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之间的差异
这一章将要讨论那些被称为“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之间存在的真正的心理上及作用上的差异，其目的是说明这些价值等级是由机体本身决定的，不是科学家创造的，而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只是认真地记录而已。由于许多人仍然认为，价值不过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品位、偏爱、直觉、未经证实或无法证实的假设对数据进行的强行解释，因此，有必要对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加以解答。本章的后半部分将会给出论证的结果。
将价值概念从心理学中排除，不仅削弱了心理学，阻止了它的充分发展，而且，还使人类陷入了超自然主义、伦理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无价值之中。但是，如果可以证明机体本身在强弱、高低之间进行选择，那么，就不能认为善与善之间具有相同的价值，也不能认为无法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或者根本就没有区分善恶的自然标准。前面已经阐述了这样一个选择原则，即基本需要是按照一定层次安排的。因此，安全需要比爱的需要更强，因为当两种需要双双受挫时，安全需要则以各种可以证实的方式支配着机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理需要比安全需求更强，安全需要比爱的需要更强，爱的需要比尊重的需要更强，而尊重的需要又比我们称之为自我实现的特殊需要更强。
3. 伦理学家可以从人的动机生活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我们最高尚的冲动被视为马本身，而不是缰绳，如果我们的动物需要被视为与最高需要具有相同的性质，那么，二分的方法如何维持下去？又如何继续相信它们可能源自不同的地方？
此外，如果能清楚而充分地认识到这些高尚美好的冲动是在更基本、更迫切的动物需要得到满足后出现的，并变得十分强烈，那么，我们当然应少谈自制力、抑制力、纪律性等，而多谈自发性、满足感和自我选择。严厉的责任和轻松的快乐之间的对立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在生活（存在）的最高层次，责任即是快乐，人人热爱劳动，则工作和度假没有区别。
4. 我们对文化的概念以及人与文化关系的概念必须朝着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协同作用”的方向转变。文化可以满足需要，而不是抑制需要。此外，文化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人类需要的产物。因此，我们需要对文化—个体的二分法重新进行审视，强调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合作和协同，而不是对抗或排斥。
5. 人的最佳冲动明显是内在的、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必然对价值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首先意味着，根据逻辑推断价值，或试图根据权威或天启来解读价值，不再是必要的或可取的。显然，我们要做的就是观察研究。人性本身包含着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做个好人？如何做个快乐的人？如何做个有成就的人？机体会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因而会重视什么。当这些价值被剥夺时，它会生病；相反，便会健康成长。
6. 对这些基本需要的研究表明，尽管其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类本能的，但是，在许多方面却不像我们所熟知的低等动物的本能。在所有差异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意外发现，那就是，与本能是强大的、不受欢迎的和不可改变的这一古老的理论相反，我们的基本需要虽然是类本能的，但却是很弱的。拥有冲动意识，知道真的想要并且需要爱、尊重、知识、哲学、自我实现等，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而且基本需要层次越高，也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越容易受到压制。再者，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者是好的。最终，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悖论：人类仅存的本能非常弱，需要得到保护，以对抗文化、教育、学习，免得被这些外部环境因素所淹没。
7. 我们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良好性格培养）目标的理解必须有很大的转变。对许多人来说，它仍然是一整套对内在冲动的抑制和控制措施，其关键词是管制、控制和镇压。
但是，如果治疗意味着打破原有的控制和抑制，那么，我们新的关键词就是自发、释放、自然、自我接受、冲动意识、满足和自我选择。如果我们内在的冲动被认为是受人欢迎的，而不是令人厌恶的，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去释放它们，让它们得到最充分的表达，而不是把它们束缚在紧身衣里。
8. 如果本能是较弱的，如果高级需要被认为是类本能的，如果文化被认为比本能的冲动更强而不是更弱，如果人的基本需要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善可以通过对类本能倾向的培养以及对社会意识的培养得到实现。事实上，改善文化的意义在于给人类内在的生物倾向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实现自己。
9. 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有时可以不受低级需要（必要时，甚至是高级需要）满足的限制。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解决神学家的古老难题。他们总是觉得有必要去调和肉体和精神、天使和魔鬼—人类机体中的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之间的矛盾，但是，从来没有人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高级需要生活的功能自主似乎就是答案的一部分。高级需要必须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之上，不过，一旦站稳脚跟，就会摆脱低级需要。
10. 除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以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一个“成长价值”。“成长价值”不仅有利于生存，而且，也有利于个体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有利于他发挥自己的潜力，有利于他走向更大的幸福、宁静、超越、巅峰体验，有助于他走向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知。我们不再需要依靠纯粹的生存能力来证明贫穷、战争、征服或残忍是不好的。我们说它们不好，说到底还是还因为它们降低了生活质量，降低了人格、意识和智力水平。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