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都巴利亚多利德和塞维利亚发现了两起新教教徒。／通过奥古斯丁·卡萨利亚和康斯坦丁·彭塞·德·拉富恩特，两位曾经作为神甫和传教士跟随查理五世到德意志的修士，路德教义传播到卡斯蒂利亚老城和安达卢西亚。／信众的数量和身份。／当得知这个发现时，查理五世愤怒又心烦。／他写给胡安娜公主和腓力二世的信。／他对宗教裁判所总法官巴尔德斯的请求。／查理五世催促卡萨利亚，康斯坦丁·彭塞·德·拉富恩特和其他信众诉讼案件结案。／帝都巴利亚多利德和塞维利亚异端裁判所的判决。／玛格达莱娜·德·乌路亚和查理五世的私生子唐胡安安顿在夸克斯。／查理五世关于胡安先生出世的秘密声明；他为胡安的安排。／胡安的教育，他在夸克斯的居住和他对尤斯特修道院的拜访。／女摄政官胡安娜公主希望去修道院对父亲行吻手礼，并且希望将西班牙王子卡洛斯留在他身边以便可以管教他。／查理五世挂虑吉斯公爵向低地国家的进发，以及有土耳其舰队出现在地中海的事。／他给出的建议和预防措施。／吉斯公爵拿下蒂永维尔和阿尔隆；泰尔姆元帅入侵佛兰德沿海；土耳其人蹂躏梅略卡岛。／格拉沃利讷战役；艾格蒙特公爵击败泰尔姆元帅。／查理五世倍感欣喜。／这次战役的各种后果。／在赛尔康开启谈判并且在卡托-康布雷齐城堡结束谈判，谈判达成了和平，西班牙占了上风，但是查理五世却无法看到这个结果了。
他曾经强烈盼望着做一个平民百姓，只为自己负责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感到心满意足。但是查理五世品味这种纯粹的宁静和满足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很长，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就立刻打破了他生活的清静平和，并且扰乱了他的信仰。在西班牙接连发现了两起新教教徒：一起就在卡斯蒂利亚老城的中心——帝都巴利亚多利德，而这里正是王室所在地；另一起则在安达卢西亚商业化和教育程度最高，且最重要的城市——塞维利亚。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像西班牙这样成功地抵挡住了新教教义的侵袭。这种教义尽管观点不尽相同，却以稍有不同的形式，在德意志占了上风，在瑞典和丹麦占据了主要地位，在瑞士的大部分地区被接受，在法国获得了发展，进入了低地国家并且马上要重新占领英格兰。宗教裁判所的宗教法庭通过它的酷刑威慑和严密监控来阻止新教的产生和传入。这个法庭在征服了整个王国的摩尔人之后，通过阿拉贡的费尔南多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成了一个更加令人生畏的组织和权威，以期通过宗教统一来实现全国统一。王权赋予了它权力，教会给了它法则，新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严酷地下令，让犹太人和摩尔人皈依或将他们驱逐。它烧死2万多名受害者，迫使40万犹太教徒和50万穆斯林逃亡异乡，使得从纳瓦拉边境到安达卢西亚的边界，自潘普洛纳至格拉纳达，西班牙只能信奉天主教。由国王创立，被教廷确认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其首领是总法官，由最高理事会领导，在每个大省通过特别法庭执行，安排了他的亲信、警官和法官，覆盖整个西班牙领土，并且在很多地方将世俗和宗教司法权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世俗轻罪和宗教罪行的追究起诉，且不受任何节制。因为宗教裁判所不经上诉就可以宣判，要求且奖励告密行为，行事秘密且使用酷刑，处以犯人最严酷和最耻辱的刑罚，它可以掘出死人，烧死活人，没收犯人的财产，贬黜犯人家庭，使他们几辈人无法翻身，宗教裁判所遏制冒险精神，恐吓动摇的信仰，这样毫不费力地禁止了所有比利牛斯山南侧的异端。
这个天主教徒费尔南多曾经多次当作反对外来种族，实现统一的绝佳工具，查理五世则用来清除宗教异端。他的外祖父用来维护国家统一，而外孙则用来维护宗教一统。查理五世既是费尔南多政治事业也是宗教事业的继承者，在各异端国家领地上坚定地维护基督教的正统地位。他在这方面，与力图实现西班牙的天主教一统的、他的外祖父并无分别，与同样倾尽其力，支持欧洲天主教化的其子、腓力二世毫无不同。他绝对是出自他的家族，他具有这个家族狂热的虔诚，并且遵循他所处地位所决定的法则。尽管他在德意志违背了他的家族传统和追求：他不得不暂时容忍了那些他本想制止的新教教徒的存在；还和本来要去打击的异端份子妥协，他对此也是深感遗憾。就像他曾经在位时和在修道院里所说的，他担心因此无法实现他灵魂的救赎。但是在别的地方他严格执行他的宗教政策。他增强了宗教裁判所在西班牙的力量，在西西里岛对它进行了巩固，他还在低地国家也建立了一个，甚至他试图在那不勒斯也建立一个裁判所，那里的人民起义反对它，并迫使他放弃了这个可恨的机构。
他虽是其世袭领土上狂热的教廷正统维护者，但在帝国德意志选区里，却也无能为力，只能宣布新教徒为敌，那么他怎么会接受被王权和宗教裁判所共同防范的新教，进入半岛的命运呢？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圣经》的研究、莱茵河畔大胆的宗教问题辩论家的几次交流，以及对他们作品的阅读，早已经在之前，就使得路德宗的教义，渗入了压制这些事情发生的西班牙，曾在1546—1552年跟随查理五世到德意志的人，又再一次更加广泛地将它们传播开来。与这些知识接触之后，皇帝的西班牙传教士和神甫都立刻被它们所感染了。对教条热烈的探讨使他们走得更远，因为之前并没有几个西班牙语言学家曾经对《圣经》经文进行解释。因此，在知识更加丰富并且更加理智的欧洲，好奇心使人们有了更多的胆量，开始思考宗教信仰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异端加速发展的温床：他们有了知识，再加上他们的虔诚，便引发了争议。这也发生在查理五世的两位主要神学家身上，即康斯坦丁·彭塞·德·拉富恩特（Constantin Ponce de la Fuente）和奥古斯丁·卡萨利亚（Agustin Cazalla），时间就在这位热诚的皇帝进行反对德意志新教徒的天主教圣战期间。
康斯坦丁·彭塞在安达卢西亚扩散了革新的萌芽，而奥古斯丁·卡萨利亚则在老卡斯蒂利亚进行传播。康斯坦丁博士藏身的塞维利亚城已经处于裁判所严密的监视之下，裁判所已经开始追查那些传播他们知识和正确生活方式的罪魁祸首，例如，城市教堂的地方议事司铎、托尔托萨民选主教胡安·吉尔（Juan Gil）和在埃纳雷斯堡大学（l'université d'Alcala de Hénarès）的巴尔加斯博士（le docteur Vargas）：第一位在讲道时雄辩有力，第二位则因他深刻的著作获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1550年起诉胡安·吉尔，而在1552年对此和解，却将他一直关押到1555年。但是死于1556年的胡安·吉尔却在不久之后被判决焚烧尸骨。康斯坦丁·彭塞代替他成了塞维利亚的地方议事司铎，他曾经拒绝接受昆卡（Cuenca）和托莱多地区显赫的职位。康斯坦丁之前曾经领导过安达卢西亚这个辉煌首府的教理学院，并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圣经》讲坛。这三位学识渊博的博士已经扩散了被禁的观点，尽管他们是秘密进行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久而久之必会被一直瞪着眼睛的宗教裁判所识破，因此他们的行动只是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在裁判所将手伸向胡安·吉尔之后，很多的隐藏的路德派教徒都离开了塞维利亚，并且隐藏在宗教宽容的威尼斯或者宗教自由的日内瓦：其中就包括卡西奥多罗斯·德·雷纳（Cassiodoro de Reina）、胡安·佩雷斯·德·皮内达（Juan Perez de Pineda）、西普里亚诺·德·瓦莱拉（Cipriano de Valera）和朱利亚尼奥·埃尔南德斯·德·比利亚韦德（Julianillo Hernandez de Villaverde）。虽然自己因新教事业而被驱逐，这些逃亡者在异乡都希望为他们国家的这项事业服务，他们将根据新教教义解释的基督教教理书、各种版本的《圣经》、基督教教义摘要翻译成卡斯蒂利亚语并且印刷。勇敢大胆的朱利亚尼奥负责将这些书籍运输到塞维利亚：他乔装为赶骡子的人，成功将它们运到了西班牙。两个装满书的大桶被秘密地放在胡安·彭塞·德·莱昂（don Juan Ponce de Léon）的家中，此人是拜伦伯爵（le comte de Baylen）的二儿子、阿科斯公爵（le duc d'Acros）的日耳曼表亲以及贝哈尔女公爵（la duchesse de Béjar）的亲戚，另一个藏匿地点是圣伊西德罗·德尔·坎波（San-Isidro del Campo）的圣哲罗姆派修道院，这两个地方都在塞维利亚城外，该修道院的院长、副本堂神甫、代诉人以及大部分的教士都信仰了改革后的新教。还有多明我会的修士们也采信了新教，比如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le duc de Medina-Sidonia）的儿子道明·德·古斯曼（Domingo de Guzman）修士、圣保罗修道院的讲道者和圣伊丽莎白修道院的方济会修士也已经接受了新教。路德派教会安排在塞维利亚虔诚富有的伊莎贝尔·德·巴埃纳夫人（Isabelle de Baena）家中。
查理五世曾经的讲道者，康斯坦丁·彭塞·德·拉富恩特吸引了其他的新教支持者。他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大都会的讲坛上，周围围绕着安达卢西亚的贵族和塞维利亚的教士。在他的布道中，康斯坦丁博士在惯用的教义中加入了很多路德派的格言：这样他就让听众熟悉了新教。弗朗西斯科·波吉亚神父曾在1557年经过塞维利亚时听过他的布道，并将康斯坦丁·彭塞的布道比作“特洛伊木马”，同时劝告天主教徒说，不要相信他的话，因为他的布道是为了欺骗他们信仰所设的陷阱。来听他布道的多明我会修士则毁了这一切，他们比耶稣会的总特派员 [1] 做得更加过分：他们向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揭发了康斯坦丁。裁判所质疑他的教义，曾经多次召他到特里亚纳（Triana）城堡，即裁判所法庭所在地，以了解他所提出的一些主张。它还试图起诉他，但是考虑到查理五世对他非常看重，裁判所并不敢造次。康斯坦丁博士的朋友们看到康斯坦丁如此频繁地被叫到特里亚纳城堡，感到非常不安，于是他们焦虑地问他，为什么宗教裁判所的法官让他去那里。“为了烧死我，”他回答他们，“但是他们觉得我还太青涩了。”不过，为了避免这个他已经感受到威胁的厄运，他清理了他家中路德和加尔文的书，以及他自己的手稿，因为他的手稿中有着跟这些伟大的改革家相似的理论；他将它们交给了一位女士——孀妇伊莎贝尔·马丁内斯（Isabel Martinez），他对这位女士的宗教感情和忠诚度都很了解，她将这个危险的寄存物放在了她家中地窖的一面墙后。然而，在塞维利亚还有圣伊西德罗·德尔·坎波的12名圣哲罗姆派修士仍处于危险当中，他们则谨慎地逃到了日内瓦躲避起来。
当这些事情在安达卢西亚发生的同时，奥古斯丁·卡萨利亚则在老卡斯蒂利亚中心进行着路德派教义的传播。他出身于西班牙一个管理财政的贵族之家，他的父亲在帝都担任总会计师。奥古斯丁博士曾在埃纳雷斯堡大学学习。在他担任萨拉曼卡的修会神父和善于雄辩的议事司铎时，他被选为查理五世的传道者之一。他有文化，温和虔诚，道德高尚，无可指摘，思想大胆但性格懦弱。在离开皇帝之后，他带着从德意志了解到的宗教主张，重新回到了萨拉曼卡做议事司铎；他在暗处将这些主张传播到帝都，他经常去那里，并且不久之后这些主张得到了发展，但并没有引起注意。秘密会议在他母亲唐娜·昂诺尔·德·韦比诺家（dona Léonor de Vibero）中举行。这所房子就是路德派的圣殿；他们在这里阅读圣典，聆听新教话语。奥古斯丁·卡萨利亚使得教士、律师、法官以及高官贵胄都改信新教。这个新教的中心位于皇宫的旁边，影响力一直到萨莫拉、托罗和洛格罗尼奥（Logrono），在塞维利亚的新教中心被发现之前，这个新教据点于1558年春天，被裁判所总法官巴尔德斯（Valdès）发现了。
巴斯克斯·德·莫利纳和西班牙女摄政4月27日将这个发现告诉了皇帝，此事令他感到深深的痛苦。查理五世对新教进入西班牙的消息非常气愤，同时又很困惑。他希望用最严厉的手段对付那些放任自己被愚弄的人。他的建议非常严格以至到残酷的程度，这位西班牙政治家并不希望国家出现分裂，而作为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厌恶异端，并且担心对外表现出对异端的过于宽容。“尊贵的公主，我挚爱的女儿，”他对女摄政说，“尽管我确信这严重影响荣誉和对上帝的侍奉，同时威胁众王国的稳定，感谢上帝恩慈，保护信仰不受侵蚀，我们要倍加勤勉地着手调查、追究，我敦促您，命令塞维利亚大主教绝不能袖手旁观；派他去各地追查，并且以我的名义，严格要求宗教裁判所的理事会成员，让他们去做所有他们认为合适的事情。我相信他们可以快刀斩乱麻，我也相信您可以给他们提供帮助，并且给予他们需要的热情支持。必须大张旗鼓地找出所有罪犯，并且根据他们的罪行严惩不贷，一个都不能放过。如果我身体康健、体力尚佳，我将努力尽我所能地，对他们进行惩罚，这让我在这方面遭受的折磨又增添了新的痛苦；但是我知道，不需要我亲自出马，按照适当的方式进行就好。”他坚持必须要马上严厉地惩罚这些路德派，他说：“我从德意志和佛兰德的经验中得出，一个宗教教义不一致的地方，永远不会有安宁和繁荣。”
胡安娜公主给裁判所总法官巴尔德斯看了皇帝的信，此人已经不需要被激发，就有足够的虔诚热忱。与捐献他的杜塔托相比，贪婪强硬的塞维利亚大主教更喜欢屠杀异端来维护信仰。他不知疲倦地、残暴地追查着西班牙新教徒：他成功抓住了罗哈斯侯爵（le marquis de Rojas）的儿子道明·德·罗哈斯修士（Domigo de Rojas），虽然此人已经藏了起来；他同时命人逮捕了此人的兄弟，圣雅克军事骑士、金塔纳领主唐·佩德罗·萨米恩托·德·罗哈斯（don Pedro Sarmiento de Rojas, chevalier de l'ordre militaire de Saint-Jacques et commandeur de Quintana）和他的妻子；还有这个家族的继承人、侯爵的孙子唐·路易斯·德·罗哈斯（donLuis de Rojas）；阿尔卡尼伊塞斯女侯爵（la marquise de Alcanices）的女儿唐娜·安娜·恩里克斯（doña Aña Enriquez）和这个家族的唐娜·胡安娜·贝拉斯克斯（Juana Velasquez）。在洛格罗尼奥，唐·卡洛斯·德·塞塞骑士（le caballero don Carlos de Sesse）和埃雷拉学士（le licencié Herrera）；在帝都，巴埃萨学士（le licencié Baeza）的女儿弗朗西斯卡·德·祖尼加（Francisca de Zuniga），卡萨利亚博士（le docteur Cazalla）的两个兄弟，此二人都是教士，还有他的一个姐妹、唐娜·凯瑟琳·奥尔特加（doña Catalina de Ortega），另外，还有埃尔南多·迪亚斯学士（le licencié Hernando Diaz）的女儿，以及美女胡安娜·桑切斯（Juana Sanchez）和金银匠格雷西亚（l'orfévre Garcia）；在托罗，圣-让教会的胡安·德·乌路亚（Juan de Ulloa）和赫尔南多学士（le licencié Hernando）；在萨莫拉，唐·克里斯托弗·帕迪拉（don Cristoval de Padilla）；在帕洛（Palo），佩德罗·索特罗（Pedro Sotelo）；最后还有路易斯·德·罗哈斯（Luis de Rojas）的仆人安东·佩宗（Anton Pazon）。这些人都被逮捕起来并关入裁判所的监狱。总法官巴尔德斯关于如此重大的发现和人数众多的监禁人员，向腓力二世提交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他也给查理五世呈交了一份。尽管宗教裁判所还没有深入塞尔维亚新教的核心，当得知天主教信仰已经在如此众多的地方被破坏之后，查理五世既震惊又痛苦。5月25日，他写信给女摄政：
我的女儿，您相信吗，这件事情使我非常忧虑并令我非常痛苦，我已无法对您言说，尤其当我看到，这些王国在国王和我缺席时，完全处于清静中并且避免了这个灾祸。但是今天，当我归隐在这里休息并专心侍奉上帝的时候却发生了这件事，就在你我的眼皮之下，放任这些人做出了如此严重冒失的可恶之事，并且他们明知道我在德意志因为此事而经受了多少的劳苦，花费了多少金钱，并不得不抛弃了自己一部分灵魂永福。当然，你我并不确定，您身边的宗教裁判所理事会成员是否已经将罪恶连根拔起，因为这仅仅是开始，还未投入强力深入调查，同时要对罪犯严厉处罚，以免此事进一步恶化，我不知道是否还忍耐得住，不让自己离开这里去亲自补救此事。”他补充，必须要毫不留情，就像他之前在佛兰德所做的那样，那时异端曾经通过相邻的德意志、英国和法兰西进入那里。这些地方的政府都反对建立宗教裁判所，因为那里没有犹太人；但是我们指派一些数量的教士，负责寻找那些信奉异端的人，并且立刻杀了他们，将他们的财产充公：烧死那些活着的顽固分子，砍下那些悔罪、与教廷和解的人的脑袋。“我的女儿，”查理五世在信的最后说：“请您相信，原则上，一定要使用这些惩罚和措施来阻止此种罪恶，不放过任何人，我不希望不久之后国王或者任何其他人将再也无法阻止它。
查理五世在同一天写信给巴斯克斯、基哈达、匈牙利王后和腓力二世。尽管他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但是他仍然保留了指挥他人的习惯，并且皇帝直到死后才得享清静。他又称呼巴斯克斯为“他的秘书”。同时，他命令基哈达从韦拉-加西亚去帝都，以他的名义与他的女儿摄政官、裁判所总法官巴尔德斯、国会成员、卡斯蒂利亚委员会成员、宗教裁判所成员进行商谈，督促他们立刻行动，狠狠地出击。他告诉他的儿子腓力国王，关于这方面所有已经完成的事，并且建议他在这种境遇下，表现出绝不姑息的严厉。腓力二世完全与他的父皇心意相通，他狂热喜悦的情绪激扬，在皇帝书信的边缘写了：“为在这方面父亲所做的决定而亲吻他的手，恳求他继续这样做。”他热烈地感谢了父亲，并且相信他所采取的措施，他在之后给他妹妹的信中说：“我已经看到了塞维利亚大主教和宗教裁判所理事会的人给我们写的报告了，并且我们的父皇已经下达了，根据他的感情和他一直以来保护和弘扬天主教信仰的虔诚与热忱而下达的命令。我确信他一直以来都是在兢兢业业地打击罪行，在严厉处罚罪犯并以儆效尤之前，绝不能撒手不管此事，因为这件案件的性质需要我们这样做，且此事事关上帝的宗教事务和这些王国的利益、稳定和安宁。鉴于我在这里忙于战事，为了不因寄送报告到我这里咨询意见而耽误行动，我写信给塞维利亚大主教和宗教裁判所理事会，告诉他们，此事可以特别汇报给陛下，为了确保陛下愿意不厌其烦地听他们的汇报、给他们帮助、处理将会发生的事，我将亲自写信恳求他。”
基哈达并没有在帝都见到西班牙摄政官和塞尔维亚大主教；他们去阿布罗霍蒙（Abrojo）的皇家森林过圣灵降临节了。基哈达也去了那里。他给皇帝的女儿传达了她父皇权威的建议。胡安娜将她父皇的建议又寄送给总法官巴尔德斯、卡斯蒂利亚议会议长胡安·德·维加（Juan de Véga）以及王国各个理事会要员。基哈达发现塞维利亚大主教非常积极却没有皇帝急切。巴尔德斯希望根据宗教裁判所的恐怖做法，巧妙地放缓追查速度，放长线钓大鱼，以便给罪犯最严厉的处罚。基哈达代表查理五世对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抓紧时间，对于供认不讳的犯人，我们要在比通常来说更短的时间内处罚他们”。“这也是很多人的要求，”大主教回答说，“甚至是人民的公开要求。我对此非常高兴，因为这向我证明没人指责我，并且人们希望司法惩治异端。但是这并不是为了匆匆忙忙地来做此事：我们还没有深入到每件事中，并且还没有彻底了解案情。头领自己会暴露出来。不能以比目前速度更快的节奏来推进此事了。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为了查明所有事实，因为如果罪犯今天不招，那总有一天会招，或者通过说服，或者通过争论，如果他们拒绝招供，我们就可以酷刑虐待和折磨他们。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切了。”
然而，宗教裁判所理事会和国会被问及此话题时，却宣布说根据皇帝的意愿，此事刻不容缓。基哈达写信给查理五世说，“他们所有人都想急于向上帝和陛下尽忠……他们了解陛下的心情后，非常关心此事，并且催促快速行动。当人民得知陛下想要走出修道院，来承担这件辛劳之事后，也都非常欢欣鼓舞。”追查一刻没有延缓，并且每天都有新的囚犯被逮捕。总法官巴尔德斯派塔拉索纳（Tarazona）主教唐·佩德罗·德·拉加斯卡（don Pedro de la Gasca）作为他在老卡斯蒂利亚的代表，他还派唐·胡安·冈萨雷斯·德·穆尼布雷加（don Juan Gonçalez de Munibrega）去安达卢西亚做他的代表。
至此，藏身在塞维利亚的路德派暴露了。塞维利亚的宗教裁判所监禁了博学的巴尔加斯（Vargas）和虔诚单纯的道明·德·古斯曼教士。宗教裁判所不再召能言善辩且有嫌疑的康斯坦丁·彭塞·德·拉富恩特到特里亚纳城堡了，而是直接将他投进了监牢。孀妇伊莎贝拉·马丁内斯的儿子被吓坏了，将他们出卖给了宗教裁判所的熟人，于是被她藏在墙里的康斯坦丁的书籍和手稿被发现了，而这位孀妇也被追究为异端。康斯坦丁博士因为他自己的著作而暴露了，重要的异端分子首领这次都提供对他的不利证明，他们供认所有这些书籍曾经归他所有，并且其中的思想与异端的一致，他再也不能寻求任何脱身之计了；他对此供认不讳。他被投到了一个又深又黑的沟里，里面又湿又臭，之前裁判所不得不谨慎地对待他，这次（有了证据）宗教裁判所对他进行了更加严酷的虐待。当查理五世得知他曾经的传道士被逮捕的消息，考虑到这位教士的精神力量时说：“如果康斯坦丁是异端分子，他就是一个伟大的异端分子。”但是他补充提到了道明·德·古斯曼修士：“人们监禁他是因为他的愚蠢而非他是异端。”
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命人在塞维利亚又抓住了800多各阶层的男女。恐慌的情绪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扩散开来，其中很多嫌疑人都逃跑躲避到英国、瑞士和德意志。这些流亡者在他们安全的隐蔽处发表了两篇反对宗教裁判所的著作，其中一篇之前已经寄给了皇帝，其中用最悲怆的语气和最强烈的愤慨，控诉了宗教裁判所的腐化贪婪，对基督教的无知、残暴和不人道。但是与之观点相反，在查理五世看来，被强烈抨击的宗教裁判所是一个维护宗教权威和民族统一最有效的方式。他对尤斯特修道院院长马丁·德·安古洛修士说，他甚至惋惜没有在1521年杀了路德，来阻止新教的发展，彼时路德出席了沃尔姆斯帝国议会，他的命落入了皇帝手中；这个想法他还在他去世前几天的追加遗嘱中表达过，并且向他的儿子腓力国王表明了他最崇高的愿望：“作为父亲我命令他，他必须要服从，要仔细地确保异端都公开严厉地被追查和惩罚，使他们罪有应得，不管他如何恳求，也不管他的阶级和职务，绝不允许姑息任何人。还有，为了我的愿望能够完全充分地实现，我敦促您要在所有地方保护宗教裁判所的办公场所以便他们可以阻止或者惩戒大量的罪行……这样才对得起上帝保护他的治下繁荣，亲自引领他的事务并且保护他不受敌人入侵，以使我能得到最大的安慰。”
查理五世建议中流露出的感情，他嘱托中体现出的政治远见，让他同1559年在帝都和1560年在塞维利亚进行的可怕的宗教处决，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他没有在有生之年看到处决，但是他已经为它做好了准备。因此4次宗教处刑他都参与其中，这四次声势浩大的处刑分别发生在：1559年5月21日，胡安娜摄政官、卡洛斯王子和所有王室成员都参加了这一次；1559年10月2日的有腓力二世出席；塞尔维亚的处刑在1559年9月24日和1560年12月22日，当着安达卢西亚的教士和贵族的面进行。悲惨的卡萨利亚尽管懊悔不已，仍被处以火刑；尽管他已经死去，康斯坦丁·彭塞·德·拉富恩特的尸骨还是被放上了火刑架。火刑架上的火焰一共吞噬了63个活着的罹难者。在被杀死的人旁边，有另外137个犯人到审以上帝宽恕之名，受到较轻的判决，这些人被烙上耻辱的圣贝尼托记号，与教廷和解。这些恐怖的大屠杀和侮辱性和解，在这个专横的教会、无情的王权和狂热的人民拍手称快的见证中完成了。宗教裁判所胜利了：在战胜了异端之后，可以这样说，它控制了王权。西班牙女摄政、卡洛斯王子和国王腓力发誓将对它无限信任，并给予它毫无保留的支持；之前皇帝已经向它表示过服从。根据西班牙教会严格捍卫教义的规定，西班牙教会禁止使用通俗语言来解读《圣经》的《旧约》和《新约》，查理五世皇帝向宗教裁判所申请，允许他用法语阅读《圣经》；他获得了这个许可，并将其视作他坚定的信仰和对他权力尊重的恩惠。他的《圣经》（法语版）是尤斯特修道院皇家住宅中仅有的一本；学识渊博的马特仕医生被要求，在忏悔神父胡安·雷格拉的面前毁掉了他那本精美的法语版《圣经》，那是他从佛兰德带来的，因为宗教裁判所不允许他保留它。
然而1558年，埃斯特雷马杜拉夏天比往常来得更晚，这使得查理五世虚弱的身体略有好转。5月18日，马特仕医生写道：“陛下从复活节过后便有了力气，这让他非常开心。樱桃在树上多待了15天。皇帝吃了很多樱桃还有草莓，查理五世习惯就着它们一起吃一碗奶油。接着他吃了一个有很多的香料、熟火腿和炸咸肉的肉饼，以上就是他一餐的大部分东西。”这些辛辣且咸的菜肴，再加上从不间断地食用海鱼，破坏了水果的缓解作用。这些饮食使得他小腿的发疹更加严重，这让他无法入睡并且还伴随着一些特别症状。马特仕对此感到不安，并且为这个固执病人的不良习惯而痛惜，他补充说：“皇帝吃得很多，仍然喝很多酒，并且不愿意改变他过去的生活方式，疯狂地相信他体质的天生力量，但是人们常常比自己想象的更早倒下，尤其当身体中还充满了不良情绪的时候。”然而，在沐浴的帮助下，他有时一天泡两次，查理五世可以止住腿部的过敏发痒，但是却不能将它消除。他仍有头痛，有时会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发作，这种头痛在他吃夜宵点心或者在他睡觉的时候会消失。7月炎热的气温好像驱散了他所有的病痛。“这里非常热，”马特仕写道，“高温之中，陛下的身体一直都好。”
在7月1日这天，基哈达将他的家人带到了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émadure），他是奉皇帝的命令将她们从韦拉-加西亚（Villa-Garcia）找来的。他在夸克斯村里最显眼的房子里安排好了一切，来安顿他的妻子唐娜·玛格达莱娜·德·乌路亚和一个将来会战胜摩尔人和土耳其人，以及打败哈拉斯人（Alpujaras）、突尼斯（Tunis）人和勒班陀（Lépante）人的英雄的孩子。查理五世著名的私生子，不久被取名为“胡安”，此时不为人知的名字是“杰罗尼莫”（Geronimo）。他出生于1545年2月24日，他的母亲是来自雷根斯堡的美丽女孩，名叫“芭布·布隆伯格”（Barbe Blumberg）。查理五世曾经小心地对所有人隐瞒这个孩子的出世，并且在他年轻的时候，将他托付在可靠的普通人手中。1550年，他通过这个秘密的唯一知情人，他的两位贴身侍从——男仆阿德里安·迪布瓦和侍卫奥吉尔·博达尔将孩子交给了他的古提琴手弗朗西斯科·马西（Francisco Massi），此人和他的妻子安娜·德·梅迪纳（Ana de Medina）一起回到西班牙。根据6月13日的合同，马西开始照管这个孩子，他以为这个孩子是阿德里安的，他承诺抚养这个孩子并对他视如己出；他获得了100埃居，来支付他的旅费和第一年的抚养费，接下来的几年减为50杜卡托。
古提琴手马西签订的文书规定，如果阿德里安向他要回孩子，他保证归还。这份文书被交给查理五世，1554年他将其放在了他最重要和隐秘的遗嘱安排的旁边。他将它和关于纳瓦拉有关的秘密文件，还有他亲自安排的，他私生子将来命运的文件放在一起。他在他的遗嘱中说：“除了其中包含的事情，我宣布当我在德意志鳏居时，我同一个未婚女子生下了一个名叫杰罗尼莫的私生子。经过慎重思考，我的意愿如下：如果我们可以轻易将他引上宗教之路，那么就遵照他自由自发意愿，让他成为某个教会的改革派修士，但是绝不能使用任何暴力或者强制手段逼迫他这样做。如果我们不能令他走上这条路，并且他更愿意继续他的世俗生活，我希望，也是命令你们，每年固定给他2万～3万杜卡托的年金，这笔钱从那不勒斯王国支取，同这笔年金一起，还要给他一些土地和船只。关于土地的分派和年金的份额，我将交给我的儿子腓力国王决定，如果他不能，就交给我的孙子卡洛斯王子来决定……如果杰罗尼莫并没有选择我所希望的（修士）身份，那么上面提到的年金和土地需够他此生衣食无忧，并且在他之后，他的子孙可以享有合法的继承权，来继承这些东西。无论杰罗尼莫选择何种生活，都应由他自己决定，我已经向我的儿子和我的孙子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要尊敬他并且下令命所有人尊重他，给他应有的重视，对这份我亲手签名，并且通过加盖我的机密小印章来密封的文件的内容要保密，并且完成落实好，这些应作为我遗嘱的条款来遵守和生效。写于布鲁塞尔，1554年6月6日。”
为了能让人找到这个他带着深情关怀供养的孩子，他又在另一份文件中写道：“我的儿子或我的孙子……如果当翻开我的遗嘱和这份文件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杰罗尼莫身在何处的话，你们可以询问阿德里安、我的贴身助手，如果他已经去世，就去问奥吉尔、我的贴身侍卫，以便可以给他按照我上面提到的方式安排……署名，我本人，国王。”这些文件被藏在一个用封印封着的信封里，当皇帝于1556年离开布鲁塞尔的时候留给了腓力二世，他已经得知了他父皇的秘密并且在信封上写道：“如果我先于陛下去世，这封信需交回陛下手中；如果我在陛下后去世，则务必交到我儿子或我的继承者手中。”
这个被托付给马西并由他在1550年带到了西班牙的孩子，在距离马德里两法里的莱加内斯村（le village de Leganes）生活了几年。他在田野中自由自在玩耍，经常在麦田中用一只小弩捕猎鸟类，而安娜·德·梅迪纳不久后便失去了丈夫，他在安娜的身边，更喜欢跟他差不多大的孩子一起奔跑玩耍，而不是去本堂神甫家里，上神甫的和村里圣器室管理人的读《圣经》课。他夏天暴晒在卡斯蒂利亚高原炎热的骄阳之下，冬天经受着从瓜达拉马（Guadarrama）寒冷山脉吹来的刺骨冰冷的寒风，这个神秘的孩子有着遗传自他家族的高额头，额头下闪烁着蓝色的眼睛，他被晒成褐色的迷人脸庞周围有着金色的长发，当他从莱加内斯村被送到韦拉-加西亚的城堡的时候，他已经变得有力、灵活和勇敢。1554年皇帝侍卫去那里将他带回来，此时查理五世已经准备好一切退位和归隐西班牙的准备，侍卫带着路易斯·基哈达的信，将年轻的杰罗尼莫交到了玛格达莱娜·德·乌路亚手上。皇帝的管家因为被他身边的职责而牵绊，只能写信告诉他谨慎的妻子说，这个托付给她照料的孩子是他一个不能言明的伟大朋友的孩子。
玛格达莱娜·德·乌路亚于1549年与基哈达结婚。她出身于乌路亚家族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庭，这个家庭从胡安二世国王（le roi Juan II）时期，就开始参与西班牙朝廷最重要的事务和最辉煌的战争，并且与葡萄牙王室、卡斯蒂利亚王室和阿拉贡王室都有联系。她是拉莫塔侯爵（le marquis de la Mota）的妹妹，并且忠于乌路亚原来的传统。玛格达莱娜头脑聪明且精神高贵，她和基哈达并没有孩子，她满怀爱意地收养了查理五世不为人知的孩子，并像一个忠实尽心且经验丰富的母亲一样抚养这个孩子。在她的身边，这个孩子上了充满有益知识的课程，得知了基哈达曾经作为战士的光荣事迹，默默无闻的杰罗尼莫正做着将来成为具有英雄气概的唐·胡安准备。
他本应该在更早时候来到皇帝身边的；但是夸克斯的住所直到1558年的夏天才准备妥当。直到那时，基哈达才将他的妻子以及作为她年轻侍从的孩子安顿在那里。但是他高贵的出身很快就遭到了冒失好奇的修士和佛兰德人的怀疑。基哈达将他们到达的消息告诉了腓力二世，他是这个孩子真实身份的唯一知情人。基哈达自己却掩饰这个秘密，对他说：“我同玛格达莱娜和另一个人尽早离开了我的家，7月1日我们到达这里，并且发现陛下身体很好，他比我离开时更加健壮，气色和心情都极佳。陛下有时会有些头痛，腿有些发痒，但是这两种不适都没有特别令他痛苦。
玛格达莱娜小姐在夸克斯安顿下来之后，查理五世立刻在修道院接见了她，当然在那里查理也见到了另外一个人。卡斯特鲁在7月19号写道：“陛下想要让路易斯·基哈达领主的妻子玛格达莱娜小姐参观修道院并且盛宴款待她，第二天她来到修道院并向陛下行吻手礼，皇帝盛情接待了她。”查理五世可能跟基哈达一起经常见到小侍从，皇帝对他表现出了一直无法向他表达的父亲一般的慈爱。小侍从很喜欢带着他的弩在周边的森林穿梭，他甚至有时会在夸克斯的果园里探险，当然这要比他之后在阿拉斯的山冈和非洲海岸的探险逊色多了。150多年后，作为一个流传下来的传统，在参观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时候，该村粗犷的农民用石块砸下一棵树上的水果，而游客则将果子采集起来，正是那个不久之后将摩尔人和土耳其人打得逃窜的人，曾经采过果子的那棵树。这个年轻的征服者拥有敢闯的热情和爱冒险的想象，并不适合被禁锢在修道院里，他充满尊重敬意地拜访了这个伟大的皇帝，而他晚些时候才有了称他为“父亲”的荣耀，在他最殷切的抱负就是在他死后长眠在他父亲的身边。在他33岁的时候，弥留之际，他才向他的哥哥腓力二世要求，念及他在格拉纳达的山中、勒班陀海湾、突尼斯的海滩，让布卢 [2] 平原为基督教事业和西班牙朝廷所做的一切，给予他这个恩典。他说：“我恳求国王陛下，鉴于皇帝的请求和我想要侍奉他的心愿，请您给予我，将我的尸骨安葬在我的领主和父亲身旁的恩典：如能得偿所愿，我所有的付出和辛劳就都得到了认可与报偿。”他的这个愿望最终被实现。在皇帝生命的最后几天才来到他身边，在临终前一晚还秘密关怀着的，他高贵亲爱的孩子，终于被葬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皇帝的墓穴中，安息在了他的右边。
胡安娜公主希望能将另一个跟私生子同岁的孩子送到查理五世的身边，这个孩子的结局更加仓促和悲惨：这就是卡洛斯王子。他暴躁的性格、暴力的倾向、不学无术，遭到了家庭教师奥诺拉托·胡安（Honorato Juan）的抱怨，也令女摄政官担忧。也许她对他无计可施，以为只有皇帝才能压制住这种桀骜不驯的天性。关于西班牙王子出格的行为，她已经提醒了腓力二世，同时还告诉他将朝廷都城迁出巴利亚多利德的益处，她已经在此地待了5年，并且她长期逗留此地已经引起了混乱。腓力二世给予她，将王廷迁到除了马德里外，任何她认为合适地方的自由。因为打算尽快回到西班牙，他希望皇帝能让匈牙利王后下定决心重新在低地国家执政。他同时表达了希望卡洛斯王子同皇帝一起生活的愿望，并且写信给女摄政让她恳求他们的父皇同意。胡安娜用最紧迫最意味深长的措辞写了这封信。
她对皇帝说：“我对这个计划感到非常高兴；这会给陛下您带来一点麻烦，但是这却能给王子带来新生。因此我恳求陛下您能下令让王子立刻去到您身边，因为陛下可以想到我们是多么需要陛下给我们这个恩典。尽管这样一来，在帝都只剩我一个人了，但是我也心甘情愿，因为我深知此事的益处。”
在得到了她哥哥的允许，可以将王廷迁离巴利亚多利德之后，她询问查理五世，是否可以迁到瓜达拉哈拉，或者托莱多，或者布尔戈斯。她补充说：“如果陛下同意迁都，在迁离此处定都别处的过程中，请陛下允许我去向您行吻手礼。我和王子以及匈牙利王后将一同前去。尽管我并不情愿，他们二人将留在您那里，我会一人回来。王后同去是因为我哥哥写信让我恳求陛下，让匈牙利王后来到修道院，然后力促她去佛兰德。正如陛下所知，国王非常希望这样，以便这些国家领地可以得到很好的管理。如果陛下想要给予我哥哥这个恩典，召唤匈牙利王后，那么陛下也可以将另一个恩典赐与我……因为对于卡洛斯王子来说，越早来到陛下身边，对他就更好。”
西班牙女摄政习惯对所有事情都询问皇帝的意见，女摄政向查理五世请教了关于如何处理关于加纳利群岛州长的事情，此人曾经跟女摄政随从中的一位女士订婚，但是却在损害了她的名誉之后拒绝履行他的承诺。她也以总法官的名义告诉他，信仰路德派的犯人们提到了托莱多大主教，这令人对他生疑。他们将他们的新教观点一直追溯到了他身上；并且巴尔德斯对卡兰萨心怀嫉妒和敌意，说如果不是看在他大主教尊严的份上，他早就将他抓起来了。他请求皇帝，当这位西班牙人拥戴的大主教去尤斯特修道院拜访他，完成他在佛兰德接到的、来自腓力国王的任务时，提防此人。
查理五世十分关心在这个时期持续进行的战争，战争中，在低地国家和地中海的前线，还发生了对腓力二世不利的事件。他不停地刺激着西班牙各王国国会和大臣们建言献策的热情，这些人因为爱好争论而容易拖延。他命令地中海各岛屿和西班牙各海岸要加强堡垒工事，防范不要让正在逼近的土耳其舰队登陆。他催促尽快发出腓力二世在佛兰德等待的银饷，以期在这场战役中重新赢得压制敌方的优势。从大伤了英国元气与败坏了西班牙人名声的致命突袭开始，1558年这一年，英西两国接下来的时间仍是诸事不顺。讷韦尔公爵在阿登地区（Ardennes）又夺取了几个城堡，并且吉斯公爵已经袭击了摩泽尔河（la Moselle）上的蒂永维尔。吉斯公爵6月4日开始围攻这个重要军事要塞，并已经从老城将其围困，梅斯首领在18天之后光荣地结束了这场围城战。6月22日，在猛烈的推进攻势和大胆突袭之后，他攻入了这座城市，并迫使它投降。他接着拿下了阿尔隆（Arlon）和几个其他小要塞，还打算要攻取卢森堡公国。
在吉斯公爵取得了摩泽尔河上的胜利的同时，保罗·德·泰尔姆带领一支小队伍成功侵入了佛兰德沿海。他没有进攻筑有防御工事的格拉沃利讷和布尔堡（Bourbourg），他直接向敦刻尔克出发，并且在4天后攻占了这里。他留了守军驻守这里，接着洗劫了贝尔格-圣-维诺克（Bergues-Saint-Winoc），他的军队将这个地区直到尼厄波特（Nieuport）都变成一片废墟。从阿尔瓦公爵离开之后，腓力二世在意大利的战事也进行得不太顺利，老苏莱曼二世派来对付西班牙人的土耳其舰队，已经出现在了属于基督教徒的海面上。这支不可战胜的舰队由130艘帆船组成。它在索伦托海湾（le golfe de Sorrente）登陆，它在那里掠走了4 000多名俘虏，这些人后来成为土耳其人的奴隶；舰队出现在厄尔巴岛海岸（l'île d'Elbe）上；接着向科西嘉岛驶去，希望能够追上不久前出发的法国舰队，同他们一起对梅略卡（Minorque）岛进行猛攻，土耳其人已经在那里包围并占领了休塔德利亚（Ciudadela），并将那里一部分不幸的人民带上了他们的战船。
查理五世出于警惕心和先见之明，不断地叮嘱着“要不遗余力地支援国王，向边境供给军需品，给驻守军队提供补给，”他还要求“每天都要向他汇报佛兰德和意大利的消息。”当得知这些不断增加的失败消息时，他深感忧伤。卡斯特鲁给巴斯克斯的信中写道：“陛下因为蒂永维尔失守以及土耳其人在梅略卡岛的洗劫和掠走俘虏的事情而如此痛苦，我们无法为他排解他的情绪，安慰他的心灵。他埋怨这两个地方采取的措施都不得当。”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二世国王已是负债累累，从1558年初，腓力二世就欠他的军队100万杜卡托的军饷，欠银行家们60万杜卡托，当支付新战役的钱还没有着落的时候，他却给了阿尔瓦公爵15万杜卡托的赠款。查理五世认为考虑到阿尔瓦公爵在罗马门前达成的毫无益处的和平，这个慷慨馈赠完全错付，他气愤地说：“国王给予公爵的，要多过公爵给予国王的。”
但是命运的青睐和敌人的过失却帮助腓力二世补救了他的失利并且以有利的条件结束了这场战争。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建议，在夺取了蒂永维尔和阿尔隆之后，吉斯公爵要带着他的军队和他的兄弟奥马勒公爵的队伍在拉费尔（la Fère）集合，接着带着这支集合好的队伍向佛兰德进发，与此同时得胜的保罗·德·泰尔姆也向佛兰德前进。这个计划堪称完美，它的执行会将腓力二世置于危险的境地中。但远距离的协同作战毫无失误，完全实现的实属罕见，并且经常是两边都不能到达，或者是一方因为迟到而无法参与，或是因为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这次会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吉斯公爵因为在阿尔隆和维尔通（Virton）休整军队浪费了2周，而保罗·德·泰尔姆自己则无法在佛兰德沿海支撑等待下去。
埃曼努埃尔·菲利贝托公爵已经在莫伯日（Maubeuge）集合了他的军队，并且向那慕尔伯爵领地前进，去抵挡吉斯公爵的行进。在这期间，艾格蒙特伯爵带领1.2万名步兵和3 000骑兵向敦刻尔克和加莱之间的格拉沃利讷挺进，并且他在那里等待着保罗·德·泰尔姆以切段他的后路。这个英勇的上尉不久前刚取代斯特罗齐，被任命为法兰西海军元帅，最终在蒂永维尔前战死，但是却并没有辱没他的能力。泰尔姆元帅受痛风折磨，他带回一支数量更少并且满载战利品的军队，他骑上战马一直走到拦住他去路的，艾格蒙特伯爵火枪射程之内。他决定突击敌人右翼并且利用海洋的退潮，经过沿海地带前往加莱。于是他往前行军，在阿河（la rivière d'Aa）河口附近，借着大海退潮的时候很容易地渡过了阿河。然而艾格蒙特伯爵也在格拉沃利讷上方渡过了阿河，追上了法国军队，并布阵在他们的对面。
至此，战斗不可避免。泰尔姆海军元帅只能穿过西班牙人，才能返回加莱；他对此已经果断地做了准备并且做了最好的布置。尽管遭到了急切的艾格蒙特伯爵带领兵力更强的军队的袭击，他仍然支撑了很长时间。战局未定之时，12艘英国军舰无意中到达了这个地方，正好攻击保罗·德·泰尔姆以大海作为屏障来防御的法军右翼。这个出乎意料却致命的炮击使他陷入了混乱：骑兵逃走，步兵被打得落花流水；保罗·德·泰尔姆受伤，并同他主要副官一起落入了艾格蒙特伯爵的手中，而伯爵于7月13日通过格拉沃利讷大捷，修复了他的君主腓力国王所遭受损失的事业。
腓力二世立刻写信将这个重大消息告诉了他的父皇，这令皇帝欣喜若狂。查理五世即刻说“这是一个夺回加莱的好时机，因为此地的驻军必定会为了增援泰尔姆海军元帅而减少。”腓力二世不久之后就很好地掩饰了这个损失，因为在英国的玛丽女王去世后，她的妹妹伊丽莎白女王登基，腓力二世也不再是英格兰国王，加莱的失守对他来说并没有那么敏感了。他的敌人始料未及地失利了，财政也枯竭了；而其实西班牙人自己的财政状况也不比他们的敌人好。蒙莫朗西陆军统帅不甘忍受俘虏的身份，给出的建议招致了重大损失，继圣康坦战败将法国置于入侵的危险后，又使得法国不得不签订卡托康布雷齐这个侮辱性和约，这个和约使得法国接受了本可以避免的、最残酷的牺牲；软弱轻率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听从了陆军统帅关于此事的建议和瓦朗斯公爵夫人（la duchesse de Valentinois）的流毒，这位夫人头脑内心都无比强大，却让腓力二世不久之后，不仅找回了他在这次战争失去的所有，还有之前战争中失去的东西。
格拉沃利讷胜利说到底其实无关紧要，并不应该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个明显但并非决定性的损失迅速被弥补了。吉斯公爵离开了卢森堡公国急速向香槟和皮卡第大区交界的皮埃尔蓬（Pierrepont）前进，以防范敌人进攻这两个大省。他已经在他身边重新集合了所有法国军队，这是法国国王在8月7日巡视军队时组建起来的，这支庞大军队由4万名步兵、1.2万名骑兵组成，在如此机智又勇敢的将军的带领下所向无敌。公爵将这支军队部署在从亚眠（Amiens）到蓬雷米（Pont-Remy）的索姆河上，牢固战线的后方。他打乱了西班牙人的计划，使得大量支援进入了他们试图围困的科尔比（Corbie）。他同时干扰了由埃曼努埃尔·菲利贝托公爵队伍掩护的，与其相距5～6小时的路程的腓力二世的军队，使得腓力二世的军队只能防卫而不敢再有任何行动。
此次战役的好处至少也是被分享了。格拉沃利讷大捷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是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却是毫无成果，已经被他们攻取的加莱、吉耶讷、蒂永维尔这几个重要要塞仍然由法国人继续掌权。在这种情况下，由洛林女公爵斡旋，已经开启的谈判又重新开始，双方的全权代表们集合到赛尔康（Cercamp）的修道院。双方中止敌对状态并且遣散了部分军队。这次他们却无法达成统一意见。但是几个月之后，在安内·德·蒙特莫朗西陆军统帅的煽动下，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竟然难以置信地同意了，与西班牙人达成了《卡托-康布雷齐和约》，和约所带来的无法弥补的挫折和迫在眉睫的危险，仅仅是损失中的冰山一角。法国放弃了这118个军事重镇和城堡，收回了圣康坦、哈姆、勒卡特莱和泰鲁阿讷地区（le territoire de Thérouanne），而查理五世军队已在这些地方将城市夷为平地，只是保留了他所攻克的加莱、吉耶讷、梅斯、图勒和凡尔登。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归还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夏洛来伯爵领地（le comté de Charolais）、马尔堡（Mareinbourg）、蒂永维尔、蒙梅迪（Montmédy）、当维尔（Damvilliers）、瓦伦扎和所有他们在米兰公国占领的城堡；将拉布雷斯、比热（le Bugey）、萨瓦、皮埃蒙特大区归还给埃曼努埃尔·菲利贝托公爵，但是除了都灵、基那尔（Quiers）、皮内罗洛（Pignerol）、希瓦斯（Chivaz）、维拉诺瓦达斯蒂（Villeneuve-d'Asti），剩下这几个城市在他祖母路易丝·德·萨伏伊（Louise de Savoie）对这些地方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解决之前，由别人代为保管；将卡萨尔（Casal）和蒙菲拉归还给曼托瓦公爵；将科西嘉岛归还热那亚共和国；将蒙达奇诺（Montalcino）以及他在锡耶纳地区仍然占领的地方，归还给佛罗伦萨公爵；最后将布汶和布永公国（le duché de Bouillon）归还给列日主教（l'évêché de Liége）。为了巩固和延长和平，西班牙又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好处，法国国王亨利二世没有同意他的亲戚安托万·德·波旁关于重新建立被侵占的纳瓦拉王国的合理要求，并且将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了自玛丽·都铎死后鳏居的腓力二世，将他的妹妹贝里女公爵玛格丽特·德·法兰西（duchesse de Berry, Marguerite de France），嫁给了埃曼努埃尔·菲利贝托公爵。查理五世却没能有幸看到这个和约的达成，这个和约使得欧洲大陆最强大的两个王朝达成和解，并且使得已经由他扩大了版图的西班牙，获得了更大的荣誉，这个和约还结束了长达1个多世纪在意大利的斗争，最终西班牙人占领了这里。在双方认真开始赛尔康谈判前不久，他就已经病入膏肓。
* * *
[1] 指波吉亚神父。——译注
[2] Gembloux位于比利时那慕尔省的一座城市。——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