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纪初希腊人还在抵御波斯人的入侵，然而到了公元前4世纪，波斯帝国就只是一个泥脚巨人了。因为色诺芬已经证实，一小支训练有素、指挥得法的希腊部队，即便是在波斯本土也能守住阵地，反抗波斯帝国的强权。
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率领下，希腊世界开始转守为攻了。短短十年间（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24年），波斯帝国就为这位年轻的马其顿国王所征服。从希腊到大夏，从尼罗河到印度河，世界突然处于亚历山大的个人统治之下。尽管在希腊人看来，他是一位马其顿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却把自己视为希腊文明的传播者，事实证明他也的确如此。他不仅是一位征服者，也是一位殖民者。他的大军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按照希腊模式建立起一些城市。在这些主要实行希腊生活方式的城市里，土著希腊人或马其顿定居者都将与当地人融为一体。亚历山大鼓励马其顿臣民与亚洲妇女通婚，而且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娶了两位波斯公主为王妃。
亚历山大的帝国作为一个国家，寿命并不长。他死后，他的将军们最终把领土分为三部分。欧洲部分或安提哥尼帝国在100多年后落到了罗马人手中。亚洲部分或塞留西王国被分为两份，西部为罗马人所接管，东部则为帕提亚及其他民族所占据；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为奥古斯都所掌握，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但马其顿作为希腊文化的传播者，其征讨还是十分成功的。希腊文明几乎是源源不断地涌入了东方。希腊语成了世界各地文明人士的语言，并且很快发展为贸易和商业上的通用语，就像近几十年来英语的扩张一样。公元前200年左右，操希腊语的人们可以从海格立斯（大力神）石柱一直走到恒河。
从此，希腊的科学、哲学，最早则是它的艺术，渐渐影响了古老的东方文明。铸币、花瓶、建筑和雕刻的遗迹以及影响不那么明显的文学，都是这场文化入侵的证据。相应地，东方也对西方产生了新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多少有些落后，因为在那个时期，最让希腊人着迷的似乎只是巴比伦的占星术。因此，尽管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但希腊化时代比古典时代更为迷信。即便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的事情也会再度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占星术只是极少数不正常的狂热分子热衷的东西，而今天，这种迷信的影响力却大得惊人，以至于蛊惑了那些掌握着大众报纸的人去开辟专栏讨论星相问题。也许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在罗马人到来之前，整个希腊化时代都是失控、动荡和危险的。冲突各方的雇佣军都会不时地骚扰乡村。亚历山大所建立的新城市缺乏旧殖民地的政治稳定性，后者与它们的宗主城邦有着传统的联系。从总体上来说，希腊化时代是缺乏安全感的。强大的帝国已崩溃，后继者们又在不停地争夺最高的霸权，这样一来，人们就必然会深感世事变化无常了。
在文化领域，我们看到了一种日益明显的专业化趋势。古典时代的伟大人物作为城邦的一位公民，如果需要，他们都能处理很多领域的事务。而希腊化世界的探索者却把自己限定在某个专门领域。科研中心从雅典转移到了亚历山大，该城是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最为成功的新城市，也是世界各地的学者、作家汇聚之地。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曾一度出任大图书馆的馆长，欧几里德和阿波罗尼讲授数学，阿基米德则曾经在此求学。在社会方面，奴隶人口的不断膨胀逐渐损害了稳定的生存基础，在用奴隶做劳动力的地方，一个自由民是很难与之竞争的，他们惟一的出路就是从军，指望在一些有利可图的掠夺中发一笔横财。虽然希腊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使人们具有了比城邦时代更为宏伟的理想，但是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一项事业大到足以重振破碎的亚历山大世界。
长期的不安全感使人们对公共事务丧失了兴趣，理智与道德的力量也普遍衰落了。昔日的希腊人无法应对当时的政治问题，希腊化时代的人们同样如此。最终还是由具有组织天才的罗马人从混乱中建立起了新的秩序，并将希腊文明流传于后世。
随着城邦黄金时代的消失，一种普遍的、越来越没有生机和活力的气氛笼罩着希腊世界。如果说所有伟大的雅典哲学家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的话，那就是一种勇敢而洒脱地面对人生的态度。他们认为世界不是一个糟糕的居所，国家可以被看个清楚明白。正如我们所知，亚里士多德曾经认为这是理想国家的一个特征。马其顿扩张的后果是这种自得其乐的态度被彻底摧毁了。那个时期的哲学倾向反映出一种全面的悲观和不安，我们再也见不到柏拉图似的贵族公民的自信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格拉底的死标志着希腊文化的分野。尽管柏拉图的工作仍在继续，但希腊文化实际上已从巅峰降到了平原，在哲学方面，许多新的运动正纷纷涌现出来，其中第一个运动就和安提斯泰尼直接相关。他是苏格拉底的信徒之一，其名字和爱利亚传统的一个悖论联系在了一起。按照这个悖论，人们不可能做出任何有意义的陈述，例如，“A是A”虽然是真的，但毫无意义；或者“A是B”，但B并不是A，所以这一陈述肯定是错误的。这就难怪安提斯泰尼会逐渐对哲学失去信心。他在晚年脱离了上层阶级的生活，率先过起了普通人的简朴生活。他十分反感当时的习俗，渴望回到一种原始的生活中去，以求摆脱组织化国家陈规陋习的束缚。
安提斯泰尼有一个叫第奥根尼的弟子，新的运动就是因他而得名。第奥根尼是西诺普人，西诺普是希腊在黑海的一个殖民地。第奥根尼过着狗一样的原始生活，这为他赢得了“犬儒”的绰号，意思就是“像狗一样”。传说他住在一个木桶里，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来拜访这位名人，年轻的亚历山大请第奥根尼说出一个愿望，并表示将满足他的愿望。第奥根尼却回答说：“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感慨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会做第奥根尼。”
犬儒主义提倡的是把脱离世俗财富而竭力追求德行作为惟一有价值的善。这显然具有苏格拉底学说的倾向，但它对世俗事务的反应多少有些消极。的确，一个人牵挂的东西越少，他受到伤害或失望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但是从这样一种源头出发，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更多激励的。犬儒学说在适当的时候发展成了一种广泛的、有影响的传统，公元前3世纪，它在整个希腊化世界赢得了公众巨大的支持。当然，这只能说明一种低劣的犬儒主义形式恰巧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道德状况。它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生活态度，如果可以获得什么，就用双手去接，而贫困时也不怨天尤人；如果有机会享受生活，就去享受；如果遭遇苦难，就耸耸肩坦然承受。正是从这样的发展中，“犬儒”一词才开始具有了贬义。不过犬儒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并非完全蓄意要这样进行下去。它的伦理原则逐渐为斯多葛学派所吸收，稍后我们将论述到这一点。
哲学衰败时期的另一个产物是截然不同的怀疑主义运动。怀疑论者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但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却把怀疑提升到了教条的地位，它不承认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任何事物。当然，问题是人们想知道哲学的怀疑论者是从哪里获得这一信息的。如果他们的立场明确地否定了知识存在的可能性，那他们又是怎样得知这一结论的呢？对意见的怀疑一旦变成了某种原则，那么这种批评就是恰当的。因为它作为一项有益的提醒，告诫人们还是谨慎为好，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妥。
第一位持怀疑论的哲学家是皮浪，他是爱里斯的一位公民，曾随亚历山大的军队闯荡过世界。怀疑学说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因为我们已经从前文了解到，毕达哥拉斯和爱利亚学派就怀疑过感知的可靠性；而诡辩家们也提出了相似的概念，作为他们的社会和伦理相对主义的一个基础。但其中没有一位思想家把怀疑本身当做一个中心问题。当17和18世纪的作家们提起皮浪派哲学家时，指的就是这一类怀疑论者。我们对皮浪本人的情况所知甚少，但他的信徒狄蒙似乎否认过获得演绎法根本原理的可能性。由于亚里士多德对科学论证的解释依赖于基本原理，因此这对亚里士多德追随者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也是为什么中世纪经院派学者对皮浪哲学如此敌视的原因。而苏格拉底对假说及演绎法的论述却没有受到怀疑论者大肆攻击的影响。17世纪新学术的复兴在哲学方面脱离了亚里士多德，回归到了柏拉图那里。
狄蒙于公元前235年去世后，怀疑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也随之消失了。而在阿卡德米则相反，它被吸收成为一种怀疑论偏见，并持续了将近200年之久。这当然是对柏拉图传统的一种扭曲。的确，柏拉图的作品中有部分段落，如果断章取义的话，它们似乎主张放弃建设性思维的所有努力。现在，《巴门尼德篇》中的辩证法之谜也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但辩证法在柏拉图看来，其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辩证法只有遭到这种方式误解后，才会具有怀疑主义色彩。另外，在一个越来越迷信的时代，怀疑论者的确起到了积极的揭露作用。不过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可能决定去参与某些迷信仪式，但内心却无动于衷。正因为有了这种完全消极的观点，怀疑主义作为一种体系，才容易在其信徒中产生一代不成熟的嘲弄者，与其说他们正确，倒不如说他们脑瓜子转得快。
到了公元前1世纪，怀疑主义再次成了一种独立的传统。2世纪的讽刺作家鲁西安和塞克斯托·恩皮里库斯属于后期怀疑主义学派，他们的作品至今仍然保存着，但时代的趋势最终要求一种更加明确和激励人心的信仰体系，教条主义观点的发展，逐渐使怀疑论哲学黯然失色。如果把希腊化时代的哲学思辨与伟大的雅典传统及其先驱们相比较，我们就能更强烈地感受到颓废时代的萎靡不振。古代思想家们把哲学研究视为一种冒险，它需要开拓者的敏锐和勇气。尽管后来的哲学也可以说凭借的是勇气，但它是放弃与忍耐的勇气，完全不是探险家一往无前的英勇。在旧的社会框架已遭到瓦解的时代，人们追求的是和平，如果他们连这点根本需要都得不到保障的话，那他们就只能养成这样的德行，就是对无法避开的种种苦难逆来顺受。这一点在伊壁鸠鲁哲学学派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伊壁鸠鲁生于公元前342年，父母是雅典人。他18岁时，从萨摩斯来到了雅典，不久又去了小亚细亚，并在那里迷上了德谟克利特的学说。他刚三十出头，就创办了一所学校。从公元前307年直到他去世（公元前270年），这所学校都在雅典正常运转着。学校就像他的居所与庭院里的一个小社会，他想方设法使学校与外面世界的纷争隔离开来。伊壁鸠鲁一生小病不断，他虽然饱受折磨，但却毫不退缩地忍耐下来。他的学说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得某种不受干扰的安宁状态。
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最大的善。没有快乐，就不会有善的生活，这里所说的快乐既包括肉体的快乐，也包括精神的快乐。后者存在于对肉体快乐的思索中，它并不会在任何重要意义上显得更为优越。另外，因为我们能够较好地控制自己精神活动的方向，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可以选择思索对象，而肉体快乐大部分是强加给我们的。这也就是精神快乐惟一的优势。根据这一观点，有德之人在寻求自己的快乐时是很谨慎的。
这个普遍性理论产生了新的“善的生活”概念，这种概念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它总的趋向是摆脱活动与责任。当然，苏格拉底确实说过理论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脱离。相反，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恰恰是精英人物的职责之一。同样，柏拉图也富于这种责任感，从洞穴中走出来的哲学家必须返回去帮助那些在洞察力上不如他的人们获得自由，正是这种信念使他参与了西西里的冒险事业。而伊壁鸠鲁却认为不存在任何生命活力，尽管他的确对积极快乐与消极快乐作了区分，但却把后者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竭力追求某种快乐的结局，从而体验到一种积极的快乐。但目标实现之后，如果缺乏任何进一步的欲望，那么消极的快乐就会出现，它是酒足饭饱之后的一种神气活现的麻木状态。
可想而知，一个厌倦了动荡的时代是乐于接受这种谨慎的伦理观的；但作为对“善”的一种解释，它又是十分片面的。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积极探索的一个特征就是无欲和无情。苏格拉底坚持“知识就是善”，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正是在不偏不倚的理解中，我们才达到了伊壁鸠鲁所追求的不自觉的敏锐。但是，和他的多少有些严肃的观点相比，其个人气质就不怎么一致了。因为他重视友谊超过了其他的一切，尽管这还不是很明显的消极的快乐。“伊壁鸠鲁式的”一词逐渐成为奢华生活的代称，就是由于伊壁鸠鲁受到了与他同时代的斯多葛学派及其后继者们的大肆诽谤。在他们看来，伊壁鸠鲁的学说似乎带有某种明显的唯物主义观点，因而为他们所鄙视。其实这更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误解，因为伊壁鸠鲁交往圈子里的人实际上过的是俭朴的生活。
伊壁鸠鲁接受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确是一位唯物论者。但是他并没有采纳原子运动严格受法则支配的观点。前面说过，法则概念最初是从社会领域派生出来的，只是到了后来才应用于物理领域的各类事件。同样，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两种思路似乎在必然性概念中有所联系。神才是最终的法则制定者。既然伊壁鸠鲁抛弃了宗教，他自然也就不会再去考虑严格的必然性法则。因此，伊壁鸠鲁允许原子有在一定程度上变化的独立性，尽管德谟克利特说过，一旦某一过程处在进行之中，它的下一过程就会遵循法则。
而灵魂只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其粒子与构成肉体的原子融为一体。他把感知解释为物体发出的放射物与灵魂原子相撞的结果，当死亡意外发生时，灵魂原子就会与肉体分离，并且消散；虽然这些原子依然存在，但已无法产生感知，伊壁鸠鲁用这种方式论证了对死亡的恐惧是荒谬的，因为死亡本身并不是我们能够体验的东西。尽管伊壁鸠鲁坚决反对宗教，但他承认诸神的存在，但是，我们不会由于诸神的存在而变得更好，或者变得更坏。神本身只是伊壁鸠鲁主义的超级执行者，他们对人类事务并无兴趣。
神既不会奖赏谁，也不会惩罚谁。总之，我们应该沿着一条谨慎、中庸的道路前进，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一种没有混乱的安宁状态，这就是最大的快乐，因而也是最高形式的善。伊壁鸠鲁主义和其他学派的不同在于，它并没有发展出一种科学的传统。他的自由思考以及反对迷信传统的态度，继续受到了早期罗马帝国上层社会中少数杰出人物的推崇，尽管在伦理方面，它已逐渐为斯多葛主义所取代。
伊壁鸠鲁传统中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公元前99年至公元前55年）。他在一首叫做《关于宇宙》的著名诗篇里，讲述了伊壁鸠鲁的学说。
盛极一时的斯多葛主义是希腊化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运动。同一些伟大的雅典学派相比，它的成员并不严格地局限于宗主国希腊的国土，其中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来自东方，后来还有一些来自罗马的西部。该运动的创始人是一个腓尼基的塞浦路斯人，名叫芝诺。我们不知道他的具体出生年代，但应该是在公元前4世纪的后半叶。由于家族的商业活动，这位年轻人首次来到了雅典，并在那里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放弃了经商，最终建立起了一所自己的学校。他常常在意为“彩绘有顶柱廊”的斯多亚·波依基尔里讲学，因此该学说就随该建筑被人称为斯多葛主义。
斯多葛哲学延续了将近五个世纪之久。在这期间，它的学说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一运动却因它始终如一的伦理学说而得以维系下来。斯多葛主义的伦理学说起源于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淡泊名利，勇于面对危险和困难，这些都是斯多葛学派十分重视的德行。正因为该派如此重视忍耐与超脱，“斯多葛”一词才具有了现代含义。
斯多葛主义作为一种伦理理论，与古典时代的理论相比，多少显得有些平淡和严肃。但是作为一种学说，它却比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更为成功地赢得了人们广泛的信奉。这也许是因为柏拉图所强调的“知识是最高的善”，不容易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们所接受。但是不管怎样，似乎正是斯多葛主义俘获了希腊化时代的君主和统治者的头脑。苏格拉底曾经有过一个理想，就是哲学家应该成为君主，君主也必须成为哲学家。值得怀疑的是，斯多葛主义能否实现这个理想。
早期斯多葛学派的作品除了一些残缺不全的篇章，几乎没有任何材料留存下来，尽管根据现存的材料仍有可能拼凑出该学说的概貌来。芝诺本人似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伦理学上。斯多葛哲学始终最有兴趣的主题之一就是宿命论和自由意志，这个哲学问题至今仍吸引着哲学家们的注意。
芝诺认为自然界严格受到法则的支配。他的宇宙论似乎主要是受了前苏格拉底观点的影响。他和赫拉克利特一样，也把火视为初始物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再从火中分离出别的元素，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了阿那克萨哥拉的理论。最后燃起了熊熊烈火，万物又回归到原始的火，一切重新开始，就像恩培多克勒的循环论所说的那样。世界运行所遵循的法则来自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控制着所有的历史细节。万物都在按预先规定的方式发生，以便达到某种目的。芝诺认为最高的或者说神的动力并非存在于世界之外，而是像潮气渗透沙子一样，充斥着整个世界。因此，神是一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内的力量，其中一部分就在每个人的体内。这种观点在现代变得如此著名，是由于斯宾诺莎的哲学著作，而斯宾诺莎正是受了斯多葛传统的影响。
德行是最大的善，它体现在生活与世界的一致性中。但我们不能以“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这样与世界相一致的”作为理由，把它理解为仅仅是一种同义的重复。因为它通过与自然的交融而不是对立的方式，来指引一个人的意志。应该轻视世俗的财富。暴君可以剥夺一个人的外部财富，甚至是生命，但却无法剥夺他的德行。德行是一种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占有。因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如果放弃了对外部财富的错误需求，一个人就会拥有纯粹的自由，由于外部力量无法触及他的德行，因而德行是惟一重要的东西。
其中某些见解作为高贵生活的格言，也许值得人们赞赏，但作为一种伦理理论，芝诺的学说则存在着严重缺陷。因为，假如世界受法则的控制，那么宣扬德行的至高无上就没有什么意义。那些有德行的人之所以有德，是因为受法则支配，不得已而为之，邪恶的人同样如此。另外，我们该怎样来理解预先规定了善恶的神呢？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给了我们一点暗示，即神只是世间善的创造者，在这里几乎是没有什么用。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都要面对类似的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试图通过主张“人的心灵无法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必然性”来回避困难。但同时他们又提出，在现实中，万物都会处在可能世界的最佳状态中，得到十分恰当的安排。然而除了一些逻辑问题之外，这一理论似乎还明显存在着实际错误。更糟糕的是，从总体上看，磨难无助于增加德行或使灵魂变得更崇高。另外，我们这个进步时代的一个令人伤心的发现就是，只要有足够的技能，就可能击败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斯多葛主义真正切中要点的是，它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德行内在的善比别的东西更重要，物质的丧失总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补偿，但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尊，他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
据说斯多葛主义的第一次系统阐述要追溯到克吕西普（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07年），虽然他没有作品留存下来。斯多葛学派正是在这一时期，对逻辑和语言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他们详尽地阐述了假言三段论和选言三段论的原理，并发现了一种重要的逻辑关系，即现代术语所称的“实质性内涵”。这是一真一假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以这个陈述为例：“如果气压降低，就会下雨。”“气压降低”与“下雨”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实质性内涵关系。同样，斯多葛学派还发明了语法术语，语法在他们那里变成了一个系统的探索领域。语法中格的名称也是斯多葛学派的一项发明。其拉丁文译名至今还在使用，其中包含由罗马语法学家传下来的一个希腊术语的误译“accusative（宾格／对格）”。
西塞罗的文学活动使斯多葛学说在罗马找到了立足之地，西塞罗曾师从斯多葛哲学家伯希东尼。这位来自叙利亚的希腊人游历丰富，在许多领域都有所建树。在前面，我们曾提到过他的天文学研究。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延续了波里比乌斯的工作。他的哲学立场中含有不少古老的阿卡德米传统，如前所述，当时的阿卡德米本身已经受到了怀疑论的影响。
虽然从哲学角度看，斯多葛主义后期的代表人物不如早期的那么重要，但其中三位的作品却非常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后人对他们的生平也十分清楚。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差悬殊，但他们的哲学观点却几乎一样。其中，塞涅卡是罗马元老院议员，祖籍西班牙；爱比克泰德原本是希腊奴隶，后来在尼禄王手下获得了自由；马尔库斯·奥勒留是二世纪时的皇帝。三个人都十分相似地写出了斯多葛风格的伦理学文章。
塞涅卡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年，来自一个迁居罗马的富有的西班牙家庭。他进入了政界，并在某个时期担任了行政职位。他的命运后来出现了暂时的坎坷，后来皇帝克劳地乌斯同意了皇后梅萨林娜的请求，于公元41年放逐了他。这位元老院议员在批评皇后生活方式不检点时，似乎有点过于放肆。几年之后，皇后意外地暴死。克劳地乌斯的继任皇后阿格丽皮娜生了尼禄。公元48年，塞涅卡从落难地科西嘉被召回了宫廷，担任了太子尼禄的老师。不过这位罗马王子却不是斯多葛派哲学家理想的学生，而塞涅卡本人的生活方式也和那些斯多葛伦理学宣讲者所期望的截然不同。尼禄积敛了大量财富，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向不列颠居民放高利贷获得的。这可能就是导致不列颠省叛乱的原因之一。所幸的是，现在仅靠高利率已经无法激起不列颠人民革命的思想火焰了。由于尼禄变得日益独断和疯狂，塞涅卡又一次失宠，最终被恩赐自尽，否则就要被处死。于是他以时兴的方式割断了静脉。尽管总的说来，他的生活与斯多葛主义并不相符，但他对死亡的态度却真实地体现了他的哲学。
爱比克泰德是一位希腊人，大约出生于公元60年。正是他的名字提醒了我们，他曾经是一个奴隶，因为“爱比克泰德”含有“被俘获者”的意思。由于他在早年奴役生活中所遭受的虐待，他的一条腿瘸了，而且健康状况很差。获得自由之后，他就在罗马讲学，直到公元90年，多米提安把他和其他斯多葛派学者驱逐出境，因为他们批判了皇帝的残暴统治，并且形成了一股反对王权的道德力量。他的晚年是在希腊西北部的尼古波里度过的，大约去世于公元100年。他的一些论述被他的学生阿里安保存了下来。我们在其中发现了前文解释过的斯多葛伦理观点。
爱比克泰德生来就是奴隶，而斯多葛派最后一位伟大作家马尔库斯·奥勒留（公元121年～180年）却生来就是皇帝。他由叔父安东尼奴斯·庇乌斯抚养长大。正如其称号所暗示的那佯，庇乌斯是罗马皇帝中比较开明的一位。马尔库斯·奥勒留于公元161年继承了皇位，并且穷其一生为帝国效劳。由于那时天灾和战乱层出不穷，作为皇帝的他一直忙于对付那些野蛮部落，他们侵扰帝国的边境，并且开始威胁到罗马的霸权。虽然肩负政务的重担，但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他采取了一些似乎有助于维护秩序的措施。他迫害基督徒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他们对国教的反对成了异议和麻烦的根源。在这一点上，他也许是对的，尽管迫害同时也说明了迫害者的内心的虚弱，因为一个根基牢固而又充满自信的社会是不用去迫害异端的。像爱比克泰德的论述一样，马尔库斯·奥勒留用希腊文写的《沉思录》也完整地传到了我们手上，这些都是在军务、政务的繁忙中抽空记录下来的哲学反省日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尔库斯·奥勒留赞同一般斯多葛主义“善”的理论，但他却坚持恪尽公职的态度，这一点与柏拉图更为一致。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我们必须在政治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使得有关自由意志和宿命论（前文已提及）的伦理方面的难题更加突出。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按照一般斯多葛派的观点，一个人的德行或邪恶只是个人的问题，是不会影响到他人的。但是按照人的社会观，每个人的伦理品质都会对任何其他的人产生极其明显的影响。如果皇帝马尔库斯·奥勒留对自己的职责采取宽松的态度，发生争端的可能性无疑就会比已有的多得多。斯多葛主义从来没有对这一难题做出过令人满意的解答。
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基本原理的问题。斯多葛学派提出了天生理念论：演绎过程从清晰的、无需证明的起点开始，这一观点左右了中世纪的哲学界，也为一些现代理性论者所采纳。它是笛卡尔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在人的概念方面，斯多葛学说要比古典时代的理论宽大得多。我们回顾一下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点上曾经走得有多远，他竟然认为希腊人不应该做同胞的奴隶。而斯多葛主义却跟从了亚历山大的实践，他们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即使在奴隶制规模更大的帝国时代也应该如此。顺着这一思路，斯多葛派提出了自然法则与国家法律的区别。这里面提到的天赋权利意味着一个人因为其人性而有权获得的某种东西。天赋权利的学说对罗马立法产生了一些好的影响。对于那些被剥夺了一切社会权利的人来说，它能起到安抚的作用。在文艺复兴后期反对君权神授的斗争中，它又以相似的原因得以复兴。
尽管希腊本身曾是世界的“智慧作坊”，但它却无法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生存下来。而另一方面，希腊的文化传统又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无论如何也给西方文明留下了一个永久性的标志。中东地区由于亚历山大的努力而被希腊化；在西方，罗马成了希腊遗产的传播者。
起初，希腊和罗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开始的。在政治上，亚历山大的扩张运动并没有波及希腊西部的国家。在希腊化时代初期，该地区存在着两支重要的力量，即锡腊库札和迦太基，但它们都在公元前3世纪的前两次布匿战争之后被罗马征服，西班牙也在战争中被吞并。公元前2世纪，希腊和马其顿也被征服。第三次布匿战争以公元146年迦太基城被彻底摧毁而告终。同年，科林斯在罗马军团的践踏下也得到了相似的结局。这种肆意、残忍的破坏行动是十分罕见的，不仅在当时受到了谴责，后世也对此大加批判。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倒是迅速回到了野蛮状态。
公元前1世纪，罗马又先后吞并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高卢，而不列颠则陷落于公元1世纪。这些连续不断的征讨并不是单纯的渴望冒险所至，而是为了寻求一条自然的边界，以便不费力地坚守并抵御外来敌对部族的侵犯。在帝国早期，这一目标就已经实现了：罗马的疆域北以莱茵河和多瑙河这两条大河为界；东以幼发拉底河和阿拉伯大沙漠为界；南以撒哈拉，西以大西洋为界。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公元1世纪和2世纪的罗马帝国处于相对和平和稳定的状态。
从政治角度看，罗马最初作为一个城邦在很多方面与希腊相似。伊特刺斯康王朝传说的统治时期之后，是由控制着元老院的一个贵族统治阶级主宰的共和国。随着国家规模和重要性的增大，趋向于更民主的政体变革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尽管元老院仍然保留着大量的权力，但代表着平民大会的保民官逐渐对国事有了发言权。非贵族出身的人也有了担任执政官的可能性。但是扩张的结果，却使统治阶层家族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地主们占有大片的土地，他们使用奴隶来耕种，并赶走了小农经济阶层。元老院因此掌握了最高权力。公元前2世纪末，由格拉古领导的一场平民民主运动失败后，接连不断的内战却逐渐导致了帝王统治的建立。尤里乌斯·凯撒的养子屋大维最终恢复了秩序，并获得了“奥古斯都”的头衔，作为皇帝来统治国家，尽管民主制度还在名义上保留着。
公元41年，奥古斯都去世。在接下来大约200年间，罗马帝国总的说来还算太平。当然，内部纷争和困扰还存在着，但都未成大气，不足以毁掉帝国统治的基石。虽然边境仍有战事，但罗马人还是过着宁静有序的生活。
后来，军队自身也开始经常利用其权力收取金钱，作为回报，它向皇帝提供支持。皇帝们就是依靠这样的军事后盾登上宝座的，同样，一旦这种支持被撤回，他们就得下台。戴克里先（公元286～公元305年）和君士坦丁（公元312～公元337年）通过努力曾一度避开了灾难的发生，但他们采取的某些应急措施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加速了帝国的衰落。大量的日耳曼雇佣军在为帝国作战，结果证明这正是帝国覆灭的原因之一。野蛮部落的首领们通过在罗马军团效力，接受了战术训练。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所学的新技能如果不是为罗马主子效劳，而是为自身利益服务，也许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仅仅一百年之后，罗马城就落入哥特人之手。不过昔日的一些文化遗产却通过基督教的影响保存了下来，基督教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被升为国教。一旦入侵者改信了基督教，那么教会就能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希腊文明的知识。而东罗马帝国却遭到了完全不同的厄运。在那里，穆斯林入侵者把自己的宗教强加给了帝国，并以他们自己的文化把希腊传统传到了西方。
在文化上，罗马几乎完全是派生出来的。无论是艺术、建筑，还是文学、哲学，罗马世界都多少模仿了来自希腊的杰出范例。不过有一个方面罗马人是成功的，而希腊人，乃至亚历山大则都是失败的，这就是大规模的政府、法律和行政制度，因此，罗马还是在某些地方影响了希腊的思想。我们在谈到政治问题时已经看到，古典时代的希腊无法超越城邦理想，而罗马的视野却要开阔得多，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对此印象很深。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00年的希腊，后来成了罗马入侵者的俘虏。他和斯多葛学派的潘尼提乌一样，属于一个以小西庇阿为核心的文人圈子。除了一点政治影响外，罗马未能产生任何可以启发希腊思想家的新观念。希腊作为一个国家虽然被摧毁了，但却在文化领域击败了罗马征服者。因为有教养的罗马人都讲希腊语，就像直到最近，有教养的欧洲人还讲法语一样。雅典的阿卡德米对罗马的贵族子弟很有吸引力，西塞罗就曾经是该校的学生。每一个领域都采用了希腊标准。罗马在许多方面都只是在苍白地复制希腊原作，尤其是罗马哲学更是缺乏有独创性的思想。
希腊传统不虔诚和喜欢探询的特点，随着希腊化时代的衰落，多少削弱了古罗马的长处，尤其是海外扩张使得大量财富流入这个国家的时候。而真正的希腊影响却在力量上减弱了，它逐渐集中在极少数人，尤其是罗马城的贵族身上。另一方面，希腊化文化中的非希腊因素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强大起来。前面说过，东方提供了一种神秘主义因素，但总的来说，它并没有在希腊文明中占据主导地位。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更远地方的宗教影响，通过这种方式渗入了西方，并产生了广泛的信仰调合因素，基督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最终得以提升到国教的地位。同时，神秘主义倾向鼓励了各种迷信和惯例的扩散。当人们对现世的命运不满意，对自身的能力缺乏自信的时候，荒唐、非理性的势力便乘虚而入了。的确，罗马帝国享受了两个世纪的太平，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并不适合作建设性的智力尝试。如果说它还有哲学的话，只是斯多葛派风格的延续。只有在政治上，罗马才比古典思想家们狭隘的地方观念领先了一步，因为斯多葛主义提倡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兄弟关系。在罗马统治已知世界的数百年里，这个斯多葛派的概念确实具有了实质上的意义。
罗马帝国和希腊城邦一样，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持着对境外世界的优越感和恩赐姿态。尽管它与远东有一些联系，但却不足以使罗马公民注意到以下事实：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伟大文明，而这些文明是不能被简单地看做野蛮而不予考虑的。尽管罗马具有更宽广的视野，但它还是被傲慢支配着，犹如它的文化祖先希腊。这种傲慢甚至也为教会所继承，它们自称“天主教的”或“广泛的”（英文catholic同时具有这两种含义），尽管在东方还有一些其他伟大宗教，其伦理观至少与基督教一样先进，人们仍然做着世界政府和文明之梦。
罗马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继承了一种比自身文化更悠久、更优越的文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罗马管理者的组织天才和帝国的社会凝聚力。遍布罗马全境的巨大道路网络遗迹使我们想起它伟大的组织工作，尽管存在着民族差异并在后期出现了封建统治，但罗马的扩张还是保证了欧洲的大部分能够作为一个文化单位继续发挥较大的作用。即便是野蛮部落的入侵，也无法把这一文化基础摧毁到不可修复的地步。而在东方，罗马的影响就不那么持久了。其原因就在于阿拉伯穆斯林征服者强大的生命力。在西方，入侵者会慢慢被一种归功于罗马的传统所同化；而中东则几乎全部改信了征服者的宗教。西方把自身获得的大量希腊知识归功于阿拉伯人，这些知识被穆斯林思想家通过西班牙传到了欧洲。
在被罗马统治达三个世纪的不列颠，盎格鲁-萨克逊的入侵似乎导致了与罗马传统的彻底决裂。伟大的罗马法律传统虽然在其统治下的西欧各地都得以保存下来，但在不列颠却站不住脚。英国的习惯法至今仍是盎格鲁-萨克逊的。在哲学方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结果：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法律密切相关，而哲学上的诡辩术却与古罗马严格而形式化的运用相似。在英国，盎格鲁-萨克逊的法律传统是有效的，即便是在经院哲学的全盛时期，哲学的绝大多数方面也还是更具经验主义的特征。
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宗教领域出现了妥协趋势，哲学中也出现了相似的发展。从广义上说，斯多葛主义是帝国初期的哲学主流，而更令人振奋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学说却有些受排挤。但是到了公元3世纪，出现了一种根据斯多葛学说对旧伦理学所作的新解释，这与当时的普遍状况是完全协调的。这种不同理论的混合物渐渐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它将会对基督教神学产生巨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柏拉图主义是联结古代与中世纪的桥梁。古代哲学就是在这里画上了句号，而中世纪思想则从这里开始了。
新柏拉图主义最早兴起于亚历山大，该城是东西方的交汇点。在这里可以看到来自波斯和巴比伦的宗教影响、埃及仪式的残余、一个信仰自己宗教的强大的犹太社会，还有基督教各派别，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希腊化文化的总体背景。
据说新柏拉图学派是阿摩尼阿斯·萨卡斯创立的，我们对他的生平了解不多。他的学生普罗提诺（公元204～公元270年）是最杰出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出生于埃及，后来在亚历山大求学和居住，一直到公元243年才离开。
由于对东方宗教和神秘主义感兴趣，普罗提诺跟随高尔狄安三世出征波斯。但他的这一事业并未成功。由于年轻的皇帝缺乏经验，不知为什么引起了将领们的不满。在当时，这种冲突是以速决方式了结的，年轻的皇帝最终死在了自己本来应该能控制的部下手里。普罗提诺于公元244年从谋杀之地美索不达米亚逃到罗马住了下来，并在那里任教直至去世，他的著作是由学生蒲尔斐利根据他晚年的授课笔记编纂而成的。蒲尔斐利多少受了些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因此，流传至今的普罗提诺作品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这也许得算编纂者蒲尔斐利的过失。普罗提诺留存至今的著作一共有九册，因此被称为《九章集》，其总体趋向和观点是柏拉图式的，尽管缺乏柏拉图作品的广度和文采，内容几乎全部是理念论和毕达哥拉斯的某些神话。普罗提诺的作品与现实世界有一定的疏离，但如果我们想一想帝国的状况，就知道这并不奇怪了。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即使是一个盲人，也需要有极度的坚毅才能保持坦率、愉悦的心境。理念论把感知世界及其苦难看做不真实的东西，这正好可以使人安于现状，听由命运的摆布。
在形而上学方面，普罗提诺的中心学说是“三位一体”理论，“三位”按其优先程度和依存关系，分别是“太一”、“奴斯”和“灵魂”，在我们深入探讨这一理论之前，首先要注意的是，尽管它对神学产生了影响，但它本身却不属于基督教，而属于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的同学奥里根是一个基督教徒，他也提出了一种“三位一体”理论，即把三个部分放在不同的层次上。这一理论后来被视为异端，遭到了责难。普罗提诺不是基督徒，所有没有遭到谴责。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影响一直到君士坦丁统治时期都比奥里根大一些。
普罗提诺“三位一体”理论中的“太一”与巴门尼德的球体很相似，对此，我们最多只能说“它存在”。用别的任何方式来描述它，都将意味着可能还有其他更大的东西。普罗提诺有时把它称为“神”，有时又称它为“善”，就像《理想国》中的处理方式一样。但它比“存在”要大，它无所不在而又不被任何事物所包含，不可言喻而又渗透一切。关于“太一”，我们与其说什么，不如保持沉默；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神秘主义的影响。因为神秘主义者也是躲在沉默与不可言传的壁垒后面逃避困难的。说到底，希腊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发现了逻各斯的中心作用。尽管希腊思想也有一些神秘因素，但本质上还是与神秘主义相对立的。
普罗提诺称“三位”中的第二个因素为“奴斯”。要对这个词做出适当的翻译似乎不大可能。它的意思有点像“精神”一类的东西，但又不是神秘的，而是具有理智方面的意义。“奴斯”与“太一”的关系可以通过类比得到最好的解释。“太一”就像是自身发光的太阳，“奴斯”则是“太一”由此见到自身的这种光。在某种意义上，“奴斯”可以比作自我意识。在远离感官的方向上，我通过运用自己的心灵，就能够认识到“奴斯”，并且通过它认识到“太一”，因为“奴斯”就是“太一”的映像。由此，我们发现它近似于《理想国》中的辩证法概念，后者也宣称有一个通往显示“善的形式”的过程。
“三位”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被称为灵魂。灵魂在本质上具有双重性的。在其内部，它可以上通“奴斯”；而在其外部，则下达感官世界，它是感官世界的造物主。斯多葛学派把神与世界等同起来，而普罗提诺的不同在于，其理论否定了泛神论，并且回到了苏格拉底的观点上去。尽管它把自然看做是灵魂的向下发散，但并不像灵知学那样将它视为邪恶。相反，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很轻松地承认：自然是善和美的。但这种宽容的观点并没有为后来的神秘主义者、传教士甚至哲学家们所接受。在他们“修来世”的观念中，美与快乐被当做下流与邪恶遭到了诅咒。当然，如此可怕的学说，除了精神错乱的狂热分子，恐怕再也不会有人去真正地实践它了。然而这种颠倒的、对丑陋的崇拜确实曾主宰了很多个世纪。基督教至今还正式保持着“快乐是有罪的”这一古怪的思想。
关于灵魂不朽的问题，普罗提诺吸纳了《菲多篇》中提出的观点，即认为人的灵魂是一种实体，由于实体是永恒的，所以灵魂也是永恒的。这与苏格拉底的解释有些类似，苏格拉底认为灵魂与形式结合在一起。但是，普罗提诺的理论里也有一定的亚里士多德因素。虽然灵魂是永恒的，但它却有与奴斯合为一体的倾向，因此它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尽管它还保留着自身。
现在，我们对古代哲学的考察即将结束。在考察过程中，我们从泰勒斯时代到普罗提诺时代，跨越了大约9个世纪。虽然我们以此为界，但这并不表明后来的思想家就不应被考虑纳入古代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对所有的哲学都是如此。不过，要在文化传统的发展中找出某些主要的停顿阶段还是可能的，普罗提诺就做到了这一点。自他以后，不管怎么说，哲学在西方都是处在教会的庇护之下，即便有鲍依修斯这样的例外，情况也还是如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记住，罗马帝国覆灭的时候，在它的东部，无论是早先在拜占廷，还是后来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哲学传统都得到了延续，而并没有受到宗教的束缚。
当我们回顾古代世界的哲学奋斗历史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希腊心灵在洞察普遍性问题时的非凡力量。柏拉图曾说过，哲学源于迷惑，而早期的希腊人就拥有了这种令人赞叹的能力，并使之达到了非凡的高度。探索的一般性概念是希腊的伟大发明之一，它塑造了西方世界。诚然，比较不同的文化总是让人反感的，但是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描述西方文明的特征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它建立在以希腊精神为主要事业的伦理之上。希腊哲学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它基本上以透明性为目的。它的种种真理，犹如真理本身一样，并不宣称某种不可言传的预感，而是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视语言和交流。当然，它也有某些很早以前传下来的神秘因素，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神秘倾向就贯穿了古代哲学始终。但从某个角度看，这种神秘主义实际上并没有干扰探索本身，而是更趋向于影响探索者的伦理观。只有衰败开始出现时，神秘主义才充当了更重要的角色。正如我们在讨论普罗提诺时说过的那样，神秘主义与希腊哲学的精神是对立的。
与现代人相比，古代的思想家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出现在下述事实中：我们今天可以从过去的传统中寻求帮助，但对于早期的希腊哲学家来说，这种支持是不存在的。我们从古典的原始资料中吸收了大量的哲学、科学和技术的词汇，而且经常是囫囵咽下。而对于希腊探索者来说，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们只能从日常语言提供的材料中创造新的说法、发明专用词汇，因此，有时候他们的表达方式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笨拙，但我们必须知道，他们往往是在黑暗中摸索新的表达方式，因为当时必要的工具仍在形成之中。这就需要我们设身处地去想一想那种情况，就像我们离开了希腊语和拉丁文，要用盎格鲁-萨克逊语来从事哲学和科学工作一样。
以回归早期文化根源为基础的文艺复兴和现代科学出现之前，有将近12个世纪的抑制期。这种抑制期为什么会出现呢？也许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任何解答的尝试都将过于简单。但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家都未能成功地拿出一套完善的政治理论。
如果希腊人的失败是因为高智力带来的某种傲慢的话，那么罗马的失败则完全是因为想像力的缺乏。这种心灵的迟钝并不仅仅表现在帝国时代的巨大建筑上，而是在各个方面。希腊与罗马之间精神上的差异，完全可以用希腊神庙和晚期罗马的长方形大会堂来象征。希腊的智慧遗产到了罗马人的手中，多少变得不那么精致典雅了。
希腊哲学传统实际上是一种启蒙运动和解放运动，因为它的目的在于使心灵摆脱愚昧的束缚。它认为世界是可以理喻的，从而消除了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它以逻各斯为工具，为的是在“善”的形式下追求知识。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探索本身被视为伦理上的善，人们通过它，而不是宗教的神秘，来达到善的生活。伴随着这种探索传统，我们还看到了某种不带虚伪情感的令人振奋的观点。苏格拉底认为，未经审验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重要的不是活得久，而是活得好。诚然，这种观点的一部分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消失了，那时候，似乎更重视自省的斯多葛主义已经打下了根基。不过，西方文明的思想框架中的一切精粹部分，还是要从希腊思想家的传统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