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今天一样，从希腊时代到罗马时代的哲学，其主体还是独立于宗教的。当然，哲学家也可以提出让关注宗教事务的人同样感兴趣的问题，但那时候的宗教团体无法影响也无权控制思想家。从罗马覆灭到中世纪结束的这段时间里，下述方面既不同于罗马之前，也不同于中世纪之后：西方的哲学成了一种在教会的庇护和指导下繁荣的活动，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很多的。
在西罗马帝国覆亡时，罗马的“神皇合一”机制已经分裂为两股势力。由于基督教被君士坦丁定为国教，因此教会接管了所有涉及神与宗教的事务，而皇帝则负责处理世俗事务。直到宗教改革坚持信教属于个人行为从而否定了教会的主张之前，教会的权威在原则上都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它变得日益衰落。从此以后，教会就成了新兴民族国家的统治工具。
世俗的、非宗教的学术传统，在古老帝国的中部还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而北方的原始部族则没有任何学术传统可依赖。因此，读书识字几乎渐渐成了教会人士或教士们的专利。过去的传统的幸存部分都被教会保留了下来，而哲学变成了一种为基督教及其卫道士们提供辩护的学问，只要它的教义大体上能被人接受，教会就能获得并保持其权势。但也有一些别的传统在争取最高统治权，其中包括古老的罗马传统，教会正是由于它的衰落才首次得势。另外还有新日耳曼传统，取代古老帝国政治组织的封建贵族就是从这一传统中产生的。不过这些传统都没有一种适当的社会哲学作其代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无法有效地挑战教会势力，但这不是惟一的原因。罗马传统从起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中逐渐再次得到坚持，而日耳曼传统则以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为契机取得了突破。但是在中世纪，哲学还是与教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随着“神皇合一”机制被两大势力取代（一个是代表上帝的教皇，一个是皇帝），其他几种潜在的二元现象也出现了。首先是拉丁与条顿二元性的客观存在。教会势力仍旧是拉丁族的，而帝国却落到了野蛮的条顿族入侵者的后裔手中。一直到被拿破仑征服之前，它都被称为日耳曼的神圣罗马帝国。其次，人也被划分成教士和俗人两类。教士是正统教义的卫护者，由于教会成功地经受住了各种异端影响的考验，教士的地位在西方大大提高了。早期的一些信基督教的皇帝曾经同情阿利乌斯教派，但最终还是正统派占了上风。此外，还出现了天国与世俗诸国的比较。这种比较的根源可以在《福音书》里看到，但它在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才获得了更为直接的重要意义。虽然野蛮部族能够摧毁城市，但神的城市却是无法摧毁的。最后是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更为古老，其根源可追溯到苏格拉底的“肉体与灵魂”理论。这些概念以新柏拉图主义的形式变成了保罗派新教的核心，而且启发了其中的早期基督教苦行（禁欲）主义。
天主教哲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情形是这样的：它的第一次成熟是靠圣·奥古斯丁的努力，此人主要受了柏拉图的影响；而圣·托马斯·阿奎那则使它达到了巅峰，托马斯将教会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基础上，教会的主要辩护者们至今还在为这一基础辩护。由于这种哲学与教会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所以要想说明它的发展及对后世的影响，就需要进行大量的历史考察。但是，如果我们想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及其哲学，那么还是有必要对这些事件作一些说明。
逐渐主宰了西方的基督教，本来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而那时的犹太教又是希腊与东方思想的混合物。基督教和犹太教都认为上帝有自己的宠儿，尽管两者的选择对象不同。它们坚持同样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开始于神的创造，并将走向神的某种结局。但两者的确存在着一些分歧，如弥赛亚（救世主）是谁？他想实现什么？在犹太教看来，救世主仍将到来，并赐予他们尘世的胜利；而基督教徒却认为救世主就是拿撒勒的耶稣，他的天国不在我们这个世界。基督教接受了犹太教的正义概念，并将其作为帮助同胞和笃信某种教条的指导思想。从本质上说，后来的犹太教与基督教都赞同新柏拉图主义的“彼岸（另一个世界）”概念。不过，希腊理论是哲学理论，不容易为每个人所理解；而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观点更注重对来世的解释，正义者将升入天堂，而邪恶者将下地狱受煎熬。其“来世报应”的说法，使这一理论广为人知。
要想了解这些信仰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就必须记住：耶和华（犹太教的上帝）最初是闪米特族的主神，他保护自己的人民。除了耶和华，还有别的神主宰着其他部族。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过任何关于“彼岸”的暗示。以色列的主神掌握着其部族的世俗命运。他是一位爱妒嫉的神，不能容忍他的子民同时信奉别的神灵。古代的先知都是一些政治领袖，他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制止人们崇拜其他诸神，因为他们怕招致耶和华的不快，担心威胁到犹太人的社会凝聚力。犹太教的这种部族特征，通过一系列的民族灾难得到了加强。
公元前722年，亚述人攻陷了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并将绝大多数居民驱逐出境。公元前606年，巴比伦人攻占了尼尼微，并摧毁了亚述帝国。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征服了南方的犹太王国，并于公元前586年占领了耶路撒冷，烧毁了神殿，将大量的犹太人流放到巴比伦。一直到公元前538年，波斯国王居鲁士攻陷巴比伦之后，犹太人才获准回到巴勒斯坦。正是在被流放巴比伦期间，犹太教的教义和民族特性得到了加强。由于神殿被毁，犹太人只好免掉了祭奠仪式。大量留传至今的犹太教口头传说，都要追溯到这个时期。
犹太人散居各地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到了故土。那些回去的人确实活了下来，但只是建立了一个不怎么重要的神权国家。在亚历山大死后，亚细亚的塞琉西王朝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之间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执，犹太人必须想方设法守住自己的地盘。一支重要的犹太人群体在亚历山大城增长起来，除了宗教之外，一切都很快被希腊化了。希伯来文的《圣经》也不得不译成希腊文，从而产生了《圣经》的“七十人译本”，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传说有七十位翻译者独立翻译，却译出了完全一致的译本。但是当塞琉西国王安提阿古四世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试图强迫犹太人按希腊方式生活时，犹太人在马喀比兄弟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犹太人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为争取以自己的方式敬神的权利而战斗。结果他们赢了，于是马喀比家族以大祭司的身份统治国家。其家族的世袭统治被称为哈斯摩尼亚王朝，该王朝一直延续到希律王时期。
当散居各地的犹太人越来越希腊化的时候，主要靠了马喀比家族的成功抵抗，犹太教才得以幸存下来，也为基督教及后来的伊斯兰教得以兴起提供了必要条件。正是在这一时期，犹太教产生了“彼岸”的概念，因为起义已经证明人世间的灾难总是首先光顾那些最有德行的人。公元前1世纪，除了正统派势力，还发展出一种更成熟的、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运动，它的教义预示着应该对《福音书》中的耶稣进行伦理上的重新评价。早期的基督教实际上就是一种经过改革的犹太教，正如新教起源于教会内部的某种改革运动一样。
马克·安东尼结束了大祭司们的统治，并任命希律为国王，希律是一位彻底希腊化了的犹太人。公元前4年，希律死后，犹太国由罗马的一名地方财政长官直接统辖。但犹太人并不喜欢罗马的“神皇合一”机制，当然，基督教徒也是如此。不过，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有一个不同之处，后者至少在原则上赞同谦卑的传统；而前者却在总体上显得很自大，这一点颇像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除了自己的神以外，他们顽固地拒绝承认任何其他的神。事实上，他们也拒绝承认罗马的“神皇合一”。公元66年，犹太人举行了反抗罗马的起义，经过一场残酷的战争之后，耶路撒冷于公元70年被攻陷，神殿再次被摧毁。希腊化犹太历史学家约瑟法斯在他的希腊文著作中记载了这一战役。
这一事件致使犹太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散落到各地。正如被放逐到巴比伦时一样，正统派变得更加苛严。公元1世纪之后，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把对方看做完全不同的、势不两立的宗教。在西方，基督教煽起了一种可怕的反闪米特族情绪，使得犹太人从此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并饱受迫害和剥削，这种情况直到他们于19世纪获得政治权利才结束。只有在穆罕默德的穆斯林国家，尤其是在西班牙，犹太人才得以兴旺起来。当摩尔人最终被驱逐时，古典传统和阿拉伯知识才大量地通过通晓多种语言的犹太思想家传授给了教士们。1948年，犹太人再次拥有了迦南。他们是否会发展出自己新的文化势力，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为时尚早。
犹太教中持不同意见的派别形成了早期的基督教，他们最初并没有想用这种新教义去控制不信犹太教的人。这些早期基督徒仍然保持着旧的排外传统，犹太教从来没有打算争取外族的皈依，即使在今天得到改良的情况下，只要割礼和斋戒还在进行，它就不可能吸收外族入教。如果没有一个信徒去设法放宽入教的基本条件的话，那么基督教可能至今仍然是非正统犹太人的一个教派。特苏斯的保罗（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扫除了这些外部障碍，从而使基督教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罗马帝国的希腊化公民还是不承认基督应该是犹太人之神的儿子。灵知主义弥补了这个缺陷，它是与基督教同时出现的一种宗教调和运动。按照灵知主义的观点，可感知的物质世界是耶和华创造的，但耶和华实际上只是一位小神，它与最高的神闹翻之后，便出来作恶。终于，为了推翻《旧约》中的错误教义，最高的神的儿子化作凡人降临人间。这些观点再加上一些柏拉图的思想，就构成了灵知主义。它把希腊传说的成分、俄耳浦斯神秘主义的因素、基督教义以及别的东方思想结合了起来，然后采取一种妥协的哲学混合方式使它变得圆满。
而摩尼教（后期灵知主义所派生）则干脆把精神与物质的差异混同于善与恶的差异。在藐视物质事物方面，他们比敢于冒险的斯多葛学派走得更远。他们禁止食肉，并宣称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是罪恶的。从它们只流传了数世纪的情况来看，我们似乎可以准确地推断，这些苛刻的教条并没有得到完全有效的执行。在君士坦丁之后，灵知教派不再那么重要了，但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幻影教派宣称，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耶稣本人，而是他的某种幻影或替身，这不禁让人想起希腊传说中伊芙琴尼亚的献祭。穆罕默德承认耶稣是一位先知，尽管无法和他自己相提并论，后来他也采纳了幻影教派的观点。
随着基督教根基的日益牢固，它与《旧约》宗教的纷争也愈演愈烈。它认为犹太人没有承认古代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是罪恶的。从君士坦丁往后，反闪族主义变成了基督教狂热的一种体面的形式，尽管宗教并不是狂热分子们惟一的动机。奇怪的是，曾遭受过可怕迫害的基督教一旦翻了身，竟然会同样残暴地对付一个坚持自己信仰的少数派。
在某些方面，基督教有了新的、明显的变化。总体上看，犹太教是一种十分简单的非神学事物，这一率真特性甚至还在“对观福音书”中有所体现。但是在《约翰福音书》里，我们却发现了神学思辨的开端，当基督教思想家们试图在自己的新教义中吸收希腊人的形而上学时，这种神学思辨的重要性就得到了加强。随着《圣经》的逐渐形成，我们不再只关注“神加人”的基督形象，而是关注他的神学方面。《圣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斯多葛学派、柏拉图，乃至赫拉克利特。这种神学传统在欧利根（公元185～公元254年）的著作中首次得到了系统的阐释。
欧利根生活在亚历山大城，他曾在普罗提诺的老师阿摩尼阿斯·萨卡斯门下求学，因而与普罗提诺有不少共同点。根据欧利根的观点，上帝本身在其所有三个方面（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无形的。他坚持古老的苏格拉底理论，即灵魂以某种独立状态先于肉体存在，当人出生时，它才进入肉体。这一观点正如“一切灵魂终将获救”的观点一样，后来使他被视为异端。但他一生都在冲撞教会。他年轻时曾经不明智地走向极端，用自我阉割的方式来预防肉体的虚弱，而这种方式并未得到过教会的认可，他因此而走了背运，并失去了担任教士的资格，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似乎还有过一些不同意见。
欧利根在《反西尔撒斯论》一书中，详尽地批驳了西尔撒斯，而西尔撒斯的反基督著作却没有留存下来。在这里，我们首次看到了为《圣经》具有神授性观点辩护的倾向。除了其他方面，信仰能够使信仰者产生一种有价值的社会影响这一事实也被用以证明信仰的合法性和正确性。说到底这是一种实用主义观点，最近的一位思想家威廉·詹姆士再次把它提了出来。但不难看出，这种论证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完全取决于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赞同已经制度化了的基督教，他们称宗教为“人民的鸦片”；如果按照实用主义观点，他们完全有权竭力反对基督教。
教会的集权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初，主教是由各地的教会成员选举产主的。罗马主教权力越来越大，那只是君士坦丁统治之后的事情。通过救济穷人，教会有了一群依附者，这一点很像昔日罗马元老院家族的作风。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充斥着教义斗争，因此也给帝国带来了不少骚乱。为了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皇帝于公元325年召开了尼西亚会议。会议确定了和阿利乌斯教派对立的正统派的若干准则，从此教会就采用这些准则去解决教义发展中的分歧。阿利乌斯是亚历山大的祭司，他的教义认为圣父的地位高于圣子，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撒伯留斯则为相反的观点进行辩护，他说圣父与圣子只是同一个人的两个方面。正统观点最终获得了胜利，它将两者放在同一个层次上，认为两者是同体异位。但是，阿利乌斯教派还是继续兴盛起来，各种其他异端同样如此。正统教义的主要提倡者是阿撒那修斯，他于公元328年至公元373年任亚历山大城的主教。而阿利乌斯教却得到了君士坦丁的继承者们的支持，只有朱利安是个例外，因为他是个异教徒。但是，狄奥多修斯于公元379年登基后，正统派又得到了帝国的支持。
在西罗马帝国晚期和基督教时期，有三位重要的教士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加强了教会势力，他们死后都被颂为圣徒。安布洛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都出生于4世纪中期，彼此相差不过几岁。再加上6世纪的教皇大格里高利，后来一并被称为“教会博士”。
在这三个人中，奥古斯丁是惟一的哲学家。安布洛斯是一位无所畏惧的教会势力的辩护者，他为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打下了基础，这种关系盛行于整个中世纪。杰罗姆是《圣经》最早的拉丁文译者。奥古斯丁进行的是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神学架构和改良宗教的主导原则主要归功于他。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本人就是奥古斯丁教义的僧侣。
公元340年，安布洛斯出生于托莱福。他在罗马受的教育，后来又从事与法律相关的职业。他30岁时被任命为意大利北部列古里亚和埃米里亚的地方长官，任职达四年。在此期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放弃了世俗生活（虽然没有停止政治活动），并当选为米兰主教，当时米兰是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担任主教一职之后，安布洛斯勇敢地、而且经常毫不妥协地坚持教会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并由此而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起初，宗教的地位很明确，似乎也没有对正统派构成什么威胁，皇帝格雷善自己就是一个天主教徒。因为疏于政事，他后来被谋杀了，于是有关继位问题的麻烦接连不断，马克西姆斯篡取了除意大利以外的整个西罗马的权力，而意大利的统治权则为格雷善的弟弟瓦林提尼安二世合法继承。由于小皇帝年纪尚小，实权则为太后查士丁娜所掌握。查士丁娜是一个阿利乌斯教徒，因此一场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异教与基督教最引人注目的冲突地点当然是罗马城。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丁乌斯统治时，胜利雕像本来已经搬出了元老院，背教者朱利安又把它搬了回来，格雷善则再一次把它搬了出去，于是元老院的一些议员就提出要再次搬回来，但另一些基督教议员却在安布洛斯及教皇达马苏斯的帮助下占了上风。格雷善死后，异教派别于公元384年重新兴起，他们向瓦林提尼安二世请愿，为了不让异教徒的这一新举动获得皇帝的支持，安布洛斯就在奏本中提醒说，皇帝有责任为上帝服务，正如公民作为士兵有责任为皇帝服务一样，其中的暗示比“耶稣要求赋予上帝和凯撒各自有权接受的东西”还要过分。这样一来，我们就只好宣称教会作为上帝支配人间的工具要高于国家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国家权力正日渐衰减。教会作为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即使帝国崩溃了，它也照样能存在下去。一个主教作了这样露骨的暗示之后，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也正标志着罗马帝国的衰落。但是，胜利雕像的事依然没有了结。后来，篡位者尤金尼乌斯又把它竖了起来，直到公元394年败给狄奥多修斯之后，基督教派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由于查士丁娜信奉阿利乌斯教，安布洛斯与她发生了争执。查士丁娜曾经要求在米兰为阿利乌斯教的哥特军团保留一座教堂，主教安布洛斯不同意，民众也站在主教一边。被派去攻打教堂的哥特军人却与人民达成了一致，不肯诉诸武力。这是安布洛斯的一个显著的英勇行为，他在全副武装的蛮族雇佣军面前毫不屈服。最后皇帝只好做出让步，在为基督教会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安布洛斯在道义上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
不过，主教的行为并非总是同样值得赞颂的。在狄奥多修斯统治时期，皇帝曾命令一位地方主教赔偿一座被烧毁的犹太教堂的修缮费用，因为火灾正是在他的蓄意挑唆下发生的，但主教安布洛斯却对此极力反对。虽然皇帝的本意是不支持这种恐吓行径，但安布洛斯辩解说，基督教徒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赔偿这类损失。这种危险的说法致使中世纪出现了许多迫害行为。
安布洛斯的主要功绩是管理与治国，而杰罗姆却是当时的优秀学者之一。公元345年，杰罗姆生于达尔马希亚边境附近的斯垂登。他18岁时赴罗马求学，在高卢游历了数年之后，他在距故乡不远的阿奎雷亚定居下来。由于一场争执，杰罗姆离家去了东方，他在叙利亚的沙漠里隐居了5年。后来，他到了君士坦丁堡，不久又回到了罗马。公元382年至公元385年，他一直留在罗马。教皇达马苏斯于前一年去世，而继任的教皇似乎不大喜欢这位爱争辩的教士，于是杰罗姆再次去了东方，和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些有德行的罗马妇女，她们赞同他的独身禁欲戒律。公元386年，一行人最终在伯利恒定居下来，并过起了修道院的生活。
杰罗姆于公元420年去世。他的名著是拉丁文《圣经》译本，该译作成了天主教承认的惟一正统译本。在最后一次在罗马停留期间，杰罗姆从希腊原文翻译了《福音书》。至于《旧约》，他还追溯到了希伯来的根源。
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杰罗姆极大地影响了当时日益盛行的修道院运动，使它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的一些罗马弟子随同他去了伯利恒，并在那里建了四座修道院。和安布洛斯一样，杰罗姆也是一位伟大的书信作家，其中许多信是写给年轻女子的，信中规劝她们保持德行与贞洁。当公元410年哥特入侵者劫掠罗马时，他似乎有些听天由命。他并没有去考虑拯救帝国的措施，而是更加热衷于对贞操价值的赞颂。
公元354年，奥古斯丁出生在努米底亚省。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是罗马式的，20岁时，他带着妻儿来到了罗马。不久，他又去了米兰，在那里以教书为业。在此期间，他本来是一个摩尼教徒，但最后却在不断的悔恨的驱使下，被一位有心计的老妇人领进了正统派。公元387年，安布洛斯为他施了洗。公元396年，他回到非洲，担任希波地方的主教，直到430年去世。
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我们看到了他与罪孽作斗争的引人注目的描写。他终身都为小时候的一个事件所困扰。这实际上只是一件小事，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把邻居花园里一棵梨树上的梨摘光了。虽然这只是一时兴起的顽皮行为，但他对罪过的病态反省却夸大了这一过错，认为永远都不能宽恕自己。在他看来，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危险行为。
在《旧约》的早期，个人罪孽被看做是整个民族的缺点，后来才逐渐被看做个人的污点。对基督教神学来说，这一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教会作为一种机构是不可能犯过失的，只有个别基督徒才可能犯下罪过。通过对个人因素的强调，奥古斯丁成了新教神学的一位先驱。天主教越来越认同教会的重要性，而奥古斯丁认为两方面都重要。人在本质上是有罪的，应该打入地狱，要通过教会的调解才能得救。但按照宗教惯例，即使过一种有德的生活也并不能保证一定得救。上帝是善的，而人是恶的，上帝允许拯救算是一种恩赐，拒绝拯救也不应受到指责。这种宿命论后来为改良神学中更为顽固的流派所采纳。另一方面，摩尼教曾认为恶是一种物质的原则，而奥古斯丁却认为恶是不良意志的一个结果，这个有价值的观点也为改良神学所继承，并构成了新教责任概念的基础。
奥古斯丁的神学著作主要是以批驳裴拉鸠斯的温和观点为目的。和当时的绝大多数教会人士相比，裴拉鸠斯这位威尔士教士的心怀更为仁慈。他否定了原罪论，并且教导说，人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来获得拯救。由于其宽容性和开明性，这一理论必然会赢得众多的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保持着希腊哲学家的某些精神的人。奥古斯丁为了替自己辩护，就强烈地反对裴拉鸠斯的学说。对于裴拉鸠斯被最终宣布为异端邪说，奥古斯丁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他以保罗的《使徒书》为起点解释宿命论，而假如保罗看到从自己的教诲中推出了如此可怕的命题，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后来，这一理论为加尔文所吸收，但是，教会却明智地抛弃了它。
奥古斯丁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神学上，即便涉及哲学问题，他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调和圣经的教谕和柏拉图学派的哲学遗产。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基督教辩护传统的先驱。尽管如此，他的哲学思辨本身仍然很有意思，并且证明了他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这类资料可从《忏悔录》第十一卷中找到，由于它不是闲谈的好题材，所以流行版本总是将它省略。
奥古斯丁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是去揭示上帝的万能怎样才能与《创世纪》中的创造事实（假定真有其事）协调起来。首先，有必要把犹太教、基督教，还有希腊哲学中的创世概念区分开来。对希腊人来说，假如说能像变戏法那样把世界从子虚乌有中产生出来，也许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会觉得十分荒谬。如果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他应该被看做使用了现成原材料的建筑大师。无中生有的东西是与希腊精神中的科学特征相抵触的。《圣经》里的上帝则不是这样，他被认为既创造了原材料，又创造了建筑物。希腊的观点自然能推导出泛神论，因为它认为上帝就是世界，这一思路始终吸引着那些有强烈神秘主义倾向的人。持有这一观点的最著名的哲学例子就是斯宾诺莎。奥古斯丁接受了《旧约》中的造物主，一个世界之外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永恒的神灵，不受因果关系或历史发展的支配，他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时间。我们无法追问创世之前的状态，因为那时还不存在可以用来提问的时间。
对奥古斯丁来说，时间是一种三重性的现在。之所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现在，是因为它是惟一真实存在的东西；过去是现在的回忆，而未来是现在的展望。这一理论并非没有缺陷，但它主要是为了强调时间作为人（被创造的存在物）的一部分心灵体验的主观性。按照这一观点，追问创世之前有什么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康德也对时间作过主观的解释，他说时间是一种知性形式。这种主观态度使奥古斯丁预示了笛卡尔的如下学说：人惟一不能怀疑的就是自己在思考。尽管主观主义最终未能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奥古斯丁仍然算是它的一位能干的阐释者。
奥古斯丁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的哥特人攻占了罗马。也许基督教徒们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他们罪孽的应有惩罚。而对异教徒来说，他们的想法却相反：以前的诸神已经被抛弃，朱庇特自然就撤回了他的庇护。为了应对这一论证，奥古斯丁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出发，写下了《上帝之城》，并在写作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督教历史论，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今天只剩一点怀古的情趣，但“教会独立于国家”这一中心论点却在中世纪具有重大意义，甚至在今天的某些地方，它还保留了下来。为了参与对灵魂的拯救，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旧约》中犹太国家样板的基础上的。
在狄奥都利克统治时期，罗马住着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生活和作品与当时文明的普遍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就是鲍依修斯。大约公元480年，鲍依修斯出生于罗马，他是一位贵族子弟，与元老院议员阶层关系密切。鲍依修斯还是狄奥都利克的朋友，公元500年，这位哥特国王成了罗马的统治者，10年后，鲍依修斯终于被任命为执政官。但是后来，他的命运却出现了逆转。公元524年，他被关进了监狱，并以叛国罪被处死。在狱中等候行刑期间，他写下了《哲学的慰藉》，这本书使他声名远扬。
在生前，鲍依修斯就以睿智和博学著称。他是第一个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翻译成了拉丁文的人。此外，他还写了自己的著作和关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评注。他在音乐、算术和几何学方面的论文，长期被中世纪的文科学院奉为范文。他想完整地翻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著作，但这一计划从未得以完成，的确令人遗憾。奇怪的是，中世纪不仅把他当作一位伟大的古典哲学学者，而且把他当做一名基督教徒来加以推崇。
正如《哲学的慰藉》里提到过的那样，他坚持柏拉图式的立场。但相比之下，他更有可能是一名基督徒，就像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只能算名义上的基督徒，因为和教士们的神学思辨相比，柏拉图哲学对他的影响要大得多。不过，如果他真的被当做可靠的正统派的话，也许更好一些，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大部分柏拉图观点才能顺利地被后来几个世纪的教士们所吸收。而在当时，异端的罪名是很容易使他的作品遭到埋没的。
无论如何，《哲学的慰藉》一书脱离了基督教神学。该书包括交替出现的散文与诗歌部分，鲍依修斯自己发言时用散文，而哲学则借一位妇女的形象用诗歌应答。该书的教义与观点并没有引起当时教会人士的兴趣。他直截了当地再次肯定了三位伟大的雅典哲学家的崇高地位，在追求善的生活方式上，鲍依修斯遵循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传统，而他的伦理学说大部分源于斯多葛学派，他的形而上学则可以直接追溯到柏拉图。书中一些章节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他据此提出了恶并不真实的理论。上帝是善的，不可能作恶；既然上帝是万能的，那么恶必定是虚幻的。这一观点有许多地方都是与基督教神学和伦理学格格不入的，但不知为什么，它似乎并没有激怒正统派阵营中的任何人。全书主要是在回顾柏拉图，它避开了普罗提诺之类的新柏拉图主义作家的神秘主义，与当时盛行的种种迷信也毫无瓜葛，书中也找不到当时基督教思想家的那种狂热的罪孽感。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或许就是它的作者是一名死囚。
如果我们把鲍依修斯看做一位象牙塔里的思想家（脱离当时的实践事务），那就错了。恰恰相反，他像古代的哲学家一样，经历了各种实践事务，是一位有才能、头脑冷静的执政官，并忠于自己的哥特主子。后来，他被当做受到阿利乌斯教派迫害的殉道者，这一谬误也许有助于提高他作为一位作家的知名度。但作为一位不偏颇、不盲从的思想家，他却从未被颂为圣徒，而赛瑞利（下文将对此人作更多介绍）却成了圣徒。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鲍依修斯的作品提出了一个持久的问题，即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必然是其时代的产物？鲍依修斯所生活的世界，是对超然而理性的探索抱有敌意的世界，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迷信和狂热泛滥的时代，然而在他的著作里，这些外部压力似乎一点也没有显示出来，他的问题也绝不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问题。诚然，罗马的贵族阶级不大容易屈从于流行时尚与狂热情绪。某些旧道德，在帝国覆亡之后，仍然在这些贵族当中留存了很长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用来解释鲍依修斯伦理思想中的斯多葛倾向。但是下述事实本身却必须得到解释：尽管外有野蛮部族侵扰，内有狂热情绪盛行，这样一群人（坚持旧道德的人）还是继续存在了下来。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人肯定是传统的产物。首先，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后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又从他们所坚守的传统中得到了支持，不管这种忠诚是完全出于自觉，还是多少出于盲从。另一方面，传统不容易受时间的约束，它们呈现出自身的一种生活，并且可以长期存在下去。传统就像郁积在地表下的暗火，当重新得到支持时，就会再次被煽成明火。在蛮族入侵时那种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古典时代的传统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幸存了下来，在这种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鲍依修斯之类的人物。但他一定早就意识到了横在他与同代人之间的鸿沟。如果相信某种传统的力量，就需要有一定的毅力来支持它，鲍依修斯肯定也需要鼓起他的全部勇气。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了。为了理解某些哲学问题，是否有必要去研究哲学史？为了理解某个时期的哲学，是否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时期的历史？按照上文所述的观点，社会传统与哲学传统之间显然存在着某些相互作用。迷信的传统不会产生不迷信的思想家，把禁欲看得比事业还高的传统不可能产生能够接受时代挑战的建设性措施。另外，即使没有完整的历史知识作注解，我们也有可能充分理解某个哲学问题。读读哲学史，其意义正在于认识到绝大多数问题过去曾经提出过，一些明智的答案过去也曾经有过。
对罗马的洗劫开创了一个战事不断的时代，并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日耳曼部族在帝国全境的定居。北方的不列颠遭到了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的侵犯；法兰克部族扩张到了高卢；汪达尔人向南侵入了西班牙和北非。下述留存至今的国家和地区名称，还能让我们想起相关的事件：英格兰因盎格鲁而得名，法兰西得名于法兰克，安达卢西亚则得名于汪达尔。
西哥特人占领了法兰西南部，东哥特人则征服了意大利，在此之前，他们曾试图瓦解东罗马帝国，但未能成功。从3世纪末以来，哥特雇用军为罗马作战效劳，因此逐渐掌握了罗马的战术。罗马失陷以后，帝国还苟延残喘了几年，直到公元476年，终于被国王奥都瓦克率领的东哥特人摧毁。公元493年，狄奥都利克命人谋杀了奥都瓦克，结束了其统治，于是，狄奥都利克成了东哥特的新国王，统治意大利直到公元526年去世。在哥特人的背后，东方的匈奴蒙古人部落在国王阿替拉的率领下，正向西挺进。虽然他们有时也与哥特人结为联盟，但是公元451年阿替拉入侵高卢时，双方的关系就恶化了。一支哥特、罗马联军在沙龙阻止了阿替拉的进犯。随后，由于教皇列奥施加了道德压力，阿替拉攻占罗马的计划也就取消了。这位蒙古国王不久后去世，部族失去了习惯的统帅，这支掳掠成性的亚洲军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有人可能认为这些动荡会引起教会的明显反应，但教会的注意力却为“基督的多重位格”的极端教义的细枝末节所吸引。有的人认为基督是一个具有两种面貌的人格，这一观点最终取得了胜利，它的主要辩护者就是赛瑞利。赛瑞利于公元412年至公元444年任亚历山大城主教，他是正统派顽固的支持者，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他的狂热——煽动迫害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并策划了对希帕莎的凶残谋杀（希帕莎是为数学史做出贡献的少数妇女之一）。赛瑞利因此被颂为圣徒。
而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主教奈斯脱流斯的追随者们却赞同“基督有两个位格”的观点，也就是作为人的基督和作为上帝之子的基督；前面提到过，这一观点的创始者是灵知教派。奈斯脱流斯的学说主要是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赢得了支持者。
为了解决这个神学难题，双方作了一次努力，于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了一次会议。没想到赛瑞利教派设法抢先到了会场，趁对方没来得及入场，就迅速做出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表决，于是奈斯脱流斯教派被宣布为异端。“基督只有一个位格”的观点终于占了上风。赛瑞利死后，公元449年以弗所的一次宗教会议进一步宣称，基督不仅只一个位格，而且只有一个本性。该教义后来被称为“一性论异端”，公元451年的卡罗西顿会议谴责了该教义。如果赛瑞利此时还活着的话，就很可能被定为一性论异端分子，而不再是圣徒。然而，虽然全体基督教会议可以制定标准，但异端也会咬牙坚持下去，尤其是在东方。正是由于正统教派与异端教派的互不妥协，伊斯兰教势力后来才得以大展宏图。
在意大利，哥特人并没有盲目地摧毁原来的社会结构。狄奥都利克（公元526年去世）保留了原有的行政制度。他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也很温和，他本人是一个阿利乌斯派教徒，似乎也允许一些非基督教因素继续存在，尤其是在罗马的贵族家庭中存在。鲍依修斯这位新柏拉图主义者就是狄奥都利克的大臣。然而皇帝查士丁却是一个坚持狭隘观念的人，公元523年，他宣布阿利乌斯为非法教派，这一举动把狄奥都利克弄得很尴尬，因为他的意大利领地内到处是天主教，而他自己的力量无法与皇帝抗衡。由于担心自己的支持者搞阴谋，他将鲍依修斯关进监狱，并于公元524年将他处死。公元526年，狄奥都利克去世，次年查士丁去世，查士丁尼继位。正是由于查士丁尼下旨，伟大的罗马法大纲、法典和法学汇纂才得以完成。查士丁尼是正统派的坚定拥护者，继位初期，他下令关闭了雅典的阿卡德米学院。在这之前，阿卡德米一直作为古老传统的最后一个堡垒，尽管这时它的学说已经被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因素淡化了。公元523年，君士坦丁堡开始兴建圣·索菲亚教堂，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士耳其人占领之前，该教堂一直是拜占廷教会的中心。
查士丁尼的宗教兴趣也影响了皇后（著名的狄奥都拉），她的经历很平常，此外，她还是一位一性论者。查士丁尼正是为了她，才开始了“三个牧师会”的论战。在卡勒西顿，三个具有奈斯脱流斯倾向的神父被宣布为正统派，这就触犯了一性论的观点。于是查士丁尼发布敕令，宣称三人为异端，这一决定使教会内部出现了长期争论。结果，查士丁尼本人也成了异教徒，他接受了阿法萨托都塞提克的观点：基督的肉身是不朽的，这正是一性论的必然结果。
查士丁尼统治时，国家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从蛮族首领手中夺回西部各省。公元535年，他入侵意大利，此后将近18年时间里，这个国家都饱受战乱之苦，非洲被勉强地重新征服，但总的说来，拜占廷的统治是不是一件幸事却也值得怀疑。拜占廷的力量并未大到足以收复整个帝国，尽管皇帝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公元565年，查士丁尼去世。3年后，意大利又遭到了一次蛮族的入侵。伦巴底入侵者长期占据着北部地区，该地区后来就被称为伦巴底。他们与拜占廷人争斗了200年之久，后者由于受到萨拉森人从南面发起的攻击，最终败退了。拜占廷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堡垒——拉温那，也于公元751年被伦巴底人占领。
在我们所谈论的时代，像鲍依修斯这样的人物是十分罕见的。这个时代的特征并不是哲学上的。不过，我们必须提到后来对中世纪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两个发展：一是修道生活在西方的发展，二是教皇势力与权威的发展，它们分别与本笃和格里高利的名字有关。
修道生活始于4世纪的东罗马帝国，起初，它与教会并没有什么关系，由于阿撒那修斯首先采取了措施，修道运动才最终被教会所控制。前面说过，杰罗姆是修道生活方式的伟大推行者。6世纪期间，高卢和爱尔兰开始建立修道院。但西方修道生活的决定性人物却是本笃，后来的本笃修士会就是因他而得名。本笃于公元480年出生于贵族家庭，并且在罗马贵族安逸奢华的环境中长大。20岁时，他开始对早年的教养传统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于是跑到一个洞穴里隐居了三年。公元520年，他在蒙特卡西诺建了一座修道院，该院成了本笃修士会的活动中心。它的创立者本笃所制定的教规告诫会员，要发誓保持清贫、顺从和贞洁。但本笃并不喜欢东方僧侣们的那种过于刻苦的修行。由于他们（东方僧侣）机械地理解了基督教关于肉体有罪的观点，才会互相比试，看谁能达到最高的舍身境界。对于这些有害的怪观念，本笃教规予以坚决制止。该组织的权力掌握在终身任职的修道院院长手中。后来，本笃修士会又提出了自己的传统，该传统与其创立者本笃的意图多少有些不符。本笃派学者们在蒙特卡西诺搜集了大量藏书，为维护经久不衰的古典学问传统做了很多工作。
本笃定居于蒙特卡西诺，直到公元543年去世。大约40年后，修道院遭到伦巴底人的洗劫，修士会逃亡到了罗马。蒙特卡西诺在其悠久的历史中，还遭受过两次破坏，一次是9世纪被萨拉森人毁坏，另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幸的是，它丰富的藏书留存了下来，现在，修道院也得到了彻底重建。
格里高利在他的《对话录》第二册里，记载了本笃生平一些细节。其中有相当篇幅讲的是超凡的行为及事件，这些传说揭示了当时有教养人士的普遍思想状态。必须记住的是，阅读在当时已经成了极少数人拥有的技能，因此这些作品完全不像今天的超人和科幻小说之类的垃圾，它们不是为容易受骗的文盲大众写的。此外，这些《对话录》还成了我们了解本笃的主要资料来源。
《对话录》的作者大格里高利，被誉为西方教会的第四位博士。他生于540年，有罗马贵族血统，并在富足奢华的环境中长大。他受到了教育，尽管没有学过希腊文。这一缺憾永远也未能弥补，即使后来他在宫廷里住了六年之久。公元573年，他担任了城市的行政长官。但是不久，他似乎感觉到了神的召唤，于是辞去官职，舍弃财产，当了一名本笃派僧侣。他做出了这一不同寻常的决定之后，苛严、节俭的生活便开始了，并长期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他所过的生活并不是他以前向往的那种潜心思索的生活。他的政治才干也没有被人忘记，教皇裴拉鸠斯二世派他出任君士但丁堡宫廷的大使（西方仍对君士坦丁堡表示象征性的忠诚）。公元579年至公元585年，格里高利虽然住在宫廷里，却未能完成他的主要使命，即怂恿皇帝和伦巴底人交战。由于当时已不是军事干预的时代，查士丁尼最后几次军事干预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到头来仍是一场空。
回到罗马后，格里高利在修道院里住了五年。公元590年，教皇去世后，更愿意当僧侣的格里高利被选为继承人。这就需要格里高利施展其全部的政治才能，去应付西罗马政权崩溃后留给国家的不稳定局面。意大利正遭受伦巴底人的践踏，非洲成了斗争的战场，孱弱的拜占廷政权为摩尔部族所困扰，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正在高卢交战，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已经把不列颠变成了异教徒之地，异端继续困扰着教会，道德的普遍沦丧开始损害那些本应支配教士生活的基督教原则。圣职交易泛滥，并在事实上失控了近500年之久。格里高利接过了所有这些麻烦，并且竭尽全力加以遏制。但正是席卷西方的极度混乱状态，才使他能够在前所未有的、更为牢固的基础上，建立起教皇的权威。在此之前，罗马主教从来没有像格里高利那样，如此广泛而成功地行使过权力。格里高利主要是通过给教士们和世俗统治者们大量写信来做到这一点的，在他看来，这些人似乎是未能尽职或者犯了越权办事的罪过。通过发布《主教法规》一书，他为罗马在管理一般教会事务中的至上权力打下了基础。这部纲领性读物在整个中世纪受到了高度的推崇，甚至还以希腊文译本传入了东正教。受格里高利神学教诲的影响，《圣经》的研究转变成了象征性的解释，而忽视了纯粹的历史内容，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开始注意《圣经》的历史内容。
尽管格里高利为巩固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做出了坚决的努力，但他仍然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在政治上，如果皇帝的过分行为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或者当他感到站出来反对会带来危险时，他就会采取宽容的态度。和安布洛斯这样的人相比，他是一个狡猾的机会主义者。他为扩大本笃修士会的影响做了大量工作，该修士会后来成了修道机构的典范。然而当时的教会对世俗学问不够尊重，格里高利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