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之间的差异
这一章将要讨论那些被称为“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之间存在的真正的心理上及作用上的差异，其目的是说明这些价值等级是由机体本身决定的，不是科学家创造的，而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只是认真地记录而已。由于许多人仍然认为，价值不过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品位、偏爱、直觉、未经证实或无法证实的假设对数据进行的强行解释，因此，有必要对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加以解答。本章的后半部分将会给出论证的结果。
将价值概念从心理学中排除，不仅削弱了心理学，阻止了它的充分发展，而且，还使人类陷入了超自然主义、伦理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无价值之中。但是，如果可以证明机体本身在强弱、高低之间进行选择，那么，就不能认为善与善之间具有相同的价值，也不能认为无法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或者根本就没有区分善恶的自然标准。前面已经阐述了这样一个选择原则，即基本需要是按照一定层次安排的。因此，安全需要比爱的需要更强，因为当两种需要双双受挫时，安全需要则以各种可以证实的方式支配着机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理需要比安全需求更强，安全需要比爱的需要更强，爱的需要比尊重的需要更强，而尊重的需要又比我们称之为自我实现的特殊需要更强。
这是一个选择的顺序或者优先的顺序，也是一个从低到高的顺序。这一点在本章中将详细介绍。
1. 高级需要是一种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的产物。和所有生物一样，我们都有食物的需要；或许和高级类人猿一样，我们都有爱的需要。然而，自我实现则是人类独有的需要。总之，需要越高级，越为人类所特有。
2. 高级需要是个体发育中一个较迟的产物。任何人，刚一出生，就表现出了身体上的需要，而且，早早地便有了安全需要。例如，婴儿可能会受到惊吓。因此，当他赖以生存的世界呈现出足够的规律性和有序性时，他便可以更好地发育。只有在出生数月后，婴儿才会出现选择亲近等人际关系方面的最初迹象。再往后，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安全需要和母爱之外，婴儿还表现出对自主、独立、成就、尊重和赞美的渴望。至于自我实现，就算是莫扎特，也要等到三四岁再说。
3. 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来说越不迫切，其满足感越可以推迟，且需要本身越容易彻底消失。高级需要不太擅长支配、组织和借助机体的自主反应能力及其他方面的能力。例如，与尊重需要相比，人们对安全需要会更加重视、表现得会更偏执、更迫切。剥夺高级需要不会像剥夺低级需要那样产生殊死的抵抗和极端的反应。与食物或安全相比，尊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4. 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高的生物效率、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更佳的睡眠、更好的胃口等。心身研究者一再证明，焦虑、恐惧、爱和优越感的缺乏，除了会造成不良的心理后果以外，还会造成严重的生理后果。因此，高级需要的满足不仅有生存价值，还有成长价值。
5. 高级需要从主观上讲不那么迫切。它们不易察觉，却极易遭到误解，更容易出于暗示、模仿、信仰或习惯等原因与其他需要搞混。能够认清自己的需要，即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是一个相当大的心理成就。对高级需要来说，更是如此。
6. 高级需要的满足能产生更加理想的主观效果，即更大的幸福、宁静的心境或丰富的内心世界。对安全需要的满足充其量只能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过，它无论如何都不能产生诸如狂喜、宁静、崇高、善解人意、巅峰体验以及美满爱情带来的神魂颠倒等感觉。
7. 对高级需要的追求和满足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远离心理疾病的趋势。
8. 高级需要的满足需要更多的前提条件。越是高级，越是如此。因此，爱的需要在意识中的出现，比安全需要的出现，需要更多的条件。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生活的层次越高，越复杂。与寻求爱相比，寻求尊重和地位要涉及更多的人员、更大的舞台、更长的时间、更多的手段和阶段目标，以及更多的从属步骤和准备措施。当爱的需要和安全需要同时出现时，事情也是如此。
9. 高级需要的满足离不开更好的外部条件。要想让人们彼此相爱，而不是自相残杀，需要确保包括家庭、经济、政治、教育在内的更好的环境条件。自我实现也是如此。
10. 两种需要都得到满足的人通常更看重高级需要，而不是低级需要。他们愿意为高级需要的满足牺牲更多的东西，而且，也能够容忍低级需要的丧失。例如，他们很容易适应禁欲生活，愿意为了原则而承担风险，愿意为了自我实现而放弃金钱与美名，因为他们普遍认为，自尊是比填饱肚子更加高级、更有价值的主观体验。
11. 需要的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换言之，趋同爱的人数越多，爱的趋同水平就越高。从原则上讲，可以说，爱的趋同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将自己的需要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单一的优先等级。两个彼此深爱的人会对对方的需要一视同仁。的确，对方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
12. 对高级需要的追求和满足会产生理想的社会效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越高级，越不带私心杂念。饥饿是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满足自己。但是，对爱和尊重的追求则必然会涉及他人，而且，还会涉及对他人的满足。基本需要得到足够满足的人在寻求爱和尊重（而不仅仅是寻求食物和安全）时，往往会培养出忠诚、友好和公民意识等品质，并且成为更好的父母、丈夫、教师和公仆等。
13. 高级需要的满足比低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如果自我实现的理论被广泛接受，那便是一个重要的区别。除此之外，这意味着，就生活在高级需要水平上的人而言，我们可以期望在他们身上发现更多、更优秀的品质。
14. 对高级需要的追求和满足导致更强大、更真实的个人主义。这似乎与之前的说法相矛盾，即生活在高级需要水平上意味着更多的爱的趋同，即更多的社会化。无论这听起来多么符合逻辑，它仍然是一个经验主义的现实。事实上，生活在自我实现水平上的人既最爱人类，也最有个性。这完全符合弗洛姆的观点，即自爱（或曰“自尊”）与自尊是协同的，而不是对抗的。此外，他有关个性、自发性、自动化的观点也是十分到位的。
15. 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越有效果。而在最低的需要水平上，心理治疗几乎没有任何用处。比如，饥饿不能通过心理治疗得到缓解。
16. 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局部化，更具体，更有限。与爱相比，饥渴更多的是生理需要；而与尊重相比，爱则更具生理特点。此外，低级需要的满足比高级需要的满足更具体，更易觉察。再者，低级需要致满足物远比高级需要致满足物具体，也更易观察，而且，更有限度，因为它们需要的致满足物更少。人的食量是有限的，但是，爱、尊重和认知的满足感几乎是无限的。
上述区别的一些后果
上述观点概括起来有两点：（1）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具有不同的性质；（2）和低级需要一样，高级需要也必须包括在基本的和给定的人性当中，而不是不同和相反。这样的观点势必会对心理学和哲学产生许多革命性的影响。大多数文明，连同其政治、教育、宗教理论，都是建立在与这种信念的冲突之上的。总的来说，它们认为，由于其类本能和动物性的特点，人类严重局限于对食物、性等的生理需要。从本质上讲，对真理、爱和美的高级冲动不同于这些动物需要。此外，这些需要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并且，这冲突会因争夺优先地位一直持续下去。人类就是这样看待所有文化及其工具的，即站在高级需要一边，反对低级需要。因此，文化必然扮演着控制和阻挠的角色，充其量是一个不幸的必需品。
就像对食物的需求一样，高级需要也是类本能的和动物性的。认识到这一点必定产生诸多影响，下面仅列举其中几个。
1. 也许，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认知和意动的二分法是错误的，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对知识、理解、生活哲学、理论参考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需要本身就是意动的，是我们原始动物本性的一部分（人类是非常特殊的动物）。
既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不是完全盲目的，是受文化、现实和可能性左右的，那么，可以说，认知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约翰·杜威认为，需要的存在和定义取决于对现实，以及其是否能得到满足的认知。
如果意动在本质上也是认知的，如果认知在本质上也是意动的，那么，二分法本身就是无用的，必须抛弃，除非留下来作为病理学的标志。
2. 许多古老的哲学问题必须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其中一些甚至建立在对人类动机生活误解的伪问题上。例如，自私与无私之间的区别。举例来说，出于爱的本能，我们从看孩子吃东西中得到的快乐比自己吃东西时得到的要多。这算不算“自私”？如果算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自私”、如何将其与“无私”区分开来？如果对真理的需要和对食物的需要一样都具有动物属性，那么，冒死寻求真理是否比冒死寻觅食物少一些自私呢？
如果本能快乐、自私的快乐和个人的快乐同样可以源自对食物、性、美、爱、真理或尊重的满足，那么，享乐主义理论显然需要改写。这意味着，低级需要享乐主义结束的地方正是高级需要享乐主义开始的地方。
当然，浪漫派和古典派的对立，酒神派和太阳神派的对比也必须改变。至少，在某些形式上，它们同样是建立在动物的低级需要和非动物（或反动物）的高级需要的不合理的二分法之上的。与此同时，还必须对理性和非理性的概念、理性和冲动以及理性生活与本能生活之间的对立进行较大的修正。
3. 伦理学家可以从人的动机生活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我们最高尚的冲动被视为马本身，而不是缰绳，如果我们的动物需要被视为与最高需要具有相同的性质，那么，二分的方法如何维持下去？又如何继续相信它们可能源自不同的地方？
此外，如果能清楚而充分地认识到这些高尚美好的冲动是在更基本、更迫切的动物需要得到满足后出现的，并变得十分强烈，那么，我们当然应少谈自制力、抑制力、纪律性等，而多谈自发性、满足感和自我选择。严厉的责任和轻松的快乐之间的对立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在生活（存在）的最高层次，责任即是快乐，人人热爱劳动，则工作和度假没有区别。
4. 我们对文化的概念以及人与文化关系的概念必须朝着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协同作用”的方向转变。文化可以满足需要，而不是抑制需要。此外，文化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人类需要的产物。因此，我们需要对文化—个体的二分法重新进行审视，强调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合作和协同，而不是对抗或排斥。
5. 人的最佳冲动明显是内在的、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必然对价值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首先意味着，根据逻辑推断价值，或试图根据权威或天启来解读价值，不再是必要的或可取的。显然，我们要做的就是观察研究。人性本身包含着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做个好人？如何做个快乐的人？如何做个有成就的人？机体会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因而会重视什么。当这些价值被剥夺时，它会生病；相反，便会健康成长。
6. 对这些基本需要的研究表明，尽管其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类本能的，但是，在许多方面却不像我们所熟知的低等动物的本能。在所有差异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意外发现，那就是，与本能是强大的、不受欢迎的和不可改变的这一古老的理论相反，我们的基本需要虽然是类本能的，但却是很弱的。拥有冲动意识，知道真的想要并且需要爱、尊重、知识、哲学、自我实现等，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而且基本需要层次越高，也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越容易受到压制。再者，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者是好的。最终，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悖论：人类仅存的本能非常弱，需要得到保护，以对抗文化、教育、学习，免得被这些外部环境因素所淹没。
7. 我们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良好性格培养）目标的理解必须有很大的转变。对许多人来说，它仍然是一整套对内在冲动的抑制和控制措施，其关键词是管制、控制和镇压。
但是，如果治疗意味着打破原有的控制和抑制，那么，我们新的关键词就是自发、释放、自然、自我接受、冲动意识、满足和自我选择。如果我们内在的冲动被认为是受人欢迎的，而不是令人厌恶的，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去释放它们，让它们得到最充分的表达，而不是把它们束缚在紧身衣里。
8. 如果本能是较弱的，如果高级需要被认为是类本能的，如果文化被认为比本能的冲动更强而不是更弱，如果人的基本需要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善可以通过对类本能倾向的培养以及对社会意识的培养得到实现。事实上，改善文化的意义在于给人类内在的生物倾向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实现自己。
9. 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有时可以不受低级需要（必要时，甚至是高级需要）满足的限制。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解决神学家的古老难题。他们总是觉得有必要去调和肉体和精神、天使和魔鬼—人类机体中的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之间的矛盾，但是，从来没有人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高级需要生活的功能自主似乎就是答案的一部分。高级需要必须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之上，不过，一旦站稳脚跟，就会摆脱低级需要。
10. 除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以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一个“成长价值”。“成长价值”不仅有利于生存，而且，也有利于个体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有利于他发挥自己的潜力，有利于他走向更大的幸福、宁静、超越、巅峰体验，有助于他走向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知。我们不再需要依靠纯粹的生存能力来证明贫穷、战争、征服或残忍是不好的。我们说它们不好，说到底还是还因为它们降低了生活质量，降低了人格、意识和智力水平。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