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令人惊讶的是，实验心理学家并没把心理治疗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尚待开采的金矿。由于心理治疗的成功，人们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考和不同的学习方式。他们的动机会发生改变，他们的情绪也会发生改变。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揭示人类深层本质的最好的方法，与人类表面个性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的人际关系发生了转变，对社会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们的性格（或个性）既有表面的变化，也有深刻的变化。甚至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外表也发生了变化，身体健康也得到了改善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智商也会提升。然而，“智商”一词甚至没有出现在大多数关于学习、感知、思维、动机、社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书籍的索引里。
举例来说。毫无疑问，可以说，学习理论至少可以从研究婚姻、友谊、自由联系、阻力分析、工作成功、悲剧、创伤、冲突和痛苦等治疗力量的学习效果中受益。
通过将心理治疗关系简单地作为社会或人际关系的例子，即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可以发现另一组同样重要但尚待解决的问题。患者和治疗师之间至少存在三种相互联系的方式，即专制的、民主的和自由放任的，而每一种方式都在不同时期有着特殊的用处。准确地说，这三种关系存在于男孩俱乐部、催眠的风格、政治理论类型、母子关系和亚人类灵长类动物社会组织的社会氛围中。
任何一种对治疗的目的和治疗目标的深入研究都会迅速揭示出当前人格理论的短板，质疑基础科学的正统观念（价值在科学中没有任何地位），揭示出健康、疾病、治疗和治愈等医学概念的局限性，揭示出我们的文化中缺乏有用的价值体系这一事实。难怪人们害怕这个问题。很多实例表明，心理治疗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可以说，心理治疗主要有以下七种方式：（1）借助表达（行为完成、释放、宣泄），如利维的释放疗法；（2）满足基本需要（给予支持、保证、保护、爱、尊重）；（3）消除威胁（保护、良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4）提高洞察力、知识和理解力；（5）建议或授权；（6）对症下药，如各种行为疗法；（7）积极的自我实现、个性化或成长。此外，就人格理论更普通的目的而言，还可以列出很长一个单子，列出人格在文化和精神医学认可的方向上发生变化的方式。
这里，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追踪治疗数据和动机理论之间的一些相互关系。可以看出，满足基本需要是通往所有治疗的终极目标（自我实现）的重要一步，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步。
还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基本需要大多只能由他人来满足，因此，治疗必须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要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离不开一些基本的“治疗药物”，如安全、归属感、爱和尊重等，而这些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
可以说，笔者自己的经历几乎完全局限于简短的治疗。那些主要从事精神分析（深度）疗法的人更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最重要的药物不是需要的满足，而是洞察力。这是因为，严重患者不能接受对基本需要的满足，直到他们放弃了对自我和他人的幼稚看法，变得有能力感知和接受现实中的自我和人际关系。
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同时指出，洞察力治疗的目的就是确保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随之而来的需要满足成为现实。我们知道，洞察力之所以有效，只是因为动机发生了改变。然而，此时，必须承认，简单、简短的需要满足疗法与深入、长久、复杂的洞察力疗法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认识到这一点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需要的满足在许多非技术性情况下是可行的，比如，婚姻、友谊、合作、教学等，这为治疗技能更广泛地延伸到各种各样的外行人（外行疗法或非专业疗法）开辟了一条理论道路。目前，洞察力疗法肯定是一个技术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培训。对外行疗法和技术疗法之间的研究将证明其各自的用途。
也许，有人会大胆指出，虽然洞察力疗法涉及其他原则，但是，如果我们把基本需要的满足与否所带来的后果作为研究的起点，就很好理解了。这与现实恰恰相反。目前的做法是，从一种或另一种精神分析（或其他洞察力疗法）的研究中得出对较短疗法的解释。后一种方法的一个副产品是使心理治疗和个人成长的研究成为心理学理论中的一个孤立的领域。这种疗法本身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而且，受该领域特有的一些特殊的或自身的规律所支配。对此，我们不完全赞成。我们认为，心理治疗没有特别的规律。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大多数专业治疗师受过的只是医学训练，而非心理训练，还是因为实验心理学家对他们心中的心理治疗现象的人性后果视而不见。总之，我们认为，一方面，心理治疗最终必须完全基于健全的、普遍的心理学理论；另一方面，心理学理论必须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以适应这一责任。因此，我们将首先讨论简单的治疗现象，然后，再讨论洞察力问题。
有一些现象支持这样的观点：心理治疗和个人成长即通过人际关系获得需要的满足
许多事实表明，（1）纯粹的认知或（2）纯粹的非个人的心理治疗理论是不存在的。然而，这些理论与需要满足理论以及治疗和成长的人际疗法非常一致。
1. 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心理治疗。萨满、巫医、女巫、社区中的智慧老妇人、牧师、古鲁，以及最近出现的西方文明中的医生，在某些情况下，总是能够实现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治疗。事实上，伟大的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已经通过他们对严重的精神疾病以及更加微妙的性格和价值混乱的治疗得到了验证。这些人为此提供的解释各不相同，无须认真考虑。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这些奇迹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上述人员对治疗过程以及治疗原理所知甚少。
2.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这种差异今天依然存在。心理治疗的各种流派有着意见分歧，莫衷一是。然而，临床工作中的心理学家在长期工作中会碰到被各种流派治愈的病人。这些病人感激之余，会坚定地支持这种或那种理论。但是，各个流派失败的例子也随处可见。让人更加不解的是，我见过不少被医生治愈的病人，甚至是被精神病医生治愈的病人。然而，我确信，这些人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培训，其中，不乏教师、牧师、护士、牙医、社会工作者等。
诚然，我们可以在经验和科学的基础上批评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并大致为它们分级。不难预期，未来，我们将能收集到适当的统计数据，以表明一种理论训练比另一种理论训练更为有效，尽管两者都有失败的例子。
然而，此时此刻，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治疗结果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理论，或者根本就没有理论。
3. 即使在同一个流派内（如古典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不同的分析师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点早已得到普遍认可。这不仅表现在能力上，而且，还表现在疗效上。一些杰出的分析师在教学和写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诚然，他们知识渊博。作为教师和培训分析师，他们很受欢迎。然而，他们却往往无法治愈自己的病人。还有一些人，他们从不发表文章，也很少有什么发现，然而，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能治愈病人。当然，每个人的能力和治疗方法都有所不同。不过，这些特殊情况仍有待进一步解释。
4. 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有这样一个治疗思想学派的大师。虽然他本人作为一名治疗师非常称职，但是，他却无法把自己的这种能力传授给学生。如果这只是一个理论、内容或知识问题，如果治疗师的个性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学生同样聪明勤奋，那么，他们最终应该做得和老师一样好或者更好。
5. 任何类型的治疗师与患者初次接触时，大都会与他讨论一些外部细节，如程序、时间问题，让他在第二次就诊时说说或展示一下进展程度，然后看看结果如何，是否符合预期。
6. 有时，治疗师一言不发就能产生治疗效果。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名大学女生遇到了私人问题，来征求我的意见，她倾诉了一个小时，其间我一言未发。就这样，问题解决了。她很满意，对我千恩万谢。之后，满意地离开了。
7. 对于问题不太严重的年轻患者来说，普通生活中的重要经历可以起到治疗作用，如美满的婚姻、合适的工作、良好的友谊、生儿育女、直面困难、克服困难等。我有时发现，所有这些都会对性格产生深刻的变化，不需技术治疗师的帮助，患者就能摆脱症状。事实上，可以证明下面这样一个论点，即良好的生活环境是最终的治疗手段之一，技术心理治疗只是一些辅助手段。
8. 许多精神分析学家观察到，他们的患者在分析的间隙和分析完成后都有进展。
9. 也有报道称，治疗成功的一个标志是接受治疗者的妻子或丈夫同时得到改善。
10. 也许，最具挑战性的是当今存在的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绝大多数病例是由从未受过治疗师培训或培训不足的人治疗或处理的。我可以引用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经历完美地诠释这一点。相信其他同行或其他领域的从业人员都有类似的经历。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研究生在心理学方面的训练是极其有限的，有时甚至到了少得可怜的地步。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心理学领域，是因为他喜欢人类，想了解他们、帮助他们。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中，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感觉现象上面，如条件反射的后果、毫无意义的音节、小白鼠过迷宫等。与此同时，在实验和统计方面，又出现了一种更加有用，但在哲学上仍然十分有限、非常幼稚的训练。
然而，对外行来说，心理学家就是心理大师，是解决所有重大生活问题的能手，是技术人员，应该知道离婚的原因、仇恨产生的原因，或者患精神病的原因。他常常不得不绞尽脑汁回答人们千奇百怪的问题。这一点，在没见过心理医生、没听说过精神分析的小城镇里，尤其如此。除了心理学家之外，最好的选择就是年长的阿姨、家庭医生或牧师了。这样，一个未经训练的心理学家就有可能减轻他的负罪感，他也可以把自己的努力归因于必要的训练。
然而，我想说的是，这些笨拙的努力经常奏效，这让年轻的心理学家非常惊讶。他已经为失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失败是家常便饭。可是，如何解释那些他压根就没抱任何希望的成功案例呢？
还有一些经历更加出乎意料。在各种研究过程中，我不得不收集各种类型的、详细的，甚至是私密的病历。有时，结果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比如，一个人格扭曲的患者奇迹般地治愈了。可是，我什么也没做呀！我只是询问了一些病史和生活经历。
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当学生向我咨询时，我会建议他寻求专业的心理治疗，并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问题在哪里、心理疾病的性质等。在某些情况下，仅这一点就足以消除症状。
与业余治疗师相比，专业治疗师很难看到这样的现象。事实上，一些精神病医生根本不愿意相信这类事件的报道。然而，这一切不难核实，也不难证实，因为这种经历在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中十分常见，更不用说牧师、教师和医生了。
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在我看来，只有借助动机人际关系理论才能理解它们。应该强调的不是有意识地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而是无意识地做了什么或感知了什么。在所有引用的案例中，治疗师都对患者很感兴趣。他关心患者，想帮助他，从而向其证明他在至少一个人眼里是有价值的。在患者眼里，治疗师通常都是非常聪明、非常老练、非常强壮或非常健康的，这一点使患者觉得自己更加安全，从而便不那么焦虑、不那么脆弱了。愿意倾听，没有训斥，坦诚鼓励，承认过失，温柔善良，有人陪伴，所有这些，加上上面的诸多因素，都让患者在不知不觉中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喜爱、保护和尊重，而这些都是基本需要的满足。
很明显，如果我们赋予基本需要满足更大的作用，补充一些广为人知的治疗因素（如暗示、宣泄、洞察力，以及最近的行为疗法等），那么，光凭这些已知的过程就能对具体案例做出更好的解释。某些治疗现象发生了，唯一的解释就是需要得到了满足。对于一些严重的案例，可以通过更为复杂的方法来解释。但是，如果增加满足感这个决定因素，那么，解释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而满足感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成果。
作为良好人际关系的心理治疗
任何对人类、人际关系的终极分析，如友谊、婚姻等，都将表明：（1）基本需要只能通过人际关系才能得到满足；（2）满足这些需要的正是我们提过的基本治疗药物，即给予安全、爱、归属感、价值感和自尊等。
在分析人际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自己面临着区分好的关系和坏的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区分可以非常有效地建立在关系所带来的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的基础上。有些关系，如友谊、婚姻、亲子关系，是心理学上的好的关系，因为它支持或改善了归属感、安全感和自尊（以及最终的自我实现），而心理学上的坏的关系则恰恰相反。
而这些不是树木、山脉，甚至是狗可以带给我们的。只有从另一个人那里，我们才能得到完全令人满意的尊重、保护和爱；只有对其他人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给予这些。这正是好朋友、好恋人、好父母、好孩子、好老师、好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的事情，而这也正是我们从任何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中所寻求的满足。正是这些需要的满足，才是造就好人的必要前提，而好人又是所有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如果不是直接目标的话。
我们的定义系统的广泛含义是：（1）对某些人来说，心理疗法的基础不是一种独特的关系，因为有些基本的品质在所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中都可以找到；（2）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从它作为一种好的或坏的人际关系的性质来看，心理治疗的这一方面必须受到更加彻底的批评。
1. 把良好的友谊（无论是夫妻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还是朋友之间）作为良好人际关系的范例，并仔细加以研究，不难发现，它们提供了比我们所说的更多的满足感。相互坦诚、信任、诚实、无须防备，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其表面价值之外，还具有一种额外的、富于表现力的“释放价值”。健全的友谊也可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健康的被动、放松、稚嫩和愚蠢，因为，如果没有危险，如果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不是因为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受到尊重和爱戴，那么，我们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自己。也就是说，软弱的时候，就表现出软弱；困惑的时候，就受到保护；想暂时放下成人责任的时候，就表现出孩子气。此外，真正好的关系甚至在弗洛伊德主义的意义上也能提高洞察力，因为好朋友或好丈夫是一个足够自由的人，他可以为我们提供等价的分析性解释，供我们参考。
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充分讨论过良好人际关系的教育价值。我们不仅渴望安全，渴望爱，也渴望知识，渴望好奇，渴望打开每一个包裹，渴望打开每一扇门。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利用我们基本的哲学冲动来构建世界、理解世界、让世界变得更有意义。良好的友谊或亲子关系在这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良好的关系的一个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满足感的实现。
最后，我们不妨就一个显而易见（因而常被忽视）的事实说一句话，爱和被爱同样快乐。在我们的文化中，对情感的开放冲动受到严重的抑制，就像性和敌对的冲动一样，甚至可能更为严重。我们只能在极少数的关系中公开表达情感，也许只有三种，即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祖父母和孙子的关系、已婚人士和伴侣的关系。甚至在这些关系中，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如何感到困惑、尴尬、内疚的，是如何通过扮演角色实施自卫和争夺主导权的。
在治疗关系中，允许甚至鼓励表达爱和情感冲动。这一点我们强调得还不够。只有在这里（以及在各种“个人成长”群中），它们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才会有人期待；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被有意识地从不健康的元素中剥离出来，经过净化，得到充分利用。诸如此类的事实清楚地表明，有必要重新评估弗洛伊德的移情和反移情概念，这些概念源于对疾病的研究。这些概念的内涵必须扩大，从而包括健全的、残疾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东西。
2. 人际关系至少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品质，主从关系、平均主义和冷漠或放任。这些已经在不同的领域得到了证明，包括治疗师与患者的关系当中。
治疗师可以把自己当成患者积极的、果断的管理者，或者是共同任务的伙伴，也可以把自己变成患者的一面平静的、没有感情的镜子，永不介入，永不接近，永远保持超然状态。最后一种是弗洛伊德推荐的类型。其他两种类型的关系实际上最为普遍，不过，对精神分析对象来说，任何正常的人类情感唯一可用的官方标签都是反移情，即非理性的、病态的。
如果治疗师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是患者获得必要治疗药物的媒介—就像水是鱼找到所需东西的媒介一样—那么，就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即哪种媒介对哪一个患者最好。必须防范的是，为了支持某个媒介而力排其他媒介。好的治疗师应该充当各种各样的媒介。
虽然以上陈述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普通患者在温暖、友好、民主的伙伴关系中会茁壮成长，但是，对太多的人来说，这并不是最好的氛围，因此，我们无法把这个作为一条规则。对于严重的慢性神经官能症来说，情况尤其如此。
有一些专制的人物，他们会把善良和软弱等同起来。为此，绝不能让他们对治疗师轻易产生蔑视态度。我们要紧紧抓住缰绳，对宽容做出非常明确的限定。这样，才能保证患者的最终利益。
另一些人，他们已经学会了把感情当作陷阱。这些人会因为焦虑而退缩，但绝不会冷漠。有罪的人可能需要惩罚，轻率鲁莽和自我毁灭的人可能需要积极的命令来阻止他们走极端，伤害自己。
但是，治疗师应该尽量意识到他与患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能有任何例外。当然，由于自身性格的原因，他可能会倾向于某一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不过，当患者的利益摆在面前时，他应该能够控制自己。
无论如何，如果关系不好，无论是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还是从个体患者的角度来看，心理治疗的任何资源都很难产生任何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很可能永远不会建立或很快就会破裂。但是，即使患者和他痛恨的人或焦虑的人待在一起，他也会充分利用时间进行自卫和反抗，而且，他的主要目标往往就是让治疗师不高兴。
总而言之，尽管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本身可能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仍然必须被视为心理治疗的一个必要的或非常可取的先决条件，因为它通常是分配所有人都需要的最终心理药物的最佳媒介。
这一观点还有其他有趣的含义。如果心理治疗的终极本质是向患者提供他本应该从其他良好人际关系中获得的品质，这就等于把心理疾病患者定义为一个从未与他人有过足够良好关系的人。这与我们以前对患者的定义并不矛盾，因为患者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和尊重，而这些他只能从别人那里得到。尽管这些定义被证明是同义反复的，但每一个都将我们引向不同的方向，并让我们看到治疗的不同方面。
疾病的这种定义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精神治疗。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绝望的措施，也是最后的求助手段，因为大多数病人都参与其中。它本身被认为是怪异的、不正常的、病态的或不幸的必需品，就像外科手术一样，而这一点甚至连治疗师自己也是认同的。
当然，这不是人们进入其他有益关系（如婚姻、友谊或伙伴关系）应有的态度。但是，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心理治疗与有益的关系和心理治疗与手术的关系是一样的。因此，它应该被视为一种健康的、理想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和从某些方面来说，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从理论上讲，这种关系值得期待，值得建立。这是从以往的考虑中理应得出的结论。然而，实际上，我们知道，事实常常并非如此。当然，这种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神经症患者拒绝康复。这也是患者（乃至治疗师）对治疗关系基本性质的误解。我发现，当我用这种方式向潜在的患者做出解释时，他们往往更愿意接受治疗。
人际关系疗法定义的另一个结果是，它可以将它的一个方面表述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技术培训。（这是慢性神经症患者在没有特殊帮助的情况下无法做到的。）这说明它是可行的，可以带来快乐，很有效果。希望慢性神经症患者通过训练可以与人建立深厚的友谊。相信，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可以从朋友、孩子、妻子或丈夫以及同事那里获得所有必要的心理药物。从这个角度来看，治疗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定义，即让患者和其他人一样自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里，相对健康的人也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许多心理药物。
从上述考虑中得出的另一个推论是，患者和治疗师理想上应该相互选择，而且，这种选择不应仅仅基于名誉、费用、技能和技术培训，还要基于彼此之间的喜欢。从逻辑上看，不难证明，这至少可以缩短治疗的时间，使患者和治疗师都更加从容，更易接近理想的治疗效果，并使整个体验在双方眼里都更有价值。这一结论的其他结果是，背景、智力、经历、宗教、政治、价值观等都应该相似，而不是相反。
现在，必须清楚的是，治疗师的个性或性格结构，即便不是最重要的，肯定也是关键的因素之一。他必须是一个极易进入心理治疗这种理想的良好人际关系的人。此外，他必须能与不同种类的人（甚至与所有人）一起共事。他必须热情，富有同情心，必须确信自己能够尊重他人。他应该是一个本质上非常民主的人。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说，他尊重他人的前提只能是因为他们是人，是独一无二的人。总之，他应该有情感上的安全感，应该有健康的自尊心。此外，在理想情况下，他的生活状况应该很好。这样，他就不会被自己的问题所困扰。他应该婚姻幸福，经济成功；他应该高朋满座，喜欢生活，且拥有快乐的能力。
最后，所有这些都暗示着，我们很有可能会对治疗师和患者之间在正式治疗结束以后，甚至在治疗进行的过程中持续地接触这个过早封闭的问题（由精神分析学家提出的）进行更加深入的考虑。
作为心理治疗的良好人际关系
我们已经概括和拓展了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以及产生这些目标的特定药物，因此，从逻辑上讲，我们已经开始致力于消除将心理治疗与其他人际关系和生活事件隔开的围墙。那些发生在普通人生活中的、能帮助他们朝着技术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前进的事件和关系，可以称为心理治疗，即使它们发生在门诊之外，也缺少专业治疗师的指导。由此可见，心理治疗研究的一个十分恰当的部分，就是检验由美满的婚姻、良好的友谊、出色的父母、合适的工作、优秀的教师等产生的日常奇迹。从中可以推断，一旦患者能够接受和处理技术治疗，那么，技术治疗的目的就是马上引导患者进入这种治疗关系。
当然，作为专业人士，我们不必害怕把保护、爱和尊重他人这些重要的心理治疗工具交给业余爱好者。虽然它们确实是强大的工具，但并不危险。一般而言，爱和尊重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伤害（不过，神经质的人除外）。公平地说，爱、关心和尊重几乎总是有益无害的力量。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相信，不仅每个好人都有可能成为无意识的治疗师，而且，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鼓励和指导。至少，这些我们称之为非专业心理治疗的基础知识可以从童年开始教给任何人。对公共心理治疗来说，一个明确的任务（用公共健康和私人医学之间的对比来类比）就是只教授这些事实，传播这些事实，从而确保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家长，最理想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理解它们，应用它们。人总是向自己尊敬和热爱的人寻求建议和帮助。没有理由不将这一历史现象格式化、语言化，并鼓励其成为心理学家和宗教学家普遍认可的事实。要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每当他们威胁、羞辱、伤害、支配或拒绝他人时，他们便成为创造精神病例的力量，即使这些力量很小。同时，还要让他们也认识到，每一个善良、正派、热情、民主、乐于助人的人都是心理治疗师，即使他们的力量是微薄的。
心理治疗与良好的社会
前面，我讨论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定义。现在，我们可以探索一下期待已久的良好的社会定义背后的含义。所谓良好的社会，指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它能赋予其成员极大的机会，使之成为健全的、自我实现的人，这意味着良好的社会有其特殊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培养、鼓励、奖励、产生尽可能多的良好人际关系，以及尽可能地避免不良的人际关系。从前面的诸多定义和身份可以推出，良好的社会是心理健康的社会的同义词，而不良的社会是病态社会的同义词。也就是说，在病态的社会里，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即没有足够的爱、情感、保护、尊重、信任、真理；相反，有的却是过多的敌意、羞辱、恐惧、蔑视和支配等。
应该强调的是，社会压力和制度压力会加剧治疗或致病后果，使其更容易、更便于、更有可能获得更大的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这并非不可避免，也不会完全决定人的命运。我们对简单社会和复杂社会中的各类人格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一方面，总体而言，人性有可塑性，有韧性；另一方面，特殊个体形成了特殊的性格结构，使其有可能抵制甚至蔑视社会压力。人类学家似乎总能在残酷的社会中找到一个善良的人，在和平的社会中找到一名斗士。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不能把人类所有的疾病都归咎于社会制度的安排，我们也不奢望仅仅通过社会进步就能让所有人变得幸福、健康和聪明。
就我们的社会而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用途。例如，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或任何其他社会找到一种平均值，并将其标注为相当病态、极度病态等。然而，对我们来说，更有用的是在导致疾病和促进健康的各种力量之间找到平衡。显然，我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中，各方势力轮番登场。没有理由不对这些力量进行测量和实验。
现在，让我们离开这种一般的考虑，转向个人的心理思考。首先，我们要面对的是对文化的主观解释这一事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公平地说，对神经质的人而言，社会是病态的，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危险、威胁、攻击、自私、羞辱和冷漠。但是，他的邻居，在同样的文化和同样的人面前，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这些结论在心理学上并不矛盾，都可以在心理上存在。因此，每个重病患者都主观地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从这一陈述和我们之前对心理治疗关系的讨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治疗可以被描述为建立一个小型良好社会的尝试。即使从大多数成员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是病态的，这种描述也是正确的。
从理论上来说，心理治疗在社会上等同于对抗病态社会中的基本压力和倾向。换句话说，不管一个社会是何等健康、何等病态，治疗相当于在个人范围内与该社会中产生疾病的力量作斗争。它试图扭转潮流，从内部产生共鸣。从词源学意义来看，这种行为是革命性的。因此，每个心理治疗师都在或应该在他的社会中对抗较小的而不是较大的精神变态力量。如果这些力量是基本的和主要的，那么，他实际上是在对抗整个社会。
很明显，如果心理治疗可以得到极大的扩展，如果心理治疗师每年可以治疗几百万患者，而不是几十个患者，那么，这些反对社会本质的微小力量就会变得肉眼可见。毫无疑问，社会将得到改变。首先，人际关系将发生变化，人们开始尊重好客、慷慨、友好等优良品质。但当足够多的人变得更加好客、更加慷慨、更加善良、更频繁地参与社交活动，那么，可以肯定，他们会使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发生变化。也许，“会心团体”等许多“个人成长”群体和阶层的迅速传播将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我看来，任何社会，无论多么美好，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疾病。如果威胁不是来自其他人，那么，一定是来自自然，来自死亡，来自挫折，来自疾病。此外，即使生活在一个群体中能让人们从中受益，也必须改变满足欲望的方式。我们也不敢忘记，人性本身会产生许多邪恶，即便不是来自与生俱来的恶意，也是来自无知、愚蠢、恐惧、笨拙、沟通不畅等。
这是一组非常复杂的相互关系，很容易引起误解。也许，我不应在此多费笔墨，而应请诸位参考我在“乌托邦社会心理学研讨会”上的一篇论文。论文强调了经验主义，强调了可以实现的东西，强调了“程度陈述”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陈述”。这个话题由以下问题构成：人性可以使社会变成什么样子？社会允许什么样的人性存在？考虑到已知的人性的内在局限性，我们希望人性能有多好？鉴于社会本身性质固有的困难，我们能期望拥有一个多好的社会？
我个人的判断是，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人，这一点想都不用去想。但是，人类比大多数人认为的要进步得多。至于完美的社会，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奢望。就连完美的婚姻、友谊或亲子关系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如果纯洁的爱在两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中都难以企及，那么，对于两亿人来说，又有多难？对于三十亿人呢？不过，在此，我们再次发现，尽管完美的关系在两个人、家庭、团体、社会中都很难企及，但仍然是可以改进的，可以从很差到很好。
此外，我觉得，由于我们对改善伴侣、团体和社会关系已经了解得很多了，反而会拒绝快速或简单的改变。改变一个人，使其能够坚持下去，可能需要几年的治疗工作。即便如此，“改变”的主要工作是允许他着手终身任务，即提高自己。瞬间的自我实现在一个伟大的转变、洞察或觉醒的时刻确实会发生。但是，这是极其罕见的，对此，不应该有所指望。精神分析学家很久以前就知道不能仅仅依靠洞察力。如今，他们又强调“通过反复思考来解决问题”，即长期、缓慢、痛苦、重复地运用洞察力。东方的精神导师一般也会提出这一点，那就是，提升自己是一生的努力。如今，同样的训诫也纷纷来自“会心团体”“个人成长群体”“情感教育群体”等更有思想、更清醒的领导之口。他们正处在放弃自我实现的“生活大爆炸”理论的痛苦过程之中。
当然，这一领域的所有公式都必须是度合公式，如下所示。（1）社会越健康，个体心理治疗的必要性就越小，因为患病的个体就越少。（2）社会越健康，患者越有可能在没有任何技术治疗干预的情况下得到帮助或治愈，即通过良好的生活经历。（3）社会越健康，治疗师就越容易治愈患者，因为简单的满足疗法更容易为患者所接受。（4）社会越健康，顿悟疗法就越容易治愈，因为好的人生经历、好的人际关系就越多，战争、失业、贫困等其他致病因素就越少。显然，类似的测试方式有几十种之多。
个人疾病、个人治疗和社会性质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些措辞十分必要，可以帮助解决下面这个常见的悲观悖论：健康不良是由社会造成的。在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里，健康或健康的改善怎么可能实现？当然，这种困境中隐含的悲观主义与自我实现者的存在以及心理治疗方法的存在之间相互矛盾，而心理治疗的存在恰恰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即使如此，提供一个相关的理论也是有益的，哪怕只是将整个问题留给实证研究。
训练和理论在现代心理治疗中的作用
随着疾病变得越来越严重，从需要满足中受益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1）人们不再寻求基本需要的满足，而是寻求病态需要的满足；（2）即使给患者提供了基本需要，他们也不能利用。给他们爱是没用的，因为他们害怕爱，不信任爱，曲解爱，最终会拒绝爱。
正因如此，专业（顿悟）治疗不仅变得十分必要，而且，不可替代。其他疗法都不可行，暗示不行，宣泄也不行；既没有症状治愈，也没有需要满足。于是，我们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一个由自己的规则管辖的领域，一个迄今为止所有原则都在这里讨论的领域。
技术治疗和非技术治疗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且是重要的。三四十年前，我们不应该在上面的讨论中增加任何东西。今天，则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从弗洛伊德、阿德勒等的革命性发现开始，心理学在21世纪得到了飞速发展，将心理治疗从无意识的行为变成了有意识的应用科学。现在，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心理治疗工具。这些工具不会自动提供给善良的人，只提供给天资聪慧、训练有素的人。这些工具是人工技术，不是自发的或无意识的，可以独立于精神治疗师的性格结构，以教学的方式传授下去。
在这里，我只想谈一谈最重要、最具革命性的方法，即把洞察力带给患者，也就是说，让他意识到其潜在的欲望、冲动、抑制和思想（遗传分析、性格分析、抵抗分析、移情分析等）。这一方法使得具有良好个性的专业心理治疗师比只有良好个性而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具有更大的优势。
那么，这种洞察力是如何产生的呢？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方法都没有超出弗洛伊德阐述的范畴。自由联想、解梦以及解读日常行为背后的意义是治疗师帮助患者有意识地洞察自己的主要途径。当然，还存在其他一切方法，只是它们不太重要。放松疗法以及各种能够引起某种形式的分离并加以利用的方法远没有弗洛伊德的方法重要，尽管它们可能比现在使用得更多。
在一定条件下，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获得这些方法，前提是他愿意接受精神病和精神分析研究所以及临床心理学系提供的培训课程。的确，正如我们所料，这些方法的使用效率存在着个体差异。一些顿悟疗法的学生似乎比其他人有着更好的直觉。我们可能还会认为，这些方法在“性格良好”的人那里比在“性格不良”的治疗师那里能得到更好的利用。所有教精神分析的学院都对学生提出了人格要求。
弗洛伊德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新的重大发现是，精神治疗师自己认识到了自我理解的必要性。虽然心理治疗师对这种洞察力的需要得到了精神分析学家的认可，但是，还没有得到其他流派心理治疗师的正式认可。这是一个错误。根据这里提出的理论，任何能改变治疗师性格的力量都会使其成为更好的治疗师。心理分析或治疗师的其他疗法可以帮助做到这一点。如果某个方法有时不能完全治愈，至少可以让治疗师意识到威胁来自何方，意识到其内心冲突和沮丧的主要领域。因此，当他与患者打交道时，就可以参照自己内心的这些力量，为他们治疗。由于治疗师总能意识到这些力量的存在，因此，就可以让它们为自己和患者服务。
正如前面所说，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治疗师的性格结构远比他持有的任何理论都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他所使用的治疗方法。但是，随着技术疗法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想法会逐渐得到改变。在优秀的心理治疗师的整体形象中，其性格结构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未来更是如此。相反，他的训练、智力、技法以及理论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总有一天，它们将变得至关重要。我们之所以称赞“聪明的老妇人”这一心理治疗技术，原因十分简单。那是因为，在过去，她们是独一无二的心理治疗师。此外，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她们在我们所说的外行心理治疗中都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如今，如果仍然采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是去见牧师还是去见心理分析师，则是很不明智、很不合理的。优秀的专业心理治疗师早已把全靠直觉行医的帮手远远抛在了后面。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特别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专业心理治疗师的作用将不再是安抚、支持等需要的满足，因为这些都可以从外行那里得到。患者前来就诊，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满足治疗或释放治疗，而是要获得专业治疗。这一点对外行来说就无能为力了。
自相矛盾的是，从前面的理论中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推论。如果相对健康的人更容易接受治疗，那么，十有八九，人们会为健康状况最佳的人（而不是健康状况最差的人）保留更多的技术治疗时间，因为，在一年的时间内，改善十个人的健康状况总比改善一个人的要好，尤其是当这几个人处于关键的非专业治疗位置上，如教师、社会工作者、医生等。这种情况已经十分普遍了。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存在主义分析师利用大部分时间来培训、教育和分析年轻的治疗师。如今，治疗师为医生、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护士、牧师和教师授课的现象也很常见。
在离开顿悟治疗的主题之前，我认为应该解决洞察力和需要满足之间的二分理论这一问题。纯粹的认知或理性主义的洞见是一回事，而机体的洞见则是另一回事。弗洛伊德流派有时谈到的全部洞见是对下列事实的认可，即仅仅了解一个人的症状—即使我们知道了症状的出处及其在精神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本身通常并不能起到治愈作用。应该同时还有一种情感体验，一种对体验的真实重温，一种宣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全部洞见或充分的洞察力不仅是一种认知，也是一种情感体验。
更加微妙的是，这种洞察力往往是一种意动的、令人满意的或令人沮丧的经历，一种被爱、被抛弃、被鄙视、被拒绝或被保护的真实感觉。分析师所说的情感最好被视为是对领悟的反应。例如，当患者回忆20年的人生经历时，突然意识到那些埋在心底的错误认识，意识到父亲很爱自己，或者，突然意识到他一直以为深爱自己的母亲才是他最讨厌的人。
这种丰富的体验同时具有认知性、情感性和意动性，我们可以称为机体洞察力。但是，假设我们研究的主题一直是情感体验呢？我们应该逐步扩展经验，包括意动元素、机体情感或整体情感。意动经验也是如此，它也将扩展到整个机体的非机能体验。最后，要认识到，除了研究角度不同以外，机体洞察力、机体情感和机体意动之间没有区别，最初的二分法是原子学派方法的极端表现。
自我疗法：认知疗法
理论告诉我们，自我治疗比通常人们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大的局限性。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缺少什么，知道自己的基本欲望是什么，知道基本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症状是什么，那么，他便会有意识地去弥补这些缺失。根据这一理论，大多数人都拥有比自己意识到的更大的可能性，可以以此来治愈社会中常见的各种毛病。爱、安全感、归属感和来自他人的尊重几乎是治疗情境障碍的灵丹妙药，甚至对一些轻微的性格障碍也是如此。如果个体知道自己应该得到爱、尊重，应该有自尊，那么，他便会有意识地去寻找。当然，每个人都同意，有意识地寻找会比无意识地弥补更好，更有效。
但是，与此同时，许多个体都希望，也拥有了自我治疗的更大的可能性。他们知道，有些问题必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在严重的人格障碍或存在性神经症中，在对患者采取除单纯的改善之外的任何措施之前，对产生、引发和维持障碍的因素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是绝对必要的。正因如此，必须使用一切能带来有意识的洞察力的必要工具，而这些工具目前还没有替代品，只能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治疗师使用。一旦某个病例被认为是很严重的，就永久治愈而言，来自外行和“聪明的老妇人”的帮助十有八九是完全无用的。这就是自我治疗的本质限制。
集体治疗：个人成长小组
心理治疗方法的最后一点是更加尊重集体治疗和个人成长小组。我们已经说过，心理治疗和个人成长是一种人际关系。仅仅从先验的角度来看，从两人配对到建立群体是非常有益的。如果普通治疗被看成是两个人的微型理想社会，那么，团体治疗就可能被看成是十个人的微型理想社会。推广集体治疗有很多理由，一是节省时间和金钱，二是越来越多的患者可以得到心理治疗。此外，现有的数据表明，团体治疗和个人成长小组可以做一些个人心理治疗不能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当患者发现群体中的成员和自己属于一类人，有着同样的目标、冲突、满意、不满意以及隐秘的冲动和想法后，那么，摆脱独特感、孤立感、负罪感或罪恶感并非难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隐秘冲突和隐秘冲动的心理变态效应。
另一种治疗预期也得到了实践的证实。在个体心理治疗中，患者学会了与至少一个个体（治疗师）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之后，我们希望他能把这种能力转移到他的社会生活中去。事实上，他有时可以，有时不能。在集体治疗中，他不仅学会了如何与至少一个人建立这种良好的关系，而且，还是在治疗师的监督下与一群人一起培养这种能力。总的来说，已有的实验结果虽然并不令人吃惊，但确实令人鼓舞。
正是因为有这些经验数据以及理论推论，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团体心理治疗研究。这不仅因为它在技术心理治疗方面率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而且，还因为它肯定会让我们更加了解普通心理学理论，甚至更加广泛的社会理论。
同样，个人成长小组、会心团体、敏感性训练以及所有被归类为个人成长小组或情感教育研讨会和讲习班的其他团体都值得推广。虽然在方法上各有不同，但是，可以说，它们与所有的精神疗法有着相同的目标，即自我实现、完全人性化、更充分地利用族群特征和个人潜力等。像任何心理疗法一样，如果由能人来管理，它们同样可以创造奇迹。但是，大量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管理不善，它们可能是无用的、有害的。因此，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因为对外科医生和所有其他专业人员来说都是如此。同样，我们也没有解决外行如何选择合格的治疗师（内科医生、牙医、专家、向导或老师等）、避免落入无能之辈手中的问题。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