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是找出16世纪的尺度和经济范围。本章宗旨也是吕西安·费弗尔的宗旨。他在其《拉伯雷》1最后一部分中，试图弄清16世纪的智力工具，测出它的大小，以便清除史家面临的那些错误的、歪曲的解答，因为它们与当时的可能性和知识水准有明显的矛盾。同样，扼要地显示一下什么是16世纪的经济工具和人类力量的限度，然后再研究人类从地中海这一开端所实际建造的东西，是有价值的。
1.距离，头号敌人
今天，我们觉得缺乏空间。在我们周围，空间正在缩小。在16世纪，空间过多，而且这笔财富在当时既是好处又是障碍。在文学一再重复的关于地中海的所有的题材中，有关“人类的能力的范围的海”的题材，是令人失望的题材之一。似乎人类的能力是一成不变的。可以肯定，地中海不在16世纪的人类的能力的范围内，因为16世纪的人类艰难地控制着地中海过于辽阔的空间，就像昨天，20世纪的人类没有很好地制服太平洋的疆域一样。
对写信者来说，信件往来费时甚多
要了解上述情况，只需听听那些为自己的生活搏斗的人的抱怨。一想到邮件传递旷日持久，写信的人没有不痛苦的，正如皇后向她兄弟菲利普二世吐露隐情时所说，“信件往来浪费时间”。2加尔文迟迟未复德尔维科的来信，3后来他在信中承认：“……想到信要在路上耽搁那么长的时间，我不由得几度懒于履行复信的义务……”如果信件很快到达，收信人就会感到吃惊。人文学者安托尼奥·格瓦拉在给他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您的信要经过从巴伦西亚到格拉纳达这么远的路程，但它从星期六发出，星期一便到达这里，真是神速。”在巴利亚多利德，寄给卡斯蒂利亚要塞司令的一封信也同样以创纪录的时间抵达：“它到达时就像鳟鱼一样新鲜。”安托尼奥·格瓦拉一直没有忘掉这个形象，因为几年以后，他写信给洛斯·韦莱侯爵说：“您的信来得更神速，比人们从巴约讷给我们带来的鲑鱼还要新鲜。”4这些例外情况跟往常一样正好证明了一般的规律。
那些人们认为心中思考重大问题的政治家和驻外大使们，常常为信件的到达和延误操心。唐·路易斯·雷克森斯1575年2月24日在安特卫普写信给菲利普二世派驻巴黎的大使唐·迪埃戈·德苏尼加说：“我不知道在阁下那里，从西班牙来的信的情况如何。至于我，自去年11月20日以来，就没有从国王那里得到任何有关荷兰事务的消息……为国王陛下效劳的事也因此深受损害。”5
邮件的到来或者即将到来的邮班，都是一桩苦事、一种烦扰。即使普通邮班也没有固定时刻，有的甚至没有固定日期。“我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待佛兰德日常邮差经过这儿”，昌托奈在1561年12月这样记载。6当然，这不仅仅是西班牙国王的大使们的烦扰。朗布耶红衣主教写信给查理九世时说：7“加速别人寄给我们的信件的传递是徒劳的，因为邮政部门的先生们在投递陛下——您是这样仁慈和伟大——的邮包时怯懦且漫不经心，使得这些邮包从宫廷到里昂往往要在途中走1个月或者6个星期，以致当我收到这些信件时，信件已经失去时效，执行信中命令的时机都常常非常令人惋惜地错过了。……”富克沃也有同样的抱怨。他于1567年1月在马德里写道8：“有五六个住在利翁湾的邮件押运员，他们戴着国王徽章，有时还为罗马教区主教送信。当他们上路送信时，就自称是内穆尔先生的人。这是为了从邮政局长那里得到更高的薪金。”但是，他们还为各国银行家传递紧急信件和钱款。例如，他们当中的一个“前几天遵照（西班牙）宫廷的指令很快把居住在利翁湾的热那亚银行家的信件带给热那亚人。”9然而，法国国王的信件仍然滞留在路上。这同另外一次一样，由于“朗德驻军长官”的缘故，信件的传递受到干扰，结果，总是信件的传递被难以置信地延误了。10亨利三世在西班牙的代理人隆格莱1584年2月指出，他已有两个星期没有得到他的政府的消息了，11，但是，“积压在布尔戈斯的（信件）却很多，这些信件都是从巴利亚多利德方面来的。”当时各类事故和事件非常多。这或者是上一个邮件押送员没把信件转交给下一个；12或者是正常的邮路被切断；或者是听说有强盗，邮件押送员就决定不再走夜路……每次在远处都会出现预料不到的故障。结果，那不勒斯总督得不到指示；菲利普二世的政府不了解荷兰事件的进展；驻马德里的威尼斯大使整整两个月得不到意大利的消息。13
这大概都是由于人的过失、环境的影响或者天气恶劣而产生的反常现象。可是，这种“反常”却一再发生，并使一贯紧张的形势更加恶化。与距离作斗争，仍然是费神的问题，但也是侥幸和运气的问题。在海上，如果顺水，一连几天好天气，人们就可以在一两个星期内做到别人6个月都做不到的事情。例如勒芒斯的伯龙用了13天从马尔马拉海到达威尼斯，而平时往往要花费半年时间。14同样，虽然在陆地上，相邻两地之间的距离要短一些，但是，由于战争、警报、下雨道路泥泞无法通行、下雪堵塞山口等，最合理的期限也不够。距离的长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十个、上百个不同的变化。任何人在出发或作出决定前，对他所需要的时间事先都没有把握。
事实上，16世纪的人对慢慢吞吞拖拖拉拉的现象已经逆来顺受。一封从西班牙到意大利的信既可以取道波尔多和里昂，也可以取道蒙彼利埃或尼斯。1601年4月，一封亨利四世派驻威尼斯的大使M.德维利埃给这位君王的信经布鲁塞尔抵达枫丹白露……15从1550年到1560年，葡萄牙国王派驻罗马的大使常常让他们的信件经由安特卫普发送。16这是因为邮件的行程时间不取决于邮路的长短，而取决于邮件押送员的质量和邮班的多少。此外，迟到或早到三四天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从来不去注意……1587年年底，当“贝亚恩亲王”的新教徒占领利穆赞时，在巴黎的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与菲利普二世政府之间的正常联系的道路被切断。邮件不得不改经新的路线发送。不幸的是，在这些新的路线上，沿途没有组织好的邮局。菲利普二世在告知他这些情况的信的空白处写道：“重要的不是争取早到四五天，而是信件发送要走可靠的路线，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时间短才是重要的。”17
海的大小幅度：几个创纪录的速度
我们可以利用的数字，彼此之间差别很大。此外，它们很少组成同一性质的系列。在扣除特别的航行速度（总之，根据这些速度，海的范围最小）的情况下，人们会得到一个处于纯净状态的关于距离的概念。18
每天200或200多公里的高速，几乎只有在天气晴好的海上航行19并且使用加固的帆桨战船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例如，奥地利的胡安1572年6月从墨西拿派遣的船只只用了6天时间就抵达加泰罗尼亚（帕拉莫）海岸。20当时情况很紧急，胡安无论如何也要使菲利普二世给他的命令——即命令他和他的舰队的主力停留在墨西拿待命——撤销。这艘武装精良的帆桨战船独航。根据托斯卡纳一则通讯说，这艘船一直向前航行，从未靠岸，21也就是说笔直前进。这种奇迹不是独一无二的。前两年的冬天（1570年12月），让·安德烈·多里亚从热那亚到帕拉莫只用了5天时间。当然，距离和速度都小些，但克服的困难可以与胡安相比。22同样，在60年前，1509年5月23日星期五，红衣主教西斯纳洛斯用1天时间跨越奥兰和卡塔赫纳之间的200公里的距离。这真是奇迹般的航行，好像风就在西斯纳洛斯的“袖子里”，听凭他的吩咐似的。23这几乎就是罗得岛与亚历山大港之间的“兴隆”的旅行的速度。据勒芒斯的伯龙24的记载，罗得岛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旅行需要三天三夜。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航行的都是一般的商船。
在陆地上，除了个别例外，最高的速度都并不高，但比海上的有规律，因此，对于邮政联系来说，尽管陆路比较昂贵，但仍然比水路更受人喜欢。欧洲的最高速度大概是由加布列尔·德塔锡邮政组织创造的。这条从意大利经蒂罗尔到布鲁塞尔的邮路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中间停留时间都减少到最低限度，尤其在艾费尔，人们一般都走众所周知的近道。这条道路的路线本身就是一个记录。走完这条路线的764公里用5天半时间，即每天大约走139公里。25这个速度还远远低于海上的特快速度，但是，它毕竟大大高于大陆道路的一般速度。例如，轰动一时的圣巴托罗缪之夜（1572年8月24日）的消息以每天不到100公里的速度从巴黎传到马德里。虽然这个消息于9月3日即到达巴塞罗那，但它在7日晚上才到达西班牙首都。26
注意跟踪重大消息的传播情况，是测算特别速度的另一个好方法。这些消息是长了翅膀的。
1570年9月9日尼科西亚被占领的消息，9月24日君士坦丁堡得知，10月26日威尼斯得知（经过拉古萨），12月19日马德里得知。27
1571年10月7日勒班陀战役的消息，10月18日传到威尼斯，24日传到那不勒斯，25日传到里昂，31日传到巴黎和马德里。28
1573年3月17日秘密缔结的土耳其—威尼斯和约，4月4日29就在威尼斯传开了，6日传到罗马，8日传到那不勒斯，17日传到巴勒莫和马德里。30
1574年8月25日拉古莱特和突尼斯被占领的消息，10月1日传到维也纳。当时肩负一项外交使命的皮埃尔·莱斯卡洛比埃，已经离开伊斯坦布尔，越过保加利亚、瓦拉几亚以及特兰西瓦尼亚，最后精疲力竭地抵达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这一消息使他困惑不解，因为5月15日，仅仅在他自己动身前两个星期，他亲眼看见土耳其的这支胜利舰队离开君士坦丁堡。31在他在路上行进的这段时间里，这支舰队做完了多少事啊！
把这些消息从尼科西亚、勒班陀、威尼斯以及突尼斯传播出去所用的时间，最多只能使人进行一些粗略的计算。因此，能够根据头一个例子就说地中海的长度为99天的路程吗？这数字是太大了。事实上，消息从尼科西亚这个被包围的岛屿透露出来也大费周折，而且可以肯定，威尼斯当时并不急于把消息传向西方。况且，任何测算，一旦被限制在一个唯一的数字里，就不会可靠，不会准确。特别是人们测算什么呢？消息的速度和信件的行走都只不过是与空间斗争的一个篇章。
平均速度
如果我们把那些创纪录的速度放在一边，去探索那些平均速度，困难要大得多。即使有文献资料可以确定这些平均速度，但当同样一次旅行持续的时间可以从1变成2、3、4甚至7或10的时候，难道这些平均速度还有很大的意义吗？重要的是这些旅行持续的时间的幅度，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巨大差异，因为这具有结构价值。运输的现代革命，不仅仅（以惊人的方式）提高了速度，而且还消除了自然的力量过去强加的不可靠性（这也很重要）。恶劣的天气今天只意味着或多或少的不舒服。除非发生事故，这种天气再也不会影响航行时刻表。但是，在16世纪，所有的航行时刻表都取决于气候条件。航行不规则的现象司空见惯，不足为奇。1610年1月来到英格兰的威尼斯大使，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在加来海峡整整等了14天。没有一艘船敢同这个大海对抗一下。32还有一个小例子：威尼斯1618年派驻素丹所在地的大使弗朗西斯科·孔塔里尼为渡过宽而浅的马里查河，用了6小时，而且还费了很大的劲。331609年6月，一艘抵达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船在恶劣的天气变好以前，不得不在希俄斯岛的圣安纳斯塔西亚开阔的海滩避风18天。34
因此，我们不应该对这些奇怪的平均速度以及它们虚假的简单性有过分的要求，过分相信。那么这些平均数还有什么优点呢？使事情简单化、引起想象、帮助我们回顾现代运输革命以前的岁月。这次革命的翻天覆地的影响我们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感觉到。重视这些平均速度，就是重新找到将要做一次旅行这件事，对菲利普二世时代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从君士坦丁堡渡海到亚历山大，包括中途停留，需要15天左右；不算中途停留，要8天时间。35从赫勒斯滂城堡的出口处出发到希俄斯岛，航行两天就足够了。361560年10月或11月间，一艘拉古萨船从墨西哥起航，9天之内便抵达亚历山大。这个航行的时限当时并没有被看成是个创纪录的速度。37
横渡地中海中心区所需的时间，随着季节、船舶和路线而变化。同一艘小木船从马耳他到柏柏里的的黎波里用9天时间；从的黎波里到墨西拿则要航行17天。381562年4月，一艘船用6天时间从的黎波里到达西西里岛南岸的夏卡。39从突尼斯到里窝那的一系列旅行（1600年1次，1608年2次，1609年8次，1610年2次）分别用了以下不同的航行时间：6天、7天、8天、9天、9天、9天、10天、11天、12天、13天、14天、20天，也就是说平均用了9天。两次最快的旅行（6天和7天）似乎是为了挫败种种预测。一次于1600年1月由一艘帆船完成；另一次由一艘“小船”于1609年7月完成。40
关于马赛和西班牙与北非之间跨海航行所用的时间，我们缺乏资料。这种旅行常常偷偷进行。法国国王的大使阿拉蒙在天气晴好时（至少是天气转好后的第二天）率领几艘国王的帆桨战船，用一个星期从巴利阿里群岛到达阿尔及尔。41阿尔及尔和里窝那之间的旅行，1609年有2次，1610年有1次。它们历时分别为13天、15天和5天。42从5天到15天，相差3倍。
在长距离航行方面，航行所需时间的差距一直很大。一艘威尼斯大帆船在1570年10月和11月之间，43从干地亚到奥特朗托用了12天；另一艘于1561年6月中旬从干地亚到加的斯，44几乎穿过整个地中海，用了一个月。然而，在1569年7月，两艘阿尔及尔帆桨战船却在海上航行了72天，才抵达君士坦丁堡。一艘于1564年1月7日从亚历山大出发的大帆船4月5日抵达墨西拿。它的航行历时88天。据一位历史学家说，15世纪从威尼斯到雅法的“正常”速度是在40天到50天这个范围内。45我们曾经发表过一份从威尼亚到朝圣地的旅行纪录统计。这些旅行平均所需时间要多些。46里窝那港口的吞吐记载47提供了一些详细情况。由亚历山大到里窝那的五次航行（1609年2次，1610年1次，1611年2次），分别提供了以下数字：23天、26天、29天、32天、56天，平均33天。从卡塔赫纳或阿利坎特到里窝那的8次航行（1609年5次，1610年3次）得出以下数据：7天、9天、9天、10天、15天、25天、30天、49天，平均19天。关于西班牙—里窝那—亚历山大这条航路的航行时间，如有必要可以算出总共需要52天。48但是，我们不能说这是平均数。
消息传递的弹性
（根据皮埃尔·萨尔代拉提供的材料）
续表
Ⅰ指与威尼斯有交往联系的地方；Ⅱ指观察到的实例数；Ⅲ指正常实例数；Ⅳ指最长时间（天）；Ⅴ指乘以权数的算术平均数（天）；Ⅵ指正常情况下所需天数；Ⅶ指最短时间（天）；Ⅷ指在最短时间的基础上（=100）计算的正常时间数，换句话说，最短时间与正常情况下所需时间的比例。
就平均数而言，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顺着经线的方向穿越地中海，需要一、两个星期；沿着纬线穿越地中海，就是二、三个月的问题了。附带说明一下，这些大小幅度到17世纪以至到以后的年代仍然没有变化。
信件的特殊情况
比起这些不能令人满意的近似的数据来，人们显然喜欢一系列均匀的计量数字。这就是那些政府、大使、商人和个人的信件（仍旧是它们）所提供的大量情况。从1497年到1532年，对威尼斯市政会议的活动情况始终了如指掌的马里诺·萨努多忠实地记载了信件和消息抵达的情况。总共有近万个可用的数据。这一大堆数据，经过皮埃尔·萨尔代拉49按照统计学的规则进行整理，终致有可能绘制出第539—540页上的表格，据此又绘制出546—547页的地图。即使如此，我们仍必须准确地解释说明这些传向威尼斯的消息的证据，并且不要对这些消息过分要求。
很明显，根据这些消息测定的空间是异质的，缺乏各向同性的同一性。如果把巴黎和威尼斯之间的距离作为半径，以威尼斯为圆心画一个圆圈，那么，人们就会画出一个各向同性的圆形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消息（像缓慢的光线一样）就会同样均匀地从圆周的各个点上朝中心传播。但是，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因为消息在天然障碍——阿尔卑斯山脉、加来海峡、大海等——前踏步不前。消息传递的速度，取决于人们的意愿、计算和需要。从1497年到1532年，威尼斯对法国国王的决定，对来自法国的传闻和消息都密切注视。这些珍贵的货物，从巴黎迅速运到威尼斯。
这些在传递移动中的消息，用平均速度来使之变得有规律性，并标在地图上，都只不过是人为的。实际上，这些消息的传递情况千变万化。传递时间之间的差距非常之大（见表格的第Ⅷ栏；最短的传递时间与正常情况下的传递时间的比例）。如果把最长的传递时间和最短的传递时间比较，那么差距就更加悬殊。稍稍有一点令人诧异的是：不规则的系数似乎与经过的路程成反比。此外，这个系数仍然在增大。但是，把大海的因素考虑进去，这种现象就是正常的。为什么扎拉创造了纪录就得到解释（从1到6）。事实上，扎拉具备了两个条件：一是离威尼斯近；二是航行条件会发生变化的亚得里亚海，把它与威尼斯隔开。
总而言之，以这些计算为基础，我们有了一个总的提纲，一个验证和比较的基础。这个提纲的唯一缺陷，或者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它的优点是：这样确定的时限比较快。这些时限表现了富裕的威尼斯的警惕性以及它的资财手段。它们同一个警报系统是符合一致的。对威尼斯来说，了解在巴黎、巴利亚多利德、君士坦丁堡所发生的事，不是为了满足好奇，而是出于精明的考虑。
如果我们转向别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信件往来的频繁、快速程度都大不相同。菲利普二世的办公桌上堆满来自欧洲各个城市的信件。信件最后一页的背面50照例都记着信件发出和到达的日期，这是同样珍贵的和更加难得的资料。成千上万个数据尚待作出耐心的统计。除了在科尔多瓦、里斯本、萨拉戈萨、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等地作过几次著名的旅行之外，菲利普二世于1559年从尼德兰回国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卡斯蒂利亚中心一步。关于通信人所在地点和信件传递的线路，虽然还有些不明确的地方，这些疑点是可以消除的。
利用这些数据，我们仍以威尼斯为坐标中心，再作一次与皮埃尔·萨尔代拉类似的计量，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根据16世纪末西班牙驻威尼斯代表的书信提到的40个实例，走完马德里和威尼斯之间的路程（就算它相当于萨努多所测量的巴利亚多利德和威尼斯之间的路程），所需的最短的时间是20天（萨努多的记载却是12天），最长的时间为85天（有一次长达145天，我们把这个反常的数字抛开了）。这里的非加权算术平均数为40天（而萨尔代拉的加权平均数是29天）。走完君士坦丁堡和威尼斯之间的这段路程，根据在相同年代里的16次观察，历时最短为29天，最长为72天，平均约41天半。51这一次，我们的数字与萨尔代拉的数字（他的数字确实是建立在更广泛的调查基础上的）更为接近，但仍比他的数字要高些。我们能否得出结论说，威尼斯和西班牙16世纪末在地中海中心轴线进行的往来联系不再像16世纪初那样困难和危险？由于根据不足，这样说恐怕是有风险的。
不管怎样，根据我们的计算和萨尔代拉的计算，威尼斯大致位于马德里（或巴利亚多利德）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半路上。我们算出的平均数是40天或41天半，萨努多算出的平均数是29天到37天。两段路加在一起，走完全程所需的时间为80天或66天。无论如何， 这比从亚历山大到里窝那所需的时间加上从里窝那到卡塔赫纳所需的时间52天这个数字还高。亚历山大和卡塔赫纳之间的路程不等于君士坦丁堡—威尼斯—马德里之间的路程，这个情况不能使我们的推理简单化52。因此，即使有政治家或商人的宝贵信件的帮助，我们也必须心悦诚服地承认，不可能把海洋测量得十分准确。
消息奇货可居
消息奇货可居，价值何止千金。弗拉拉公爵在威尼斯的代理人致函公爵说：“弗拉拉和威尼斯二城毗邻，任何一位信使送一封信要价不会少于1杜卡托。”5316世纪初，威尼斯与纽伦堡54之间送信的价格根据时间的长短而定，例如4天为58弗罗林，4天零6小时为50弗罗林；5天为48弗罗林，6天为25弗罗林（值得注意的是，萨尔代拉记载的创纪录的速度比这最后一个数字还要多2天）。很明显，这是在16世纪初为富商服务的超高速联络。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16世纪市场之间的差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悬殊。不管费用如何高昂，必要时日夜兼程，快速送信，算来还是值得的。后来，邮递事务日渐走上正轨。读了西蒙·鲁伊斯16世纪下半叶的信件后，人们得到的印象是，似乎当时已不像从前那样着重快速送信和传递消息。55专人送信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上涨，只有大银行家或者政府才付得起这笔开销。1560年7月14日，56菲利普二世派驻法国宫廷的大使昌托奈派遣了一个信使从沙特尔到托莱多，然后返回。这个信差总共跑了179个驿站，花费了358杜卡托（每站2杜卡托）。这笔巨款比帕多瓦或萨拉曼卡的大学教授的年薪还要高！驿站之间分别相隔10至12公里，如果信使以每天18古里注2757的速度跑完全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赶路大大超过了通常的创纪录速度……富人可以用金钱购买不人道的英勇行为。
总而言之，根据信件的传递速度测算地域间联系的缓慢程度，这显然是荒谬的。信件传递即使十分缓慢，由于信息的珍贵，总还是比其他运输手段更加迅速。
这也许已经是个理由，促使我们不再系统研究菲利普二世的官僚机构之间的信件往来，也不去调查商人西蒙·鲁伊斯的信件（大约有10万封）。58这些工作的确不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新情况。事实上，信件的传递取决于定期的航班和不定期的信使。从统计学材料看，后者不如前者重要。研究信件的投递，迟早总要找出那些定期邮班。它们的正式期限我们早已知道。塔西家族经营的邮传业保证在4月初到10月底期间，把信件在24天内从罗马送达马德里；在11月到3月底之间，即冬季，则在26天内送到。以上数字不是商人和驻外大使的信件的平均传递时间59（因为邮传业主的诺言极少履行），而只是正常速度的上限。根据这些速度，像巴伦宁·巴斯克斯·德普拉达那样，作几次抽象分析，60我们就可以预先计算（或预测）真实速度的高低幅度。
不投入计算的汪洋大海的第二个理由，而且是重要的理由是：仍旧以威尼斯为出发点，根据这个城市不断颁布与散发的公告——这些公告的许多手稿保存在国家档案馆和马尔奇阿拿，甚至在伦敦档案局——人们可以为17和18世纪绘制出与萨努多向我们提供的基本素材近似的图像。其中两张是弗兰克·斯普纳为1681—1701年和1733—1735年这两个时期制作的。这两张图标明威尼斯情报网覆盖的地区。61大体说来，消息在这些地区传递的速度等于1497—1532年的速度，比17世纪快些，但比18世纪慢些。
图28、29和30 消息传往威尼斯途中
按星期勾画的等时曲线大致表示送达信件所需的时间，三张草图上的线路都以威尼斯为中心。
第一张草图系皮埃尔·萨尔代拉据1550年（或更准确地说，1496至1553年）的研究成果绘制而成的（参看本章注49）。第二、三张草图系据伦敦档案局所收藏的威尼斯手抄小报绘制，材料是由弗兰克·斯普纳代我查找的。
平均速度越大，虚点表示的网络就越厚。
根据不同的轴线，三张草图之间的差异可能显得很大。原因在于：根据当时时局的紧急程度，信件的数量有多少的不同。总的来看，第三张图与第一张图是一致的，信件传递的速度缓慢，而第二张图表明，花费的时间有时要少得多。何况单凭图表还不能得出定论。速度按理应该在同一条等时曲线的范围内进行比较。但是这些范围在图上画得并不十分确切。如果把这个范围重叠起来，它们的面积看来大致相近，突出部分可由下陷部分相抵消。但要从面积算出每天的速度，这当然还不能不慎重从事。
这个结论没有任何含糊不清之处。我们曾经想在这些记录里，寻找一个16世纪特有的、反映当时经济形势的空间尺度。甚至在分析完成之前，我们就已猜到这个空间的量纲几乎是不变的；我们又一次面对着长期的结构。人类可以放手向空间进攻，可以把帆桨战船上的划桨折断，可以让驿马跑得精疲力竭，也可以幻想在海洋上乘风飞翔。但事实上，空间却用自己的惰性同人类对抗，而且不顾人类取得的暂时成功，每天向人类进行报复。当然，一些新纪录常常引起我们的好奇心，正如引起当代人的好奇心一样。例如查理九世的死讯13天后就从巴黎传到克拉科夫（这是苏利本人62告诉我们的）；“波兰国王”第二天就悄悄地离开了他的臣民。又例如，1544年1月弗朗索瓦一世的孙子诞生的消息仅两天就从枫丹白露飞到里昂（420公里）63；一个土耳其信使18天内从伊斯坦布尔到埃尔祖鲁，他一路上累垮好几匹坐骑。64所有这些最高纪录都有其价值。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记录。把它们同正常的平均速度进行比较是有用的65……但是，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16世纪以前和以后的平均速度相当接近（最高纪录也是如此）。在阿维尼翁诸教皇注28在位时期，66或者在15世纪上半世纪的威尼斯时代，67商品、小船和人的旅行速度同路易十四时代并无快慢的差别。只是到了18世纪末期，才有了大的变化和突破。
当前的比较
一位经济学家写道：“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人们最终会看到，在古罗马时代，如果使用最好的交通工具，‘世界’经济的范围可以在40天或60天内走遍。这个范围从直布罗陀海峡东海角延伸到帕提亚王国的边境；从莱茵河河口延伸到非洲沙漠的边缘。然而，今天（1939年），如果仅仅使用正常的货运方式，如果略去那些经济上不重要和没有交通工具的地区，也需要花40天到6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走遍现代世界经济的整个范围。”68
对于这些计量以及由同一作者提供的有关古罗马时代的陆路交通速度（大约每天50公里），我并不赞同。69但是，我们无望得到精确的计量，至多也只是找到一个数量级范围。就此而论，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等同于一千多年以前的罗马帝国那么大小。或者也可以说，16世纪的地中海大体上单独就抵得上1939年的整个世界。16世纪的地中海是辽阔的、巨大的，而且只有通过比较，它才称得上“具有人类的特性”，因为在16世纪，人类已经开始向大西洋、太平洋等其他庞然大物开战了。同这些庞然大物相比，地中海像是一头家畜。当然，我们还不能说它是20世纪的“湖”，游客和游艇在这个阳光明媚的胜地用几个小时就可以登陆，前不久的东方特别快车可以不间断地绕行一圈。要了解16世纪的地中海是什么样子，必须在思想上尽可能扩大它的范围，并且借助以往的旅行图景。作这种旅行在过去必须用几个月、几年乃至一生的时间。
如果进行比较，好的例子还是不少的。阿尔杜·赫胥黎在他的《环球之行》中描写的那些现代鞑靼商人的旅行就是一个例子。70他们在把钱袋装满了金币以后，翻过喜马拉雅山脉，来到克什米尔和印度。赫胥黎特地指出，这些金币在俄国革命之前值10个卢布。这是些多么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人们不禁联想到16世纪在叙利 亚的旅行。在地中海的另一端，来自不同世界的人不可能互相信任，因而既有交往，又有冲突。汇票在那里不能通用。所有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或者交付现金。到那里做生意必须像今天的鞑靼人一样，身上带足黄金或者白银。
说起中国，昨天还是内战为患，外国入侵，屠杀和饥荒频仍，在广大的地区，城市蜷缩在城墙内，一到晚上城门紧闭，这种景象使我联想起宗教战争时期的法国。难道能说这是危言耸听吗？一支游击队在城市间穿插行进，从四川一直到山东，居然不受任何损失。同样，在瓦卢瓦王朝最后几位国王的统治时期，一些外来的或者本地的亡命徒集团四出骚扰，把法国搞得人穷财尽。财富再多也经不起长期的消耗，虽说上帝作证，法国在16世纪十分富有，是一个真正的丰足的粮仓！乔瓦尼·博泰罗71对由国家养活的、正式或非正式招募来的士兵数量作了一番计算，感慨万端。这些士兵耗尽了16世纪辽阔的法国的脂膏。一份同一时期（1587年）的威尼斯文献资料提到，“身带武器的外国人像洪水泛滥，大量涌入法国。”72
我们很难想象地中海竟是何等辽阔，但以上这番绝妙的题外话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德国经济史学家在提到地中海的整个历史和现实时，喜欢称之为“经济世界”（Weltwirtschaft），但反复重申这个正统的术语，仍不足以说明地中海是个自成天地的“舞台世界”（Welttheater）。地中海长期自给自足，守着自己那个60尺的圈子，只是为了求得奢侈品才同外界交往，特别是同远东交往。重要的还是要弄清这个世界的范围大小，并说明这个范围何以决定着地中海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为做到这些，都必须尽力去想象。
帝国与距离
懂得距离的重要性，就是要重新认识16世纪帝国的治理所提出的种种问题。
首先，庞大的西班牙帝国在当时是个从事海陆运输的大国。除了需要不断调动军队外，它每天还要传递几百道命令和消息。菲利普二世的政策要求加强这种联系，随时调动军队，运送贵金属和寄发汇票。所有这些至关紧要的事反过来又说明了菲利普二世采取的相当一部分措施，说明法国对他来说为什么十分重要。关于法国，人们总是说它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的包围。但是，如果说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对法国是个外来的威胁，那么法国却从内部威胁着这个帝国。两种威胁究竟哪种更大呢？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二世治下的法国闭关自守，与哈布斯堡王朝为敌。查理五世皇帝一生中除了1540年在法国匆匆一过以外，只是隔得远远地在被包围的法国的周围来来去去。相反，在1559到1589年的30年间，法国的道路对菲利普二世的政治和财政机构多半开放了。菲利普二世寸步不离西班牙，只是待在他那张蜘蛛网的中心，其原因在于有千百条理由促使他那么做，卡斯蒂利亚在西班牙的财政和经济中具有首要地位，同美洲的联系生死攸关，另外也是由于法国的边界对他已不再完全关闭。
因此，坐在菲利普二世身边和帮他处理各种文件，就要反复衡量法国这一中间地带；了解那里的驿站设施以及哪些道路上有驿站，哪些道路上没有驿站；通过信件往来，记下法国宗教战争在不同地区造成的交通中断；计算出中断的范围、时间和严重程度；此外，还要了解银钱，特别是汇票，怎样绕道向交易所城市传送。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与空间作斗争的确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西班牙的领地分散在欧洲和世界各地，条件十分不利，因而消耗了极大的精力。然而，它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好地适应了这些强制性的任务，并且有组织地去完成这些任务。不管人们怎么说，西班牙帝国在运输、转移、传递方面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从16世纪60年代起，西班牙帝国在军队和物资运输方面出现了一个专家，此人名叫弗朗西斯科·德伊巴拉。对于此人以及才能与他不相上下的人作进一步的了解，恐怕会是有必要的。
历史学家过分看轻了西班牙的国家机构所面临的巨大任务。这些人一味指责国王是个“埋头文牍”、“办事拖拉”、“举步维艰”的官僚主义者。利摩日主教在1560年写道，73这位国王“事必躬亲，诚为一大美德”，“他一心忙于公务，整天待在文件堆里，连一小时也不放过”。74这位拼命工作的国王，在过了25年之后，不听希望有所创新的格朗弗勒红衣主教75的劝告，仍然以超人的精力处理各种事务。76
因此，对西班牙的种种“缓慢”，必须加以区别。有邮件往返的缓慢，消息到得较慢，复信和命令传送速度也慢。世界各国政府都有同样的情况，不过西班牙政府更严重。但是，在要跨越的空间和距离相等的情况下，它大体上与其他国家的政府相当。西班牙王国的弱点，也是其他国家的弱点。土耳其帝国同样也集缓慢、拖拉之大成。例如，从君士坦丁堡到亚得里亚海，或者到科托尔，或者到斯普利特，紧着走也要16至17天。77黑海的航行变化不定，行期难以预料。在爱琴海——土耳其人称之为白海——最高速度也低得可怜。还是在1686年（确切说在12月份），一艘土耳其帆桨战船从君士坦丁堡驶抵内格勒蓬用了8天时间。78这是一条值得重视的信息。苏里曼帕夏的船队于1538年穿过红海，79需要两个月。距离不能缩短。想缩短也纯属徒劳，几百年来也从未变动过。佩戈洛蒂在其《经商实践》（1348年）一书中指出，从特拉布松到大不里士，商人骑马需12至13天；骡马商队需30到32天。1850年，奥地利驻特拉布松的领事格德尔声称，骡马商队走这同样一段路程，“在道路状况良好时”需要27到30天。80
缓慢的第二个原因是发送命令之前的磋商和审议。当时的人见证是一致的。在办事沉着镇定、善于掩饰和轻易不下决断的西班牙，法国人、意大利人觉得与当地人的气质格格不入。我们不能保证这个被人多次描绘的形象是正确的。外国人对西班牙的认识往往带有成见，传播的形象也往往带有虚假的成分。然而，西班牙政府，或者像利摩日主教所说的“这个国家的慢条斯理”，81似乎是无可争辩的。当人们于1587年在罗马获悉特拉克在加的斯城的战绩时，教皇惊叹道：“西班牙国王陛下胸襟狭窄，凡事都犹豫不决，坐失良机。”在巴黎，“责难不仅十分尖刻，而且到处渲染，并说西班牙国王的宝剑不如英格兰女王的纺锤”。82
毫无疑问，这是恶意中伤。然而，如果还拿外交信函来看，法国政府办事似乎比较迅速及时。过错难道就在于马德里的所有信函都要经国王亲自过问吗？由于西班牙的海外扩张活动的范围比法国（或英格兰）广阔得多，菲利普二世在作出决定之前，就要等待来自更为遥远的地方的各种意见。这样，我们就能把决策迟缓的两方面原因联系起来。除了本身办事拖拉之外，西班牙还要远涉重洋——大西洋、印度洋甚至太平洋——机器的运转势必缓慢。事实上，作为第一个具有世界规模的经济和政治大国，西班牙的国家机器却未能适应这一需求。这就是西班牙的心脏跳动的节奏比其他各国要慢的原因之一。从1580年起，在西班牙征服了葡萄牙之后，这个节奏更慢了。佛罗伦萨人萨塞蒂曾于1585年抵达东印度，他的珍贵的信件一直保存至今。我们不妨同他一起回想当时的情景。1585年1月27日，他从科钦写信给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皮耶罗·韦托里说，如果人们考虑到必须进行历时七个月的海上航行，考虑到“每顿饭只有干粮、咸水，八九百人挤在一块小地方，要受饥饿、干渴、晕船和生活不便的折磨”，83就很少会有人对前往印度感兴趣了。可是现在，人们却见船就想上去……西班牙国王的命令，也不得不经历这七个月的旅行和许多其他的东西。
毫无疑问，西班牙同距离进行的搏斗，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它比其他任何搏斗都更好地展示了“16世纪的尺度”。
克洛德·迪布尔的三次使命（1576和1577年）
试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上述一点。这一例子说到一个名叫克洛德·迪布尔的法国冒险家，此人怪诞不经，神秘莫测。究竟说他是小有能耐或者只是行为乖张呢？倘若法国国立图书馆对许多未发表的资料作番调查，问题也许就能迎刃而解……
我们这里感兴趣的并不是迪布尔本人，而是他的三次相当奇特的西班牙之行：第一次是1576年5月；第二次是同年9月和10月之间；第三次是1577年7月和8月之间。前两次他是受托代表阿朗松公爵的利益，其中夹带了许多想当然的成分。他以亲王名义提出与菲利普二世的一位公主缔结婚约。如果婚约成立，公主将把尼德兰作为嫁妆带到夫家。第三次（人们再三读了有关材料才敢相信）迪布尔是以亨利·德·贝亚恩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向西班牙国王请求借款并要他促成亨利·德·贝亚恩的妹妹与萨瓦亲王的婚事。这三次荒诞不经的使命中的任何一次都可能带来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这场滑稽戏最后激起了法国大使圣·古阿尔的愤怒。
第一次，克洛德·迪布尔给他的主人带回一封措辞含糊的复信。他自己得到一条金链条，价值400杜卡托。第二次旅行时，西班牙国王企图避而不见。国王在1576年10月4日给驻巴黎大使的信中说：“特别在接到你7月30日和8月13日的信之后，我相信克洛德·迪布尔不会再回来。”但是，这个不受欢迎的人9月2日又出现在巴塞罗那。阻止他再找麻烦，至少是避免同法国国王的大使把事情闹大，在一切都靠书信办事的时候，传送命令已经来不及了。萨亚斯写了两三封信，但是克洛德·迪布尔置若罔闻，四处钻营。菲利普二世写道：“当我正从埃斯科利亚尔宫前往普拉多宫时，9月22日早晨，他在加拉帕加尔拦住了我的去路，交给我一封阿朗松公爵8月19日写的亲笔信，并且比第一次更加坦率地向我提议就公爵和我的一位公主缔结婚约之事举行谈判。我让阿尔贝公爵作了答复……”对以后的事，我们就不再感兴趣了。
孤身一人，而且还不受欢迎，居然能在西班牙到处钻营活动，并且在受到保卫部门注意之后，还能逃脱检查和阻截，最后出现在菲利普二世本人面前。发生这样的事，只有在慢慢吞吞的当时，方才可能。84
距离和经济
一切活动都会遇到自然距离的抵制，都要受到它的束缚和调节。地中海经济的发展注定是多灾多难，历尽艰辛，步履缓慢。因而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从距离的角度进行考察。
即使是作为享有特殊待遇的商品的汇票，也逃脱不了这个普遍的惰性规律。所有的汇兑市场都把汇票本身规定的付款期限同汇票在传递途中的时间算在一起。在16世纪初，从热那亚发出的汇票，85到达比萨的时间是5天；到米兰是6天；到加埃塔、阿维尼翁和罗马是10天；到安科纳是15天；到巴塞罗那是20天；到巴伦西亚和蒙彼利埃是30天；到布鲁日是2个月；到伦敦是3个月……现金传送速度更慢。16世纪下半叶，船队到达塞维利亚已成为当时欧洲、地中海和世界经济的主导因素。根据胡塞·詹蒂尔·达西尔瓦绘制的略图，我们有可能逐年观察每批白银的运输情况，这些白银将充实货币储备，并按照一张到站时刻表从一个西方城市流到另一个西方城市。86对于货物来说，存在着同样的困难。它们流通缓慢，在仓库积压很久，转手或快或慢。佛罗伦萨进口西班牙的羊毛，从采购羊毛到加工成呢绒需要好几个月，87再把产品运送到埃及、纽伦堡等地的顾客手里，有时竟要几年时间。我们已经举了波兰的小麦和黑麦的典型事例。这些谷物收获后一年出售，再过半年到一年食用。如果运到地中海地区，时间就会更长了。88
更何况，货物在完成预定的长途运输之后，还有种种耽搁。在阿布鲁齐的阿奎拉，活跃的藏红花贸易每年都要商人们进行通力合作。藏红花从来都不是单独送往市场中。它必须装在亚麻袋里（8只亚麻袋算1个运送单位）。亚麻袋本身又得4只1捆包上皮套。此外，贷款要靠阿奎拉造币厂使用铜条铸造小钱币“卡瓦利”（cavali）和“卡瓦吕齐”（cavaluzzi）支付。因此，只有在德意志的亚麻布和铜板以及匈牙利的成捆的皮革89及时运到的情况下，藏红花才能启运（反之亦然）。所有这样条件必须同等具备。同样，在黎凡特地区，香料、胡椒、药物、丝绸、棉花要与西方的银币和毛织品相会合。在从拉古萨到威尼斯，再到安特卫普和到伦敦的这条路上，我们对贡多拉家族从事的货物交换有点滴的了解。贡多拉是拉古萨人，其家族成员分别在拉古萨、安科纳、威尼斯（后来似乎又在墨西拿）， 以及在交换的枢纽伦敦定居。他们用从黎凡特地区进口的葡萄干（受英语的影响，意大利文的葡萄干uve passe被写成curanti）和销路不佳的念珠串换取英格兰农村制造的粗呢绒。运输既通过海路也通过陆路，经安科纳或威尼斯。但是，买卖成交极其缓慢，因而在1545年，必须通过萨尔维亚蒂家族的驿站，利用里昂的汇兑，结清未了的账目……90
流通渠道不通在当时是普遍的弊病。货物、现金和汇票在两个方向来来往往，互相交错，互相会合，或者相互等待。每个商业城市都不间断地依靠多变的商情为生，确切地说，不间断地在商品、货币和汇票方面互相调剂余缺。流通渠道不畅使商品、钱币和汇票在途中长期滞留。每个商人当然都希望尽快收回投资。这在一场周而复始的赌博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王牌。毫无疑问，16世纪私营银行的悲剧起因于它们把顾客的存款轻率地投入过于缓慢的商品流通中。一旦发生危机或恐慌，他们无法在几天内偿还存款，因为钱款还在旅途中，由地域造成的流转缓慢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时间就是金钱，因不停地写信而被“墨水弄脏了手指”的商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惯用说法当时已开始流行。1590年3月，侨居佛罗伦萨的西班牙人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为一艘大帆桨船延迟到达而大发雷霆，因为“误了时间，也就丢了市场”。91明智的做法往往是把自己的赌注（钱或货物）分别押在几个行期不同的流通渠道，或者分放在同一行程的几条船上，再不然就选择最短的流通渠道，尽快收回本息。17世纪初，商人们对便利的波河水道不太感兴趣，宁可取道威尼斯的陆路。不错，一名爱唠叨的威尼斯人说，92水路“总是既方便又合算，不像陆路那样开销大、麻烦多和危险大”。可是，沿河的关卡实在太多，每过一地都得停船，接受检查和勒索，尤其是还耽搁时间。否则，陆路费用和水路费用最终是互相平衡的。
任何人都不想浪费时间。某个威尼斯商人之所以从15世纪起就愿意从事叙利亚的棉花贸易，93那是因为去叙利亚做生意只需要六七个月便可成交，这比长途跋涉到英格兰或佛兰德去要快得多。只有热那亚人——当时最大的、最能干的和最幸运的资本家——才有能力支付从塞维利亚穿越大西洋的费用94。这真是一项规模巨大的业务！为了在里斯本和印度洋之间建立规模更大的定期商业联系，葡萄牙国家使用其全部影响，直接参与其事，国王自己也做胡椒生意。过了不久，就不足以胜任使命。经商的范围越远，要投放的资金必然越多，资金受旅行束缚的时间越长。如果没有15世纪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资本的事先集中，从塞维利亚到美洲或从里斯本到亚洲的海路贸易是不可能的。95
这些远程贸易，总是包含着某些壮举，航海者的壮举。1662年7月，一艘西印度群岛大帆船抵达里斯本外几海里处。船上的黄金价值200多万杜卡托，但船员只剩下30个人。正是这艘疲惫不堪的船只，被英格兰海盗不费吹灰之力在帆桨战船的眼皮之下劫走。961614年9月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结局不算最坏）：从“西印度群岛”开来的一艘船到达里斯本附近，载有黄金百万，船上原有的300人中，尚有16人幸存。97最罕见的事例发生在太平洋：1657年5月，一艘大帆桨船从马尼拉返航阿卡普尔科，船员竟无一人生还。98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仍在船上。 这艘幽灵般的船舶自己回到港口。
另外还有金钱的壮举，这在后面还会谈到。远程贸易必须动用巨大的财力。这从商业城市始终不平稳的发展节奏中可以看出。例如，1464年3月，99叙利亚的帆桨战船几乎把威尼斯的货币搬运一空。威尼斯的现金储备全在海上随波漂泊，留下了一座暂时失血的和突然瘫痪的城市。100年以后，血气方刚的塞维利亚也显现出相同的景象。“西印度群岛”船队尚未起航（船队1563年3月24日至29日才通过桑卢卡尔的沙洲）100，西蒙·鲁伊斯的代理商就于2月15日从塞维利亚写信给他说101：“几天来，这里的商界，无论出价多高，也借不到一个里亚尔了。”为了买进准备发运的最后一批货物，商界已用尽自己所有的钱财，而且必须等到船队返回时，银根才会重新松动。就在前一年，即1562年，由于船队迟迟不归，债台高筑的商人被迫不惜一切代价去借贷。一封官方信函记载说：102“一个月以来，汇票兑现竟要亏损4.5%，这一切都有利于外国人……”这时，坎波城交易会的付款期限已到：但愿国王陛下延长付款期，拯救商人吧！
交易会——经济生活的补充网络
商业城市是决定经济生活的发动机：它打破了地域的阻隔，展开了大规模的流通。根据当时所能达到的速度，流通好不容易终于战胜了距离。除了商业城市的活动外，还有其他的活动，首先是交易会的活动。谈到交易会，人们几乎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城市，临时性的商业城市。就像城市本身一样，交易会之间的差别也很大：一些是小型的，其他是中型的；某几个是大型的，而且当时都正由商品交易会向汇兑交易会演变。103但是，在这些领域内，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香巴尼交易会在14世纪消失了，但后来又在索恩河畔沙龙，在日内瓦，最后在里昂等地复活。在城市经济十分活跃的意大利北部和尼德兰，16世纪还很兴旺的交易会，开始走向衰落。就是在交易会仍然存在的地方，例如在威尼斯，交易所最多只不过是一种陪衬装饰而已。在耶稣升天节这天，圣马克广场举行一个恰好以宗教节日命名的“桑萨”104交易会，届时有盛大庆祝活动以及总督娶大海为妻的隆重仪式。但圣马克广场已经不再是威尼斯的心脏了。威尼斯的心脏在里亚托的广场和大桥跳动。
在城市（或称商埠）同交易会的这场对话中，不间断地工作的城市（佛罗伦萨每星期六公布一次汇率）久而久之必然压倒交易会这种例外的聚会……虽说如此，但任何演变都不是单向的。意外的以及反向发展仍然是可能的。从资本主义的历史观点来看，所谓的贝桑松汇兑交易会1579年在意大利北部皮亚琴察的开张，是16世纪最重大的事件。皮亚琴察许多年来始终是主宰地中海地区乃至整个西方经济的“心脏”。关于这个重大事件，我们以后再谈。实际上，决定西方物质生活的节奏的，不是热那亚这个城市，而是每年上百名商人在皮亚琴察的四次不引人注目的集会。有位威尼斯人不无夸大地说，在集会上，大家只交换票据，一个里亚尔也见不到。105然而，全部血液循环——动脉的血和静脉的血——都要经过这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心脏。汇进和汇出、债务和债权、清欠和退款、黄金和白银、对称和不对称，所有这些都由心脏作出安排；否则交换就会失去其意义和活力。
然而，在较低的水平上，地方交易会也发挥作用，其性质实际上与里昂、坎波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以及后来的莱比锡这些最辉煌的商品交易会相同。经过近期的研究考察，这些不计其数的区域性交易会、106萨莱诺交易会、107阿韦尔萨交易会、卢切拉交易会、卡拉布里亚的雷焦交易会；教皇国有雷卡纳蒂交易会和西尼加交易会；另外有伦巴第各地的交易会。108这里尚未包括威尼斯准许在贝加莫或在布雷西亚和蒂罗尔举办的交易会、17世纪相当兴旺的波尔萨诺交易会、109叙利亚的杰卜莱海上交易会、大马士革以南100英里处内陆大沙漠中的莫扎里商队交易会110……我们还没有算上那些刚从普通集市演变而成的一周举行一次的小型交易会。这些小型交易会在西方或巴尔干地区简直多得密密麻麻。111约在1575至1580年间，单是新卡斯蒂利亚就有22个活跃的交易会112；在葡萄牙则有几十个之多113。所有的交易会，包括最不起眼的在内，都是匆忙建设起来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例如在坎波城，前不久还只有一条街和一个大广场；或像在兰恰诺那样，只是城外有一块宽阔的空地114。这些交易会热火朝天的活动只持续半个月，或三个星期，或最多一个月。在阿拉贡的达洛卡，交易会从基督圣体节那天开始；一位论派的教士把圣餐面饼摆到了教堂外面（1581年5月，一些年轻威尼斯旅行者自信地说，面饼是耶稣的身体和血变来的）。这个历时八天的交易会聚集了大批商人，出售能耕地、驮载或能拉车的骡子115。顺便指出，这些牲口还能拉“西班牙的双轮货车”。
节日过后，一切恢复正常。拆下的布景运往远方，活像是可以自行移动的波将金式村庄。商人、货物、牲口从一个城市转移到邻近的城市。一个交易会刚刚结束，另一个交易会又开始了。七八名佛兰德商人1567年9月离开兰恰诺的“八月”交易会，还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及时赶到同月21日在索伦托开始的第二个交易会。116一份那不勒斯的文献资料提到，1171567年4月118，斯佩朗扎·德拉·马卡尔“带着伙计”周游各地，无疑是为了赶各种交易会，出售服饰用品、丝绸被单、饰带、119金银丝线、梳子、无边软帽……他出售的西班牙帽子风行一时，群起模仿，并且传到那不勒斯。总之，他使所有顾客感到满意。
在这些交易会上，总会有一些熟悉汇兑和信贷活动的大商人（在兰恰诺还找到了整包整包的汇票），他们还采购香料、药品、布匹等货物。但在1578年3月120的里昂——据酒店的老板们说——“如果有一个商人骑马来到集市，并有钱住上好房间的话，那么就有十个商人步行前来，并乐意光顾小客店。”交易会也接待地位最低的小贩。他们是乡村生活的真正代表。乡村提供的产品有家畜、肥肉、成桶的咸肉、皮革、奶酪、新木桶、杏仁、干无花果、苹果、普通葡萄酒以及“芒雅格拉”一类的名牌葡萄酒、成桶的鳀鱼和沙丁鱼以及生丝等。在辽阔的景色如画的那不勒斯王国，重要的是要让商业大路、乡村小路、骡马小道以及兰恰诺后侧由山间小溪冲刷而成的“羊肠小道”会合起来。很明显，这有助于商品的交换和流通，最后还有助于大量既用现金又用实物进行的交易活动。免纳通行税对这种大规模交易有利，因为地域也是形形色色的关卡121……
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观察，景象都是相同的。在新卡斯蒂利亚的瓜达哈拉省境内，唐迪拉122在1580年左右还不很出名。根据一位地理学家的回忆，这个村庄位于卡尔德里纳山麓，向北面对瓜迪亚纳河岸（这条河经雷阿尔城和巴达霍斯，流往葡萄牙）。当时这只是一个有700户人家、近3000居民的属于领主的大市镇。然而，每年冬末春初，这个大市镇在圣马蒂约河畔，举行两次交易会中的一次，为期一月，汇集的人之多平时罕见。交易会举办的时机很好：手工业者在整个冬天织造他们的呢绒，而这又是当年的第一个交易会。商人从所有邻近的城市赶来参加。其中甚至还有来自马德里、托莱多、塞哥维亚和昆卡等地的批发商人，再加上贩卖布匹棉绒的比斯开商人和葡萄牙人。后者在这里人数众多，“超过卡斯蒂利亚任何其他交易会”。人群自八方汇聚，店铺如雨后春笋：这种景象令人想起格拉纳达的阿尔卡伊切里亚。123此外，商品非常之多。有来自各地的各种呢绒，有绸缎、香料、药品、巴西木、象牙、金银珠宝和日常用品……至于唐迪拉伯爵，他照例收取消费税，税率很低，只有3%，每年收入达12万马拉维迪。由此可以算出贸易总额为4000万马拉维迪，即10多万杜卡托。这样就把一些平时处于封闭状态的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打得粉碎，也使“民族市场”的形成或至少是开创成为可能。
小范围经济区
事实上，地中海布满了半封闭的经济区。这些大小不等、自成一统的世界各有不计其数的地方性尺度，各有自己的服装和方言。经济区的数量十分可观。大体上说，撒丁岛和科西嘉岛置身于大规模的贸易往来之外。在撒丁岛124，农民从来想不到生产更多的东西，从不会冒险种植新作物或抛弃旧的耕作方法。他们实行刀耕火种，不让土地休耕。在某些地区，例如在东部海岸的奥罗塞和波萨达，以及在北部的加卢拉，直到1860年还见不到车辆。贸易“始终是在马背上进行的”。125在16世纪，以牧业而不是以农业为主的撒丁岛还不知道什么是货币。从1557年起定居在卡利亚里的耶稣会神甫收到大量实物礼品：家禽、面包、小山羊皮、阉鸡或乳猪、鸽子、羊、优质葡萄酒、牛犊等。神甫们在一封信中提到：126“然而，他们施舍给我们钱币，从来不到10埃居。”
在科西嘉岛，每个市镇都是岛中之岛，与位于山峦另一侧的山谷没有来往。在阿雅克肖背后有克鲁齐尼、博科尼亚诺和巴斯特科卡三个市镇，那里的人相互很少往来，127因而他们不得不生产一切，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同时食用猪油和橄榄油。服装是用农民在自己家里生产的呢绒制作的。当热那亚商人企图把这种呢料摆到店铺出售时，农民纷纷提出抗议。科西嘉岛还抱怨热那亚当局，没有促进岛内地区间的贸易。热那亚难道应该对此负责吗128？其实地理、地形以及道路难行，才真正应该负责，因为它们始终妨碍着贸易的发展。几乎整个岛屿都处于货币经济网之外。那里的税可以用小麦、粟子、蚕茧、食油和干菜等来交纳。教人识字的老师，每年一般能得到两大盆粮食（在20到40升之间）。16世纪的一位科西嘉历史学家在谈到1582年的饥荒时说，在这些条件下，“尽管粮食如此昂贵，每墨拉粮食也未超过4斯库迪注29，因为岛上缺乏货币。如果有大量货币，价格就会涨到8斯库迪以上……”。129
西西里是个富裕的岛屿，但岛内的交通状况不比科西嘉好。为修桥筑路缴纳的税款被政府挪作他用，因而在18世纪之前，西西里岛内地的大路始终得不到保养。直到1726年，凡愿意到岛屿内地开设店铺的商人都享有优惠。130所以，16世纪西西里岛的民用呢绒，同科西嘉岛一样，是由农民就地制造的，我们对此不会感到奇怪。131
上阿拉贡的哈卡也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地区。生产一切产品是当地的理想和必需：小麦（水浇地的小麦或丘陵区的小麦）、葡萄（不管土质、土地朝向和海拔高度是否适应这种作物）、油橄榄（尽管山区常有严重的低温和霜冻）以及不可缺少的蔬菜。经济学家伊尼亚奇奥·德阿索在两个世纪之后还称赞其质佳味美。要穿衣，农民自纺的呢绒是不缺的。这就是享有盛名的阿拉贡呢绒。到了18世纪，在某些山区，还有以小麦换取食油的实物交换。在韦斯卡地区，烹饪材料既用植物油，也用羊奶油脂。132从《地方志》133——奉菲利普二世之命，曾于1575年和1577年进行了可贵的调查——看到，卡斯蒂利亚地区提供了一些小范围经济区的例子。对于这些村庄来说，生活就是消费本村生产的物品，很少向邻村要油、酒、小麦……通过对旧卡斯蒂利亚制度进行的研究，人们可以看到，只要土地和气候条件允许，16世纪实行多种作物种植，即使气候寒冷，油橄榄树也到处都有。134既然力求自给自足，金钱便极少出现，而且出现后也很快消失。
这些古老的经济的封闭状态越成为一条规律，突然冒出的黄金或白银就越值钱。据一个威尼斯人1558年的记载，撒丁岛的生活费用比意大利便宜四至五倍。135这显然是就那些钱袋充足的人而言。同样，一艘威尼斯船由于偶然的原因，于1609年耶稣升天节那天，在伊斯特拉半岛普拉附近的一个叫法扎纳的小港口靠岸。乘客和船员上岸之后，发现当地什么东西都很丰富。牛肉3索尔迪1磅，小山羊40索尔迪1头；食油3索尔迪1磅。面包和葡萄酒的价钱也很低廉。一个旅客说：“总之，食品极其便宜。”136确实，在地中海地区（如同欧洲一样），这些价格低廉的世外之地分布十分稠密。
在西欧，价格低廉的地区一般都很狭小。往东方向，这类地区有的幅员辽阔，巴尔干就是如此。无论是农产品、腌货或者干肉，它们都能自给自足。137布斯拜克1555年夏天在贝尔格莱德写道：138“……这里所有物品都很便宜，给我们端来的鱼足够40人作晚餐，而我只付了半塔兰……”所以，拉古萨人、威尼斯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都来巴尔干这个巨大而有利可图的市场收购食物……每当有人捣乱，他们就会十分恼怒。1582年1月，一个叫法比奥·卡纳尔的威尼斯人曾向“十人会议”强烈抱怨斯帕拉托腹地马价大幅度上涨。法国人大量抢购马匹（由于我国的内战），应对新出现的这一可悲事态负责。139
这些狭窄的或者广阔的、几乎尚未进入货币经济的地区的大量存在，不是地中海独一无二的特征。在德意志的波罗的海沿岸，在爱沙尼亚的列瓦尔，在芬兰，都有同样的现象，而且往往还更加突出。1590年12月，一个威尼斯人前往波兰。他在维也纳储备了一切，甚至还买了蜡烛。140他这么做是有道理的。141在法国，旅行者的游记中就有上百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人们能够想象有比布列塔尼更落后、更不方便的省份吗？1532年2月，弗朗索瓦一世不顾整个宫廷的反对，“坚持要去布列塔尼旅行，并果真去了；在宫廷看来，去布列塔尼旅行就像去地狱一样。”142英格兰的景象也同样令人憎恶。在克伦威尔时期，143只要一离开主要的交通干线，眼前就是森林丛生的或覆盖着腐蚀土的古老荒野，那里的人仍然以流浪为生。至于苏格兰或爱尔兰，那就更不用说了！144因此，我们这里评论的不单是地中海地区，而是整个16世纪。在当时，货币经济很不发达，人还无力顾及一切。尤其是，旧经济制度既不随着16世纪的开始而开始，也不随着这一世纪的结束而结束。
然而，最封闭的经济也会让涓涓细流逸出。根据马克·布洛赫的劝告，我们对关于封闭经济的仓促论断不可轻信。即使科西嘉的市镇，也通过牧羊人同外界保持往来。而且在条件许可时，用猪或粟子换取食油、布匹或现金……我们在别处谈到岛屿时，曾经指出宽广的撒丁岛对地中海世界并不是完全关闭的。145至于西西里岛的粮仓和卡斯蒂利亚的羊毛国际市场，这里就更不用去多说了。
相反，对那些非常偏僻以致显得自我封闭的地区，例如韦斯卡和整个上阿拉贡，强调指出这一点是有益的。然而，人们怎能忘记，有一条坎佛朗克大道就在韦斯卡境内穿过呢？从中世纪起，吉耶讷的葡萄酒和英格兰的呢绒146就经这条大道运输；到了15和16世纪，德意志商人去萨拉哥萨从事藏红花贸易，还常走这条路。人们不会忘记，甜酥梨和红皮苹果147（这种苹果在贝亚恩被称为“神果”）可能正是从比利牛斯山彼侧的贝亚恩移植到哈卡的果园来的。人们不会忘记，阿拉贡的小麦从前经埃布罗河向南运往托尔托萨，而加泰罗尼亚到了16世纪还求助于阿拉贡的小麦供应；哈卡很久以前就有钱币；148土法织造的哈卡呢绒远销到阿拉贡以外的地方149；最后同样重要的是，阿拉贡于16世纪并入卡斯蒂利亚；菲利普二世时代的一位阿拉贡贵族用卡斯蒂利亚文写他的家庭日记账。以上种种情况，人们难道能够忘记吗？150正是通过我们所了解的以上几条渠道以及其他渠道，荒芜贫穷的阿拉贡对外部的广阔天地打开着门户。
此外，先进国家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对话是无法避免的。昨天和今天一样，没有水平的差别，或者说没有电位的差别，就没有经济生活。热那亚商人来到科西嘉的各个城市，是由于一条带有强制性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这同威尼斯人前往阿勒颇或霍尔木兹海峡，拉古萨人前往于斯屈布、索非亚、特梅斯瓦尔或新帕扎尔，纽伦堡商人前往波希米亚或萨克森的情况一样。目的在于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和生活费用。151城市不能没有那些位于它们的门口的贫穷地区（并且不管它们是有意还是无意，总是让这些地区保持贫穷状态）。每个城市，不论怎样繁荣昌盛——例如佛罗伦萨——都必须在其四周方圆3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取得供应。152佛罗伦萨从这个圆圈里得到需要的木材、食油、蔬菜、家禽、数量大得不可思议的葡萄酒、野味以及农民送上门来出售的成串的鸟类。153由此产生了从最活跃的经济到最迟钝的各种经济形态的混合。巴利亚多利德之所以生活舒适，154那是因为富有的铁拉德坎波就在它的城门外。塞哥维亚从附近的坎波城、科卡、泽布勒罗运来当地缺乏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在每星期四的集市供市民购买。类似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威尼斯生活十分优裕，那是因为它的水路交通网使它能一直到伦巴第的卡萨尔马焦雷去采购粮食和羊奶酪155，还因为各条海路在运送小麦、食油、葡萄酒、鱼、活家禽以及因冬季的严寒而必不可少的木柴方面更加方便。过冬的木柴整船整船从伊斯特拉半岛和加尔内罗运来。156
四边形：热那亚、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了各种利弊，指出了在地域的经济布局方面存在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而所谓地域的经济布局，简单说来，也就是地理的劳动分工。从地中海整体范围来看，地理分工相当明显地存在着。
这个约有60天行程的世界，大体上形成一个经济世界，一个自在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并非对一切都作出严格的和权威的安排，但是，某种秩序已经显露出初步轮廓。每个经济世界都有一个中心，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地区。中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并且单独确立有关的统一。显然，无论在15世纪还是在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中心是由威尼斯、米兰、热那亚和佛罗伦萨构成的狭小的城市四边形。这些城市互相争夺，各自起着不同的影响。一项明显的演变使四边形的重心从威尼斯（16世纪的重心仍在威尼斯）转移到热那亚（1550年和1575年之间，热那亚出色地成为重心）。
毫无疑问，在15世纪，威尼斯是地中海坚强的中心，157甚至也是由欧洲的某些部分和地中海加在一起而产生的，面积比地中海大一倍到两倍的这个世界的中心。一个明显的中心，但绝不是排他性的中心。威尼斯在远方的活动将被布鲁日取代。布鲁日在多大程度上胜任其“中心”的使命，至今尚有争议。158布鲁日位于北方航道的极端，直达波罗的海、北海和德意志西北内地，并且与英格兰隔海相望。同时，为实现其统治，威尼斯还要依靠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等邻近的大城市。这里只要举出威尼斯总督莫切尼戈159在1423年所作的著名的演讲，就足以为证。威尼斯把热那亚的丝绒、米兰的金线毛料以及佛罗伦萨的高级呢绒转手运往黎凡特地区，利用热那亚、米兰和佛罗伦萨的工业活动和贸易往来，发展与黎凡特地区的一本万利的商业联系。
这种多边合作进行时并不一帆风顺。嫉妒、竞争和战争把世界的这个狭小的心脏弄得四分五裂。历史学家对这些喜剧、骗局和悲剧（此类事件时有发生）逐个进行了研究。直到1454年4月，160直到缔结洛迪和约这一决定性转折发生前，意大利的冒险家、城邦和王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经历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冲突。我们不妨姑妄言之，把这些冲突集中称作百年战争。当时正值百业萧条，经济凋敝，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国家不断发生冲突……把这些冲突看成是寻求意大利的统一，未免给一段并无重大事件发生的历史以过多的荣誉。当时有人模糊地想到过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但这还不是最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的设想。不管怎么说，洛迪和约的功绩，至少促使局势又恢复了平静，使贸易又兴旺了起来。这种状况一直要延续到1494年9月查理八世不合时宜的出征为止。
在这短暂的和平期间，四个“大”城市明显地保持着霸权地位。其中尤其以威尼斯为主。威尼斯并无宏图远略，其立国之本只是金钱、汇票、布匹、香料和航运。这种状况是十分自然的，也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472年5月，161威尼斯十人会议竟一反常态，每天都同“三十五人会议”进行会商。会商的议题不是于1470年再起的土耳其战争，而是将银币贬值，然后禁止银币流通，首先禁止的是那些并非由威尼斯造币局铸造的银币。当时必须堵塞漏洞，防止劣币的侵入。此事在威尼斯已多次发生，威尼斯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那时候，即早在托马斯·格雷沙姆之前，人们已经知道，正如贡扎格家族的代理人1472年6月所写的那样，162“劣币驱逐良币”。此人还补充说：“这里，除了人们似乎不再关心土耳其外，就没有什么新鲜事了。没有对土耳其采取任何行动。”就这样，威尼斯在1430年失去萨洛尼卡之后，于1470年又把盛产小麦的内格勒蓬岛让给了土耳其。威尼斯忙于内务，因为它十分自信，相信自己的财富，自己的优势。土耳其船队是对威尼斯船队的模仿。威尼斯的要塞设有大炮，定期由兵工厂进行维修和提供给养，威力举世无双。威尼斯生意兴隆。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乃至地中海以外的佛兰德，帆桨商船供销系统的运行使租用国家船舶的城市贵族得以获取高额的利润。
威尼斯市政会议的确丢失了一些要地：萨洛尼卡（1430年），被元老院的文件称为“确实是我们的城市”的君士坦丁堡（1453年），内格勒蓬岛（1470年）。我们还应该加上濒临亚速海的塔纳（1475年）。从塔纳开出驶往威尼斯的帆桨战船和大帆船，根据后来的一份文献资料，其中一艘是运载女奴和腌货的。163所有这些打击都正中要害。但是，相当灵活的贸易仍然可以依靠其他基地，如干地亚、塞浦路斯等。威尼斯从1479年起是这些地方独一无二的主人。当然，任何比较都牵强附会。在15世纪的时钟上，威尼斯从热那亚人手中夺取塞浦路斯，同后来英国人在普拉西一战（1757年）打败法国人，并开始占领印度，是性质相同的两件事。此外，在16世纪结束时，甚至在这以后，威尼斯的商人和船舶仍然出现在伊斯坦布尔和黑海。它们也出现在叙利亚和埃及这两个黎凡特地区的商业门户。后者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前者也极其重要。1489年，从亚历山大港运回威尼斯的财富可能达300万杜卡托。1641497年，威尼斯市政会议向叙利亚和埃及运去珍贵商品，以及36万杜卡托现金。每马克注30白银的价值因此增加5倍多。165威尼斯照例动用了全部白银，并采购了胡椒、香料、药品、棉花、麻、丝绸。 这一切都是有规律的、确定的（谁会想到瓦斯科·达伽马竟可能从事环球航行呢？），并且似乎还得到了政治保障，因为叙利亚和埃及都是具有悠久经商传统的马穆鲁克国家的组成部分。当时谁预见到土耳其人从1516年到1517年间在同开罗素丹的斗争中将会取得胜利？因此，威尼斯得以安享太平，尤其是富人。威尼斯反对妇女在梳妆打扮方面过分奢侈，反对宴会的骇人听闻的花费，反对男人穿刺绣的衣服。但是，有谁不像萨努多那样在内心深处羡慕豪华的嫁妆呢？城市贵族举办婚事嫁妆照例从不低于3000杜卡托，有的甚至在1万杜卡托以上。166帆桨船的水手在总督府前索要欠饷的呼喊，167丝织或毛织作坊中穷人的悲叹，元老院关于大吨位船舶的危机的悲观法令，168这些都不过是在一幅杰出画幅上勉强挑出的疵点而已。
可是，新的世纪将要猛烈攻击过于富裕的城市。威尼斯奇迹般地逃脱了阿尼亚德尔战役的风暴（1509年）。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接连遭到无可挽救的灾难。如果说对罗马的洗劫（1527年），还没有达到空前残暴的地步，那么1522年对热那亚的洗劫169则名副其实地称得上是骇人听闻。在被占领的城市里，除了商人的汇票由于奉上级命令没有受到士兵的毁损之外——这一细节有它的重要性——没有任何物品能免遭灾祸。最后，在1528年，热那亚归顺查理五世，从而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至于米兰人，他们不得不看风使舵，有时呼喊“法兰西万岁，”170有时呼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万岁”，接着又先后投靠西班牙人、斯福扎家族和维斯孔蒂家族。此外，在西班牙的权威的庇护下，当地的贵族仍在米兰和伦巴第担任高官显职。171一切都会变化，唯独他们的地位不变。
总之，只要世界上还有活人和强者，城市就可能消失。至少直到1530年为止，经济形势还是好的。在塞维利亚和里斯本异军突起的新世界中，从安特卫普到威尼斯的一系列城市支配着世界。威尼斯在东地中海保持其统治地位。这并非毫无困难，因为只在1574年以后才有与土耳其的长期和平。威尼斯在中欧的地位也得以保持。相反，1509年至1511年前后，172随着西班牙在北非大力活动，173威尼斯几乎丧失了与北非的一切贸易往来。大西洋方面，威尼斯由于在地中海陷得很深，未能取得重要的进展。
确实，如果没有威尼斯工业——丝绸、高级呢料、玻璃器皿、印刷业——的突飞猛进（这次突飞猛进将持续到17世纪），尤其如果没有16世纪下半叶的普遍高涨（财政收支曲线和海关统计数字表明，直到1620年左右，174，威尼斯充分参与了这一高涨），威尼斯的贸易收支就会出现亏空。造币厂每年铸造“100万”枚金币和“100万”枚银币。175威尼斯商人分散在从纽伦堡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广大地区。通过他们的活动，威尼斯城市始终在进行某种“资本主义扩张”，其影响之大，难以衡量。在这方面，许多意想不到的事等待着我们。1555年在一次公司改组中，人们发现一些威尼斯商人在塞维利亚的活动。他们是安托尼奥·科诺维、安德雷·科纳罗、乔瓦尼·科雷尔、洛伦佐·阿利普朗迪、多纳托·鲁尔洛和巴尔德·加比阿诺。1761569年那不勒斯的一份文献资料给我们提供了500名在阿普利亚，特别在巴里购买食油、小麦的威尼斯商人的姓名177；在法国驻阿尔及尔领事馆的未曾发表的文件中，自1579年起178出现了大放款人“威尼斯商人”巴托洛梅奥·索马的名字……最后，在1600年左右，威尼斯的国库堆满了银币；179如果我们没有算错，威尼斯的港口每年有800艘船只进出。180威尼斯特别是一个拥有大量现金的商埠，181也许居整个基督教世界之首。一份威尼斯的文献资料毫不夸大地说：“在整个欧洲恐怕也找不出比威尼斯更方便的商埠了。”182当然，总有些人还不满足，喜欢挑剔和爱出主意。有人主张应对占“当地交易额五分之四”的汇兑业务征税。183据威尼斯人贝尔纳多·纳瓦杰罗开设的一家汇兑银行的结算，在1603年5月24日至8月9日的3个月内，资金周转额竟高达300万杜卡托184（其中显然有虚假的部分），这在当时不足为奇。威尼斯受到一些打击，但仍然是富裕的，何况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威尼斯再次沉醉于生活和思考的幸福中。姗姗来迟的文艺复兴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这些炫目的光彩并不能使我们弄错。威尼斯也许比在15世纪更加富有，但是，它失去了它“相对的”重要性。它不再是地中海的中心。地中海的重大活动在从东方向西方摇摆时，毫不留情地损害了长期以来作为主要财富集散地的东部海域，有利于西部海域。这种摇摆运动并没有给米兰多大的帮助，却使佛罗伦萨和热那亚上升到突出的地位。热那亚得到了西班牙和美洲这一大块地盘。佛罗伦萨促进了里昂的兴起，控制了法兰西，同时又保持了在德意志的地位，在西班牙也占相当地位。这两座城市在整个这个四边形中逐渐取得优势，不仅在狭义的商业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开展大规模的货币交易。到了16世纪下半叶，热那亚取得支配地位。在地理学家的术语中有“河水截流”的说法。这里，资金的迅速流动造成了贸易的截流现象，使成千上万次交易给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金融业带来利益。
这种截流现象首先是内部的。我们历史学家现在开始看到信贷在佛罗伦萨一直发展到日常生活最底层。185外部的截流尤其重要，定期搜括那些经济发展迟缓的地区，例如东欧和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地区和法国，186或者伊比利亚半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已经说过，就连威尼斯那样的大城市，也因前进步伐不快，立刻陷进了外来剥削的罗网。187
显然，信贷活动并非前所未有，只是其规模实属空前。欧洲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宏大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证券流通。这种流通支配着16世纪下半叶，并迅速发展，趋于成熟。在1619年到1622年的危机188之前，在百年周期发生转折前，由于出现某种“结构性”爆炸（或者在我们看来是如此），这种流通又很快萎缩。不管怎样，随着1579年皮亚琴察大型汇兑交易会的建立，热那亚的银行家便成为国际支付机构的主人、欧洲和整个世界财富的主人，并从1579年起，也可能从1557年起，成为西班牙白银的有争议的、但不可动摇的主人。他们以白银为政治手段，便能达到一切目的，得到各种好处。有个时期，人们认为热那亚银行家将在1590年买下拍卖成交的葡萄牙胡椒的期货。一位侨居佛罗伦萨的西班牙商人很不喜欢这些银行家，他说：“当然啰，在这种人的眼里，承担起整个世界的事务，也算不了什么。”189短暂的“富格家族时代”已经结束，热那亚人的时代开始较晚，但直到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方才告终。那时候，葡萄牙新基督徒的发迹宣告了阿姆斯特丹资本主义的崛起。
图31、32 威尼斯商船的航行
上面的四张略图是从阿尔贝托·特南蒂和科拉多·维旺蒂1961年发表在《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杂志上的一系列图片中选取的。这四张图概括商船和商船队的旧体系（佛兰德、艾格莫尔特、柏柏尔、“特拉费戈”、亚历山大、贝鲁特、君士坦丁堡）的衰落的各个阶段。所有这些航线1482年还在发挥作用。1521年和1534年只剩下有收益的同东地中海地区的联系。为简化起见，所有航路不是从威尼斯，而是从亚得里亚海的出口处画起。
下面的图表概括了这些船队的数量演变（由于缺乏文献资料，图表上的系列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这段时间中断了）。然而，船队旧体系的衰落却被一直存在的自由航行弥补。这种自由航行日益发展。
今天，这些宽阔的历史背景显得更加清晰。190对热那亚的资本主义说来，1575年至1579年期间191十分关键，在同菲利普二世及其顾问进行了惊心动魄的实力较量以后，热那亚终于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安特卫普1576年失守后遭到士兵的抢劫。坎波城交易会因困难重重而遭搁浅。里昂在1583年以后越来越虚弱。所有这些都伴随热那亚和皮亚琴察集市的胜利而来。从此以后，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在佛罗伦萨和热那亚之间，更不用说在米兰和热那亚之间，再也谈不上势均力敌了，所有大门都向热那亚敞开了，192所有邻近城市都受到它的控制。只是到了下个世纪，后者才得以进行报复。
2.人口数量
显然，为了摸清16世纪的底细，测定16世纪的分量，根本的、高于一切的问题，就是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究竟有多少？这是第一个困难问题。是否像根据种种迹象所能推测的那样，人口数量在增长？这是第二个同样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人们打算区分不同阶段，计算百分比，以及分别列举各地的人口数量，情况更是这样。
一个六七千万人口的世界
人们提供不出可靠的数字，只能找到几个大概的数字。关于意大利和葡萄牙，数字看来能被大家所接受；关于法国、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数字不算过分离谱。193至于地中海其他国家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材料。
在西地中海地区，16世纪末194的人口数字大致如下：西班牙800万；葡萄牙100万；法国1600万；意大利1300万；总共3800万。剩下的是伊斯兰国家。至于土耳其欧洲部分，据孔拉德·奥尔布利希的估计，1951600年前后约有人口800万。这个估计是能够接受的。鉴于土耳其帝国的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历来不相上下（确切地说，欧洲部分比亚洲部分略占优势），196可以把土耳其亚洲部分的人口也算作800万。再剩下的就是广义上的北非了。能够把埃及和北非的人口都估计为200万到300万吗？197因此，伊斯兰国家以及地中海沿岸属于伊斯兰民族的人口最高可达2200万。也就是说，地中海的总人口为6000万左右。
在这些计算中，第一个数字3800万相对来说是可靠的；第二个数字就不那么可靠了。但是，总的估计似乎仍然是可信的。我倾向于减少第一组数字，提高第二组数字。从时间方面进行比较，的确能够得出一种大体准确的对应情况，即：地中海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及其16世纪的属地）的人口，大约是意大利人口的两倍。如果这个比例在1850年前后198是正确的，那么“甲”组的人口为7850万（法国3500万，意大利2500万，西班牙1500万，葡萄牙350万），而伊斯兰国家，或者确切地说，伊斯兰国家加上巴尔干地区的人口应该有5000万。199经过粗略的核实得出的数字和这个数字相近。不管怎样，1930年左右，两部分的人口已经分别达到1.13亿（4200万，4100万，2400万和600万）和8300万，原有的比例仍保持不变。200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一比例永远不变。但是，即使把一些可能的变动都考虑进去，这个比例还是能够给人一个粗略的估量。在16世纪，根据这个比例得出的数字是2600万，离我们前面得出的2200万这个数字不很远了。也可以像奥梅尔·鲁特菲·巴尔坎那样，201设想地中海地区的伊斯兰地区有3000万或3500万居民，但这是个乐观的看法。不管怎样，缩减第一个数字，或者增加第二个数字，我们都不会离6000万人口这个总数太远。我觉得这个有10%的出入的估计对16世纪末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根据这个估计，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在这个拥有6000万人口的世界里，如果不把沙漠包括在地中海地区之内，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7人。这个数字小得令人惊奇。当然，各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1595年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密度为57人；202在坎帕尼亚地区的维苏威火山周围，人口密度竟达160人；2031600年左右，在泰辛河与明乔河之间的意大利，人口最密的地方，每平方公里平均为100人，甚至还超过这个数字（克雷莫纳及其附近地区为117人；米兰及其四周的农村和洛迪为110人；贝加莫平原为108人；布雷西亚平原为103人）。再往东或往西，人口密度就减小了（皮埃蒙特为49人，仍然很富裕的帕多瓦地区为80人……）。整个意大利的平均人口密度为44人，204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在法国，平均人口密度为34人；205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则仅为17人。206
图33 1548年威尼斯“大陆”的人口
据D.贝尔特拉米，《劳动力和地产》，1961年，第3页。人口密度是根据相当广大的地区来计算的。多加多是威尼斯在建立其大陆帝国之前拥有的紧紧包围它的地区。
以上是本书第一版收录的数字。随后进行的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估计。但是，以上的计量并不需要作多大变动。唯一的公开争论，显然与伊斯兰地区有关。有人估计摩洛哥1500年的人口为500万或600万；尽管这位作者的才能不容否定，但我认为他提出的估计数字是不能接受的。207把奥尔梅·鲁特菲·巴尔坎208提出的总数提高一点，这是合乎道理的。但是，我仍然不相信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这两大集团的人口趋于平衡的……补充一个小证据：我们得出的基督教国家的人口数字，同注意观察的当时人得出的数字相吻合。这些人中不仅有乔瓦尼·博泰罗，209而且还有那位爱好钻研问题的罗得里戈·维沃罗，后者留下的文字材料将在近期发表。210
地中海地区的荒地211
实际上，人口密度比我们的数字所显示的还要小，与人口相对而言，当时的空间比今天宽阔。应该设想当时的人口比今天少3至4倍，并且分散住在环境比今天恶劣得多的地域上。
地中海地区荒漠四现。加上市镇异常集中和土地贫瘠，这使人口的分布具有沙漠绿洲的特点，并且一直保持至今。212在地中海各地，都有一些条件艰苦和气候恶劣的荒漠，有的荒漠面积极大。荒漠的边缘如同海岸一样，是城市最好的地址。旅行者在越过即将遇到的障碍之前，先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或者至少可以在客栈里静养一下。这些大小不一的阿拉伯荒漠数不胜数。但是，只有几幅图景能够吸引我们。请看，埃布罗河畔耕地连片，树木成行，农民勤劳耕作，而在离河不远的地方，却是阿拉贡贫困的草原，单调地长着石南和迷迭香的土地一直延伸到天边。佛罗伦萨派驻费迪南五世那里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1512年春季上路，穿过一块“人迹罕至的荒漠，贫瘠的土地上见不到一棵树木，却长着整片整片的迷迭香和鼠尾草”。213其他旅行者，例如威尼斯人纳瓦杰罗214（1525年），也指出过同样的景象。一篇写于1617年的法国文章说215：“在阿拉贡的比利牛斯山的附近，即使走上几天，也找不到一个居民。”阿拉贡最贫穷的地方——因为贫穷的程度各有不同——仍然是阿尔巴拉辛一带。216阿拉贡的现实也是伊比利亚的现实。乔瓦尼·博泰罗217指出，西班牙耕地稀少，是因为人口稀少。塞万提斯并没有胡编乱造。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通常就在荒僻的原野中旅行。葡萄牙的情况也是这样。往南到阿尔加维·阿仑特如和贝拉等地，居民稀稀疏疏。218就连里斯本附近也有荒原，到处散发出野草的浓郁气息。219荒原遍布的地中海各地显得空空荡荡。在普罗旺斯，“人占有四分之一的土地。盆地的底部是一块种有庄稼、油橄榄、葡萄和装饰性柏树的绿洲。其余四分之三的土地处于天然状态，到处都是红色或银灰色的岩石”。220其中的一些山麓和山坡，在整修成小片的梯田后，可供人们不定期地从事农业活动；221这些梯田面积不大，但农民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依靠这些狭窄的土地生活。
越靠近南方或东方，没有人类居住的荒漠就越宽阔，就好像无法治愈的创伤一样。布斯拜克在小亚细亚的真正的沙漠中行走。222非洲人莱昂在摩洛哥去往特莱姆森的途中，穿过穆卢雅荒原，223那里成群的羚羊在旅行者面前慌忙逃窜。
这些既无村庄又无房屋的土地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山区野兽很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贝耶德的故乡多菲内地区是熊的滋生地。22416世纪，在科西嘉岛，为了保护畜群，必须大规模捕杀野猪、狼、鹿。该岛因此向欧洲大陆的豪华的动物园出口野兽。225西班牙有许多野兔和山鹑，在阿兰胡埃斯森林四周，这些动物作为猎物由国王派人严加守护。226但是，狐狸、狼、熊仍占首位，甚至连托莱多周围的地区227也是如此。菲利普二世晚年曾在瓜达拉马山区打狼。228安达卢西亚的农民向领主进攻，他们的策略是大声呼喊狼来了：229这种做法十分自然。同样，迭戈·苏亚雷斯230的经历也平凡无奇。这个孩子在西班牙南部海岸放羊。柏柏尔海盗打家劫舍，在当地造成很大恐慌，使沿海一带人迹稀少。一天，狼群吃掉了一头小驴。不幸的牧羊童赶紧溜之大吉，不敢回去报告主人。在格拉纳达，1568至1570年的战争犹如雪上加霜，使这个在战前还很富裕的地方变得一片荒凉，231野兔、野猪、牡鹿、赤鹿、狍（“成群结队”的狍）等猎物，以及狼和狐狸突然令人难以置信地繁殖起来。
如果人们到达北非，就能够看见相同的并且更生动的景象。1573年10月，奥地利的胡安去迦太基的遗址捕猎狮子和野牛。232一个企图返回拉古莱特驻地的西班牙逃兵说，他的旅伴被狮子吃掉了。233此外，在16世纪，北非的村庄一般都用荆棘篱笆围着，防止鬣狗和豺狼的侵袭234……阿埃多指出，在阿尔及尔周围，曾大规模地捕猎野猪。235
意大利——16世纪财富的形象——也有不少荒无人烟的地区。森林、强盗和猛兽在薄伽丘的时代极多。236班德洛的故事中的一个主人公暴尸荒野，在曼图亚附近被狗和狼吃掉。237在普罗旺斯，野兔、兔、鹿、野猪和狍也很多；人们在那里捕猎狐狸和狼。238这些野兽到了19世纪中叶才从克罗的半荒芜的土地上消失。239
关于野兽可以写厚厚的一本书。世界各国都有大量野兽的存在，首位肯定不属于地中海。地中海向我们提供的成千上万个形象，既无任何新颖独特之处，也不是为它所独有。同其他地方一样，在地中海，人已经成了最强者，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几乎变成了绝对的主人。
西方人口比较多，对地域的治理显然也比伊斯兰地区更进一步。伊斯兰世界主要是动物的世界。那里有天然的或者人为的大片荒漠。莱斯卡洛比埃在1574年写道，塞尔维亚边缘“一片荒凉，使基督教奴隶和其他人无法逃走……”240在这些荒漠里，野兽竞相繁殖。布斯拜克在君士坦丁堡居留时，把自己的家改变为动物园，并以此为乐。241
伊斯兰地区人烟稀少，因而畜牧业在那里占有重要地位，军事力量也很强大。巴尔干地区和北非之所以不受基督教欧洲的侵犯，首先是因为地域辽阔，其次是拥有大量的马匹和骆驼。随着土耳其军队的推进，骆驼完成了对巴尔干半岛广大地域的征服，往西直到迪纳拉山脉的边缘，往北抵达匈牙利。1529年，骆驼向逼近维也纳城下的苏里曼大帝的军队提供给养。“带栏的”帆船（木栏便于装运牲畜）不断把马匹和骆驼从亚洲运往欧洲。每天都能看见这些船只抵达或离开君士坦丁堡的码头。242人们还知道，骆驼商队在北非完成长途跋涉……在巴尔干、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山区，在从开罗到耶路撒冷的大路上，马、驴和骡是主要运输工具。243
面对欧洲，伊斯兰国家及其近邻在匈牙利边境长期驻有重兵，这支出色的骑兵部队受到基督教徒的羡慕和赞扬。任何骑兵无不相形见绌。在这些土耳其人面前，乔瓦尼·博泰罗说，“如果你被他们冲垮，你就再也别想逃掉，如果他们在你的攻击下溃散，你却不能追击他们，因为他们像猎鹰那样，一会儿向你反扑，一会儿又飞快离开……”244
众所周知，质量和数量是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1571年12月，奥地利的胡安正酝酿派兵在摩里亚半岛和阿尔巴尼亚登陆。亲王认为不必携带马匹，只需备足必要的马鞍、马嚼子以及购买牲口的钱就够了245。相反，在基督教国家，即使在著名的牧区，在那不勒斯或者在安达卢西亚，马匹因稀少而身价倍增，并成为典型的走私商品。菲利普二世亲自审批有关安达卢西亚马匹的出口申请，不让任何其他人过问此事。
简而言之，一方面是人多而马匹不足；另一方面则是马匹太多而人不足！伊斯兰教的宽容也许正来自这种不平衡。不管什么人，只要听其支配，伊斯兰教都乐于接受。
人口增长了一倍？
看来在16世纪，人口的大量增长是普遍现象。埃恩斯特·瓦格曼246有理由再次坚持自己的论证。他断言，人口的大幅度增加通常是在全人类的范围之内发生的。人口的普遍增长无疑在16世纪尤其突出。不管怎样，这条规律对地中海沿海地区的整个人口来说，肯定是适用的。从1450年起，最迟从1500年起，人口无论在法国还是在西班牙，在意大利还是在巴尔干，还是在小亚细亚，都已开始增长。在1600年前，人口的涨潮还不引人注目，只是在1650年以后才成为普通的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现象。当然，从细节上看，这个广泛的运动在其发展中有快有慢，有早有晚，不是全面铺开和齐头并进的。像结队游行的忏悔者那样，进两步退一步沿着习惯的路线前进。
犹豫和谨慎在这里不会给我们出什么好主意，我们不如笼统地说：从1500年到1600年，地中海地区的人口可能翻了一番。它从原来的3000万或3500万增加到6000万或7000万，也就是说，年平均增长率在7‰左右。人口在16世纪上半叶（大约从1450年到1550年）急剧增长，下半叶速度便普遍放慢。这是我们在开始讨论前提出的假设性总体图像，以便读者在随后进行的不完整的论证和讨论中不致迷失方向。读者立即会明白，人口增长是普遍的运动，同时关系到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关系到平原、草原和山区，关系到所有的城市——无论大小——和所有的乡村。读者很容易接受这个见解：生物革命是有关人类命运的大事，同土耳其的攻城略地、美洲大陆的发现和殖民化、西班牙的对外扩张相比，更使我们关切。此外，如果人口没有增加，难道能写出如此辉煌的历史篇章吗？这场生物革命比价格“革命”更加重要。在美洲白银大量到来前，生物革命已为价格革命作了准备。247增长同时造成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胜利和灾难。在这个世纪里，人最初是卓有成效的财富创造者，然后又慢慢地成了日益沉重的负担。1500年成为转折点。从那时起，人口多得拥挤不堪。大约到1600年，这种人口超负荷造成了经济的停滞，并且随着盗贼蜂起，孕育了潜在的社会危机。248这种社会危机，将迎来17世纪的重重苦难，生活环境全面恶化。在作了以上简单的说明后，我们就来看这次涨潮的各种证据和迹象。
水平和指数
如果能以一长串的数字为依据，那将是合乎理想的事。但是，我们缺乏这些数字。因此，我们必须使用我们所掌握的不完整的资料和满足于下列六七个相当明确并且互相协调一致的答案。
1.14到16世纪的普罗旺斯向我们提供一个极好的见证，虽然资料尚不完整。广义的普罗旺斯包括后来归属萨伏伊公国的尼斯伯爵领地，在14世纪初，共有8万户人家，约35万到40万居民。普罗旺斯的命运同地处南方的朗格多克有共同之处，黑死病的蔓延（1348年）给它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三分之一或一半的居民死于非命。一个多世纪之后，即从1470年开始，复苏的迹象才显露出来。“居民户急剧增多，1540年的户数达到1470年的3倍”。249普罗旺斯的人口与大瘟疫发生前几乎相等。至于居民怎样度过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的艰难岁月，这个问题还有待弄清。同别处一样，普罗旺斯的人口看来开始有所增长，后来又逐渐减少。但是，我们对此没有确切的把握。在这一问题上，研究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的学者，正如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一样，往往忘记了互相配合。这个问题虽然重要，但还不是关键。关键是要看到，16世纪人口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恢复，一种补偿；这种增长在1540年前速度很快，可能在16世纪的下半叶就慢了下来。
2.朗格多克的发展演变情况与前者相同。15世纪时，这里还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树木丛生的地方。16世纪出现了第一次快速的、带有革命性的人口膨胀。这种膨胀在1550年以后减缓了速度。大约到了1600年，便出现了明显的停滞。戏剧性的和灾难性的倒退发生在1650年以后。这就是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杜里最近经过可靠的考证后得出的年表。250
3.加泰罗尼亚展示同样的运动：人口增加，然后下降。二者之间的转折大约发生在1620年左右。251
4.在巴伦西亚，1527至1563年间的人口增加比较缓慢，并不明显。相反，1563至1609年间的增长却很迅猛（就整体而言，人口增长率为50%，对生殖能力很强的摩里斯科人来说增长率几乎达70%）。252
5.卡斯蒂利亚人口在16世纪的猛增，业已得到证明。对于康拉德·哈布勒、阿尔贝·吉拉尔等人为天主教国王统治时期的西班牙人口所提供的夸大数字，如果我们不予采纳，卡斯蒂利亚的人口增长就更加显而易见。在16世纪，人口似乎持续上升。托马斯·贡扎雷斯253提供的关于1530至1591年间的数字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尽管人们对他的工作有时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254
卡斯蒂利亚王国各个地区的人口
续表
居民总数是按每户4.5人的指数计算的。按户计算和我们按家庭计算的得数是相符的。
这项大规模统计的误差——其中确实有误差——无损于总的结果。在61年内，尽管有战争的负担和向“新大陆”移民（不应夸大其影响），卡斯蒂利亚的人口翻了一番（年增长率在11‰以上）。255不管怎样，以下两个鲜为人知的总体估计与发展总趋势并不矛盾；1541年的估计与当年的人口普查大同小异，把卡斯蒂利亚的户数定为1179303，256超过了托马斯·贡扎雷斯提供的数字。1589年1月13日由军事委员会提供的另一个估计是150万户。257这些数字的可靠程度尚有争议，但它们并没有推翻托马斯·贡扎雷斯的总的计算。
显然，我们的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锡曼卡斯等地的文献资料也尚未充分利用。我在锡曼卡斯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有关1561年人口大普查的许多材料，其中包括各个城市258及其辖区的户口册。了解这些数字后，就有可能更准确地划定1530至1591年间人口演变的几个阶段。拉蒙·卡兰德259把人口增长的最高峰确定在1591年，这个先验的推断虽然合情合理，但没有任何事实为依据。既然情况不明，我们姑且接受这个推断。显然，人口增长的确切转折点（必须把它确定下来），也是西班牙命运的最重要的时刻。最后，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伊比利亚半岛上各个不同地区的人口分布情况。有人说，一切都涌向南方。260财富是这样（未必尽然），游手好闲之徒也是这样。但是，在北方牢牢扎根的居民却并不是这样，直到16世纪末，他们还留在北方261。
6.意大利也提供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见证。有关材料容易查阅。卡尔·尤利乌斯·贝尔希在其著作中收集和核实了所有的数字。这部巨著于1961年，即作者死后32年才正式出版。262所有这些数字，不论是个别的还是全面的，都可以互相印证。
首先是按地域进行的人口普查。1501年，西西里263人口为60万多一点；1548年为85万；1570年超过100万；1583年为101万；1607年为110万人。在17世纪，西西里人口稳定不变。1713年上升到114.3万。那不勒斯264的演变曲线与此相似。根据西班牙人口普查的户数统计表，那不勒斯的居民由1505年的254823户（即100多万居民）发展到1532年的315990户1545年的422030户，1561年的481345户，1595年的540090户（这是普查中最有价值的数字）。相反，1648年为500202户，2651669年为394721户。
如果以1505年的数字为100，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1532年为124；1545年为164.9；1561年为187；1595年为212；1648年降为190；1669年降为155。因此，在使我们感兴趣的半个世纪内（1545—1595年），人口的指数由164.9上升到212，即增长28%。只是在17世纪，人口才逐渐减少。西西里岛的人口在17世纪停滞不前；在那不勒斯人口则明显下降；1648年为190；1669年为156。这就使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下降到低于1545年的水平（165比156）。教皇国的人口从1550年的170万增加到1600年的200万。266佛罗伦萨市及其属地的人口，从1551年的586296人增加到1662年的646890人。267在米兰市和米兰地区，人口从1542年的80万增加到1600年的124万。皮埃蒙特1571年有居民80万；1612年有90万人。 268威尼斯及其在意大利领地的人口由1548年的1588741人269增加到 1622年的185万人。270
图34 1541年卡斯蒂利亚的人口
采用的人口系数为每户4.5人。这两张地图和下面的两张都取自阿尔瓦罗·卡斯蒂洛·平塔多的一篇文章，见《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图上的区划与卡斯蒂利亚各省相符。
图35 1541—1591年人口的增长
上面的地图表明，新首都马德里人口增长最快。下面的地图中，新消费税的调整大体表明，人口最多的地区最不富裕。与其用该图的标题，说这是新消费税的“分布”，不如说这是新消费税的税额分摊及其课税基数。
图36 1501—1716年西西里的人口
本图由J.贝尔坦绘制。官方的普查只表明从1636年到1670年的一次短暂的人口减少。
最后一个特殊情况是撒丁岛的情况。那里的人口普查以征税为目的，漏洞很多，错误和弄虚作假屡见不鲜，但还是给人一个人口上升的图像……根据1485年的普查为26163户。271其中教会领地有742户；封建领地有17431户，国王领地也有7990户。在这三个类型中，1.5万里拉的贡赋是这样分配的：教会领地2500里拉；贵族领地7500里拉；国王领地5000里拉。据户数折算，总人口最多也不超过11万人。一个历史学家谈到15万居民这个数字。根据1603年272的普查，居民共有66769户。这无可置疑地表明，人口已有了很大的增加，即使按每户4口人这个最低的指数进行折算也是如此。假定这些数字是正确的，在1485年和1603年之间，人口的增长约在10万人左右。这对撒丁岛来说，确实是个沉重的负担。
虽然以上数字表明总人口增加了，但是，很难看出这种增长是怎样实现的。增长肯定有程度的差别，但我们不了解生活差别的理由和根据。总的说来，这里产生了一些怀疑，K.J.贝尔希273遇到的怀疑，人们只是希望从与K.J.贝尔希不同的角度来解决这些疑点。可以肯定，1500年的数据是有缺陷的。根据这些数据推导出意大利人口总数似乎太少，少得使K.J.贝尔希感到不安（也许他是错误的）。当时，查理八世出兵南下不久，说意大利半岛总人口为950万人，这个数字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贝尔希的结论是少了。他认为至少也有1000万人。在1550年左右，人口总数可能达11591000人（尽管发生了所谓的意大利战争，人口仍在增加）；在1600年左右为13272000人；在1658年左右为11545000人。因此，人口先上升后下降。但是这不符合我们一开始解释就肯定的那个人口翻一番的规律。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我们认为：意大利人口的增长，比其他地方缓慢；意大利一开始就比其他国家富裕；从这个角度看，富裕起了反作用。但是，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接受贝尔希的过高估计。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人口开始下降的时期。在掌握更多的资料以前，我们姑且承认：人口的重大转折曾经出现过两次：一次在1630年，瘟疫使半岛北部变得死气沉沉；另一次在1656年，瘟疫沉重地打击了热那亚、罗马和那不勒斯。但是，这是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标记的情况下选定的日期，而且日期也比较晚。
7.奥斯曼帝国的人口统计是近年来史学研究中取得的最宝贵的成果之一。274在苏里曼时代（约在1520至1530年间），人口约有1200万到1300万，这一数字于1580年左右变为1700万到1800万，1600年左右又变为3000万到3500万。以上数字尚存争议，但并不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人口显然在增加，虽然增加的幅度没有我们的伊斯坦布尔同行所认为的那么大。
显然，这是些估计数字，但它们是建立在历史人口统计资料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资料目前正在整理中，经主事者同意，我们运用了暂时得出的结果。主要的东西再一次是东西方之间的协调一致。如果我们把1501年到1509年期间五大城市——威尼斯、巴勒莫、墨西拿、卡塔尼亚和那不勒斯——的人口加起来，我们得到的总数是349000。同样，在1570年到1574年期间，这些城市的人口加在一起，总数是641000，即增加了83.6%。在1520年以前，12个土耳其城市的人口共计142562；到了1571至1581年期间，共计271494，增加了将近90%。275两个地区人口发展状况不相上下。
保留与结论
我们所有的数字是一致的。然而，这些数字也会使人上当。在一篇发表于1900年的文章里，尤利乌斯·贝洛赫已经说过：这些不断增大的数字是税务部门在编制纳税人名册时作出的统计，计算比以往更加详细，以便向他们征收更多的税款。这也是17世纪人口普查不可否认的改进产生的后果。276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即使承认在统计中，16世纪人口的增长被算多了，而17世纪的人口下降又相反被算少了，在1500年到1600年这个时期内，人口仍然呈增长的趋势。我们拥有成千个关于人口增长的证据。有些证词朴实无华，其他的则冷酷无情。朴实的证据：托莱多的农民于1576年说，277我们村里的人口肯定增加了；信徒们已觉得教堂太狭小了。证人们在谈到圣维森特港的居民时说，“在邻近的村子里，人口之所以增加，是因为居民生儿育女和婚配嫁娶”。278另一个证据（就其冷酷无情与拿破仑一世在埃罗那之夜所说的话同出一辙）：一名威尼斯督察官从干地亚岛返回时说：“上次战争期间（1570—1573年），许多干地亚人为市政会议送了命，但几年以后，这些空缺将被填补，因为那里有许多10到15岁的孩子，更年幼的儿童还不算在内……”279
直接的证据已不胜枚举。间接的证据同样众多。据我们所知，在1450年到1550年这个时期，地中海各国的局势似乎变得一年比一年紧张。在卡斯蒂利亚和普罗旺斯，无疑还在其他一些地方，新建的村庄和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600年左右的卡斯蒂利亚似乎还空空荡荡。照这么看，在莱昂·德·罗斯米塔尔（波西米亚贵族）这位观察细致的旅行家的眼里，卡斯蒂利亚在1465年和1467年之间就简直是荒无人烟了。280同样，在小麦、谷物生产和城市供应方面，据我们所知，1550年到1600年期间曾出现持续的匮乏，而在这个时期以前，匮乏并不存在。我很清楚，不能绝对相信农学家的著作，即使对G.阿隆索·德·埃雷拉于1513年出版、1620年再版的那部著作也是一样。281他转引的难道不都是古罗马农学家的材料吗？再说，他也太过于乐意为美好的旧时代辩护了。不过，这个美好的旧时代并非虚构，因为卡斯蒂利亚当时不但不进口小麦，而且向周围地区输出小麦。那里的生活费用低廉，这同样是千真万确的。至少通货膨胀之前的物价是个证明。在谷物和食品方面，1550年前，或不如说1500年前，意大利的情形与卡斯蒂利亚大致相同。这是可以猜得出来的，居民穿着宽大的衣服，日子总还比较好过。城市在食品供应方面已有不少困难。然而，历史学家对16世纪下半叶的悲惨景象已经司空见惯，在他们的眼里，这只是些轻微的忧虑282……
证实与启示
对巴利亚多利德283、帕伦西亚284、帕维亚285、博洛尼亚286、乌迪内287和威尼斯288进行的重要研究，提供了一些确证和启示。在被证实的事物中，最重要的一条显然是人口呈上升趋势：洗礼、结婚、死亡的数字表明，人口运动与我们的估计相一致。历史学家B.贝纳萨尔确认，这在巴利亚多利德及其物产丰富和生气勃勃的乡村是肯定无疑的。不过，他进一步指出：人口上升运动在1540至1570年间曾经一度中断；在16世纪中叶也曾有过间歇；这个重大趋势的转折可能位于1580—1590年前后，也就是说比厄尔·J.汉密尔顿原先确定的第一根标杆，提前一些。289这就表明，在“无敌舰队”覆灭以前，在塞维利亚的贸易出现衰退以前（贸易在1610—1620年以前仍在进行），强盛的西班牙在人口方面已从上升变为下降。16世纪80年代越来越显得是西班牙命运的转折点。当时，葡萄牙把自己交托给它强大的邻邦，科尔多瓦、托莱多和塞哥维亚的繁荣速度日渐放慢；消费税使这些地区的真正发展中断。瘟疫日益猖獗。290如果巴利亚多利德的情况是整个西班牙的典型，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是可能的，但还有待证明。
根据人们在帕维亚，在博洛尼亚，甚至在乌迪内观察到的情况，总的图景大致相同。29116世纪有过一次引人注目的人口上升：在帕维亚，人口由1550年的12000增加到1600年的26000，到1650年又降到19000；在博洛尼亚，受洗的婴儿由1000左右增加到1585年的3500。类似的例子不必一一列举。我们还要对其他一些更加重要的整体问题进行考察。
几个确凿的事实
我们以下所要考察的人口问题都是所谓“旧制度”下的人口，也就是说，在18世纪的新平衡以前的人口。其特点是不连贯的摆动：死亡突然战胜生命，而生命则耐心地报复。仅仅佛罗伦萨受洗人数292的长曲线就表明，在一个毕竟很富裕的城市里，人口的“自然”波动，可能受纯粹经济波动的支配。在“旧制度下”已知的出生指数和死亡指数，都与昨天甚至今天不发达地区人口的同类指数大体相符，即在40‰左右。
巴利亚多利德附近盛产葡萄的图德拉德杜埃罗大村，293在1531年和1579年之间的出生率（根据1531—1542年，1543—1559年，1561—1570年，1572—1578年和1578—1591年等时期的情况）分别在42.7‰、49.4‰、44.5‰、54.2‰和44.7‰之间摆动。其中最高纪录54.2‰（在1572和1578年之间）有“人为的”因素。但是，这些数字全都大大高于40‰这个“自然”出生率。相反，在1561—1595年，卡斯蒂利亚的帕伦西亚还达不到这个水平。294那里的出生率只在34.8‰和37.48‰之间摆动。但是，应该承认帕伦西亚是个城市。人们发现博洛尼亚的出生率与帕伦西亚相近〔1581年为37.6‰；1587年为37.8‰；1595年为35.8‰；1600年为34.7‰；1608年为36.4‰，比威尼斯略高（1581年为34.1‰，1586年为31.8‰）〕。但我们不要因此认为，出生率与财富在当时已成反比，因为佛罗伦萨人口增长数字之高堪与农民的出生率相比（1551年为41.1‰；1559年为35.6‰；1561年为46.7‰；1562年为41.9‰），从而否定了以上的认识。295
图37 1551—1600年佛罗伦萨受洗礼的人数
直到1570年为止，曲线呈上升趋势，然后，从1570年到1600年，曲线保持相对稳定，每年受洗礼的婴儿为3000名左右。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巴利亚多利德附近的村庄。维里亚涅斯（1570—1589年）的结婚率为8‰，生育间隔为33个月，生育和结婚的比例“略低于4.2”。在锡曼卡斯（1565—1590年），死亡率为38.3‰。其原因我们已经知道：那里同其他地方一样，婴儿的高死亡率造成灾难。1555—1590年期间，在受洗的2234名婴儿中，有916人夭折。这是些年幼的儿童。他们占死亡人数的41%。结婚年龄是个头等重要的指数，在维里亚涅斯村，根据调查（调查面略嫌狭小，但数据完全属实），女子的结婚年龄不到20岁；男子在23岁和25岁之间。我们应该指出，从数字来看，这里的结婚年龄比在其他地方所了解的或猜测的早一些，虽然单凭对50来个事例进行的抽样调查不能作为依据。296
所以，在当时的世界，人的生活朝不保夕，从降生开始就没有长寿的希望。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了解以上数字前就知道了。我们还了解到，女人寿命一般比男人长。1575—1577年对卡斯蒂利亚各村庄的调查表明，寡妇数量很多。仅仅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2971552年7月，298威尼斯有男人48332人，女人55422人（儿童的人数，包括女孩和男孩，总共为49923人）。人口统计学者会喜欢把扎拉2991593年的人口数字分为四部分（城市、附近岛屿、大陆和前来农村劳动的莫尔拉克移民）：5648人，5419人，2319人和2000人，总共15441人。只有前面三个数字分解为老年人、成年男子、妇女、男孩和女孩的人数。老年人很少：181人、190人和94人，在总数13441人中有365个老人。儿童中的男孩：1048人、559人和1170人；女孩：893人、553人、1215人，总共有2777个男孩、2661个女孩。男孩比女孩略占优势。至于成年男子（从18岁到50岁），他们分别为1156人、1023人和505人，总数为2684人；妇女为4854人（她们分别为2370人、1821人和663人）。妇女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以干地亚这最后一个例子来看，人口分配的情况相同。300其人口大致如下：1525年有100000居民；（根据萨努多的偏低估计）1538年有198844居民；1606年有212000居民；1608年有220000居民；1638年有176684居民。但是，让我们只以该岛的一部分，即从干地亚城本身来看，1636年有居民98114人，其中23169人是18岁到50岁的成年男人，21362人是男孩和老人，48837人是女子。显然，必须把前两个数字加起来才能得出男子的数目，共44531，而女子的数目为48873。博洛尼亚最古老的人口“记载”中，几乎可以找到同样的比例：1581年，男人19083，女人22531……15年以后，即1596年，女子的人数占有同样的优势。301
这些数字说明劳动人口占重要比例。男子、女子和儿童几乎全都从事劳动。劳动是年轻人的唯一优势。因此，老人和不生产的人，尤其是老人，只占少数。每个人都必须自食其力。
我们的见解以及用来论证这些见解的几个数字，并不足以解决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的比例问题。虽然人们同意女性人口在数量上对男性占优势是一条规律，但例外却时常出现。就拿威尼斯来看，我们确认1548年的情形符合这条规律，但达尼埃尔·贝尔特拉米302的经典著作提供的数字马上反驳我们，因为在1563年、1581年和1586年，男性人口占了上风（分别占总人口的51.6%、51.3%和51%）。然后，到了1643年，可能更早些，形势翻了过来（占49.3%）。在威尼斯，年轻移民起重大作用。这种情形只是代表威尼斯一个城市，还是代表那些发展仍很明显和男性人口占优势的所有城市呢？也许可以认为，这反映着人口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趋向。
另一项验证：移民
假如地中海不对外开放，尤其是不对西方和大西洋开放，它将不得不单独解决人口过剩这个严重问题，不得不吸收大批过剩的人口，也就是说，在其自身的地域范围内进行调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它正是这么做的。
地中海欧洲地区的人口过剩的证明是：从15世纪末开始，一再驱逐犹太人。他们于1492年被赶出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1493年被赶出西西里岛；1540年和1541年被赶出那不勒斯；1571年被赶出托斯卡纳；最后，1597年被赶出米兰。303这些被迫离乡背井的移民多数是伊比利亚的犹太人。他们长途跋涉前往土耳其、萨洛尼卡、君士坦丁堡和北非，并在那里生根立足。在那些人口大大超过资源负担能力的国家里（天主教国王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可能就是如此），宗教便成为迫害行动的借口和原因。后来，在菲利普三世的西班牙将排斥摩里斯科人。随后，正如乔治·帕里塞早已指出的，304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排斥新教徒。
另一个证据，就是山区居民大批下山，涌向平原和城市。这一点我们已经谈得太多了……基督教国家的居民移居伊斯兰国家的事例也同样日益增多。这种流动具有补偿性质。像美洲一样“平地崛起”的阿尔及尔就是个移民城市。意大利向北欧、伊斯兰国家乃至印度移民。又一批的手工业者、艺匠、商人、炮手分赴远方。16世纪末，威尼斯声称有4000—5000户人家生活在近东305……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些移民。例如科莫工匠在16世纪末迁移到德意志和摩拉维亚；306一些农业零工于1587年前后从利古里亚来到了科西嘉平原；307一些“技术人员”308几乎跑遍所有的地方，特别是法国，推广伊比利亚半岛的制造工艺、锦缎织造技术、穆拉诺式309玻璃制品和阿尔比索拉式陶器的烧制秘诀。310意大利的发明家、技师、泥水匠和商人往来奔波于欧洲的条条大路上。311但是，怎样给这些个人的冒险开列清单以及测定不断从德意志方面向意大利倒流的移民呢？人们历来认为，以上两种情形都只涉及少数人。但他们加起来最后却成了——至少在16世纪这个水平上——一个大数目。当时约有10万西班牙人离开了伊比利亚半岛前往美洲。312在一个世纪里有10万人离去。也就是说每年有1000人。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并没什么了不起。然而，请看罗德里戈·维沃罗1630年对此何等焦急。他写道：“长此以往，西班牙将空无一人”，而西印度却有可能由于这些懒人的涌来而一蹶不振（维沃罗生于新西班牙，因而对移民持有偏见）。这些人来了以后，“原先的修鞋匠就想当老爷，掘土工人再也不愿拿起镐头……”。313当时的人以及那些有鉴于塞维利亚的情形而思考西班牙命运的人肯定夸大了局势的严重性。
相反，人们对大批法国移民涌向西班牙的真实情况，却几乎完全默不作声。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这种移民运动在16世纪规模很大。314法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人口过剩的国家，不断向邻近的伊比利亚半岛输送手工业者、流动商人、水夫和农业零工。法国南方的情形特别明显，当然并不仅限于南部地区。加泰罗尼亚接收了一大批这样的劳动者，其中不少就在当地定居。早在1536年8月，西班牙的一份报告指出，佩皮尼昂的居民半数以上是法国人。315到了17世纪初，加泰罗尼亚的大多数居民也都是法国人。1602年，一位名叫巴尔泰莱米·若利的旅行者316说，他“听说这里的法国人比当地人多三分之一”。他还指出，“天天”有人从“鲁埃格、奥弗涅、热沃唐、加斯科涅”来到加泰罗尼亚。317加泰罗尼亚人把这些可怜的法国移民称作“无赖”（Gavaches），318这个绰号是否与热沃唐这个名词有关？看来似乎不像。319总而言之，移民数量众多，而且持续不断。在高薪的引诱下，手工工匠甚至前往阿拉贡，因为“制成品在西班牙价格昂贵”。320没有技艺的移民受雇充当仆从，并立即“穿上制服”，先生们（他们的主人）为虚荣心得到满足而高兴。321移民中的农民也受欢迎，“因为当地人十分懒惰”。这些话显然出自一个法国人之口。他还补充说：“如果主人亡故，他们就可能同寡妇结婚。”322无论如何，他们总能躲避法国过于沉重的“人头税”。此外，西班牙妓女对他们有诱惑力。“这些洒了香水、涂脂抹粉、穿得花枝招展的女人，简直像法国公主一样美貌”。323
不仅在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有法国移民。法国人还在巴伦西亚324老基督徒的村庄里出现，或从事牧羊，或在当帮工。天晓得他们是怎么来的。在卡斯蒂利亚，宗教裁判所的案卷提供了关于这些出言不逊的法国手工艺者大量材料，通常涉及他们唱的圣诗、他们的行为和他们聚会的小酒店等。一旦被监禁起来，他们就互相告发……在这种场合，所有的职业都被提到：织布工、修毯工、锅匠、制铲匠、铁匠、金银匠、锁匠、厨师、烤肉厨师、外科医生、园丁、农民、海员、船员、船长、书商或书贩、职员、乞丐……而且通常是不到20或25岁的年轻人。他们的经历，令人惊奇不已。例如，这些从鲁昂出发、穿越了整个法国的扑克牌印制匠，在托莱多的命运十分悲惨。325
有人指出，移民运动在16世纪20年代陷于衰竭；326虽然如此，但后来肯定又有所恢复。1640年的一部著作327说，“每年都有大批割草和割麦的人，阉割牲畜的人，以及为家里省下自己的口粮并且还带一点粮食回家的其他劳动者”离开贝亚恩前往各地。这些适应西班牙的招工和高薪的临时性的或永久性的外迁，并不像人们过去所认为的那样，只来源于奥弗涅一个地方：328我们可以断定，伊比利亚半岛就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由于居民向意大利和西印度外流而出现的空白。
3.是否能建造一个地中海经济的“模式”？
为了衡量地中海的整体和建立一个无所不包和笼统的（如果可能的话）通用“模式”，所有的资料是否都已齐备？在这以后，我们将能把地中海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同或近或远的其他“经济世界”作比较。
在这个框架内，我们所能考察的，至多是一些数量级和总体轮廓。实际上，所谓“模式”，也只是一种说法，它所针对的不是某一年或某个特定的时期，而是整整一个世纪，暂时的衰退或繁荣一概置之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力争在先后经历的一系列衰退和繁荣中，求出平均数和浮动线。显然，这并不是始终可能做到的。但是，尽管这项工作有很多困难和障碍，还是值得试着去做。
照这么说，地中海是个具有严密的内在结构的区域吗？毫无疑问是这样，尽管它的界限既不确定，尤其又变化无常。在陆地边界方面是如此，在海洋边界方面（黑海、红海、波斯湾、直布罗陀海峡和大西洋）也是如此。问题我们都曾经接触过，但始终未能得到解决。329
在本书第一版里，我曾以为，通过增加例证和描述某些重要和具有启发性的细节，330或许能提供有关16世纪地中海的各种不同的量纲。这些细节包括：君士坦丁堡是个拥有70万居民的城市；不管年景好坏，每年要由一支船队运来100万公担小麦和其他粮食；1580年约有3000吨羊毛堆在里窝那的码头；3311571年10月7日土耳其人和基督徒在勒班陀海湾集结了大约10万军队；1535年查理五世派600艘舰船（载重可能达45000吨）讨伐土耳其；1592—1593年进入里窝那的最大货运量为15万吨（这个数字也许有所夸大）；那不勒斯的两个很不相同的年总量：汇兑交易额130万杜卡托，保险金6万到7万杜卡托332……但是，这几个数字极其有限，与留下的大片空白相比，不过沧海一粟；最多也不过让人看到，必须承认在我们的世界和16世纪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
然而，我们所要做的事情，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叫作“宏观会计”。我们想就16世纪的地中海进行“总量分析”，并不是为了评断当时地中海经济相对的不发达或现代化，而是为了确定其大量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基本关系，总之，是为了领会和理解地中海物质生活的重要结构。这项工作是困难的、冒险的。今天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很了解这一点。货币从没有充分地渗透到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去，16世纪的情况也是如此。形式繁多、有真有假的货币使任何计算都变得十分复杂，即使有精确的数据作基础也是这样。333何况我们必然缺乏这种数据。同样，还必须考虑到，当时所记的账目使用不同的货币单位：西班牙的杜卡托或埃居，佛罗伦萨的杜卡托、埃居或弗罗林。就在佛罗伦萨，有人在账上这么写着：“1000金币，每枚值7里拉。”在这里，重要的是提到了有面值7里拉的铸币。334
农业是主要的产业
一般可以认为，每人每年的小麦（及其他粮食）消费量约在二公担（今制）左右。335显然，消费量有高有低。然而，这个平均数大体上可适用于16世纪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如果地中海地区当时有6000万居民，按照这个比例计算，消耗量大约是1.2亿公担小麦或其他可制作面包的粮食。肉、鱼、油、酒等其他食品都是对必不可少的食品的补充。1600年左右，如果按每公担平均价格为5或4威尼斯杜卡托计算，336地中海地区的年消费量（假设与粮食与量相等）价值达4.8亿至6亿杜卡托。这个水平同每年总要运到塞维利亚的“600万金币”不成比例。337单是小麦一项就足以确立农业生产对所有其他生产的压倒优势。农业是地中海地区的第一大产业，尤其因为粮食只占农业收入的一部分。
前面的计算只不过提供了一个下限。文献资料偶尔透露的数字通常要高一些。例如威尼斯338在1600年前后平均每年约消费50万斗小麦（外加大米、小米和黑麦）。市区的人口当时为14万。如果把附属的总督辖区也包括在内，至少还得加上5万，即威尼斯的人口大体上为20万。每个居民的粮食消耗量为4公担（如果单指威尼斯城市本身）或3.1公担（如果把所有居民点包括在内）。按每人消费2公担计算，这些粮食可供30万居民食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威尼斯或许真有这么多的消费者；也可能是威尼斯这个高薪城市比其他城市的消费水平要高些。
另一种算法：有个威尼斯人收到一封马德里的来信339（1621年2月），传出这样一则消息：小麦在送磨坊磨面之前，每法内格（相当于威尼斯的半斗）将征收2里亚尔捐税。照这个数字计算，每年的税收将高达900万金币。900万金币等于900万杜卡托（1杜卡托等于350万马拉维迪，1里亚尔等于35马拉维迪），也就是说，600万居民共食用4500万法内格小麦，每个居民消费7.5法内格。我们姑且算每人可得7法内格，因为人口数字只是个虚数。每法内格相当于55.5升，每个居民的拥有量高达388升。这个巨大的数字或者证实当时的税收计算比较乐观，或者证实卡斯蒂利亚的高消费。实际上，这个地区1621年没有出口一粒粮食。
还有一种算法，仍然以卡斯蒂利亚为例：1576年，340托莱多地区的10个村庄共有2975户居民，约合12000到13000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申报的粮食产量为143000法内格（将近64000公担），平均每人拥有5公担左右，所以有余粮向城市输出。即使条件最差的村庄（因为要生产葡萄酒），每个居民也有两公担粮食。
下面的检验给我们带来更有说服力的、但还不是决定性的论据。第一项检验涉及那不勒斯王国濒临亚得里亚海和塔兰托海湾的各个产粮省区（1580年1月）：阿布鲁齐、巴里省、卡皮塔纳塔和巴西利卡塔。第二项检验是关于1799年西班牙的土地财富和工业财富的调查。341这项著名的调查所列举的各种比例关系可以为我们对16世纪进行的研究提供参考和核对的依据。
根据审计院给我们提供的珍贵的文献资料，整个那不勒斯地区（那不勒斯王国重要的组成部分）在1579—1580年共有173634户人家（整个王国共有475727户）。342按照采用的系数（4或4.5）计算，有70万到76万居民，根据官方的统计，收获的小麦共计10多万卡拉。由于有8500卡拉取得出口许可证，当地居民约拥有92000卡拉，按现在的度量计算，约拥有120万公担左右。每人的份额明显低于两公担。由于还要从中扣除种子，份额就更低了。然而，提供这些数字的审计院却宣称，每人的年消耗量为6托马利，即220公斤左右。这不是矛盾了吗？不，因为部分收成并未如实申报，而审计院正是靠未申报的部分补充必要的供给。343
当然，1799年的调查在时间上比我们研究的16世纪要晚得多。但它所揭示的比例关系同16世纪却相差无几。在拥有1050万人口的西班牙，小麦的产量高达1450万公担（取其整数）。如果产量同消费量相等，每人每年的份额略低于1.4公担。但是，如果加上其他粮食和干菜，就得给前面那个总量再加上1300万公担。344因此，粮食总产量几乎翻了一番；即使这些粮食并不全部供人食用，每人平均两公担的水平肯定可以达到或超过。干菜（60多万公担）345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在16世纪就是如此。威尼斯的文献资料多次谈到，对某些村庄来说，蚕豆或豌豆因夏季风暴袭击而颗粒无收，这是件多么悲惨的事啊！
但是，让我们把这些并不能查明真相的检验放在一边。既然我们对总数几乎确有把握，我们至少应着重指出由此产生的后果。
1.通过海路进行交易的小麦最多时达到100万公担，占消费量的0.8%注31。用16世纪的尺度衡量，这是一笔巨额交易（100万人可赖此生活），但如果与整个消费量相比，这又显得微不足道。季诺·卢萨托346对此表示轻视，肯定有其道理。我们曾把它摆在突出的地位，也并没有错。347灾难深重的1591年危机期间——关于这场危机，我们后面还要谈到——西班牙、意大利乃至威尼斯从北方运来了10万到20万公担小麦。从贸易额看，这是笔大买卖；但同每天的食用量比，为数并不算大。虽说数目不大，也够几个城市免遭饥饿。
然而，就在这场危机发生的前后，地中海地区的农产品基本上还是自给自足。这同当时尼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现的情形，或同很久以后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英格兰的情形，都丝毫不能相比。地中海城市不靠别人向它供应食物。“海运小麦”只是权宜之计，供贫民食用。富人更愿意吃附近农村生产的品质优良的麦子。里斯本人吃著名的阿伦特如小麦；348马赛人吃普罗旺斯平原的小麦；349威尼斯人喜欢本地小麦。1601年威尼斯的面包商说：“现在供应的外来小麦与我们当地小麦的味道不同。”这里所说的外地是指帕多瓦、特雷维佐、波勒西和弗留利。350这些外来小麦往往还是来自地中海地区。
2.农业不仅保障了地中海地区日常的生活需求，而且还保证了一系列高价出口商品。这些出口商品有的为数不大，如藏红花或杜茗子；有些销路很广，如科林斯葡萄干、优质葡萄酒。其中的马尔瓦西葡萄酒，在波尔图葡萄酒、马拉加麝香葡萄酒和马德拉葡萄酒兴起之前，一直十分流行。还有各个岛屿上的葡萄酒，以及德意志人在每次葡萄收获之后都要到阿尔卑斯山脉南麓来抢购的日常饮用的葡萄酒。后来很快又出口烧酒，351这里还没有把食油、南方水果、柑橙、柠檬、生丝等包括在内。这些剩余农产品加上工业出口产品，补偿了购买谷物、鱼干或大西洋食糖（还加上北方的铅、锡、铜等）所造成的亏空。根据五贤人会议所说，1607年，威尼斯与荷兰之间的贸易结算有利于威尼斯。352
3.地中海地区一直是农民和地主的世界，而且结构僵硬死板。种植的方式、谷物的分布，谷物与贫瘠的牧场与葡萄和油橄榄（这两种作物在安达卢西亚、葡萄牙、卡斯蒂利亚以及威尼斯岛屿逐渐推广）相比所占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很少发生变化；必须经过地区间的长期交往，才能引起变化。殖民地美洲及其需求给安达卢西亚带来了食油和葡萄酒的飞跃发展。在玉米闯入之前，似乎不存在巴斯克各省和摩洛哥早期的农业革命。353农业革命在其他地方也姗姗来迟：威尼斯农村不早于1600年，354蒂罗尔北部约在1615年左右355……桑树的革命性推广发生较早，但其影响并不十分深远。
4.土地仍然是贪欲的重要对象。地中海内外的乡村全都受到年金、地捐、债务、租佃和杂税的层层盘剥。土地所有权不断易手。出借和偿还的资金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往返流动。到处都可看到相同的、千篇一律的情况。在这方面，日内瓦的情形356是相当说明问题的。从15世纪起，日内瓦附近的乡村出现了短期的信贷运动。这对“与外隔绝而又始终资金短缺的经济”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城里人可向乡村发放高利贷（在新教国家里），不需要再用年金或免役租遮掩。在16世纪，西班牙一个名叫米格尔·卡萨·德莱卢埃拉的仲裁人357指出了城市向附近的土地和葡萄园进行投资的自然倾向。“每个人都看到：借出2000杜卡托每年可获利200杜卡托；本金在6年后可收回。这可见是有利可图的投资”。工商业者和国家很少会给贷款人类似的利率。所以，土地具有竞争力，土地是实实在在和看得见的抵押物（农民不付利息或者不还贷款，土地即被扣押抵债）。而且，贷款人总能亲眼看见自己的钱在某个葡萄园或某个农舍结出果实。这种安全感有其实在的价值。最后，由于投资收入相当可观，加起来便成了一笔很大的财富。因此，我们不要怀疑瓦勒·德拉塞达在1618年所说的话。他断言，西班牙当时有一亿多杜卡托以“地捐借贷”（ducados a censos）的名义出借。358
5.价值4亿到6亿杜卡托的谷物，放在我们的天平上来称，可能显得既太轻，又太重。如果按照最近确定的关于18世纪法国农产品359（1799年的西班牙也是如此360）的比例进行计算，谷物只占农产品的二分之一。因此，人们就可以大致算出总数，提出农业生产总值为8亿到12亿杜卡托。这个总数显然估算得太高了。作为我们计算的出发点，威尼斯市场的价格十分高昂，只反映富裕城市的经济状况。其次，尤其重要的是，消费的谷物并不全都通过市场。因此，我们的估计仍然悬在空中，这是合乎逻辑的。现在再回到我们前面举出的1576年卡斯蒂利亚乡村的例子。十个村子约消费粮食2.6万公担，差不多占产量6万公担的二分之一。但是，另一半粮食也不一定经过市场。一部分作为什一税直接征收入库或作为地租交给城市的地主。在地中海的总产量中可能有60%到70%就这样避开货币交换，而我们却错误地和勉强地把他们算到货币交换中去。
6.农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脱离货币交换网，脱离货币经济赋予的相对灵活性，使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在地中海和其他地区更加缺乏弹性。另外，技术水平和产量也很低。直到18世纪，普罗旺斯361仍然是种一收五，而且这个比例很可能大体上适用于16世纪。要达到每年产1.2亿公担粮食，地中海至少要播种2400万公顷耕地。如实行二年轮作制，这2400万公顷的庞大面积至少要扩展到4800万公顷耕地，其中一半生产，一半休闲。请想一想，在1600年前后，法国的可耕地面积总共就是3200万公顷。362
以上计算都很不精确，所提供的数字都太小，因为小麦（和其他谷物）种植并非到处都实行二年轮作制。一些土地是每三年、每四年甚至每十年才种植一次。当然，我们也见到有的产量高于种子的五倍。
在种植面积占土地面积二十分之一的塞浦路斯，小麦产量为种子的六倍，大麦高达八倍。363在阿普利亚，在牧民开垦的耕地上，粮食收成可达种子的15至20倍。但这是例外。364歉收和灾害时有发生……气候变幻左右一切。人们胼手胝足，也未必时运亨通。可见毫无通融的余地。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数字，农产品出口与产量有着一定的联系；在把许多数字排成系列时，我们往往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常数：西班牙向意大利出口羊毛，西西里向外地市场输送小麦和生丝，365情况都是这样。从图解上看，这是些与横坐标的中轴线相平行的直线（当然是粗略地讲）。
农业可能有所进步。从技术上看，卡斯蒂利亚366用骡替代牛拉犁加快了耕作，从而提高了小麦的产量。但是，这种替代很不全面。北方的圆盘犁16世纪在朗格多克出现，367所起的作用还很有限。这种犁也可能在意大利北部出现。368主要耕作工具仍旧是步犁，既不能将土翻过来，也不能充分地使土地疏松透气。
我们曾谈到过水利工程。369这些工程大大改善了耕作条件，扩大了耕地面积。在15世纪，人口负载不重的地中海无疑向农民提供新的土地。当时农业确有飞速发展，或者说，这是恢复了原来的繁荣，即13世纪的繁荣。在16世纪的飞跃前，肯定发生过一次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后来带动了农业的发展。鲁杰罗·罗马诺以上的见解是正确的。由于农业缺乏弹性，这次发展终于在与13世纪末相同的情况下停止了。新开垦的土地的产量往往很低。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于资源的开发。马尔萨斯人口论在被提出以前就是正确的。
也许在1550年前后，更可靠的是在1580年前后，16世纪的经济形势出现了转折。正当流通加快之际——但还说不上是金融革命——一场潜在的危机业已发生。一些注视西班牙的历史学家认为：农业投资迟早会遇到困难；农民不会再轻易得到贷款；收不回贷款的放款人会扣下抵押品。370最后，大地主也会在1575—1579年的财政危机中受到冲击，371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那样，热那亚人一有机会就把自己的损失转嫁到他们的放款人身上。以上种种理由，以及从朗格多克的事例中看到的其他一些理由，372都是可能和确实存在的。但是，关键的原因是农业生产缺乏弹性。产量已经到达顶点……由于这些不可克服的困难，17世纪将出现逆农业革命而行的“封建制的反扑”。
工业发展状况
约翰·U.尼弗373在谈到17世纪初期的欧洲时，认为在欧洲的7000万居民中，有两三百万工匠。在拥有6000万到7000万人口的地中海世界里，这一估计看来也是可信的。如果城市人口大体上占总人口的10%，即有600万到700万人，那么，若说有200万到300万工匠，即占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就令人难以置信了。威尼斯的情况特殊，不难达到这样的比例：兵工厂工人3000，374毛纺工人5000，375丝织工人5000，376总共有工匠13000。再把他们的家属包括进去，就占这个城市的14万人中的5万人。当然，还必须把那些我们已经知道其名称和生产活动的各种各样的私人造船厂里的工人377以及整个泥水匠大军计算进去，因为城市在不断建设和重建，不断地用石块或砖头取代木头，不断疏浚易于淤塞的河流……在威尼斯附近，例如在梅斯特雷，还应该把制毛毯工人378也计算进去。在离城市更远一些的地方，还有磨坊工人。他们为城市磨面，或者制造纸浆，或者锯开木板和厚木板……除此之外，还应该再加上铜匠、铁匠、首饰匠、制糖技工、穆拉诺的玻璃工人、吉乌德卡的皮革工。379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工匠，例如印刷工人。16世纪时威尼斯印刷的书籍占欧洲的一大部分。380
在接受约翰·U.尼弗提出的数字的同时，也许应该明确指出：这个数字代表200万到300万依靠手工技艺生活的人，其中有工场主、工人、妇女和儿童，而不仅仅是干活的人。这是威尼斯的计算方式。将近16世纪末，人们常说那里有2万人依靠羊毛加工为生。381
在这个总数里还应加上农村的工匠。每个村庄不论人口多少，总有工匠的存在，总有工业活动为副业。但是，这方面的工业活动在计算时几乎总是被历史学家忽略了。此外，历史学家如果按习惯办事，往往低估这种默默无闻的劳动，而实际上，这种劳动在贫穷的农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这些农村实现可贵的货币流通的唯一办法。迄今为止的各种史籍都仅仅重视城市的手工作坊。然而，在阿拉贡，比利牛斯山脉、塞哥维亚周围的地区，382在卡斯蒂利亚383和莱昂384地区的穷乡僻壤，在巴伦西亚385各地，历来就有农村的手工作坊。在热那亚周围，手工作坊比比皆是。386阿勒颇附近的村庄387从事丝织和棉纺。事实上，由于缺乏场地、原料或动力，任何一个城市不可能把它需要的工业全部设在市内，因而只得让工业向近郊或远郊发展。因此也就说明，在热那亚背后的山里，有铁匠铺、磨坊和造纸厂；在那不勒斯，尤其在卡拉布里亚的斯蒂洛附近，有各种矿山、铁匠铺和磨坊；388在维罗纳的城外，389阿迪杰河畔——由于那里是走私的理想地方，运载木板的船只多在那里停泊——有一家锯木厂，还有历来为邻近的城市磨食用小麦的磨坊（威尼斯附近有80多家）；在塔霍河边的塔拉韦拉德拉雷纳下方，有成排的磨坊；390在地中海的另一端，有30家风力磨坊，从干地亚就能远远望见。391朗格多克有自己的城市工业，但在中央高原附近和塞文山脉，却有很多村庄发展工业。392同样，在里昂四周广大的地区内也有此类村庄。393城市依靠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养活自己。
然而，地中海地区的乡村工业可能不如英格兰（生产粗呢绒）和北欧那么强大。它们从不像在18世纪的法国常见的那样，394形成受城市商人遥控的乡村工业网。我甚至还认为，至少在掌握更多的材料以前，16世纪里昂周围星罗棋布的乡村工业在地中海地区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人们的观念正好证实以下两件事：一方面地中海地区的农村经济生活比很多北方农村更加均衡（这是可能的，葡萄、油橄榄往往起着北方的农村工业的同等作用，395果树栽培使农民得以收支平衡）。另一方面，大、中城市的工业单独就足以基本上满足广大市场的需求。但是，到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各种手工工场纷纷从大城市迁往小城镇和村庄。396这些转移加强了乡村的和半乡村的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19世纪初，这种潜力依然存在。当缪拉特占有那不勒斯王国时，他让他的军队穿农民的黑呢（以免使用昂贵的英格兰红色呢）。这种黑呢当时供农村使用。397
如果接受以上隐约可见的比例，那就应该认为，16世纪的乡村工业在人数方面即使不在质量方面或在收入总量方面，与城市工业处于同等地位。没有任何事实证明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事实否定这一点。至多有300万的农村居民和300万城市贫民加在一起，也就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手工作坊的世界。在这一大批人当中，可能有150万就业人口。假如他们的平均工资相当于威尼斯在阿戈尔多拥有的铜矿矿工助手的工资水平，398即每天15索尔迪，或每年20杜卡托（节假日停工，工资照付），工资总额可能接近3000万杜卡托。这委实很少，因为城市的工资水平要高得多（正是由于工资过高，城市工业往往夭折）。16世纪末，威尼斯的毛织业工匠每年挣144杜卡托，而且还要求增加工资。399由此可见，我们的数字应该或至少能够提高到4000万到5000万金币。如果我们把工业产值算为工资总额的3倍或4倍，工资总额就还要再跳一级，几乎凭空跳到2亿杜卡托的最高水平。400即使这个数字还应该加大，离开农业的假定收入（8.6亿或12亿）还是很远。在关于共同市场的讨论中，专家们指出，在当今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实现肉类的商品化将成为世界上的头等大事。人们应该为此感到惊奇吗？
就16世纪而言，大量工业产品比谷物、食油、酒等等更广泛地进入市场经济。虽然还应看到，当时自给自足占很大比重，但这一比重毕竟在日趋减小。托马斯·普拉特401在1597年谈到乌泽斯时特别提到：“家家户户都纺羊毛，然后请人织成呢绒和染色，用于各个方面。那里的人也像我们这里一样使用纺车（托马斯·普拉特系巴塞尔人，在蒙彼利埃学医）。但是，那里见不到手工纺锤，因为只有穷人才纺麻线。麻布可从商人那里买到，价钱要比在自己家里纺织的便宜。”我们敢担保，纺织工业和织物销售的飞跃发展同人口的增长、作坊的集中，自给自足的衰落都有关系。
“包买商制度”及城市工业的飞跃发展
自1521—1540年起，地中海地区的城市工业出现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飞跃。这是资本主义的第二次复苏，同时涉及地中海和欧洲。约翰·U.尼弗认为，唯有1540年以后英格兰才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402J.哈滕403很久以前指出，只有1550年以后的德意志才出现“大工业资本”的高涨。404这些飞跃和革新，由于并未造成很大的两极分化，对欧洲和整个地中海地区大体上全都适用。将来的研究也许会表明，这些飞跃和革新弥补了把16世纪切割成两段的那次急剧衰退。商业资本主义鼎盛时代已经过去，并由工业资本主义所替代。后者只是随着16世纪下半叶“金属”的异军突起才真正繁荣兴旺。工业具有补偿的价值。
就我们的观察所及，这种工业几乎到处都推行“包买商制度”的习惯模式，405属于资本主义的类型。德国历史学家使用的包买商制度（Verlaggsystem）一词，可译作“订货制”。包买商先把原料交给工匠，工匠则在加工后领取工资。这种制度并非从16世纪才出现，却在原先不实行包买制的地方（如卡斯蒂利亚），或很少采用包买制的地方（如威尼斯），繁荣起来。包买制的发展使行会（意大利的行会或西班牙的行会）处境维艰，使商人生财有道；商人为缓慢的生产过程提供资金，并通过销售和出口产品获取利润。这些委托加工商，在丝绸生产中（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作用，比在毛织品生产（比较陈旧些）中更具有决定性。当然，织机在大工场的集中已显而易见。例如在热那亚，似乎没有任何事物阻碍这种集中。406甚至在威尼斯，织机的集中已经激起国家的抗议和干涉。1497年12月12日的法律禁止所有丝绸织工拥有织机6台以上。4071559年，织机集中的问题再次提出。有人当时指出，“一些人投入生产的织机达20至25台之多，他们的贪欲造成了明显的不平等”。408
商人提供原料，支付工资，然后把产品转化为商品。这一整套制度可以从任何一个琐碎的细节出发再现出来。我们现在就来看威尼斯的情况。1530年冬天，查理五世的专使罗德里戈·尼诺409受他主子委派去购买丝绸，绿、蓝红和深红的各色锦缎以及深红色的丝绒。这位使者说，他先寄出样品，然后再洽谈价格，但无论如何，在订货时得预付1000杜卡托，其余款项在产品完工时支付。纺织工一般都要从商人那里购买从土耳其运来的蚕丝，然后自己加工。在这种情况下，买主代替了商人，他以金钱的形式预先发放原料……1559年8月，科托尔发生的一件小事更加说明问题。410在这个偏僻的角落里，丝织工匠都习惯于加工自己直接买来的生丝。这就违背了关于丝织工匠不得为自己加工产品的1547年法律的正式规定。元老院决定：必须使一切恢复正常，纺丝工应加工商人的生丝，从而使商人购买丝线时，纺丝工不能随意哄抬价格。这样，事情就清楚了。还有另外一些景象：这是热那亚的一个工匠1582年亲眼看见的另外一个工匠的事。411是的，他曾经是纺丝工阿戈斯蒂诺·科斯塔的帮工，并且多次在阿戈斯蒂诺的店铺里看见那个叫巴蒂斯达·蒙托里奥的商人给阿戈斯蒂诺送来生丝，然后把加工好的成品带走。他对所说的都很了解。前10年，即1570年，当安娜皇后（菲利普二世的最后一个妻子）到达西班牙的塞哥维亚时，当地的各行各业举行游行庆祝，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是铸币所的工人，紧接着是羊毛商，然后是“被民众不适当地称为商人的呢绒包买主”。17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说，“他们俨然是一家之长，家里和家外都有一大批人（有的200人，有的甚至达到300人）要靠他们养活。他们利用别人的双手织出各式各样的精美呢绒……”412
“包买商制度”的兴旺
我们已经看到，包买商在城市工业中起着首要作用。不仅如此，包买制度在经济上也很成功，并且在环境不再有利时，也有抵抗力。生产的集中和飞跃，合理的分工，产量的提高，与此都有一定的关系。在塞哥维亚、科尔多瓦、托莱多、威尼斯，无疑还有热那亚等相距甚远的各个城市，都可看到以上的情形。在16世纪末，这些城市的生气勃勃，正好与佛罗伦萨形成鲜明的对比。佛罗伦萨是个老工业中心，历来生产高级呢料和丝绸，不免因循守旧，甚至有点“得过且过”。一位老资格历史学家认为，毛病出在结构方面。413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论证将增添一种非常有趣的成分。或者，人们可以先入为主地认为，佛罗伦萨可能因其生活昂贵而受累不浅。同其他城市（热那亚除外）相比，更随着贵金属的到达及由此引起的物价猛涨，佛罗伦萨所受的打击更加沉重。银行和土地同手工工场也在竞争，在战火连天的欧洲，除西班牙以外，这座工场制造的高级产品很难找到销路。总之，从1580年起，佛罗伦萨的工业活动开始衰落了。
相反，其他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却一鼓作气继续向前发展，直到16世纪结束为止。一切都为这次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大量的劳动力、新技术等。威尼斯呢绒质量平平，用西班牙的二等羊毛作原料，适合黎凡特地区顾客的爱好，威尼斯一直是那里的主要供货人，正如塞哥维亚的呢绒、托莱多和科尔多瓦的丝织品在西班牙或美洲适销对路一样。此外，领导这些企业的“新人”的素质也起了作用。至少在威尼斯，企业主往往原是外地人。当他们忠心工作了15或20年之后，便向市政会议申请长期居留权。既然他们已为城市生产了成百上千件呢绒，得到这个权利在他们看来是当之无愧的。414总之，新事物层出不穷：新建的厂房，新采用的方法，以及充当企业主或工匠的新人。说到底，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工业劳动力的流动性更大。
流动劳动力
在16世纪，手工工匠的成分十分混杂，本地人的一统天下极其少见。佛罗伦萨的手工作坊早在14世纪就雇佣佛兰德和布拉邦特的工人。415在16世纪，佛罗伦萨毛纺织业向广大地区招收学徒工，这个地区甚至超出了我们曾经说过的托斯卡纳的范围。416经威尼斯市政会议同意，维罗纳417获得了生产黑天鹅绒的权利，1561年时共有25名师傅，但都不是威尼斯人（否则市政会议就不会同意）。其中14人来自热那亚；3人来自曼图亚；2人来自维罗纳；2人来自布雷西亚；1人来自维琴察；1人来自弗拉拉。至于掌管生产的商人，他们只有四人。其中二人来自维罗纳；二人来自热那亚……这是了解工匠和商人生活演变的一扇小窗子。
布雷西亚的情景也是一样：制造盔甲、刀剑和火枪的铁器制造业，先是不断发展，接着缩小，最终又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逐渐恢复；铁业工人先向邻近的城市流失，然后又陆续返回。如此循环不已。到了16世纪末，在城市的新统领弗朗切斯科·莫利诺418的推动下，布雷西亚召回了同很多工人一起移居萨吕塞的一位手工作坊师傅。很多工人也纷纷从皮斯托亚和米兰返回布雷西亚（其中31人从米兰返回）。因此，作坊师傅的铺子又回升到23个。后来，由于生铁供应紧张和商人数量太少——也许还应该再增加一、二个商人——危机再度出现。
这是因为工业尾随着商人和资本而来。1610年春，419托马索·孔塔里尼前往英格兰出任威尼斯专使。他在维罗纳稍作停留后，又在前往特兰托的途中经过罗韦雷托。他发现当地丝绸贸易十分活跃，纺织作坊很多，约有300多工人在织机旁生产丝绸（这些工人刚刚离开维罗纳……），不由得感到惊奇。四年以后，1614年5月，威尼斯市政会议接受了420以下这个古怪的建议：凡发现城里的重要行业，特别是丝织业的工人或师傅有外出企图者，应主动向司法当局检举，匿名的检举人将可保释一名被流放或被监禁的强盗以资奖励。在同一个时期，出于同一种考虑，威尼斯人威胁要在人身和财产两方面打击那些离开城市到其他地方去干活的糖厂工人和师傅。421
这些工匠的出走或外流服从经济形势的需要。工业弥补商业的不足，替代商业的地位，其影响所及或远或近。例如在16世纪末，工匠从大城市出走到中、小城市是司空见惯的事。丝织业于15世纪和整个16世纪传遍欧洲，足以使我们想到还有更长的行程。在17世纪的意大利，梅佐焦尔诺经历了一次工业复兴，丝织业发展迅猛。突然在17世纪30年代前后，422这场繁荣陷于中断，而北方的小城市却相继崛起，在丝绸生产方面取代了南方城市。这同工匠的外流，显然有着内在的联系。
普遍趋势和地方性趋势
我们不可能先验地知道这些迅速发展中的工业是否遵循同样的节奏。但是，如果想到有例外的存在（工业弥补商业的不足，替代商业的地位），上述工业活动就可能是按同一节奏演变的。实际上，我们无从了解这些工业的全貌。就纺织工业而言——与建筑工业同等重要或其重要性仅次于建筑工业——作出一个整体的回答还是可能的。我们确实知道西班牙和教皇国的明矾出口量，因而也就知道这种除垢剂的使用总量，而除垢剂对纺织物的染色，或至少对染色的准备是不可缺少的。这个“指示刻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的回答是明白无误的：明矾使用量随着经济形势起伏变化，于1590—1602年达到顶峰。423
我们显然还要知道，所有的工业是否都服从总的节奏，这看来也是可能的。注重研究工业活动和商人需求之间的联系的历史学家都反复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商人是导演。424但我们应该承认：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可能有例外的情况，既然工业也弥补商业的不足，替代商业的地位。“建筑工业”似乎有时与普遍趋势背道而驰。425关于某些局部的、地区的经济形势，我们开始掌握一些第一手材料。人们确实已经知道纺织工业生产的某些曲线。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曲线不论在什么日期出现，都惊人地相似。任何一次工业发展都是直线上升，然后又垂直下降。翁斯科特426丝毛哔叽的生产曲线画出一条火箭轨迹。莱顿的曲线显而易见是一条双曲抛物线。威尼斯的曲线（按照皮埃尔·萨尔代拉427和多梅尼科·塞拉428的见解）具有抛物线的典型形态。关于佛罗伦萨，我们掌握的数字不多，但也足以看到一条类似的曲线。429曼图亚430是个小小的例子，同样证实了这条规律。这条规律很可能适用于布雷西亚和卡莫尼卡山谷431的毛纺业。在塞哥维亚、科尔多瓦、托莱多432和昆卡，这条规律也很清楚。难道这真是一条普遍规律吗？
不管怎样，这条规律即使对那些非常不重要的工业似乎也适用。例如，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威尼斯竭力排斥一切外来的竞争，无论是船只、织机或商人的竞争。这些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从威尼斯开出的“帆桨商船”和其他船舶，惯于在伊斯特拉的普拉港停靠，以便补充船员、划船的奴隶和食品。对先后上船的船员来说，普拉港是个货源最充足的纺织品市场。关于用沿海各岛生产的粗羊毛织成的这些粗毛料和灰毛料，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433它们来自伊斯特拉和达尔马提亚的内地。1512年前后，这些纺织品打进了“索托旺托”（Sottovento）、锡纳加利亚（Sinagaglia）、雷卡纳蒂和兰恰诺的交易会，十分畅销，以致普拉港再也见不到这些传统商品。以上局面持续了10到15年，直到1525年左右，威尼斯市政会议才使一切恢复正常。在这期间，先有上升，然后便是下降。
人们可以猜到，奥斯曼帝国经历了类似的演变过程。当地的工业往往是由外侨创办的。这些外侨是被俘的基督徒，他们后来往往在君士坦丁堡等地当上了作坊师傅，434制造出珍贵的衣料；435此外还有犹太工匠，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建立了呢绒工业。436关于萨洛尼卡，我们知道那里的呢绒生产从1564年开始下降，为了刹住下降趋势，犹太人社团的首领——犹太教教士——采取了多种措施（如禁止自由收购羊毛，必须穿本市缝制的衣服等）。以上情况可使我们确信，萨洛尼卡的呢绒生产在1514年达到顶点。坐落在太巴列湖畔的小城市萨法德（加利利的首府）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由于犹太移民及其织机的涌入，437这个城市在1520年到1560—1580年间有过毛织业的迅速繁荣。1535年，一个旅行者是这样记载的：“纺织业日益繁荣。据说萨法德在这一年总共生产了1.5万捆粗呢绒，更厚的纺织品的生产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某些织物的质量甚至可以和威尼斯相媲美。任何人，不论男女，只要所从事的职业与羊毛有关，生活就过得很好……我买了一些粗呢绒和其他纺织品，卖掉后获利颇丰……”土耳其的税收增长证实了这个小城市的兴起：1525年6月，染匠纳的税款共300阿斯普尔；1535年上升到1000阿斯普尔；1555年6月，竟达2236阿斯普尔（只有4家染坊）……正是在1555年左右，萨法德的上升势头停止了，也就是说，萨法德的衰落和萨洛尼卡的危机可能大致上是同时发生的。1584年，犹太人离开萨法德，加快了城市的衰退（1587年，一座10年以前建立的印染厂关闭）。1602年，萨法德不再生产任何纺织品。
以上情形的出现应归因于犹太人社会可能存在的贫困化，也衡量出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中期以后的一般健康状况。至于萨法德的衰落形成的环境、羊毛供应困难以及1580年英格兰纺织品用船直接从英格兰运到黎凡特地区，这些因素起了作用。此外，也必须考虑到意大利工业的飞跃发展，必须考虑到即将使奥斯曼帝国陷入通货膨胀引起的连锁动荡之中的货币和经济危机。438
不管怎样，这些工业曲线本身的顶峰也有其值得注意的地方。
1.必须指出，在1520—1540年期间，几乎到处都出现了普遍的跃进；
2.曲线的“顶峰”位于1564年、1580年和1600年；
3.当然，工业不具有所向无敌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在18世纪初步显示出来，并在19世纪最后确立。但工业已异常活跃。它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迅速的；
4.工业的下降同样令人吃惊，而且这种下降的时间比最初的跃进更容易确定。威尼斯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毛纺工业似乎在1458年左右开始蓬勃兴起；439到了1506年，440出现了明显的萧条；至少在威尼斯共和国是如此。从1520年起，又经历长时间的回升441……在1600—1610年左右，飞跃发展的势头明显减弱。442大概与此同时，即1604年左右，在信奉新教的尼德兰，毛纺工业普遍跃进。443
因此，工业的跃进和衰退在不同地区遥相呼应，而地区之间的距离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工业，或更确切地说“前”工业，处于不断的往复运动之中，需要连续不断地重新发牌。发牌以后，游戏重新开始。输家可能重交好运。威尼斯的情况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最后到达的赌徒往往运气最好。16世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某些新兴城市的胜利已经说明了这个规律。尽管尼德兰一带的纺织业历史悠久，17世纪北方的胜利是一个年轻的竞争者的胜利。
工业遍地开花，444甚至在小城市中（任何历史学家事先都不注意那里有工业的存在），在那不勒斯这类人们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城市中，工业也出现了。它们像成千个微弱的火星，445同时把辽阔的干草地点燃。这些火星可能燃成燎原之火，也可能熄灭，然后在别处死灰复燃。只要有风力相助，就会蔓延到尚未着火的干草。直到今天，例如在1966年，往往还出现这种情况。446
商品成交额
商业活动多种多样，很难加以检查和进行计算。农妇在市场出售水果，穷人在富人的酒窖门口喝杯葡萄酒（富人常做这种小生意），威尼斯帆桨商船或塞维利亚贸易署从事的大宗贸易，都属于商业活动。商业的范围很广。此外，在16世纪，并非一切都已商品化了，情况远不是这样。市场经济只占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以物易物、自给自足的基本形式在市场经济之外到处泛滥。如果人们接受商业完成生产这个公式447（就是说，商业在推动商品流通的同时，赋予商品额外的价值），那么，这个剩余价值，尤其是利润，可以说是很难计算的。即使举一个似乎众所周知的例子也是这样。在16世纪60年代，约有2万公担胡椒从印度和南洋群岛运到欧洲。每轻公担注32胡椒在卡利卡特的收购价为5克罗萨多；在里斯本的售价超过64克罗萨多，等于收购价的12倍多。显然，这些货物的买卖不是由一人经手的。运费、税收和承担的风险是巨大的和多种多样的。因此，我们无法说出在出售胡椒所得到的约130万克罗萨多这个总数中，究竟有多少可算作商业利润。
此外，从商人的账册可以看到，或者从破产人申报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到，商品只是16世纪的“商人”从事的众多业务之一。各种经营和投机活动混杂在一起：购买土地和房屋，经营工业、银行业、海运保险、彩票448、城市的年金、农民的代役租、畜牧业，当铺的质押放款，汇兑投机……真正的商品交易和虚假的金融交易互相掺杂。商人的生意做得越大，越是接近16世纪末的繁荣年代，金融活动的比重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新花样也就不断增加。人们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商品交易几乎可以神奇般地在交易会上清账。1550年，克洛德·德吕比在谈到里昂交易会时说：“不必动用一苏现金，有时在一个早晨就可支付100万里佛的货款。”44950年以后，掌管里亚托银行汇兑日记账的季奥旺·巴蒂斯塔·佩雷蒂在给威尼斯市政会议的一份报告中说，皮亚琴察的每次交易会成交额达300万到400万埃居，但现金交易通常不到四分之一。450
期票的签署和转让451将在17世纪成倍增加，这些有用的但未必总是诚实的服务早在15世纪就已在热那亚452出现。到了16世纪末，背书票据几乎到处可见。453据我们所知，1589年1月，454在里昂有个典型的例子：两名意大利商人同意借款给朗格勒主教和他的两个兄弟。这笔钱是由“一个叫圭恰迪尼的商人”作为第三者以“期票转让”的方式支付的。
我们不妨作一次测算。测算结果肯定是错的，但作这番尝试将是有益的。
首先从卡斯蒂利亚的税收文件来看。不用解释，税收资料显然很不完备。然而，商业税（alcabalas）随经济形势而浮动，因而是不可忽视的“指示器”。根据不同的城市和地区，商业税也显示出行业、财产和收入的不同。巴利亚多利德4551576年的商业税收额为2200万马拉维迪（营业税原则上占销售额的十分之一），大体上相当于2.2亿马拉维迪的营业额。按城市有居民4万人计算，每个居民约分摊5500马拉维迪，相当于15杜卡托多一点。然而，这不等于说每个居民都能从商业活动中得到这份利润。这在原则上是每个居民经手的商品交易。读者可以猜出，在这些往往对外封闭的交易中，有着盈亏抵消和其他虚假的成分。因此，2.2亿这个数字可能还嫌太小。实际上，城市都按一定的承包额缴纳税款，完税后总有盈余。但是，16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不再根据契约纳税。商业税改由国家统一征收，城市不能再从中获利456……无论如何，2.2亿营业额和人均15杜卡托在1576年已是相当高的水平。1597年457塞维利亚的情形更好。这个城市比巴利亚多利德富得多，1576—1598年的通货膨胀也起了作用。结果，塞维利亚人平均分摊的税额为1.59万马拉维迪（共有10万居民，商业税为1.59亿马拉维迪），相当于巴利亚多利德1576年的数字的3倍。
我们暂且放下显示卡斯蒂利亚财富的地理分布458的以上数字。这里，重要的是估计总的营业额。1598年整个卡斯蒂利亚地区的商业税总额（其中包括什一税）高达10亿马拉维迪什一税等于交给教堂的什一税的三分之一，显然应从我们的计算中抽出。但是，有了100亿马拉维迪这样一个量级，我们就能估算国内贸易额。如果我们按人平均计算，每个居民相应就得1500马拉维迪，即正好是4杜卡托。这一估算所得的结果低于巴利亚多利德（1576年）或者在塞维利亚（1598年）的水平，这不会令人吃惊，因为城市经济总是高负荷的。
根据关税来计算对外贸易是可能的，甚至也是可靠的。假定关税和贸易额的比例为1∶10，照此计算对外贸易额，就可以得出36.3亿马拉维迪这个数字（进口）。尽管贸易处于入超地位，设想其出口额为36.3亿，并不显得过分。加上进口贵金属的价值7亿马拉维迪。我们不作过细的解释，把国内贸易额100亿和对外贸易额79.6亿加在一起，大约等于180亿，即每人9杜卡托（卡斯蒂利亚共有居民500万）。人们可能已经发现对外贸易（进口）和国内贸易之间的比例大致是1∶3。
其次从1551—1556年法国的情形来看。关于法国，我们只知道一个可靠的数字：进口总额为3600万图尔里佛。459根据计算，其中1400万到1500万用于进口奢侈品和一些无用的“纺织品”。这3600万图尔里佛等于1570万埃居（一埃居等于2图尔里佛6苏）。我们把这个数字增加一倍就得到进出口的总额，即3140万。我们把这个数字乘以3就得到国内贸易的总额，即4710万埃居。于是总数就达到7850万埃居。假设法国有1600万居民（众所周知，这是所有历史学家都接受的数字，但没有证据），那么每人的分配额为5埃居左右。5埃居等于5.6西班牙杜卡托。显然，这个适用于1551—1556年的数字低于16世纪末的西班牙的数字。但是，卡斯蒂利亚当时比法国富有。此外，西班牙1598年的数字由于通货膨胀的出现而偏大，而且我们对法国人口1600万这个除数没有把握。以上不可靠的情况加在一起，并不能妨碍我们看到，这两个“指示数据”可作一番比较。
两个“指示数据”中小的一个数据能否适用于整个地中海的范围？既能，也不能。我们就以法国为5埃居这个整数进行计算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然没有把握）说，6000万地中海人的商品交易额约在3亿杜卡托左右。
这个数字肯定很不可靠。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接受这个数字。然而，我可以说：1.商品交易额大大高于商人所得的利润额，商业利润当时可能占贸易额的10%、20%或30%；2.假定这个数字是准确的，那么，投入商业活动的产品只占产量的三分之一还不到；3.在这无疑是不完全的但能说明问题的背景下，应该对远程贸易重新进行考察。作为商业资本主义的心脏，远程贸易这个问题当然有待我们作一番分析说明。
远程贸易的局限性和重要性
远程贸易就是在一地低价购货和在另一地高价售货，从而沟通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下面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在英国的科茨沃尔德地区购买或者定做粗呢绒，然后到阿勒颇或波斯出售；在波希米亚购买麻布到巴西出售；在卡利卡特购买胡椒到里斯本、威尼斯或吕贝克出售。这么远的路程意味着经济水平的巨大差异。尤其在16世纪初期的里斯本，商业利润犹如暖房中的花草蒸蒸日上。B.波尔切内夫460在谈到17世纪波罗的海的贸易时正确地指出：重要的不在于贸易额，而在于利润率。极其灵活的资本主义（当时是最现代、最灵活的力量）总是奔向这些高额利润和这些利润的迅速“积累”。显然，时间一长，价格差异就趋向消失，在经济繁荣的年代尤其如此。远程贸易因此不得不改变选择。其兴旺程度在不同时期也各不相同：16世纪上半世纪461非常兴盛；16世纪后半世纪利润不断积累；17世纪出现明显的复兴。商品交易的相对停滞无疑使很多商人于16世纪下半叶转而向政府贷款和从事汇兑业务，即朝金融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请别误解，我们这里并不是说贸易额急剧下降，贸易额实际上有所增加。只是大商人的商业利润才一落千丈。
历史学家雅克·希尔斯462反对把香料贸易和药材贸易的重要性过分夸大，它们在16世纪大大压倒其他商品。他说：“继有关明矾贸易的历史463之后，有关葡萄酒、谷物、盐、棉花乃至糖和丝绸的贸易将可写成；那时候，另一部地中海的经济史将会出现。在这部历史中，胡椒和药材，特别从14世纪起，只占一个很小的位置……”一切都取决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如果从经济地理来看，雅克·希尔斯的见解是正确的；如果问题是要考察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要从利润方面进行研究，那他就错了。我们应该还记得B.波尔切内夫的看法。在这方面，唯一重要的是利润率，取得利润的难易程度和资本的积累。谷物的贸易额无疑比胡椒大得多。然而，西蒙·鲁伊斯却不乐意购买谷物，因为这对商人来说会失算的。谷物不像胡椒或者胭脂虫那样是“俏货”，从事这种贸易，没有充分的成功把握。更何况，承运人的要价很高，城市和国家怀有戒备心理，都给谷物贸易带来障碍。除了1521年464和1583465年交易所的大笔交易和1590—1591年的大量购粮外，特大资本家不经常经营粮食贸易466（至少16世纪下半叶是这样），对监督过严的食盐贸易，也同样如此……
大商业善于见风使舵。自从菲利普·鲁伊斯·马丁467揭示了大商人的经商诀窍以后，处在热那亚支配下的卡斯蒂利亚经济的发展清楚地显示了以上的事实。当热那亚人不能随意从西班牙输出美洲白银时，他们就购买明矾、羊毛、食油，甚至安达卢西亚的葡萄酒，以便用这些商品在尼德兰或意大利换取他们需要的现金。威尼斯毛织业的最后一次高涨似乎与其中的一项活动有关。468我敢肯定：在那不勒斯王国，也有一个由资本家从上面操纵的大商业系统，专门从阿普利亚收购藏红花、丝绸、食油甚至谷物。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尤其是贝加莫）的大批商人在那不勒斯王国的各个城市定居。这些小人物往往盛气凌人，拥有食油和谷物的大量存货。他们只是利用在当地长期享有的免税和其他优惠，只是为他们的老板或委托商谋取利益。他们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例如马赛人在阿勒颇或亚历山大469收购大量铸币只是执行里昂商人的指令，后者按照市场变化，在幕后进行操纵。同样，西班牙商人也为外国的大批发商服务。470
由此可见，大资本家在经商时十分挑剔，或者可以说，商业资本主义的监督和控制系统只是在肯定能获得巨额利润时才运转起来。我们可以猜到，有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商业资本家根据商品价格的起伏变化和经商的安全程度，采取各种各样的“对策”，进行单纯的商品交易往往比进行汇兑交易赚钱更多，但冒的风险也更大。情报收集人乔瓦尼·多梅尼科·佩里指出，“用1000埃居进行商品交易比把1万埃居用于汇兑交易赚钱的机会更多”。471但是，我们知道在汇兑交易中，商人用别人的钱投资多于用自己的钱，巨额资金的调拨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同时，在16世纪末，地中海运输500万金币的谷物所获的利润可能比运输100万金币的亚洲胡椒到欧洲带来的利润更高。但是，前一种贸易有成千上万个商人参加，而后一种贸易则被几家大公司所操纵。因此，资本积累对大公司有利。1627年排斥热那亚银行家的葡萄牙“马拉诺”（为逃避迫害而改信天主教，但私下仍奉行犹太教仪式的犹太人）本来还是胡椒和香料商人。
同样，势力强大的热那亚银行家和金融家在他们的鼎盛时代，也只占西班牙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是一个很大的部分。但是，他们人数不多，因而所获的利润相对说来显得很高，当时的人对此十分重视。1598年6月，热那亚的“金融家”想延长坎波城交易会的期限，以便让借到的钱在他们手里保留更长的时间。但是，布尔戈斯的商人——过去效忠他们，后来又变成他们的顽强的竞争对手——却加以拒绝。布尔戈斯商人解释说，在交易会的成交额中，向国王发放契约贷款的商人所占的比重低于一般商人，而且低得简直不能相比。这些申诉人还说：“实际上，我们可对国王陛下保证，与法令无关的商人在交易会应付的款项比与法令有关的商人要多得多。”472这里所说的法令是1596年11月29日公布的法令。这段证词讲得很清楚，但没有转移我们关心的问题。商业集中显然在某些部门业已开始，这是个基本的事实。
资本主义的集中
企业的集中在16世纪是经常发生的事。但是，这种集中随着经济形势的演变突然减速或加速。在16世纪上半叶，各种经济活动飞速发展，富格家族、韦尔塞家族、霍希斯泰特尔家族和阿法伊塔蒂家族等大企业随之兴旺发达。473在16世纪中期的衰退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企业的数量增多，而规模较小。商业投机的范围和可能性都扩大了。威尔弗里德·布拉雷兹474在他有关佛兰德地区的专著中着重指出，为使小企业能面向广阔的世界，运输业必须独立经营，委托代理必须普及，经纪人的作用必须步入正轨和不断扩展，信贷必须变得更加简单易行，也必然更加冒险。1550年后出现的一系列破产都标志着经济形势的波动。
在地中海，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这些上层领域还看得不够清楚，热那亚的档案资料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材料，这使我们无法作出圆满的解释。值得看到的是，商业、金融和银行的上层部门怎样依靠由中小商人和许多普通顾客组成的下层阶层。无论在那不勒斯还是在其他地方，假如没有在经济活动中如野草般孳生蔓延的小买卖，银行就无法生存。假如没有小客户的货物随船搭载，开往新大陆的船队会遇到重重困难。同样，假如没有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存款为“契约借贷”提供资金，菲利普二世的大规模的金融活动就绝不会取得成功。
地中海地区从上到下的商业活动照例都以家族为单位，家族间的短期合伙很少能展期续约。合了又分，分了又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效的。向西班牙国王放贷的热那亚商人事实上组成稳固的集团，虽然在1597年的普遍和解前，没有任何法律形式把他们正式结合在一起。他们三三两两地合作放贷，往往共担风险和分享利益。他们人数不多，结成了休戚与共的、紧密的阶级联系。人们常说他们“同气相求”，这就足以证明，他们构成了一个集团。对于某些活动的开展，联合并非势在必行，但相互的谅解同样有用。埃尔曼·克伦本茨对家系进行仔细研究，鲜明地揭示了在从阿姆斯特丹到里斯本、威尼斯和葡属印度的范围内，婚姻和亲属关系、友谊和伙伴关系所起的作用。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的交接时期这些关系成了世界财富地理大变动的原因或结果。475
以上习惯和处事方式也许说明了地中海不像北方那样感到有必要建立大公司，建立前途无可限量的股份公司。
地中海船只的总吨位476
为测定地中海船只的总吨位，我们只掌握一些价值不大的估计数字。16世纪80年代前后，英格兰、法国、起义的尼德兰诸省和西班牙等每个国家都拥有船舶20万吨，其中尼德兰477肯定多一些（1570年估计有22.5万吨），其他三国肯定少一些；西班牙有17.5万吨左右（1588年的估计数）478；法国和英格兰大大低于这个数字，但无法说出具体低多少。如果人们同意圣-古阿尔479的估计，认为法国船舶总数为4000艘（他说是4000—5000艘），并且接受每艘为40至50吨的说法，那么得出的结果是：总吨位最低不少于16万吨。如果接受1588年480英格兰船队的船舶为2000艘的说法，那么最大的数字是10万吨。不错，1629年，481由于英格兰的航海事业飞跃发展，按照同样的计算方法，应该接受20万吨这个数字。因此，大西洋约有船舶60万至70万吨，其中不包括北方其他国家的船队，也不包括法国和西班牙在地中海海港的船舶。这并不重要。有关大西洋船舶的数字几乎不在我们研讨的问题的范围之内。
我们现在试图计算16世纪最后30年地中海船舶的总吨位。首先，我们至多可把地中海船舶总吨位算作是西班牙船队的三分之一，即6万吨。威尼斯1605年的数字482相当可靠，拥有大船19000吨，大小船舶总共3万至4万吨。我们且把拉古萨、热那亚、马赛、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船只吨位分别算为4万吨，把土耳其帝国的船只吨位算为以上数字的2倍，由此得出的20万吨这个数字，再加上西班牙的6万吨，就是地中海船舶的总吨位，略低于35万吨。归结起来，地中海有30万—35万吨；大西洋有60万—70万吨；二者相差并不太大，大约是1与2之比。一边是浩瀚的地中海，另一边是大西洋和世界七大海洋。注33然而，地中海的航行比远洋航线的航行必然更加频繁。一艘拉古萨的船舶可以轻易地每年在地中海上航行2到3次。
1570—1580年以后，许多北方船舶（也许有100艘，每艘100—200吨，总计为1万—2万吨）纷纷涌入地中海。是否应当把这些船舶算在地中海的账上？北方船舶加在一起，其总吨位约等于地中海船舶总吨数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五分之一。这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我们也没有把柏柏尔海盗的100艘圆形船计算在内。这些船舶在17世纪初也许可达1万吨。
尽管我们算出的30万—35万吨这个数字并不可靠，我们的计算却证实：1.地中海首先属于地中海的船舶和船员；2.北方船舶偶尔进入地中海，他们在地中海的出现并不改变地中海的结构。我们的统计已把这种结构的厚实程度显示出来；3.此外，北方船至少有一半是为城市和地中海经济服务的。它们在地中海上转来转去，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接受货运业务，难得有一、二次通过直布罗陀海峡驶往大西洋，然后再从原路返回。我们不要夸大或者缩小这些船舶的作用。实际上，它们为富有的城市服务。这些城市过分富有，以致不愿一切靠自己动手。
一个历史学家确有把握地提供了有关拉古萨船队的可靠数据：吨位：4831570年，5.5万吨；1600年，3.2万吨。船员：3000—4000人。货运价值：1540年，20万杜卡托；1570年，70万杜卡托；1600年，65万杜卡托。年收入：18万—27万杜卡托。以上数字都以翔实可靠的资料为依据。但这些数字可以推广到整个地中海吗？如果可以，地中海的货运总值大致为600万杜卡托；收入大致为200万杜卡托；船员人数大致是3万。如果像拉古萨的情况那样，船员至少可得船租的一半，剩余部分按“股”由船主分成，那么，船员的平均年收入大约为30杜卡托，收入水平较低。但是这些工资削减船主的利润。船主需要保养和维修船舶：有时缺少一个舵、一根桅杆，往往很难找到，有时需要装货桶或者救生小船。此外，船主还要供应全船员工的饮食。船身保险费和出航保险费往往占资本的5%或者更多一些。如果水手和高级船员占的份额增加，如果船只的造价或售价以吨位为单位也跟着提高（在里斯本484就是这样，在威尼斯485也是这样），商业“资本家”就很可能放弃这种盈利很少的活动。收入为200万到300万杜卡托，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但在1万艘船中平分，每艘船的收入就很少了。如果我们计算无误的话，在威尼斯，船只的年收入仅18万到20万杜卡托，只够吃一顿饱饭而已。
所有这些计算都没有把握，因为我们只知道很少几艘船的账目，有限的几页纸，威尼斯国家档案馆486的一个小本以及关于威尼斯的“圣玛丽亚灯塔”号487大帆船的一份清单（时间较晚，1638年）。这些文献资料虽然依旧存在，但要找到它们，还得有点运气。最后，我们的计算主要涉及大宗海运，而不是沿海的零星运销。仅仅这一点就会造成重大误差。然而，事实已经证明，16世纪末的海上联系是一项留给穷人或者赤贫从事的工作（几个富有船主除外）。只要大帆船在那不勒斯整装待发，随时都可派人到阿普利亚各港口招募船员，而且总能找到。488船员在一艘船上至少勤奋工作了20年以后，结束其海上生涯，他们的位置往往被更可怜、更穷的人所代替。
陆上运输
根据西班牙的情形，我们已经指出，489陆路货运量和海路货运量的比例差不多是1∶3。如果海运总值为300万杜卡托，那么，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单是陆运总值就为100万杜卡托。我从来不相信这个比例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即使我们假定海陆运输的总量相等，货运总值600万杜卡托这个数字仍然显得太小，而且几乎荒唐可笑。我们已经看到，地中海的许多特征之一正是陆路众多，交通繁忙，因而必须把地中海的陆路货运纳入数量不大的货运总值之中。
我们的计算必定存在误差。但是，运输者生活贫苦，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其中一方面有海员，另一方面有农民。农民除耕种土地、饲养牲畜和经营手工业外，也跑运输。我们有16世纪末关于莱昂王国490的阿斯托尔加附近的马拉加特里亚赶骡人的详细资料。 这些“马拉加托人”穷极潦倒，即使到18世纪和19世纪，当他们发财致富后，仍然保留着以往的贫困面貌。菲利普二世统治末期，他们在坎塔布连港口装载鱼货，尤其是沙丁鱼，运往卡斯蒂利亚，然后从那里带回小麦和葡萄酒。他们从事的工作相当于今天的卡车司机。在16世纪，他们向卡斯蒂利亚的各个城市供应鲜鱼，已经起着惹人注目的作用。491当人们对1561年和1597年的详细调查统计材料进行研究，并发现长途运输者把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同运输业结合起来时，整个问题就清楚了。那些只限于从事运输业的人是穷人，例如年轻的胡安·尼埃托就是这样，“他主要出卖劳力，而并非投资谋利”；从事倒卖活动的二道鱼贩生活相当富裕。
那些一直处于贫困边缘的运输者，不仅是运输者，也是农民，也是手工业者。在16世纪以后很久，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在整个欧洲，依然是这种情况。17世纪，从佩凯盐田向瑞士各州进发的盐船沿罗讷河逆流而上，在塞塞尔附近停泊。车辆然后把盐一直运到日内瓦。但这些运输要根据播种和收获的情况而定，因为只有在农闲时，农民才有车辆进行运输。492因此，当时的运输业很难脱离开农民的生活节奏，甚至还往往很难脱离开小城市的生活节奏。小城市从运输中得益匪浅。菲利普二世统治初期的卡塔赫纳主要就是作为一个大车运输城市出现的。493
总之，海陆运输门类繁多，费用低廉，水手和骡夫从交换中得到的好处积少成多，因而乐此不疲，每个人顺便都为自己贩卖货物。原来与往往还很原始的经济相联系的运输者开始接触到了货币经济。当他们回乡经商时，他们的中间人身份肯定使他们处于有利地位。然而，总的说来，16世纪的运输价格仍然是便宜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显得越来越便宜，运输者的报酬跟不上价格的上涨。494毫无疑问，贸易因此受到推动促进。
国家是16世纪最大的企业家
在16世纪，国家越来越掌握着国民收入的集中和再分配；国家通过税收、出售官职、公债、没收等手段，控制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既然预算大体上根据经济形势和物价起伏而浮动，国家在许多方面有效地起着控制作用。495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蒸蒸日上，而不像约瑟夫·熊彼得496设想的那样，只是偶然起作用的因素，或者只是不合时宜的力量。不管国家自己是否愿意，它是16世纪最大的企业家。大量耗费人力财力的现代战争取决于国家。同样，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也取决于国家。例如，以塞维利亚为基地的“西印度之路”，里斯本和东印度之间的联系，都由“印度商行”，即由葡萄牙国王承担的。
“西印度之路”与威尼斯商船制度大同小异，这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并不是初次尝试。国家资本主义在地中海地区依然相当活跃。威尼斯的兵工厂497以及加拉塔的兵工厂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厂。当时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所有的造币厂498也都隶属于国家。在基督教国家，造币厂的生产常常由官员直接管理。在土耳其帝国和阿尔及尔摄政管辖区，造币厂交私人承包经营，但置于国家的严格监督之下。到16世纪末终告末日来临的公立银行也隶属于国家。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谈到。然而，这里所说的是城市国家，或者说，为城市国家开辟道路的、以城市为主的国家。领土国家还要等相当长的时间。领土国家的第一家银行事实上应算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4991583年菲利普二世没有接受佛兰德人彼得·旺·奥德格尔斯特的意见。500后者劝他创立国家银行，但白费力气。
虽然没有国家银行，但“公营”企业还是很多的。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教皇政府在托尔法和阿卢米埃尔开设大型明矾采矿工场，几乎是真正的“工业联合企业”。501土耳其政府推行经济统制比其他国家更积极，曾兴建了许多工程。苏莱曼尼埃清真寺502的迅速建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关于这项大型工程，我们有一篇最新的很好的研究文章。如果把西方的国家资本主义扩大到公私合办的建设项目，例如建造埃斯科里亚尔大寺院（其建筑技术闻名遐迩），可以列举的成就为数更多。503通过所有这些活动，国家把收进国库的货币重新投入流通领域。迫于战争的需要，国家有时收入不敷支出。战争、建设和兴办企业对经济的刺激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大。当金钱堆积在国库时，堆积在西克斯图斯五世在圣昂热城堡504的金库、威尼斯造币厂的金库或者苏利在巴黎的制造局金库时，灾难就来临了。
作了这些说明后，如果要计算国家的财富，困难就不会太大了。关于国家的预算，我们了解的情况已经很多，而且还可以毫不费力地了解得更多。将近16世纪末，根据已知的国家预算，我们可记下以下数字：卡斯蒂利亚900万金币；505亨利四世的法国500万；506威尼斯及其领地390万；507土耳其帝国600万，508即2400万预算开支，由3000万居民分担。如果我们把后一个数字乘以2，得出地中海约有6000万居民的基准数，预算金额也就势必达到4800万金币的水平。照这种算法，每人每年向君主提供不到1杜卡托（另加1杜卡托，付给领主）。
这个数字同前面粗略估算得出的巨大数字相比，肯定显得很低。国家这个庞然大物要求自己单独占整个历史舞台。预算数字居然如此之小！然而，这些数字可能是我们所有的计算中最准确的。应该指出，所有的国家，包括土耳其帝国在内，都已经摆脱了非货币经济的束缚。国家每年从货币流通中“抽血”，而货币流通比商品流通速度更快。与此同时，我们迄今所作的估计却是把很大程度上脱离开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折合成货币计算。国家具有现代经济的灵活性。刚刚诞生的现代国家百废待兴，尚不足以胜任其任务。无论打仗、收税、管理大事、进行审判，国家还不得不依靠工商业者和力求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资产者。这本身正是国家欣欣向荣的标志。卡斯蒂利亚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那里的商人、大领主和律师，每个人都向国家投靠，追名逐利，互相竞争。这几乎也是一场劳动竞赛。财政会议和财政总署中职位最低的书记员向国王和当局效忠的报告和信件，以及旨在谋求私利的各种请求或检举揭发，都是我们可以见到的证据。
至于国家崛起是不是件好事，这个问题至今仍在讨论之中。不管怎样，正如大商人灵活的资本主义一样，国家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财产的空前集中对君主有利。4000万到5000万金币（这个数字不是假设的而是真实的）毕竟是个重要的经济杠杆。
贵金属和货币经济
经典的解释如果反复使用，也就失去了说服力。这在科学界是如此，在历史学界也是如此。我们不再像弗朗索瓦·西米昂那样，把16世纪看成是贵金属市场和物价动荡不定的时代。509弗兰克·斯波纳和我510曾试图计算美洲大陆发现前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货币流通总量。通过简单的但不甚可靠的方程式计算，我们得出的数字大约是黄金5000吨，白银6万吨。按照厄尔·汉密尔顿511的计算，在1500年到1650年这一个半世纪里，从美洲运到的白银约1.6万吨，黄金180吨。假定这些数字大体正确（当然没有把握），有些问题便得到了证实，另一些问题又需重新考虑。
1.我们对1500年以前的形势，从而也对15世纪，作出应有的评价，这在历史学家中得到许多人的赞同。512我们把货币经济在西方的巨大进展归功于15世纪。1500年以前，向君主缴纳的全部税款，以及向领主和教会缴纳的部分赋税已采用货币的形式。
2.在弗朗索瓦·西米昂看来，美洲的矿产决定着一切。从1500年到1520年，货币储备可能翻了一番；从1520年到1550年，可能又翻了一番；从1550年到1600年，可能再增加了一倍多。弗朗索瓦写道：“在整个16世纪，货币量约等于原来的50多倍。相反，在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货币储备每百年仅勉强增加一倍。”513这种论述令人难以接受。16世纪的发展十分迅猛，但在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人口的增长、货币的贬值、经济生活的突飞猛进，肯定还有现金和支付手段流通的加速，全都说明为什么会发生16世纪的价格上涨、价格革命或者说“虚假革命”。514后面我们还要重新阐明这个问题。
3.总之，不论信用膨胀如何之大，地中海在16世纪没有足够的现金和证券支付每年的交易平衡和600万的工资。支付手段不只是个经常存在的问题。在1603年的威尼斯，虽然城市的财政相当宽裕，却也发生了无钱支付工人工资的事。515对于锁闭的落后的经济，这种情况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支付手段不足，普遍存在实物交换。如果没有实物交换，经济活动也就一事无成。何况，实物交换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常常为市场经济扫清道路。但是，只有现金付款才能搞活市场经济和加速经济的发展。在波罗的海沿岸，汉萨同盟和西方商人的少量投资，促进了当地还处于初级阶段的经济。当然，随着16世纪的结束，汇票逐渐增多，可能弥补了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洲贵金属到达减缓（如果有这种减缓的话）516带来的后果。1604年，517一个威尼斯人谈到，皮亚琴察交易会每年的成交额达到1200万到1600万埃居。多梅尼科·佩里提到，快到1630年时518的贸易额为3000万埃居。但是，这些数字都并不可靠，而且这些交易只是活跃了经济生活上层的流通。
4.货币经济无疑有所发展。在土耳其帝国，由于接二连三的货币贬值，货币经济出现了革命般的飞速发展。历史学家天天都在发现有关这些情况的证据。所有的价格都在上涨。原有的社会联系全被切断。西方的悲剧在土耳其帝国自动延续。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519
5.但由此得出的是以下重要的而又并不令人惊奇的结论：货币的流通（我指的是所有的货币，甚至包括价值最低的货币）只贯穿于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在重力的作用下，河水总向低处流动。货币却向经济生活的高层流动。因此，货币流通造成一系列地区差异：高“电压”的城市同没有或几乎没有货币的农村之间的差异；现代地区和古老地区之间的差异；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已经存在这两类国家：发达国家不断前进；不发达国家也在进步中，例如土耳其，当时没有赶上领先的国家）的差异；各个活动领域之间（只有运输业、工业、特别是商业和国家税收部门与货币流通有关）的差异；少数富人（可能占5%）和广大穷人和贫苦人之间的差异。少数和压倒多数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我想，社会革命的尝试之所以失败，甚至还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极度的相对的贫困化的缘故。
赤贫占人口的五分之一？
我们以马拉加520为例（当地情况还比较好），据估计，该城市1559年共有3096户（自由民）居民，按每户4口人计算，居民人数稍多于1.2万人；在教区神甫的协助下，这一估计事后得到了证实。居民按收入分为三个等级：小康之家、小老百姓和赤贫。在赤贫中，有700多名寡妇（被看作半户）和300名劳动者（被看作整户），这就是说，共约有2600个赤贫，约占城市人口的20%。小康之家（并不意味着是富人）可能有300户，因此有1200人。小老百姓占大多数，约70%，就是8500人。这些比例是准确的，很有代表性的。20%的赤贫，这是一个近似的比例，可能出入很大。但无论在地中海或在地中海以外的地区，521似乎都是真实的。此外，观察家们还指出，在最富有城市的中心，存在着可怕的贫困景象。例如在热那亚，每年冬季来临，穷人的生活更加悲惨，522拉古萨是个十分繁荣的城市，但社会的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据一份见证材料说：1595年曾发生“很多悲惨的事”。523当然，没有任何事实足以表明，对马拉加进行的调查也适用于那些规模比它大或条件比它差的城市，尤其不能说明这个计算尺度也适用于农民，农民的收入按现金计算虽然微薄，他们的景遇也比城市更加艰苦，但农民的生活比较平稳。如果接受以上的百分比，那么在地中海地区，赤贫的人数可能达到1200万到1400万。这个巨大的数字是不应排除的。524
实际上，古今以来从未有过充分就业的经济。在劳动力市场上，总有一大批失业工人。至少从12世纪以来，这些流浪汉和半流浪汉是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生活的常数和结构之一。525至于农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我们下面就利用几个抽样调查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然不具有普遍意义。
1555年5月8日，布雷西亚的一个村庄被一场大火烧毁。526蒂佐村位于阿尔卑斯山区，属于科利奥·德·瓦尔诺皮亚镇，方圆约半英里。村内260幢房屋被大火烧光。调查者只找到剩下的断墙残壁。最后一个细节是：该村每年向威尼斯市政会议纳税200杜卡托。在这260幢房屋中，仅仅274户人家就有居民2000人（如果数字确实无误，正如种种迹象所表明的那样，完全可以推算出每户7人来）。房屋的价格不计在内，损失估计达6万杜卡托，即每人30杜卡托。同年7月，一场大火烧毁了位于特雷维平原地区的两所农民房屋。其中一所估计损失250杜卡托；另一所估计损失150杜卡托。第一家的家具、干草和谷物价值200杜卡托；第二家的干草和粮食价值约90杜卡托，家具不算在内（家具被抢救出来了吗？）。两户灾民在他们的救济申请中自称是贫民，还说自己是穷光蛋。这种用语在救济申请中出现是十分自然的，但与上面的谨慎估计并不矛盾。因此，我们假设以上具体数字具有计量的价值。让我们回过头再看蒂佐这个小村，就火灾造成的损失作一补充：假定每户的收成同上述两户灾民中收成较低的一户相同，即每户约100杜卡托，蒂佐村的全年总收入将为2.74万杜卡托，相当于每人13.7杜卡托。这一系列计算使我们可以接近“穷人”的界限，或不如说赤贫的界限。然而，人们永远也不可能测定准确的界限。
我发现了那不勒斯审计院的文献，但已为时过晚，未能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资料。然而，这些税务文书，从许多途径为我们了解当时贫民的生活打开了大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佩斯卡拉527是个贫困的小城市，有200到250户人家，1000名居民都是外乡人，如罗马涅人、费拉拉人、科莫人、曼图亚人、米兰人和斯拉夫人。在这1000名左右的移民中，“共50户（200人）拥有房屋和葡萄园，经营某项产业。其他家庭除了窝棚、小板房或者好一些，还有草堆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得过且过，或者在盐田干活，或者刨地……”这篇文章补充说，要是幸运的农民能买牛耕地，该有多好！这就证明他们本来没有牛。人们认为农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然而这个城市有自己的港口和商店，甚至3月份还有圣母领报节的交易会。
审计院还提供了在遗产继承时出现的领主年金买卖的具体细节。一般说来，每个居民以各种形式缴付给领主的年金为1杜卡托，而领主的年金是“按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比例”出售的，也就是说，1杜卡托的收益要卖10或20杜卡托。至于每人缴付1杜卡托的这条规律，我的推算也许草率仓促，但仍有其价值。另一条规律是，每个农民的年收入为10杜卡托上下。然而，请看一个特殊情况：奥特朗托地区的苏佩蒂诺村5281594年5月有395户人家，因此是一个大村子，而且几乎是个小城镇。这个村子的居民比佩斯卡拉城还要多。村子的主要财富是油橄榄树。在这个村子里，每人缴付1杜卡托领主年金的规律不太适用。这个村子里一方面的确约有1600名居民；另一方面领主只收到900杜卡托。但在这里，我们却能根据领主的实物什一税的清单，算出产量和现金收入（3000桶葡萄酒，1.1万托马拉小麦，4000托马拉大麦，1000托马拉燕麦，1250托马拉蚕豆，50托马拉鹰嘴豆和滨豆，550捆亚麻，1250斯塔雅油——总计价8400杜卡托）。如果我们列出的收入的单子是完全的，如果什一税正是收入的十分之一，那么居民的人均收入大约是5杜卡托多一点。
可是，根据1576年和1578年的调查的“地方风貌”，529卡斯蒂利亚的各个村子的收入要更高些，根据抽样计算出来的家庭生活水平530达到每户15522马拉维迪，相当于44杜卡托。如按每户4口人计算，人均收入是11杜卡托。
可以肯定，还可以有其他一些算法。对各个手工业行会的内容丰富的档案资料还探测挖掘得很不够。税收账目肯定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计算出威尼斯所属各岛，例如科孚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的“国民产值”。存放在巴勒莫和锡曼卡斯的有关西西里岛的文献资料堪称罕见。我以为，把威尼斯国家和托斯卡纳国家的毛产值计算出来虽有困难，但完全可以做到。
我一度认为，如果算出奴隶的价格、士兵或苦工的薪饷，或者仆人的工钱，以此作为最低水准，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我不能肯定这些数据是否真正反映最起码的水准。16世纪上半世纪，无论是在西西里，还是在那不勒斯，一个奴隶平均售价为30杜卡托。531然而，1550年以后，价格增加了一倍。532人们难以从中得出任何结论。因为奴隶市场仍然很狭窄。市场上一旦奴隶过多，价格就会随之暴跌。1587年6月，彼得罗·托莱多（著名的那不勒斯总督的儿子）率领帆桨战船抢劫归来后，以每人30杜卡托533的售价出卖了抓来的奴隶。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常常可能几乎不花分文就得到奴隶的劳动力。16世纪末，12年来一直带着锁链划桨的苦役犯得到了解放。但我们又知道，凯法利尼亚监督官仍随意指派这些奴隶上船划桨，让他们从一艘帆桨战船转到另一艘帆桨战船。534俘虏的赎买同样令人失望。535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赎买只涉及富人和特权阶级。赎金的数目不取决于人的市价，而要看主人对俘虏的财产作何估计。至于那些在船上吃住和领取报酬的志愿划桨手，海军指挥官吉龙536的一句话足以说明问题。服刑期满仍被留在船上的苦役犯也是所谓“志愿划桨手”（或不完全自愿的）。他还说，每月发给他们1杜卡托，但在意大利，却发给他们2杜卡托。他接着解释说，出这样高的价，在西班牙很容易找到志愿划桨手。至于士兵，既然他们于1487年已领取3杜卡托的月饷，537他们的报酬只会比这更高，而且还有其他津贴。总之，我最后认为，志愿划桨手、奴隶，当然还有士兵和仆人（以拉古萨为例538），他们的境遇并不始终处在贫困线以下。这条基本界线不能按以下方式划分：一边是由社会负担的，肯定有碗饭吃的人，另一边是其他的人。贫困线甚至还位于这些苦难深重的人之下，并且很少移动，除非更往下降。
暂时的分界
不管这些已经进行的或者将要进行的估测和计算得出什么结果，从以往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如果我们把有劳动力的人分为下列三种，基本上不会出错：年收入在20杜卡托以下的为赤贫，年收入在20—40杜卡托的为“小老百姓”，年收入在40—150杜卡托的为“小康之家”。这个等级范围，既没有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也没有考虑到不同年代的价格变迁，这种变迁在通货膨胀时期尤其重大。因此，只是一个很粗略的分界。539
因此，只要得知帕多瓦大学一个教授的年薪为600弗罗林，我们据此立刻就能断定他在富人一边，甚至不必考虑他是不是民法学的讲座教授科拉多德尔·布西奥那样的人物，也不必考虑1506年夏季工资的一般水平。540我们每次最好把文献资料提到的许多种工资进行简单的分类。例如，威尼斯的铸币厂最低的工资幅度从担任警戒的勤杂人员（年工资少得可怜，1554年仅20杜卡托）541起，往上到负责分开金、银的职员（1557年工资为60杜卡托542），直到会计（工资为180杜卡托543）一级，报酬才不算太低（1590年物价上涨以后才是这样544）。又如在兵工厂，1534年545工人的工资水平还相当低。从3月1日到8月31日，每人每天工资24索尔迪，从9月1日到第二年二月最后一天，每人每天工资20索尔迪。同年，像捻缝工这样的熟练工人夏季每天工资为40索尔迪；冬季每天工资为30索尔迪。可见，威尼斯的两个工业中心——兵工厂和铸币厂546——依靠报酬相当低的劳动力。甚至由十人委员会雇佣的书记员平均每年只有100杜卡托。547形成对比的是：为威尼斯市政会议服务的“工程师”吉安-吉罗拉莫·圣米歇尔1556年3月要求市政会议把他的工资从每月20杜卡托增加到25杜卡托。在我们看来，他是令人羡慕的。他的月工资等于一个工人的年工资。548
总而言之，大批穷人和贫苦的人组成了庞大的无产阶级。历史学家根据可以得到的不完全的证据，逐渐认识到这个阶级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无产阶级对16世纪全部活动的影响日益扩大。它将使抢劫绵延不绝，这是一场真正的、长期的、无益的社会革命。普遍的贫困使冲突、差别得到解决。它将无情地把穷人和一无所有的人推向生活的最底层。在西班牙，财富长期掌握在古老的家族手中，人口日益减少。这在17世纪造成一个奇怪的社会类别，一个和罗马帝国平民阶层相似的无产阶级。真正的穷人，因流浪汉小说而闻名的城市歹徒、拦路抢劫犯、真假乞丐，所有这些无赖恶棍都脱离了劳动，或不如说，是就业和招工首先与他们相决裂。正如沙俄时代莫斯科的穷人一样，他们游手好闲、生活贫困。如果在寺院门口没有粥汤施舍，这些乞食者能够生活下去吗？还有一些衣衫褴褛、在街道的角落上玩纸牌和骰子的人，他们也为富裕家庭提供大批仆役。例如年轻的奥利瓦雷斯伯爵，当他在萨拉曼卡读书时，就有一名管家和21个仆人侍候，还有1头骡子把他的书从住所驮到大学。549
西班牙的情形是这样，宗教战争时期的法国，西克斯图斯五世时期的意大利和16世纪末期的土耳其，情形也是这样：穷人越来越多，这就足以表明经济形势即将发生急剧的变化；而从地中海的一端到另一端，这一变化对穷人将没有任何好处。
贫困并不完全以吃饱肚皮为标准
以上这些计算和估测都有待修正，而且可以得到很大的改进。但是，对有关食物的调查，550我们不要抱太多幻想。在我们对低生活水平的调查中，文献资料提供的证据似乎存有争议。的确，如果相信这些文献资料，一切都很完美。在斯皮诺拉人的餐桌上，饭菜的丰盛和多样化并不令人吃惊。在穷人的饭菜中，很大一部分是便宜的面包和饼干，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甚至还有干酪、肉和鱼。在整个欧洲，无疑也在地中海地区，肉类消费的逐渐下降已经开始，但并不很快。对这些回顾性的调查，我们感到吃惊的究竟是什么呢？按照饭菜的热量计算，士兵、水手、苦役犯、收容所的穷人每天的伙食竟达4000卡路里。
从官方提供的材料来看，饭菜毫无例外总是好的。如果信以为真，当时的世界该是极其完美的了。在张贴出来的或转交给主管当局的菜单上，一切都无可挑剔。然而，我们不免对此产生怀疑，何况关于帆桨战船的食物分配还曾有过争论。可数字却摆在那里，还有任职多年的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的食品督办对审计院调查员所作的直言不讳的汇报。551甚至在土耳其的帆桨战船上，一日三餐都分发大量饼干。552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一事实已为大量文献资料所揭示和证实。这也许只是意味着划桨手或者士兵是相当宝贵的奴仆，维持他们的生活正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因此，我们不必有任何提示，就可以断然肯定：他们仍是幸运者。凡能得到后勤部门供应汤、咸牛肉、面包、酒和醋的人都不会饿死……迭戈·苏亚雷斯年轻时曾在埃斯科利亚尔大寺院的工地上劳动。他觉得那里的大锅饭不错。真正的穷人是那些得不到慈善机构或军队后勤部门供应的人。这种穷人人数极多。他们在16世纪处于贫困的最底层，那里时时可以见到暴力的景象。根据一则传闻，1597年5月27日，“圣灵教堂的堂主和教士向穷人发放面包，1200多名穷人蜂拥而来，你争我夺，6至7 人因此丧命，其中有男女儿童和一名妇女，有的被挤倒在地，有的被闷死”。553
菲利普二世派驻里斯本的大使寄出的一封信，信件最后一页的背面附有寄信和收信的日期。
参阅第二部分第一章注50。
我们的计算是否经得起检验？
如果我们把各种收入加在一起（尽管这些收入不尽可靠，还有部分重复），地中海地区的总产值可能达12至15亿金币，平均每人为20至25杜卡托。这些数字很不可靠，肯定过高。平均水平不太可能达到这个高度。问题在于我们不该把一切都按货币估算，但又不可能用其他方法估算。如果一切经济活动全都通过市场，这可能就是平均水平。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尽管如此，这些测算数字既不是荒谬的，更不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确定了一个必要的框架，以展示各大类收入的比例关系。以上说过不谈：在可靠的数字出现以前，我们暂且把这种令人失望的计算方法搁在一边。过了10年以后，如果我们重新找到成功的探索道路，那么这一章将要全部重写。
原书本部分注释
1.Gabriel AUDISIO，Sel de la mer，p.177 et sq.
2.Jean WEILLER a signalé son point de vue dans “Les préférences nationales de structure et le déséquilibre structurel”，in：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1949.Il y est revenu à plusieurs reprises，notamment dans Problèmes d 'Économie internationale，t.II，1950 et L'économie internationale depuis 1950，1965.Bon résumé dans l'ourage collectif Sens et usage du terme structure dans les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1962，Mouton， p.148 et sq.
第一章注释
1.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La religion de Rabelais，lreédit.，1942， 2eédit.， 1947， p. 361 et sq.
2.28 mai 1568， CODOIN.，XXVII， p. 6.
3.19 juillet 1558， Lettres de Jean Calvin， p. p. Bonnet， 1854， p. 207.
4.Antonio de GUEVARA， Epistres dorées， morales et familières traduites d'espagnol en français par le seigneur de Guterry， 1558， pp. 79， 40， 63. En espagnol， in： Biblioteca de antores españoles （B.A.E.）， 1850， t. XIII， pp. 86， 96， 103.
5.A.N.，K 1337， B 38， n° 15， copie.
6.A Philippe II， Poissy， 21 déc. 1561， A.N.，K 1495， B 13； n° 105， orig.
7.Rome， 30 janv. 1570， B.W.，Paris， Fr 17,989， f°142.
8.5 janv. 1567， Dépêches de Fourquevaux， III， p. 31.
9.C'est-à-dire les Génois.
10.Longlée à Villeroi， Barbastro， 8 déc. 1585， éd. Albert Mousset， op.cit.，p. 211.
11.Le même au même， Madrid， ler février 1584， ibid.，p.17.
12.Villeroi à J.B. de Tassis， Paris， 31 janv. 1584， orig. A.N.，K 1563.
13.A.d.S.Venise， Senato Dispaci Spagna， P° Priuli au doge， Madrid， 19 novembre 1612.
14.Belon du Mans， Les observations...， p. 78.
15.Eugène HALPHEN， Lettres inédites du roi Henri IV à M.de Villiers， 1887， p. 25.
16.Ou cette lettre de Fr. Jorge de Santiago au roi， adressée de Bologre， 28 mai 1548.“Porque pola via de Frandes que sera mais em breve por ser posta， escrevemos carta comun a Vossa Alteza...”， Corpo dipl. port.，VI， p. 254. Ou bien que dire de ces quelques lignes de J. Nicot au roi de France， Lisbonne， 28 mai 1561：“Ils sont venues nouvelles par voie d'Alexandrie en Flandre et de la icy qui il y a grande émotion et mutineries aux Indes...”， E. Falgairollè， Jean Wicot， ambassadeur de France au Portugal au XVIe siècle， Sa Correspondance inèdite， 1887， p. 148.
17.B.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 Paris， 28 nov. 1587， A.W.，K 1566， note aut. de Philippe II.
18.Des délais de route， déduire la vitesse journalière ne va pas sans difficulté， car nous ne connaissons que rarement les parcours exacts. J'aitourné cet obstacle，en calculant les vitesses d'après les distances directes，en mer，à vol d'oiseau ou，sur tenre，selon les étapes actuelles.Ce qui a l'inconvénient évident de diminuer les distances réelles.
19.Sauf ces étonnantes courses de relais sur les 400 et quelques kilomètres de Rome à Venise，3 au total de 1496 à 1530，que signale Pierre Sardella， d'un jour et demi， soit à une vitesse horaire de 10 à 15 km. En moyenne， la distance était franchie en quatre jours. Voir les tableaux de Pierre Sardella et le tableau que nous lui empruntons， infra， p. 333.
20.Voir infra， IIIe partie， chap. IV. Nobili au prince， Barcelone， 25 juin 1572， A.d.S. Florence， Mediceo， 4903.
21.G. del Caccia au prince， Madrid， 30 juin 1572， A.d.S. Florence， Mediceo， 4903.
22.Leonardo Donà au Sénat， Madrid， 21 déc. 1570， in： La corrispondanza da Madrid dell'ambasciatore Leonardo Donà， 1570—1573， p.p. Mario Brunetti et Eligio Vitale， 1963， I， p.167.
23.L.Fernandez de RETAñA， Cisneros y su siglo， 1929—1930， I， p. 550.Même vitesse， deux jours， d'Oran à Valence， réalisée par les galées de Venise， en octobre 1485， A.d.S.Mantoue. Genova 757， 3 novembre 1485.
24.Op.cit. ，p. 93 v°. Renseignements divers： A. Thomazi， Histoire de la navigation， 1941， p. 26； Victor BÉRARD， Pénélope...， op.cit.， p. 181； G.de Toledo au roi， Sobre Denia， 16 juillet 1567， Sim. E° 149， f° 22； “...por tener por mucho mas breve el camino de la mar que el de la tierra”. Mais cette conviction entraîne une erreur de D.Garcia qui， partant de Sicile pour l'Espagne， pense qu'il est inutile de prévenir le roi par terre： or， parti le 27 juin，il est seulement le 16 juillet devant Denia. Sun la cherté de la route de terre， exemple grossissant de l'actualité： le transport par eau d'Amérique à Gênes coûte moins cher que le plus court trajet par terre de la même marchandise de Gênes à l'intérieur de la Péninsule.
25.E.HERING， Die Fugger， 1940， p. 66. Sur les services de Thurn et Tassis， voir carte n° 102，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Post.（1506—1521） de l'Atlas de PUTZGER.
26.Saint-Gouard à Charles IX， Madrid， 14 sept. 1572， B.N.，Paris， Fr. 16105. Paris-Barcelone： 1001 km； Paris-Madrid， 1060.
27.Fourquevaux au Roi， Madrid，19 déc.1570，Dépêches...， II， p. 307.
28.Et non le 8 nov.，comme l'écrit R.MERRIMAN，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New York，1918，IV，p. 145； C.DOUAIS，Dépêches de Fourquevaux， II，p.97； Nobili au Prince，16 nov.1571，A.d.S.Florence， Mediceo，490
29.G.de Silva au voi，Venise，4 avril 1573， Sim. E° 1332.
30.7 avril 1573， CODOIN.， CII， pp.72—81； 8 avril 1573， Sim. E° 1332； 17 avril 1537， Palmerini B.Com. Palerme， Qq D 84； 23 avril， A.Vat. Spagna 7， f° 198—199； Candie， 25 avril， Capi del C° dei X Lettere Ba 285， f° 165； Philippe II à G.de Silva， Madrid， 25 avril 1573， Sim. E° 1332； 22 mai， nouvelle de la paix publiée à Constantinople， G.MECATTI， Storia cronologica della Città di Firenze， Naples， 1755， II， p. 753.
31.Voyage faict par moy Pierre Lescalopier， f° 41 et 64 V°.
32.Londres， P.R.O.， 30/25 f° 65，Francesco Contarini au Doge， Douvres， 26 janvier 1610. Copie.
33.Londres， P.R.O.， 30/25 f° 46：Voyage de Francesco Contarini à Constantinople.
34.Tommaso ALBERTI， Viaggio a Costantinopoli， p.p. Alberto BACCHI DELLA LEGA， Bologne， 1889， p. 13.
35.BELON DU MANS， op.cit.， p.93 v°.
36.Ibid.， p. 85.
37.A. de Raguse， Diversa di Cancellaria 146， f° 46 v°， 8 janvier 1561.
38.25 janv.—3 févr.—10 avril—27 avril 1564， Simancas E° 1393.
39.16—22 avril 1562， Simancas E° 1052， f° 26.
40.A.d.S.， Florence， Mediceo 2079， f° 212， 271， 274， 296， 297， 302， 304， 308， 311， 320， 323， 333， 405， 408.Un mémoire espagnol de déc. 1595 （B.N.， Madrid， Ms. 10454， f° 34）， affirme cependant que l'on passe de Sicile en Afrique en quelques heures； les galères de J.A.Doria iront en une journée （voir infra， II， p. 421） de La Favignana à La Goulette. Mais ce sont là exploits de galères.
41.N. de NICOLAY， Navigations， pérégrinations et voyages...， Anvers， 1576， p. 12.
42.A.d.S.， Florence， Mediceo 2079， fos 305， 306， 345.
43.Cadix， 2 juin 1561， Simancas E°140.
44.2 juin 1561， Simancas E° 140.Soit 80 km par jour.
45.Dr. SOTTAS， op. cit.， p. 183.
46.Voir supra， p. 243.
47.C'est-à-dire les relevés portuaires des arrivées de bateaux et de marchandises.
48.A.d.S.， Florence， Mediceo 2080.
49.Nouvelles et spéculations à Venise，1948.
50.Voir p. 419，à la fin du chapitre， la reproduction d'une carpeta.
51.Les calculs qui précèdent d'après les correspondances d'Espagnols établis à Venise， entre 1589 et 1597， conservées （hier） aux Archives Nationales， K 1674， 1675， 1676 et à Simancas E° 1345. J'ai fait un ou deux emprunts aux Lettere Commerciali， 12 ter A.d.S.， Venise. A noter que la distance Raguse-Constantinople， en hiver， est de l'ordre d'un mois. La moyenne que suggère tel calcul contemporain （A.d.S.， Venise， Papadopoli， Codice 12， f° 26 v°， vers 1587） est trop optimiste： en été le voyage de Constantinople à Cattaro se ferait en 16 ou 17 jours...“Da Cataro poi a Venetia con le fregate ordinarie secondo i tempi ma ut plurimum in otto griorni”. Soit， au total， de 24 à 25 jours. Sur le trajet Venise-Madrid， voici quelques chiffres pris à la correspondance de deux ambassadeurs vénitiens à Madrid，P° Priuli et P° Gritti： 19 novembre 1612， il y a soixante jours que P° Priuli est sans nouvelles； délais des lettres reçues à Madrid les 5 et 9 décembre 1612， 18 jours et 27 jours toutes deux envoyées de Venise par courrier exprès—les délais， en 1616 et 1617， de quelques lettres reçues par Gritti： 33， 45， 21， 27， 26， 20， 20 jours... A.d.S. Venise， Senato Dispacci.
52.Voir supra， p. 332 et note 10.
53.A.d.S.， Modène， Cancellaria Ducale d'Este， Venezia 77. VI/10. J. Tebaldi au duc de Ferrare，Venise，19 janvier 1522.
54.K.O. MÜLLER，Welthandelsbräuche 1480—1545，2e tirage，1962，p.29.
55.Exception confirmant la règle，les Génois envoient des courriers spéciaux de Madrid à Anvers ayant intérêt sur cette dernière place à rencontrer la “largesse”，V. VAZQUEZ DE PRADA，op. cit.，I， p.36.
56.Simancas，Consejo y Juntas de Hacienda，28. Dans une liste de frais de Chantonnay，à la date du 14 juillet 1560.
57.Francés de Alava au roi， 6 mars 1567， A.N.，K 1507， n° 70， cité par H.FORNERON，Histoire de Philippe II， 1881， t. II， p. 219， note 1. Ce courrier serait dépêché par les rebelles des Pays-Bas à Montigny alors enEspagne. Voir V. VAZQUEZ DE PRADA， Lettres marchandes d'Anvers， 1960， I， p. 40.
58.Henri LAPEYRE， “E1 Archivo de Simon y Cosme Ruiz”， in Moneda y Credito， juin 1948.
59.British Museum， Add 14009， f° 38， Consulta de Consejo de Italia， Madrid， 2 octobre 1623.
60.V.VAZQUEZ DE PRADA， Lettres marchandes d'Anvers， I， p.241—242.
61.Les calculs et la cartographie ont été faits par Frank Spooner sur mes indications. Une cartographie de l'espace est possible， au XVIe siècle et faite， à partir de Lyon， par R.GASCON， op.cit.， notamment p. 308.
62.Mémoires du Duc de Sully （nouvelle édition）， 1822， I， p. 68.
63.R.GASCON， op.cit.（dactylogramme）， p. 318.
64.A.d.S. Venise， le baile au doge， Constantinople， 8 août 1605.
65.R.GASCON， ibid.， p. 308， donne pour le XVIe siècle les vitesses suivantes （moyennes）： pour les marchandises de 17 à 44 km par jour （44， sur la route de Lyon aux Pays-Bas par Amiens； 17， sur celle de Burgos par le Massif Central）； sur la Saône à la remontée， de 14 à 25， à la descente du Rhône， jusqu'à 90. De Roanne à Tours， roulage accéléré， 65. Pour les voyageurs à cheval， 40； 90， par la poste. Les courriers rapides pour l'Italie de 170 à 200.
66.Yves RENOUARD， “Comment les Papes d'Avignon expédiaient leur courrier”， in： Revue Historique， 1937. Voir notamment le tableau de la page 59 （tirage à part）， ces vitesses， dit l'auteur， “sont à notre connaissance les plus rapides de l'époque”. Voir aussi leur prix élevé， ibid.， p. 29. Considérations analogues à celles que développe notre paragraphe： Armando SAPORI，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3e éd.， 1995， pp. 635—636.
67.Frederic C. LANE， Andrea Barbarigo， merchant of Venice （1418—1449）， 1944， p. 199 et sq.
68.Ferdinand FRIED，Le tournant de l'économie mondiale， 1942， pp. 67—68.
69.Ibid.， pp. 66—67.
70.Tour du monde d'un sceptique， 1932， p.37.
71. G. BOTERO， op. cit.， II， p. 8 et sq.
72.A.d.S. Venise， Annali di Venezia， f° 185， 26 septembre 1578.
73.Mémoire de l'évêque de Limoges au cardinal de Lorraine， 27 juillet 1560， in： Le. PARIS，Négociations... relatives au régne de François II， I，p. 49.
74.Ibid.， p. 562， l'évêque de Limoges au cardinal de Lorraine， 26 septembre 1560.
75.Martin PHILIPPSON， Ein Ministerium unter Philipp II. Kardinal Granvella am spanischen Hofe （1579—1586）， 1895， p. 76.
76.Memorie politiche dal 1576 al 1586， Marciana， 7299， 18 mars 1584 “Che il Re di Spagna haveva molti ministri che desiderano novità come il Cardinale Granvella et don Joan di （Idiaquez...）”.
77.A.d.S. Venise， Fonds Papadopoli， Codice 12， f° 26 v° （1587）， c'est la moyenne des lettres du baile vénitien， d'après un statisticien de l'époque， d'Istanbul à Cattaro.
78.Londres， P.R.O.， 30/25， 21， Venise， 14 déc. 1686.
79.Florence， Laurentiana， Ashb. 1484. “La retentione delle galee grosse della Illustrissima Signoria di Venetia...”.
80.Précision et référence à Pegolotti dans W.HEYD，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II， p. 120， note 3.
81.3 juillet 1561， B.N.， Paris， Fr. 16103， f° 3 v°： “la tardità con la quale caminano qua tutti i negotii”， G.de Nobili an duc， Madrid， 20 mars 1566， A.d.S.Florence， Mediceo 4898， f° 41.
82.B. de Mendoza à J. de Idiaquez， Paris， 16 juillet 1587， A.N.， K1448.
83.Lettere edite e inedite di Filippo Sassetti， p.p.Ettore MARCUCCI， Florence， 1855， p. 279.
84.Sur cet incident， nombreux documents à Simancas： 2 juin 1576， K 1541； 3 oct. 1576， K 1542 n° 4 A； 3 oct.， ibid.， n° 3； 4 oct. ibid， n° 4； 8 oct. 1576， ibid.， n° 11；12 oct. 1576， ibid.， n° 15； 13 oct.， ibid.，n° 16； 14 oct.， ibid.， n° 17； 15 oct.， ibid.， n° 19； 17 oct.， n°20； 18 oct.，n° 21； 18 oct.， n° 22； 21 oct.， K 1542； 23 oct.， n° 30； 25 oct.， 30 oct.， n° 35； 18 nov.， 19 déc. 1576 （n° 64）； Henri （de Navarre） à Philippe II， Agen， 3 avril 1577， 29 avril 1577， K 1543， n° 38 A； Philippe II à M. de Vendôme， 8 avril 1577， K 1542， n° 62； 2 juillet， n° 52； 12 juillet， n° 45， 2 août， K 1542； 4 août 1577， n° 59， 12 août， n° 61； 17 août， n° 62； 19 août， n° 69.
85.K.O. MÜLLER， op. cit.， p. 39. Les délaissontcomptésà partirde l'arrivée des lettres.
86.J.G. DA SILVA， Stragégie des affaires à Lisbonne entre 1595 et 1607， 1956， p. 92, planche V.
87.Federigo MELIS， Aspetti della vita economica， 1962， p.455 et sq.， étudie le probièm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II n'a guère changé au XIVe siècle.
88.Voir Supra， pp. 179—180.
89.K.O. MÜLLER， op. cit.， p. 49.
90.A. de Raguse， Diversa di Cancellaria 131， fos l à 6.
91.B. Suarez à Simôn Ruiz， Florence， 30 mars 1590， Archivo Ruiz， Archivo historico provincial， Valladolid.
92.Arringhe varie， Museo Correr 1999 （s.d.）.
93.F. C. LANE， op. cit.， pp. 101—113.
94.Voir supra， p. 208， n. 4.
95.Hermann Van der VEE， op. cit.， II， p. 319 et sq.
96.Museo Correr， Cicogna， 1933， f° 162 et 162 v°， 30 juillet 1602.
97.A.d.S. Venise， Dispacci Spagna， F. Morosini au doge， Madrid， 22 septembre 1614.
98. Diario de Gregorio Martin de Guijo， 1648—1664， p.p. M. R. de TERREROS， 1953 2 vol.， t. II， p. 76. En ce qui concerne les longs voyages vers les “Indes orientales”， François PYRARD écrit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il arriva à Goa quatre grandes caraques...； et estoient partis de Lisbonne jusqu'au nombre de cinq， mais ils ne sçavoient qu'estoit devenu l'autre... En chaque caraque s'estoit embarqué jusqu'à mille personnes， et lors qu'ils arrivèrent à Goa， il n'y en avoit pas trois cens en chacune， encore la moytié estoient malades”； Voyage de François Pyrard， de Laval， contenant sa navigation aux Indes orientales…， 1619， II， p.385 （sic pour 285）， cité， d'après une autre édition et en des termes quelque peu différents， par Stefan STASIAK， Les Indes portugaises à la fin du XVIe siécle d'aprés la Relation du voyage fait à Goa en 1546 par Christophe Pawlowski， gentilhomme polonais， LWOW 1926， p. 33， note 122. Voir aussi les Lusiades， V. 81—82.
99.A.d.S. Mantoue， A° Gonzaga， Série E， Venezia 1431， Giovanni de Strigi au marquis de Mantoue， Venise， 17 mars 1464.
100. Huguette et Pierre CHAUNU， Séville et l'Atlantique， III， p. 36.
101.Geronimo de Valladolid à Simon Ruiz， Séville， 15 février 1563， A.P. Valladolid.
102.Simancas， Consejo y Junta de Hacienda， 46， Prieur et Consuls de Séville à S.M.， Séville， 2 juillet 1562.
103.Ainsi déjà pour les foires de Champagne， puis pour beaucoup d'autres， cf. Robert Henri BAUTIER， “Les foires de Champagne”， in： 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V， La foire， 1953， pp. 97—145.
104.Cette foire de la Sensa dont parle M. SANUDO， op. cit.， I，colonne 959 （mai 1498）， que signalent les correspondances mantouanes， provoque l'arrivée de marchands étrangers. A.d.S. Mantoue， Venezia 1431， de Strigi au marquis， Venise， 10 mai 1461. Les historiens de Venise la sous-estiment peut-être.
105.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81 f° 62， rapport du “zornalier del giro di banco”（de Rialto） Giovan Battista Pereti（?）， juillet 1604：“et il piú delle volte non vi è un quatrino de contati...”， j'ai traduit très librement quatrino par liard.
106.Corrado MARCIANI， Lettres de change aux foires de Lanciano， 1962.
107.Armando SAPORI， Studi di storia economica medievale， 1946， p. 443 et sq. sur “La fiera di Salerno del 1478”.
108.Giuseppe MIRA， “L'organizzasione fieristica nel quadro dell' economia della Bassa Lombarda alla fine del Medio Evo e nell' eta moderna”， in： Archivio storico lombardo， 1958.
109.Giulio MANDICH， “Istituzione delle fiere veronesi （1631—1635） e riorganizzazione delle fiere bolzanine”， in ：Cultura Atesina， 1947.
110.Robert BRUNSCHVIG， “Coup d'oeil sur l'histoire des foires à travers l'Islam”， in： 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V， La foire， 1953， p. 58 et 59.
111.J. CVIJIC， op. cit.， pp. 196—197 et MEHLAN， “Die grossen Balkanmessen in der Türkezeit”， in：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geschichte， 1938.
112.Voir infra， p.349， note 8.
113. Virginia RAU， Subsidios para o estudo das feiras medievais portuguesas， 1943.
114.Corrado MARCIANI，op. cit.， p. 4.
115.Voyage deFrancescoContarini， mai 1581， P.R.O.， 30， 25， 157，f° 66 v°.
116.A.d.S.， Naples Sommaria Partium 566， f° 216 v° et 217， 2 sept. 1567.
117.A.d.S.， Naples Sommaria Partium， 528， f° 204.
118.Sortes de petits rubans.
119.Corrado MARCIANI， op. cit.， p. I et 9—10.
120.R. GASCON， op. cit.， p. 284， A. Communales Lyon， BB 101， f° 58.
121.Jacob van KLAVEREN， op. cit.， p. 198， et REGLA：in： Historia Social de España， de J. Vicens VIVES， III， p. 351.
122.Noël SALOMON， La campagne en Nouvelle Castille à la fin du XVIe siècle， d'après les “Relaciones Topográficas”， 1964， pp. 119—120.
123.J. Caro BAROJA， Los Moriscos del Reino de Granada， 1957， p. 95， note. 189， description de l'Alcayceria， de ses soies et de ses tissus， d'après Bermúdez de Pedraça.
124.M.LE LANNOU， op. cit.， p. 56.
125.M.LE LANNOU， op. cit.， p.13， d'après Alberto della MARMORA，Voyage en Sardaigne ou description physique et politique de cette île，2e édition， 3 volumes， Paris et Turin， 1839—1860.
126. Miguel BATTLORI， “Ensenyamment i finances a la Sardenya cincentista”， in： Hispanic Studies in Honour of I. González Llubera， Oxford， 1959， tirage à part， p. 4 et 5.
127.J.ALBITRECCIA， in：P.LECA， Guide...， p. 16.
128.A. MARDELLI， Intorno al cosidetto...， pp. 415—416； déc. 1573.
129.A. P. FILIPPINI， Istoria di Corsica， lre éd.， Turnon， 1594， l vol， 2e éd.， Pise， 1827—1831， 5 vol.， Livre XII， vol. 5， p. 382， cité par F.BORLANDI， op. cit， p. 70， note 9.
130.Hans HOCHHOLZER， “Kulturgeographie Siziliens”， in： Geogr. Zeitschrift， 1935， p. 290.
131.E. ALBERI， op. cit.， II， V， p. 477， 1574.
132.Ignacio de ASSO， op. cit.， p. 53 à 58.
133.Sur elles， le livre général de J. ORTEGA RUBIO， Relaciones topográficas de Espana， 1918， et surtout les publications relatives à la province de Guadalajara （J.C. GARCIA et M.VILLAMIL， 1903—1915） et au diocèse de Cuenca （P.J. ZARCOS CUEVA， 1927）. Y ajouter les importantes publications de Carmelo VINAS Y MEY et Ramon PAZ， Relaciones de los pueblos de Espana ordenadas por Felip II， I， Madrid， 1950； II， Toledo，1951；III，Toledo，1963.Sur l'ensemble，le livre déjà cité de Noël SALOMON， cf. supra， p. 349， n. 8.
134.Jesus GARCIA FERNANDEZ， Aspectos del paisaje agrario de Castilla la Vieja， 1963， p. 4 et sq.
135. E. ALBERI， op. cit.， I， III， p. 267.
136.Tommaso ALBERTI， Viaggio a Costantinopoli， 1609—1621， Bologne， 1889， p. 6.
137.A propos des pays bulgares， I. SAKAZOV， op. cit.， p. 212.
138.Op. cit.， I， p. 201. Presque un siècle plus tard Tavernier note， à Belgrade， la même abondance：deux écus par jour pour 14 personnes （la vie aurait-elle cependant monté， le pain， le vin， la viande tout est excellent “et ne coûte presque rien dans cette ville ”），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de John Green， traduction et continuation de l'Abbé PREVOST， X， p. 118.
139.Fabio Canal au Conseil des Dix， Spalato， 21 janv. 1582， A.d.S. Venise， Lettere ai Capi del Consiglio dei Dieci， Spalato， Busta 281， f° 67.
140.Voir supra， p. 179， note 5.
141.Léopold CHATENAY， Vie de Jacques Esprinchard Rochelais et Journal de ses voyages au XVIe siècle， 1957， p. 148： les voyageurs doivent apporter dans les “hostelleries de Poulongne... leurs lits... voire mesme la viande， le breuvage et la chandelle”.
142.G. Antonio Venier au doge， Rouen， 22 février 1532. B.N.， Paris， Ital.， 1714， f° 189， copie； voir également M. SANUDO， op. cit.， LVI， col. 244—245， 15 avril 1532.
143.John BUCHAN， Oliver Cromwell， Londres， 1934， p. 22.
144.P. BOISSONNADE， “Le mouvement commercial entre la France et les Iles Britanniques au XVIe siècle”， in： Revue Historique， mai-sept. 1920.
145. Voir supra， p. 138.
146.Col. de doc. ined. del Archivo General de la Corona de Aragon， t. XXXIX， p. 281; Ignacio de Asso， op. cit.， p. 384； Aloys SCHULTE， op. cit.， I， p. 308 et sq.
147.Ignacio de Asso， op. cit.， pp. 57—58.
148.Ibid.， p. 263.
149.Fabrication de draps à Jaca même au XVIe siècle， I. de Asso， op. cit.， p. 208.
150.F. BELDA Y PEREZ DE NUEROS， Felipe II， op. cit.， p. 30 et sq.
151.Laszlo MAKKAI， “Die Entstehung des gesellschaftlichen Basis des Absolutismus in den Ländern der österreichischen Habsburger”， in： Etudes historiques， p.p. la Commission Nationale des Historiens hongrois， 1960， tome I， pp. 627—668.
152.Giuseppe PARENTI，Prime ricerche sulla rivoluzione dei prezzi in Firenze， 1939， notamment p. 76： la zone normale de ravitaillement florentin pas supérieure à 30 miglia. Parfois moins， p. 94...
153.A.d.S. Florence， Misc. Medicea 51.
154.B. BENNASSAR， op. cit.， et notamment 2e partie， chapitre II， Les moyens de l'économie （dactylogramme）.
155.Et ceci dès 1444， A.d.S. Venise， Notatorio di Collegio， 8， f° 1， 10 juillet 1444： des barques “barchiele”， “veniunt Venetias cum caseo， ovis de Casali Maiori， Bessillo et aliis locis Lombardie...”.
156.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451.
157.Alberto TENENTI，Cristoforo da Canal， 1962， p. 176.
158.J.A. VAN HOUTTE， “Bruges et Anvers， marchés nationaux ou internationaux du XIVe siècle?” in： Revue du Nord， 1952.
159.L'un des textes classiques de l'histoire vénitienne， souvent reproduits， ainsi Bilanci Generali， 1912， vol. I， tome I， p. 577 et sq.
160.Corrado Barbagallo， Storia Universale， III， 1935， p. 1107.
161.A.d.S. Mantoue. A° Gonzaga. B 1431， Johannes de Strigys au marquis， Venise， 16 mai 1472 et lettres suivantes.
162.Ibid.， du même au même， 6 juin 1472.
163.A.S.V. Venise， Brera 51， Cronaca Veneta， f° 105 v°， lermars 1448. Le délabrement de La Tana， 22 mai 1453， A.d.S.， Venise， Senato Mar， 4 f° 181. Encore un “Consul Tane”， nommé le 28 mars 1460， ibid.， 6， f° 163； des considérations sur le commerce des femmes esclaves achetées à Caffa， 2 juillet 1474， A.d.S.， Mantoue， A° Gonzaga， Série E. Levante e Corte Ottomana， 795.
164.A. Guidoni au duc de Modène， Venise， 12 septembre 1489， A.d.S.， Modène， Venezia VII—54. II—8. Ces chiffres sont des on-dit. Pour lesgalées d'Alexandrie et de Beyrouth une correspondance parle au retour de 2,000,000 de ducats “selon les Vénitiens” （secondo loro）， Giovanni di Strigi au marquis de Mantoue， Venise， 28 février 1471. A.d.S.， Mantoue， Série E， Venezia， B 1431.
165.M. SANUDO， op. cit.， I， col. 734.
166.Ibid.， I， 885—886. Sur le luxe des costumes masculins Senato Terra 15， fos 86 v° et 87， 7 janvier 1506；contre les excès de table， ibid.， f° 42， 21 novembre 1504； contre le luxe des toilettes féminines， ibid.， fos 190 et 191， 4 janvire1508， contre les festin， M. SANUDO， op. cit.， I， col. 822. Mais Sanudo énumère complaisamment les plats somptueux qu'il déguste dans les festins vénitiens.
167.A.d.S.， Venise， Senato Mar， II， f° 126， 21 février 1446.
168.Voir supra， p. 275 et sq.
169.Jacobo di Capo au marquis de Ferrare， Gênes， 31 mai 1522， A.d.S.， Mantoue， A° Gonzaga， Série E. Genova 758 et J. Tebaldi au duc de Modène， Venise， 8 juin 1522， A.d.S.， Modène， Venezia 15—77， VI， 67.
170.Jean d'AUTON， Chronique， I， p. 55， 1499 “et n'y avoit ne Guelfe ne Gibelin qui pour l'heure ne fussent bons François...” Milan vient d'être enlevé.
171.Federico CHABOD， “Stipendi nominali e busta paga effettiva dei funzionari dell'amministrazione milanese alla fine del Cinquecento”， in： Miscellanea in onore di Roberto Cessi， Rome， 1958， pp. 187—363.
172.F. BRAUDEL， “Les Espagnols et l'Afrique du Nord de 1492 à 1577”， in： Revue Africaine， 1928.
173.Voir les tableaux de la page 359： les voyages de Berbérie s'interrompent， en 1525； Jacques de MAS LATRIE， Traités de paix et de commerce， 1868， p. 273 （22 mai 1518）； également， sur la détérioration du commerce avec la Berbérie， M. SANUDO， op. cit.， XXV， col. 338.
174.Voir infra， II， les graphiques de la page 31.
175.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6， f° 191 et 194 （1588）. A titre de comparaison， 6 juillet 1671， Marciana VII， MCCXVIII， 18， la Zecca frappe plus d'un million de ducats en pièces.
176.Clemens BAUER， op. cit.， p. 151， note 47 de la page 48.
177.A.d.S.， Naples， Sommaria Partium， 591， f° 225—235， 22 décembre 1569.
178.Archives des Bouches-du-Rhône IX B 171， f° 6 v°， Alger， 7 mai 1579.
179.6,000,000 de ducats， en 1605； 9,000,000， en 1609 dans les coffres du Deposito Grande de la Zecca. A ce sujet， nombreuses références dans les liasses de Senato Zecca. F. BRAUDEL， in ：La civiltà veneziana del Rinascimento， Fondazione Giorgio Cini， 1958， p. 101.
180.Voir supra， p. 267.
181.Peut-être à partir de 1575—1580 si j'interprète bien un texte sans précision， Museo Correr 161， f° 2， 14 décembre 1593： le jeu des changes et rechanges introduits sur la place de Venise， par des changeurs étrangers “per il più fiorentini”.
182.E. MAGATTI， “Il mercato monetario veneziano alle fine del secolo XVI”， in： Archivio Veneto， 1914， pp. 289—292.
183.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42， f° 27 v° （s.d.， fin XVIe siècle）.
184.Ibid.， 181， f° 61 et 65 v°， il s'agit d'un extrait du “sornal de ziri” somme totale： 2,979,090 ducats et 17 denari. Un autre journal， dit-on à l'enquêteur， présente le relevé des changes “che non girano”， donc “secchi”.
185.C'est ce qu'annonce le travail en cours de Maurice Carmona consacré à la Toscane au XVIIe siècle.
186.Voir le mot d'un marchand florentin， au XVe siècle， rapporté par A. MONTEIL， Histoire des Français， VII， pp. 424—425： “Les marchands français， vous n'êtes que des détaillants， des revendeurs”.
187.Voir supra， p. 295 et note 1.
188.Ruggiero ROMANO， “Tra XVI e XVII secolo. Una crisi economica： 1619—1622”， in：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62， pp. 480—531， et “Encore la crise de 1619—1622”， in： Annales E.S.C.， 1964， pp. 31—37.
189.Baltasar Suarez à Simon Ruiz， Florence， 15 janvier 1590 “Cierto es gente que les parece todo el mundo es poco para barcarle”， Archivo Provincial， Valladolid.
190.Sur cette recherche “polaire”， signalons les excellentes pages de Federigo MELIS， “Il commercio transatlantico di una compagnia fiorentina stabilitata a Siviglia a pochi annidalle imprese di Cortes e Pizarro”， in： V. Congreso de Historia de la Corona de Aragon， 1954， spécialement p. 183 et sq. C'est à Florence centre du monde avec le premier XVIe siècle que pensenotre collègue ... Mais pourquoi pas Lyon? Annonçons aussi les travaux inédits de Felipe Ruiz Martin et de J. Gentil da Silva.
191. Voir infra， p. 454 et sq.
192.A.d.S.， Gênes， Materie politiche， privilegi， concessioni， trattatti diversi et negoziazioni 15—2734， n° 67. Trattato di commercio stipulato tra il Soltano Hacmet Han， Imperatore degli Ottomani e la Republica di Genova.
193. Tous les problèmes relatifs à la démographie de l'Empire ottoman ont été renouvelés par Ömer Lutfi Barkan et ses élèves. L'énorme effort pour dépouiller les documents relatifs aux recensements turcs du XVIe siècle approche de ses conclusions. Grâce à l'amabilité de notre collègue d'Istanbul， j'ai pu utiliser les résultats encore inédits que résume la carte du tome II， pp. 12—13. Pour le sens et les étapes de ces recherches， se reporter à Ömer Lütfi BARKAN， “La Méditerranée de F. Braudel ”， in： Annales E.S.C.， 1954， “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organisation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s villes ottomanes d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in： 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VII， La Ville， Ire partie， 1995， p. 289 et sq. A ces études il convient d'ajouter le résumé dactylographié des leçons du Professeur Barkan à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1963）.
194.Le meilleur exposé d'ensemble reste toujours， à ce sujet， l'article de Julius BELOCH， “Die Bevôlkerung Europas zur Zeit der Renaissance”， in： Zeitschrift für Socialwissenschaft， III， 1900; pour l'Italie on le complétera par l'ouvrage posthume du grand historien allemand，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Italiens， t. I， 1937; t. II， 1939； t. III， 1961. Pour la France， le vieil ouvrage de LEVASSEUR n'a pas été remplacé，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1889—1892. Pour le Portugal， Lucio de AZEVEDO et les autres historiens portugais acceptent une population d'un million， cf. G. FREYRE， Casa Grande， 1946， p. 166； R. KONETZKE， op. cit.， p. 271. Sur l'Espagne， cas très litigieux， l'ouvrage de Konrad HAEBLER， Die wirtschaftliche Blüte Spaniens， 1888 （critiquable et que critique encore insuffisamment l'article de J.BELOCH）， d'Albert GIRARD “Le chiffre de la population de l'Espagne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in： Rev. d'Histoire moderne， 1928， précis， bien informé， mais discutable dans ses conclusions； du même auteur， “La répartition de la population en Espagne， dans les temps modernes”， in： Revue d'hist. écon.et soc.， 1929， pp. 347—362. Je ne crois pas à la valeur décisive du travail de Fuentes MARTIANEZ， Despoblacion y re-poblacion de Espana（1482—1920）， Madrid， 1929, le chiffre de la population de l'Espagne me semble surestimé à l'époque des Rois Catholiques. Pour la difficile question des vecinos， le coefficient 4，5 me semble comme à J. Beloch， juste ou du moins justifiable. Le chiffre de 8 millions pour la fin du XVIe siècle est celui auquel s'arrête Fuentes Martianez. Pour la seule Castille， on verra les chiffres classiques de Tomas Gonzalez， que j'ai reproduits en tableau. J'ai trouvé à Simancas， E° 166， un document， Consulta del Consejo de Guerra sobre la introduccion de la milicia de 30 U hombres en estos reynos， 13 janv. 1589， copie. La population des royaumes de Castille y est estimée à 1,500,000 vecinos， soit au coefficient 4，5： 6,750,000 habitants. Les chiffres de R. KONETZKE， op. cit.， pp. 260—261， sont trop bas.
Pour tous ces calculs démographiques， les bases sont peu solides， Ils ne valent guère mieux que ceux de G. BOTERO， op. cit.， II， a， pp. 64—65， auxquels on ne s'est pas， à ma connaissance， souvent arrêté （Italie moins de 9， France 15， Sicile 1，3， Allemagne 10， Angleterre 3， Italie plus que l'Espagne）. A.G. BOTERO， Dell'isole， p. 62 et 79， je prends deux autres chiffres， la Corse， 75,000 hab.， Chypre， 160,000， et surtout son opposition entre Chrétienté et Islam （II， p. 119）， l'une qui souffre de la multitude， l'аutre de la pénurie des hommes.
Le danger vient des estimations exagérées pour le bon vieux temps， ainsi pour le cas de Milan au XVe siècle comme A.FANFANI l'a montré （Saggi， p. 135） contre S. PUGLIESE， ainsi pour les Rois Catholiques. Et aussi de ce que nos recensements sont des recensements fiscaux， K.J. Beloch l'a bien dit， mais n'en a pas moins continué ses additions. Et reste la fraude：vers 1613， Antonio SERRA， 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ondare li Regni d'oro e argento... con applicatione al Regno di Napoli， Naples， 1613， p. 38， pense “giudicando all'in grosso” qu'il y a à Naples un million de feux “con li franchi e fraudati”.
195.Konrad OLBRICHT， “Die Vergrosstädterung des Abendlandes zu Beginn des Dreissigjahrigen Krieges”， in ： Pet. Mit.， 1939， p. 349， avec biliogr. et une carte.
196.Si l'on compare le nombre des circonscriptions administratives， ou les recrutements， spahis ou rameurs. Sur ce dernier point， il y a en “Natolia” 478,000 feux soumis au recrutement des chiourmes et 358,000 en Grèce， 1594， E. ALBERI， op. cit.， III， V， p. 402， Relation de MatteoZane. Une indication， Avis de Constantinople， 6—26 févr. 1591， A.N.， K 1675， parle d'un million de feux， mais en Grèce ou en Grèce et en Asie?
197.A l'aveugle， en ce qui concerne l'Afrique du Nord proprement dite （mais je répète que ce pays est terriblement éprouvé au XVIe siècle）， en prenant pour l'Egypte les chiffres du début du XIXe siècle qui semblent un maximum： RICHARD et QUETIN， Guide en Orient， 1852， p. 303 （2,213,015）. Est-il abusif d'établir l'égalité： Egypte=Afrique du Nord? En 1830， on parle pour l'Algérie seule， mais sans preuves solides， de 2 millons d'habitants， un calcul proportionnel donnerait comme population totale entre 4 et 5 millions. J.C. RUSSELL， “Late ancient and medieval population”， in：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juin 1958， p. 131， propose pour la population de l'Afrique du Nord le chiffre de 3,500,000 （dont un million pour la Tunisie） à partir des documents p.p. Elie de la PRIMAUDAIE， in： Revue Africaine， 1877.
198.Ces chiffres pris à Adolphe LANDRY， Traité de démographie， 1945， p. 57.
199.Chiffre au-dessus de ce que donne le Guide de RICHARD et QUETIN， je m'en suis servi pour un calcul très approximatif， au voisinage de 40 plutôt que de 50.
200.D'après A. LANDRY， op.cit.， et les divers volumes de VIDAL DE LA BLACHE et GALLOIS，Géogr. Universelle.
201.Art. cit. “La Méditerranée...”， p. 193.
202.J. BELOCH，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I， p. 234. Dans l'article ancien， le chiffre donné était 54.
203.Ibid.， p. 235.
204.J. BELOCH， op. cit.， III， p. 379 et sq.
205.J. BELOCH a grossi le chiffre total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art.cit.， p. 783. Toute évaluation en ce qui la concerne reste très aléatoire.
206.Ibid.
207.Vitorino MAGALHAES GODINHO， Historia economica e social da expansa~o portuguesa， I， 1947， p. 145 et sq.
208.Art. cit.， “La Méditerranée ...”， p. 193， “... l'Empire ottoman compte non pas de 20 à 22 millions d'habitants （chiffres de F. Braudel） mais 30 et peut-être même 35”.
209.Op. cit.， II a， pp. 64—65.
210.B.M. Mss Add. 18287， Ps 5633.
211.Quelques notes et références en marge des exemples que cite le paragraphe. En Turquie “deserti grandissimi”， E. ALBERI， op. cit.， III， III， p. 387 （1594）； les bêtes sauvages en Afrique du Nord au XVe siècle， R. BRUNSCHVIG， op. cit.， I， p. 267； les vides en Syrie， G. BERCHET， op. cit.， p. 60 （16 avril 1574， les 8/10 du pays sont vides）； I. de Asso， op. cit.， p. 176； Actas de las Cortes...， I， pp. 312—313 （1548）； G. BOTERO， op. cit.， p. 35 à propos de la Provence； G. NIEMEYER， op. cit.， p. 51，57， 62 （cartes des déserts andalous， en 1767）； C. BERNALDO DE QUIROS， Los reyes y la colonización interior de Espańa desde el siglo XVI al XIX， Madrid， 1929； Marc BLOCH， “Les paysages agraires： essai de mise au point”， in： Ann， d'hist. éc. et soc.， mai 1935， p. 47； ARQUE， op. cit.， p. 172， ALBITRECCIA， op. cit.， p. 18... Ce renégat qui gagne Tolède par les “montes y los despoblados”， Inquistion de Tolède， L° 191， n° 1， cité par F. RODRIGUEZ MARIN， El ingenioso Don Quijote， 1916， IV， p. 99， note 7.
212.A.SIEGFRIED，op.cit.，p.106.Jule SION，France méditerranéenne，p. 159 et sq.
213.Francesco GUICCIARDINI， Diario del viaggio in Spagna， Florence， 1932， p. 79； autres notations analogues， p. 54， 55， 56.
214.Op. cit.， p. 5 v°.
215.DAVITY， Les estats， empires et principautez du monde， Paris， 1617， p. 141.
216.I. de ASSO， op. cit.， p. 180 et sq.
217.Op. cit.， p. 232.
218.Fortunato de ALMEIDA， História de Portugal， III， pp. 242—243.
219.B.M. Sloane， 1572， f° 48 v°， 1633 （juin ou juillet）.
220.Louis GACHON， in： Nouvelles Littéraires， 10 février 1940.
221.Roger LIVET， op. cit.， notamment p. 428.
222.Op. cit.， I， pp. 138—139.
223.Léon l'AFRICAIN，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tierce partie du monde， édit. 1896， II， p. 308 et sq.
224.Le Loyal Serviteur， p. 2.
225.Sur les bêtes fauves en Corse， Giuseppe MICHELI， “Lettere di Mons. Bernardi （1569）”， in：Arch. st. di Corsica， 1926， p. 187.
226.Fernand BRAUDEL， “Dans l'Espagne de Charles Quint et de Philippe II”， in：Annales E.S.C.， 1951. Pour le Bosque de Ségovie et le Prado， sept. 1581， P.R.O. 30. 25. 57， f°87.
227.Carmelo VINAS et Ramon PAZ， op. cit.， II， p. 90， à Menasalbas， “los mas animales que hay son zorras y lobos”； Charles Quint， en mars 1534， chasse autour de Tolède pendant quatre ou cinq jours， “havendo morto et porci et lupi”. A.d.S.， Mantoue Spagna 587， Gio： Agnello au marquis， Tolède， 3 avril 1534.
228.Ainsi en août 1597， il part quatre jours à la chasse aux loups， A.d.S.， Gênes， Spagna 12， Cesare Giustiniano à la Seigneurie de Gênes， Madrid， 7 août 1596.
229.M. ALEMAN， Guzmán de Alfarache， op. cit.， I， lre partie， VIII， p. 140.
230.Manuscrit du G.G. de l'Algérie， f°13， vers 1574.
231.Pedro de MEDINA， op. cit.， p. 172.
232.B.N.， Florence， Capponi Codice， V， f°343 v° à 344 （Relation de la prise de Tunis）.
233.Alonso de la Cueva à Philippe II， La Goulette， 16 mai 1561， Simancas E°486.
234.G. BOTERO， op. cit.， I， p. 185. Mieux encore， Diego SUAREZ， op. cit.， p. 45，49，50.
235.Op.cit.， p. 77.
236.Décaméron， Nouvelle III.
237.Op. cit.， III， p. 337.
238.QUIQUERAN DE BEAUJEU， La Provence louée， Lyon， 1614， p. 221， 225， 226， 261.
239.F. BENOIT， op. cit.， p. 180.
240.P. LESCALOPIER， Voyage...， p. 27.
241.Op. cit.， II， p. 21 et sq.
242.BELON DU MANS， op. cit.， p. 135.
243.Ibid.
244.Op. cit.， II， p. 31.
245. Lo que paresce a D. Juan de Austria， Messine， 4 déc. 1571， Simancas， E°113.
246.F. Braudel， “La démographie et les dimensions des sciences del'homme”， in： Annales E.S.C.， mai-juin 1960 et particalièrement p. 497.
247.Voir l'essai de démonstration de René GRANDAMY， “La grande régression， hypothèse sur l'évolution des prix réels de 1375 à 1875”， in： Jean FOURASTIE， Prix de vente et prix de revient， 13e série， Paris， 1964， pp. 3—58.
248.Voir infra， II， p. 75 et sq.
249.Edouard BARATIER， La démographie provençale du XIIIe au XVIe siècle， 1961， p. 121. En quoi cette hausse est récupération， compensation， c'est ce qu'explique， pour sa part， Roger LIVET， op. cit.， pp. 147—148.
250.Op. cit.， 2e partie， chap. II.
251.J. NADAL et E. GIRALT， La population catalane de 1533 à 1717， 1960， p. 198.
252.Henri LAPEYRE， Géographie de l'Espagne morisque， 1959， p.29 et 30.
253.Tomás GONZALEZ， Censo de la población de las provincias y partidos de la Corona de Castilla en el siglo XVI， 1829.
254.Surtout en ce qui concerne le Royaume de Grenade. Nous avons donc corrigé le dernier chiffre du tableau： non pas 71,904 vecinos mais 48,021. Cette correction sera justifiée par les travaux， à paraître， de Felipe Ruiz Martin et d'Alvaro Castillo Pintado.
255.Voir infra， p. 381 et notes 7 et 8.
256.CODOIN， XIII， pp. 529—530.
257.Simancas E°166， f°3， 13 janvier 1589.
258.Pour Séville， Simancas， Expedientes de Hacienda， 170.
259.Op. cit.， pp. 43—44.
260.Pierre CHAUNU， op. cit.， I， p. 247 et sq.
261.D'après les travaux en cours d'Alvaro CASTILLO PINTADO.
262.Karl Julius BELOCH est mort en 1929， sa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Italiens comporte 3 volumes： tome I， 1937， tome II， 1940， tome III， 1961.
263.K.J. BELOCH，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I， p. 152.
264.Ibid.， p. 215.
265.Je trouve ce même recensement， Simancas， S.P. Naples 268， mais daté de 1652.
266.K.J. BELOCH. op. cit.， III， p. 352.
267.et 268. Ibid.， p. 351. Pour Florence et la Toscane， 870,000 en 1561， Vicenzo Fedeli，Relatione di sua ambasciata in Firenze nell'anno 1561， f°15， Marciana.
269.Daniele BELTRAMI， Storia della popolazione di Venezia dal secolo XVI alla caduta della Republica， 1954， pp. 69—70.
270.K.J. BELOCH， op. cit.， III， p. 352， donne en 1557 le chiffre de 1,863,000 et ，en 1620， 1,821,140. Et （art. cit.， p. 178） 1,650,000， en 1548.
271.Francesco CORRIDORE， Storia documentata della popolazione di Sardegna， 1902， 2e édit.， p. 12.
272.Ibid.， p. 19 et 20.
273.K. J. BELOCH， op. cit.， III， p， 352.
274.Ömer Lutfi BARKAN， art. cit.， pp. 191—193.
275.Ibid.， tableau I， p. 292.
276.K.J. BELOCH， art. cit.， p. 767.
277.Carmelo VINAS et Ramon PAZ， Relaciones des los pueblos de Espana ordenados por Felipe II， Reino de Toledo， IIe partie， t. 2， Madrid， 1963， p. 767.
278.Carmelo VINAS et Ramon PAZ， op. cit.， passim et II， p. 767.
279.Luca Michiel， A.d.S.， Venise， Relazioni Ba63， f°286 verso.
280.Diverses éditions. Recueil commode de G. Garcia MERCADAL， Viajes de extranjeros por Espana y Portugal， t. I， 1952， pp. 259 à 305： Viaje del noble bohemio Leon de Rosmithal de Blatina por España y Portugal hecho del ano 1465 a 1467.
281.Alonso de HERRERA， Libro de Agricultura， 1513， notamment f° 3， v° et f°5. Autres éditions 1539， 1598—celle de 1620 （Madrid）， B.N.， Paris. Rés. 379.
282.Les fortes oscillations du prix du blé caractérisent， en Italie， la période 1550—1602， Dante ZANETTI， Problemi alimentari di una economia preindustriale， 1964， p. 93.
283.Thèse inédite de Bartholomé BENNASSAR déjà citée， chap. VIII， Les hommes du siècle.
284.Guilhermo HERRERO MARTINEZ DE AZCOITIA， La poblacion palentina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1961.
285.Giuseppe ALEATI， La popolazione di Pavia durante il dominiospagnuolo， 1957.
286.Athos BELLETTINI， La popolazione di Bologna dal secolo XV all'unificazione italiana， 1961.
287.Ruggiero ROMANO， Frank SPOONER， Ugo TUCCI，Les prix à Udine， travail inédit.
288.D.BELTRAMI， op. cit.， voir supra， p. 374， note 4.
289.Earl J.HAMILTON， “The decline of Spain”，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 mai 1938， pp. 169， 171， 177.
290.Ibid.， p. 177， pour l'Andalousie les épidémies de 1560—1570， 1599， 1600， 1648—1649， 1677， G. NIEMEYER， op. cit.， p. 51.
291.Etude inédite de R. ROMANO， F. SPOONER， U. TUCCI.
292.Voir graphique n°38.
293.Tous les détails qui suivent empruntés au travail inédit de B. BENNASSAR， déjà cité.
294.G. HERRERO MARTINEZ DE AZCOITIA， La poblacion palentina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1961， p.39. A partir de 1599， les coefficients， au lendemain de la peste， montent en flèche au delà de 50 et même de 60， maximum 66，87 pour mille.
295.Les pourcentages qui précèdent d'après Athos BELLETTINI， op. cit.， p. 136.
296.D'après l'ouvrage inédit encore de B. BENNASSAR.
297.Sur l'ensemble des Relaciones voir N.SALOMON，op. cit.， supra， p.349. n. 8.
298.Fiche égarée.
299.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92.
300. SANUDO， op. cit.， XL， 25， Constantinople， 24 août 1525.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1 （1542）， A.d.S.， Venise. Capiddel Cons° dei X. Lettere Ba285 f°88， Candie， 30 sept. 1557， Duc， Capitaine et Conseillers aux Dix， la population de Candie a beaucoup augmenté. Correr 1586； P.D.975， 1636.
301.Athos BELLETTINI， op. cit.， p. 9.La population de Bologne， en 1596， Galiani Cronaca di Bologna （Marciana 6114. C III—5） serait de 58,941dont religieux et religieuses 4,651， hommes 15,595， femmes 18,079， garçons 7,626， fillettes 6,166， serviteurs 2,760， servantes， 4,064.
302.Op.cit.，p. 80 et sq.
303.Le 31 janv. 1492， de Sicile （exécution du décret 18 septembre， 18 décembre）； de Naples， en 1539， Giovanni di GIOVANNI， L'ebraismo della Sicilia， Palerme， 1748， in—8°， 424 p.et surtout Felipe RUIZ MARTIN， “La expulsion de los judios del Reino de Nâpoles”， in： Hispania， t. XXXV， 1952； Leon POLIAKOV， Les banchieri juifs et le Saint-Siége du XIIIe au XVIIe siècle， 1965.
304.G.PARISET， L'État et les Églises de Prusse sous Frédéric-Guillaume Ier， 1897， p. 785.
305.Voir infra， p. 507 et 508， notes 7 et 8， ce qui ne veut pas dire que le chiffre ne soit pas excessif.
306.G. ROVELLI， Storia di Como， 1803， III， 2， pp. 116—117， 145—147， cité par A. FANFANI， op. cit.， p. 146.
307.F. BORLANDI， Per la storia della popolazione della Corsica， 1940， p. 66， 67， 71， 74， 82； cité par A. FANFANI， op. cit.， p. 146.
308.U. FORTI， Storia della tecnica italiana， 1940.
309.Même en Angleterre； A. FANFANI， op. cit.， p. 146.
310.Aux origines de la faïence nivernaise à partir de 1550， Louis GUÉNEAU， L'organisation du travail à Nevers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1919， p. 295.
311.Sur la dispersion italienne à travers le monde， énorme documentation imprimée et inédite. On jugera de son étendue par deux études， l'une en direction de Lisbonne PERAGALLO， Misc.di st.ital.， 1944， l'autre en direction de Genève， PASCAL， “Da Lucca a Ginevra”， in：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32， toutes deux remarquables. Des études restent à faire sur l'émigration des soldats； sur le rôle des Comaschi et des habitants du Val du Tessin dans l'art du Baroque， remarque déjà citée par J. BURCKHARDT， Die Renaissance， op. cit.， pp. 16—17； sur les ingénieurs architectes italiens， se reporter à l'index au nom du Fratin， ou par exemple de Jean-Baptiste Toriello， in： DOUAIS， op， cit.， II， 110， etc...
312.WILHELMY， in： Geographische Zeitschrift， 1940， p. 209.
313.B.M. Add. 18287.
314.G.NADAL et E. GIRALT， La population catalane de 1553 à 1717， 1960.
315.A.N.， K 1690， F. de Beaumont à l'impératrice， Perpignan， 20 août 1536. 《Esta villa esta llena de franceses que son muchos mas que los nat-urales》. Même information （B.M. Add. 28368 f°23 v°）， Fco de Salablanca à S.M.， Madrid， 16 juin 1575： Perpignan perd ses habitants “y son todos gente pobre y gran parte dellos franceses...”
316.“Voyage de Barthélémy Joly en Espagne， 1603—1604”， P. P. L. BARRAU DIHIGO， in： Revue Hispanique， 1909， tirage à part， p. 29.
317.Ibid.， pp. 21 et 29.
318.Ibid.， pp. 21 et 29.
319.Littré fait venir gavache de l'espagnol gavacho， le problème n'est pas tranché du coup!
320.“Voyage de Barthélémy Joly...”， p. 82.
321.Ibid.
322.Ibid.
323.Ibid.
324.T.HALPERIN DONGHI， “Les Morisques du Royaume de Valence au XVIe siècle”， in ：Annales E.S.C.， 1956， p. 164.
325.Ernst SCHÄFER， Geschichte des spanischen Protestantismus， 3 t. en 2 vol.， 1902，vol. 1， t. 2， pp. 137—139.
326.J. NADAL et E. GIRALT， op. cit.， p. 198.
327.P.de MARCA， Histoire du Béarn， 1640， pp. 256—257， cité par Henri CAVAILLÉS， La vie pastorale et agricole dans les Pyrénées des Gaves de l'Adour et des Nestes， Bordeaux， 1932， pp. 137—138.
328.Response de Jean Bodin à M. de Malestroict， éd. Henri HAUSER， op. cit.， p. 14.
329.Voir supra， chapitre III.
330.La Méditerranée...， lre édition， p. 342 et sq.
331.F.BRAUDEL et R. ROMANO， Navires et marchandises à l'entrée du port de Livourne， p. 101. Des centaines d'indications de ce genre mériteraient l'affichage： exportations extra regnum des vins napolitains la moyenne de 1563 à 1566， vini latini， busti 23,667， vini grechi dulci et mangiaguerra， 2,319 busti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2， f° 223， 2 octobre 1567）—“chaque année l'une dans l'autre se vendent en Pouilles environ 80,000 rubii de laine”， ibid.， f°75， 8 août 1564—le commerce français du Levant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èvalué par Savary de Brèves à 30 millions de livres， en 1624 a diminué de moitié， E. FAGNIEZ， op. cit.， p. 324—quelques fortunes de gros marchands à Gênes： beaucoup dépassent 500 000ducats， et de loin en ce qui concerne Tomaso Marino， Adamo Centurione atteint presque le million， Museo Correr Cicogna...， f°2 et 2 v°—les revenus totaux du roi presque le million， Museo Correr Cicogna...， f°2 et 2 v°—les fevenus totaux du roi d'Espagne， ll millions d'or， en 1572， Marciana 8360 CVIII—3， f° ll v0-la circulation monétaire en Europe à la fin du XVe siècle： l milliard （de livres）， P. RAVEAU， L'agriculture et les classes paysannes， 1926， p. II， note 1（l'unité n'est pas nettement indiquée， hélas!）.
332.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l， f°216， 28 avril 1559.
333.Que le lecteur ne se scandalise pas， outre mesure， de voir que nos calculs approximatifs sont estimés en ducats， sans plus. Il y a bien des ducats， de Venise， Gênes， Florence， Naples， d'Espagne... Chacun a sa valeur particulière et provisoire. Ces ducats sont devenus tous， un peu plus tôt， un peu plus tard， des monnaies de compte. Il serait logique de ne pas parler de ducats， sans plus， et de calculer des équivalences en or ou en argent. Les contemporains dans leurs estimations， au fil de la plume， parlent， sans préciser davantage， de “millions d'or”， entendez de millions de ducats， Dans les documents des instances financières， en Espagne， le ducat est signalé en abrégé par un triangle， la lettre delta， △， l'escudo d'or， monnaie réelle， par un triangle renversé ▽. Entre ducat et écu le rapport， en Espagne， est longtemps de 350 maravédis （ducat） à 400 （écu）. Évidemment les hommes d'affaires sont attentifs à ces valeurs réciproques des ducats （entre eux） et des écus， surtout que les changes， avec l'offre et la demande， enregistrent des cotations variables. Ceci dit， accepter dans nos calculs très approximatifs le ducat comme une unité valable sans tenir compte ni de sa valèur locale， ni de sa cotation ne représente pas une opération illicite. L'erreur se noie dans l'incertitude de nos mesures.
334.Maurice CARMONA， “Aspects du capitalisme toscan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i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1964， p. 85， note 5.
335.Voir notamment J. GENTIL DA SILVA， “Villages castillans et types de production au XVIe siècle”， in： Annales E.S.C.， 1963， pp. 740—741， qui accepte， dans les villages castillans des consommations annuelles de deux quintaux de blé. Sur cette moyenne la discussion peut être longue. D'après SUNDBORG， en 1891—1893 les consommations seraient procapite de 1，2 en Italie；1，5 en Espagne； 2，5 en France. Cf. Dr Armand GAUTIER， L'alimen-tation et les régimes chez l'homme sain et chez le malade， 1908， p. 296； André WYCZANSKI parle， en 1571， pour la starostie polonaise de Korczyn d'une consommation de 2，2 quintaux de seigle， Kwartalnik historii Kultury materialej， VIII， 1960， pp. 40—41； I. BOG， Die bäuerliche Wirtschaft im Zeitalter des Dreissigjährigen Krieges， Cobourg， 1952， p. 48， consommation de 2，5 quintaux à Nuremberg； de 1，9 à Naples au XVIe siècle， W. NAUDE， Getreide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Staaten vom 13. bis 18. Jahrhundert， Berlin， 1896， p. 156. Pour la France Vauban donne 3，4 quintaux （3 setiers）； l'abbé Expilly （1755—1764）， 2，7 quintaux， etc.
336.Voir infra， p. 540， sur les prix du blé à Venise.
337.D'après les estimations de F. Ruiz Martin.
338.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17， f°131， ler juillet 1604. Ibid.， 218， f°328 ［1595］. 468,000 staia.
339.A.d.S. Venise， Dispacci Spagna， Alvise Correr au doge， Madrid， 11 février 1621.
340.Carmelo VIñAS et Ramón PAZ， op. cit.， II， p. 99， 132， 140， 169， 272， 309， 397—398，342—343，348，408， 426， 470.
341.Réédition de 1960.
342.G.CONIGLIO， op.cit.， p. 24.
343.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7， f°204， 18 janvier 1580.
344.Censo， p. XIII.
345.Ibid.
346.G. LUZZATTO， “Il Mediterrаneo nella seconda metà del Cinquecento”， in： Nuova Rivista Storica， 1949.
347.lre édition de La Méditerranée...， 1949， p. 450 et sq.
348.L.MENDES DE VASCONCELLOS， Do síto de Lisboa， 1608， éd. Antonio Sergipe， p. 114.
349.Encore au XVIIIe siècle， R. ROMANO， Commerce et prix du blé à Marseille au XVIIIe siècle， 1956， pp. 76—77.
350.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17.
351.Ainsi eau-de-vie de Candie， A.d.S.， Venise， Cinque Savii l， f°14， 6 octobre 1601 et 14 mars 1602， eau-de-vie et jus de citron， “soliti condursi per Ponente”. L'eau-de-vie ne fait son apparition dans les tarifs douaniers de Venise que lors des dernières années du XVIe siècle.
352.Voir supra，p. 295， note 1.
353.V. MAGALHA~ES GODINHO， “O milho maiz-Origem e difusa~o”， in： Revista de Economia， vol. XV， fasc. I.
354.D'après le travail inédit déjà cité de R. ROMANO， F.SPOONER， V. TUCCI， sur les Prix à Udine.
355.Hans TELBIS， Zur Geographie des Getreidebaues in Nordtirol， 1948， p. 33.
356.J.F.BERGIER， op. cit.， p. 82 et sq.； la citation p. 83.
357.Miguel CAXA de LERUELA，Rest auración de la abundancia de España， 1713， p. 50.
358.Luis VALLE DE LA CERDA， Desempeño del patrimonio de S. M. y de los reynos sin daño del Rey y vassalos， y con descanso y alivio de todos， 1618， cité par J. VICENS VIVES，Historia economica de España，lre partie， s. d.， p. 300.
359.J. C. TOUTAIN， “Le produit de l'agriculture française de 1700 à 1958”， in： Cahiers de l'Institut de Science Économiquée appliquée， n°115， juillet 1961， notamment p. 212.
360.Voir supra， p. 386， note 1.
361.René BAEHREL， op.cit.， p. 152. Les calculs rapides qui suivent sur la base d'un quintal de semence à l'ha.
362.J.C. TOUTAIN， article cité， p. 36.
363.Biblioteca Casanatense， Rome， Mss 2084， f°45 et sq.
364.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n°2， f°140， 13 mars 1563， rendement de 20 pour un.
365.Voir le graphique， n°52， p. 541 et tableau 53， p. 546.
366.Voir supra， p. 261.
367.E. LE ROY LADURIE， ouvrage sous presse， déjà cité.
368.L'admirable livre de Carlo PONI， Gli aratri e l'economia agraria nel Bolognese dal XVII al XIX secolo， 1963， ne commence malheureusement qu'avec le XVIIIe siècle. La charrue pió， signalée dès 1644 （p.4）， a dû faire son apparition plus tôt. Mais le texte est peu clair.
369.Voir supra， p. 59 et sq.
370.B. BENNASSAR， ouvrage inédit déjà cité.
371.C'est l'explication de Felipe RUIZ MARTÍN dans son importante préface aux lettres échangées entre Medina del Campo et Florence， op. cit.，Dès que les Génois ont eu la possibilité de régler leurs créanciers en juros， ils ont répercuté leurs pertes sur les autres. Parmi leurs clients， il y a évidemment de nombreux propriétaires fonciers.
372.E.LE ROY LADURIE， op. cit.
373.John U. NEF， “Industrial Europe...”， p. 5.
374.R.ROMANO， “Aspetti economici degli armamenti navali veneziani nel secolo XVI”， in：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54.
375.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42， f°77 v°［1607］， dont 3,300 tisserands à raison d'un maître pour deux ouvriers.
376.A égalité avec le nombre des lanaioli， estimation sûrement trop optimiste.
377.Voir R. ROMANO， “La marine marchande vénitienne au XVIe siècle”， in： Actes du IV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1962， p. 37.
378.A.d.S.， Venise， Senato Terra 53， 7 mai 1569.
379.A.d.S.， Venise， Senato Terra 2，17 septembre 1545.
380.Lucien FEBVRE et Henri 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1958， pp. 280， 286， 287，293.
381.Voir note 5， et Cinque Savii， 140， fos4—5， 11 mars 1598 “al numero di 20［000］ et pi ù persone computando le famiglie et figlioli loro”.
382.J. van KLAVEREN， op. cit.， p.182 ［1573］.
383.Carmelo VIñAS et Ramón PAZ， op. cit.， II， p. 217， par exemple à Peña Aguilera， village pauvre， il y a des charbonniers， des carriers “e algunos laborantes de lana”.
384.Fabriques de draps paysans et de douves de tonneaux dans les villages de la Maragateria， cf. infra， p. 408， n. 7.
385.T. HALPÉRIN DDNGHI， art. cit.， in： Annales E.S.C.， 1956， p. 162： industries de la soie， poteries， fabrication d'espadrilles， populaires en esparto （sparte）， fines en chanvre.
386.Jacques HEERS， op. cit.， p. 218 et sq.
387.Voir infra， p. 499， n. 5.
388.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innombrables documents cités： 13， fos389—390； 21， fos51； 31， fos139—146， 180—184； 37， f°41 v°， 42...
389.A.d.S.， Venise Senato Terra 30， Vérone， ler mars 1559.
390.Carmelo VIñAS et Ramón PAZ， op. cit.， II， p. 448.
391.S. SCHWEIGGER， op. cit.［1581］， p. 329.
392.E. LE ROY LADURIE， op. cit.
393.R. GASCON， op. cit.， à paraître.
394.Voir à titre d'exemple clair， François DORNIC， L'industrie textile dans le Maine et les débouchés internationaux 1650—1815， 1955.
395.Roger DION， Histoire de la vigne et du vin en France， des origines au XIXe siècle，1959， p. 26.
396.Méditerranée...， lre édition， p. 345 et sq.； Giuseppe ALEATI， op. cit.， p. 125 y voit un drame de la vie chère： cas de Pavie， Crémone， Côme， Milan...
397.Information que me donne R. Romano.
398.Museo Correr， Cicogna， 2987， août 1576， 30 hommes y travaillent.
399.A.d.S.， Venise， Cinque Savii， l， 139， 20 avril 1603.
400.Censo， tableau 3， la proportion de l à 4， 448 entre produit naturel et produit industriel dans l'Espagne de 1799.
401.Op. cit.， p. 328.
402.Cf. études novatrices de F. RUIZ MARTÍN pour la Castille， op. cit.； John U.NEF，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large 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 1540—1660”，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34， et les commentaires de Henri HAUSER， in：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36， p. 71 et sq.
403.J. HARTUNG， “Aus dem Geheimbuche eines deutschen Handelshauses im XVI. Jahrhundert”， in： Z. für Soc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1898.
404.Malgré des différences techniques （charbon en Angleterre） et de moyens， les identités l'emportent en gros.
405.Voir pour la traduction du mot difficile， M. KEUL， in： Annales E.S.C.， 1963， p. 836， note 3.
406.La Méditerranée...， lre édition， p. 342， d'après H. SIEVEKING， “Die genueser Seidenindustrie im 15. und 16. Jahrhundert.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Verlags-Systems”（remarquable）， in：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Statistik im Deutschen Reiche， 1897， pp. 101—133.
407.Voir note suivante.
408.A.d.S.， Venise， Senato Terra 30， 11 novembre 1559， rappel de la parte du 12 décembre 1497.
409.Rodrigo Nino à Charles Quint， Venise， ler décembre 1530， Simancas， E°1308.
410.A.d.S.， Senato Terra 29， 16 août 1559.
411.Archivio Comunale， 572， Gênes， 1582.
412.Diego de COLMENARES， Historia de la insigne ciudad de Segovia， 2e édit.， Madrid， 1640， p. 547.
413.L'explication est de Felipe RUIZ MARTIN dans la préface aux lettres marchandes de Florence，op. cit..
414.Ainsi A.d.S.， Venise， Senato Terra 74， 18 avril 1578； 106， 7 mars 1584， 112， 24 novembre 1589. Negrin de Negrini depuis 1564 a fait fabriquer 1884 draps de laine. Esprit de novation de certains entrepreneurs， ibid.， Cinque Savii， 15， f°21， 7 février ［1609］.
415.Alfred DOR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Italiens im Mittelalter， trad. ital.， 1936， p. 491.
416.D'après Maurice CARMONA， voir supra， p. 313， note 1. En 1608 une épidémie （celle des petecchie） décime les ouvriers， on fait venir des ouvriers de Milan pour fabriquer les très beaux draps nécessaires aux noces du Prince， Haus-Hof-und Staatsarchiv， Vienne， Staats-kanzlei Venedig， Faszikel 13， f°359， Venise， 9 mai 1608.
417.A.d.S.， Venise， Senato Terra， 35， 15 décembre 1561.
418.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60， fos53 et 53 v°.
419.A.d.S.， Venise， Senato Secreta Signori Stati， Tommaso Contarini au doge， Bolzano， 23 mars 1610.
420.A.d.S.， Venise， Cinque Savii l， 200， 27 mai 1614.
421.Ibid. ， 16， f°53， 15 novembre 1611.
422.D'après J. GENTIL DA SILVA， travail inédit sur les foires italiennes du XVIIe siècle.
423.Jean DELUMEAU， op. cit.， notamment le graphique des pages 132 et 133.
424.R. GASCON， op. cit.，p. 89； Clemens BAUER， op. cit.， p. 9， à propos d'Anvers à la suite de Goris et de Strieder.
425.Andrzej WYROBISZ， Budownictwo Murowane w Malopolsce w XIV i XV wieku （Les métiers du bâtiment en Petite-Pologne aux XIVe et XVesiècles）， 1963（résumé en français， pp. 166—170）.
426.Émile COORNAERT， op. cit.， 493 et sq.， et diagramme V bis.
427.Pierre SARDELLA， art.cit.，in： Annales E.S.C.，1947.
428.Domenico SELLA， art.cit.，in： Annales E.S.C.，1957.
429.Ruggiero ROMANO， “A Florence au XVIIe siècle. Industries textiles et conjoncture”， in： Annales E.S.C.， 1952.
430.Aldo de MADDALENA， “L'industria tessile a Mantova nel 1500 e all' inizio del 1600”， in：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1962.
431.A. ZANELLI， Delle condizioni interne di Brescia...， p. 247， place le sommet de la production drapante， 18,000 pièces， vers 1550， je préférerais la placer vers 1555； tout a été déterminé par les mesures douanières de Venise， Senato Terra l， 20 mai 1545. Ensuite impossible de rétablir la situation： les maîtres partis ne reviennent pas.
432.D'après les études inédites de Felipe RUIZ MARTIN.
433.Voir supra， p. 118 et Senato Mar 7， f°26 v°， 18 août 1461.
434.Conférences à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du Doyen Ömer Lutfi BARKAN.
435.A.d.S.， Florence， Mediceo 4279， un marchand juif cherche à acheter à Tripoli des esclaves chrétiens sachant faire velours ou damas.
436.I. S. EMMANUEL， Histoire de l'industrie des tissus des Israélites de Salonique， 1935.
437.S.SCHWARZFUCHS， “La décadence de la Galilée juive du XVIe siècle et la crise du textile du Proche-Orient”， in： Revue des Études juives， janvierjuin 1962.
438.Voir infra， p. 489， et sq.
439.A.d.S.， Venise， Senato Terra 4， f°71， 18 avril 1458：“se ha principiado adesso el mester de la lana in questa città et lavorasse a grandissima furia de ogni sorte pani et principaliter garbi...”
440.Ibid. Senato Terra 15， f°92， 23 janvier 1506：“... el mestier de la lana che soleva dar alimento a molte terre nostre et loci nostri hora è reducto in tanta extremità che piu esser non potria...”
441.Voir la note de P.SARDELLA et l'article si souvent cité de D.SELLA. Difficultés à Venise même， Senato Terra 15， f°93 et sq. 9 février 1506 et plus nettes. A.d.S.， Venise， Consoli dei Mercanti， 128， 29 septembre 1517.
442.Ibid.
443.Émile COORNAERT， op. cit.， p. 48.
444.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7， fos 33 à 39， 28 février 1578： production en 1576 de 26,940 canne de draps de soie.
445. Fragilité aussi des industries drapantes de Brescia compromises par le contrôle douanier des laines， elles ne peuvent plus se ravitailler à Verceil， Senato Terra l， 20 mai 1545.
446.Remarques de François SIMIAND，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1928—1929， II， passim et p. 418 et sq.
447.L. F. de TOLLENARE， Essai sur les entraves que le commerce éprouve en Europe， 1820， p. 3， un produit “n'est pas complet， il n'a pas toute la valeur d'échange dont il est susceptible， tant qu'il n'est pas à la portée du consommateur. C'est le commerce qui lui donne sa dernière façon ...”
448.Le jeu tient une place importante dans la vie de la noblesse （surtout à la fin du siècle） mais aussi dans celle des marchands. Tout est prétexte à paris， nombre de cardinaux qui seront promus， mort ou survie des grands personnages， sexe des enfants à naître... A Venise alors que l'on donne Pavie prise par les Français à 25 p. 100 de prime， un Espagnol Calzeran s'obstine à jouer contre le courant. Sans doute est -il en liaison avec Lannoy et Pescaire， en tout cas， il gagne une fortune， A.d.S.， Modène， Venezia 8. 16. 77. VIII， f°66， J. Tebaldi au duc， Venise， 15 mai 1525.
449.Cité par R. GASCON， op. cit.， p. 177， Claude de RUBYS， Histoire véritable de la ville de Lyon， 1604， p. 499.
450.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81， juillet 1603， f°53.
451.Giulio MANDICH， Le pacte de ricorsa et le marché italien des changes， 1953.
452.Jacques HEERS， op. cit.， p. 75， 79 et sq.
453.F. BRAUDEL， “Le pacte de ricorsa au service du Roi d'Espagne...”， in：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II， 1957.
454.A.d.S.， Florence， Mediceo 4745， s. f. janvier 1589.
455.Modesto ULLOA， op. cit.， p. 108.
456.Selon l'opinion de Felipe RUIZ MARTÍN.
457.Modesto ULLOA， op. cit.， p. 132.
458.Alvaro Castillo PINTADO， “El servicio de millones y la población delReino de Granada in 1591”， in： Saitabi， 1961.
459.Albert CHAMBERLAND， “Le commerce d'importation en France au milieu du XVIe siècle”， in： Revue de Géographie， 1894.
460. B. PORCHNEV， Congrès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de Stockolm 1960， t. IV， 137.
461.Pour G. von BELOW （Über historische Periodisierungen mit besonderem Blick auf die Grenze zwischen Mittelalter und Neuzeit， Berlin， 1925， pp. 51—52）， cette période， par l'éclat de la vie économique et de l'art， est un sommet. Pour Lucien Febvre une période heureuse avant les “tristes hommes” d'après 1560. Franz LINDER， “Spanische Markt-und Börsen-wechsel”， in： Ibero-amerikanisches Archiv， 1929， p. 18， prétend même que 1550—1600 est la période du Ricorsa-Wechselgeschäft.
462.Jacques HEERS， in： Revue du Nord， janvier-mars 1964， pp. 106—107.
463.J.FINOT， “Le commerce de l'alun dans les Pays-Bas et la bulle encyclique du Pape Jules II en 1506”， in： Bull. hist. et philol.， 1902； Jean DELUMEAU， L'alun de Rome， XVe—XIXe siècle， 1962； “The Alun Trade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Alun Industry in England”， i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Rhys Jenkins， Cambridge， 1936； L. LIAGRE， “Le commerce de l'alun en Flandre au Moyen Age”， in： Le Moyen Age， 1955， t. LXI（4e série， t. X）； Felipe RUIZ MARTÍN， Les aluns espagnols， indice de la conjoncture économique de l'Europe au XVIe siècle （à paraître）； G. ZIPPEL， “L'allume di Tolfa e il suo commercio”， in： Arch. soc. Rom. Stor. patr.， 1907， vol. XXX.
464.Nombreux documents， A.d.S.， Naples， Sommaria Partium， 96： 1521， fos131 v°， 133 v°， 150， 153， “navis celeriter suum viagium exequi posset”（navire génois）， 166 v°（poùr la Catalogne）， 177（pour Oran）， 175； 1522， fos186 v°， 199， 201， 221， 224—225. 228 v° et 229， 232， 244， 252， v°.
465.D'après Felipe RUIZ MARTIN， voir infra， p. 533， note 1.
466.Voir infra， pp. 544—545.
467.Dans des études de prochaine publication.
468.Ibid.
469.Voir infra， p. 513， n. 5， et Micheline BAULANT， Lettres de négociants marseillais： les frères Hermite， 1570—1612， 1953.
470.Cf.F.RUIZ MARTÍN， Introduction aux lettres de Florence， XXXVI—XXXVII.
471.Cité par Maurice CARMONA， “Aspects du capitalisme toscan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i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1964， p. 96， note 2.
472.Archivo Ruiz， 117， cité par Felipe RUIZ MARTÍN， dans El siglo de los Genoveses， à paraître.
473.Sur ces questions voir le beau livre de Clemens BAUER， déjà cité.
474.Op. cit.， p. 580 et sq.
475.Notamment le front hispano-portugais contre l'Inde et le rôle d'une agence de renseignements au service de marchands allemands et flamands： Hermann KELLENBENZ， Studio， 1963， pp. 263—290.
476.Pour des comparaisons utiles， R. ROMANO， “Per une valutazione della flotta mercantile europea alla fine del secolo XVIII”，in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1962.
477.D'après J. KULISCHER， op. cit.， II， p. 284.
478.R. KONETZKE， op. cit.， p. 203.
479.Saint-Gouard au roi， Madrid， 21 mai 1572， B.N.， Fr. 16104， fos 88 sq.
480.S. LILLEY， Men， Machines and History， Londres， 1948， p. 72 et J. U. NEF，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Coal Industry， Londres， 1932， I， p. 173.
481.S.LILLEY， ibid， p. 72.
482.Museo Correr， Donà della Rose， 271， f°46 v.， 7 mars 1605. Voir également Alberto TENENTI， Naufrages， corsaires et assurances，p.563 et sq.
483.Iorjo T ADIĆ， “Le port de Raguse et sa flotte au XVIe siècle”， in： Michel MOLLAT, Lě navire et l'économie maritime du Moyen Age au XVIIIe siècle. Travaux du Deux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1959， pp. 15—16.
484.B.M. Add. 28478， f°238， avril 1594：“...se deve ter consid eraça~o ao preço das cousas ser mayor”.
485.Voir supra， p. 266 et sq.
486.Que je dois à l'amitié d'Ugo Tucci d'avoir feuilleté.
487.A.d.S.， Venise， Senato Zecca， 39， 12 juin 1638.
488.A.d.S.， Naples， Regia Camera della Sommaria， Reg， 14， 1594， 1623—1637.
489.Voir supra， p. 269 et sq.
490.José Luis MARTIN GALINDO， “Arrieros maragatos en el siglo XVIII”， in： Estudios y Documentos， n°9， 1956.
491.Pedro de MEDINA， op. cit.，p. 209， dans le cas d'Alcala de Henares.
492.Archives de Brigue， Papiers de Stockalper， Sch 31 n° 2939， Genève， 10 juillet 1650 et n°2942， 14 juillet 1650： arrêts dus à la moisson. Ces renseignements m'ont été fournis par M. Keul. Arrêt pour les semailles， ibid.， n°2966， 18—28 septembre 1650.
493.Information communiquée par Felipe RUIZ MARTÍN.
494.B. BENNASSAR， op. cit.， à paraître.
495.Voir les graphiques， infra， II， pp. 28， 31， 33.
496.Op. cit. （édit. ital.）， I， p. 174.
497.Ruggiero ROMANO， art. cit. in：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54.
498.Ali Sahili OGLU， travail inédit sur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en Turquie.
499.Je n'oublie pas l'antécédent de la Banque de Stockholm（1672）， ni celui d'Amsterdam（1609）. Mais il s'agit là d'une banque surtout urbaine. Il est vrai que la Banque d'Angleterre relève de Londres.
500.La première tentative remonte à 1576, Felipe Ruiz Martín me signale à ce propos un document important， Simancas， E°659， f°103.
501.Jacques HEERS， in： Revue du Nord， 1964.
502.Ömer Lutfi BARKAN， “L'organisation du travail dans le chantier d'une grande mosquée à Istanbul au XVIe siècle”， in： Annales E.S.C.， 1961， pp. 1092—1106.
503.Je songe au travail de la pierre， à l'utilisation du plomb， aux appareils de levage， tous détails que suggère la visite de l'Escorial et du Musée consacré à sa construction.
504.Cf. les remarques de Paul HERRE， Papsttum und Papstwahl im Zeitalter Philipps II， Leipzig， 1907， p. 374.
505.Le calcul et le graphique （II， p. 33） sont d'Alvaro Castillo Pintado.
506.A.POIRSON， Histoire du règne de Henri IV， 1866， IV， pp. 610—611.
507.Bilanci Generali， op. cit.， vol. I， t， I， p. 466， et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61， f°144.
508.Ömer Lutfi BARKAN， “Le budget turc de l'année 1547—1548 et le budget turc de l'année 1567—1568”， en turc， in： Iktisat Fakültesi Mecmuasi，Istanbul， 1960.
509.Op. cit.， p. 128.
510.Contribution à paraître dans la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511.Op. cit.， p. 42
512.J.A.SCHUMPETER， op. cit.， I， notamment p. 476， note I； Jacques HEERS， Raymond de ROOVER...
513.Op. cit.， p. 128.
514.Carlo M. CIPOLLA， “La prétendue révolution des prix. Réflexions sur l'expérience italienne”， in： Annales E.S.C.， 1955， p. 513 et sq.
515.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81.
516.Les informations hollandaises， que me signale Morineau， inciteraient à gonfler les entrées clandestines de cette période décisive.
517.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81， f°62， 3 à 4 millions d'écus par foire.
518.Gino LUZZATTO， Storia economica dell'et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I， 1932， p. 179 et sq.
519.D'après les explications orales， d'Ömer Lutfi Barkan.
520.Simancas， Expedientes de Hacienda， 122， 1559. J'aurais pu aussi bien partir de l'exemple de Medina del Campo （1561） et du bel article de B. BENNASSAR， “Medina del Campo， un exemple des structures urbaines de l'Espagne au XVIe siècle”， in：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1961. A Venise les textes officiels distinguent toujours les poveri， les mendicanti， les miserabili， il y a des degrés dans le dénuement， Ernst RODENWALDT， Pest in Venedig， art. cit. p. 16.
521.Je pense aux estimations reprises par Hektor AMMANN， Schaffhauser Wirtschaft im Mittelalter， 1948， tableau de la page 306.
522.Voir supra， p. 234， note 2.
523.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3， f°23 v°.
524.Heinrich BECHTEL， op. cit.， p. 52， note 6， à Erfurt， en 1511， 54 p. 100 des censitaires dans la dernière classe des possédants de 0 à 25 florins，15 p. 100 des personnes “ohne jedes Vermögen”.
525.Cf. L'Unterschicht， colloque franco-allemand de 1962 de prochaine publication.
526.A.d.S.， Venise， Senato Terra 22， Trévise， 22 juillet 1555； Trévise， 30 juillet 1555； Brescia， 11 août 1555， incendie de Tizzo.
527.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2， fos68 v° et 69， 27 juillet 1564.
528.Ibid.， f°59 v°， 22 mai 1549.
529.Se reporter à l'ouvrage général de Noël SALOMON， cité p.349， note 8.
530.J. GENTIL DA SILVA， “Villages castillans et types de production au XVIesiècle”， in： Annales E.S.C.， 1963. n°4， pp. 729—744.
531.A.d.S.， Naples， Notai Giustizia 51， f°5， 17 octobre 1520， 36 ducats à payer en draps neufs； ibid.， fos177 v° et 178， 24 août 1521， un esclave noir de 12 ans， 36 ducats， ibid.， 66, fos151 v° et 152， le prix d'un cheval， 33 ducats.
532.Ibid.， Sommaria Partium， 595， f°18， 28 janvier 1569， un esclave noir， âgé de 30 ans， acheté à Lecce 60 ducats.
533.Ibid.，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9， f°303—305， Naples， 18 juin 1587.
534.A.d.S.， Venise， Senato Mar 145， 24 mars 1600.
535.Voir J. MATHIEX， “Trafic et prix de l'homme en Méditerrané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in： Annales E.S.C.， 1954， pp. 157—164.
536.Simancas Napoles， E°1046， f°25， Comor Giron à S.M. Naples， 17 septembre 1554.
537.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46 f°65， 11 mars 1487： il s'agit de stradioti employés en Morée. Voir la réflexion prêtée à Charles Quint， infra， II， p. 91. En 1522， les janissaires toucheraient de 3 à 8 aspres par jour， donc à 50 aspres par ducat， de moins de 2 ducats à moins de 5 ducats par mois （Otto ZIERER， op. cit.， III， p. 29）. A Zara， en 1553， un bombardier touche 40 ducats par an. Mais le bombardier est un spécialiste.
538.Les constatations que permettent les archives ragusaines sont sans ambiguïté. De très nombreux contrats entre maîtres et serviteurs conservés dans les registres de Diversa di Cancellaria （ainsi vol. 98， 122， 132， 146， 196） m'ont permis un rapide sondage. Pour les apprentis， catégorie à part， il n'y a formellement pas de rémunération prévue à la fin du stage， mais selon les pratiques du métier， le nouvel artisan reçoit un vêtement， des souliers neufs， ses outils. La rémunération en argent， pour les autres， est octroyée à la fin du contrat （de 2 à 5， 6， 7， 10 années） et s'ajoute aux avantages en nature （logement， habillement， nourriture， soins en cas de maladie）. Cette rémunération calculée par année de service s'élève peu à peu： de 1 à 2 ducats d'or en 1505—1506； à 2，5 en 1535； à 3，4 et 4，5 en 1537 et 1547； à 3 （légèrement au-dessous ou au-dessus） en 1560—1561； à 4 en 1607； à 8 et 10 en 1608. Compte tenu de la dévaluation du ducat， la situation ne s'améliore guère avec les années. Il y a là un plafond structurel.
539.Voir le tableau d'Hektor AMMANN， supra， p. 413， note 4.
540.A.d.S.， Venise， Senato Terra 15， f°106.
541.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6， f°46 v°.
542.Ibid.， f° 48 v°.
543.Ibid.， f° 100.
544.Bien établie pour la période 1572—1601 par les réclamations des boulangers： les salaires ont doublé dans l'intervalle，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18， f°302.
545.A.d.S.， Senato Mar 23， fos36 et 36 v°， 29 septembre 1534， soit un peu plus de 63 ducats par an.
546.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61， f°80， 1606， il y a à la Zecca 72 salariés （54 pour l'argent， 18 pour l'or）. Au total annuellement 5,280 ducats， moyenne presque 72 par salarié， il y a en moyenne surpaiement des personnes qui s'occupent de l'argent. Parfois un employé occupe deux postes.
547.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161， f° 208 v°， 1586， 28 secrétaires， total des salaires 2,764 ducats.
548.A.d.S.， Venise， Senato Terra 23， Venise， 20 mars 1556.
549.Juan REGLA， in： J. VICENS VIVES， H. Social de España， III， p. 300.
550.Frank C. SPOONER， “Régimes alimentaires d'autrefois， proportions et calculs en calories”， in： Annales E.S.C.， 1961， n°3， pp. 568—574.
551.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3， f°204 et sq.， 8 mars 1571.
552.Piri RE'IS， Bahrije， ed. par Paul Kahle， 1926， Introduction， II， p. XLII.
553.Foulquet SOBOLIS， Histoire en forme de journal de ce qui s'est passé en Provence depuis l'an 1562 jusqu'à l'an 1607， 1894， p. 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