入一个不利于开展行动的大范围地域，这对我们的战略规划来说也是头等重要的，并且纯粹从战术上讲，也会对空战实施和经济问题产生影响。这种观点也阻止了我启动“秋雾行动”。
同样，我拒绝接受坚守现有防线的命令，因为这样做无异于把意大利战区的未来押在一张毫无希望的牌上。由于我们在防御兵力上的差距不容忽视，因此我们将继续实施某种“阻滞战略”。我之所以说“某种”，是因为环境决定了这场战斗的性质是应该倾向于防御还是撤退。如果集团军群决定采用这种办法，那么问题就是如何尽可能节省地度过这个冬天。整个前线的“命门”是在博洛尼亚以南的防线。如果敌人进攻并突破我们的防线，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构建他们自己的阵地，那也只是局部的事情。但是，虽然博洛尼亚以东的地形易守难攻，但是南部的地形正好相反，非常适合从亚平宁山脉发起攻击。如果在这里遭遇严重的失败，可能会过早地对整个战线产生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对第10集团军的左翼。由于我决定绕过博洛尼亚，避免其受战火影响，局势将变得更加困难。
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希特勒的态度是如何呢？
希特勒在10月拒绝了“秋雾行动”的计划，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实际上，我对此是有预料的，我只是首先提出了一个建议，就像试验气球一样，提前把局势的发展和可能的后果通知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我深信，要立即开始这个行动是非常困难的，必须仔细、冷静地考虑，并把确切的时间安排书面列出来。因此，我并不把10月的否定当作对我提议的断然拒绝，我相信，如果情况变得危急，我有能力使计划重新得以通过。我不管那些批评者，仍然坚持认为，从加利格里阿诺河到亚平宁山脉，连续6个月的战斗不仅是为了一码一码地争夺地盘，我总能成功地说服希特勒同意我的建议，并能将我的军队从最困难的战局中撤离出来，不至于全军覆没。因此，我非常乐观，相信在最终决战的时刻能够落实这个计划。
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没有过多地干涉我的行动，约德尔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在当前情况下，他也赞同我对局势的处理方式，并能说服希特勒同样做好心理准备，以应对一些不可避免的情况。不过，这并没有让我免去偶尔得到的批评。尽管如此，希特勒知道，如果我清楚地认清命令的必要性，我会竭尽全力地去执行。但他也知道，如果我经过充分的实地调查后做出了另一项决定，那么再强硬的命令也不会束缚住我的手脚。我不止一次地表现出我的独立性。当希特勒给我的任务与我所掌握的手段逐渐变得不相容时，他也不得不同意我的想法。尽管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很想做些事情来保障意大利战区，但鉴于德国在东西两条主要前线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C集团军群非常怀疑这些意图能否实现，于是制订了广泛的自救措施，只是效果难以预料。
在秋冬两季，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下令7个师进行换防。这也充分说明了其他战线上的局势如何。
关于这一点，我需要再重复一下，在盟军登陆之后，我认为削弱意大利前线的兵力是正确的做法，我甚至提出可以交出比实际命令更多的师。但是我认为，不顾兵力的消耗和后勤的困难，依旧坚持过去的战略计划是错误的。1945年3月10日，我最后一次向希特勒重申了这一点。
1944年冬至1945年初
10月23日，经过一夜短暂的休息，我于凌晨5时从部队右翼出发，驱车从一个师开往另一个师。我在所有地方都很受欢迎，既能提出建议，又会加油鼓劲，有时还能分配后备队，加强实力。我的感觉是，危机已经过去，我们能够控制住亚平宁山脉的北坡。我一整天都在被英国飞机袭扰。下午晚些时候，我正从博洛尼亚沿着大路驶往弗利，准备去视察最后两个师。当我的车经过一列纵队时，与从岔路出来的一门长管火炮相撞，这是我最糟糕的经历，头部得了严重的脑震荡，左太阳穴上也被撞出一个严重的伤口。
我出事后不久，就有消息说，元帅干得不错，但那门炮不得不报废了。不管怎样，我还是被迂回送到了费拉拉（Ferrara），一直昏迷到第二天上午。在此期间，伯克尔·坎普（Bürkle de la Camp）教授和托恩尼斯（Toennis）教授这两位专家被专门叫到我的床边诊治。我在住院期间一直是由我的军医尼森（Niesen）上尉陪伴，他在给我注射后严厉地说：“别乱动你的头。这是命令！”
这肯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事实上我连手指都没有放在头上过。
第二天，红十字会主席冯·奥特森夫人（Frau von Oertzen）来看望我。我的脸被搞得一团糟，我对自己的毁容都有些神经敏感了。当她进入房间后，我终于找到了宣泄口。
“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良吗？”我问她，她没有回答。我接着说：“就是像你这样看着我的时候能忍住不走。”
希特勒和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非常担心我就此死掉，于是伯克尔·坎普教授不得不一连几天每天都给总部发一份报告。后来我被绑在一架“白鹳”式侦察机上，由我的工程师鲍姆勒（Bäumler）少校从费拉拉安全地送到里瓦（Riva），又从里瓦飞到梅拉诺（Merano）。
1945年1月15日，在家里休养了两周后，我到巴德伊舍（Bad Ischl）的脑科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然后就回到我在雷科阿罗（Recoaro）的参谋总部。此时我已经离开这里将近3个月了。
我一回来就发现，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盟军不断攻击我们的战线，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没有任何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这削弱了我们军队的耐性。尽管如此，官兵们的士气还很高昂，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即使在私下里，也没有听说有人投降认输。大家都知道必须要坚持下去。我对部队的实力感到满意，但是其中一些部队的训练状况让我有些担心。
更关键的还是武器、弹药和燃料的问题，而最糟糕的则是我们在空中的困境。
决战的舞台正在搭建。无论我们现在的防御措施是采取阻滞行动还是撤退，在各个地区和阵地至少都有人员保障，时刻处于战备状态，不会出现意外突袭的情况。在波河以南并不适合决战。此时，各师向其他前线的转移仍在继续，必要的后勤补给很少能充分得到保障。尽管如此，起初还是无法说服希特勒重新调整他的命令以适应形势的变化。但是几周过去了，我的计划还没有被否决，我相信到了关键时刻，我能像以前一样采取必要手段稳定住局势。
不幸的是，在建立统一指挥部的问题上，希特勒也拿不定主意。这个问题被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不断地研究，先是通过了一项初步的决定，但又毫无理由地没有得到任何落实。我几乎怀疑是不是希特勒不敢把强大的兵力集中到一个遥远的战区，交到一个人的手里。
3月9日，我被召唤到希特勒那里，他任命我从3月10日起担任西方战区总司令。此后，到了4月底，我又和C集团军群见面了，这次意大利前线也和其他前线一样被纳入我的指挥范围之内。
意大利战役的简要总结
在几年之后，任何对意大利战役重新做出的评估，都必须确定我们在意大利的纵深防线中坚守了两年，从军事角度看是否算是成功的防御，以及所遵循的战略方针是否取得了最佳的效果。
在下文的分析中，我将忽略所有的政治考虑。我已在其他场合明确表示，意大利选择参战的时机并不合适，既不顺应局势的要求也不符合德国的预期，相反，德国最期待的反而是意大利持中立立场。战区的过度扩张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主要包括对我们的战争潜力施加了过度的压力以及使后勤保障和战略方针变得更加复杂。然而，如果我们的研究只限于军事领域，我们就必须思考一个问题的答案，即尽早交出整个或部分意大利是否会是一个更好的军事方案。
撤出整个意大利，利用阿尔卑斯阵地保卫帝国，其实并不能有效发挥我们的战斗力，反而会使敌人在法国和巴尔干半岛方向上获得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纵深战区，并将空战战场引到了整个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境内。
同样地，如果撤离意大利南部和中部，只占领亚平宁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也不会带来任何人员和物资方面的节省，也不会显著降低盟军从海上和空中登陆的危险，甚至不能避免如上文所述的空战战场向北延伸的问题。
无论是全部撤离还是局部撤离，后勤保障的危险都会增加。
早在1942—1943年，我们就应该做好准备，在有机会获得胜利的情况下撤军，但当时由于政治原因是不可能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为意大利而战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势在必行的。问题是，这只是做了对自己战区有利的事情，而不顾总体战略计划。当然，如果不管在政治上能否获益，目标只是早日结束战争，然后就盲目地认为地中海战争完全没有必要，这种观点恕我不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