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边界：更大范围的地中海

本章提出一些困难问题，然而，如果仅仅走马观花地看一下，读者可能发现不了困难所在。建议读者远离地中海的海岸，去外地做些旅行。读者会想：也好，就去旅行吧!然而，这就等于马上同意扩大观察的范围，而且范围也扩展得太大了。认为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在16世纪即可以从亚速尔群岛或新大陆沿岸地区延伸到红海或波斯湾，又可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尼日尔河湾，这岂不是把地中海看成一个伸缩性太大的运动空间了吗？

这样看就是抛弃习惯的分界，抛弃地理学家最熟悉的、严格的分界。对地理学家来说，地中海从北到南，分别以油橄榄树和棕榈林为界线。当你南下遇到第一棵油橄榄时，你就来到了地中海；当你抵达第一个茂密的棕榈林时1，你就离开了地中海。这种分界方式把气候条件放在首位。自然，气候是人类生活的决定要素。但是，按照这种分界，地中海的最大范围就消失了。如果采用地质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的更加广阔的分界，我们同样也看不清地中海的最大范围的轮廓。地质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把地中海画成一个细长形区域，在宽广的地壳上只是一条线。地质学家认为：这是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由于地质构造的断裂和褶皱而形成的纺锤形狭长地区。生物地理学家的看法是：地中海是一个顺着纬线延伸的狭长地区；在这个区域内，从亚速尔群岛到很遥远的克什米尔山谷，某些动物和植物到处都具有共同的特征。

图 12 世界范围内的地中海

根据这张可以自转的地图的方向，地中海同世界各地的联系先后侧重于：大西洋、撒哈拉、印度洋、欧洲。我们采用了不寻常的方向，把撒哈拉置于地中海之上，强调地中海受到广阔无垠的沙漠的重压。这块沙漠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非洲的热带森林。地中海的作用正是围住这些条件恶劣的土地，把它们同南欧隔开（南欧一直延伸到北欧的森林线）。如果再加上红海、印度洋和波斯湾，地中海的作用还在于把大陆板块拦腰截断。图上的细点反映早期的人口稠密地区。通过对比，这说明地中海各个半岛的高地人口稀少。读者可以想象出陆上和海上交通联系向四面八方伸展的道路和驿站。这种联系创造了地中海最大限度的运动空间。本图由J.贝尔坦绘制。

历史上地中海的幅员

然而，根据历史的要求，地中海只能是个范围宽阔的地区，其影响经常越过海岸，向四面八方伸展。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磁场，或者一个电场，或者更简单，一个光源。这个光源的亮度不断降低，但是，人们无法一劳永逸地划出一条线来区分它的阴影部分和明亮部分。

如果不考虑动植物、地形或气候等条件，而是根据人的条件划界，地中海的界线又该怎样划定？任何界线都不能阻拦人越过障碍，地中海人足迹所及之处，便是地中海的更大的范围。地中海人的命运决定着地中海的命运，扩大或者缩小地中海的范围。古罗马把严格意义上的地中海世界建成一个半封闭的体系，最终控制了出入地中海的通路。但是它没有设法去占领欧洲的外缘（这可能是它的错误之一），没有大胆地深入到印度洋和非洲内陆，没有同这些遥远的地区建立起自由的和互利的联系。古罗马扼守地中海的咽喉，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构成地中海历史的规律。地中海历史的规律是：海上生活向着远离海岸的地方扩展影响，作为回报，又不断受到内陆的影响。影响往返，多次反复。卡斯蒂利亚用来自美洲的白银铸造的面值8里亚尔的本洋，在16世纪下半叶曾经充斥地中海的各个市场。这些银币在印度和中国等地也可见到。人员往来，以及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交流，在地中海周围划出一条条连续的边界线和一个个同心圆。这样的边界线或者同心圆数以百计。其中有的以政治为尺度；有的以经济或者文化为尺度。不管歌德自己怎么说，他抵达意大利，接触到了地中海，并不是因为越过了布伦纳山口或者在后来翻过了托斯卡纳的亚平宁山。当他到达位于意大利以北的雷根斯堡，即天主教在多瑙河这条文化边界的前方要塞时，或者再往北，当他从法兰克福出发开始旅行时，歌德已经与地中海有了接触。

如果人们不把这个呈扩散状的广阔的生存空间，这个更大规模的地中海纳入研讨的范围内，就往往不容易掌握地中海的历史。作为贸易的中心和货物的集散地——货物有时难免遭受损失——地中海的范围要根据其影响来测定。在地中海的外围往往比在其混杂的活动中心更容易了解它的命运。根据某种平衡法则（当时的人常常不能意识到，而某些历史学家似乎承认其存在）一般的海上生活在一个区域受到阻碍，就会在另一个区域得到必要的补偿。例如在15世纪，土耳其的推进使黎凡特地区动荡不定，西方的商业便断然转向北非。2同样，在16世纪末，某种经济的推力把地中海生活引向南德意志以及中欧和东欧。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补偿。如果没有向北方和东北方进行的这次冒险，意大利的生存要维持到1620年或更晚一些时候，是不可想象的。威尼斯曾经长期是向这些机会开放的一扇门。衰落的征兆——而且只是相对而言——将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远距离联系中显露出来。总之，地中海的历史以多种形式在包围它的、或近或远的陆地和海域记录下来。

1.撒哈拉沙漠：地中海的第二个面貌

地中海有三个侧面同一连串辽阔的沙漠相连接。这些沙漠从大西洋撒哈拉延伸到中国北部，横贯整个旧大陆，中间毫无间断。这三个侧面是：利比亚滨海地区以南的撒哈拉；前黎巴嫩山脉以东的叙利亚沙漠（附近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游牧部落”）；3黑海以北的南俄罗斯草原（位于中亚细亚的前方）。在这些辽阔的侧面，大批沙漠商队往来流动，同地中海固有的贸易连接起来。沙漠商队对地中海的贸易既必不可少，又有所依赖。这些联系不仅在埃及和叙利亚（16世纪时黎凡特为数可观的贸易都经过那里）等门户地区进行，而且对整个地中海的边缘地区都有影响。1509年西班牙占领奥兰，切断了这个小小的要塞城市同内地的联系。但在16世纪中叶，这里仍是奴隶买卖的转运站，规模虽然不大，但已足以使当局感到惶恐不安。4

由此可见，地中海历史的磁场，一极在欧洲，另一极就在辽阔的沙漠。这些荒芜的海岸吸引着地中海，地中海也吸引着这些地区。地中海非同寻常的特点，正是它沿着一个荒芜的大陆铺展其恢廓的水域，甚至通过红海和印度洋，一直插进这个大陆的深处。

撒哈拉沙漠的近界线和远界线

从大西洋到中国的沙漠链，在伊朗高原的两侧一分为二：西面是炎热的沙漠；北面和东面是寒冷的沙漠。但是，这些不毛之地通过沙漠商队保持联系。双峰驼在安纳托利亚和伊朗被中亚和西亚的单峰驼所取代。

显然，首先和地中海有关联的，是广义的撒哈拉（即一直延伸到伊朗和阿拉伯的所有炎热的沙漠）。南俄罗斯草原的道路通向中亚寒冷的大沙漠。总的说来，它只到达地中海的后院，所起的作用也时断时续，例如在13世纪和14世纪就是这样。当时是“蒙古道路”的鼎盛时代。5

广义的撒哈拉地跨非亚两洲，位于地中海的近界线和远界线之间。必须粗略勾画出这两条界线，我们这位“主人公”的轮廓方能精确地显现出来。

在邻近地中海的地方，虽然很少有突然的过渡，但分界线不难划出。它同棕榈林带的北界相吻合。这块用虚点表示的东西向狭长地带几乎不间断地从旁遮普经伊拉克、叙利亚、下埃及、的黎波里塔尼亚和阿特拉斯山脉南部延伸，最后到达大西洋。作为简单的分界线，这条界线和人们从种种干旱迹象推断出来的界线是一致的。6我们的草图（图13）显示出，这块棕榈林区及其棕榈树，是人们以很慢、很慢的速度建设起来的。

图 13 从印度洋到大西洋的棕榈林分布

图内罗马数字表示千年；阿拉伯数字表示百年。数字前面有负号时表示公元前。斜体数字不表示棕榈林出现的日期，仅指这些棕榈林的存在被某一文献资料提到的日期。本图取自作物种植史的临时图表集。图表由埃马尔丹凯、克尔和朗德勒绘制，正在出版过程中。本图表明人类的艰难创业明显地进展非常缓慢。显然，在印度河到大西洋之间适于棕榈科椰枣树生长的广大地区内，棕榈林和道路是互相联系的。

在南边和东边，辽阔的撒哈拉一直伸展到什么地方呢？显然，它一直伸展到距地中海几千里以外的地方。我们应该想象，它远达尼日尔河河湾、尼罗河上游、阿比西尼亚山区、红海、阿拉伯、伊朗、印度河，甚至一直到土耳其斯坦、印度、印度洋……这个沙漠世界的广阔无垠令人惊叹不已。在地中海地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只需要一天或一周的时间，而在那里，却需要几周或几个月。当威尼斯人贾科莫·索兰佐在1576年写的一份述职报告中谈到波斯的时候，7他用这样一句话来描写这个荒无人烟、无边无际的地方：“人们走上4个月，仍然走不出来。”阿洛伊·斯普伦格撰写的一部古老的精深博大的著作提供了一份旅程日志，他明确指出8，从地中海到撒哈拉，旅站之间的距离和空间扩大了，比例尺也改变了。运输的首要地位更加突出，一切都取决于运输。迪蒂埃·布吕尼翁指出，在漫无尽头的行程中，必须“像在海上那样，用指南针和星盘辨认方向”。9过分空旷的地域迫使聚居的人和他们从事的经济活动不断迁移。这种迁移比别的地方更繁重。人的极大的流动性、游牧活动的巨大规模、沙漠商队经久不衰的流动，以及城市的活跃，这一切都为了适应或试图适应这个迫切的需要。城市因此耗尽了力量。如果说“逃离农村”是西欧的特点之一的话，那么逃离城市就是这些干旱地区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不用几年时间，沙丘的沙就把一个首都及其房屋、道路、引水渠……统统掩埋了。10沙漠同荷马所说的“不能收获的海”一样贪得无厌。人们只是作为“行色匆匆的过客”进入沙漠11。他们只能在那里作短暂逗留。“这是一个没有水的大海”，其面积又比地中海宽阔得多。

匮乏和贫困

辽阔和空旷，就是匮乏和贫困。一位阿拉伯诗人说过，“我能把饥饿紧关在肠胃的角落里，就像灵巧的纺纱女能把纱线牢牢地捻在手指上一样。”这位诗人是穆罕默德的同伴，名叫阿布·霍雷拉。他在谈到这位伊斯兰先知时说：“他离开了人间，连大麦面包也没有一次吃饱……”12甚至在富饶地区的中心巴格达，多少穷人像《一千零一夜》里的苦人儿那样，梦想吃到一块用黄油烤的精白面饼！即使黑面包或者马格里布穷人吃的“马阿希”——一种粗糙的古斯古斯——也不是所有地方的人都能吃到。人们经常不得不满足于吃用草草压碎的麦粒做的饼子。这是一种原始的“克色拉”，通常用大麦做成，很少用小麦。

穷困之乡没有水。水源、河流、植物、树木全都缺乏。一片稀疏的植被在那里就叫“牧场”。木材极其稀少，所以干旱地区的房屋都用黏土垒墙。从印度到热带非洲，无数城市只不过是些“干打垒”。至于石头建筑，即使有的话，也是特殊的杰作了。只用石头迭砌，不用木架支撑。没有木材，因此在伊斯兰的土地上，雪松木箱子十分昂贵！让我们对比一下，想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漂亮家具、大立柜以及根据托莱多的技艺，镶金嵌铁的写字台。木材短缺在这里 不但像在地中海那样，使制造帆桨战船和普通船舶成了问题，而且使每天烧饭成了问题。宿营地使用的炉灶很简陋，只用两块石头搁在一起，中间便可烧火。什么东西都放进炉灶去烧：小树枝、树根、干草、麦秆、细茎针茅、椰枣树的树皮、“晒干的骆驼粪、马粪或牛粪”等。13甚至得天独厚的城市也免不了这种经常缺乏燃料的苦境。在开罗，人们用晒干的牛、马粪，或用甘蔗的“秸叶”，或者一般船舶或帆桨战船从小亚细亚运到亚历山大港的稀少而昂贵的木柴作燃料。而这一切又都是不可靠的。1512年11月，14由于燃料供应紧张，甚至官员家里的厨房也停止生火。在开罗四周，人们到哪里去寻找燃料呢？

这些生存条件恶劣的地方，往往是真正的“无人区”，但植物、动物和人还是坚持了下来，仿佛大自然不仅厌恶物理真空，而且还厌恶生物真空。一个地理学家就是这么说的。15在气候突变和灾难降临的第四纪时期，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经常受到意外的袭击和磨难，不得不苟且偷生和适应环境。残存下来的居民，除图阿雷格人以外，还有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但是，不管怎样，除了面积通常不大的绿洲之外，人们只能一小群、一小群地活下来。要是没有畜群，维持生存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几千年来，这些沙漠是驴、马、骆驼和单峰驼的天下。单峰驼在撒哈拉扮演首要角色。根据习惯说话，“人在那里依靠骆驼维持生存”。沙漠的伟大历史也是从骆驼开始的。然而，一位行家说16：“骆驼在使人能从事游牧活动、逐水草而居的同时，还给予人类在日益广阔、日益多样的地域内进行开发、利用植物的能力。”他还补充说：“骆驼是促成沙漠化的媒介。”这是完全可能的。

总的说来，骆驼主单靠驼群的奶、奶油或奶酪是难以为生的。他们几乎不吃驼肉。他们知道应付饥荒的各种“替代食品”。阿伊尔的图阿雷格人17用20多种野生植物充饥，特别是“德兰”、“莫罗克巴”、野生“福尼奥”、“克朗-克朗”、“塔维特”的籽和“贝迪”的根和嫩茎。18他们的邻居——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图布人“用迪姆果做饼”。19除了这些野生植物外，还有猎物。在16世纪，还有野羊、野驴、野牛、野骆驼、羚羊和岩羊。在伊朗的法尔斯，人们争着捕捉大鸨和山鹑。2017世纪的一个旅行家指出：21“从巴比伦到阿勒颇，除了沙丘、马槟榔和骆驼吃的柽柳之外，没有其他东西。我见到的动物只有野驴、野马、羚羊和鹿。它们有时成群结队而来，数量之多，竟妨碍我们的商队继续赶路。”在叙利亚的沙漠中心，深受欢迎的猎物是一种老鼠，它的肉味美可口。22人们能想象出这种生活是多么艰苦。在诗歌和幻想的帮助之下，人们会承认，这种生活又有多大的诱惑力。一位伊拉克的现代作家说：“谁要是尝过贝都因人的饭菜，就永远舍不得离开了。”23

游牧生活与牧场连在一起，牧民总是逐水草而居。在干旱季节里，任何畜群都不能到离水井5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穿越“塔内兹鲁夫特”的干旱地区是一种壮举。这要求骆驼带上牧草和备用水。显而易见，人们为了占有贫瘠的牧场，会发生冲突。这些土地表面上似乎分文不值，却与相当牢固的传统权利相联系，而权利又必须加以保护。由此产生了争执和抢劫。掳掠定居的牧民更加有利。公元16世纪 ，面对这些抢劫，这些昆虫的叮咬，叙利亚和埃及简直招架不了。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派往素丹的人文主义者安吉拉的皮埃尔（“殉教者”）于1502年到达埃及。他很快看出，这个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的、人数众多的游牧民族，发果不是内部四分五裂，会立即占有尼罗河沿岸地区。24对他们进行征伐，即使取得胜利，也往往空手而归，或者仅有少量的掳获，即一些贝都因妇女和儿童！25每天，至少每当他们愿意，游牧民一直来到阿勒颇、26亚历山大27或开罗的门口。1518年11月，一些士兵被派往阿卡巴驻守，以保护朝圣者的行李“不受越来越多的贝都因强盗的抢劫”。28

根据实地调查，沙漠地区的所有这些游牧部落的内部结构似乎十分简单，其实却具有复杂的组织、等级、习俗和令人惊叹的司法机构。但是，从外部看，他们像是随风飞扬的尘埃。相比之下，地中海的社会，特别是地中海山区的社会，虽然在我们看来有着很大的流动性，却突然变得沉稳和凝重起来了。

长途跋涉的游牧部落

在沙漠地区，有两种类型的游牧活动。

首先是山区的游牧部落，他们迁移的范围小。冬天下山，在沙漠过冬。今天奥兰南部的西迪谢赫部落、阿热尔和霍加尔的图阿雷格人以及远达西属撒哈拉“泽穆尔悬崖”的勒格依巴特人，都属于这种情况。第二类是离开撒哈拉去沙漠边缘的草原度夏的游牧部落。他们行程很远。鲁瓦拉人就是这样，他们从叙利亚沙漠走向地中海。贝尼拉尔巴人也是如此，他们随着季节变化，在艾格瓦特和提亚雷特高原之间长达800公里的地区来回移动。每年5、6月份，他们到达提亚雷特高原。摩尔人也是这样，但是他们在旱季离开地中海，前往塞内加尔河流域。29

我们所要探讨的只是那些随季节变化定期来到地中海的行程很远的游牧民。

每逢冬季来临，地中海受到大西洋低气压的侵袭，雨水较多。在朝南和朝东的方向，降雨区超过地中海的严格界线。在麦加地区，冬季常有来自地中海方向的阵雨，有时下得很猛。布雷蒙将军写道：“在吉达街头，我见到积水深达一米。”显然，降雨远不是定期的。这些阵雨（在更远的地方，两年下一次或四年下一次）创造出人们赖以生息繁衍的草原，辽阔无际的、稀稀拉拉的、瞬息即逝的牧场。即使在大片的沟壑地带，草丛之间也相距20多米。草的生长从冬天开始，春天由南往北逐渐干枯。随着畜群的到来，草地逐渐后退，从而把畜群引向地中海沿岸。畜群到达那里时，收割季节已经结束。但是，茎秆和干草仍然是牲畜的饲料。夏季一结束，畜群返回南方就食，那里的新草即将长出。

这些来去往返并非毫无困难。如果路途遥远，就要趁秋雨初来，或者春雨快结束之际上路，因为地中海的雨季开始于冬季之前，结束于冬季之后。可是延迟耽搁的事经常发生，而且放牧途中难免会经过寸草不生的死亡区。赶上干旱的年头（1945年就是干旱年，造成人畜大量死亡），南方的牧场提早干枯。成千上万只羊沿途死去，骆驼的肉峰危险地消瘦，牧民们便改变他们习惯的路线，返回北方去寻找救生的草料。

在16世纪，前来地中海沿岸放牧的羊群远比今天多得多。当地居民修筑的路障——我们今天看到正在加固——那时还很不坚固。游牧部落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长驱直入，不受阻拦。勒芒斯的伯龙一年夏天曾在阿达纳附近看见他们。30在整个马格里布，游牧民的条条大路横贯南北，尤其在一马平川的突尼斯草原以及西面干燥和开阔的奥兰高原。每年将近7月底，长期驻守奥兰的迭戈·苏亚雷斯都能见到阿卜达拉部落涌往奥兰附近。上年秋天，他们在海边的一些土地上撒下种子，因此他们力图确保自己的收成。以防附近部落居心不良。迭戈·苏亚雷斯也看见阿拉伯人牵着骆驼载运西班牙的火枪兵。他平静地观察他们，并且走近去看看他们怎样做饭，怎样把炸过的肉放在油脂中保存，怎样吃古斯古斯，怎样喝他们称为“勒邦”的酸奶。31

在突尼斯，存在着同样的交替更迭。奥地利的胡安之所以在1573年10月一弹不发就占领突尼斯城，是因为游牧民已经放弃突尼斯北部海岸。相反，土耳其人能在1574年8月占领突尼斯城和拉古莱特堡，却是由于游牧民站在他们一边，并协助他们修筑工事和运输物品。这是几世纪来历史的重演。早在1270年，在突尼斯军队里服役的游牧民，在秋末冬初（圣路易刚刚去世），曾经威胁“要按照他们的习惯，离开军队回到南方的牧场去”。32

草原的推进和渗透

这种把游牧民从草原推向大海，然后又从大海推回沙漠的大规模运动，难道不正是地中海历史的一种巨大的制约条件或节奏吗？假如起伏盛衰的交替发生像海潮的涨落那样准确，那么一切都很顺利。可是，除了断断续续的旱灾之外，还有成千上万个原因导致整个机制失常，促使游牧民不满足原来的生活范围。于是，游牧民和定居居民之间发生冲突的机会就成千上万地产生。从根本上讲，牧场对游牧民的生活不可或缺。但他们有时也可能需要耕地，甚至要有一些都市充当他们的供应点和政权建设的基地。

举一个例子：在16世纪50年代前后，在荒芜的突尼斯南部，夏比亚人建立的小国曾有过一段相当混乱的历史。33夏比亚人最初是个普通的游牧部落。他们向北推进到凯鲁万附近，来到几乎已经是盛产油橄榄、大麦和小麦的真正地中海地区。他们成功的原因，我们很难弄清楚，但可以补充这一点：凯鲁万是座圣城，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公元13世纪以来，哈夫西德人控制着突尼斯城和整个突尼斯王国，但由于北非的经济衰退和外族入侵——先是基督教徒，然后是土耳其人——国势颓败。夏比亚人利用哈夫西德人的混乱和衰落，在凯鲁万定居下来。夏比亚人以凯鲁万城为据点，曾试图夺取东面萨赫勒地区的大城镇，并且控制当地的纳税人，但没成功。土耳其人和兹拉库特在1551年攻入凯鲁万城，夏比亚人土崩瓦解。于是，夏比亚国被连根拔除，很快就灭亡了。有些原始资料说，夏比亚王朝在西边消亡了，但对这一点没有更多确切的说明。这个王朝留下的只是一道神圣的痕迹。它从虚无中产生，最后又返回虚无中去，夏比亚人的定居生活只是昙花一现。全部情况就是如此。

历史会重复千百次。16世纪，在的黎波里周围，其他游牧民国家也在相同的情况下出现了，但它们也只是昙花一现。摩拉维特派、梅利尼德人和费拉利亚人的卓著武功，有力地改变了摩洛哥地区的面貌。但是，这些冒险难道实际上是属于另一种性质吗？摩拉维特派在几年的时间内从塞内加尔河沿岸推进到西班牙的中心地带，直逼熙德的巴伦西亚城下。这是游牧民获得的伟大成功的最引人注目的事例！

除了这些引起巨大轰动的事件、这些暴力行为以外，无声的入侵也在进行。中世纪末期的安纳托利亚的情况就是如此。34当马可·波罗穿越安纳托利亚时，农民起来反对希腊地主居住的城市。随着起义农民信奉伊斯兰教，欢迎土耳其的游牧民加入他们的行列，随着城市最后也倒向伊斯兰教一边，这就完成了我们上面说过的巨大转变。安纳托利亚逐渐成为人丁兴旺、安居乐业的地区，游牧民从此扎下了根。35由于不适应绿洲的半热带农业，他们往往投靠地中海的定居农民，依从他们的简单的、往往是粗放的耕作方法。这方面摩洛哥提供了一些例子。

在几个世纪里，发生过多次从草原到地中海的迁移。今天，定居生活已经取得极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对来自草原的推进的阻挡也大大加强了。尽管如此，撒哈拉人在伊斯兰神秘主义教士马埃尔-阿伊宁的儿子、号称“蓝色素丹”的埃尔-依巴的带领下，于1912年列队远征，重整摩拉维特派的雄风。他们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占马拉喀什，但不久又被法军赶回沙漠。361920年和1921年，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南部明智地把快要饿死的、已经损失三分之二牲口的很大的拉尔巴部落收容起来。人们能够想象，这些饥民如果自找生路，将会干出什么事来。同样，在1927年的内志省，用T.E.劳伦斯的话来说，在阿拉伯游牧民的汇集地，沙漠中日益增长的和无所事事的力量随时有爆炸的危险。阿尔弗雷德·赫特纳写道37：“如果没有英国警察的管制，阿拉伯入侵会再次发生。”况且，这样入侵很可能和过去一样，从叙利亚开始就因新人的加入而扩大规模。由于黎巴嫩雨水充沛，叙利亚边境至今仍然是游牧活动的必经之路。

还有其他戏剧性的例子。从1940年到1945年，在缺乏正常运输手段的北非，又重新出现了比战前规模更大、往北走得更远的驮畜运输业。卡车因汽油缺乏而被抛弃，于是又开始像从前那样，用挂在骆驼驮鞍两侧的大口袋来运输谷物。这是沙漠妇女用山羊毛或骆驼毛编织的口袋。游牧活动的推进无疑促使传染病再次在北非广泛蔓延，其中首先是斑疹伤寒……

贝都因人和定居居民的关系不仅仅是无休止的冲突。贝都因人常常接受召唤，开始他们觊觎已久的定居生活。地中海世界自古至今的农业耕作方法使地力耗损过速，农业造成的地力消耗比人们责怪游牧民的羊群对土地的破坏要严重得多。游牧民定居下来，在土地上饲养牲畜，正好符合大规模休耕的要求。一个地理学家写道38：“游牧民和定居居民是不可调和的对手，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同时，他们又互为补充，甚至互为依赖。离开特勒河去南方开荒的农民坚持在同一些土地上耕作——在干旱的地方，这不言而喻是荒谬的——但他们为牧民开辟了通道。但是，当牧民王国一旦建立之后，安全就有了保障，运输也正常和方便了。这时游牧民就像他们今天在突尼斯草原上那样，逐渐转入定居生活。”可以肯定，农业的改进以及轮种、作物移植这些现代技术的应用，必然会消灭游牧生活。几十年来，移民在提亚雷特高原开荒种地，种植小麦，把那里原有的大批单峰驼饲养者几乎统统赶走了。

但是，地中海地区同附近沙漠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犁和畜群之间的对立。这是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艺术的对抗。俄国的历史学家认为，来自草原的任何推进都以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序幕，即从原始阶段过渡到“封建化”的形式。39大家还知道宗教神秘主义的某几次高涨在伊斯兰教的远征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人口增加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此。游牧民利用了定居居民的一切失误和弱点，其中有农业方面的，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没有这些根基稳固的文明的有意或无意的合作，这些戏剧性的起伏变化是不可思议的。

埃米尔-费利克斯·戈蒂埃认为，16世纪时北非的游牧民比平时更遍布各地。40当时北非处于一系列危机之中。其中包括因撒哈拉贸易不畅而出现的经济危机，以及因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的对外征服带来的战争危机。这些征服后来在马格里布中部和东部重建了秩序，但是争端依然存在，因为长期的动乱造成了严重的和革命的局势。逃到图瓦特绿洲避难的安达卢西亚流亡者，帮助沙漠上的宗教城市宣传圣战并且付诸行动。从15世纪到18世纪，伊斯兰教的穆拉比德中心明显地撤向南方，这无论如何也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41人们由此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实：摩洛哥的秩序竟靠来自苏斯地区的阿拉伯贵族来重建，说到底要靠沙漠来重建。16世纪末，在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的摄政统治时期出现的动乱，同西班牙文献中所说的阿拉伯人的骚乱有关。这里所说的阿拉伯人应该理解为阿拉伯游牧民。他们往往与城里的阿拉伯居民联合起来反对土耳其入侵者。这一切说明当时骚乱的范围有多大。在16世纪最后10年里，在整个地中海南岸，从直布罗陀海峡沿岸到埃及，骚乱经常发生。游牧活动在北非似乎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既然游牧活动同其他活动一起发展，北非难道没有卷入这个世纪的高涨吗？游牧民毕竟敌不过土耳其的火枪、火炮，以及摩洛哥贵族的大炮。他们能够在这里或者那里取得一些地方性的胜利，依靠突然袭击得手，争取广大地区参加反叛的行列。然而，最后胜利并不属于游牧民，因为从军事上看，游戏的规则已经改变。在这之前，游牧民一直所向披靡，是杰出的无可匹敌的骑兵，现在却被火药弄得一筹莫展。无论对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山牧民，中国北部的蒙古人，还是对非洲和中近东的部落来说，情况都是如此。42

运输黄金和香料的沙漠商队

游牧民的一般历史，要同沙漠商队的大规模的往来联系区别开来。后者是从沙漠的一个边缘到另一个边缘的长途旅行。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旅行一方面把地中海和远东连接起来，另一方面又把地中海和苏丹内陆以及黑非洲连接起来。游牧民的一般历史和沙漠商队的往来联系活动的不同，就像近海航行和远洋航行不同一样。沙漠商队为商人服务，为城市服务，为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活动服务。这是一种奢侈，一种艰险而复杂的活动。

沙漠商队并非从16世纪开始。这个工具当时被沿袭使用，并且完整地保存下来。随后几个世纪也接过这个工具，没有更多地加以改变。戈比诺、G.施魏因富特、43勒内·卡耶、布鲁农44和弗拉夏45谈到沙漠商队时，都转用塔韦尼埃的描述。这些描述与一位英格兰无名氏的说法如出一辙。这个英格兰人在1586年前后，随一支大型商队去麦加朝圣。46商队在斋月结束20天后组成，在离开罗三里远的“比尔卡”起程，聚集了4万头骡子和骆驼以及5万人。商人走在队伍的前头，照料各自的货物，沿途有时也出售丝绸、珊瑚、锡器、小麦或大米，但他们主要是去麦加换取其他物品。朝圣者走在队伍的最后，除了自己以外，别无牵挂……这支由富人和穷人组合起来的队伍，有它的武装首领，即商队的“头人”，另外还有向导多人。夜间，向导们手持点燃的干树枝为行进中的队伍照明。人们更喜欢在从凌晨两点到太阳升起的这段时间走路，以便利用夜间的凉爽。为了防备红海沿岸的阿拉伯强盗，商队备有卫队：200名骑兵和400名步兵，加上一支野战炮队。12头骆驼拖着6门大炮，用来吓唬贝都因人和在商队胜利进入麦加时制造声势，以引起轰动。正如叙述者所说，这是为了庆贺胜利。

我们看到，这支半宗教性、半商业性的庞大队伍行进速度很快，在40天内走完从开罗到麦加之间这段困难的路程。每支商队都有大量驮畜（土耳其军队的粮草供应有时需要征用3万到4万头骆驼）。他们人多势众，遵守商队严格的纪律，必须自己设法生活，除去做饭和喂养牲口必需的水和燃料之外，途中几乎不向当地索要任何东西……因此，为了使这些昂贵和强大的工具发挥效用，必须从事有利可图的买卖。在撒哈拉，主要是盐、奴隶、布匹和黄金的贸易；在叙利亚，香料、药物和丝绸等商品声誉卓著。这些贸易都定期进行。

15、16世纪撒哈拉的贸易总的说来很可能增长了，甚至在葡萄牙人作出重大发现以后，尽管有了这些发现，情况也是如此。当然，从15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葡萄牙人在几内亚沿岸定居下来，一部分撒哈拉的贸易转向几内亚，从而引起了明显的黄金危机。47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尽管如此，撒哈拉繁忙的小路在16世纪还是没有停止把这种贵金属运往北非和埃及，然后反过来再把人和商品引向南方。用黄金出口断断续续这个理由来解释阿尔及尔“国王”萨拉赫1556年进军瓦尔格拉，或者解释佐达尔帕夏的一次更重要的袭击，或许是可行的。佐达尔帕夏的袭击无疑更重要，因为这次行动穿越整个撒哈拉。他带领摩洛哥人和西班牙叛教者48于1591年一直进抵廷巴克图。这次远征或许可以说明在三年后，即1594年，英格兰人马多克看见30匹驴驮着沉重的黄金来到马拉喀什的原因。49

以上见闻表明我们掌握的材料只是一鳞半爪。我们也无法完全弄清使尼罗河上游河谷活跃起来的贸易往来。土耳其近卫军和骑兵用来装饰自己的鸵鸟羽毛，就是经由阿比西尼亚和埃及间的这条天然贸易通道运到土耳其的。50在16世纪，这也是输送黄金的道路之一，我们拥有这方面的证据。塔韦尼埃于17世纪还提到过这一点。51在菲利普二世时代，当欧洲已经转而使用美洲白银时，土耳其伊斯兰世界似乎还依靠非洲的黄金。既然这个世界越来越从基督教国家进口贵金属，就不能说它从非洲大量收进黄金。奇怪的是，在16世纪末期，与萨非王朝统治下的波斯——这是个白银地区——相比，土耳其显然是个黄金地区。52

在近东，沙漠商队有两大活动地区。一个以叙利亚或开罗为起点，经由各条大道通向麦加；另一个从阿勒颇到底格里斯河。53根据塔韦尼埃的说法，由于沿岸的水动磨坊太多，幼发拉底河不再用来行船，至少在1638年以前是如此。土耳其军队曾在那年利用该河作为交通线。54底格里斯河仅在巴格达下游才通航运。55

有两束交通路线指向印度洋。一束通往波斯湾；另一束通往红海，到达埃及的图尔港和苏伊士港，更向前还能到达吉达港。这是朝圣者的港口，是连接红海和印度，连接红海和南洋群岛航线的终点。56这些联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从12、13世纪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到了16世纪，兴旺景象毫不衰减。这些联系把海上运输和沙漠商队运输结合在一起，虽然耽搁、延误和竞争时有发生，但是始终以某种方式进行调整，使整个体系得以保存，继续有效地运行。这并不等于说，地中海及其向印度洋延伸的地区形成一个“单独的生命”（雅科布·布克哈特语）。这种说法很动听，但肯定言过其实。毫无疑问，由于波斯湾和叙利亚海岸之间的距离很短，尤其在苏伊士地峡一带，地理状况事先已确定了通道的位置。可是，这些方便的自然条件并不能决定一切。穿越这些沙漠地区仍然障碍重重，要以很大的努力作为代价。

图 14 15—16世纪的撒哈拉沙漠商队

本图基本上取自维托里诺·马加拉埃·戈丁诺的著作《世界经济简编》，1963年版。该书主要论述15世纪。图上粗略画出穿越北非通往奥兰或突尼斯城的道路。阿尔及尔只是到了16世纪，即相当晚的时候，才发达兴旺起来。当然，从马格里布通往黑人地区的道路有过变迁。尼罗河是通往阿比西尼亚的要道。

这样，两种经济有了接触。它们从相互交往中得到的好处是巨大的。但是，它们又各自独立，习惯于独立存在。在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洋航路前，印度洋是个自在的、独立的、几乎自给自足的世界：小麦来自第乌岛；棉布来自坎贝；马匹由霍尔木兹提供；孟加拉生产大米和糖；象牙、奴隶和黄金由南部非洲海岸提供。这个世界足以调节需求和生产的余缺。印度洋要求外部地区提供的并不是日用必需品：太平洋地区的丝绸、瓷器、铜、锡、香料，西方的纺织品和银元。如果没有经常不断的银币交易，印度洋广泛的贸易生活绝不会轻易就偏离正道。地中海地区对胡椒、香料和丝绸的需求迫切而狂热。但是，如果没有印度和中国对白银的酷爱、追求，这些需求也许会落空……

黎凡特地区的贸易产生于极度紧张的局势，但这绝不是天然存在的或水到渠成的。必须作出连续不断的努力，经过一系列的转运，否则这种贸易活动就不能进行。因此，只要赶上一次猛烈的冲击，整个贸易系统就会错乱失常。读者可以想象一下，来自印度的一袋胡椒或者是来自南洋群岛的一袋八角茴香，要到达阿勒颇的某个商店，然后再转运到威尼斯、纽伦堡等地的某个商店，其间要搬运装卸多少次啊！

沙漠绿洲

人和牲畜的游牧生活、沙漠商队的运输、部落的迁徙，这一切对西方人来说，是干旱地区最明显的特征。

但是，沙漠并不仅仅意味着来往移动。如果忘记这一点，就会忽视静止不动的城市和及其周围宝贵的土地。这些城市和土地，是精巧的乡村文明的杰作，是用河水、泉水和地下水创造出来的。近东人几千年来取得的这个胜利，究竟从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开始，恐怕只有天晓得，总之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其诞生地既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又是土耳其斯坦和印度河流域。这个胜利果实经过世代相传，得到更新和丰富，逐渐向北非和南地中海传播。

这些绿洲不过是沙漠中的小据点。16世纪的埃及仅在尼罗河两岸展现带状耕地，三角洲尚未完全被人类所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在古代辉煌一时，它由一片占地不过20000到25000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组成57：这在地图上显得微乎其微。然而，绿洲是集中的居民点，是阡陌纵横的农业区。当时那里的生活情况，由今日南阿尔及利亚果园的图景就可见一斑。阿尔及利亚的果园四周被土墙围着，水利灌溉井然有序，经营管理有条不紊。那里的组织体制比地中海平原严格得多。同《汉谟拉比法典》的严格规章相比，伦巴第的水稻种植规定又算得了什么呢？即使在巴伦西亚以及遵循严格的法规进行灌溉活动的其他地区，多半仍有通融的余地。但是，绿洲施加的强制却划一不二。此外，如同真正的平原一样，绿洲需要耗用大批男劳力。

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人们疲劳困顿，饱受包括疟疾在内的一系列地方病的折磨。在埃及，勒芒斯的伯龙满脸都是库蚊叮咬留下的红点，好像患了麻疹。58因此，这种生活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人力。黑奴制度早在传入美洲之前，在撒哈拉沙漠的绿洲就已经存在。在埃及也是如此。埃及历来同苏丹和阿比西尼亚保持经常的联系。尼罗河流域的许多农民带有黑人的血统。至于美索不达米亚，它似乎从东西两侧的山地接受移民。在中世纪，美索不达米亚难道不是波斯的一块属地吗？那里曾是波斯文明之花盛开的场所，那里还有重要的朝圣地以及通都大邑。有人说，土耳其人的懒怠疲沓破坏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波斯田园。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自从与伊朗分割后，它的不可缺少的人力来源就被切断了。贝都因人到这个死气沉沉的地区四周放牧，不再遇到什么困难，他们并且学会了定居，在那里建立粗放的农业……

这里恰好可以衡量出平原和绿洲的田园是何等地不稳固，因为这些田园需要不断重建，需要经常保卫，以防蠢蠢而动的敌人的侵袭。就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而言，必须预防沙害、水渠淤塞、堤岸决口以及在附近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必须像对付蝗虫一样，保护自己不受半开化的游牧民的侵犯。在14世纪末，美索不达米亚的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碉楼和监视哨，发现牧民入侵便及时报告。59此外，贝都因人难道能适应绿洲的热带生活和以植物为主的食物吗？他们属于游牧民中的健壮型，腿细，胸宽，如德国人类学家所说，体格魁梧。绿洲上的人属于矮胖型，是被植物型食物撑大了肚皮的、大腹便便的农民，像堂·吉诃德的随从桑丘·潘沙一样。再看伊朗血统的定居居民在费尔干纳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吧！正是他们整治了锡尔河谷，砍去山坡上的密茂树丛，排干芦苇丛生的沼泽地的积水。在河谷四周活动的也是他们，而不是游牧民和半游牧民。60

毫无疑问，绿洲不论大小，都是强有力的基地。很早就被人占领的绿洲曾经是肥沃的“孤岛”，“东方文明”就在这些孤岛上建立起来。伊斯兰教只不过是这种文明在诞生几千年以后的复兴而已。绿洲因其树木、流水和玫瑰花，而成为东方文明最早的“天堂”。虽然很多作物和农具（例如犁）不一定是在绿洲最先发明的，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很早就在那里推广使用……正如阿尔弗雷德·赫特纳所坚持认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绿洲是东方的全部基础。在沙漠生活的两个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的组成部分中，地理学家似乎经常顽固地只选择其中之一，作为他们解释事物的基础，仿佛这两个组成部分可以分开，仿佛游牧民不依靠城市的稳定，城市也不依靠游牧民的流动，更有甚者，仿佛游牧民和城市不是一部伟大历史的两个组成成分，其意义比它们各自的历史更加伟大。为了了解伊斯兰教——沙漠的儿子——的伟大而奇特的历史，这两个成分更是必不可少。

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分布

散文家伊萨德·贝伊反复指出：61“伊斯兰就是沙漠”，空空荡荡，环境艰苦，严格禁欲，以神秘主义为固有特征，对酷日虔诚恭敬（太阳是神话的统一的本原），因人迹罕至而造成众多的后果。同样，地中海文明的成长壮大也以空旷的海洋为决定性因素。这里大小船舶川流不息。那里沙漠商队和游牧民来往频繁。同大海一样，沙漠就是运动，伊斯兰世界就是运动。维达尔·德·拉布拉什说，同清真寺及其尖塔一样，东方集市和驮商客店也是伊斯兰文明的特征。62由于这种流动性，在沙漠生活的人具有无可置疑的同质性。托特男爵写道：“如果把一个满洲鞑靼人同一个比萨拉比亚的鞑靼人拉在一起，你想发现他们两人相隔1500古里的距离，简直是白费力气。气候相差不大，治理方式完全一样……”63

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复杂的事物说得过于简单。伊斯兰世界是沙漠所包含的人类现实的总和，其中既有一致的成分，也有不一致的成分，这里涉及我们已经指出过的全部地理问题。我们不妨再一一列举：沙漠商队走的大路；沿海地区（在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和红海沿岸以及在与苏丹国交界的地带，伊斯兰在一些“萨赫勒”地区安顿下来，过定居生活）；绿洲及其力量积聚（赫特纳认为这曾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伊斯兰世界就是这一切，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一条漫长的通道，贯穿整个强盛的和僵硬的旧大陆。当罗马统一地中海时，其业绩也比不上伊斯兰世界。

就这样，从7世纪起，历史的机遇使伊斯兰世界成了旧大陆的统治者。伊斯兰世界夹在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广义的欧洲、黑非洲、远东——之间，控制着必经之路，并居间谋利。未经伊斯兰世界的许可，任何东西都不能过境。对这个稳固的世界来说，虽然它的中心没有宽阔的海上航路的那种灵活性，但伊斯兰世界同后来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欧洲一样，是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文化。当然，强盛的伊斯兰世界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弱点：长期缺乏人力；技术不良；内部争吵（宗教既是争吵的借口也是争吵的依据）；最早的伊斯兰世界要控制寒冷的沙漠或者至少在土耳其斯坦和伊朗这个范围内控制这些沙漠有先天性的困难。这是整个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它在准噶尔的大门附近或者后面，处于蒙古和土耳其的双重威胁之下。

最后一个弱点：伊斯兰世界很快故步自封，以世界的中心自居，并且洋洋得意，不求进取。阿拉伯航海家曾怀疑黑非洲的两侧（大西洋沿岸一侧和印度洋沿岸一侧）由大洋连成一片，但他们对此并不关心……64

土耳其人继阿拉伯人之后在15世纪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建立了第二个伊斯兰世界，一个与土地、骑兵和士兵相结合的伊斯兰秩序。土耳其地处“北方”，并且因占有巴尔干半岛而深深地插入欧洲。第一个伊斯兰世界在其扩张的强弩之末抵达西班牙。奥斯曼帝国的冒险中心却位于欧洲，位于伊斯坦布尔这个滨海城市。伊斯坦布尔促使土耳其人热衷于定居、组织和规划。这种欧洲作风导致土耳其素丹盲目地投入不合时宜的纠纷之中，终于吃了大亏。651529年，土耳其人不去开凿当时已经开工的苏伊士运河；1538年，土耳其人没有同葡萄牙人斗争到底，却同波斯在边界空旷地区互相残杀；1569年，土耳其人没有乘胜追击，占领伏尔加河下游，重开丝绸之路，却劳而无功地打一场地中海战争，而他们在当时本应该从这个中了魔法的地区脱身……因而他们丧失了众多的机会。66

2.欧洲和地中海

从黑海到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北侧与欧洲大陆接壤。历史学家如果要在这里划条界线，就会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犹豫不决，而且犹豫的程度更甚于地理学家。亨利·霍瑟写道：“欧洲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这是一个双重的或者三重的世界，风土人情历来各不相同。由于地中海紧接欧洲南部，它对欧洲的统一是个不小的障碍。地中海把欧洲吸引到自己的一边，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欧洲四分五裂。

地峡及其南北通道

欧洲的陆地夹在蔚蓝色的地中海和北方其他内海（波罗的海、北海、拉芒什海峡注14等）之间，越往西去，地块越狭小。这块陆地被一系列南北通道所切割。这些天然的地峡——俄罗斯地峡、波兰地峡、德意志地峡和法兰西地峡——至今对交往联系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西边，伊比利亚半岛同样也有贯穿全境的大路，但它们都由西往东，从地中海通向大西洋。例如从巴塞罗那经由埃布罗河到纳瓦拉省和巴斯克地区的几条大路，从巴伦西亚到坎波城和葡萄牙的横向大路，还有从阿利坎特和马拉加到塞维利亚67的陆路捷径。这些道路都使人可以不经过直布罗陀通道。关于西班牙的这些道路，我们姑且不谈。它们的走向决定它们与众不同，所以这个老问题一再提出：西班牙是否完全属于欧洲呢？我们先回到地理学家所划分的从加斯科涅湾注15到高加索的这条重大界线来。在我们看来，正是这条界线以北的各条大路，才真正涉及欧洲与地中海的联系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关系到这种联系的一系列问题。

因为，地中海地区以北的这个欧洲，虽然同地中海一带的陆地形成强烈的对照。但其本身远不是整齐划一的。同南方的果园和葡萄园相比，这个欧洲拥有茂密的树林，68开阔的平原，优良的草地和可通航的宽阔的河流。地中海赖以生存的经济林木在这里难得见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运输使用车辆，以致当波兰大使丹蒂斯库斯1522年秋天从安特卫普去布鲁日和加来时，自然而然地这样写道：“从安特卫普搭车起程”，好像这几乎已是一种习惯。69相反，南方是骡驮商队的世界。1560年1月，西班牙未来的皇后、瓦卢瓦家族的伊丽莎白及其随从，乘车带着行李来到西班牙边境，然后改用驮畜把他们送往半岛的中心。7050年前，即1502年，美男子菲利普首次在西班牙旅行时也是同样的情况。

北欧是啤酒的产地，用发酵的粮食酿造饮料，塔西佗时代的日耳曼人已经是这样。在16世纪，第一批啤酒厂在康斯坦茨建立。71一些多明我会的修士把啤酒引进洛林。后来，正如民歌所唱的那样，啤酒很快传入英格兰，同时进入的当然还有啤酒花和宗教改革运动。72威尼斯在1590—1591年的冬天派往但泽购买谷物的秘书马尔科·奥托蓬，惊奇地看到在夏天到来后有200艘荷兰船抵达那里。这些船既不坚固，装备又差。它们前来装运次等粮食，显然供制造啤酒之用。

在地中海人看来，北欧（不仅仅是波兰）的情形十分奇特。葡萄酒在那里是一种奢侈品，其售价之昂贵叫人无法相信。贝亚德1513年一度曾困居尼德兰，尽管他没有什么钱财，却在那里大吃大喝。“有一天，他为了买葡萄酒竟花去20埃居。”73初来这里的地中海人肯定会觉得当地民风粗俗鲁钝，野蛮成性，但又往往是些纯朴的和虔信宗教的“野蛮人”（不管是马丁·路德之前的德意志74还是弗朗索瓦一世时期的诺曼底，75情况都是这样）。他们也很诚实（马尔科·奥托蓬谈到波兰时说，在那里带着黄金旅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另外一大好处是，那里的生活比意大利便宜。这个威尼斯人说，在但泽，“每人每星期花两个塔勒，我就能说早晚都有酒席吃了。”76

但是，我们也不要笼统地断言，地中海地区就是驮畜的一统天下。同样，地中海以北的欧洲，也不是啤酒和车辆运输的禁脔。在法国，或在其他地方，驮畜担负一大部分运输工作。车辆往往只在城市附近的小范围内行驶。城市车水马龙，乡村一片荒芜：这在地中海国家的中心地带虽属个别现象，却也可以看到。此外，地中海沿岸也有一些遗世独立和生活低廉的落后地区。

必须再说一遍：欧洲是多样化的。文化在不同的时期、通过不同的道路进入欧洲，早期经由南方的大路，带有不可否认的地中海色彩。后来从基督教西方出发，沿着纬线，通过海路（请看吕贝克的法令怎样通过波罗的海向四面扩散）和陆路（马格德堡法传布得更远，但速度慢些）传入。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欧洲的地图上，地中海世界面对着起源不同、文化和经济水平也不同的地区、社会和文明。它们既没有相同的色彩，也没有相同的年龄。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地中海的吸引力。

就地峡南北往来频繁的程度而言，欧洲大体上至少应分成四个组，四个历史地带。每个地带各自与带来财富的暖水海保持不同程度的联系。它们之间也互有联系；这就使我们的观察变得不那么简单。

俄罗斯地峡：通向黑海或里海

人们不难断言，甚至不难证明，16世纪还没有俄罗斯地峡，没有一个通往地中海的并同地中海取得广泛贸易联系的地峡。整个俄罗斯南部一片空旷，只有克里米亚的鞑靼游牧部落经过这里。他们纵马飞驰，前往高加索北部边缘或里海沿岸。他们也去莫斯科——1571年他们曾经烧毁这个城市77——或者深入多瑙河国家的中心地区，在那里大肆劫掠。7818世纪末，俄罗斯垦殖者在那里遇到的仍然是辽阔的荒原。只有少数以饲养骆驼和马为生的游牧民拦路抢劫。79

辽阔草原上的袭击（那里找不到一座城市），并不比海盗行劫更多。但是，这些袭击已经足以使草原成为危险地区。南方的鞑靼人以背靠大山的克里米亚为基地，又在控制着几个要塞（例如加法）的土耳其人的支持下，不像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鞑靼人那样，轻易就被“大公”降服。这是因为土耳其人用火枪和大炮武装了他们，从而消除了俄罗斯人可能对鞑靼人拥有的唯一优势。80作为报答，鞑靼人在行劫之后向土耳其所有的家庭和农村提供斯拉夫仆役或工匠。大批俄罗斯奴隶，有时还有大批波兰奴隶，由鞑靼人一直运送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廉价出售。81掳掠和出卖人口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乔瓦尼·博泰罗在1591年把这归结为俄罗斯人口稀少的原因之一。82人力的缺乏可能说明为什么俄罗斯人在16世纪没有力图占领黑海沿岸。当冬天封冻的河流不再妨碍军队行动时，他们仅限于在这些蛮荒之地发动几次反袭击。17世纪初，俄罗斯的“化外之民”——堪与乌斯科克人或海杜克人相比的哥萨克人——驾轻舟出航，骚扰土耳其人在黑海上的贸易。早在1602年，“波兰”哥萨克人曾在多瑙河的出海口拦截一艘帆桨战船。83

俄罗斯人之所以与南部联系较少，也因为他们在这个方向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越过北部荒野之地，他们受到经济蒸蒸日上的波罗的海的吸引，84而在正西方向，又受到波兰和德意志等欧洲国家的吸引。最后，他们以里海为轴心，朝波斯方向发展。他们的活动重点在东南方，而不在南方。

当时俄罗斯还不是欧洲。85但是，它正在欧洲化。意大利的泥瓦工和建筑师，圆顶钟楼的建造者，从西方长途跋涉，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穿过波希米亚和波兰，一直来到莫斯科。制造火药的宝贵技术，也从西方传到莫斯科。波兰人上百次抱怨这些技术的传播带来的危险。86当沙皇于1558年到1581年夺取纳尔瓦，从而打开面对波罗的海的一扇“窗子”的时候，87波兰国王对提供给莫斯科人新的机会感到惊惶不安。唯一遏制他们的办法是让他们处于“野蛮和愚昧”之中。西吉斯蒙德国王在1559年12月6日给伊丽莎白女王的信中写道，但泽人做得好，他们扣留了开往“纳尔瓦”的英格兰船只。88这类纠纷后来持续不断，而且不限于英格兰船。1570年6月，迪埃普的一艘法国船“希望”号，在驶往纳尔瓦途中，也被但泽的所谓海盗所扣押。891571年，阿尔贝公爵提请德意志国会注意，防止向德意志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敌人输出大炮和军事物资。90这些事实和其他一些事实表明，俄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北转移。但是，广义的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仍然在俄国经济中保持重要地位。

在莫斯科有希腊、鞑靼、瓦拉几亚、亚美尼亚、波斯和土耳其商人。91贸易主要沿着伏尔加河进行。顺流而下的是士兵、大炮和谷物；逆流而上的是盐和鲟鱼干。92俄罗斯人分别在1551年和1556年占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之后，93控制了整条伏尔加河的水道，哥萨克人和诺盖鞑靼人对经常性贸易的骚扰从此只是间或发生。94因此，当土耳其人后来依靠鞑靼人，力图进军阿斯特拉罕（其计划是挖一条从顿河到伏尔加河的运河，从而通过里海向进攻波斯的土耳其部队提供补充给养）时，95他们的尝试遇到俄罗斯人出色的抵抗，于1569—1570年间以大败告终。原因是：这个南方的前哨据点确保莫斯科与东南游牧民以及与具有古老货币经济的波斯的联系。南方各省向沙皇进贡白银，而北方各省往往只向沙皇的国库提供皮革和毛皮。96此外，这些毛皮是俄国同巴尔干半岛、君士坦丁堡和波斯97进行贸易的主要物资。随着诺沃西尔采夫出任大使，土俄关系在1570年得到改善。98

但是，从通史的角度看，重要的是1556年到1581年英格兰人试图朝里海方向，而不是朝黑海方向发展联系（黑海是土耳其的“内湖”，防守严密，何必去自找麻烦）。他们确实曾想绕过地中海，但并不像葡萄牙人那样，于1498年从海上迂回，而是同时通过陆路和海路。99

果然，16世纪中叶，英格兰船只在地中海上消失了，英格兰商人通过地中海同东方进行贸易得到的利润随之丧失。英格兰商人因此更加关心如何能参与有利可图的印度贸易，而印度贸易当时被地中海人和伊比利亚人垄断。伦敦的“冒险商”公司派船和探险者前往北极地区，希望查清一条新航道，经由北方实现麦哲伦所作的环球航行。其中有一艘船在钱塞勒带领下，于1553年偶然在离阿尔汉格尔斯克不远的圣尼古拉湾登陆。这次偶然的机遇必然被人加以利用。石蜡、鲸鱼油、毛皮、亚麻、苎麻、海豹牙、木材、鳕鱼等当地物资很快被运往英国，以交换呢绒和白银。

后来，莫斯科公司很快发现，穿越俄国土地的原定计划竟是可以实现的；人们通过里海同样能取得香料、胡椒、丝绸……。1561年，一个英格兰代理人携货抵达波斯，并且很快就建立起定期的来往。在几年间，东方所有的珍奇商品沿着伏尔加河北上，然后在圣尼古拉湾换船运往伦敦。这种情况虽然仅持续几年，但其最后的失败应归诸政治原因。由于英格兰从1575年起重新取道地中海这条直路，前往里海和波斯的长途跋涉，就不再有意义了。但是，这种长途旅行继续进行，因为俄国人并没有放弃他们主要的东方伙伴波斯。100俄国人于1581年被赶出纳尔瓦后，开始对阿尔汉格尔斯克感兴趣。这是俄国人在辽阔的北方剩下的最后一扇窗户。101荷兰人不久将把他们的船只开到那里。102

我们且回过头来，再看英格兰人的冒险活动。这种贸易涉及的货物为数不大，但也足以使英格兰商人赚取优厚的利润，并使侨居伦敦的西班牙人感到担忧。然而，这为地中海的全部生活，为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贸易障碍，为地中海对北方人的重新开放提供了见证。总之，在几年中，英格兰和地中海商人试图通过俄国为自己打开一条贸易通道。按照这种主张，贸易的规模还应该大得多。其目的是要两面包抄葡萄牙商人和叙利亚商人的后路。早在1582年，英格兰和土耳其在伦敦曾想达成一项协议，使香料贸易从黑海转移到里海，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这是一项让英格兰进行部分垄断的宏伟计划。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计划未能实现。奇怪的是，后来约瑟夫神甫在1630年前后也想绕道俄国；103当然不是为了和土耳其携手合作，恰恰相反，是想取道俄国，绕过土耳其的商业阵地和特权。这项计划和先前那项计划一样，突出俄罗斯地峡作为通向黎凡特地区的道路的价值，并且表明，为了认识地中海的历史，必须深入大陆内地进行观察。请看，早在中世纪时期，104即在这次英格兰的尝试前，105意大利已经有人几次动过取道俄国的念头；而在英格兰的尝试后，即在18世纪，类似的计划也曾出现过。106如果情况有利，俄国的道路可能打乱整个地中海的贸易格局。

这些道路既然决定着俄国经济的节奏，它们就把俄国经济同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最近有一项关于16世纪俄罗斯国家价格变动的研究报告，证实了这一情况。107俄罗斯国家的价格当时随着欧洲的总趋势而变动。这种联系得到证明，人们就会联想到（极其谨慎地）17世纪的大衰退对俄罗斯的分崩离析负有部分责任。当时社会动乱正席卷这个国家。在对外关系方面，至少从1617年起，俄国遭到一些失败。108尽管有这些灾难，尽管哥萨克人成群结队地沿着伏尔加河袭击商队，内河船舶、驮畜以及冬季的雪橇仍不断活跃着俄罗斯大道两旁的经济。109

从巴尔干到但泽：波兰地峡110

我们这里所说的波兰地峡在16世纪不以或者不再以黑海为轴心，而是以巴尔干半岛为轴心。这个地峡明显地向西倾斜，从波罗的海通到多瑙河，有时直达伊斯坦布尔（可能还更远）。是否应该认为，自从土耳其取代热那亚的地位以后，黑海对波兰丧失了吸引力呢？回答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尽管土耳其对加法（1475年）、基利亚（1481年）和比亚沃加德（1484年）的占领中断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很活跃的贸易往来，111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黎凡特地区的商业危机。最后，由于鞑靼人的缘故，南方各条大路很不安全，与此也有一定关系。于是，陆地的远程贸易衰退。这种贸易从13世纪起，一直把黎凡特地区的产品，主要是胡椒和香料，从黑海，特别是从加法运来供应波兰。

但是，以往的联系仍然存在。将近17世纪中叶，塔韦尼埃还谈到，从华沙到加法，四轮货车的旅程需要50天。112尽管这些古老的和活跃的大路使波兰得以通过摩尔达维亚直接进入巴尔干，从而运来土耳其和黎凡特地区的商品，但我们也不要对它们的作用估计过高。虽说波兰情形特殊，是个自由贸易区（读者应该理解为关税和过境税最低的自由通行地区），但它的国土十分辽阔。德·瓦朗斯主教在写给查理九世和卡特琳·德·梅迪奇的一份关于波兰的报告（1572年）中说，它有“两个法国”那么大。113陆地运输的价格在波兰必然过高。每拉斯特注16谷物从克拉科夫运到维尔纳，价格要涨一倍多。114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水路，利用定期航线（例如运盐的航线），否则就只能运输轻的贵重商品。这些都是障碍。

波兰和莫斯科大公国的情况尤其相似。波兰受到波罗的海经济的控制，并且更远些，还必须满足小麦、黑麦和林产品的买主——荷兰——的市场需求。阿姆斯特丹遥控着波兰的价格和行情变化。115在这种情况下，但泽的作用既扩大了，也受到限制。在“丹麦海峡”内，但泽是最繁荣、最方便的商埠。一位威尼斯人116在1591年说，买东西最好去但泽，而别去柯尼斯堡和埃尔平附近的小城镇，“因为在但泽经商的人都很可靠，比别处更有钱，更文明”。相对而言，有关但泽本城的圣多米尼克交易会，以及格涅兹诺的圣巴托罗缪交易会或波兹南的圣米歇尔交易会的付款手续，如在但泽就近办理，也比较方便。此外，纽伦堡提供汇兑方便，该商埠与维也纳、布雷斯劳、克拉科夫，甚至与但泽都保持有效的联系。

但是，在波兰及其邻近地区的不发达的经济——但泽以自由交换和自由贸易的神圣原则为名义剥削这些地区——和控制这种经济的阿姆斯特丹之间，但泽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仅在一个贸易体系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而对体系本身始终无力加以左右。它的任务就是在托伦（索伦）和卢布林举行的冬季交易会收购粮食（还有其他产品，但主要是粮食）。贵族领主在这些交易会出售他们收获的粮食（冬天脱粒，来年四五月份解冻后运出去）。但泽人把粮食储入仓库，并且监督粮食的质量，尽快出售。因为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是上一年收获的粮食，不可能长期在仓库储存。奥托蓬补充说，但泽人急需现金，以便重新采购、再投资，有时以现金换取纽伦堡的汇票，一般可以得到3%的佣金。据这位在但泽人中间生活了7个月的威尼斯人所说，但泽人得利菲薄的原因就在这里。事情果然如此吗？还有别的原因，但泽人夹在中间，既要满足粮食卖主的需要，又要满足荷兰、英格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整个地中海粮食买主的要求。总之，谁能支付必不可少的现金，但泽就受谁的支配，因为只有现金才能操纵波兰和邻近地区的古老市场。马尔科·奥托蓬在说明但泽粮食市场——读者应该理解为商情——的两个主要条件时，也谈到了这一点。这两个主要条件是：上一年收成的好坏——因为只有存储了一年的粮食作为商品粮出售——和葡萄牙的需求（我更愿意说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需求）。葡萄牙之所以能左右市场，一方面是因为运输距离比较短，又有支付现金的可能，另外也因为它需求量很大。从但泽运往地中海的粮食数量，不能与运往葡萄牙的粮食数量相比，只有在16世纪末发生危机的年代除外。117最后，但泽之所以满足于充当经纪人，并听任当地的航运业衰落，是因为它实行薄利多销的政策，从1562年起每年经过那里的粮食几乎达到8万吨。118归根到底一句话，波兰的货物都以这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城市为集散地。但泽是波兰观察世界的“眼睛”，当然这并不始终对但泽有利。

波兰的重心逐渐北移。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的合并完成。在这以前，它们只是被一个共同的君主联系在一起。1590年，首都也从克拉科夫迁到华沙。119华沙在15世纪还只是某个公爵的小镇，现有突然交了好运。这显露出经济的因此也是政治的剧烈倒转。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内，波兰在一场“预先已经输掉的西班牙式”的战斗中同瑞典和俄国斗争。这次战斗使人想起菲利普二世在他的统治后期企图同时制服法国和英格兰。

R.里巴斯基通过考证得出的波兰商业统计数字表明，波兰的政治和经济朝着同一个方向倾斜。120贸易结算对波兰有利，促进了贵族和商人的资本积累。商人不仅关心小麦、黑麦和家畜（冬天养肥的牛称为“君子牛”）的外销，而且从各种交易中谋取利润，甚至出售成本很低的供农民饮用的啤酒。波兰对外开放的条件都已具备，而且已经开放了，向奢侈品贸易开放，向经常光顾波兰城市和交易会的外国商人开放，向苏格兰血统的流动商贩开放。121这些商贩跟随宫廷迁移，并受到达官贵人的保护，有些像是殖民地时期巴西的“行商”。在当时的巴西，像在波兰一样，大地主“阔绰，豪华”，122备受这些顾客的青睐。

但是，朝南的方向，有两个商业地区需要我们注意：一个近些，相当活跃；另一个远些，难以控制。

较近的一个位于摩尔达维亚和匈牙利以北，定期从那里把葡萄酒运到几乎不再有葡萄园的波兰。每年新酒上市，人们载歌载舞，尽情狂欢。为了防止酒店老板弄虚作假，克拉科夫每爿酒店必须张挂市招，或一把干草，或一根绿树枝，视酒之产地为摩尔达维亚或匈牙利而定。123在利沃夫，葡萄酒来自瓦拉几亚，是定居在南方的匈牙利移民生产的。124

这个较为邻近的贸易地区还输送活牲畜，它们主要来自摩尔达维亚，其中大部分是牛，因为平原的羊群通常被贪得无厌的君士坦丁堡所征购。摩尔达维亚牛是当地的支付手段，用以换取特兰西瓦尼亚城市或者波兰生产的普通纺织品及农民生活需要的铁制工具——犁铧、犁托、劈柴斧、长柄镰刀、镰刀、钉子——以及细绳、粗绳、皮带子、马具等。125物资交换主要在斯尼亚滕、西普尼蒂和林特斯蒂等边境集市进行。126摩尔达维亚的白牛也出口到德意志和威尼斯，一个历史学家说，还一直出口到但泽。从15世纪起，摩尔达维亚的白牛还通过但泽运往英格兰。1588年，英格兰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英格兰用呢绒来换取“白色牲畜”，由但泽转运英格兰。127

摩尔达维亚的牲畜在通向北方的道路上与波多利亚、吕泰尼亚、沃利尼亚、立陶宛甚至波兰的牛群相遇。这都是交通运输不便的地方。当地居民满足于生产只够自己消费的谷物，向外出售大牲口。大牲口有这样一个优越性：它们可以组成队伍，自己走向西边的城市，从波兹南到莱比锡，甚至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据R.里巴斯基估计，128每年有4万到6万头牛离开波兰。有关波兰—土耳其交界地区的文献资料提到，牲口达几十万头之多。这可能有些夸张，但给人的印象是：那里的牲畜繁殖迅速，情形有时与美洲殖民地很相似。同样都是荒无人烟的广阔原野，大片的沼泽地，茂密的森林，走不完的路和看不到尽头的半野生牲畜队。

朝南，在克拉科夫、利沃夫和加拉茨以远的地方有一条长贸易路线。这条路线避开匈牙利及其频繁的战争，到达巴尔干，并且一直延伸到君士坦丁堡。往一个方向发运的是毛皮、皮革、少量琥珀、价格便宜的波兰布匹，或准备再出口的昂贵的波兰布匹、铁器，可能还有低合金货币。129作为交换，亚美尼亚商人和犹太商人（主要从1550年开始），土耳其和希腊商人（一个名叫安德烈·卡尔卡坎德拉130的君士坦丁堡希腊商人在素丹的支持下，1534年获得在波兰全境自由经商的权利）发运的是马匹，但更多的是香料和丝绸。1538年，圣托马斯日注17前夕发生的一次争执，表明波兰商人斯塔尼斯拉斯·齐耶姆利亚尼伊从土耳其回来后在克拉科夫遇到了麻烦。当时他带回40大件羽纱，每件估价为10弗洛林；34小件羽纱，每件估价为4弗洛林；120斤肉豆蔻花和24斤肉豆蔻。131这位商人和他的债主发生争执的具体原因，大概是债主在商人离开克拉科夫前，曾把钱和货物垫借给他了。

在1530年和1531年还可以看到卡梅尼察的亚美尼亚商人把来自土耳其的藏红花和大米132带到卢布林的交易会。1548年，卢布林还取得检验希腊和土耳其的各种香料的特权。133这个小城市当时财运亨通，其交易会的兴旺足以为证。在位于南方的利沃夫和华沙之间，卢布林是通往但泽路上的一个方便的歇脚站，其好处在于，这个小城市不收“歇站税”，而利沃夫却有收税的特权，并维护这些特权。在卢布林，商品可以随商人的意愿自由进出，但在利沃夫，商品必须留下就地出售。

随着犹太商人、黎凡特商人和意大利商人汇集于利沃夫，南方的贸易也大量流向这个城市。1571年，胡罗公司——胡罗是在安特卫普定居的巴伦西亚商人——的一个代理人从但泽来到利沃夫，后来又从利沃夫去君士坦丁堡。1341575年，一个意大利人，受居住在克拉科夫的一名意大利商人的委托，在利沃夫采购了马尔瓦西葡萄酒和麝香白葡萄酒。这些佳酿和城内市民消费的希腊甜葡萄酒一样，显然是从东地中海沿岸运来的。135最后，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所谓“波兰商旅”也常常经过利沃夫。这是一支由车夫和商人组成的队伍，他们利用当地行政当局的保护（有时也不一定）在城市的客栈停留，有时也围着一堆营火，在旷野歇脚。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弄清楚这些用牛136或马拉着的沉重的车辆究竟运什么货物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

博洛尼亚的一个商人托马索·阿尔贝蒂来往于这些艰难的道路上。关于他的长途旅行，他留下的记述过于简短。他从海路来到君士坦丁堡，于1612年11月26日离开那里，经由安德里诺普尔，穿过多布罗加。由于车夫都是土耳其人，拜兰节那天，他们不辞而别，到附近村庄去参加庆宴。没有尽头的罗马尼亚平原，给这位旅行家留下的印象是“一个陆地上的海洋”。在这片平原上，如果没有前车之辙指引，后来者就会迷路。当他到达雅西时，正值大雪纷飞。6天之后，他来到利沃夫，在那里卖掉他的商品，进了一些货。春天，他返回君士坦丁堡，有60辆车随行，每辆用6匹马拉。1613年5月23日，当他艰难地穿过巴尔干半岛时，一辆车翻了，“车上有30袋西班牙银洋，每袋装500个里亚尔，还有貂皮和其他商品。”所有这些都拾捡起来。6月1日车队到达君士坦丁堡。6月21日，这位商人又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于7月27日再次来到利沃夫，然后继续赶路前往克拉科夫。接着，他又取道布拉格、纽伦堡和米兰，于10月25日到达博洛尼亚。137

尽管以上细节相当生动，尽管波兰对南方的贸易有明显的逆差，但这些贸易的数额同波兰与邻近的德意志，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与收购皮货的纽伦堡，与西里西亚进行的众多贸易是无法相比的。由于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的商人野心勃勃——他们有时也希望落空——，西里西亚和波兰多次为关税率发生争执。138此外，南方贸易的数额同波兰经由布雷斯劳、莱比锡、纽伦堡、奥格斯堡和南德意志抵达意大利和威尼斯，然后又从威尼斯返回波兰的对角贸易也无法相比。1564年6月，威尼斯市政会议向波兰国王的代理人交付了整整一批武器，其中有胸甲100副，火枪500支，戟30支139……艺术家、商人、手工业者从意大利140来到波兰，络绎不绝。其中三名意大利工匠于1533年在克拉科夫创建了一家砖厂。141真、假豪奢衣料也从意大利运到。在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织得很松的丝绸经过上浆就显得厚实挺括了。142这些丝绸从此以“波兰货”得名。1565年前后，143整个波兰共有15到20家意大利商店，其中一家是由名叫索德里尼的富商开设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意大利的商人和商品越来越多（这种流动与我们以后将在南德意志境内见到的情况相似），似乎意大利商人和商品在16世纪末打入整个中欧和东欧恰好抵消北欧人对地中海的入侵。意大利商人遍布波兰各地，克拉科夫、利沃夫、华沙、卢布林和桑多米尔等地都有，而且长期待在这些地方。他们的鼎盛时期是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144其中一名商人的账簿让人看到1645年145他在波兰各地的交易会特别是在卢布林交易会的活动。这本账簿显示出有关货币使用、价格、商品数量、车辆运输状况以及在卢布林出售的来自各个产地的各种布料的货单：伦敦的鲜绿色塔夫绸、佛罗伦萨的浅色平绒、那不勒斯的黑色的天鹅绒、威尼斯的紫色平绒以及卢卡的绛红色的和紫红色的布。品种之多，令人惊诧……这些名称今天已很难考证，而且列出的产地也不一定真实可靠。但是，正如托马索·阿尔贝蒂所回忆的，它们证明意大利人在16世纪以后仍在那里经商。关于邻近的特兰西瓦尼亚，人们也注意到同样的情况。在这个地方，意大利商人、工人、建筑师、瓦匠、石匠和士兵显然始终很活跃。146

以上的简要介绍有助于了解波兰的整个命运。16世纪的波兰并不缺少一股冲劲，这有很多事实可以作证，缺少的正是一种活跃的广泛的货币经济。如果说波兰国家非常脆弱，国王“徒具虚名，而无实权”，147这既与“共和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有关，也由于波兰不能把大量财力集中起来，因此也就无法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波兰把与土耳其和鞑靼接壤地带的边境防务交给一伙哥萨克。西班牙的一份文件表明，148这伙哥萨克收容了四面八方的强盗。这份材料还说，他们“生性好斗，四处流窜，蠢蠢欲动，残酷无情，能吃苦耐劳，但又卑鄙无耻，无所不用其极”。总之，这是一伙胡作非为的乌合之众，根本不是一支现代化军队。1591年1月，在华沙召集的议会一时难以解决驻守俄国边界的士兵的军饷问题。士兵在等待发饷的同时，劫掠边界两侧地区，149以此为生，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在西方最富有的地方也发生过。

我们已经指出，波兰的政策主要关注北方的经济活动，这与贸易的方向是一致的。波兰既因纳尔瓦和波罗的海，也因两国未定边界地区，同莫斯科公国发生争端。为此，波兰的政策很自然地是同南方和平相处。土耳其人和波兰人当然也就不急于动手打仗了。神圣同盟各国在1572年枉费时日，企图怂恿波兰反对奥斯曼大君。土耳其人则于1573年为安茹大公当选波兰国王出了一臂之力。1590年，在土耳其—神圣罗马帝国战争前夕，英格兰人出面调停，促使土耳其和波兰实行和解。波兰人主动作出和解姿态。1591年1月，奥斯曼大君抱怨哥萨克敲诈勒索，波兰国王征得议会中大贵族的同意，答应赔偿损失，或更确切地说，向大君赠送100张貂皮，估计价值高达3万弗洛林。为了筹措这笔开支，国王立即在当年向王国的每个犹太人征收1弗洛林的税。150这一点是确实的。

由此可见，波兰与南方和平相处。但是，这本身还不能说明为什么土耳其的时装和豪华帐篷——这些东西的样品至今还保存在博物馆里——在波兰令人惊奇地广泛传播。难道我们低估了波兰和南方的贸易联系吗？

德意志地峡：总体示意图

这里所说的德意志地峡是指广义上的整个中欧，是从西边的法国一直到东边的匈牙利和波兰，从北边的北海和波罗的海一直到南边的亚得里亚海和第勒尼安海。总之，正如F.冯·劳尔斯151的地图给人的初步印象那样，152这里有众多的国家、频繁的往来和大量的道路。

我们可以用两条线划定这个区域：一条线从热那亚（也可以从马赛）到伦敦；另一条线从威尼斯到但泽。这两条线显然有些牵强，但我们需要的只是一张总的草图。中欧的大片土地，南北以海岸为界：北海、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中欧是沿着这些主要海域伸展的。毫无疑问，不应该把中欧一直延伸到北方诸海以远的瑞典（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威尼斯商人曾经以极大的好奇心调查过在瑞典扩大销路的可能性）153和挪威，特别是延伸到英格兰。忙于从事大西洋伟大冒险事业的英格兰，仍然牢牢地和欧洲结合在一起。英格兰的贸易的王牌之一是呢绒，其出口随形势而异，主要通过埃姆登154、汉堡155、不来梅或安特卫普156（有时也通过鲁昂）进行。这样，英格兰——它的呢绒只是最好的例子——就和邻近的大陆，和我们这里所关注的特殊地区，结合在一起了。这肯定是个活跃的地区，也可能是建立在陆路运输基础上的经济杰作，相当于12、13世纪的香巴尼交易会的会合地。这是南北关系的一种早期的和潜在的爆炸性形式。

图15 德意志地峡的道路

这幅由冯·劳尔斯绘制的地图尽管用太小的比例尺翻印出来，却清楚地表明，16世纪德意志的道路网和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大路十分稠密。往西，即在法国，地图只标明几条干线，必须想象到那里的道路网同样稠密。大黑点表示搬运工人和车夫的村庄。在阿尔卑斯山各条道路沿线，这些黑点相当显眼，突出了干线的重要地位，本图还着重显示布拉格和林茨的联系。这一点本书没有讲到，但约塞夫·雅纳塞克发表在《林茨市历史年鉴》（1960年）的文章“16世纪布拉格和林茨之间的贸易关系”对此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总的说来，这块地域形状奇特。它在南面局促于意大利的北部，过了阿尔卑斯山，就变得宽大起来，形成一片辽阔的大陆。波兰国王于1522年7月25日向安特卫普寄发的一封信，经过近50天的旅行，才于9月12日到达目的地。157他派驻查理五世处的大使丹蒂斯库斯在安特卫普焦急地等待这封信。马尔科·奥托蓬在1590年冬天走了整整39天（包括停留）才从威尼斯来到但泽。158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地区的广阔。把皮埃蒙特、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连成一片的平原（那里离出海口不远），是无法同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大片陆地相比的。在南方，道路之间相距很近，而北方的路却像扇面一样分岔。阿尔卑斯山就这样用一条“又粗又长”的线把中欧切割成两块。159两个部分面积相差甚大，在不同的时代，重要性也不相等。

图16 阿尔卑斯山脉的天然屏障

本略图表明，同阿尔卑斯山脉另侧的土地相比，意大利北部是多么狭小。意大利北部在西、北、东三面都被封堵（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阿尔卑斯山的大路（塞尼山、辛普朗、圣哥达、布伦纳、塔尔维西奥等）冲破这种障碍。图上所示的主要河流均从可通航的地点画起。

因此，“德意志地峡”依次包括意大利——主要是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脉，然后是位于默兹河或莱茵河与奥德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的中欧的辽阔平原和高原。意大利不需要介绍。本书将有很多机会再谈到它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城市和乡村。但是，关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情形，还必须说几句。在这个神奇的山脉，似乎一切都合乎自然。阿尔卑斯山脉像墙一样阻隔着中欧。但在很早以前，这垛墙已被打通。这里交通不便，但困难自动得到了解决。民居和村庄的存在似乎正是为了安排人们“翻山越岭”，为了便于这种交通分别朝南北方向延伸的。

阿尔卑斯山脉

阿尔卑斯山脉是个由几种社会和经济成分组合而成的多层次几何立体，其中包括：位于作物生长线上限的村落；深谷中的乡镇；河口上的小城，那里有时能见到“伦巴第商人”开设的小店铺和一些手工业者的作坊；最后，在与平原接触的边缘地带，在可通航运、交通繁忙的江河湖泊附近，有一些“山麓城市”，如日内瓦、巴塞尔、苏黎世、萨尔茨堡、菲拉赫、克拉根福、休兹、韦塞伊、阿斯蒂、科莫、贝加莫、布雷西亚、维罗纳等。这些城市往往举办交易会（泽扎奇、霍尔、林茨、波尔萨诺等），那里的大运输公司（奎尔公司、希阿韦那公司、普吕尔公司）生意兴隆，沟通南北交往，山区居民去那里购买日用必需品：“缝衣的布料，做工具的金属特别是对畜牧业至关重要的食盐。”160

人员、牲口、畜群和商品的川流不息形成了阿尔卑斯山区特有的流通形式。在日常的往来中，还增加了使用同样的人、同样的交通工具并且横穿阿尔卑斯山脉的另一种流动。沿途的村庄对大路带来的好处十分眼红，如果没有从事驮载车运的这些村民，穿越山区是不可能的。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布伦塔谷地旁，维琴察的普里莫拉诺在1598年还是一座不足50户人家的“村庄”。村内“所有居民几乎都靠他们用大车运货得来的报酬维持生活”。161其他这样的村庄，还可以举出几百个。沿大路的村子的居民，不管大路已经竣工或正在修筑，照例要共同合作，进行分工，确定旅站，保障旅客和货物的运输和安全。有时为了多挣些钱，村子里的居民不分昼夜把旅客和货物一直运到目的地，塞普蒂梅大路162可能是这方面的很好的例子，但不是唯一的例子……

从那时起，这些运输活动便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即使冬季也从不间断，因为冬天为雪橇提供了方便。1631537年12月16日，韦塞伊的一个运输承包人在日内瓦承运132包商品。他答应把其中42包在第二年的1月4日运到伊夫雷亚，以便“赶在时间前面”。马尔科·丹多洛代表威尼斯市政会议前往法国，于1540年12月坐轿子越过了蒙瑟尼。164他确实对这次旅行留下一个相当糟的记忆，正像吉罗拉莫·利波马诺1577年4月跨越蒙瑟尼时情景一样：“马和驴陷在齐肚的积雪中，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拔出腿来。”但是，吉罗拉莫·利波马诺补充说：“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旅客经过那里，去意大利、法国或英格兰，到西班牙去的人也很多。”诺瓦勒萨村既没有粮食也没有葡萄酒，村里只提供一些蹩脚的向导，他们并不缺活干。吉罗拉莫·利波马诺心想，这个可怜的萨瓦高地是个多么奇怪的地方啊！那里“每年只见到3个月的太阳，小麦地种一收二”。这种情况直到朗斯勒堡（从那里下山可坐雪橇），甚至直到圣-让-德-莫里埃纳，还没有改变。165

从上述大家熟悉的叙述中，从大量其他情况中，以及从过去阿洛伊·舒尔特专心致志地、耐心地收集的有关中世纪的材料中，166可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阿尔卑斯山脉所有的21个通道都可以利用。只要环境许可就行。我们了解到许多成功的、半成功的、试验性的事例。也有半途而废的事例。整整一部比较历史和大量文献资料引起我们的好奇，吸引我们去探究。当然，城市和商人起了他们的作用。正是米兰的商人在13世纪修建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圣哥达大路。后来，为了到达莱茵河上游山谷，他们利用斯普卢根、马洛依亚和塞普蒂梅的通道。17世纪政治史使这些通道在瓦尔特利纳被占领期间出了名。随着政治形势和贸易形势发生变化，甚至由于远离阿尔卑斯山脉的道路上出现运输事故，这些过分邻近的大路互相竞争，互挖墙脚。1464年，167里昂从国王那里获得准许，可以直接收购胡椒和香料。从此，埃格莫特以及罗讷河流经的这条路线丧失了有利地位，而被蒙热内夫尔山口、蒙瑟尼山口和大小圣贝尔纳所取代。对大大小小的争执，必须仔细观察研究。1603年，威尼斯和格里宾登人结成政治同盟，从莫尔贝尼奥到基亚文纳的大路当时业已竣工，并为贝加莫争取到朝米兰方向的货运业务。这个细节再次显示出威尼斯对阿尔卑斯山地区运输活动的密切注意。168

显然，所有这些变化并不是在一天之内发生的。地理条件造成一些难以避免的永久性障碍和方便。因此，必须把江河湖泊的水路连接起来，其中有：伊泽尔河，布尔歇湖，日内瓦湖，康斯坦茨湖，罗讷河，莱茵河，因河；或者在南方，意大利的江河湖泊都对运输提供方便，即使像阿迪杰河那样的大江，沿途虽有一系列关卡阻拦，木排和船只仍可通行。但是，这些恒永的便利也会互相冲突。据统计，在从安特卫普到意大利的运输中，圣哥达山口利用它的中间位置，同时可通往热那亚和威尼斯，在1534年至1545年间169具有明显的优势。另一条横向大道从东部的布伦纳通过。布伦纳是阿尔卑斯山地势最低的一个山口（1374米），有两条分岔水道（因河和阿迪杰河）可资利用，陆路则直通威尼斯。此外，陆路可供德意志的大型马车——阿尔卑斯山脉一带的人称之为双轮马车——行驶。在葡萄收获后，这些马车便开往威尼斯地区和伊斯特拉，装运新酿的葡萄酒。这是一笔大宗买卖，每年都要进行，除非威尼斯加以禁止。例如，1597年就禁止过。170但是，这类事件很少发生。在一般情况下，威尼斯采取放任态度，它更喜爱马尔凯或群岛生产的醇厚的葡萄酒。葡萄酒的买卖促使布伦纳从16世纪初起，特别在16世纪末，成为阿尔卑斯山区最热闹的大路之一，但并不占绝对的领先地位。1530年，萨尔茨堡大主教171把当时还是一条只通骡驮的羊肠小道——托埃尔纳山区——扩建为一条行驶车辆的大道。蒂罗尔省三级会议理所当然地维护布伦纳的利益，反对这种竞争。它们争取把罗马王费迪南一世也拉入旗帜鲜明的反对派行列中，但未成功。这个例子足以说明，阿尔卑斯山区的道路灵活易变。人们修筑、养护这些道路，但在需要时，也可以改变这些道路。

第三个人物：有多种面貌的德意志

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另外一侧，欧洲一片郁郁葱葱。森林和大江纵横交错，河上泛舟，陆地行车。冬季来临，天气十分寒冷。1491年，大雪纷飞，纽伦堡的商人可以乘坐雪橇直达日内瓦。172

我们可以顺着经线从南到北，或者沿着纬线从东到西接近德意志。这样，我们将以不同的方式来观察具有多种面貌的德意志。

顺着经线，从意大利出发，重点将考察上德意志。至少在我们看来，这个地区一直延伸到科隆、法兰克福和纽伦堡。掺杂着意大利色彩的上德意志，是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生产的葡萄酒的买主。几个世纪以来，它与意大利半岛的各个城市保持联系，以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为主，此外还有罗马、那不勒斯、藏红花的收购地阿奎拉，以及沿途必须经过的所有城市。这条德意志商路朝东南方面一直通到威尼斯的“德意志商馆”173——这座矗立在大运河边的大型建筑面对里亚托广场，是既受到控制又享有特权的德意志的缩影。1505年被一场大火焚毁后，商馆重修，显得更加富丽堂皇。德意志商人在商馆各有自己的包间，174供存放商品之用。那里存放的绒布有时一直堆到屋顶（这种开一代风气之先的织物是用亚麻作经纱、用棉纱作纬纱织成的）。商馆还出售铜器、锡器、银器和五金用品。香料、胡椒、药材、棉花和南方水果都从那里转销北方。175

威尼斯也到处都是德意志旅客，其中既有名人，也有不知名的人；有转道前往圣地的朝圣者；有像雅哥布·富格那样的初出茅庐的商人；有像阿尔贝特·丢勒那样的艺术家；有去帕多瓦大学求学的学生或者他们的跟班，例如迪林根的贝尔纳德·米勒。他身背火枪，威尼斯警察因而认为有理由逮捕他。176威尼斯也常见到德意志军人，虽然在缔结了卡托—康布雷锡和约（1559年）以后，瑞士雇佣军和符腾堡德意志步兵（在阿尔卑斯山脉南侧）的美好岁月已经结束。此外还可见到社会地位更加低下的人：面包师傅、仆役、毛纺工匠、酒铺和客店的伙计。在酒铺和客店行业中，德意志人往往与佛罗伦萨人或弗拉拉人竞争。177德意志人自然在威尼斯开设旅馆，例如“白狮”旅社、“黑鹰”旅社等。178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也同样有德意志旅馆。1583年，在弗拉拉有“猎鹰”旅社；在米兰有“三王”旅社。179因此，南德意志在意大利北部势力的保护下，同时也经常利用意大利北部的缺陷，成长壮大起来。在共同的生产活动中，南德意志担任次要的工作，例如加工棉花（这是16世纪新出现的纺织原料），生产廉价纺织品，制造铁器、铜器，加工皮革等。如果没有南德意志的经常支持，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业以及米兰的繁荣，都是难以想象的。吉罗拉莫·普留利在1509年写道：“由于我们之间有着历史悠久的贸易往来，我们德意志人和威尼斯人是一个整体。”180当然，他本应说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是一个整体。

共同的生活使意大利文明在北方得到迅速的传播，这在今天还可以从房屋的外观上辨认出来。181南北交流显然有利于南方。但是，意大利的危机有时也有利于上德意志。逃离本土的意大利新教徒把锦缎和丝绒制造技艺带到纽伦堡。18214世纪期间，佛罗伦萨商人纷纷破产，德意志商人在此得益不浅。德意志文明也向南方传播，很早就抵达阿迪杰河的上游河谷，并远届主教驻地特伦托以南。1492年，一个威尼斯人在特伦托受到主教接待，他不会弄错，摆在那里的三张饭桌“呈四方形”，“按照德意志的习惯”。吃饭时，根据德意志风俗，以吃色拉开始，肉和鱼同时上桌，还有黑面包。这是巴伐利亚的方式。183

如果顺着纬线的方向进入德意志，就应该从莱茵河出发。越往东去，德意志就越显得是个尚待开发的新兴地区。在15世纪和16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内，采矿业在德意志迅速发展，创建了一系列崭新的城市。这些一哄而起的城市寿命不长，1530年后，更确切地说1550年后，由于美洲白银的竞争，便告衰落（16世纪中叶的经济衰退也许并不是城市衰落的唯一原因）。由于随之而来并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甚至更晚一些时候的经济复苏，多种多样的工业在德意志，以及更广泛地在整个中欧，又日趋上升。波希米亚、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的亚麻布是这些工业的最大的生产项目，但不是唯一的项目。所以，硬说德意志（及其周围地区）在马丁·路德死后（1546年）便一蹶不振，这是不对的。184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确保了长期的和平，带来了明显的好处。即使在往东很远的地方，城市的欣欣向荣也是有目共睹的事。1574年，皮埃尔·莱斯卡洛皮埃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各个德意志城市赞叹不已。布拉索夫——“萨克森人称之为科罗内斯塔”——是他抵达的第一个城市，但见“城市美轮美奂，房屋外墙油漆一新”，竟使他误以为“到了曼图亚城”。185

我们走了两条路线，见到了两个德意志。在同荷兰接壤的地方，北海沿岸的埃姆登、不来梅、汉堡等地还显现出另一个德意志。这些城市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既濒临大西洋，又靠近尼德兰（首先是安特卫普，然后是阿姆斯特丹），尼德兰的经济高涨和政治动荡都对这些城市带来好处。汉堡一马当先，奋力发展，即使三十年战争也没有打断这一进程。186汉堡商人利用尼德兰的叛乱。他们保持中立，或者用一位同维格利乌斯法院院长通信的人的话来说，他们“野心勃勃，大发横财”。187此外，一场大规模的劫掠行动正在酝酿中，该行动从尼德兰和北海沿岸的德意志出发，一直深入到德意志内地。在波罗的海沿岸，带有殖民统治性质的旧秩序仍然保持着表面的强大。

这些先后出现的历史事实，在历史学家约翰·米勒所提出的（1908年）已经相当古老的图像中概括得相当好。188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德意志的中心已从莱茵河畔的科隆，向东转移到西德意志和东德意志之间的纽伦堡。作为德意志中心地带之心脏的纽伦堡位于已经意大利化的南德意志和从大西洋刮来的现代化之风已经到达的北方之间。断言德意志的中心在纽伦堡，而不在富格家族的城市奥格斯堡，这确实是一种诱人的说法。让·弗朗索瓦·贝尔热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里也抵挡不住这种诱惑。他写道：“在近代的初期，南德意志成了西方世界的真正重心，它比意大利北部、尼德兰、里昂或者法国的马赛、比帝国的维也纳更当之无愧。”189这种说法显然有点夸大。但是，在跨进现代的门槛时，不能仅仅看到商业资本主义在里斯本、塞维利亚、安特卫普以及在得天独厚的地中海沿岸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就和带来的种种革新。16世纪的经济高涨对整个欧洲都有影响，直到欧洲大陆的深处。

从热那亚到安特卫普，从威尼斯到汉堡：交通条件

地中海的生活就这样通过陆上交通逐渐向北方延伸，并被北方所吸收和接受。鉴于当时的运输条件，陆上交通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位于里昂和维也纳之间的这个地区并不是一切都走在时代的前面。但是，那里流动的“血液”，可能比法国更加富有活力。如果把阿尔卑斯山区的里昂城和罗讷河谷也归入这个地区进行考察，情况更是如此。这的确是个具有众多现代特点的地区。许多公司在这里发展起来，并在意大利、尼德兰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城市立足生根。一些独家开设的、对外封闭的家族大公司——真正的庞然大物（例如富格、霍希施泰特尔、韦尔塞、阿法伊塔蒂）——在那里被数量更多、规模较小的企业所取代。这些企业比通史所叙述的还要活跃，特别是：尼德兰的法伊莱公司（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这家企业的书190），纽伦堡和布雷斯劳的托里季阿尼、巴托罗缪·维亚蒂斯（和合伙人富尔斯特），维也纳的佩斯塔洛齐和巴托罗缪·卡斯泰洛，克拉科夫的蒙泰卢比。191这里我们只列举了16世纪末设在国外的几家意大利公司。我们还可以举出几十家其他公司的名字。192

这些公司的一个新做法，就是经营委托贸易，依靠别的商人充当代理人，让他们以公司的名义开展活动，可收本小利大的功效。一位历史学家193写道：“中间商人人数的大量增加，是16世纪商业发展中新出现的重大事件。”这种变化在整个中欧有明显的表现。与此同时，一些公司专门从事运输。运输业从此与其他活动相脱离，成为独立的行业。我们知道安特卫普和汉堡曾有一些大型运输承包公司，例如莱特雷公司、194凯因豪斯公司、195阿诺尼公司196以及往往由原籍阿尔卑斯山区的商人开办的许多其他公司。在里昂197和威尼斯，也有同样的发展趋势。正如17世纪一份没有标明具体年月的威尼斯文献资料所说：“从威尼斯运往伦巴第198和德意志的商品，由商人委托运输承包人运送。后者保证在双方确定的期限内把货物完好无损地运到指定地点，并按约支取运费。”运输承包人雇佣脚夫运送货物。脚夫使用船舶、车辆或牲口把货物从一个客店运到另一个客店。客店老板向他们提供所需的牲口和车辆。199最后还有这样一个细节：那些运输承包人，无疑还有脚夫，都不是威尼斯人，而是“外国人”。可以肯定，他们是阿尔卑斯山区的人或者北方人。不管怎样，这里有分工，有专业化和合理化。同样，邮政也在16世纪创办起来。除去后来在哈布斯堡王朝所属领地内垄断信件递送业务的著名的塔西斯大家族外，还有其他人从事这项业务。200于是，商业生活更加活跃，对初次涉足商界、现金不多的商人也更加开放。201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和资本主义类型的纺织工业，在这个中部地区也同样发展起来，并与远方的市场建立了联系。202前面提到过的萨克森203、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亚麻纺织业就是如此。204一些工厂利用尼德兰战争的时机，在德意志和瑞士各州蓬勃兴起，生产丝绸和奢侈品。205

长途贸易往往限于以能够补偿和抵消运输费用的贵重商品为对象，例如黎凡特的铜、银、五金、胡椒、香料和棉花（威尼斯一直是进口和向北方转运这些货物的大港口），以及生丝和南方水果等。最后和最重要的是纺织品，始终占优先地位。朝着一个方向运输的是英格兰的粗呢（1513年的一份威尼斯文献资料说：“这在世界各地都是商业的重要基础之一”），206翁斯科特及莱顿的粗布和丝毛哔叽，里尔的锦缎，德意志和瑞士生产的“混纺”织品（亚麻绒布、粗毛织物、细斜纹棉布）和粗布。与上述方向相反，从意大利出口的纺织品是丝绒、塔夫绸、高档毛料、金银丝斜纹硬绸、高级豪华纺织品等。安特卫普的法伊莱公司后来在威尼斯和维罗纳开设了子公司，从事生丝收购，并在当地精纺成丝线，产品质量无可匹敌。207从营业额来看，这家公司的生意并不清淡。

商品流通带动了货币流通：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208由此发生了1585年的重大事件：到那时为止一直以商品交易会著称的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上升到了汇兑城市和汇兑市场的显要地位。随后又出现了其他事件：1609年创建了阿姆斯特丹银行（人所共知，这起事件具有世界意义）；1619年创建了汉堡银行；1621年创建了纽伦堡银行。209虽然整个流通网并不都在那时建立，但是，流通路线、流通手段和交接地点终于确定了下来。

贸易差额与侨商

从所有这些政治的和非政治的原因，从所有这些仅靠推测得出而并非确有把握的情况，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愿意把这归纳为两点：一、南方在贸易结算中处于顺差地位；二、大约从1558年开始，意大利商人大批涌入德意志全境。210德意志在三十年战争中惨遭失败前，这种人员流动似乎从未停止过，不断为德意志补充力量。

北方在贸易中出现逆差，完全合乎情理。北方的城市、商人和工匠都把眼睛盯着南方城市，拜南方城市为师。南方商人则长期利用当地人的无知和落后。纽伦堡商人对中欧的搜刮、盘剥，正是米兰或威尼斯的商人在纽伦堡等地的行事方式。当学徒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要长期付出代价。南方产品数量更多，特别是单价更高，不能同从北方进口的产品平衡。关于这种不平衡和由此产生的货币支付，我们有确实的证据。例如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常有汇票（寄往北方国家）供买主使用。热那亚人也采用这个绕弯的办法，在北方支付同西班牙国王签订的贷款合同所需的款项。这证明贸易肯定对意大利是顺差，至少对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两个主要城市来说是这样。另一个更确实的证据是德意志诸城市在17世纪多次发出的抱怨。1620年前后（是个较晚的日期），它们责怪奥格斯堡商人把“大量货币寄往意大利”。211同样的指责后来又落在法兰克福商人的头上。212还有其他例子。213根据“五贤人”提供的见证，1607年，在荷兰人刚到威尼斯时，他们的贸易处于入超地位。214

总的来说，德意志和北方共同促进了意大利某种程度的繁荣，为这种繁荣提供了援助和方便，并且干脆把自己的活动和这种繁荣拴在一起。德意志和北方的活动在17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内仍然十分兴旺。1618年，215奥格斯堡拥有的财货达到了顶峰。到1628年为止，纽伦堡的银行业务在不断发展。216威尼斯继续扮演清偿结汇商埠的角色。正如（克雷莫纳的）一个意大利商人所说，从法兰克福发汇，到威尼斯交付。217

最后，意大利商人对德意志商埠的渗透，是个十分说明问题的证据。从1558年起，是威尼斯的时代。218在这以前，“德意志商馆”的商人垄断了威尼斯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全部采购业务，马匹、武器和食品除外。219到了16世纪下半叶，这个旧格局开始过时了，威尼斯商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德意志的城镇市场上。而且他们与其说来自威尼斯市，不如说来自威尼斯地区，属于新一代的商人。巴托罗缪·维亚蒂斯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贝加莫人1550年12岁时就来到纽伦堡，他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在那里取得与库希家族同样显赫的地位。220他生意做得很大，主要贩卖粗布、黎凡特的产品、鸵鸟羽毛和岩羚羊皮。他在“德意志商馆”拥有好几间栈房。每当马尔科·奥托蓬到但泽处理事务时，他把自己的利益搁在一边，运用他巨大的声望来帮助威尼斯市政会议。这个年高德劭和儿孙满堂的商人于1644年去世，留下的财产估计有100多万弗洛林。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意大利人都能取得这样惊人的成就，但是，不管在科隆（尽管发生过多起破产事件），还是在纽伦堡、布拉格221或奥格斯堡，或是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这两座上升的城市，他们的营业额都十分可观。

显然，这些侨居国外的商人帮助了他们的原籍城市适应德意志的要求，而德意志本身则在17世纪逐渐找到了“新的方位”。南北之间的接合部将确定在法兰克福到莱比锡这条新线上，也可以说，在汉堡到威尼斯的轴线上。意大利商人同当地商人，特别是同荷兰批发商——莱比锡人1593年5月曾聚众闹事，抵制这些加尔文派教徒——进行了长期的斗争。2221585年，为在法兰克福建立汇兑交易市场，共有82家公司提出这种要求，其中意大利公司占22家。223这是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真实情况。1626年，一份送交荷兰三级会议的报告表明，威尼斯人不但向它的邻国，“而且还向德意志供应黎凡特地区的各种产品，价格比荷兰供应的便宜得多。”224自1580年以来，侨居科隆、法兰克福、纽伦堡和莱比锡的意大利商人明显增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600年以后。瑞典人1633年攻克纽伦堡时，当地的威尼斯人便挂起圣马克的旗帜保护他们的商店。这至少证明，威尼斯人一直在纽伦堡。225直到1604年，威尼斯仍向德意志的棉绒织物工业供应棉花，并保持垄断地位（或者几乎是垄断地位）。因此，威尼斯朝德意志方向派出的运输工具，需要比返回时多5倍。

总之，意大利以及经过意大利中转的地中海地区，长期朝这个广阔的地区发展贸易关系，并且在安特卫普站稳了脚跟。尽管（或者正由于）尼德兰战争旷日持久，安特卫普始终发挥其金融中心的作用。B.C.斯卡拉梅利226于1603年出使英格兰，恢复了同英格兰的关系。过后不久，即1610年，227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建立了友好关系。1616年，汉堡的总督和元老院议员，要求威尼斯在他们城内派驻领事。2281599年，汉堡驻热那亚领事塞巴斯蒂安·库希提议由他同时代表但泽船主们的利益。229简而言之，以上描述的情况，尽管不尽可靠，但几乎可以肯定，中部地区对两侧的贸易往来一直敞开着大门。在17世纪以后，情况仍然如此。

从鲁昂到马赛的法兰西地峡

法兰西地峡可以用从马赛230到里昂231，然后经勃艮第232到巴黎，一直伸展到鲁昂以远的这些道路来勾画。但是，仔细观察起来，这幅初步勾画出来的图过于简单，不足以说明问题。

从里昂到马赛共有四条路：从罗讷河顺流而下，抵达博凯尔，经蒙彼利埃和纳博讷通往西班牙的大路；沿罗讷河左岸的大路，主要供骡驮商队通行；另一条大路在偏东方向，经卡庞特拉到达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最后一条大路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卡鲁瓦—奥特山口，经锡斯特龙，也到达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

从里昂到巴黎有三条路线。一条经由罗阿讷，取道卢瓦尔河，至少可以到达布里亚尔，233甚至可以一直到更远的奥尔良。另外还有卢瓦尔河的两条支流，它们在沙隆分道，一条流过第戎或特鲁瓦，另一条流过欧塞尔和桑斯。

此外，这个交通网在东、北两个方向同中欧的道路连接起来。从里昂出发，有两条路通往意大利，分别经过格勒诺布尔或尚贝里。这两条路在蒙瑟尼会合，也在更远的“苏萨通道”会合。作为商人和士兵进入意大利的大门，苏萨是阿尔卑斯山区最活跃的门户之一。驮骡商队，或所谓“大车队”在那里往来不绝。从里昂出发，还有一两条大路穿过汝拉山与莱茵河相连；有两条大路经由洛林和香巴尼通往安特卫普。

在活跃繁忙的交通的吸引下，法兰西地峡的道路网向东倾斜，这个事实很重要，我们至少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根据统计，从1525年到1535年，里昂收到的胡椒和香料有一大部分确实还是经蒙瑟尼运来的。当时马赛的财富还很微薄。第二个例子：从一张商品运销图上，可以明显地看到法国与安特卫普交往的重要性。234一些法国商人通过陆路或海路把他们的货物运到埃斯科河的港口转运，或者暂行存放在那里。这些商品有时当然是从法国以外的地方运来的。但是，法国与安特卫普明显地有着联系。

法国的交通网也在西南方向朝西班牙倾斜。我已经提到过博凯尔大路。这条车水马龙的大路，从里昂到巴约讷，穿过中央高原，途中在利摩日与巴黎通往西班牙的大道相交。这条以首都圣雅克街为起点的大道，不仅仅是前往圣雅克—德—孔波斯泰勒的朝圣古道，而且还是16世纪下半世纪法国最繁忙热闹的交通要道。弗兰克·斯波纳在他的书235中提出这样的论证：整个大西洋西岸无疑是西班牙白银的天下。巴约讷位于这个世界的边缘。正因为如此，巴约讷成了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转运站，另一个转运站在雷恩，这是因为布列塔尼的船只来来往往，装运里斯本和塞维利亚需要的谷物。只有铜币的可怜的勃艮第，同拥有大量银币的西海岸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236

这条西班牙白银之路长期给里昂带来好处。同日内瓦一样，里昂不仅是路易十一天才的结晶，也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个织机轰响、商贾云集的都市，通过交易会收取现金，以支付意大利商人在法国的贸易盈余。里昂大门洞开，货币长期从这里外流……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结果。法国的金融中心从里昂转移到巴黎在法国历史上是个重大事件。237这一变化与经济重心从安特卫普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同样重要，同样难以解释。简而言之，谈论法兰西地峡，就迟早会牵涉到整个法国。这是人们预先就觉察到的。

画出上面的示意图后，我们可回到与地中海关系最为密切的罗讷河走廊。顺罗讷河向南进行的贸易数额很大。地理位置离罗讷河较远的奥朗热在1562年曾经想挖掘一条通到卡马雷的运河，238以便和那里的内河航运相连。内河航运主要运输谷物，特别是勃艮第的谷物。这些谷物桶装（就像盛产葡萄酒的托斯卡纳用桶装运葡萄酒一样）运往阿尔勒。由于罗讷河提供了运输便利，普罗旺斯长期向地中海大量出口谷物。法国国王经常把普罗旺斯的谷物当作对热那亚施加影响的手段。相反，在1559年以后，再也见不到大量出口的迹象了。只有个别例外，如满载谷物的船只从阿维尼翁南下罗马。罗讷河流域和普罗旺斯的谷物在1559年后是否就在当地消费呢？此外还要指出，罗讷河的船舶装运的除去成桶的谷物外，还有装在罐内的泥炭（毫无疑问来自阿莱斯盆地），这些泥炭使马赛获益不浅，成为16世纪地中海唯一烧煤取暖的城市。239

陆上运输与内河运输并驾齐驱，南下通往大海。陆上运输的是书籍，大部分在里昂印刷，整包整包出口到意大利和西班牙。还运输产自各地的呢绒，其中有英格兰的、240佛兰德的、巴黎的、鲁昂的……我们这里见到的是旧时代的物资交流。到了16世纪，流通速度的加快促进了法国西部和北部的手工业生产。法国产品所向披靡，无论是加泰罗尼亚或是意大利的产品均望尘莫及。城乡商贩成群结队地涌往法国南方的城市和交易会。在朗格多克的佩兹纳斯和蒙塔尼亚克，仅来自北方的衣料一项，品种之多不胜枚举。“巴黎和鲁昂的呢绒，有红色的、黑色的、黄色的、紫色的、浅灰色的。”奥弗涅、贝里、勃艮第的粗布，特别是布列塔尼的粗布，“可以给穷人做衣服、做大衣夹里和剪裁成医院的被褥和垫子……”241

图17 里昂和香料贸易（根据1525年至1534年的统计材料）

引自《高等商业学校年鉴》1960年7—8月号所载R.加斯孔文：“15世纪末至16世纪末一百年间里昂的香料贸易”。注意，在通往里昂的诸交通路线中，由马赛和由基耶里出发的道路占主导地位。

内河航运和驮骡运输互相配合，从南向北输送商品。罗讷河上的船只给北方各地区运去大量食盐。从路易十一时代起，蒙彼利埃的资本家对这项赚钱的买卖很感兴趣，后来的宗教战争也未能使之中断。242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的生羊毛以及蒙彼利埃的醋酸铜也能通过水路运出。那些破烂不堪、坑坑洼洼的土路，则往北把马赛的货物运到法国内地。这些货物中有柏柏尔的香料、胡椒、药材、羊毛和皮革，撒丁岛的奶酪，耶尔的桶装鱼以及成箱的椰枣和橙，243土耳其的地毯，黎凡特地区的丝绸和大米，皮埃蒙特的钢，奇维塔韦基亚的明矾以及马尔瓦西的葡萄酒。244以上情形是我们从一本偶然保存下来的1543年的马赛登记册得知的。245登记册上还指明哪些城市是这项贸易中的直接买主。这在马赛经济区域图上已经画出。该区域的中轴线是上溯到里昂的这段罗讷河。朝图卢兹方向也曾发运过货物，但次数很少。货物直运巴黎的情形就更少了。总的说来，马赛的货物是由一系列中间城市负责转运到内地的。在距地中海较远的地方，例如在阿尔勒、博凯尔、佩兹纳斯等地，与马赛的直接贸易十分稀少，甚至完全不存在，所有货物都被里昂所独吞。这种情况毫无疑问也适用于地中海的所有其他城市。当时没有一个城市能够把销往内地的商品直接运到最后的目的地。

图18 马赛与法国国内市场（1543年）

上图表示的数量只是粗略计算。

同样不容置疑的是，正如1543年那本登记册所表明的那样，马赛的贸易额相当小。但是，这个城市不可争议地控制着普罗旺斯地区的各条河流。周围的港口都为它服务，有的运来阿尔勒的小麦，有的在鱼汛来临前夕从弗雷瑞斯运来必不可少的木桶……从那时开始，马赛就对科西嘉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然而，马赛的兴起不可能在1569年投降之前，说得更清楚些，不可能在1570年至1573年的战争之前。这次战争捆住了威尼斯的手脚，大大阻碍它与黎凡特地区的联系。这次危机帮助马赛发了财，使马赛商船的航行次数成倍增长。与此同时，罗讷河流域的运输量也大大增加。增加的原因之一是部分德意志贸易改变了方向，转而经过里昂和马赛。2461580年前后，福西亚的这一古城注18的大小商船在整个地中海上来来往往。

显然，马赛的好运不完全是法兰西地峡陆路的功劳。247海上运输也出力不小：马赛的“小船”为热那亚、里窝那、威尼斯以及西班牙和非洲等地的港口服务。同拉古萨的船舶一样，马赛的“小船”靠海吃海，经营地中海的转口贸易。尤其在16世纪，柯尔贝尔尚未当政，马赛的身后还没有一个强大的法国工业。但是，当时已经有了法国，即法国和它的市场。另外还有一条横贯法国的大路，这使马赛成为英格兰的呢绒和佛兰德地区的毛哔叽在地中海的出口门户之一。1563年后发生的国内动乱没有中断这些贸易往来。只是在1589年后，才出现旷日持久的危机和骚乱。因此，在必要时，我们应重新审查我们对法国内部危机的总的评断。248

但是，一条内陆大路不只是一条商业道路。法兰西地峡的轴线除了向北运输食盐、向南运输北方的呢绒之外，在15世纪50年代之后，还通过奥克文明和奥克语言渗入南方地区，使法语迅速普及到地中海沿岸地区。249到了16世纪，又有几千名意大利人结队北上，其中包括商人、艺术家、工人、工匠、小工；我们可能想象到这些争强好胜、争吵不休但也不乏才华的意大利人在法国客店就餐的情景。饭菜之丰盛使富有的威尼斯大使吉罗拉莫·利波马诺叹为观止。他写道：在巴黎，“酒铺老板供应各种价格的饭菜，有每客1通斯通的，有每客2通斯通的、1埃居的、4埃居的、10埃居的，甚至有20埃居的，悉听尊便！”250这些意大利人的历史功绩值得大书特书的有：罗讷河下游的排水抗涝工程，里昂银行和交易所的发展，以及整个文艺复兴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艺术对地中海文明的有力推进。

法兰西地峡经历了多次盛衰起伏。从12世纪到13世纪，正值香巴尼交易会的鼎盛时期，地峡对西方各重大活动领域具有吸引力。然后是长时间的衰落。当百年战争结束时，即从1450年起，或者更确切地说从1480年起，罗讷河走廊重新兴旺起来。251法国王室占领普罗旺斯和马赛，使法国在地中海拥有了辽阔的海岸。法国对地中海沿岸的影响也日益加强。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紧紧随之而来的是法兰西文化的新传播。尽管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代，法兰西文化还并不起眼，但从众多细微的迹象看来，不久将发挥其非同寻常的影响。与菲利普二世新婚不久的“和平王后”——瓦卢瓦王族娇小的伊丽莎白——刚刚打开她的梳妆箱，西班牙宫廷的贵妇们顿时为之心醉神迷。252即使在威尼斯这个直到17世纪还始终是俊男倩女云集的地方，法国时装式样也十分流行。那不勒斯的加斯特侯爵夫人于1559年对前来拜访她的修道院院长百般讨好。当时在场的布朗托姆写道：“侯爵夫人在会晤前用法国礼节迎接客人。她让自己的几个女儿用法国方式陪伴院长，无论微笑、跳舞、打牌、交谈，都自由自在，彬彬有礼，就像在法国宫廷里一样。”253法国歌曲向南方流传，很早已经开始，只是在后来，即在16世纪末，意大利歌剧才向四面八方传播，二者没有在途中相遇的机会。以上这些细小的征兆，似乎都是表面现象。但是，在16世纪的意大利，法国人（至少是人们想象中的法国人）的举手投足，烦琐的礼仪，阔绰的排场，让仆人忙得疲于奔命，都已成为社交界的楷模；难道能说这毫不重要吗？254

欧洲和地中海

欧洲的各个地峡为传播地中海的影响充当传送带。这些基本路线又分别在各自的周围，集聚一大片多少具有独立性的陆地，因为面对地中海的，不是一个欧洲，而是几个欧洲，几个欧洲氛围。由于横贯欧洲的陆路运输量有限，它们之间的联系相当松散。

南北方向的大路虽然十分重要，但还不能把它们穿越的所有地区和民族都带动起来。道路漫长，往往还有山川阻隔，妨碍着地区间的交流。在地中海和北欧之间，一堵堵高墙起着消极的作用。所以，南方的影响并不是后浪推前浪地逐步向北推进的（不管我们脑海里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形象）。它像狭长的楔子那样，沿着贸易大道，向陆地渗透，并且同这些大道一起打入最遥远的地区。为了阐明地中海的历史，有时还必须追踪到这些遥远的地区。

但是，这些深入内陆，经常进入完全陌生的地区——例如俄罗斯的各个地区——的路线，只是或多或少受地中海影响的欧洲的骨架。通过这些动脉的无数分支，地中海只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扩展影响。那里才真正浸透了地中海的影响。这是一个得天独厚、但又变化不定的地区。只要想到宗教、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就足以明白这个地区的面积有伸缩性。取自经济史的一个例子可以使我们的思想明确起来。我们刚才谈到马赛和所有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商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它们就把接力棒交给其他城市。在西欧和中欧，一条连接这些内地中继站的轴线，从里昂出发，朝日内瓦、巴塞尔、乌尔姆、奥格斯堡、维也纳、克拉科夫和利沃夫的方向延伸。255引人注目的是，以上列举的城市兼具南方和北方的性质。它们的目光和生活同时转向北方的地中海注19和整个广阔的内海注20。人们不能否认，这条中轴线是欧洲联合体的一条疤痕，一条重要的接缝。既然如此，难道人们能够否认最终将与地中海相抗衡的欧洲就是从这些混合型城市以北发端的吗？这是向宗教改革运动开放的、由一些咄咄逼人的新兴国家组成的欧洲。这些国家的蓬勃兴起将以自己的方式标志我们称之为现代的开始。

我这样说，丝毫没有把事物过于公式化的意图。欧洲也还包括北方诸海和辽阔的大西洋。在地理大发现以后，所向无敌的大西洋，由于麦哲伦和瓦斯科·达·伽马的旅行，分别同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在一起。

3.大西洋

我们把大西洋放在论述地中海边界这一章的末尾，似乎大西洋不过是地中海的一个附属地区，这样做可能会使人觉得不合情理。但是，在16世纪，大西洋还不是个完全独立的存在。人在那里只是初来乍到，使用从欧洲带来的一点东西逐步进行建设，就像鲁滨逊用他在船上收集到的东西来盖他的房屋一样。

几个大西洋

16世纪的大西洋是由好几块半独立的洋面拼凑起来的共同体。英格兰人的大西洋256和法国人的大西洋横向铺开，通常以墨西哥湾及其多风暴的航道为中轴线。纽芬兰岛则是它的第一个落脚点。西班牙人的大西洋呈椭圆形。塞维利亚、加那利群岛、安的列斯群岛画出它的轮廓，并起着接力站的作用。257葡萄牙人的大西洋在大洋中南部展现一个大三角形。258第一条边线从里斯本到巴西；第二条边线接着从巴西到好望角；最后一条边线，就是从西印度群岛返航的帆船以圣赫勒拿岛为起点沿着非洲海岸航行的路线。

这几个不同的大西洋，分别与各有关国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容易引起有关历史学家的注意。但是，另外一个大西洋却被人忽视了。这可能由于它把几个特殊的局部结合在一个整体，并在大西洋的整体历史中显示它的意义，而这样一部整体历史有待我们去写。这个被人忽视的大西洋在所有的大西洋中历史最为悠久，从中古时代甚至远古时代就有海上航行。从埃库莱斯山的柱石到锡利群岛（即索灵群岛）的大西洋，夹在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爱尔兰、英格兰的海岸之间，海面狭窄，风暴频繁凶猛。总的说来，这是与欧洲地峡各条陆路相竞争的一条普通的南北通道。15、16世纪的各个大西洋，正是由这个大西洋孕育和派生出来的。

确实，这里海上气候条件恶劣，航行困难。加斯科涅湾风急浪高，波涛汹涌，同地中海的利翁湾一样，理所当然地被人视为畏途。从南部的西班牙出发，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一定能进入位于东北面的拉芒什海峡，虽然这个海峡很宽。查理五世的弟弟费迪南1518年率领船队从拉雷多出发，控制不住航行方向，来到爱尔兰荒凉的海岸以外的海面。259菲利普二世1559年8月从北方返回西班牙，竟没有把握能顺利进入坎塔布连海岸的深水港。260长期在查理五世那里代表波兰的丹蒂斯库斯大使于1522年12月体验了英格兰到伊比利亚半岛的海上旅行。他说，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丝毫不能同“西班牙海”可怕的狂风巨浪相比。他惊呼道：“如果我必须以这样的航行作为取得世界统治权的代价，我绝不会投身到如此可怕的冒险中去。”261

然而，在加斯科涅湾及其邻近洋面进行冒险确实成了“统治世界的代价”。在这个波涛汹涌的海洋，欧洲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学会了航海，并为征服世界作了准备。

大西洋拜地中海为师

这些大洋是怎样进入地中海的生活的？地中海又是怎样通过这些辽阔的大洋发挥作用的？

以往的传统历史把所有这些大洋笼统地说成是地中海的头号敌人：大西洋的面积比地中海大，因而以大压小。这个观点把事物简单化了。同样是夸张，我们还不如说，地中海长期统治着庞大的邻居，地中海衰落的原因之一就是丧失了对大西洋的控制。让我们再说一遍：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地理区域，而是人，是主宰或发现这些地理区域的人。

地中海在16世纪对西大西洋拥有明显的特权。大西洋的繁荣促进地中海的兴旺。在任何情况下，地中海总能分享利益。纽芬兰的桶装鳗鱼，马德拉岛和圣多美岛的糖，巴西的糖和染料，西属美洲的金和银，从印度洋绕好望角运来的胡椒、香料、珍珠和丝绸，这些远程贸易都给地中海带来一份新的财富。在整个16世纪，地中海并没有因为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的航行取得成功而立刻被人抛弃，变得穷困起来。相反，地中海致力于大西洋的建设，并且根据自己的面貌创造和派生出一个伊比利亚人的新世界。有位历史学家在谈到本书第一版时，对作为地中海日常生活的象征的小驴没有在书中占有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感到遗憾。262他还说，在墨西哥看到几个农民骑着驴子走过，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地中海的人和景色。类似的情况很多！到处播种的小麦，很早在秘鲁和智利移植的葡萄，内地的驴驮商队、西班牙城市的教堂广场，从伊比利亚半岛引进的自然繁殖的畜群，巴洛克风格在殖民地的盛行等等……所有这些新事物都起源于地中海。263

这些联系和交往在16世纪是通过地中海的或大西洋的船舶进行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很重要。但是，仅仅从双方的利害关系来说明问题，肯定是不够的。如果断言大西洋的船只和商人来到地中海只会给后者带来损失，这未免言过其实。在16世纪末，那不勒斯作为一个购买北方产品并出口地中海地区产品的中心飞跃发展起来，这应该归功于大西洋商船和商人的到来。同样，荷兰商船把西班牙的羊毛直接运到威尼斯，也部分地说明了威尼斯呢绒制造业16世纪末取得的惊人进展。264简而言之，对大西洋和地中海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很难算笔总账。

16世纪大西洋的命运

我们想通过大西洋与地中海的联系来观察大西洋的历史概貌，这样做效果会好些。

从16世纪开始到1580年，伊比利亚人，即地中海人，着手在塞维利亚和安的列斯群岛之间横渡大西洋，用皮埃尔·肖尼的话来说，这就是“塞维利亚的大西洋航线”。此外，还有葡萄牙人以里斯本为起点的漫无边际的远洋航行。除去少数法国海盗外，实际上没有人能跻身于这些海上禁脔。没有人能够打断或阻挠这些航行的发展。塞维利亚的大西洋远航在越过巴拿马地峡后，同秘鲁至阿里卡——波托西矿山的港口——的海路连接起来。从1564年起，马尼拉大帆船穿越太平洋，来往于阿卡普尔科和菲律宾之间，并有效地和中国经济相会合。265葡萄牙人一开始就从海上航行到印度，随后到达更远的南洋群岛、中国和日本。266他们还在非洲和美洲之间从事大规模的奴隶买卖，有时取道巴西的内地陆路，但更多是经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使用拉普拉塔河（波托西白银的秘密出海口）的小船。267

世界经济由此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流通体系。这个体系后来出过几次故障，发生几次“减速”，但总的说来，伊比利亚人的这次经济高涨一直维持到1580年或更晚一些时候。证据是：运到塞维利亚的白银的数量和从“印度”（西印度）返销的各种商品的数量都在上升。这些商品是：皮革、染料木和胭脂虫。后者是“俏货”之一，批发商争相趋利，密切注视行市起落。另一个证据是：在布尔戈斯判例汇编记载的众多海上保险项目中，大西洋的保险费率也长期低于地中海。268此外，在1600年以后很久，里斯本仍在香料贸易方面保持它的地位。随着新教地区的私掠活动蔓延发展，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地位岌岌可危，这两个巨人终于携手联合。而在1580年，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两个衰弱的巨人的联合。

在这幅乐观的画面上，还必须添上几道阴影，而且是浓重的阴影：大西洋的近程航线，即南北间的航线已经丧失。这条航线是在几个世纪前被地中海人所夺走的。热那亚的帆桨战船于1297年实现了驶往布鲁日的首次直接航行。20年后（在1310年和1320年之间，大概在1317年），威尼斯双帆商船和其他许多船舶也进行了同样的航行。269远洋航运的发达与香巴尼交易会的凋敝恰好同时发生（二者不一定有因果关系）。很多意大利商人从此经海路前往尼德兰和英格兰，并在那里自由自在地安居乐业。远洋航运的胜利立即使意大利取得有利地位。意大利依靠它在黎凡特地区的殖民地以及在北方的账房，摆脱了四周落后地区的包围，一跃而成为最现代化且最富裕的地方。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欧洲在大西洋前沿地区的兴旺发达，至少是在安达卢西亚、葡萄牙等地段，实际上为地理大发现作了准备。270

从15世纪中叶开始，大西洋的地位逐渐上升，但从中获利的仍然是意大利的海陆商业体系。威尼斯和热那亚当时主宰着英格兰和佛兰德的市场。这个体系要到16世纪才日趋衰败。约在1550年前后，271北海、葡萄牙和安达卢西亚之间的运输改由北方船只承担。20年后，在1568—1569年西班牙和英格兰发生危机期间，272伊比利亚人几乎不得不完全放弃北方的航行。北方的帆船趁机进一步远航直布罗陀，终于实现了对地中海的征服，而在1550年以前，它们只取得了一半的成功。但是，这种进展毕竟为时已晚。一位87岁的西班牙老人在1629年回忆往事时说，英格兰的战舰当时总共不超过15艘。273

总之，对地中海来说，这些事意味着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损失，但对地中海国家来说，这不一定是灾难性的损失。西班牙和葡萄牙动员它们的力量，其紧迫的目的是保障它们在大西洋上的远程航路。比斯开的情形十分说明问题：正是比斯开向“印度之路”（Carrera de Indias）提供了最好的船只；比斯开的大帆船驶往西印度群岛。相反，1569年前把羊毛和白银从西班牙运到安特卫普的双桅船，现在却很少出现在北方航线上。尽管出现了这些挫折，塞维利亚和北方之间生死攸关的联系仍然保持下来。对于供应谷物、鱼、木材、铁、铜、锡、火药、呢绒、布匹、五金和造好的船舶的北方人来说，西班牙之行的结果是带回盐、葡萄酒、白银等等。这是因为伊比利亚半岛拥有充裕的支付手段。

因此，伊比利亚半岛蒙受了损失，但在向意大利商人广开大门的世界体系中，这些损失得到了弥补。意大利商人一开始就出现在里斯本和塞维利亚。热那亚人推动了塞维利亚的经济起飞，并建立起必要的和缓慢的资金周转。否则，大西洋两侧的任何往来都不可能。274西班牙经济容忍了热那亚人的介入，也容忍了佛罗伦萨人虽比较隐蔽但规模更大的介入。意大利的资本家——威尼斯的和米兰的——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控制通向尼德兰的交通要道。在安特卫普、纽伦堡，甚至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的霍尔木兹和果阿等地，都能见到威尼斯人和米兰人。总之，地中海并非置身事外。或者说，地中海到处插手。地中海甚至通过热那亚人控制西班牙王室的财政，通过贝桑松交易会275控制欧洲资金的高层运动。

这个总体系将经久不衰。在科内利奥斯·霍特曼率领荷兰船只绕过好望角之前（1596年出发，1598年返回），地中海没有发生过大的灾难。只是在百年经济周期或早或迟发生剧转时，这个体系才大伤元气。在这样的转折中，通常是冒尖的部门最先受到打击。然而，这种经济退潮并非急转直下。最有代表性的时期，可能是从1620年到1630年。当时，葡萄牙的“马拉诺”（marranos），即并非真心改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往往作为北方资本家的代理人，在西班牙的金融中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地位仅次于热那亚商人。1628年8月8日，在哈瓦那附近的马坦萨斯的沿海洋面，皮特·海恩率领的荷兰军舰包围并俘获了新西班牙的“舰队和船队”。276

在我们看来，这些较晚发生的事件，使惯常以1588年无敌舰队的失败作为转折点的说法显得论据不足。这里有几个重要原因：1.西班牙1588年的失败既由于敌人的拦截，也由于风暴的袭击，以及缺乏能在北海沙滩一带熟练领航的水手，但在这次失败后，西班牙仍然有力量于1597年277和1601年278两次远征爱尔兰岛，并在岛上牵制敌人，使伊丽莎白的财力耗尽；2792.这次失败发生时，经济形势还处于上升阶段，因而任何伤口都还能够愈合；3.英格兰的海盗活动自动放慢。这一活动显然给对手以沉重的打击（1596年对加的斯的洗劫更主要是损害了西班牙的威望而不是它的财富）。但是，西班牙各个岛屿和海岸开始武装自卫。正如一位英格兰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英格兰的海上行劫是一种收益越来越少的创业。280举例来说，坎伯兰伯爵（乔治）在对西班牙进行了15年的骚扰和征讨之后，债台高筑，放弃了这些耗资巨大的冒险，退回到自己的土地。他说：“我现在应该打算去种五谷，而不再去袭击商船；应该打算去饲养羊群，而不再去装备船只……”；4.虽然英格兰促使了西班牙的衰落，但它自己并没有马上从中得益。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细节：英格兰在1604年同天主教国王签订了和约，比法国晚6年，比联合省早5年。

上述四项原因同16世纪末西班牙文献资料给人的印象是一致的，西班牙和英格兰的斗争经常在大西洋空旷的洋面上进行。当控制拉芒什海峡的英格兰船驶出海峡时，卡斯蒂利亚的阿德兰塔多的舰队在加的斯或里斯本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于是，英格兰人毫不费力地到达加那利群岛或亚速尔群岛，有时甚至到达由西班牙帆桨战船、大帆船和军队守卫的直布罗陀海峡。只是当英格兰船在航海季节结束平安返航后，西班牙船才从直布罗陀海峡向北开到费罗尔。西班牙的扫荡常常落空。当然，也会发生几次遭遇战，这些战斗有时并不造成死亡。例如，1602年11月，6艘西班牙大帆船驶离里斯本，在“拉科鲁尼亚海游弋”，它们与几艘敌船遭遇，但敌船装备精良，行动果断，先让西班牙船只靠近，开了几炮以后，便“扬帆疾驶而去”。正如一份威尼斯的报道所说“几乎形同游戏”。281这种战争耗资巨大，但不造成伤亡，也并非毫无用处，尽管英格兰和荷兰船只强行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但并不容易。据黎凡特公司负责人说，为安全起见，英格兰船只在冬天穿过直布罗陀海峡。“那时海上风急浪高，不会碰到在锚地值勤的西班牙船。”每年，越来越多的满载财富的船队从新大陆开来，好像全凭“上帝之手驾驭”。282对西班牙和它的地中海盟友来说，此事至关紧要。

姗姗来迟的衰落

我们为探寻地中海的更大的范围所做的以上旅行，是与其他旅行协调一致的。被这片辽阔的地区团团包围，并位于它的中心的狭义的地中海，直到1600年，仍然拥有兴旺发达、灵活多变和充满活力的经济。17世纪开始时，历史并未匆匆地把地中海经济彻底抛弃。地中海真正的衰退要晚一些时候方才开始。以上的叙述已画出了一个整体轮廓。我们还必须再观察它的粗线条，并进一步研究细节。

原书本部分注释

1.Félix et Thomas PLATTER,Journal,op.cit.,p.20.Félix,le 26 octobre 1552,atteint Montélimar “et la nuit le bourg de Pierrelatte,où je vis les premiers oliviers.Les arbres étaient chargés d'olives,les unes vertes,les autres rouges et demi-mûres,d'autres enfin noires et en pleine maturité.Je les goûtai toutes,mais les trouvai mauvaises et très amères”.

2.Robert BRUNSCHVIG, La Berbérie Orientale sous les Hafsides,1940,I,p.269.

3.Jacques WEULERSSE,Paysans de Syrie et du Proche Orient,4eéd.,1947,p.61.

4.Ce renseignement m'avait été fourni par Felipe RUIZ MARTIN.J'ai égaré la référence exacte.Sur le trafic négrier des caravanes vers Tlemcen et Mostaganem,Diego Suárez,Manuscrit B.N.,Madrid,chapitre 35.

5.Maurice LOMBARD,“Le commerce italien et la route mongole”,in:Annales E.S.C., 1948,p. 382:“La route continentale vers les Indesprospectée par les Italiens deux siècles avant l'ouverture maritime par les Portugais.”

6.Fritz JAEGER, “Trockengrenzen in Algerien”,in:Pet.Mitt.,Ergänzungsheft, 1935,et Naturwissenschaft,Berlin,XXIX,31 octobre 1941.L'isohyète de 100 millimètres passe entre Laghouat et Ghardaïa,entre Biskra et Touggourt.

7.E.ALBÈRI,op.cit.,III,2,p.199.

8.Aloys SPRENGER,Die Post-und Reiserouten des Orients, 1864.

9.Didier BRUGNON,Relation exacte concernant les caravanes en cortège des marchands d'Asie,Nancy, 1707,p.73.

10.Marguerite van BERCHEM,“Sedrata,une ville du Moyen Age ensevelie sous les sables du Sahara algérien”,in:Documents Algériens, 11 septembre 1953.

11.Arnold TOYNBEE,L'Histoire.Un essai d'interprétation,Paris,1951,p.187.

12.Cité par le Général Edouard BREMOND,Berbères et Arabes, 1942,p.37.

13.Le voyage d'Outremer de Jean THENAUD,Paris, 1884,p.7.Au Caire“...le bois est extrêmement cher et il faut beaucoup d'argent pour s'en procurer une petite quantité”,ibid.,pp.209—210.

14.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Chronique d'Ibn Iyâs,transcrit et annoté par Gaston WIET,I,1955,p.266.

15.Konrad GUENTHER,in: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1932,p.213.

16.Vincent MONTEIL, voir infra,p.161 note 1.

17，18，19.Jacques BERQUE,《Introduction》,in: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Sociales,XI,1959,n o4,pp.504—505.Le numéro est consacré aux Nomades et Nomadismes en zone aride.

20.Jacques BERQUE,art.cit.,page précédente,note 5.

21.Anonyme,Briève description d'un voyage fait en Levant,Perse,Indes Orientales,Chine,s.d.（XVIIe siècle）,B.N.,Fr.7503,n.a.

22.H.POHLHAUSEN,Das Wanderhirtentum und seine Vorstufen, 1954,p.109.

23.Jacques BERQUE,art.cit.,p.509.

24.Una embajada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a Egipto,Traduction,prologue et notes de Luis GARCIA Y GARCIA,1947,pp.90—92.

25.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I,p.27（nov.déc.1468）,p.112（juillet 1507）.

26.Alonso de la Cueva à S.M.,Venise,6 juin 1609,A.N.,K 1679,《los A rabes que corrian la campaña robando todos los pasageros》.

27.Daniele Badoer au doge,Péra, 8 avril 1564,A.d.S. Venise,Senato Secreta Costantinopoli, 4 D.

28.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II,p.266.

29.Vincent MONTEIL,《L'évolution et la sédentarisation des nomades sahariens》,in: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Sociales, 1959,p.600.

30.BELON DU MANS,op.cit.,p.163.

31.Diego SUAREZ,Historia del Maestre ûltimo que fue de Montesa...,Madrid,1889,pp.46,284—285.

32.R.BRUNSCHVIG,op.cit.,I,p.61.

33.Charles MONCHICOURT,《Etudes Kairouannaises》,in:Revue Tunisienne,1932—1936.

34.Carl BROCKELMANN,Geschichte der islamischen Völker,1939,p.284.

35.Voir supra,p.151.

36.Henri-Paul EYDOUX,L'Homme et le Sahara,1943,p.101.

37.《Der Islam und die orientalische Kultur》,in:Geogr.Zeitschrift,1932,p.402.

38.R.CAPOT-REY,in:Revue Africaine, 1941,p.129,compte rendu de Jean DESPOIS,La Tunisie Orienale,Sahel et Basse Steppe,1940.

39.B.GREKOV et A.IAKOUBOWSKI,La Horde d'Or,tr fr.,1939.

40.Au delà des indications indécises de ses livres à ce sujet,je me reporte à des conversations que j'ai eues avec lui à Alger,autrement formelles.

41.Robert MONTAGNE,Les Berbères...,op.cit.,p.410.

42.René GROUSSET,L'Empire des steppes,1941,p.11.

43.G.SCHWEINFURTH,Im Herzen von Afrika,Leipzig,1874,p.50 et sq.

44.Didier BRUGNON,Relation exacte...,op.cit.Voir supra,p.158,note 3.

45.FLACHAT,op.cit.,I,345（1766）parle des caravanes à partir de Bochorest（Bucarest）:la nuit“...un grand pot à feu qu'un homme de la caravaneportait devant nous”.

46.R.HAKLUYT,op.cit.,II,p.200.A description of the yearly voyage of pilgrimage of the Mahumitans Turkes and Moores into Mecca in Arabia.

47.Vitorino MAGALHAS-GODINHO,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XIVe et XVesiècles,Thèse dactylographiée,Sorbonne,1958,p.14 et sq.D'après les sources portugaises l'or du Tacrour,c'est-à-dire du Soudan occidental,alimente en 1511 deux caravanes annuelles qui par le Fezzan amènent,en Egypte,le métal jaune“en grande quantité”,ibid.,p.43.

48.Emilio Garcia GOMEZ,《Españoles en el Sudan》,in:Revista de Occidente,1935,pp.93—117:l'entrée à Tombouctou,le 30 mai 1591,J. BERAUDVILLARS, L'Empire de Gao.Un Etat soudanais aux XVe et XVIesiècles,1942,p.144.

49.Roland LEBEL,Le Maroc et les écrivains anglais aux XVIe,XVIIe et XVIIIe siècles,1927;J.CAILLE,“Le Commerce anglais avec le Maroc pendant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Importations et exportations”,in :Rev.Afr.,1941.

50.BELON DU MANS,op.cit.,p.98,189 v o et 190;N.IORGA,Ospitiromeni in Venezia,Bucarest,1932,p.150.

51.Route de Nil,une des routes de l'or,J.B.TAVERNIER,op.cit.,II,p.324.

52.HAKLUYT,II,p.171（1583）.

53.A noter la permanence sur le Tigre,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encore,de bateliers nestoriens,originaires du village de Tell Kel,près de Mossoul, Eduard SACHAU,Am Euphrat und Tigris,1900,p.24.Difficultés pour remonter le Tigre au milieu du XVIIe siècle;les bateaux doivent être hâlés par des hommes,il faut 60 jours pour aller de Bassora à Bagdad,J.B.TAVERNIER,op.cit.,I,p.200.

54.J.B.TAVERNIER,op.cit.,I,p.125.

55.W.HEYD,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trad.fr.de Furcy-Ray-naud,2 vol., 1885—1886,2etirage,1936,II,p.457.

56.A.PHILIPPSON,op.cit.,pp.46—47,note l'importance des transports de la mer Rouge,et les difficultés de navigation sur cette mer.De mai à octobre,les vents du Nord ne permettent la remontée de Djedda à Tor ou à Suez que durant les accalmies du vent dominant et grâce alors au vent de terre.Surla concurrence entre mer Rouge et routes de Syrie,se reporter encore àl'ouvrage classique de W.HEYD,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op.cit.,et à l'étude toujours utile d'O.PESCHEL,“Die Handelsgeschichte,des Roten Meeres”,in:Deutsche Vierteljahrschrift,III,1855,pp.157—228.Sur les difficultés des caravanes dans l'isthme de Suez,BELON DU MANS,op.cit.,p.132.

57.D'après Hermann WAGNER,“Die Überschätzung der Anbaufläche Babyloniens”,in:Nachrichten K. Ges.Wissensch.,Göttingen,Ph.hist. Klasse,1902,II,pp.224—298.

58.BELON.op.cit.,p.107.

59.E.SACHAU,op.cit.,notamment,pp.43—44.

60.V.NALIVKINE.Histoire du Khanat de Khokand,Paris,1889.

61.Allah est grand,Paris,1937,p.11.

62.Op,cit.,p.290.

63.Op,cit.,I,p.111.

64.Richard HENNIG,Terrœ Incognitœ,2eéd.,1956.IV,p.44 et sq.

65.“Le style européen”aux yeux d'un historien,bien sûr.Pour un voyageur européen,l'Allemand Salomon SCHWEIGGER,qui a traversé la Turquie en 1577（Eine neue Reissbeschreibung auss Teutschland nach Konstantinopel und Jerusalem, 4e éd.,Nuremberg,1639）,aucun doute,à l'inverse.“L'habitude de la vie nomade,qui est un des traits distinctifs des peuples asiatiques,caractérise encore les Turcs d'aujourd'hui”,cité par Ivan SAKAZOF,Bulgar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Berlin-Leipzig 1929,p.206.

66.C'est ce qu'explique,mais à sa façon qui est brillante et originale,le petit essai de W.E.D.ALLEN,Problems of Turkish Powe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dres,1963.

67.Gonzalo MENENDEZ PIDAL,Los caminos en la historia de España,Madrid,1951,p.85.Sur la route Málaga Séville,à titre d'exemple,Théodore de MAYERNE TURQUET,Sommaire description de la France, Allemagne,Italie et Espagne,1629,p.309.

68.Les belles pages de Jean BRUNHES sur l'Europe forestière du Nord et l'Europe décharnéｅ du Sud,Géographie Humaine,4e éd.,p.51.

69.Dantiscus au roi de Pologne,Londres 12 cot. 1522,Bibliothèque Czartoriski,19,fos33—34.

70.L.PARIS Négociations...relatives au règne de François II,1841,p.187.

71.Friedrich WIELANDT,Die Bierbrauerei in Constanz,1936.Le premier brasseur,Jacob Wuederfranck y vient de Budwitz.

72.Comme dit un refrain populaire du temps（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History of England,Londres,1943,p.287,note 1）:

Hops Reformation,bays and beer

Came,into England all in one year.

73.La trés joyeuse et très plaisante Histoire composée par le Loyal Serviteur des faits,gestes,triomphes...du bon chevalier sans paour et sans reprouche Le gentil seigneur de Bayart,p.p.J.C.BUCHON,Col.“Le Panthéon littéraire”,1886,p.106.

74.Don Antonio de BEATIS,Voyage du Cardinal d'Aragon（1517—1518）,traduit de l'italien par M.Havard de la Montagne,Paris,1913,p.74.

75.A.de S.Mantoue,Série E.,Francia 637,le doyen de Bayeux au marquis de Mantoue,Bayeux 16 avril 1529:“che a dir il vero li vescovi di qui son havuti in maggior reverentia che in Italia”.

76.La copie de la correspondance de Marco Ottobon forme un registre,Dispacci scritti al Senato dal Secretario Marco Ottobon da Danzica delli 15 novembre 1590 sino 7 septembre 1591.A.d.S.Venise,Secreta Archivi Propri,Polonia.Le registre n'est pas folioté.Lettres mises en cause:13 et 22 décembre 1590.

77.R.HAKLUYT,op.cit.,I,402.Paolo Lamberti à l'ambassadeur de Venise à Paris,Rouen,ll août 1571,C.S.P.,pp.473—474:Moscou incendié,150,000 personnes massacrées dont des marchands flamands,anglais,allemands,italiens qui y résidaient.La prise de Moscou rend impraticable,pour des années,le commerce de Narva dans lequel s'employaient,pour le compte de Lamberti,des navires frétés à Dieppe.Karl STÄHLIN,Geschichte Russlands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1923,t.I,pp.282—283,explique les chiffres invraisemblables qu'on a donnés des victimes（800,000 morts,130,000 captifs）.

78.Encore à l'époque de J.B.TAVERNIER（Voyages,I,p.310）,ces raids sont accomplis par des poignées de cavaliers.“J'ay remarqué...qu'allant de Paris à Constantinople,je rencontrais entre Bude et Belgrade deux bandes de ces Tartares,l'une de soixante cavaliers,et l'autre de quatre vingt...”.Sur le rôle de ces “irréguliers”derrière les armées turques,J.SZEKFÜ,Etat et Nation,Paris,1945,pp.156—157.Leursterribleshivernages.Ilsviventsurlepays avec femmes,enfants et troupeaux.La chronologie de leurs exploits suivie de près à Venise（A.d.S.Venise,Annali di Venezia,9 octobre 1571,7 mars 1595;Marciana 7299,15 avril 1584;5837 C II.8,11 janvier 1597;Museo Correr Cicogna 1993,f o135,23 juillet 1602,etc.）;en Pologne,Musée Czartoryski,2242,f o256,1571;Johann Georg TOCHTERMANN,《Die Tartaren in Polen,ein anthropogeographischer Entwurf》,in:Pet.Mitt.,1939.Toute attaque des Tartares sur la Pologne déclenche des réactions vives,ainsi en 1522,Acta Tomiciana,VI,p.121;ainsi en 1650,Recueil des Gazettes,nouvelles ordinaires et extraordinaires,par Théophraste RENAUDOT,p.25 à 36.

79.Baron de TOTT,Mémoires,II,p.29.

80.G.BOTERO,Relazioni univ.,II,pp.39—40;W.PLATZHOFF,op.cit.,p.32,voit trop les Tartares comme un Etat-tampon,inerte,entre Russes et Turcs.Sur les chariots des Tartares,leurs cavaliers,sur les innombrables cavaliers russes,capables de se servir de l'arquebuse,E.ALBERI,Relazioni,III,II,p.205,1576.

81.G.BOTERO,ibid.,II,p.34.Voir à ce sujet les textes importants publiés par V.LAMANSKY,op,cit.,pp.380,381,note 1,382,383.

82.G.BOTERO,ibid.,II,p.34.

83.Museo Correr,1993,11 septembre 1602.

84.L.BEUTIN,in: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u.W.Geschichte,1935,p.83,à propos du livre d'Axel NIELSEN,Dän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1933.

85.P.HERRE,Europäische Politik in cyprischen Krieg,1902,p.152.

86.A.BRUCKNER,Russ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1909,I,p.51.

87.Walter KIRCHNER,The rise of the Baltic Question,1954,pp.70—73.

88.R.HAKLUYT,op.cit.,I,pp.237—238.

89.Charles IX à la ville de Dantzig,Blois,16 octobre 1571.Archives de Dantzig,300.53630.

90.J.JANSSEN,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seit de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1885,p.313,note 1.

91.J.von HAMMER,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nos jours,1835—1839,VI,p.118:le sultan écrit au tsar,en 1558,pour lui recommander des marchands turcs qui vont à Moscou acheter des pelleteries,R.HAKLUYT,op.cit.,I,p.257.

92.R.HAKLUYT,op.cit.,I,p.364.

93.F.LOT,Les Invasions barbares,II,1937,p.36;W.PLATZHOFF,op.cit.,p.31,place en 1552 la prise de Kazan;Werner PHLIPP,Ivan Peresnetov und seine Schriften zur Erneuerung des Moskauer Reiches,1935;Heinrich von STADEN,Aufzeichnungen über den Moskauer Staat,p.p.F.EPSTEIN,Hambourg,1930,important sur l'incorporation des deux villes tartares de la Basse -Volga.

94.Ainsi en juillet 1568,R.HAKLUYT,op.cit.,I,p.394.

95.Détails utiles dans la correspondance du baile vénitien,Constantinople,30 avril 1569,8 janvier 1570,A.d.S.Venise,Annali di Venezia.Voir W.E.D.ALLEN,op.cit.,p.26 et sq.

96.E.POMMIER,“Les Italiens et la découverte de la Moscovie”,in: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publiés par l'Ecole Française de Rome,1953,p.267.

97.NICOLAY（Nicolas de）,Les quatre premiers livres des navigations et pérégrinations orientales,Lyon,1568,p.75,le très bon marché des fourrures au 《Besestan》.

98.J.von HAMMER,op.cit.,VI,pp.340—341.

99.Une excellente mise au point:I.LUBIMENKO,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t politiques de l'Angleterre avec la Russie avant Pierre le Grand,1933,Bibliothèque de l'Ec. des Hautes Etudes.Un résumé de Karl STAHLIN,op.cit.,I,p.279 et sq.Ibid.,p.228,30 ans avant les Anglais,Gênes,avec Paolo Centurione,avait essayé de tourner par les routes russes, en direction de l'Asie,le monopole géographique turc du commerce du Levant.

100.Horst SABLONOWSKI,《Bericht über die soviet-russi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n Jahren 1941—1942》,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1955,t.180,p.142.

101.“Russia and the World Marke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A discussion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ices and Trade Routes”par Arne ÖHBERC VADSTENA,in: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III,no.2,1955,p.154.

102.Jacques ACCARIAS DE SERIONNE,La richesse de la Hollande,Londres,1778,I,p.31.

103.P.J.CHARLIAT,Troissiècles d'économiemaritime française,1931,p.19.

104.W.HEYD,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Age（traduction française）（1885—1886,2e tirage 1936）,I,p.66 et sq.

105.E.POMMIER.art.cit.,p.253 et sq.

106.Paul MASSON,Histoire du commerce français dans le Levant au XVIIIe siècle,1911,p.396.

107.A.G.MANKOV,Le mouvement des prix dans l'Etat russe du XVIe siècle,1957.

108.B.PORCHNEV,“Les rapports politique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et de l'Europe orientale à l'époque de la Guerre de Trente Ans”（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Rapports,IV,Stockholm,1960,p.142）,met l'accent sur la paix de Stolbovo,1617,qui consacre le succès des Suédois.

109.Recueil des Voyages de l'abbé Prévost,Voyage des ambassadeurs du Holstein traduit par Wicquefort,t.II,1639,pp.76—77.

110.Je n'ai pas eu le temps d'utiliser le bel article de M.MALOWIST,“Die Problematik der sozial-wirtschaftlichen Geschichte Polens vom 15.bis zum 17.Jh.”,in:La Renaissance et la Réformation en Pologne et en Hongrie,Studia Historica,53,Budapest,1963.

111.Le nom de la ville （la cité blanche）,en roumain Cetatea Alba, Bialograd en vieux slave,Aqkerman en turc,toujours avec le même sens.Prise les 7—8 août 1484 par les Turcs,N.BELDICEANU,“La campagne ottomane de 1484,ses préparatifs militaires et sa chronologie”,in:Revue des Etudes Roumaines,1960,pp.67—77.

112.J.B.TAVERNIER,op.cit.,I,p.277.

113.Musée Czartoryski,Cracovie,2242,f o199,Rapport de Jean de Monluc,évêque de Valence.

114.Roman RYBARSKI,Handel i polityka handlowa Polski w XVI Stulecin,Poznan,1928,p.14.

115.W.ACHILLES,“Getreide,Preise und Getreidehandelsbeziehungen europäischer Räume im 16. und 17.Jahrhundert”,in: Zeitsch.für Agrargesch.und Agrarsoziologie,avril 1959.

116.Lettres de Marco Ottobon,déjà citées,A.d.S.Venise,Secreta Archivi Propri,Polonia 2.

117.M.MALOWIST,“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altic Countries from the 15th to the 17th Centuries”,in:The EconomicHistory Review,1959,p.179,note 2.

118.M.MALOWIST,“Les produits des pays de la Baltique dans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au XVIe siècle”,in:Revue du Nord,avril-juin 1960,p.179.

119.DOMANIEWSKI,《Die Hauptstadt in der Geopolitik Polens》,in:Geopolitik,mai 1939,p.327.

120.Op.cit.,p.246,248.

121.Ibid.,p.208,228.

122.Le mot est de Anthony Sherley （1622）,X.A.FLORES,op.cit.,p.80.

123.Archives de Cracovie,Senatus Consulta（1538—1643）,1213,f o3,17 décembre 1540.

124.I.N.ANGELESCU,Histoire économique des Roumains,I,1919,p.311.

125.Ibid.,pp.300—301.

126.Ibid.,p.317.

127.Ibid.,p.317.

128.R.RYBARSKI,op.cit.,pp.62—64.

129.X.A.FLORES,op.cit.,p.81（1622）.

130.R.RYBARSKI,op.cit.,p.286.

131.Archives de Cracovie,437,f o 69—70,1538,Feria sexta vigilia Thomae Apostoli,Voir également,437,f o86,1539,Feria sexta die S.Antonii.

132.R.RYBARSKI,op.cit.,p.153.

133.Ibid.,p.153.

134.Emile COORNAERT,Les Français et le commercce international à Anvers,fin du XVe—XVIe siècle,I,1961,p.187.Sur cette firme,voir également K.HEERINGA,Bronnen tot Geschiedenis levantschen Handel, S'Gravenhage,1917,I,l,n o35 et Alberto TENENTI,Naufrages,corsaires et assurances maritimes à Venise（1592—1609）,1959,p.560.

135.Archives de Cracovie,447,f o22—23,1575,Feria quinta post festum S.Jacobi.

136.I.N.ANGELESCU,op.cit.,p.326 et sq.

137.Tommaso ALBERTI,Viaggio a Constantinopoli,1609—1621,Bologne,1889.

138.R.RYBARSKI,op.cit.,p.197 et 323.

139.A.d.S.Venise,Senato Terra,40,13 juin 1564.

140.Jan PTASNIK,Gli Italiani a Cracovia dal XVIe secolo al XVIII,Rome,1909.

141.A.de Cracovie,151,24 décember 1533.

142.R.RYBARSKI,op.cit.,p.180.

143.Relazione di Polonia de Paolo Emilio GIOVANNI（1565）,in:Scriptores Rerum Polonicarum,Analecta Romana,15,p.196.

144.Hermann KELLENBENZ,“Le déclin de Venise et les relations de Venise avec les marchés au Nord des Alpes”,in:Decadenza economica veneziana nel secolo XVII,1961 （Fondazione Giorgio Cini）,p.156.

145.Archives de Cracovie,Ital.382.

146.S.GOLDENBERG,“Italiens et Ragusains dans la vie économique de la Transylvanie au XVIe siècle”（en roumain）,in:Revista de Istorie,1963,n o.3.

147.X.A.FLORES,Le“peso politico de todo el mundo”d'Anthony Sherley,p.79.

148.Ibid.,p.81.

149.Marco Ottobon au doge de Venise,Thorun,12 janv.1591,et Dantzig,ler fév.1591,A.d.S.Venise Secreta Archivi,Propri Polonia 2.

150.Le même au même,Dantzig,lerfév.1591,ibid.

151.“Karte der alten Handelstrassen in Deutschland”,in:Petermann's Mitteilungen,1906.

152.Pour les références bibliographiques,le meilleur guide est Hermann KELLENBENZ,art.cit.,supra,p.183,note 8.

153.A.d.S.Venise,Cinque Savii,142,f o6 et 6 v o,28 août 1607.Alberto TENENTI,Naufrages,corsaires et assurances maritimes à Venise,1592—1609,1959,signale deux bateaux vénitiens,allant en Suède,1591 et 1595,pp.23 et 159.Giuseppe GABRIELLI,“Un medico svedese viaggiatore e osservatore in Italia nel secolo XVII”,in:Rendiconti della R.Academia dei Lincei,7—12 novembre 1938.

154.B.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10 mai 1559,CODOIN,XCI,pp.356,364.

155.J.A.van HOUTTE,“Les avvisi du fonds Urbinat...”,in: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Royale d'Histoire,LXXXIX,p.388,24 septembre 1569.

156.Feria à Philippe II,10 mai 1559,CODOIN,LXXXVII,p.184: 90,000 pièces de draps anglais sont apportées à Anvers par la“flota de paños”.

157.Johannes Dantiscus au roi Sigismond,Anvers,18 septembre 1522,Musée Czartoryski,274,no 16.

158.Référence indiquée supra,p.173,note8.

159.Jean-François BERGIER,Les foires de Genève et l'économie internationale de la Renaissance,1963,p.17.

160.J.F.BERGIER,op.cit.,p.31.

161.Marciana 5838,C II,8,f o37.Rapport de Fransesco Caldogno,1598.

162.Aloys SCHULTE,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lichen Handels und Verkehrs zwischen Westdeuthland und Italien,I,1900,p.37 et sq.

163.J.F.BERGIER,op.cit.,p.131.

164.Marco Dandolo au doge,Lyon 12 décembre 1540;B.B.,Ital.1715 f o ll,copie.

165.“Voyage de Jérome Lippomano”,in:Collection de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Relations des ambassadeurs vénitiens,recueillies par N.TOMMASEO,1838,t.II,274—275.

166.Voir supra,p.168 note 3.

167.Marc BRESARD,Les foires de Lyon aux XVeet XVIesiècles,1914,p.44.et 168.

168.Hermann KELLENBENZ,art.cit.,pp.124—125.

169.Wilfrid BRULEZ,“L'exportation des Pays-Bas Vers l'Italie par voie de terre,au milieu du XVIe siècle”,in:Annales E.S.C.,1959,pp.469—470.

170.A.d.S.Venise,Cinque Savii 21,f o45,25 octobre 1597.

171.Otto STOLZ,“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Zollwesens innerhalb des alten Deutschen Reiches”,in:Viertelj.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54,p.18,note 40.

172.J.F.BERGIER,op.cit.,p.131.

173.Fontego,forme vénitienne de Fondaco,de même Todeschi pour Tedeschi.Le livres classique de Henry SIMONSFELD,Der Fondaco dei Tedeschi und die deutsch-venetianischen Hondelsbeziehungen,Stuttgart 1887,2 vol.,se ressent de la médiocrité des documents conservés.

174.Petit détail:le 30 novembre 1489“prudentes mercatores Henricus Focher et fratres”demandent que la chambre qu'ils occupent “jam diu”et qu'ils ont aménagée à grands frais leur soit attribuée définitivement:commeils sont recommandés par le Souvérain Pontife et le roi des Romains,satisfaction leur est accordée.Il s'agit bien entendu des Fugger.A.d.S.Venise,Notatorio di Collegio,14—1.

175.Et pas seulement de Venise et de la Vénétie,mais de toute l'Italie du Nord.Frizt POPELKA,“Südfrüchte vom Gardasee nach Graz”,in:Blätter für Heimatkunde,1951.

176.A.d.S.Venise,Senato Terra,88,16 août 1583.Le document signale deux auberges allemandes:il Falcone à Ferrare;i Tre Rei à Milan.

177.Henry SIMONSFELD,op.cit.,II,p.263 et sq.;BANDELLO,op.cit.,VII,p.169.

178.R.R ÖHRICHT,Deutsche Pilgerreisen nach dem Heiligen Land,Berlin,1880,p.11.

179.Voir supra,note 2.

180.Cité par H.KRETSCHMAYR,Geschichte Venedigs,1905—1920,II,p.467.

181.E.HERING,Die Fugger,1939,pp.204—205.A Augsbourg,le long du Lech,l'architecture de Venise;le long de la Wertach,les façades des maisons à la mode de Gênes.

182.Josef KULISCHER,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1958.II,p.251.

183.Marciana,Ital.VII,7679,f o30,1492.

184.Décadence,dit même John U.NEF,art.cit.,p.431,note 1.

185.Voyage fait par moy Pierre Lescalopier...,Bibilothèque de la Faculté de Médecine de Montpellier,Ms.H 385,f o49 v o,voir supra.p.25,note 4.Les passages omis dans la publication d'Edmond CLERAY ont été reproduits avec beaucoup de soin par Paul I.CERNOVODEANU,in:Studii si materiale de Istorid Medie,IV,Bucarest,1960.

186.Günther FRANZ,Der Dreissigjährige Krieg und das deutsche Volk,Iéna,1940,p.16.

187.Dr.Gehr van Oestendorp au Président Viglius,Brême,30 janvier 1574,p.p.Richard HÄPKE,op.cit.,II,pp.308—309.

188.Johannes MULLER,“Der Umfang und die Hauptrouten des nürnbergischen Handelsgebietes im Mittelalter”,in:Viertelj.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6,1908,pp.1—38.

189.J.F.BERGIER,op.cit.,p.155.

190.Wilfrid BRULEZ,De Firma della Faille en de internationale Handel van vlaamse Firma's in de 16e Eeuw,1959.

191.Ces indications prises aux lettres de Marco Ottobon 1590—1591,voir référence supra,p.173,note 8.Bartolomeo Viatis se sépare de son associé en 1591.B o Castello“mercante conosciutissimo qui（à Vienne）et di molto negocio in Ongaria”.

192.Hermann KELLENBENZ,art.cit.,p.131 et sq.

193.Wilfrid BRULEZ,De Firma della Faille,pp.53—55,106—108,363—365 et dans l'excellent résumé en français qui clôt le livre,pp.580—581.

194.Des carisées envoyées par la firme ragusaine des Menze vers Raguse “per via d'Amburgo in condotta di Lederi”,A.de Raguse,Diversa de Foris XV,f o119 v oet 120,24 juin 1598.

195.Sur les Cleinhaus et les Lederer,Wilfrid BRULEZ,op.cit.,p.577 et nombreuses références à l'index.

196.Wilfrid BRULEZ,op.cit.,p.467.

197.R.Gascon,op.cit.（encore inédit）cite des 《Lettres de voiture》remises à des marchands lyonnais.

198.Museo Correr,Cicogna,1999,Aringhe varie（s.d.）.La route de Mantoue,dit ce discours,a été utilisée《al tempo de la peste》,on peut penser aussi bien à la peste de 1629 1630 qu'à celle de 1576.L'alternative n'aide pas à fixer la date du document.

199.Ibid.,pour la Lombardie les marchandises vont en barque jusqu'à Este;pour l'Allemagne elles gagnent en barque Porto Gruaro.

200.Josef KULISCHER,op.cit.,II,p.377.

201.Wilfrid BRULEZ,“L'exportation des Pays-Bas vers l'Italie par voie de terre au millieu du XVIe siécle”,in:Annales,E.S.C.（1959）,p.465.

202.Arnost KLIMA,“Zur Frage des Übergangs vom Feudalismus zum Kapitalismus in der Industrie produktion in Mitteleuropa（vom 16 bis 18.Jh）”in:Probleme der Ökonomie und Politik in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Ostund Westeuropa vom 17.Jahrhundert bis zur Cegenwart,hgg.von Karl Obermann,Berlin,1960.Cette naissance à la vie moderne plutôt due aux textiles qu'aux mines,pp.106—107.

203.G.AUBIN et Arno KUNZE,Leinenerzeugung und Leinenabsatz im östlichen Mitteldeutschland zur Zeit der Zunftküufe.Ein Beitrag zur KolonisationdesdeutschenOstens,Stuttgart,1940.G.HEITZ,LändlicheLeinenpro-duktion in Sachsen,1470—1555,Berlin,1961.

204.Arnost KLIMA,art.cit.,supra,note 7,et G.AUBIN,“Aus de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r nordböhmischen Textilindustrie”,in:Deutsches Archiv für Landes-und Volksforschung,1937,pp.353—357.

205.Hermann,KELLENBENZ,art.cit.,p.114.

206.A.d.S.Venise,Senato Mar,18,f o35,8 juillet 1513.

207.Wilfrid BRULEZ,op.cit.,p.579.

208.G.AUBIN,“Bartolomäus Viatis.Ein nürnberger Grosskaufmann vor dem Dreissig jährigen Kriege”,in:Viertelj.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40,p.145 et sq.

209.R.FUCHS,Der Bancho Publico zu Nürnberg,Berlin,1955, p.86（Nürnb.Abh.zu den Wirtschafts-und Sozialwissenschaften,Heft 6）.La date de 1621 donnée par J.SAVARY DES BRULONS,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commerce,V,p.373.

210.Voir page suivante,note 8.

211.Hermann KELLENBENZ,art. cit.,p.119.

212.Ibidem.

213.Ibidem.

214.A.d.S.Venise,Cinque Savii,Risposte,1602—1606,fos 189 v o—195,lerjanvier［1607］.

215.Hermann KELLENBENZ,art.cit.,p.135.

216.Ibid.,p.147.

217.Ibid.,p.152;les Italiens maîtres des échanges à Nuremberg,en 1625,p.149.

218.Ibid.,p.128.

219.Ibid.,p.128,p.143 et sq.

220.Ibid.,p.144.

221.Josef JANACEK,Histoire du commerce de Prague avant la bataille de la Montagne Blanche（en tchèque）,Prague,1955.

222.Ernst KROKER,Handelsgeschichte der Stadt Leipzig,1926,p.113,19—20 mai 1593.

223.A.DIETZ,Frankfurter Handelsgeschichte,t.III,1921,p.216.

224.Haga aux Etats Généraux,in:HEERINGA,Bronnen tot Geschiedenis levantschen Handel,I,l,n o251,pp.532—533.

225.B.BENEDETTI,Intorno alle relazioni commerciali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 et di Norimberga,Venise,1864.

226.A.d.S.Venise,Dispacci,Inghilterra,2.

227.P.J.BLOK,Relazioni veneziane,1909;A.d.S.,Venise,Cinque Savii,3,f o35,7 février 1615,Edigio Overz reconnu consul des Pays-Bas.

228.Ibid.,144,f o74,30 avril 1616.

229.Gênes,28 février 1599,Archives de Gdansk,300—53/147.

230.De la collection 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le tome III,1951,rédigé par Joseph BILLIOUD,p.136 et sq.

231.Sur Lyon,outre René GASCON,R.GANDILHON,La politique économique de Louis XI,1941,p.236 et,vers 1573,Nicolas de NICOLAY,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ville de Lyon, éd.de 1883.

232.H.DROUOT,Mayenne et la Bourgogne,2 vol.,1937,I,p.3 et 4.

233.Le canal de Briare,commencé en 1604.

234.Emile COORNAERT,Les Français et le commerce international à Anvers,1961.

235.Frank SPOONER,L'économie mondiale et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en France,1493—1680,1956,p.275 et sq.

236.Henri HAUSER,《La question des prix et des monnaies en Bourgogne pendant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e siècle》,in:Annales de Bourgogne,1932.

237.Frank SPOONER,op.cit.,p.279.

238.A.YRONDELLE,《Orange,port rhodanien》,in:Tablettes d'Avignon et de Provence 9—16 juin 1928,tirage à part,1929.L'indication relative à l'année 1562 a été prise dans les Archives Communales d'Orange.

239.Le charbon peut aussi servir aux《chaufourniers》ou aux maréchaux ferrants,à la fabrique des armes,Achille BARDON,L'exploitation du bassin houiller d'Alais sous l'ancien régime,1898,p.13 et 15.Marseille importe du fer,du fer en ballons de Catalogne.A.des Bouches-du-Rhône.Amirauté de Marseille,B IX,14.Premier arrivage indique 300 ballons de fer venant de Collioure,le 2 mai 1609（le registre n'est pas folioté）.Donc,des forges.

240.D'après les portate de Livourne,A.d.S.Florence,Mediceo,2080.Voyez aussi Jakob STRIEDER.“Levantinische Handelsfahrten”,art.cit.,p.13.Je crois que l'historien allemand fait un contre-sens sur carisee.

241.E.LE ROY LADURIE,op.cit.,p.125.

242.J.F.NOBLE DE LA LAUZIERE,Abrégéchronologiquedel'histoired'Arles,1808,pp.393,420.

243.A.des B.du Rhône Amirauté de Marseille,B IX,198 ter.

244.N.de NICOLAY,op.cit.,p.164,175,188—189.

245.Voir note 5.

246.Jakob STRIEDER.art.cit.,passim;cf.aussi l'étude de Karl VERHEES,in:Viertelj,für S.u.W.Gesch.,1934,pp.235—244,sur les firmes allemandes présentes sur la place de Lyon（Arch.municipales de Lyon,H.H.292,no 14）;an total 73 firmes,24 de Nuremberg,35 d'Augsbourg,6 d'Ulm,6 de Strasbourg,1 de Constance,1 de Cologne,sans compter évidemment les commerces interposés.

247.Pour les Pays-Bas s'est posé avec acuité,surtout de 1550 à 1580,le gros problème de leurs liaisons arec la Méditerranée.Ce large problème n'est pas résolu par le petit exemple piémontais que nous avons à citer,mais peutêtre est-il ainsi assez curieusement éclairci sur un point de détail.En 1575,un accord n'était-il pas conclu entre le duc de Savoie,Emmanuel-Philibert et le gouvernement des Pays-Bas（P.EGIDI,Emmanuele Filiberto,1928,II,127）?On réduisait de moitié tous les droits sur les marchandises échangées et aussi sur les marchandises en transit.Dans les années précédentes,le duc de Savoie avait essａyé de donner de l'air à ses Etats par des accords avec Genéve et la Valteline（ibid.,p.127）,En même temps,il s'efforçait,avec un Espagnol,Vitale Sacerdoti,de nouer des relations avec le Levant et les Indes et,à cet effet,de s'accorder avec le Turc.Remarquons que ces premières négociations sont engagées en 1572,à une époque oú Venise（la guerre de la ligue va de 1571 à 1573）a des difficultés pour avancer ses affaires.La tentative d'Emmanuel Philibert ne réussira d'ailleurs pas;elle n'était possible qu'avce l'aide des marchands juifs;il essaya donc de les protéger et de les attirer mais,sur ce point,ne put vaincre l'opposition de Rome et de l'Espagne （1574）.N'empêche qu'il y eut là une politique commerciale à large rayon et l'idée,comme le note Pietro EGIDI,de détourner vers le Piémont et vers Nice une prartie de ces grands courants transcontinentaux qui soit par la France,soit par Milan,coulaient ainsi en bordure de l'Etat savoyard（ibid.,127）.

248.Voir la IIe partie,chapitre VI.

249.A.BRUN,Recherches historiques sur l'introduction du français dans les provinces du Midi,1923,cf.le compte rendu de Lucien FEBVRE,in:Rev.de Synthèse,1924.

250.Edmond BONNAFFE,Voyages et voyageurs dela Renaissance,1895,p.92,［1577］.

251.Yves RENOUARD,“Les relations économiques franco-italiennes à la rin du Moyen Age”,in:Cooperazione intellectuale,sept.-déc.1936,pp.53—75.

252.H.KRETSCHMAYR,op.cit.,II,p.378.

253.BRANTOME,Mémoires,éd.Mérimée,XII,p.263.

254.Gonzague TRUC,Léon X et son siècle,1941,p.127.

255.Cf.les belles remarques de Marc BLOCH sur les vieilles villes du Sud et les villes neuves du Nord,in:Revue historique,1931,p.133.

256.D.A.FARNIE,“The commercial Empire of the Atlantic,1607—1783”,in:The Economic History Riview,XV,1962,n o2,pp.205—206.

257.Pierre CHAUNU,Séville et l'Atlantique,1959,3 vol.

258.Frédéric MAURO,Le Portugal et l'Atlantique au XVIIesiècle,1570—1670,1960.

259.Laurent VITAL,Premier voyage de Charles Quint en Espagne,1881,pp.279—283.

260.Voir infra,II,p.264 et sq.

261.Musée Czartoryski,Cracovie,35.f o35,f o55,Valladolid,4 janvier 1523.

262.Robert RICARD,in:Bulletin Hispanique,1949,p.79.

263.Charles VERLINDEN,《Les origines coloniales de la civilisation atlantique.Antécédents et types de structures》,in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Histoire,1953.Cet article résume les autres articles du même auteur,p.382,n.4.

264.Voir infra,p.268.

265.Pierre GHAONU,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XVIe,XVIIe,XVIIIe siécles）.Introduction méthodologique et indices d' activité,1960.

266.G.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Lisbonne,1959.

267.Alice PIFFER CANABRAVA,O commercio portugues no Rio da Prata,1580—1640,São Paulo,1944.

268.D'après les premières conclusions du travail encore inédit de Marie HELMER sur les assurances maritimes de Burgos.

269.Renée DOEHAERD,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ntre Génes,la Belgique et l',Outremont,Bruxelles-Rome,1941,I,p.89.

270.G.de REPARAZ （hijo）,La época de los grandes descubrimientos españoles y portugueses,1931,p.90.

271.Dès 1549,A.BALLESTEROS,Historia de España,y su influencia en la historia universal,1927,IV,2,p.180.

272.Voir infra,p.438 et sq.

273.CODOIN,LV,pp.7—8.

274.André-E.SAYOUS,《Le rǒle des Génois lors des premiers mouvements réguliers d'affaires entre l'Espagne et le Nouveau Monde》,in C.R.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930.

275.Voir infra,pp.348,458 et sq.

276.Huguette et Pierre CHAUNU,op.cit.,V.p.169 et 170 notes 10,11 et 12.

277.R.BALLESTEROS,Historia de Espsña y su inrluencia en la historia universal,1926,t.IV,p.169.

278.Ibid.,p.200.

279.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History of England,op.cit.,p.361.

280.L.STONE,《Anatomy of Elisabethan Aristocracy》,in: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48,p.17.

281.Contarini au doge,Valladolid,24 novembre 1602.

282.Domenico SELLA,op.cit.,p.10,note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