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经济：贵金属、货币和价格

贵金属的作用似乎从来没有像在16世纪那样重要。当时的人毫不犹豫地把贵金属放在首位，17世纪的经济学家更对此事大加渲染。有些人认为贵金属是“人民的养料”；1另一些人则认为金银交易比商品交易对我们的生活更加重要。一位喜欢夸夸其谈的威尼斯人甚至说，金属不管是黄的还是白的，“都是每个政府的神经，决定政府的脉搏跳动，构成政府的精神和灵魂，赋予政府以存在和生命（l'esser et la vita）……它能主宰一切，克服任何困难……有了它，也就有了一切。 没有它，一切都会变得死气沉沉”。2

主宰一切（Patron del tutto），这个说法还有争议。货币并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万能动力。贵金属的作用取决于历代留下的储备和以往的意外事件，同时也取决于货币流通的速度，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经济的竞争、国家同商人的关系，甚至取决于“民众的意见”。3正如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货币往往只是掩盖现实、财富、服务和交换的一道屏障……归根到底，金、银（甚至还可以加上铜）并不单纯地积累成同质的金属储备。金属货币本身也互相冲突，互相竞争。4

试举一例，金币的每次升值（和银币相比）都促使金币大量涌来。它立刻扮演“劣币”的角色，取得有利地位，逐走良币（银币）。这类事情的发生，都不完全是偶然的……这种事之所以持续地在威尼斯反复出现，难道不是为了利于大量出口白银，活跃威尼斯市政会议对黎凡特的贸易吗？这是一种不寻常的逆向运动，5有其必然的后果和限度。黄金涨价使汇率自动提高， 使生活更加昂贵。因此，1603年，25万西昆6又从土耳其帝国反常地回到了威尼斯。在同一时期前不久，托斯卡纳大公从事了一次投机买卖。他通过其代理人向威尼斯的铸币厂出售20万金埃居，不冒任何风险就赚到1.2万埃居。一个威尼斯人评论说，“这是我们的无知”造成的。威尼斯人希望黄金和白银之间有个恰当的比价，正如面粉和小麦一样。7后果不难预见：银币的相对不足，更为那些分量轻、成色差的银币广开大门，而威尼斯随后却不得不费很大的劲再把它们从流通中清除出去8……产生所有这些流弊的部分原因，难道不正是威尼斯必须向黎凡特地区输出白银吗？

以上的解释并不是当时的人作出的，但它却赋予西西里岛的奇怪地位以某种意义。至少从1531年以来，同白银的价格相比，那里的黄金价格历来偏高（比价为1∶15）。由于这种“不相称的比价”，西西里不断失去银币。人们愿意用黄金购买银币，然后加以熔铸。那不勒斯造币厂往往以此谋利。9这类咄咄怪事究竟对谁有利呢？为什么能持久存在？问题尚有待我们弄清。

在其他地方，金银的交易更是多种多样。10但是，自从人们注意货币——良币和劣币，硬通货和软通货，金币和银币，甚至纯铜币和青铜币， 以及金属货币和纸币等——的性质和互相运动，货币兑换就逃脱不了人们的观察。从财富或财产的一般意义上讲，“金钱”从来不只具有单一的同等的性质。

1.地中海和苏丹的黄金

贵金属流向东方

乍看起来，贵金属在地中海地区的流通似乎是极其普通的事。很多世纪过去了，这种情况没有丝毫改变。不管贵金属来自何处——古老的塞尔维亚银矿，阿尔卑斯山脉，撒丁岛，苏丹或埃斯俄比亚的淘金地，甚或索法拉的淘金地（通过北非和埃及运出），因河河谷边的施瓦茨银矿，匈牙利的诺伊索尔，萨克森的曼斯菲尔德，布拉格附近的库滕贝格，厄尔士山脉的银矿，11新大陆的矿山（从16世纪初开始）——这些贵金属一旦进入地中海的生活，就会持续不断地流向东方。在黑海、叙利亚和埃及，地中海长期存在贸易入超。只是由于金银输出，地中海的贸易才能到达远东。但这种贸易有损于地中海本身的金属储备。有人甚至认为，正是贵金属的大量流失促成了罗马帝国的瓦解。这种说法尽管存有争议，但却是可能的。人们甚至在锡兰都可以找到朱利亚·克劳狄王朝时代的货币。12这是事实。

然而，地中海不断设法限制这种大丧元气的输出。在罗马帝国时代，亚历山大曾用玻璃器皿支付其在远东地区13采购的部分产品。中世纪时，西欧用输出奴隶的方法来代替输出金、银。拜占庭在查士丁尼时代兴办了养蚕业，成功地限制了货币向东方的输出。14这些尝试其实只是表明，由于远东向地中海出口很多而进口甚少，而地中海不断地需要向远东支付货币，这种状况天长日久，使地中海财力衰竭。

这样，在盛产香料、药材和丝绸的亚洲的辽阔土地上，由威尼斯、热那亚或佛罗伦萨轧制的金币和银币，后来还有著名的西班牙本洋，将于16、17世纪广为流通。为使这些货币进入地中海的流通渠道，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耐性，如今它们却流到了东方。大体上看，地中海好像是一部不断积聚金属的机器，而且多多益善。15积聚起来的贵金属最后却又转交给印度、中国和南洋群岛……地理大发现虽能引起道路和价格的巨变，但是丝毫没有触动以上基本事实。这大概是因为，对西方人来说，获得东方的珍贵食品，尤其是胡椒，是件一本万利的事。根据一个威尼斯人的说法，胡椒“带来其他一切香料”；这大概也因为，在16世纪以前，贵金属的购买力在东方比在基督教国家更高。按照安东尼奥·塞拉的估计，1613年左右，威尼斯虽然为了节约金属储备，输出呢料、玻璃器皿、镜子、五金制品和铜器等，但每年仍向黎凡特输出500多万枚钱币。16威尼斯商人在黎凡特17以及从叙利亚到波斯湾的各个海港都有当地商人为他们充当经纪人和代理人，这些人的任务就是了解情况，发出“警告”，18守候有利的交易时机和进行日常的以货易货业务，也就是说，从事不掏腰包的买卖活动。由于交易有利可图，商人很想缩短这些迂回曲折和采用现金结算。1603年，里亚托银行的一个专家曾写道：19“资本（现金）总是以商品的形式以黎凡特收回。”塔韦尼埃在1650年曾这样记载：“按照习惯，从黎凡特回来都不带钱，而是在那里购买有利可图的好商品。”201668年威尼斯的一个报告更明确地指出，把西班牙本洋（pezze da otto di Spagna）运进埃及，可以获利30%21……

这些在16世纪和17世纪大体相似的贸易足以表明，货币单向流动的局面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基督教世界各地通行无阻的汇票，在伊斯兰世界极其少见，以致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说，22汇票在伊斯兰世界并不存在。基督教商人总是为付款感到为难。他们在黎凡特只能以高利贷借款，利率高达40%以上。拉古萨1573年的文献资料表明，在埃及的葡萄牙犹太人就是以这种利润贷款的23……在叙利亚，1596年，威尼斯商人急于抢购，不顾价格如何，最后以30%至40%的利率向“土耳其人”借贷，因而造成不止一次的破产。这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是极不光彩的事。24此外，在西方城市中， 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铸币黑市。在威尼斯，一些小银行门窗紧闭，照样进行地下货币交易，25尽管十人委员会有时查禁很严。26

在16世纪最后25年内，法国人、英格兰人和佛兰德人（即荷兰人）在黎凡特的古老贸易中普遍占有主要地位，这是因为他们收购任何商品都支付现款。他们打乱了传统的习惯，使古老的威尼斯商行处于困难的境地，使价格无限制地上涨。这些新来者的做法多么外行！后来，法国人仍然忠于这种现金交易，27但英格兰人和荷兰人很快地就成功地推销出他们的商品，如粗呢绒、铅、铜、锡等。1583年，英格兰购买的货物仅四分之一用现金付款。28

而且即使这笔货币也待筹措。地中海的各大商港——热那亚、里窝那、威尼斯、安科纳，有时还有那不勒斯——提供的外汇必须用商品或服务换取……实际上，所有这些水池都不是真正的源泉。它们的钱都从西班牙和塞维利亚直接运来。英格兰人所以宁肯在意大利的港口转道，这是因为在1586至1604年期间，进入西班牙港口相当困难。

富有黄金、后来又富有白银的塞维利亚和西班牙虽力图闭关锁国，但未能阻止贵金属外流；地中海世界和当时世界的贸易活跃正有赖于此。然而，这种供应是一种崭新的革命性行动，实际上比地理大发现的日程表所安排的时间更近。

苏丹的黄金：先例

16世纪以前，也就是在美洲的金、银到来以前，地中海已经在或近或远的沿海地带（一般相当远）找到其贸易所不可缺少的贵金属。这是一段悠久的、大体上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只是最后的阶段（无疑于16世纪中叶告终），即我们简称为苏丹黄金的阶段，可能尚未充分阐明，至少在不久前是如此。29

大胆的历史学家把撒哈拉贸易开始的时间定在10世纪。但是所有的情况都让人想到，撒哈拉的贸易可以追溯到更远的过去，甚至早在公元2世纪骆驼到达撒哈拉以前，因为直到2世纪，“加拉曼特人的马和牛在叙利亚沙漠上拉车”。30可能在10世纪之前，31来自苏丹的金砂就已经到达北非，并在10世纪以后在南方的尼日尔河曲导致一些组织严密和光辉的国家的建立。与此同时，在北方的马格里布，黄金有助于奥兰和阿尔及尔等新兴城市的诞生。西班牙的伊斯兰武装于10世纪就已在休达等地设置据点，32并在北非找到了铸造迪拉姆金币（dirhems）的原料。

但是，苏丹的黄金不仅是北方和西班牙繁荣的基地。伊斯兰在西部的这一大片地区在12世纪仍然不通海路，只得自给自足。苏丹的黄金同地中海的整体历史相联系，并进入地中海的总的流通区域，要从14世纪开始，也许从1324年马里国王曼萨·穆萨轰动一时的麦加朝圣开始。33黄金的供应者北非逐渐变成整个地中海的动力。15世纪，基督教商人34涌入北非。他们随意在休达、丹吉尔、非斯、奥兰、特莱姆森35、布日伊、君士坦丁堡36和突尼斯等地安家落户。在这以前的几个世纪，曾经有过冒险的士兵来到北非，曾经有过海盗的袭击，例如菲利普·多里亚1354年37对的黎波里这个“富有黄金的城市”的袭击。也有过宏大的征服计划，例如阿拉贡人和卡斯蒂利亚人的征服计划。38到了15世纪，一切都属于商人。历史不再讲述别的，只讲述贸易条约、特权、购买和交换。由于土耳其人的推进，基督教商人在东方遇到障碍，但他们在北非得到了补偿。39马格里布首先向加泰罗尼亚人、马赛人、普罗旺斯人40、拉古萨人41、西西里人42和威尼斯人开放。他们的定期航行通常抵达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尔、波尼和奥兰等地。马格里布也向热那亚人开放。1573年，西班牙人乘胜进占突尼斯，当地的热那亚商馆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商馆的蓄水池。在特莱姆森这个“诚实的商人城市”，所有的基督教国家都有它们的代表。贡扎格家族的代理人是纯种马的买主，往返于突尼斯、奥兰、热那亚或突尼斯等地，随身带着汇往柏柏尔的汇票（款项由在柏柏尔定居的基督徒商人签章承兑），或者带着非常碍事的马匹乘坐威尼斯船只返回。431438年，阿方索五世向备受饥饿折磨的的黎波里和突尼斯供应西西里小麦，用支付的黄金轧制2.4万枚威尼斯杜卡托，充当对那不勒斯作战所需的经费。44

在黄金和奴隶的帮助下，商人往南一直渗透，深入到图瓦特和尼日尔。45基督教国家所能够提供的并在北非商业街道上见到的各种商品，例如布匹、粗亚麻布、五金、小商品等，都越过了撒哈拉沙漠。马格里布的政治不统一，更适于这些商品大量涌入和转口过境。马格里布大体上分成三个地区（由历史形成的三个地理、文化和政治区域）：梅里尼德王朝的摩洛哥、瓦哈比特王朝的特莱姆森和哈夫西德王朝的易弗里基叶（突尼斯）。但是，每个地区都有许多自治和分裂的倾向，有许多荒山和独立的城市！奥兰和休达是真正的城市共和国。因此，把北非看成一片荒野是错误的（最了解情况的人也犯这样的错误）。14和15世纪，城市在北非发展起来，同其四周有时显得很不相称。这些城市在生活上不只是朝向地中海，同时也朝向南方，朝向黑人地区，朝向苏丹的穷乡僻壤。从撒哈拉的边境到几内亚湾的海岸，这些联系正如马加尔拉埃·戈丁诺所写的那样，形成一个具有“静止的地理、经济条件”的古老的结构体系。46

贸易以五种商品为主：金砂（tibar，赤金47）、黑奴、青铜、盐和纺织品。黑非洲人拥有前两种。交换基本上在北部的骆驼商队和南部的驮运队或独木舟之间进行。从整体上讲，北部占优势，也就是说，伊斯兰商人以及靠近地中海的西方商人占优势。据说，1450年在马里用盐可换等量的黄金。48根据非洲人莱昂的说法，1515年间，威尼斯的纺织品在廷巴克图售价极高，当地贵族为此对黎凡特的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负债累累。49这就是总的经济形势。但是局部的经济形势也在起作用。归根结底，对黄金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三个淘金区的生产的弹性。这三个区毫不神秘。现在人们还知道，50它们是：上塞内加尔、上尼日尔和几内亚海岸。

在几内亚的葡萄牙人：黄金不断到达地中海

葡萄牙人沿着非洲的大西洋沿岸推进，这是一个重要事件。探险者和柏柏尔的摩尔人在布朗海角已有了接触，少量金砂从此改变路线运往大西洋。将近1440年，葡萄牙人到达几内亚湾，在各大河口的当地集市上，奴隶、黄金和象牙可换取色彩鲜艳的、但质量几乎总是很差的纺织品，换取戒指、手镯、铜盆、粗盆、粗毛织品，还有小麦和马匹。1444年，第一批黑奴抵达葡萄牙的拉古什。1447年，葡萄牙制作了第一种国家金币克鲁扎多（cruzado）。1460年，航海家亨利临死时，几内亚湾沿岸一切几乎都已就绪。1482年1月，圣乔治达米纳城堡在几个星期内突然修建起来。这标志着征服的完成。这座城堡是用从葡萄牙送去的材料，特别是用预先切削好的石料修建起来的。

毫无疑问，贸易（黄金，奴隶，象牙，假胡椒，包括几内亚胡椒）也随之繁荣起来。黄金的开采既是以国王的名义，也是以个人的名义进行的。从1500年到1520年，每年输出的黄金可能达700公斤。511520年以后，黄金生产明显衰退，将近1550年时更出现了长期的危机，直到16世纪80年代以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延续到17世纪以前。当荷兰人1605年开始进行开采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1440年到1520—1550年是明显的活跃时期；然后1550—1600年是长期衰退时期；最后是从17世纪开始的恢复时期。52

从1520年到1600年（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的长期衰退，是最难于解释的。下面三种解释可以接受：在发展减缓的年代里（证据很多），有英、法和西班牙的竞争；对葡萄牙舰队和驻防部队来说，开采费用上涨，黄金变得过分昂贵（这些理由可信）；最后，存在着美洲黄金的竞争。新大陆首先向欧洲提供黄金，1551—1560年向塞维利亚官方提供了43吨，即每年提供4吨，而大西洋沿岸的非洲地区最多每年提供700公斤。

但是，重要的是要指出：撒哈拉运往非洲和地中海的黄金并没有因从1440年到1520年由大西洋运送黄金而中断。西西里岛轧制货币以及从这个岛上转运出金币和金锭。这两件事向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1489年53，就像在1455年，西西里小麦大量运往非洲（7.5万公担），换取运回大约半吨黄金。其他的证据是威尼斯人的活跃。54实际上，柏柏尔的船队继续经常在马格里布中途港停留并在那里装载黄金。1484年12月，这些船只中的两艘被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的舰队俘获。威尼斯指责说，“大量黄金被抢走”。1505和1506年，威尼斯商人米基耶尔·达莱泽55向他在柏柏尔的送货人作过指示，这些指示保留至今。在两次航行中，这个商人都给了他银币和布匹（第一次是威尼斯铸币厂轧制的2000杜卡托金币，以及一些深红色的布；第二次是威尼斯铸币厂轧制的3000杜卡托，另加阿勒颇羽纱和粗呢绒）。它们用以交换tanti hori boni， orj che sieno boni，这实际上是指金砂；船队到达西班牙后，送货人把这些金砂运到巴伦西亚铸币厂熔化；如有可能，就用它们购买羊毛。

大约10年后，黄金贸易仍在进行。1519年7月15日，三艘轻型船奉命离开科孚岛，从突尼斯把柏柏尔的船只和其他船上的黄金及贵重物品运往扎拉。561521年6月也有类似情况。商人要求把突尼斯港口的黄金运往威尼斯。57档案里保存着许多有关这种贸易的证据。58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衰落的贸易的残余。然而，这个有利于葡萄牙贸易的大西洋缺口打开了几乎四分之三个世纪。在法国方面，情况发展演变的年表差不多相同。在蒙彼利埃造币厂有人说：“柏柏尔的贸易完蛋了。”但在1518年有人又补充说：“来自那里的金粉（les pailloles）运往其他方向，而不是本造币厂。”另一个人说：“柏柏尔产地由于战争不再向外运黄金了，”不过说话时是1526年10月10日。59柏柏尔船队的最后一次航行发生在1525年。因而，如果我们对十人委员会后来的一项决议60理解正确的话，那么大约在那时前后，在1524年，到达威尼斯的黄金和要重新熔铸的金币越来越少。尽管如此，从1524年到1531年，61威尼斯仍然轧制了29617马克的金币，即每年轧制4231马克——三倍于大西洋方面船舶装运的苏丹黄金。威尼斯的黄金不仅仅来自北非市场。

但是，由于缺少明确的文献资料，人们会问，杜卡托的变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1517年，杜卡托已不再是真正的金币，而变成了一种记账货币，从此以后永不变动的兑换率是1杜卡托兑换6里尔4索尔迪。我们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记账货币等于我们的钞票（尽管这样对比有时不无裨益），1517年的形势可与我们现今的通货膨胀危机相比，并以此为根据——即威尼斯的货币不再是金本位。作为一种现行货币，杜卡托只是刚刚归入不兑现货币，与索尔迪、里拉一样都是记账货币，但以它为首。1517年，真正货币西昆等于6里尔10索尔迪（比杜卡托多6索尔迪）；十年后，在1526年，它等于7里尔10索尔迪。62难道这仅仅是为吸引黄金而付出的高价？

图38 威尼斯西昆的兑换率

黄金贸易与总的经济形势

黄金贸易本身的繁荣与其危机密切相关。几内亚的黄金一到里斯本就进入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之中。在安特卫普，黄金遇到了德意志矿山的白银；63在地中海，黄金解决了国际收支问题。同样，最初到达塞维利亚的美洲黄金也不可避免地进入商品流通之中，而地中海也得到了它的一份。在新大陆发现之前，塞维利亚就已向威尼斯商人供应非洲黄金；其后，它又供应他们美洲黄金。16世纪20年代在海洋——大西洋和地中海——两个侧面发生的危机，看来可能是美洲黄金输入造成的后果。当时班布克的黄金失去了一些外国买主，只在最广义的北非找到了一个市场；这在整个16世纪都有记载。

但是，美洲黄金的开采并不能胜任其任务，在16世纪中叶以前，可能早在1530至1534年，实际上产量就突然下降了。由于有了两部优秀的论著（其中一部已经出版；64另外一部尚未出版65），我们对美洲黄金的开采情况了解得比过去更清楚了。由此产生的后果可能是1537年卡斯蒂利亚的货币贬值，新创制的埃斯库多（或科罗纳，皮斯托莱特）取代了格拉纳达的埃克斯朗特。66就像20年后威尼斯的杜卡托那样，卡斯蒂利亚的杜卡托成了一种记账货币。就这样，在16世纪20年代初显端倪的一场危机在10年或20年后变成了事实。据约翰·内夫的说法，67大约正是在这一时期，在1540年前后，德意志的白银产量达到最高峰。所有这些采掘活动看来互有关联，一起上升或下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按照弗兰克·斯波纳的描述和论证，68直到那时为止，经济一直受到黄金相对膨胀的刺激。黄金的这种充裕间接地推动了银、铜采矿业的发展，因为银、铜对黄金的比价提高了。这是一种奇怪的膨胀。一位历史学家想就此建立膨胀模式，可谓大胆。这种膨胀只会使那些处于社会和经济上层的富人、特权阶层和权贵受益。但是，在这些艰难的年代，即从1530年或1540年至1560年，黄金相对富裕的状态结束了。由此出现了长期的浮动。这种浮动一直到白银大大膨胀时才结束。这时还发现了事先可以预见到的动荡。如果人们接受这一用语，那么“白银主导的经济”取代了“黄金主导的经济”69， 同时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7世纪80年代，70延续到巴西黄金的最初出现。71

图39 黄金与白银之比

本图表原载《剑桥经济史》第四卷（第七章，F.布罗代尔和F.C.斯波纳著）。正如表上阴影区所显示的那样，金属比价（金、银之比）的欧洲平均数直到18世纪初大体上都在不断恶化。与欧洲这条平均线相比，可以看到第一图上的罗马和拉古萨（一些零星的数据）的、第二图上巴伦西亚与新卡斯蒂利亚的以及第三图上奥地利的实际市价的差额。这些自发或人为的差额引起货币、黄金、白银根据情况因投机活动而流动。注意金价在17世纪的急剧上涨。

北非的苏丹黄金

我们先离题说明一点：我们既不知道在1520到1540年这一关键时期北非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西方和柏柏尔之间黄金贸易中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西班牙的入侵72（1509年占领奥兰；1510年占领的黎波里；1518年占领特莱姆森73）可能产生了作用。另一可能性更大的因素是土耳其和埃及伊斯兰再征服运动的“浪潮”。这个浪潮使马格里布免于成为一个“欧洲市场”，而这在当时是可能的。74不管怎样，虽然黄金输出到西地中海地区实际上停止了，75但苏丹的黄金后来还继续供应北非的城镇，尤其是在有利于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的贵族的秩序在那里恢复以后。撒哈拉的黄金用以铸造“吕比亚”、“齐亚纳”、“多布拉”、“索尔塔尼纳”（或西昆）这些阿埃多在16世纪末曾提到的货币。76后者是在阿尔及尔用纯金轧制的，其他货币则是在特莱姆森用成色较低的黄金轧制而成。据一位英格兰观察家的说法，它们“当然是金的”，77阿尔及尔妇女的手镯就是用这种金子制作的78。特莱姆森的金子流通范围远在突尼斯以东，在诸黑人国家以南；它还深入卡比利亚山区，流通于“奥兰地区”。迭戈·苏亚雷斯在16世纪末写道：79“过去，这些省份的金币比土耳其占领这一王国后要纯得多。”摩洛哥的莫蒂卡尔也是用苏丹黄金轧制的。1580年左右，这种货币在阿尔及尔五光十色的货币市场上比币面价值还高。801573年10月，唐·胡安占领突尼斯。他决心在那里坚持下去，就让人把一份长篇报告带到马德里。这份报告相当奇怪地列举了突尼斯哈夫斯王朝统治者的全部收入。除关税、税收和通行税外，报告还提到“蒂瓦尔的金粉”：习语的同义迭用无关紧要；毫无疑问，不应从字面上理解唐·胡安所列举的所有条目。因为他希望把突尼斯描绘成具有各种优势条件的城市。但是，他所描述的细节不太可能是完全杜撰的。81不管怎样，的黎波里不只是仍在经撒哈拉路线被贩运来的黑奴的集结地（据1586年的记载）82，而且是金粉的集结地。83没有任何事实表明17世纪时黄金没有被带到突尼斯这 一机遇众多的城市，这一地中海的“上海”。84实际上， 相反的情况会令人吃惊。

最后一个证据。 如果没有来自黑非洲的黄金和奴隶的吸引力，那么像1543年、1583年和1591年85（最后一次以占领廷巴克图告终）王公们对撒哈拉的远征，以及1552年萨里赫·赖伊斯对瓦尔格拉的远征，86就不太容易理解了。戈迪尼奥把摩洛哥“乔尔法”（Chorfa）的兴起和黄金贸易的恢复联系在一起，这种论断是有力的。16世纪临近结束时，苏丹黄金在大西洋航路87以及马格里布地区重新出现。马格里布也许从中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来加强它和基督教国家的关系。实际上，如果所有这些迹象不会使人弄错的话，那么马格里布在当时正在出现某种程度的经济复兴。88

2.美洲白银

接替非洲而成为地中海黄金来源地的美洲，在更大程度上取代德意志银矿而成为地中海白银的来源。

美洲和西班牙的财宝

完全是由于厄尔·J.汉密尔顿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官方的数字和文献资料了解到美洲财宝进入西班牙的种种情况。16世纪时，美洲财富通过船运最初几次到达，但数量不大。1550年以前，它们中既有金也有银。只是到了16世纪下半叶，黄金输入才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从此以后，大帆船运到塞维利亚的唯有白银，而且确实数量巨大。这是因为在美洲已开始按照新方法用水银来处理银矿石。这项汞合金的革命性技术1557年由西班牙的巴尔托洛梅奥·德·梅迪纳引进新西班牙的矿山，从1571年开始在波托西应用89，使出口增加了10倍，并在1580年至1620年间达到顶峰；这个时期正好和西班牙帝国扩张的盛期相吻合。901580年1月，D.胡安·德·伊迪亚克斯致函格朗韦勒红衣主教：“国王有理由说，皇帝……从未像他那样为他们事业汇集了如此多的白银……”91据蒙克雷蒂安的说法，92西印度开始使他们的财富“溢出”。

大量白银流入了这个传统上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关卡林立的国家。未经多疑、热衷于监视贵金属进出的政府的首肯，什么也别想进入或流出西班牙。因而，在原则上，美洲巨额财富进入一个密封的器皿之中。但是，西班牙的绝缘措施并非完美无缺……不然，西班牙的几届议会就不会在1527年、1548年、1552年、1559年和1563年93一再抱怨贵金属流出西班牙了。在议会看来，这种流出令国家陷入贫困状态。不然，人们也不会那么经常地说西班牙诸王国是“其他外国王国的西印度”了。94

事实上，贵金属不断地从西班牙的保险柜中流出，周游整个世界；这尤其是因为每次外流都意味着贵金属当即增殖。95同时一些卖主可以自己要价……蒙克雷蒂安甚至在17世纪时还写道，念及西班牙人需求助法国人以得到珍贵的帆布，“如果说他们有船舶，那么我们就有翅膀”。96不过，不谈别的，就是船帆帆布或者小麦也都是不付现款买不到的商品。由于地中海和其他地区的商人都急需得到货币，因而大量货币走私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例如，一艘法国船——圣马洛的“新月”号——因为进行非法白银交易而在安达卢西亚被扣留。97另外一次，两艘马赛船在利翁湾被扣，船上装满西班牙钱币。981567年，弗朗塞斯·德·阿拉瓦汇报称，大量银子流入法国。99他说：“他们从里昂写信告诉我，根据这个城市的海关的账册，人们可以了解到，90万杜卡托从西班牙运进里昂，其中包括40万金币……这些货币藏在皮货里自阿拉贡运来……它们全部经康弗朗克前来。大量货币未经陛下许可也流入巴黎和里昂……”1556年，一位名叫索朗佐的威尼斯人声称，每年流入法国的金币多达550万金埃居。100居住在西班牙的外国商人总是把铸币带回故土。1011554年，102葡萄牙大使汇报说，根据菲利普一开始保密的命令，胡安·德·门多萨对从加泰罗尼亚乘船去意大利的旅客进行了一次搜查，结果没收了7万杜卡托，其中大部分是从威尼斯商人身上查到的。因此，西班牙的宝藏未必总是得到很好的保护。况且，官方监督机构（历史学家往往只掌握这些证据）不可能把我们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

除非法途径外，白银也可合法地自西班牙流出。103对粮食供应者来说，向西班牙输出粮食，就包含着明确的被付给可以自由出口的硬币的权利。然而，最大量的白银外流是国王本人和西班牙的全球政策造成的。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不在当地花钱，不用这些钱创办各种事业以让钱带来利益，不像富格家族那样在奥格斯堡用其施瓦茨矿的白银赢利，而是大笔大笔地花在国外。这种花费在查理五世时代数额巨大，在菲利普二世时代则大得让人难以置信——人们常说这是一项轻率的政策。有待了解的是神圣罗马帝国是否要付出这种代价，它的存在（往往仅仅是它的防务）是否可以不必作这种牺牲。历史学家卡洛斯·佩雷拉把尼德兰称为西班牙非常吃亏上当的地方，因为尼德兰即使没有耗尽，至少也吞噬了西班牙美洲财富的一大部分。但是，西班牙实难放弃尼德兰。不然，就是使战争更接近它本身。

图40 美洲白银的两个时代

此波托西曲线系据莫雷拉·帕斯-索尔丹，“殖民时代矿业的五一税和营业税的计算”，见《历史》，第9期，1945年。

墨西哥轧制货币的曲线据W.豪，《1770至1821年新西班牙的矿业公会》，1949年，第453页及以下。

波托西是美洲白银的第一个重要来源。18世纪末墨西哥矿山的飞跃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管怎样，因财富太多而变得笨拙迟钝的比利牛斯半岛，不管自己愿意与否，都起了贵金属的蓄水塔的作用。既然已经知道贵金属是如何从新大陆到达西班牙的，那么对历史学家来说，问题在于了解这些贵金属又是怎样从西班牙外流的。

图41 1580—1626年西班牙在欧洲的“政治”白银

此处钱款系指西班牙国王与商人签订合同所花费的钱。从此略表可以看出，花在尼德兰的钱最多。这是人们所了解的。人们不那么了解的，按重要性排列如下：为西班牙王室和国防支付的费用（1580年大西洋战争开始；伊比利亚半岛不得不保卫其受到威胁的海岸线）；花在意大利的钱，但数额较小；花在法国的钱，这微乎其微。法国没有卖身投靠西班牙，但内争使其自顾不暇。当然，这些钱是由西班牙政府支付的，并不等于流向欧洲的西班牙贵金属的总额。此图由F.C.斯波纳据阿尔瓦罗·卡斯蒂洛·平塔多的数字和计算绘制。

美洲财宝取道前往安特卫普

在16世纪上半叶， 西班牙的财富流向安特卫普。这座城市至少像里斯本或塞维利亚那样（如果说不比它们更为可能）是大西洋的真正首都。安特卫普的一些文献资料曾指出，埃斯科河畔的这一港口城市和大西洋遥远的地区、西非以及巴西的早期拓殖地之间有着联系。比如，谢兹家族在圣文森特附近不是有座制糖厂吗？1531年，安特卫普交易所成立。自此时起，比斯开湾的巨型扎布拉船把西班牙的硬币运到了安特卫普和布鲁日。1544年，104西班牙的硬币一直是利用比斯开湾的这种帆船运输的；同年，这些船还运送西班牙的步兵，105就像1546—1548年106和1550—1552年那样。107

这一运输众所周知。1551年春，威尼斯的驻外使节通知威尼斯市政会议，来自秘鲁的价值80万杜卡托的白银要送往尼德兰轧制，利润为百分之十五。作为交换， 尼德兰要供给西班牙大炮和火药。1081552年是因斯布鲁克之年， 查理五世的悲惨处境使西班牙小心谨慎的闸门大大打开了。109因而，尽管私人渠道进行的硬币输出有所减少， 国家财库的硬币输出却大大增加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设在西班牙的外国商号利用他们往往是政府出口代理人的身份继续向外发运硬币。110对它们来说，金属外流是生死攸关的问题。1553年，西班牙的白银正式到达安特卫普付给富格家族。111

由于偶然的机会， 英格兰也分享到了好处。1554年，未来的菲利普二世的旅行给该岛带来巨额钱款。它们使1550年时处于行市最低点的英格兰货币恢复了好运。112在1554年和1559年（斯年他回到了西班牙）之间，菲利普先在英格兰，后在尼德兰逗留，通过大西洋海路获得不断的白银供应。113在1557至1558年艰苦的战争年代，载运金、银的船舶的到达，是安特卫普港口的重大事件。一份报告称，今天，1558年3月20日，四艘船自西班牙驶抵安特卫普， 其间航行了10日。它们带来了20万埃居的现钱和30万埃居的汇票。1146月13日，115埃拉索致函查理五世：“装在佩罗·梅嫩德斯的扎布拉船上的从西班牙运往尼德兰的最后一批白银适时到达，使我们可以支付正在招募的德意志步兵和骑兵的军饷……”

众多文献证明了西班牙白银的这种流通。最能说明问题的无疑是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与其放款人缔结的合同。16世纪的法国人把这些合同（asientos）称为“决定”（partis）。 因斯布鲁克危机发生之后， 先是富格家族，然后是热那亚的银行家，争取到在其合同上附加“准许输出”（licencias de saca）字样，即准许出口符合他们预付款额的货币。例如，1558年5月与热那亚银行家尼科罗·格里马尔迪和真蒂莱签订的两个合同，116除其他条款外还特别规定可以把白银从拉雷多运往佛兰德。

这种远离敌对的法国的通过海路的货币与金锭的流通，不仅对研究16世纪瓦卢瓦王朝与奥地利王家的最后斗争的历史学家来说具有极大意义。 这种流通还特别表明尼德兰对查理五世的帝国来说，不只是一个练兵场，还是一个金钱市场。通过这个市场，美洲的贵金属在尼德兰进行重新分配，分别流向德意志、北欧和不列颠群岛。这种再分配对欧洲的经济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欧洲的经济活动毕竟并不是完全自发产生的。因此，一种交换、流通和银行放贷系统终于建立起来，以位于埃斯科河出海口的安特卫普城为起点，逐渐向上德意志、英格兰乃至里昂延伸。后者同地处北方的这个大商埠曾保持多年的密切联系。

为了进一步突出安特卫普的中心作用，必须仔细考察贵金属的供应，其规模有大有小，不一定总是十分及时。1554年前后，117曾出现了明显的故障，因为西班牙本身也缺少贵金属。战争不能对此承担全部责任。1554年，英格兰金融界的智囊托马斯·格雷沙姆在西班牙做了一次寻求贵金属的奇怪旅行。他的需求，或者说他的活动，使业已受到损害的信贷每况愈下。塞维利亚的银行甚至不得不中断支付。格雷沙姆写道：“我担心在它们所有的破产中都有我的一份责任。”118和格雷沙姆相比，总的经济形势更是这些困难的制造者。

总之， 这种流通，不管是否完善，对英格兰和尼德兰的经济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长期以来西班牙和北方各国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的和平状态。只要英格兰女王和商人能够通过安特卫普金融市场119的贷款分享美洲的财源，菲利普二世和伊丽莎白二世之间的谅解政策就可能实行。然而，由于1566年的危机和1567年阿尔贝公爵不祥地到达尼德兰，这种秩序，这种平衡全都遭到破坏。1568年，“女王的商人”格雷沙姆离开他通常居住的安特卫普。于是，在大西洋的庞大海域，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这之前，英格兰海盗频繁袭击西班牙船舶或属地，但是他们往往满足于不流血的海盗行径。也就是说，从事非法贸易，而不是进行真正的抢劫。120霍金斯就经常得到西班牙地方当局的认可。从1568年起，无情的海盗抢劫时期开始了。121英格兰船只袭击装载向阿尔贝公爵供应白银的比斯开大船。122当然，从此以后，伊丽莎白必须放弃在安特卫普金融市场的一切借款，因为她在那里的信用已经崩溃了。她必须在本国商人123的帮助下采用新的金融战略。难道可以认为，这种民族主义政策124一方面是格雷沙姆等人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是时局所迫吗125？

拦截比斯开的圆头大船（zabras），并没有导致战争。英格兰把在船上缴获的金属保存起来，用于轧制新的货币。126英格兰甚至从西班牙商人的走私中获利。这些商人非法把白银送到装载羊毛的船上……所有这些“地下”贸易对英伦诸岛来说又是一笔意外收获。127这类轰动一时的事件说来话长，但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既不是威廉·塞西尔应负什么责任，也不是各种空口无凭的指责，128又不是菲利普二世的那些决定。菲利普二世于1570年一度力主挑起战争。后来只是由于阿尔贝公爵的谨慎，这些决定才未得以实施。129外交上的惊恐、警觉不应该掩盖争吵的经济原因。

西班牙与北方之间的贵金属交易可能从1566年130尼德兰叛乱开始受到干扰。从1568至1569年起，这种交易实际上陷于停顿。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再也没有一点货币通过原来的渠道流通。但是，运输不如以前那么畅通，数量也大大减少。只有集结的舰队才能进行运输，例如梅迪纳·切利公爵于1572年131率领舰队护航，强行冲破重重封锁。海上的往来联系变得要冒风险了。热那亚驻安特卫普领事拉扎罗·斯皮诺拉及其顾问格雷戈里奥·迪·弗朗基和尼科洛·洛梅利诺1572年7月在写给热那亚共和国的信中谈到：国家债台高筑，但又无力偿还；“由于天气恶劣，军事行动的影响（特别是同法国的关系紧张）， 西班牙的海上运输已被切断，而且经过意大利的交通也极困难，因此已经无法再到西班牙去经商了……”

1572年，梅迪纳·切利的舰队还比较小。在1573年和1574年，人们想在比斯开组建一支更大的舰队。其规模之大，即使称之为第一支无敌舰队，也不算过分夸大。这支舰队由威望卓著的首领佩罗·梅伦德斯指挥。但是他于1574年去世了。后来，由于缺乏经费，再加上疫病流行，这支舰队还没有离开港口就被拖垮了。132在1574年，从加斯科涅湾到遥远的尼德兰，西班牙的力量受到最后的决定性打击。此后，西班牙和埃斯科河流域之间有过一些交往联系。1575年，一支小舰队在雷卡尔德的指挥下，从桑坦德开往敦刻尔克，于11月26日到达这个港口。途中，它曾经在怀特岛停留，这说明还有可能与英格兰和解。但是，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这支舰队运载的是银币。133

无论如何，这支舰队不足以胜任其使命。不难看出，几次通过大西洋航路运送白银，具有反常的性质。菲利普二世于1575年宣布破产以后不久，他还拥有数百万埃居的现金。既然尼德兰需要现金，那么前往拉雷多或者桑坦德去取硬币，然后再运往北方，似乎是极其简单的事了。于是需要恳求富格家族同意把7万埃居（这些钱装在用御印加封的箱子里，以便不被海关扣留）运到里斯本，然后在那里通过当地改奉天主教的犹太批发商换取安特卫普的汇票，因为这些批发商需要用硬币与葡属西印度进行贸易。即使对于这样一笔数额不大的款项，富格家族的运货人托马斯·米勒也宁肯绕道走葡萄牙，利用葡萄牙商人在北方的争吵中的半中立立场。多亏这种花招，钱转走了，但又没有从半岛运走。134

有机会的时候，钱确实是运走了。1588年秋天，巴尔塔扎尔·洛梅利尼和阿戈斯蒂诺·斯皮诺拉冒险使用了3艘战船武装护航，135把钱款送往佛兰德付给帕尔马公爵。一年以后，即1589年，从勒阿弗尔可以看到，137布尔戈斯的西班牙商人136马尔文达用帆桨大木船运出2万埃居。同年，阿戈斯蒂诺·斯皮诺拉仍然通过大西洋重复上一年的行动，亲自装备两艘较小的帆桨木船，把他自己的白银一直运往尼德兰。138但是，这些例外恰好证实了一条规律：正如1586年一家威尼斯报纸所指出的那样，大西洋的航路实际上已经变得极端困难，139运输量很小。然而，这条航路对于西班牙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绕道法国

由于从拉雷多或桑坦德到安特卫普的通道已经不能使用，因此必须用别的道路取代。菲利普二世便利用法国的陆路。陆路距离虽短，但因内乱而经常中断，运输就要结队而行，而且要有武装护送。例如，仅仅把10万埃居从佛罗伦萨运往巴黎，140在16世纪末就需要17辆大车，并由5个骑兵连和200名步兵护送……为了减轻重量，人们只能运送黄金。将近1576年，西班牙的几名可靠心腹正是这样多次把黄金从热那亚运往尼德兰的。他们把黄金缝在衣服内，每人携带的数量多达5000金埃居。141然而，这只是，也只能是万不得已的冒险办法。142

1752年年底，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贵金属首次大量经过法国运往西班牙。143阿尔贝公爵到达尼德兰以后，因缺钱而处于绝望的境地。1569年初，传说他已经花去500万金币。144两年以后，即1571年，历史文献都说他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商人不再愿意给他贷款。145公爵既无资金，信用又下降，眼看着求助于汇票的可能性日渐减少，就像一家银行在银根正紧的时候，储户对它的信用产生了怀疑。1572年，情况极其严重，146以致公爵不得不在4月决定向托斯卡纳大公寻求贷款。此举获得成功。但是，由于西班牙政府与大公关系紧张，怀疑他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策划阴谋反对西班牙，阿尔贝公爵因而受到责备，大公给他的贷款也从没有动用。147

在此期间，菲利普二世把50万杜卡托现金运往法国。他写信给驻法大使迪埃戈·德·苏尼加148说：“我们想从西班牙王国给阿尔贝公爵送去50万杜卡托，其中金币和银币各半。目前通道确实被卡紧，海上运输不可能不冒巨大的风险，最好的和最方便的办法似乎就是取道法兰西王国，如果我的法国国王兄弟觉得准许这样做是适当的，并且下令让这笔钱安全通过……”法国国王果然给予准许，钱款分几批运送。1572年12月25日，萨亚斯通知法国大使圣古阿尔，149根据准予放行50万埃居的许可证，由尼科洛·格里马尔迪发运7万里亚尔（银币），由洛朗佐·斯皮诺拉发运4万卡斯蒂利亚埃居（金币）……当然不止这两次。1574年3月，蒙杜塞从尼德兰来信说：“从这里公布的消息来看，……卡斯蒂利亚的杜卡托正冲破各种障碍，经由法国源源不断地运来。”150此外，从法国通过的不仅有政治银币，而且有商人的银币，这里还不算走私，但经商和走私往往是同一回事。

1576年，菲利普二世及其臣下研究了取道南特的有利条件。西班牙商人安德烈·鲁伊斯在南特信誉卓著，可以为打通经由“诺曼底和法国”的白银转运起枢纽作用。迪埃戈·德·苏尼加之所以提出这条建议，这是为了指出法国方面存有“冻结”（我们这样说）过境款项之一的企图。这位西班牙大使同时还抱怨法国的信贷、汇兑和贸易151组织不善，这一抱怨肯定是符合事实的。

根据理查德·埃伦贝格的说法，在同一时期，白银还从萨拉戈萨经由里昂运往佛兰德地区。152富格家族的代理人托马斯·米勒利用佛罗伦萨和里昂作为中间站。1577年，一封威尼斯的信153提到有20万克朗经由巴黎送交奥地利的胡安。同年，布尔戈斯的马尔文达家族交付13万埃居，一部分送往米兰，一部分送往巴黎，这笔钱全部是以菲利普二世的名义交付的。154还是在1577年，人们对西班牙的金币和银币涌入法国议论纷纷。法国政府为从中渔利，曾考虑使外币增值155，这是留住过境外币的一种方式。

第二年，银币过境仍在继续。1578年7月，亨利三世准许西班牙士兵和西班牙银币（15万杜卡托156）通过法国。但是，情形已经有了变化，西班牙大使瓦尔加寻思，157当阿朗松公爵豢养的强盗正在窥视过境银币的时候，这些发送是否慎重。他还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雇佣“商团”保护。158

1578年以后很久，西班牙的硬币继续在法国流通，其中包括天主教国王给法国人的，即给吉斯家族159和其他人的硬币。1582年，一份文献资料160提到菲利普·阿多尔诺运往里昂和巴黎两地的10万埃居，供亚历山大·法尔内兹使用。1585年，巴尔托洛梅奥·卡尔沃和巴蒂斯塔·洛梅利尼又汇往里昂20万埃居。161然而，不能肯定这笔款项是现金，更没有证据能确认这笔钱经过里昂，一直送到佛兰德……在掌握更多的材料以前，我们暂且认为，西班牙白银的过境大体上直到1578年为止，而且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在1575年至1577年间菲利普二世同热那亚放款人没有发生纠纷，这条通道也许早就放弃了。他们在1577年缔结的协议是优先使用从巴塞罗那到热那亚的海路。

从巴塞罗那到热那亚的大路和美洲贵金属的第二条流通渠道

我们不能断言这条道路究竟什么时候变得重要起来。可能在16世纪70年代，或者说，大致在地中海与土耳其开战的初期。其结果是：西班牙的资金改变流通方向，从此涌向意大利。可以肯定这不是一种崭新的发展。早在1570年以前，美洲的金、银就已经到达地中海的中心，虽然数量从来不能同供应安特卫普的金、银洪流相比。1532年10月，帆桨战船载着运往热那亚162的40万埃居从西班牙到达摩纳哥。1546年，查理五世向热那亚人163借款15万杜卡托。这笔借款很可能引起了西班牙贵金属向热那亚的补偿性的外流。葡萄牙的一封书信164毫不含糊地指出，热那亚于1551年交给教皇一笔现金。理查德·埃伦贝格指示，1552年大量白银在运往安特卫普165的同时，也运往热那亚。巴尔塔扎尔·洛梅利尼1564年1月给埃拉索的信谈到，1563年11月洛梅利尼的岳父尼科洛·格里马尔迪奉菲利普二世之命，在米兰市场支付1.8万杜卡托。1661565年，佛罗伦萨商人同意贷款40万杜卡托，在佛兰德支付。这些佛罗伦萨商人是否曾要求西班牙把贵金属送往佛罗伦萨？1671565年，法国驻西班牙大使富科沃提到两笔热那亚的贷款：一笔为15万埃居；另一笔为45万埃居。168托斯卡纳大使诺比利5月又谈到一笔10万埃居的汇款。这次是汇给热那亚的。1691567年，阿尔贝公爵从西班牙去热那亚，由部队护送，还带有白银。170最后，有时为供应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需要，西班牙便在热那亚或在佛罗伦萨的市场换取现金。作为补偿，必然会引来美洲的部分财富。171富科沃1566年12月写道：“在前几天，巴塞罗那曾有18艘船满载白银驶往意大利。”1721567年夏季，诺比利成功地运出了部分白银，用于支付为天主教国王效劳的托斯卡纳帆桨战船的军饷。办成此事真不容易，因为这笔款项要从教堂收入中提取，而教堂又分散在西班牙各地。173从征得的款项中，诺比利打算于5月174运出2.5万埃斯库迪，在6月又宣布把28万里亚尔分装8箱运出。175最后到9月，虽然没有确切消息，他希望全部款项都已经装船运出。176

这些零碎事例不能给人一种有规律流动的印象。只要现金取道佛兰德（热那亚放款人偶或使用这条道路），地中海地区就只能吸引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相关的证据举不胜举。

我们可以看到拉古萨的货币流通情况。拉古萨商行交托其经纪人前往巴尔干半岛或黎凡特进行采购时支付的现金，这些商行为清理债务以及为成立公司筹集资金而支付的款项，有关这些开支的单据在官方的档案中有时还记录在案。无论是在威尼斯、匈牙利、罗得岛、希俄斯岛还是在阿勒颇轧制的金币，它们都长期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这就涉及，在拉古萨和黎凡特的关系中，黄金作为货币究竟起什么作用的问题。1771551年6月5日，米利亚诺·迪·弗洛里奥交给船主安东尼奥·帕拉帕尼约650金埃居。这650埃居分为400土耳其西昆和250威尼斯西昆两部分。1781558年11月，又交给拉古萨人约翰内斯·德·斯特凡诺100金埃居，充当从那不勒斯到亚历山大、再到热那亚的旅费。179耶罗尼穆斯·约翰内斯·德·巴巴利斯于1559年6月收到500金埃居，作为到亚历山大的旅费。180这些金币常常是土耳其西昆。银币于1560年8月终于取得它应有的地位，那是安德雷阿·迪·索尔戈的合伙人乔瓦尼·迪·米洛181在启程去黎凡特时收到的1500枚土耳其阿斯普尔小银币。后来，尤其在1564年以后，通用的货币更可能是塔勒（talleri），是土耳其或匈牙利的塔勒。182西班牙的里亚尔银洋是在1565年和1570年期间才到达拉古萨的。183

实际上，地中海市场的货币严重不足。1561年，在巴塞罗那，菲利普二世于3月26日致函加泰罗尼亚总督唐·加尔西亚·德·托莱多，要他筹集10万杜卡托供10月和5月的交易会之用。总督于5月5日184答复说不可能。“市场银根很紧，商人资产又少！……请陛下相信，为在这里筹集到8000至1万杜卡托的军饷，我有时不得不请当地的商人预支，并且还以我的银器做抵押。他们为此要我支付9%—10%的利息。”

下面我们再看看1566年4月185那不勒斯在热那亚缔结的有关10万杜卡托（意大利金币）的供货契约。西班牙君主和银行家缔结的契约，虽然名目繁多，但通常都采用这种借贷形式。为了换取在热那亚当地支付的10万杜卡托借款，菲利普二世以那不勒斯王国的“贡奉”或税金为抵押，供第二年还本付息之用。既然借款将由那不勒斯偿还，西班牙大使菲格罗阿在热那亚缔结的契约便送交那不勒斯总督签署。总督转请其财务官和一位专家审查契约的各项条款和偿付方式。核查结果表明，贷款利率竟高达21.6%。阿尔卡拉公爵写道：“虽然在我看来利息太高，我还是只能签字认可。”这难道不正是热那亚银根“紧张”的一个证据吗？以上论证的一个细节表明（人们预先也可猜到这一点），现款在热那亚比在西班牙更珍贵。评论家还指出，由于现金是在热那亚支付的，商人从中可取得2%的贴水。这一利润比运输和保险费用还略高一点。186

可见，热那亚在1566年银根很紧。同一时期那不勒斯的情况更糟。1566年初，西班牙准备缔结一项数额达40万或50万杜卡托的“契约借款”，187预定由那不勒斯的“贡奉”作偿还担保。然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谈判的结果是以我们刚才谈到的“兑换”方式提供10万杜卡托。阿尔卡拉公爵还特意嘱咐，“兑换”至少不要在那不勒斯进行，因为那不勒斯市场不能提供为数达10万杜卡托的借款；商人们会串通一气，提高他们的要价。这笔生意最好是在西班牙或者热那亚成交。

但是随着16世纪70年代的到来，新的局面出现了。为了在地中海地区集结军力，西班牙的财政机器不得不一反常态，以汇票或现金的方式188输送白银。1572年4月，让·安德烈·多里亚通知热那亚共和国，将亲自去卡塔赫纳索取白银。热那亚商人宁愿在卡塔赫纳装船起运，不希望通过陆路运到巴塞罗那，因为陆路不安全。189甚至1575年西班牙国家的第二次破产也没有使这种用船发送钱款的活动中断。这次破产从根本上动摇了热那亚，而且也使安特卫普的流通渠道终于被彻底摧毁。1576年4月，菲利普二世曾派人将65万杜卡托运往热那亚。190同年，菲利普二世主动提出，将用他的帆桨战船把富格家族的一万金埃居运到意大利。191在1575至1578年间，通过这同一条道路，富格家族的经纪人把多达百万克朗的钱款送到尼德兰。1921577年7月，菲利普二世命令让·安德烈·多里亚前往巴塞罗那，负责把那里的银币装船运往意大利。由于意大利急需钱款，尤其重要的是“不要让海盗得知钱由一艘帆桨战船运送”，193因而在钱款装载完毕后，船长必须立刻出发，不管应当参加这次航行的卡斯蒂利亚海军上将是否在船上。我们必须指出，新路线不在意大利终止；热那亚已是向北方输送白银和汇票的转运站。但是，这并不妨碍意大利得到一份利益。首先从托斯卡纳大公开始。1576年后，这个大公又得到了西班牙的恩宠。1582年，菲利普二世要求大公给佛兰德一笔40万杜卡托的贷款。194

随着到达塞维利亚的白银的增加，1580年以后，货币流通的规模膨胀起来。在1584年至1586年之间，最能说明这一规模的莫过于法国驻西班牙的代办隆莱尔秘书的信件。有了这些清晰明了的信件，195我们就不必茫无头绪地去查找众多的文献资料了。

1584年1月18日196：两艘帆桨战船即将从巴塞罗那启程把白银运往热那亚。1月12日：向米兰发运100万金币，转交佛兰德。在这笔钱之后，另有100万金币在米兰城堡存放。1973月22日：向意大利运去大量白银，作为办理佛兰德的事务之用。1985月26日：让·安德烈·多里亚将于6月18日或20日在巴塞罗那启程，随行的有20艘帆桨战船和其他几艘大船，船只将为天主教国王运送200万金币，其中100万是“皮斯托莱泰埃居”，另外100万是“里亚尔”。此外，船上还有大约100万左右富格家族和热那亚商人的汇票。6月1日：热那亚人又签订了一份契约，准备在四五个月以后199提供40万埃居。在让·安德烈·多里亚的帆桨战船所载运的款项中，250多万埃居归天主教国王所有，约100万属于私人的钱款（其中有托斯卡纳大公的钱），还有30万埃居是安德烈·多里亚本人的财产；另有30万到40万埃居属于其他热那亚人。此外还应加上乘船回国的30到40个意大利领主或贵族随身携带的钱款。“除此之外，有50万埃居是西班牙国王付给德意志富格商行的。这是我在西班牙银币输出的账单上所看到的情况”。200事实上我们得知，6月30日给富格家族的这笔钱属于他们自己所有。“西班牙国王以他的名义把这笔钱交给他们是为了使这笔钱能够从西班牙出境。”201在米兰，储备金已经达到120万埃居。10月17日；J.B.科瓦蒂同意给J.B.德·塔锡大使一笔8万埃居的贷款。202

1585年4月4日：国王向米兰和热那亚运出一笔巨款。2034月25日：40多万埃居在巴塞罗那装船运往意大利。2045月14日：19艘热那亚和萨伏伊的帆桨战船，8艘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25艘西班牙的帆桨战船，由5000名士兵护送，从巴塞罗那出发，向意大利运送120万埃居。“除此之外”，还有76艘满载白银的船只经萨拉戈萨前往巴塞罗那。2056月9日：帆桨战船将50万埃居交给萨伏伊大公。2066月15日：船队在意大利卸下183.3万埃居，其中有100多万没有登记。2079月20日：帆桨战船再次出发前往意大利，运去40万埃居。同时，30万埃居刚刚到达菲利普二世当时停留的蒙松。2089月18日：经与富格家族商定，“把50万埃居运往德意志”。

1586年3月25日：为应付佛兰德的开支，209向意大利发运120万埃居。5月31日，仍然为了佛兰德的事务，2107艘帆桨战船运载60万埃居到热那亚。9月29日：8天前和富格家族缔结了一项“借款契约”，规定在法兰克福支付150万埃居；在贝桑松支付25万；在米兰支付25万。21110月11日：又商谈一项借款，规定在意大利支付70万到80万埃居212……

在随后的年代里，西班牙贵金属的外流仍进一步扩大。只要看到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最后12年里“契约借款”的数额之高，就可以相信这一点。1586年：富格家族可能借给菲利普二世150万金埃居，在意大利和德意志支付。2131587年：阿戈斯蒂诺·斯皮诺拉借给他100万“斯库迪”。1589年：佛罗伦萨人借给他10万埃居。214同年，热那亚商人达成一项“交易”，向尼德兰提供200万埃居。第二年，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付给尼德兰250万埃居。2151602年，奥塔维奥·琴图廖内借出900万，甚至可能更多。对于这一点，一些谨慎的历史学家表示怀疑，216但却怀疑错了。217我也找到了阿戈斯蒂诺·斯皮诺拉于1587年订立的借款契约，数额达930521埃斯库多。与理查德·埃伦贝格所说的正好相反，这份合同不是为意大利订立的，而是供帕尔马公爵以汇票的形式把钱寄给尼德兰。218

细节无关紧要。值得重视的事实是：西地中海地区的铸币交易和信贷交易已经大大膨胀；西地中海上升为银币流通的主要道路。满载整箱整桶硬币的帆桨战船不停地航行，任何人对此事的重大历史意义都不会提出异议。谈到美洲金银的运输，我们不仅应想到西印度船队的著名大帆船，也应该记住比斯开湾的圆头大船，以及地中海的帆桨战船；在和平时期，这些战船不再运送战斗人员，而是空前繁忙地运送旅客和大堆银币。219海上航行难免会有事故发生：1582年4月，一艘帆桨战船在巴塞罗那和热那亚之间航行时突然遇到坏天气，不得不抛弃部分贵重的货物。56箱里亚尔被抛入大海，另外，一整箱埃斯库多和其他金币也被抛到海里。220但是，这些事故很少发生。1.5%的保险费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相对而言，陆上事故的数量有过之而无不及。1614年1月，221热那亚人的14万埃居在离巴塞罗那6古里远的地方被百来个强盗抢走。

西班牙货币侵入地中海

随着地中海的兴旺发达，大西洋的贸易一落千丈，安特卫普以及一切以安特卫普的经济活动为转移的商业城市也纷纷衰落。依我之见，安特卫普和尼德兰的衰落发生于1584—1585年的大转折年代之前——这些年代的重要性是不可否定的——甚至发生在1576年安特卫普遭受劫掠或者1575年西班牙国家第二次破产之前。我以为，正如A.戈里斯所说，222人们可以追溯到1567年，或者1569年。尼德兰的经济于1567年出现明显的停滞，即使生意兴隆、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翁斯科特毛纺织中心也是如此。223阿尔贝公爵到达荷兰时，纺织工业蒙受的打击是如此严重，以致他在当地甚至无法为他的宫廷人员找到足够的蓝色衣料。224当然，安特卫普并未因1576年11月遭到抢劫而元气尽丧。2251573年葡萄牙的一份报告指出，至少从1572年起，与佛兰德的贸易全都遭到摧残。226早在1571年，227一个西班牙商人回到安特卫普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恍若到了另一个城市。交易所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里昂的衰落也大体上发生在同一时期。它作为金融市场所留下的重要职能，于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之间转移到巴黎。2281577年，交易市场开始杂草丛生，几乎成为荒野的村落。229

将近同一时期，坎波城的巨大的汇兑交易所也寿终正寝，历史学家总是说此事发生在西班牙国家的第二次破产（1575年）前后。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在坎波城北面的布尔戈斯和毕尔巴鄂，几乎同时出现了经济萧条。那个时候，布尔戈斯商事裁判所重要的海上保险，230实际上已告终止了。原因在于，从坎波城经毕尔巴鄂抵达佛兰德的交通干线已被切断。在菲利普二世统治初期，这是西班牙帝国的主要航线之一。

这样，地中海使世界的一大部分货币改变了流通方向，因此获利不浅。巴塞罗那再次繁荣兴旺并于1592年重开汇兑交易会。撒丁岛、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从此不再是其贸易区的极限。16世纪末，巴塞罗那派遣帆船远届处于贸易区之外的拉古萨以及埃及的亚历山大。231更有甚者，当时贵金属侵入整个意大利。长期在威尼斯担任法国大使的迪弗里埃大使非常熟悉意大利和黎凡特的商业贸易。1575年，232他为笼罩意大利半岛的战争威胁焦急不安。西班牙人会利用热那亚的内部纠纷夺取这个城市，然后占领整个意大利吗？他在给法国国王的信中明确指出，这个意大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钱”。他对后来几十年的意大利会说些什么呢？在1595年左右，精明干练的费理亚公爵在一份长篇报告中写道：对英格兰来说，最好还是“像那不勒斯、西西里和米兰那样向西班牙屈服，这些地区在现政府的领导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繁荣……”233让我们把这一段话献给那些急于说地中海从16世纪就开始衰退的人吧！

实际上，西班牙的货币已经逐步侵入整个地中海地区，并迅速对日常生活产生影响。1580年，在阿尔及尔市场通用的货币是西班牙的金埃居以及价值8里亚尔、6里亚尔、4里亚尔的银币。所有这些货币的市价都高于面值，而且是运往土耳其的主要商品之一。整箱整箱的里亚尔运往这个国家。234法国驻阿尔及尔领事馆的文献汇编（始于1579年）235，法国驻突尼斯领事馆的文献汇编（始于1574年），236曾多次指出西班牙货币的领先地位。俘虏的赎身价格一般都是用西班牙货币确定的。1577年2月，一艘阿尔及尔船上的俘虏在得土安举行暴动。土耳其人急忙跳入水中，倒了大霉。他们当中许多人因随身携带着里亚尔和金子而沉入海底237……

在里窝那，除了官方的大量货币抵达以外，还有小船直接从热那亚和西班牙驶来。小船运载的货物中夹带成箱的里亚尔。238在拉古萨，在16世纪末，即1599年，曾有两批货币分别运往罗多斯托和亚历山大。第一批是“塔勒”和里亚尔；239第二批全是面值8里亚尔的西班牙本洋240……前一年，拉古萨的一艘大帆船被船员抛弃在塞里戈。为了避免落入哲加拉手中，这些船员乘坐一艘小船上岸。241船主和逃亡者随身带走了1.7万里亚尔。另一个细节：1604年5月，一个马赛人在拉古萨承认欠一个佛罗伦萨人“263枚面值8里亚尔的银洋”。242由此可见，拉古萨遭到西班牙货币的全面入侵。但是有哪个城市、哪个地区能够逃脱这种入侵呢？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里亚尔到达土耳其，是用在利沃夫和伊斯坦布尔之间行驶的大车从波兰运去的。243显然，我们不必去黎凡特做实地考察。那里的大量商业信件——意大利、拉古萨、马赛、黎凡特、英格兰的信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事先已经知道的景象。

这些俯拾即是的细节，不应当使我们忘掉主要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从1580年开始，意大利各大城市同西班牙本身相比，同样或者更加称得上是真正的白银集散中心，那么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意大利从扮演白银分散中心这一角色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其任务是向黎凡特输送一部分过剩的西班牙银币，这是轻而易举的和有利可图的事。另一项任务是：向尼德兰供应难以得到的金币、银币和汇票。西班牙为维护在尼德兰的统治和天主教的命运，便源源不断地向尼德兰输送现金，不但养活忠于西班牙的军队和臣民，也养活那里的叛逆者。意大利就处于这样一个创造性的体系的中心。这个体系包括各种联系、各种同步运转以及明显的不匀称性。

意大利受“银根过松”之害

从1580年开始，帆桨战船从西班牙运往热那亚的金、银数量不断增加，1598年6月244可能达到最高纪录，一次就卸下220万埃居（20万金币、130万银锭、70万里亚尔）。如果不算1584年6月20日让·安德烈·多里亚率领的20艘帆桨战船运达热那亚的300万到400万埃居（不过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够准确），这的确是个创纪录的数字。245我们应记住所运送货币数量之巨之大。据1594年统计署的统计，在每年运到西班牙的1000万金币中，约600万又从西班牙输出（300万是国王的，另外300万是私人的），剩下的400万或者留在西班牙，或者由信徒、旅客和海员私自带出国……一位历史学家246认为，16世纪末每年可能有600万金币进入意大利，然后分散到这一半岛各地及半岛以外。这一为数巨大的金、银在到达热那亚（或者维尔弗朗什、波多菲诺、萨沃纳或者里窝那）以前，就已经发挥了作用。金银即将到达的消息一经传出，意大利各市场立即出现“银根宽松”的现象，正如塞维利亚或者马德里和坎波城获悉西印度船队即将抵达时一样。这些帆桨战船是第二支西印度船队。很快，“银根宽松”的局面在意大利变得越来越经常，有时甚至造成极大的损害。现金充裕，利息低廉，造成了许多人的失算。货币的不断涌入，使信贷的运转很难适应，常常出现很大的涨落。汇票必须要有人借款才能卖出。但是，当现金充裕时，谁还借钱呢？让我们了解下面这个简单的机制：现款充裕，意味着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一份，结果是借款人，即出售汇票的人，从市场上消失了，或者至少变得少了起来。汇票少了，价格就很高。在相反的情况下，货币短缺，汇票到处都有，放款人就能够低价购进汇票。在这些表面上很安适宽裕的年代里，西蒙·鲁伊斯却感到困惑和不满。他除了充当大宗买卖的经纪人以外，还是坎波城市场的放款人和汇票的购买者。向他出售汇票的一般是羊毛商人。这些商人如果得不到垫款就不能做生意，因为在西班牙购买的羊毛，要好几个月后才能在佛罗伦萨出售得款。西蒙·鲁伊斯廉价买进债券，然后再寄给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和同胞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后者后来通过联姻成了托斯卡纳大公的内弟。汇票到达目的地后，就变成现金，还能获利。但是，还得用这笔钱在佛罗伦萨购买新的汇票，把新汇票再寄回坎波城。如果市场银根宽松，就得以高价购买汇票，于是西蒙·鲁伊斯在第二次交易中就无利可获。简单说来，银行家赌输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不再能在6个月内赚到惯常赚到的5%的利润。不赚钱，就是赔本，就是“投资不当”。没有比坎波城的这个老人的抱怨和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的解释和举出的理由更加清楚明了的了。247他在佛罗伦萨的朋友解释说：“今天，手里有钱的人要依借款人的开价出借……”248此人还说，抵抗这股潮流是极其危险的。在1591年9月他还写道：“佛罗伦萨曾有人企图进行抗拒，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249面对货币和银锭如潮水般涌来，又有什么办法呢？汇兑活动的本质和特性遭到了破坏。要使汇兑得以进行，汇率就必须有升有降，以产生有利可图的差价。

通过对意大利半岛各大铸币厂的简单研究，我们可以得到意大利现金泛滥的另一幅图景。没有一家铸币厂停产。根据审计院的文献资料，大概可以再现那不勒斯造币厂的某些真相。250我们注意到，从1599年到1628年，251该厂轧制了1300万枚硬币。这项工作在巴勒莫、墨西拿252和热那亚253同样紧张繁忙。货币在发行后立即开始流通，特别是在17世纪，很快离开了本地。威尼斯造币厂254不停地轧制货币，显然与城市的繁荣有关。那里平均每年轧制100万枚金币和100万枚银币。造币的原料一般由商人提供，但这无法满足需求，于是铸币厂就订合同进行收购。这些合同通常数额很大。1584年为50万杜卡托（6月2日同卡波尼家族签订）。另有14万马克是与在威尼斯的富格家族的代理人奥特签订的。1585年又同奥特签订了一项数额为100万杜卡托的合同。1592年，同阿戈斯蒂诺·塞内斯特拉罗、马尔坎托尼和G.巴蒂斯塔·卡迪奇签订一项数额为100万杜卡托的合同。1595年12月，同奥利维耶罗·马里尼和温琴佐·琴图廖内签订了一项数额为120万杜卡托的合同。1597年3月26日，一项数额为100万的合同由耶罗尼莫·奥特和克里斯福罗·奥特承担。此后，合同涉及的数额少了一些。但在1605年3月，与焦·保罗·马鲁福、米凯尔·安杰洛·博尔洛蒂和乔瓦尼·斯特凡诺·博尔洛蒂等人签订了一项数额为120万杜卡托的合同。我们不想在这里就威尼斯造币厂的收购算笔总账，而是为了指出，这些收购的数量极其庞大。来自美洲的西班牙白银基本上满足了它们的需求。

此外，我们不应该希望，把轧制的数字加在一起，以此由果溯因地核查出遥远的新大陆的产量。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这里铸造的硬币可能在其他地方又重铸一次。几个月或者几年以后，这些硬币又会送到另一家造币厂改铸。从1548年到1587年初，那不勒斯铸币厂共轧制了硬币1050万杜卡托，而留在当地的通货量还不到70万杜卡托。255尽管如此，在意大利，货币的流通越快，金银的数量也越充足。当然，意大利拥有得天独厚的优越地位，并不是简单地由于它位于西班牙白银流通的要道上。这种巧合的确帮助了它，但它自身的经济活动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历史学家一直低估这种作用，而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意大利强有力的经济活动使它在与德意志、东欧、尼德兰、法国和西班牙256的贸易中取得顺差（不包括佛罗伦萨因购买卡斯蒂利亚的羊毛而产生的贸易逆差）。这些贸易顺差为意大利积累了财富，也为它清偿了同黎凡特和土耳其的贸易逆差。这种逆差我们前面已经谈得很多。它反过来富有成果地重新推动了意大利半岛的商业和工业活动。位于贵金属和汇票交易中心的意大利半岛，实际上支配着主宰一切的流通渠道。随着白银激增，黄金变成了储藏和国际结算的可靠手段，除了有相反的约定，汇票都用黄金支付。佛兰德士兵的军饷也要求用黄金支付，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部分用黄金支付。最后，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只有黄金可以通过邮班运送。因此，如果说意大利需要西班牙的话，那么西班牙也需要通过意大利，特别是通过热那亚，用黄金偿付在佛兰德的各项开支。唯有意大利各商埠能提供金币和汇票，能把钱款送到安特卫普，支付西班牙军队的军饷。

意大利位于十字路口：一条是南北干线，适应西班牙的政策和热那亚的“契约借款”的需要；另一条干线与纬线平行，通向黎凡特以及远东。前者从热那亚抵达安特卫普，为黄金之路；后者输送白银，通向遥远的中国。

后一条路以输送白银为主，这并不奇怪：土耳其帝国通用黄金，从埃及和非洲得到黄金供应，白银到了黎凡特，价值便相应提高。再往东，穿过波斯和印度，到达菲律宾海域和中国，白银更加值钱。在中国，“2马克黄金换8马克白银”，也就是说，金银的比价为1∶4，而在欧洲，至少是1∶12。意大利到中国的这条轴线最远从美洲开始，或者通过地中海，或者通过好望角，几乎绕地球一周。这条轴线是世界经济的一种结构，一个恒定不变的因素，一个突出的特点，直到20世纪初才消失。与此相反，热那亚到安特卫普这条轴线只是经济形势的一个长周期的产物。只要西班牙统治着尼德兰（即一直到1714年），只要西班牙控制的白银仍在膨胀（即一直到1680年），这条轴线就继续存在。257因此，在整个17世纪，意大利一直位于两条轴线的十字路口。英格兰、尼德兰、圣马洛乃至热那亚的帆船，不管是否“战船”，都从加的斯的锚地出发，向热那亚或里窝那运送当时人们一般称为“皮阿斯特（piastre）”的西班牙本洋。258运输的银币随后抵达“亚历山大、开罗、士麦那、阿勒颇和黎凡特的其他商埠”。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祖父塞缪尔·李嘉图259写道：“不但在上述那些商埠，甚至在波斯，皮阿斯特都是极受欢迎的。”他的书于1706年印刷出版。皮阿斯特是一种银币，而不是金币。在这之前，威尼斯的一份文字材料（1668年）说，260用银币或金币在埃及付款当然都是可以的，只要内行，不会受到任何损失……至于白银，使用西班牙本洋还可赚取30%的利润。在南北轴线方面，白银仍保持原有的地位。1627年以后，热那亚的优势可能有所削弱，261但直到1650年，热那亚的银行家仍然为西班牙向尼德兰交付钱款。262

热那亚人的时代263

以上的初步解释旨在确定热那亚银行家时代的时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针上，这个时代出现在短暂的富格时代之后，在阿姆斯特丹复合型资本主义兴起之前。我承认，我更愿说是1640或者1650年，而不是1627年，264但这无关紧要。显然，热那亚交上的好运，并不是1557年在西班牙国家破产以后不久，像变魔术那样突然开始的。热那亚时代同样也不是于1627年随着卡斯蒂利亚第五次或者第六次破产而彻底结束的。奥利瓦雷斯伯爵当时正把改信天主教的葡萄牙犹太人推到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放款人的首位。在很长的时期内，热那亚始终是国际金融枢纽之一。

热那亚原有的财富和1528年的政治大转变，已经为热那亚时代的到来预先作好了准备；此外还应看到，热那亚很早就在安达卢西亚和塞维利亚建立了据点，265不但参与西班牙同西印度的贸易——自从安德烈·萨伊乌进行研究以来，这一点已广为人知——而且还参与塞维利亚同尼德兰之间的贸易，后一种贸易又促进前一种贸易的发展。我注意到，按照理查德·埃伦贝格的说法，266热那亚时代取代安特卫普时代是在1555年以后。但早在16世纪初，热那亚人在安特卫普已十分活跃。从1488年到1514年，在安特卫普的所有意大利商人中，热那亚商人占据首位。267正是他们后来为南北联系提供了资金，这个行动至少延续到1566年。

富格家族及其伙伴的衰弱和疲惫为热那亚人提供了良机。16世纪中叶的严重的经济衰退直接打击了富格家族及其伙伴。他们不再冒险提供“契约借款”（1575和1595年曾一度出现反复，这里姑且不论）。

“契约借款”是卡斯蒂利亚政府和批发商之间缔结的包括多项条款的短期借款合同。所借的款项主要在贵金属到达塞维利亚时偿还，运载贵金属的西印度船队既然总是不能及时到达，西班牙国王只得依靠借贷维持日常开支，特别是每月用黄金支付西班牙驻尼德兰的军队的军饷和其他开支。热那亚人的精明能干，就在于他们从1557年起，不但把西班牙国王在卡斯蒂利亚内外的各种资源调动起来，而且还把西班牙的，甚至意大利的公共储备集中使用，以保证他们数额巨大的贷款。西班牙国王于1561年至1575年间曾向他们出让“调剂债券”，268也就是说，借出的款项原则上以年金证券作担保，但放款人有权随意使用债券。热那亚人把债券卖给他们的朋友和熟人，认购者居然还争先恐后。当然，热那亚人以后还要买回这些票证，把它们还给西班牙国王，但只是当国王偿还债务时才这样做。热那亚人第二个能干灵巧之处是：在1559年至1566年269卡斯蒂利亚整顿财政期间，由于禁止铸币出境，以前的债务一概交“贸易署”负责分期偿还。“贸易署”几乎起着热那亚的圣乔治商行270的作用，以自己的资产保证支付转嫁给它的债券。这正是1560年11月托莱多财政大清理的目的。271历史学家把这次结算看成是另一次破产，而且与1557年的第一次破产一样，是在商人的默许下进行的。商人过去借出的债款，大部分都用年金债券偿还，但他们也可以用这种票据偿还自己的债务。在进行这次清理时，热那亚人所受的损失比富格家族轻。热那亚人不能再以铸币的形式输出他们的利润，但这些利润都很容易被转手用于购买西班牙商品，如明矾、羊毛、食油、丝绸等。这些商品输出到意大利或者尼德兰，就能够向热那亚人提供他们在这些远方国家所需要的现金。显然，1566年以后，272由于佛兰德地区发生动乱，他们又再次获准输出硬币和银锭，而且几乎不受任何限制，那时就更加方便了。

然而，关键问题仍然是怎样向尼德兰多运送黄金。要解决这个问题，西班牙国王就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资本家。在16世纪中叶以前求助于上德意志银行家；1557年以后求助于热那亚商人。菲利普二世比查理五世更被迫使用这种方法。菲利普二世是白银的国际市场的主人，但不是铜、汇票和黄金的国际市场的主人。铜只是配角。但伊比利亚半岛却不生产这种低级的货币金属，铜先由德意志提供，17世纪后由瑞典和日本提供。西班牙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铜，而铜的供应在葡萄牙市场却很紧张，由于东印度的需求增加，铜的价格在1550年以前一直猛涨到1550年。2731640年还有人说，在马努埃尔国王时代，铜币在葡萄牙比黄金更加抢手。274至于汇票，它一方面起着信贷工具的作用（其价格有时超过了合理的程度），另一方面被用于支付贸易差额。然而，拥有巨额美洲财富的西班牙在贸易方面处于入超地位。贸易顺差的地区（或者至少曾有盈余的地区）是尼德兰和意大利各城市。西班牙因而要买进意大利的汇票，汇票原则上都以黄金支付，所以，它支配着金币的复杂流通。但是，来自新大陆的黄金不能很好地供应欧洲，欧洲常常要靠原有的储备过日子。

热那亚的资本主义很快在以上各方面确立起领先地位。但是，我们应该指出，如果没有整个意大利的帮助，热那亚将不可能取得领先地位。这种帮助保证了热那亚的成功。热那亚人通过出售白银，在本地，尤其在意大利，得到他们需要的金币和汇票。五贤人会议于1607年275用一句话解释了这种现象，因为这种现象是不言而喻的：热那亚人供应白银（同时也为在里斯本购买糖和胡椒提供信贷），他们确信能够从威尼斯取得足够数量的黄金，还可以得到大量的汇票，往德意志和尼德兰汇款。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和哈科莫·格里马尔迪向热那亚共和国说明1596年破产以后不久的局势时说，关于他们曾经答应向尼德兰提供钱款的问题（应菲利普二世的要求和以“乔圣治商行”的其他热那亚商人的名义），困难在于“破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市场几乎乱成一团，而借款的准备金通常都要通过这些市场筹措”。276没有这两个市场，就不能为里亚尔和银锭找到经常的买主，也不能找到信贷和黄金的供应者。只有信贷和黄金才使人既可以不向北方运送太多笨重的银币，又可以向那里运送必不可少的黄金。让我们再说一遍必不可少这几个字。驻尼德兰的士兵总是要求他们的军饷大部分用黄金支付，他们从中可以得到好处和便利。金币价值高，体积小，便于携带，因此，必须不断地把银币换成金币。商人们也想摆脱这项繁重的义务，企图强行用银币或布匹支付一部分军饷……但进展缓慢。在菲利普三世以前，给士兵发军饷几乎从不使用白银。辅币的膨胀标志着这一演变的最初阶段。在西班牙里亚尔逐渐上升到通用的国际货币的地位之前，尤其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恢复和平前，白银仍很少用于发放军饷。和平的恢复使士兵们降低了要求，他们的威胁也不再有效了。

但是，直到那时为止，士兵要求支付金币，而且这种要求是如此强烈，以致成为16世纪货币流通的重要特征之一，或如菲利普·鲁伊斯·马丁所说，成为流通的结构性的特征之一。277不时发生的一些事件足以为证。1569年2月阿尔贝公爵把曼斯菲尔德远征军调往法国援救天主教徒。278为了保证迭戈·德·圭伊内斯的马车装满金币，以便随军发饷，必须求助于鲁昂、巴黎和里昂的商人，并付出一定代价，把从他们手中得到的银币换成金埃居。这件小事有个好处，它使我们接触到日常的现实，又开阔了观察的眼界。1579年，由于有了皮亚琴察交易会，热那亚人的货币流通体系终于组织起来，并且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末以后。从尼德兰看，这个体系意味着大量吸收黄金。而吸收黄金又必须先存在一系列流通渠道，输送商品、白银、汇票乃至西方的全部财富从事这项盈利活动，也就必须遵守某些不可违反的规则。

皮亚琴察交易会

从1579年11月21日279起，以贝桑松命名的交易会迁往皮亚琴察。热那亚至此胜局已定。除了极少的间断以外，交易会将始终留在皮亚琴察，直到1621年280为止，并且处于热那亚的控制之下。贝桑松交易会的起源，也许要追溯到1534年。281由于法国国王不愿意宽恕热那亚商人在1528年的背叛，他们在里昂经商遇到了困难。他们退到尚贝里后，萨瓦公爵在法国国王的怂恿下，又把他们逐出其领地，他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金融家及其客户确定另一个会面地点。首先于1535年初在隆勒索尼埃举办了主显节交易会。随后又在贝桑松举办了复活节交易会。一系列交易会接着在那里继续举办。这次迁移地址，并不是查理五世，而是热那亚共和国一手操办的。热那亚共和国所以选中这个新的相会地点，这是因为法国人于1536年占领了萨伏依和皮埃蒙特。取道伦巴第、瑞士各州和弗朗什孔泰，热那亚与贝桑松有直路相通。这个遥远的相会地点虽然“有害和使人烦恼”，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靠近里昂，金钱和商品向交易会集中十分方便，贝桑松长期注视着里昂的脉搏跳动。282位于地中海和安特卫普途中的里昂仍然是世界财富的真正中心。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当热那亚人在贝桑松遇到我们不很了解的困难时，他们可能于1568年左右283把交易会迁移到波利尼，然后，又迁移到尚贝里，这两个地点靠近南方，但仍然处于里昂的势力范围之内，蒙吕埃勒是里昂通往萨伏依途中的第一个大村庄，大量支付活动在那里进行，恰好证明会面地点必须位于里昂附近。284

交易会的地点迁到帕尔马公爵领地的皮亚琴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阿尔卑斯山脉从此把里昂同新的会面地点隔开，因此这是同里昂的决裂。在皮亚琴察举办交易会也是连续四年的长期危机的最后一幕。历史学家今天才开始看清285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热那亚的兴盛。

从图表60（见第二卷纸书第40页）的曲线中可以看到，1566年后，随着佛兰德地区出现动乱，“契约借款”和“调剂债券”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输出许可证” 286却成倍增多。尽管海路中断，侨居马德里的热那亚人在这一新首都签订大笔借款合同，并和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联合组织了一个货币兑换市场。他们这样财大气粗，不能不引起西班牙的舆论，尤其引起菲利普二世左右亲信的强烈嫉妒。1573至1575年间，西班牙国会曾经强烈反对这些外国人。287但是，打击他们是一回事；取代他们是另外一回事。菲利普二世本人及其顾问们匆促地发布了1575年9月1日法令，以为他们可向西班牙商人和其他外国商人取得借款。这项法令当即使热那亚人的全部财产蒙受威胁。1560年11月14日以来签订的所有“契约借款”全被认为是“非法”的和伪造的，一概都要撤销。所有账目都必须按照1575年12月（尽管书面的日期是9月1日）颁布的国事诏书中单方面规定的标准重算。这意味着热那亚人要遭到巨大损失。他们进行申辩，并向卡斯蒂利亚法院提出上诉。但是，他们首先有效地停止了向佛兰德方面支付黄金。他们当时甚至很可能支持尼德兰的新教叛乱。然而，在这戏剧性的年份的12月，热那亚国内却经历了一场极为尖锐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不幸的是，其深刻的原因人们了解得不清楚），在对立的双方中，一方是专门从事货币交易的旧贵族，另一方面是取得行会支持的新贵族和一般商人。造反者占了上风，掌了权，提高了工资。银行家们向市郊撤退，“有的撤到通往米兰的路上的诺维附近，塞拉瓦勒周围的巴蒂斯塔·斯皮诺拉的领地”，288有的撤到萨瓦。但是，胜利的一方并不能真正管理城市，更不能把被菲利普二世的9月法令损坏的巨大金融机器重新开动起来。这样，1575年10月，在里昂的布翁维西家族焦急地寻思：“贝桑松的复活节交易会是否要举行？在哪里举行？”289直到1575年末，这场重大的较量依然是胜负未决。热那亚的国内斗争以及与西班牙的斗争，热那亚商人和非热那亚商人在欧洲所有市场上的竞争，汇合成为一场战斗。

过了两年以后，直到1577年12月5日，热那亚同西班牙国王达成了妥协，废除了1575年的严厉措施，这对热那亚银行家来说是个胜利。胜利的取得只是由于卡斯蒂利亚商人和所有投入这场斗争的人——其中包括“哈布斯堡的无条件的仆从”富格家族——的软弱无力和缺乏经验。投入流通的资金数量不足，资金回收过快，而周转却又过慢。此外，热那亚人对汇票和黄金的封锁相当有效。他们掌握大量机动手段，迫使对方处境窘迫。无论通过里斯本、佛罗伦萨、里昂甚至巴黎和法国的道路，都不能使黄金和汇票按规定的速度到达目的地。结果是：领不到军饷的西班牙军队发生了兵变，经过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于1576年11月占领安特卫普，并且进行可怕的抢劫。290这些悲剧性事件使西班牙国王不得不和解。认为热那亚商人没有插手这些悲剧性事件，是轻率的，正如认为西班牙人对1575年12月热那亚的起义丝毫不负责任，同样也是轻率的。热那亚的一封信件指出，国王没有减缓这项苛严的法令的愿望。291国王从内心深处虽然希望维持这项苛严的法令，但他又怎么可能维持下去呢？从1577年3月起，开始进行认真的谈判。1577年12月5日才告结束。谈判一结束，批发商立刻就把可以在热那亚或米兰，也可以在那不勒斯或西西里支付的500万金埃居交给天主教国王支配。

与此同时，在热那亚，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在米兰地区和托斯卡纳的银行家和商人的支持下，一项新的计划正在制定，把交易会搬到帕尔马公爵领地上的皮亚琴察举办。除了个别例外（如1580年的复活节，集市在位于萨伏依地区、靠近里昂的蒙吕埃勒举办），交易会都在皮亚琴察举办，并逐渐形成制度，处于热那亚的控制之下，直到1621年为止。地中海通过热那亚长期地控制着世界的命运。

热那亚取得的这场胜利表面上似乎并不轰轰烈烈，在皮亚琴察292举办的交易会不如里昂那样热热闹闹，也不像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交易会那样人山人海。总的说来是力求不露锋芒。

60来个银行家每年聚会4次：显圣节交易会（2月1日）、复活节交易会（5月2日）、8月交易会（8月1日）和诸圣瞻礼节交易会（11月2日）。在这些从事汇兑业务的银行家中，有热那亚人、米兰人、佛罗伦萨人。他们像是某个俱乐部的成员。凡加入俱乐部者，必须经过其成员投票通过，并缴纳一大笔保证金（4000埃居）。正是他们在交易会开始的第三天确定汇兑行市，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除了这些银行家外，还有货币兑换商或者人们常说的“兑换人”。这些人在缴纳保证金（2000埃居）的条件下，被准许参加交易会并办理清账业务。第三类人物是商人、公司代表或经纪人。他们最多不过200人。严格的章程保证他们遵守纪律。发生争议时，由热那亚的权力极大的元老院作出最后裁决。

用萨瓦里的话说，这些交易会以“清账或结算”为目的。293每个商人都交出一册账本，或称流水账，上面记载着所要支付或收取的汇兑金额。首先要做的是整理账目，获得承兑，待一切核对完毕后，就着手一系列的冲销和抵账。最后剩下的负债或资产，与最初结算时的庞大数字已毫无关系。一切就像雪在阳光下融化了一样。根据交易会的惯例，结算差额只需用少量黄金即可结清。债权人往往还同意让债款转到另一个商埠或另一次交易会上偿还。这就等于债务人取得一笔新的信贷。当然，清账活动的详细情形更加复杂。如果参阅热那亚人多梅尼科·佩里1638年294在热那亚出版的《生意人》这部经典著作，人们会发现，尽管兑换比价事先业已确定，实际换算并非一帆风顺。争执不下的情形常有发生。交易会的负责人在第五天散发一些空白汇票或样式，供不熟悉业务的商人填写。

这样，在短暂的交易会期间，巨额的付款得以结清。按照达万扎蒂295的说法，1588年的成交额为3700万“马克埃居”。根据多梅尼科·佩里297的说法，几年以后，成交额达到4800万。依靠我们掌握的商业信件，可以找出当时的兑换牌价。但是，除非我们掌握至少一个热那亚银行家的账册和信函，否则我们就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热那亚人的一切财富确实建立在一种相当巧妙，同时又被巧妙地运用的机制之上。正如富格家族在西班牙的代理商幽默地指出的那样，热那亚人的统治是证券的统治。这个代理商在1577年指责他们“拥有的票据比现金还多”。

证券的时代

证券时代并不是1579年随着皮亚琴察最初举办交易会开始的。整个16世纪都为这个时代作了准备。但是，1566年以后，或者更确切地说，1579年以后，证券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以致连那些与商业活动只有很少一点关联的人也觉察到这一点。分工的发展使银行业从商业活动中脱颖而出，或者更确切地说，产生了银行家和金融家的职业，因为他们的活动从一开始就以君主的钱财为对象……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找出这种职业的相对特性，以便懂得为什么当时有许多人对这个职业感到惊奇。诚实明理的人认为，金钱是商品的随从。在他们看来，“真正的交易”是诚实贸易的结果。但是，他们不能接受，钱可以脱离商品而单独进行买卖。他们不能接受，在皮亚琴察，一切都通过转账结算。菲利普二世本人曾承认，他对于汇兑一窍不通。298可能正是由于这种不理解，他对热那亚人非常敌视。

在因循守旧的威尼斯，票据的使用长期并不十分引人注目。据威尼斯1575年的一份资料计算，299威尼斯在同土耳其作战期间，曾发行巨额公债，总额高达550多万杜卡托。其中，以汇票形式付款的共216821杜卡托，略少于公债总额的4%。显然，这项数据单独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公债既然在当地发行，用金锭（57772杜卡托）、银锭（1872342杜卡托）或铸币（3198420杜卡托）付款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我们总会注意到，有些威尼斯人对证券的增多以及合法或非法的证券交易提出异议。他们的言辞一般都很严厉。仅以这位威尼斯大使为例。他在1573年300从马德里写信给市政会议说，热那亚的“契约放款人”把正经的买卖，即把商品交易放着不做，一味从事大宗汇兑交易，甚至认为商品交换只配让穷极无聊的下等人去干。在1573年，持这样的见解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在30年以后，当转瞬即逝的“启蒙时代”在威尼斯出现时，当很多思想家（如莱奥纳尔多·多纳）开始关心经济问题时，当一些辞藻华丽但行文清楚的关于商业、政治和货币的优秀“论文”广泛传播时，人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仍旧对票据的激增，对通过汇兑结账而不是用现金支付这一新生事物惊讶不已。汇票的多次转让已经在外国银行家，例如佛罗伦萨或热那亚银行家的提倡下，开始传入威尼斯。但在以上评判者看来，似乎这种做法“毒化了正常的商业往来，使少数银行家占用了多数商人的资金”。301威尼斯商人和富人可见是被硬拖到贝桑松交易会这个畸形世界中去的。

尽管有人对交易会作了种种指责，这个世界是“合理的”，因为它掌握着未来的钥匙；他们不懂得交易会的活动是智慧的活动。实际上，证券的出现及其发展是经济生活的一种新结构的开端，是对经济生活的一个必要的补充。热那亚人在这方面起着先驱的作用，并迅速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过分相信证券交易的优越性，被金融业的迅猛发展所陶醉，并逐渐脱离大西洋的商品贸易。直到1566年，他们在大西洋的商品贸易中还占重要的位置。这个一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的大西洋世界302将发展和成熟起来，促使当地的商人和金融家出头露面。有人说，热那亚的失败是金融或者证券的失败，是忠于传统贸易的商人的胜利。其实不然，随着美洲的发现，一场地理革命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告完成，而与此同时，另一种资本主义悄悄地发展了起来。这是新金融家的胜利。葡萄牙放款人以北欧放款人为后盾，于1627年在马德里操纵金融活动。这实际上是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之一。至少从1609年开始，荷兰资本主义已拥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最现代化的信贷机构。地中海资本主义为荷兰资本主义提供了样板，而其经过长期苦心经营而确立的地位也将被荷兰资本主义所取代。

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最后一次破产到菲利普三世时代的第一次破产（1607年）

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最后一次破产到菲利普三世时代的第一次破产，即从1596至1607年，我们所要涉及的问题范围极其广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非陈述破产的曲折过程，而应弄清始终在起作用的内因和外因，以便检验我们初步提出的、并经最新的研究进一步完善的解释模式。

为了看清问题的所在，我们不要被历史的戏剧性细节所迷惑，而要反复提醒自己，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的统治无不有其开端、兴盛和衰落，资本主义经历的各个阶段，也就是突变和中断，与其他的突变和中断相仿。像富格时代一样，热那亚人时代以及后来的阿姆斯特丹时代，都只延续两三代人的时间。

谈完这些，为触及问题的要害，我们应立即看到以下事实：

1.卡斯蒂利亚国家同商人的纠纷总是包含两个连接的阶段：争吵，然后和解。争吵在冬季旷日持久（没有任何理由），让人着急，如1596—1597年就是如此。随着夏季来到，国家的需要迫在眉睫，双方都急忙和解，达成的妥协被称为“全面和解”。“全面和解”在1577年产生一次；1597年产生一次；1607年产生两次；1627年产生一次。争吵或不如说破产始终以“法令”的形式为人所知。

2.卡斯蒂利亚国家每次都遭到失败，这是因为它不是大商人的对手，因为大商人比它先进几个世纪。菲利普二世对热那亚人的愤怒说明他一意孤行，没有清醒的头脑。如果他头脑清醒的话，本该采纳别人提出的建议，于1582年组织一个国家银行，或于1596年建立一个意大利式当铺；或者制定一项通货膨胀政策（虽然能否控制通货膨胀还是个问题）……在我看来，菲利普二世最后总是陷于19世纪的某些南美国家的境地。这些政府拥有矿山或种植园，产品十分丰富，但对国际金融无能为力。尽管它们可以大动肝火，甚至采取打击措施，但最后还是屈服，交出资源和主权，表示“谅解”。

3.每次国家宣布破产，每次进行清账，总有一些银行家蒙受巨大损失，或从此一蹶不振，或悄悄退出金融舞台：上德意志商人在1557年，除热那亚以外的意大利商人在1575年，西班牙商人在1596年和1607年，热那亚商人自己在1627年。但是，同1557年的富格家族一样，热那亚商人没有完全退出舞台。尽管如此，这条规律是无可怀疑的。

4.每一次的损失都广泛地转嫁到卡斯蒂利亚纳税人的身上（他们的确被沉重的赋税压垮了），也转嫁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储蓄者和有产者的身上。只要有银行家，就必然有“俄罗斯债券持有者”。

从1590年起，特别在1593年和1595年，种种迹象表明卡斯蒂利亚国家将再次破产，支出毫无节制，随着税收的明显下降，财政收入逐渐减少，阴郁的经济气候使破产和因负债而入狱的人日渐增多。西班牙虽然困难重重，但由于美洲白银的到达次数也有所增加，塞维利亚、巴塞罗那以及热那亚、威尼斯的贵金属流通仍井然有序，经由莱茵河向尼德兰运送贵金属仍正常进行。尽管西班牙在欧洲进行大规模的斗争，尽管由于从1589年起银币输出的暂停再次引起商人惯常的谨慎和不安，贵金属的充裕都可能造成或者正在造成幻觉，甚至在商人中造成虚假的安宁。然而，最令人不安的信号，无疑是卡斯蒂利亚的税收负担极其沉重，把包括大领主、大贵族、教会、城市，甚至大小商人在内的所有纳税者压得喘不过气来，大批债券投入到仍有相当购买力的市场上去。历史学家从随后的事态发展中看到，这一局面对大放款人更加不利。菲利普二世11月中旬发布的敕令使他们大为吃惊303，按照这项敕令，菲利普二世停止付款，并把商人手中的收入和资金统统收回。304消息传到里昂，305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因为在那个时候，西印度船队已穿过了大西洋，据说正以空前的速度来到。306这个决定迅速在各个商业城市，首先在西班牙，激起了反响。在欧洲，恐惧心理和判断错误立刻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菲利普二世派驻威尼斯的大使唐·伊尼格·德·门多萨307指出：“由于停止支付，陛下不用动武就可克敌制胜，因为敌人的力量正来自陛下向外投放的金钱……经验表明，土耳其人、法国人和所有其他国家都使用这些金钱……”当然，西班牙国王采取了这个惊人的举动后，局势远不是那么对他有利。事情本身并不是那么简单。西班牙国王靠自己把巨额现金（可能400万到500万杜卡托308）运往意大利，但运输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意外的事。这些事情有时显得非常离奇，但又千真万确。巴伦西亚当局曾阻止将西班牙国王的100万杜卡托装船运往意大利，原因是没有收到国王的航行许可证。必须把航行许可证火速送去。309事情真是十万火急，否则在局势一触即发的尼德兰，军饷支付便会有中断的危险。西班牙国王生性固执，但无论怎样固执，也不能摆脱他的困境。他不喜欢商人，一再同商人作对，因而给商人带来重重困难。菲利普二世的敕令重新使每个商人回想起1575年法令以及随后的法令在热那亚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旧贵族”被迫卖掉“银餐具、黄金、珍珠和他们的夫人的全部首饰……”310在1596年年底，契约放款人全都担心他们20年的苦心经营将付诸东流，担心不能如期付款或者收回贷款的悲剧将不断发生。在坎波城和其他城市的交易会上，再也借不到一个里亚尔，311到期证券一周又一周地“延长”付款期限，始终没有得到结清的希望。

在实力较量的初期，菲利普二世政府虽然不免要同商人接触、施加压力和进行谈判，但却不肯作出任何承诺。一个佛罗伦萨人写道：“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一切都悬而未决，局面十分混乱。”312热那亚驻马德里的大使也写道：“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过接触，］没有任何好消息可以宣布……”313西班牙国王和他的顾问不打算废除契约借款制，也不准备取消大商人集团（即所谓“商行”），这一点似乎是明显的。西班牙国王及其顾问的真实意图（这在法令公布之前已经为人所知），是要限制商人的要求，削减契约放款人的利润，而且在“西印度船队运不来白银的情况下”，315也能获得至少为期三年的大笔借款，这个要求显然是过分了，因为汇票流通和现金周转都离不开西印度船队源源不断地运来白银。商人加快汇票流通，预付期票和加速现金周转，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国王的审计官在查账后声称，由昂布罗西奥·斯皮诺拉向佛兰德提供的40万埃居“契约借款”，竟使西班牙国王付出了35%的费用。316放款人对“查账”的细节提出了异议，但不否认这些交易代价很大。商人们远没有挣到西班牙国王损失的那些钱，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相信，商人至少说了一半实话……

总而言之，假如富格家族没有参加进去，西班牙国王和放款人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真诚吗？）也许会很快恢复。如果我们没有把时间顺序搞错，富格家族是在葡萄牙商人（请读者把这里的葡萄牙人理解为新基督徒）为其商品和资产向菲利普二世支付了25万埃居317以后（或至少是同时）才采取的行动。富格家族提供的借款肯定比葡萄牙商人多，达400万埃居，但协议没有达成，或许因为财力不足（富格家族的全盛时代尚未到来）。也可能因为要价过高。318富格家族或者更确切地说，富格家族在西班牙的三名经纪人之一托马斯·卡格，于12月初打开了僵局。他没有同另外两名经纪人商量，就同西班牙国王达成一项协议，决定由尼德兰“分行”每月支付30万埃居，分12个月付清贷款，而不是用现金预付总额的一半，加上即将到期的期票，319再加上陆续结清巨额余欠的许诺。热那亚人开始不相信这个骗人的花招可能成功。这是一项“悬在空中”的“假”合同。320更何况，热那亚人向西班牙国王提出的条件更优惠，借款的期限也长，至少他们在表面上是真诚支持西班牙国王的。321快到2月时，热那亚人得知这个花招居然弄假成真，而且问题的解决只等奥格斯堡的富格点头了。322这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无非使我们看到这个富商家族的四分五裂和内部争吵，看到安东·富格1597年4月的马德里之行的曲折过程……323但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富格家族的介入给了菲利普二世政府一年喘息时间，从而使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谈判陷于无效，造成商人互相拆台。这些背叛行动，有的停留于计划阶段，有的已经实施，例如巴蒂斯塔·塞拉就是这种情况。324但是，随着1597年结束，富格家族的客串终告结束，协议也在不久之后终于达成。财政拮据已不允许卡斯蒂利亚政府拖更长的时间了。

菲利普二世的两名“大臣”和四个商人代表于1597年11月13日缔结的协议，于同月29日进一步发展成为全面“和解”。1596年法令的受害者同意给西班牙国王贷款450万埃居在尼德兰交付，250万在西班牙交付，从1598年1月末到1599年6月末，分18个月付清。在西班牙国王方面，也给了商人一连串实实在在的好处，特别是发放700多万杜卡托的巨额年金债券。关于这些年金是永久的还是终身的，尤其是关于债券的利率，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商人们想提高利率，以便向西班牙公众转手倒卖。这也正是商人一有可能就从事各种债券投机的更重要的原因。对这种投机活动，我们对细节不很清楚，只知道总的规律，那就是低价购进，高价售出。这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行情的相对稳定（然而，据了解，有些债券的价格尽管有所提高，但仍受到14%的损失）有利于进行大规模的交易。325热那亚人和他们的商人就用这些证券偿债，不顾债主叫苦连天。对债主们说来，他们借出的是现款，自然也希望收回现款。但是银行家们认为，既然国王陛下只给他们债券，他们就拒绝用其他货币付款。326读者或许会想，这是一场寻常的危机，其严重性与1575年的危机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如果认为这艰难的一年（几乎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没有严重后果，那就正好错了。一年过去以后，商人集团——我们称之为1596年法令受害者“联合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四个大商人的领导之下：其中三人是热那亚人（埃克托·皮卡米利奥、昂布罗西奥·斯皮诺拉、胡安·哈科莫·格里马尔迪），一人是西班牙人（弗朗西斯科·德·马尔文达）。毫无疑问，商人们抱成集团，对1596年法令受害者和对最富有的大商人有利。1596年法令涉及的贷款分配如下：热那亚人20.5亿马拉维迪；佛罗伦萨人9400万；德意志人450万；西班牙人25.23亿。因此，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最大一部分，是西班牙商人的贷款。他们比其他人受害更深。他们可能没有像热那亚人那样成功地把损失转嫁给别人，特别是转嫁给威尼斯放款人（后者因被货币交易获利容易所诱惑，终于吃了大亏）。全面和解以后，贷款重新分配如下（以埃斯库多或杜卡托为单位）：热那亚人558.1万；佛罗伦萨人25.6万；德意志人1.3万；西班牙人220万。这一分配很好地反映了领导机构组成情况：三个热那亚人和一个西班牙人……。热那亚人得到最大的一份。327

10年以后，一切又重新开始。由其结构所决定，契约借款每隔一段时间，似乎必然要出现破产。在这里，我就不必再详细阐述1607年11月9日的法令和1608年5月14日的普遍和解；不必再指出，在菲利普二世最后一次破产以后不过10年，尽管莱默公爵执行和平政策，但由于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侵吞公款和1595年以来经济的普遍衰退，西班牙再次陷入新的危机之中。1608年的清账决定对债券实行分期偿还，这一复杂但又可靠的制度只对热那亚人有利，因为债券都掌握在热那亚商人的手中。商人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称为“1608年全面和解商讨会”。重要的是，接二连三的破产使集中现象进一步加深。在轰动一时的——1601年328阿吉拉尔和科斯梅·鲁伊斯·恩比托（后者是西蒙·鲁伊斯的侄子和继承人）329的破产以及1607年佩德罗·德·马尔文达的破产——以后，西班牙商人从此销声匿迹。330只有热那亚商人仍留在商讨会内，更加受人厌恶和唾骂。他们单独经受了葡萄牙批发商1627年秉承奥利瓦雷斯伯爵的旨意发起的进攻。这些葡萄牙批发商于1596年崭露头角，1607年已蠢蠢欲动，终于在1627年投入战斗。当时，他们在卡斯蒂利亚的各个城市（尤其在塞维利亚）已夺取了一系列重要的商业阵地。他们的胜利是以往取得的成功的圆满的结局，也是国际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预示着吹毛求疵的、不可动摇的宗教裁判所从此将不断找葡萄牙商人的麻烦331。

图42 地中海和欧洲的小麦价格

本图根据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弗兰克·斯波纳的《剑桥经济史》第4卷（第470页）绘制。以克银和百升为计算单位的50条小麦价格曲线，使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粮价变化的总格局（在最高线和最低线之间划定一个网纹区）， 以及这些价格的算术平均数（虚线）。在16世纪，价格普遍上涨。为方便读者起见，在这个总格局中，我们又用两条表现地中海的不同曲线。大家可以看到，欧洲价格的算术平均数同旧卡斯蒂利亚的曲线正好一致。至少到1620年，有时还要更晚一些，地中海的所有其他曲线都远在平均数之上。在地中海地区，至少在基督教的地中海（因为我们没有地中海东部的材料，那里的价格肯定较低），面包价格昂贵，接近当时的最高价格水平。17世纪中叶以后，地中海的价格就接近平均数了。但是必须指出，那时欧洲的价格，正如图表上的网纹区大大缩小所显示的那样，正逐渐靠拢。到了18世纪，最低价格和最高价格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小。

3.物价上涨

16世纪物价普遍上涨使地中海国家备受折磨，1570年以后更是这样。物价上涨产生了众多的和常见的后果。这场“革命”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7世纪，其激烈性和持久性必然引起当时人的注意。他们因此对复杂的货币问题，对金钱具有的新的和革命的力量以及人和国家的普遍命运等问题进行了思考。至于历史学家，他们寻找物价上涨的罪魁祸首，常常以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已知的事实日益增多，由于经济史——为什么不承认呢？——日益成为科学，问题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尽管有不少人向我提出警告，332我还是要继续谈论“价格革命”。关于价格革命的原因及其真正动力和范围，人们可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不容否认，价格革命在16世纪还是个新事物。一位历史学家333认为，我们生在20世纪的人对当时的价格革命看得更清楚。这样提出问题并不恰当。重要的是，远在1500年以前，物价就不断上涨，并且持续了一个世纪，当时的人对此大感惊奇，似乎正经历着一种史无前例的事物。继物价低廉的旧时代之后，出现了百物昂贵的无情的新时代，而且这一趋势已不可逆转。对于意大利这个具有复杂经济结构的、货币经济由来已久的国家来说，就革命一词进行一番争论，还情有可原，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在安纳托利亚，在整个土耳其帝国，面对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怎么能够说不是价格革命呢？既然是革命，就应该说它是革命。

图43 1489—1633年布尔萨的物价

由奥梅尔·吕特菲·巴尔坎向我提供的这些土耳其的价格证实16世纪的物价上涨影响了土耳其。“伊马雷”是向穷人和学生施舍食物的宗教慈善机构。价格用阿斯普尔表示。在土耳其的档案中还有希望找到一系列的价格。这些价格对了解地中海世界的总的发展有决定性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名义”价格没有考虑到阿斯普尔的贬值。

当时人的抱怨

有关物价上涨的证据简直不可胜数。这些见证十分相似：亲眼看到当地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这种现象，见证人在惊诧之余，却对其原因无法理解。他们往往抚今忆昔，眷恋过去的好时光：15世纪末以来的高工资，16世纪最初的30年内，由于物价低廉，日子相当好过，甚至在波兰也是如此。334至于法国，查理九世的一个同代人在1560年写道：“在我父亲的年代，每天都有肉吃，菜肴丰盛，喝酒就像喝水一样。”335喜欢怨天尤人、高谈阔论的西班牙农学家G.阿隆索·德·埃雷拉也说：“今天（1513年），一磅羊肉的价钱在过去可买一头整羊；一块面包相当于过去一法内格小麦；一磅蜡或油的价格顶得上过去的12磅，其余依此类推……”336

在整个16世纪，卡斯蒂利亚的国会怨声不断。但是，国会的抱怨很有分寸，只是在局部问题上做文章，很少提高到全局。国会不断诅咒粮价居高不下，黄金大批外流和牛羊宰杀无度，造成百物昂贵；国会批评皮革出口导致鞋价上涨……指责外国商人投机倒把，哄抬肉、马匹、羊毛、布匹、丝织品等价格……3371548年，国会对美洲的要求感到惊恐，甚至向皇帝338建议鼓励发展殖民工业，停止西班牙向新大陆的出口。它认为这种出口是灾难。1586年西班牙国会（在巴利亚多利德）要求国王“不再准许从外国进口蜡烛、玻璃器皿、首饰、刀剪和其他类似物品，不再像印第安人那样用黄金去换取这些对日常生活毫无用处的物品……”339以上是通达明理之士的议论，这些见解并非完全不合情理。340

据1580年一个威尼斯人的记载，那不勒斯的物价上涨了三分之二以上。他把此事归罪于官员的敲诈勒索，归罪于西班牙国王为征服葡萄牙而大量采购和储备物资……3411588年的一份官方报告说，比斯开物价上涨是因为平原上的人一味在饭店里大吃大喝，养成懒惰的恶习，不再耕地，不再采摘果园的水果。照这样下去，苹果酒变得稀少，而且售价过高。也就不会让人感到惊奇了。在这里，物价昂贵成了穷人的过错。342

图44 巴黎的价格变动（据济贫院的档案）

注意工资同物价变动之间的差距和盐价的直线上升。羊肉价格代表所有价格的平均上涨率。本图取自济贫院的档案，为米什利纳·博朗米发表的研究成果。

索埃特贝尔343在他流传很久的著作中，至少引证了1600年以前的33位作者，1600年和1621年之间的31位作者，这些作者都或多或少地论述了物价的普遍上涨。他们既是这次物价上涨的见证人，也是受害者。如果只让他们讲话，会使人感到乏味……找到更多的见证人并不困难，而且还有这样一个好处：证实物价上涨给人们带来了广泛而又强烈的痛苦。

美洲的金银财宝有责任吗？

据我们所知，在16世纪下半叶以前，还没有提出过全面的解释。1556年和1558年出现的关于经济计量的最初两次理论阐述，几乎不为同代人所知。萨拉曼卡大学教授、维托利亚的学生马丁·德阿斯皮尔奎塔的著作直到1590年，也就是他死后第四年，才在罗马出版。3441558年，查理五世的史官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也遇到同样的命运。他的著作一直等到1912年才得以问世。他曾怀疑物价上涨与美洲贵金属的到达有关。345

让·博丹同德·马莱斯特鲁瓦在1566—1568年进行的论争才使问题公开提了出来。346他们的同代人没有足够重视德·马莱斯特鲁瓦提出的记账货币贬值的问题，就匆忙地断定让·博丹有理。经济计量理论很快变成老生常谈。1585年，诺埃尔·迪·法伊在他的《厄特拉佩尔的故事和演说》一书347中简要地作了以下的阐述：“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发现了新大陆和金银矿藏，他们贩卖的金、银最后流入法国。他们不能不买法兰西的小麦和商品……”马克·莱斯卡博在他的《新法兰西史》一书中写得更加具体。348“在秘鲁之行以前，一个很小的地方可以存放巨额财富，由于金、银多了反而不值钱，以前在一个小角落里可以塞下的财物，如今要用大箱子才能装运。过去只要袖子里带一个钱包就可以出门远行，如今则需要一个大箱子并专门准备一匹马。”对贸易问题深有研究的英格兰商人拉德·马利恩斯（1586—1641）1601年349曾经说过：物价的普遍上涨是因为从西印度运来的白银“泛滥成灾”。“原有的计量单位因此变小了，数字则相应变大，以便恢复平衡。”

计量理论流传至今，没有经历太多的波折。厄尔·J.汉密尔顿的鸿篇巨制在坚持这一理论基础的同时，使之焕然一新。最近，亚历山大·夏贝尔350捍卫了这一理论，认为它能解释今天不发达国家中的货币现象，因为这些国家使人联想到旧经济。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论据是：贵金属到达塞维利亚，同西班牙国内外的物价上涨，恰相一致。弗朗索瓦·西米昂351主张对贵金属的到达画一条累积曲线，而不是求出五年的平均数，这在理论上讲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对这个现象的一种独特见解。但是，物价运动和五年平均值恰相一致，这证明了贵金属的到达起着连续的推动作用，促进着货币的流通和运动，直到货币总量过大和后劲不足时，物价上涨的势头方告停止。每次到达的美洲贵金属，其扩散速度之快，犹如一次爆炸……

有关美洲责任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

路易吉·伊诺第总统352评述德·马莱斯特鲁瓦的专题论文时认为，贵金属的增长约等于物价上涨的299.4%，而根据计算，在1471至1598年的法国，这一比例为627%。谁也说不出这个计算是否正确。但贵金属的涌入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还有一些保留意见。

1. 美洲的矿业生产是通货膨胀的工具，但不一定是原动力。矿业生产并不自动发挥作用。欧洲的飞跃发展和需求带动并遥控着淘金者和银矿里的印第安人的劳动。关于新大陆的金银资源，我们可引证18世纪下半叶的一份文献资料：“如果商人（欧洲）不通过推销商品迫使美洲人从地下挖出金、银，美洲的富源仍将埋在地下。”353我们确信，欧洲的经济形势实际上在远方操纵一切。

2. 应该承认，1500年以前的货币储备量比人们过去所说的要大得多。在15世纪，随着现代国家的诞生，军饷、工资和赋税都用现金支付；在得天独厚的地区（首先是意大利、葡萄牙、英格兰、尼德兰等地处大陆边缘的海洋地区）终于成了货币经济。这一切都意味着存在大规模的货币流通。根据流通中金、银数量的可能的平衡，根据在1500年和1650年之间金、银的比率在12到15间的354轻微摆动，我提出两个很没有把握的数字：有黄金5000吨；白银6万吨。如果以1600年的已知货币流通量或者至少是估计流通量出发，对历代继承下来的金银总量作个计算，所得出的数量将十分巨大，355计量理论对此也不得不承认。美洲金属作为“无偿投资”，与物价上涨速度同步提高，356促使货币流通起加速器的作用。356

图45 斯特拉斯堡的物价上涨先于巴伦西亚

选自勒内·格朗达米在让·富拉斯蒂埃《售价与成本》一书中的图表（第13类，第26页）。

实线代表斯特拉斯堡的黑麦价格；虚线表示巴伦西亚的小麦价格（30年的变动平均数，1451-1500年=100）。右侧为百分比的比例尺。可以看出，斯特拉斯堡的曲线比巴伦西亚的曲线上升得要快。假如美洲白银是价格上涨的唯一因素，显然就该画出相反的图形。

3. 但是，用其他的理由作出解释仍然是可能的，记账货币的贬值对物价上涨也有影响。读者可以参看后面的图48（第771页），以及由让·富拉斯蒂埃及其学生提出的另一种论证。357物价上涨从1470年起已在德意志开始；法国的很多地区也在15世纪末以前开始，比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尼德兰和英格兰等得天独厚的地区出现更早。如果只就名义价格的曲线而论，这无疑是正确的。在人口增长方面，穷国可能走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走在地中海地区的前面。在欧洲的中心地区，价格革命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前就开始了。至于地中海地区，价格革命于1520年开始显现，到1550年左右才终于巩固。

4. 白银到达塞维利亚的情形，如果用曲线表示，具有工业生产曲线的典型形状。按照帕哥·索尔丹的数字，它与波托西的曲线相似。这条曲线上升快，下降快，在1601—1610年达到顶峰。那时是地中海的命运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的转折关头。

工资

各地都出现的物价上涨，扩大了它惯常的后果。物价在迅速上涨，而工资却像慢吞吞的拖车一样落在后面，有时候甚至止步不前。我已经提供了证据，说明穷人生活的艰难。随着物价上涨，名义工资不同程度地有所增长，在衰退时期暂时还居高不下。但是，所有的数字一旦折算成实际工资，都说明同一个问题，都显示出穷人的贫困，在西班牙，以1571年到1580年这段时期的物价作为基数100，那么实际工资的指数在1510年为127.84；到1530年下降到91.35；以后时上时下；在1550年达到97.61；1560年为110.75；1570年为105.66；1580年达到102.86；1590年为105.85；1600年为91.31。只是在1600年的危机和使西班牙半岛人口减少的大瘟疫之后，工资才随着货币的膨胀直线上升：1610年上升到125.49；1611年上升到130.56。价格革命并没有使西班牙的雇佣劳动者358富裕起来。虽然这场革命对他们比对法国、英格兰、德意志或者波兰的手工业者359要好一些。佛罗伦萨的局势同样不佳。360在物价上涨时期，那里的实际工资急剧下降。

以上情形在货币方面的表现是明显的，因为穷人的工资、开支和日常生活几乎从不涉及金币，也很少与银币有关，通常使用的是含银量极少的铜币或纯铜币，或所谓“黑币”（在佛罗伦萨，铜币被称为“黑币”，以有别于白色的银币）。达万扎蒂解释说，穷人想要的是铜币。农学家安东尼奥·埃雷拉直截了当地指出：“通过贱金属货币，人们最能看出一个国家的富足程度，因为日常生活中都用这种货币购买零星物品……”361接着，他阐述了有关贱金属货币的理论，这与我们讨论的主题无关。

图46 巴伦西亚的物价和实际工资

据费尔普斯·布朗和希拉·霍普金斯的方法的范例：消费者的“生活费用”上涨，实际上资则相应地下降。

确实，应该说用于制造货币的金属是三种，而不是两种。为了调整铜币和含银量少的铜币的价值，人们不断地从流通中收回这些货币，下令送到造币厂……经过重新轧制，这些货币又投入流通，而且变得越来越轻。铜币的不断贬值与货币的必要和谐显得很不相称。从中获利的每一次都是国家，而不是平民百姓，更不是穷人。这种手段在西班牙很早就已采用。从1563年和从1568年起，西西里的辅币经常进行改铸。362

土地收入

通货膨胀既打击穷人，又打击富人，但不是所有的富人。“工业家”、商人、金融家（这些词用于当时并不完全恰当，但为方便起见，请原谅我就这样使用）以及所有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货币流通的人都深受其害。拥有土地的领主所受的打击较轻。卡尔洛·奇波拉在“西班牙统治下的乡村和城堡的经济状况”363中曾揭示了以上的情形。这项专题研究涉及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位于亚历山德里亚附近的特吉奥勒城堡（原属帕维亚主教的封地）。从这个个别的事例可以看出，实物租税和徭役并没有都变成现金租税（在用现金支付时，总是由领主或他的代表估算总金额）。除一些数额不大的封建性收入外，城堡主还享有其他形式的收入，相当于现代形式的地租，农民向他们交纳成袋的小麦、燕麦和蚕豆，成桶的葡萄酒和一车车干草……这些收入正是城堡主的主要财源。

从这些细节出发，我们可进一步想到西班牙大使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364（当他不在时，领地由他的妹妹管理，每年夏天出售小麦），想到于1559年买下1500块国王封地的那不勒斯总督阿尔卡拉伯爵，365想到堪称小国君主的阿拉贡领主以及拥有成片麦田、众多畜群的卡斯蒂利亚贵族，想起出售粮食、葡萄酒和丝绸的西西里领主。我们得到的印象全都相同：土地是这些各不相同的领主的靠山，在物价上涨的动荡时期，土地使他们免于掉进通货膨胀的深渊。在17世纪初，领主阶层之所以能统治欧洲，是因为它失去的土地比人们一般所设想的少得多。很多商人和城市里的富人都购买土地和庄园。这并不是疯狂的举动。托斯卡纳的富人和热那亚的大富豪拼命购买那不勒斯的地产和封号，这或许是出于虚荣心，但当家人的谨慎、算计和明智也起作用。

图47 斯特拉斯堡、利沃夫和巴伦西亚的谷物的实际价格

根据勒内·格朗达米在让·富斯拉蒂埃《售价与成本》一书中的图表（第13类，第31页）。价格是按泥瓦工助手的工时计算的。在巴伦西亚，生活水平的下降比大陆其他两个城市略慢。

甚至并不富有的人也被这些可靠的投资所吸引。本韦努托·切利尼在其晚年（死于1570年）终于成为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小块地产的主人。这块地产是他于1560年3月从农民手里买下的。至于这些农民是否存心设计害他，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切利尼疑心太多，把农民想得太坏。但重要的是，他买下了土地，以保证安度晚年366。

银行和通货膨胀

除了土地，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受到震动，尤其是银行。367银行开展各项业务，都采用记账货币，而不用真实货币，因而直接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威尼斯或热那亚的里拉，西西里的盎司和塔利，西班牙的马拉维迪和杜卡托，法国的图尔里佛，所有这些计账货币都不断失去它们的固有价值。西西里盎司1546年约等于91.09里拉（1866年的意大利货币），1572—1573年却只值20.40里拉。同样，用芽月法郎表示的法国图尔里佛于1515年值4里拉，到1521年只值3.65里拉（这种贬值是把外国硬币，特别是卡斯帝利亚的黄金吸引到法国的一种方式），1561年值3.19里拉；1573年值2.94里拉；1575年值2.64里拉；1602年值2.46里拉。368真实货币和记账货币的兑换就这样持续不断，而且总是真实货币取胜。这里还要搞清所受的损失究竟记在谁的账上。如果用记账货币在银行入账的一笔存款在过了几年以后仍原本偿还，存款者就吃亏了；如果是银行家在同样条件下提供的贷款，那么银行家将遭受损失。记账货币如果闲置不用，时间越长，损失也就越大。

马利奥·西利认为，所有的银行家和批发商因此在16世纪都实行高利贷。马利奥·西利的看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方也罢，那方也罢，所受的损失归根到底还是记在商业和金融业的账上。对于个人来说，得失能否互相抵消呢？这是另一个问题。总之，鉴于商业活动的节奏（我说的是3个月举办一次汇兑交易会），鉴于贷款所付的利息以及通货膨胀的不断上升，计账货币的内在损耗不是一天半天就让人察觉的。商人在记账时从不提到这种损耗。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天长日久，缓慢的损耗竟不起任何作用。商人和银行家的破产通常与短期的经济动荡相联系。银行不但数量众多，还显得相当兴旺，例如皮萨尼-蒂耶波洛银行在1583年3月，369即它倒闭的前一年，一次就把价值20万杜卡托的西班牙里亚尔运到威尼斯。但是，这些银行过多地提供贷款，尤其把部分存款用于一些周转缓慢的商业活动。到了1584年，由于出现短期的经济滑坡，贷款无法收回，存款又被提取，危机便出现了，而且无可挽救。就这样，皮萨尼-蒂耶波洛银行于1584年3月17日破产370。如果真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研究那不勒斯国家档案馆保存的银行家的许多账册，并在A.西尔韦斯特里371已经进行的大量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发掘，并对其成果作出解释。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图48 记账货币的贬值

本图表将刊登在费尔南·布罗代尔、弗兰克、斯波纳为《剑桥经济史》第四卷所撰写的文章中。各种货币均根据其含银量排列顺序，有重币和轻币。有些货币，如英镑，相对稳定，有的则很不稳定，如波兰的格罗塞提、土耳其的阿斯普尔，甚至还有图尔里佛。关于卢布和阿斯普尔的数字是约数。Pf.Pf.Rech=镑，芬尼，轻值。Fl.Gu.=弗罗林，从1579年起改称盾。Pf.HG.=镑，赫勒，盾。

原图中的地名缩写均用全文写出。

不管怎样，在1550—1570年以后，银行破产不断增多，并随着“白银时代”的到来，即随着通货膨胀时期的到来，而日益变得严重。372恰恰就在那时，出现了一系列国家银行，提供了治好这场大病的药方。在这些公立银行中，巴勒莫银行成立较早，于1551年诞生。这家银行受巴勒莫市元老院的监督和管辖，设在一个名叫拉洛贾的地方。373这最初可能是特拉帕尼省公共信兑所的附属机构，后者于15世纪末374即已存在。这就说明，巴勒莫银行不仅成立日期特别早，而且性质也与众不同。像意大利南部公立银行一样——它往往是它们的样板——巴勒莫银行专门负责收税、经营公款和公共支付。菲利普三世统治时期，它被委以无利可图的整顿西西里的货币的任务时，终于被这些政治和行政工作压垮了。

创办公立银行主要在巴勒莫银行成立30年以后才开始：1586年，圣乔治商行恢复了一个多世纪以前（即在1444年的黄金危机时期）业已放弃了的银行业务。1587年9月23日，墨西拿城的信贷所宣布成立，但其章程于1596年7月1日才得到菲利普二世的批准。人们希望通过它结束接二连三的破产和侵吞公款，这并非没有道理。新银行拥有接受公共机关的存款的特权，受墨西拿城的监督和管辖。3751587年，376著名的里亚托广场银行在威尼斯成立。1619年，一家同样出名的银行——季罗银行——吞并了它。1593年，昂布罗吉奥银行在米兰诞生。与季罗银行相同，这是一家实行独立经管的银行。就在同一时期，那不勒斯天神报喜圣母院的当铺和济贫院开办了一家附属银行。在罗马，也成立了圣灵济贫院的附属银行……兴办银行的运动规模相当大，在时间上也很集中，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据。

但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尤其在北方，国家银行的职能很快就超出了公共财政的严格范围。例如，里亚托广场银行不顾禁令，竟然利用储户的存款，立即实行透支借贷。它还广泛发行一种溢价信用货币，取代金属货币。公立银行这样做，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无非是照搬过去私人银行的老方法而已。它们的独创性在于以空前的规模发放贷款。但是，正是私人银行的破产、不完善和不可靠导致了大批的公立银行的突然产生。季诺·卢萨托（我们以上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他的见解）得出结论说：“虽然公立银行没有任何创新，但它们至少使广大顾客可以放心，并得到从私人银行那里往往得不到的安全感……”。377人们不妨想一想，从1552年的普里乌利银行破产到1584年皮萨尼第二银行破产，378威尼斯确实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多次银行破产。那不勒斯的金融崩溃也接连不断，从热那亚商人拉瓦斯克斯的破产（实际上是半破产）开始，直到1580年为止，11家银行竟减少到只剩4家（具体数字还存有争议）。379

无论在那不勒斯还是在威尼斯，这些破产往往是当局不适当的干预造成的。例如，那不勒斯总督于1552年380扣留了拉瓦斯克斯储存的黄金，强行以低价兑换成刚轧制成的新币……在威尼斯，市政会议总是强迫银行认购爱国公债。尽管如此，通货膨胀始终是个隐患，并导致国家进行必要的干预。圣乔治商行在恢复其银行业务后，于1586年对储户开办黄金存款，于1606年开办白银存款，更奇怪的是，于1625年又开办了西班牙本洋的存款。这一令人困惑不解的细节既可能永远是个难解的谜，但也可能使人抓住问题的要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储户用什么货币存入银行，必要时也用这种货币从银行支取，因而储户可以得到黄金或白银的保证，免受贬值之苦。381与此同时，银行本身同存款人一样，也可以依靠金属货币的牢固地位避免记账货币的风险。

“工业家”

物价上涨的另一个受害者是“工业家”。多亏米塞佩·帕伦蒂，我们对“工业家”的情形才有了一点了解。他关于佛罗伦萨的论述以及关于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意大利的论述，虽然仅仅是一种尝试，但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在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工业城市，物价上涨使手工业者的名义工资增加。在佛罗伦萨，以1520—1529年的指数为100，1550—1559年下降到99.43；1590—1599年达到162.63；1610—1619年达到178.95。这大大低于西班牙工资的上升幅度（1520—1529年为100；1610—1619年达到309.45）。但是，这大大高于法国工资的上升幅度（1550—1559年为100；1610—1619年为107.4），也高于英格兰工资的上升幅度（1520—1529年为100；1610—1619年上升到144）；也可能大大高于荷兰的工资上升幅度。在佛罗伦萨，名义工资的增加并不表示劳动者生活幸福，而仅仅表示“工业家”的利润有所减少。在工资和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利润却停滞不前。382佛罗伦萨工业家的利润虽然高于急剧下降的西班牙的利润，但无法与同时期的法国的或者英格兰的利润相比。因此，物价上涨给意大利工业的心脏注入虚弱的因素。意大利工业在17世纪初无法对付尼德兰的竞争，以后又无法对付法国同样咄咄逼人的竞争，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国家与物价上涨

相对而言，国家所受的损失比较小些。国家财政包括三个方面：收入、支出、债务，第三个方面——并非最不重要——随着价格的普遍上涨而自动减轻。然而，支出和收入都以同样的速度在增加。当物价猛涨时，所有的国家都成倍地增加了各自的收支。国家开支之庞大确实难以为继，但在整个16世纪，国家的巨大财源也在日益增长。

很久以前，理查德·埃伦贝格就劝告历史学家——他们没有接受——不要相信那些大使经常提供的预算估计。我们乐意加一句：也不要相信其他估计。预算一词今天有其确切的含义，与16世纪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尽管如此，不精确的数字仍然也可以提供一个数量级，至少足以表明预算的普遍增长。下面是西西里相隔四分之一世纪的两个预算：1546年，收入为34万斯库迪，支出为16.6万斯库迪，剩下的余额供偿还债务；1573年，收入为750194斯库迪，支出为211032斯库迪。在“结算”的余额中，还要扣除一系列特殊支出，以致西西里的西班牙大臣为求得收支平衡，不得不以14%—16%的利率借款。383那不勒斯的预算增长情况与西西里大体相似。384在西班牙，查理五世当政期间的收入增加了2倍。385菲利普二世的收入从1556年到1573年增长了1倍。3861566年，收入总数为1094.3万杜卡托；3871577年收入为1304.8万杜卡托。38850年过后，也就是在1619年，菲利普三世的收入可能为2600万杜卡托。389

通过菲利普二世的预算，人们可以推算出当时的债务（包括长期或短期债务）有了巨大的增加。在1562年的预算中（对这个预算不应盲目相信），390人们注意到下列项目：卡斯蒂利亚的债券利息50万杜卡托，佛兰德的债券利息30万，阿拉贡的债券利息5万，西西里的债券利息15万，米兰的债券利息20万，大西洋诸岛的债券利息3万，总计利息达123万杜卡托。如果按10%或5%的利率计算，本金则相应地在1200万到2400万杜卡托之间。391我们且确定是2000万吧！然而，在1571—1573年间，债务增加392到5000万，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无法算清。1581年，393一个威尼斯人说债务达到8000万。在不到20年内，菲利普二世的债务可能增加了3倍。

在锡曼卡斯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中，也许能找到更多、更精确的数字。在材料汇集后，我们还要根据菲利普二世的决算，分别算出他的收入、支出、债务和利息；在可能的条件下，还要画出真实预算的曲线。正如工资膨胀一样，预算收支数字的膨胀也包括虚假的成分。马里奥·西里把西西里的预算数字折合成黄金计算，说明预算不但没有增加，而且逐年在减少。

预算收支的大小要用物价上涨的尺度来衡量，单纯在收支数字上做文章，势必偏离问题的真正所在。大体上讲，面对生活费用的日益增长，国家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国家拼命想开辟新的财源，扭转物价的上涨趋势。16世纪各国历史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竭力维护和提高税收。尼德兰战争不仅是为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和维护既得自由而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是西班牙国家力图同国际商业要冲的经济命运相结合的一次尝试。然而，这次尝试失败了。

菲利普二世的帝国眼看它在欧洲的属地相继不再是收入的可靠来源。确实，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等地的“财源”陆续被当地的需要吸尽了。只剩下西班牙，或更确切地说，只剩下卡斯蒂利亚。菲利普二世坐镇伊比利亚半岛，加上国内局势太平（直到1569年为止），把包括大贵族在内的纳税人收拾得服服帖帖。里摩日的主教在1561年394写道：“天主教国王力求节俭，以备不时之需，并亲自过问财政和领地的各项事宜。他的精明和小心，如果再过分一点，我看很可能会被人指责为悭吝刻薄。”这就是说国王不断征询专家们的意见。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财政状况十分严重，专家们从来没有停止向他提出建议。我已经指出过托莱多大会以及这次大会于1560年11月14日作出的决定。395卡斯蒂利亚的税目因此不断增多，税收改革更花样翻新，增添新的税收项目。由各城市包干的消费税，原则上应占各项售价的十分之一。后来又增加4个百分点，税率达到14%。1561年，消费税总额上升到120万杜卡托；1574年达到370万。3961577年，消费税才不得不减少100万杜卡托。

纳税人当然怨声载道。加的斯城1563年397声称，由于1560年后不断加税，当地的商业陷于破产。国会一再表示不满。面对令人不安的物价上涨，国会并不怪罪于美洲货币，却想到指责眼前的现实，即王国政府增加的可怕的税收。1571年的国会指出398：“税收负担如此沉重，生活必需品又如此昂贵。很少的人能生活没有困难……”

税收数额巨大，分配很不合理，这与当时的条件有关。也就是说，只有一部分税款进入国库。卡斯蒂利亚无疑是帝国最慷慨的纳税人。因为这种慷慨有时是自愿的，国会经常以爱国相号召，此外还因为国王近在咫尺，很难违抗他的意旨。卡斯蒂利亚因此财政拮据，工业破败残缺，生活指数不断上涨。399只有相反的情形才会使人感到惊奇。然而，卡斯蒂利亚这样不顾困难，慷慨解囊，努力纳税，又有什么结果呢？间或出现的财政盈余远不能抵消帝国的全面亏欠。何况这些盈余只是昙花一现。如同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卡斯蒂利亚的财政赤字也将成为规律。400

因此，所有的国库都在困境中挣扎。在通常因经营有方而被引为楷模的佛罗伦萨，沉重的税收负担据说于1582年导致了人口外流。401葡萄牙在征服菲律宾前夕，竟征收20%的销售税和50%的水产品税。402在法兰西，王国政府于1587年初打算把巴黎的税收增加一倍，然后把这一措施向王国的所有城市推广，尽管国内当时正经历可怕的饥荒。403土耳其和波斯也同样采用这些办法。

在16世纪艰险的经济环境下，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再看西班牙的情况：政府至少曾分别于1563年、1608年和1621年三次降低债券息率。404至于推迟付款期限，或用尼德兰的说法：“在交易会转签期票”，405更是经常的事。西班牙政府于1566年决定提高黄金价格；查理五世1537年发行的埃斯库多金币，其价格从350马拉维迪提高到400；4061609年，又从400提高到440。407最后，西班牙分别于1557—1560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和1647年……对国家的短期债务实行一系列信用破产。西班牙国家无止境地勒索城市、富人和教堂的钱财，并且不择一切手段。

对16世纪的预算进行的全面研究，再与我们知道的当时英格兰的收支状况相比较，可以回答下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物价的风暴中，地中海国家或者地中海附近的国家是否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大的震动呢？就西班牙而论，在我们看来，回答似乎是肯定的。尤其考虑到战争给这个过分庞大的帝国造成的巨大支出，情况更是这样。1597年408法国的一篇攻击性短文写道：“对他（菲利普二世）来说，战争是极其昂贵的，而且比对其他君主昂贵得多。为了维持一支海军，他必须从遥远的国外招募大部分船员，而为养活船员，又要消耗大量经费。至于在陆地作战，例如在尼德兰的主战场，他所付出的代价比敌人要高10倍，因为他在西班牙征召一名士兵，派往阿尔图瓦边境同法国士兵作战，要花费100杜卡托，而一名法国士兵只需国王支付10杜卡托……”

同样，他的海军装备应同时符合大西洋作战和地中海作战的要求，这对西班牙不利。更何况，价格又在不断上涨。托梅·卡诺在《航海术》409一书中说：载重500吨的一艘船在查理五世时代约值4000杜卡托，而在1612年的今天，要值1.5万杜卡托；佛兰德船帆过去每公担值2杜卡托，今天售价为8杜卡托。他又说：“过去我从印度运货到卡塔赫纳，每吨运费为14杜卡托，而今天要52杜卡托。即使这样，船主所得的钱还是过去那么多。”在所有这些价格变动中，工资以及经营利润往往相形见绌。这至少部分地说明，西班牙在大西洋的海上活动，为何在16世纪末处于困境。不但大西洋的大型船只是如此，地中海的小型帆桨战船也同样是如此。1538年，410西班牙装备一艘没有炮的帆桨战船要花费2253杜卡托（船身价值1000杜卡托）。然而，1582年，J.安德烈·多利亚出售的帆桨战船每艘竟要1.5万埃居。这个价格显然是抬得太高了。不知道当时出售的是否指配备有划船奴隶和大炮的战船整体。无论如何，价格差别十分悬殊。

美洲财宝的减少

在1610年后，特别在1620年后，来自美洲的“财宝”放慢了速度。不论这一停滞是信号、结果或是原因，它都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总的来说，如果仅仅用美洲自身的原因来解释这个“事件”，似乎美洲是一切的原动力，那就错了。根据效益递减的法则，矿山开采费用不断在增加。由于营私舞弊和自身的货币需求，美洲可能截留了更多的产品。411一部分金属可能被投机商所转移，用马尼拉大帆船412从新西班牙运往远东和中国。此外，美洲人口灾难性的减少，使得为开采白银所不可缺少的对印第安劳动力的征集遇到了困难和放慢了速度。413

以上的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即所有这一切还有待于在塞维利亚和锡曼卡斯的档案馆，特别是在关于美洲的案卷中作进一步的考证。在没有事实证明前，不能先验地认为，人口的减少竟使矿业这个特殊的、享有优先权的部门得不到充足的劳动力，经由拉普拉塔河进行的大规模的走私活动似乎随着1623年前后矿业活动的普遍衰退而停止了。4141635年以后，用马尼拉大帆船运出贵金属也中断了。415但是，这些解释的主要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基本上都把原因确定在美洲，似乎走私不是在到达地和出发地同时进行的。尤其是这些解释没有考虑到，西班牙帝国把欧洲同新大陆连成一片，构成一个经济整体。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提到全面的经济形势，没有提到1580年、1595年以及1619—1622年后在欧洲出现的经济衰退。这些衰退终于导致17世纪40年代的大崩溃；导致西班牙在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后来（1647年）又在那不勒斯的灾难；还导致同年撤销保护安的列斯群岛的巴尔洛文托舰队。416

谈到总的经济形势，就要分析价格、成本、工资和利润。非常了解新大陆的罗德里戈·维沃罗4171632年认为美洲的机器不可能发生故障。在这一点上他显然错了。他说每年生产2400万金币，其中200万可能运往塞维利亚，这也说错了。但是，他正确地指出，矿山主陷入恶劣的经济形势的旋涡中，他们“全都负债，因为盐和玉米涨了价，印第安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一倍。老板为招募工人而苦苦哀求，而招来的工人却并不适合矿业劳动”。还有牌桌以及“吸取矿工血汗”的放债人。这些放债人“用布匹和其他商品（他们靠这些又赚了钱），或者更坏的是，用葡萄酒”换取白银。但是，为了看得更清楚，还必须从西班牙和欧洲方面，在更广泛的整体规模上，重新分析这一问题。

货币贬值和伪币

总之，美洲白银的光辉时代无疑在17世纪中叶结束了。劣质货币在当时广泛出现。16世纪已经有了劣币。但是，到了17世纪，成色不好的货币进入地中海的主要流通渠道，并被一直带到黎凡特，而在这以前50年内，劣币始终被排斥在流通之外。

那时候，劣币只在北欧和伊斯兰国家，也就是说，在地中海的外围地区通行。而且即使在这两个地区，劣币也很晚才出现。在欧洲北部，经过伊丽莎白的努力，英格兰货币的币值已经稳定，在叛乱的尼德兰，直到1585年11月贬值为止，货币经历了重大的波折。418甚至在采取这项贬值措施前，至少从1574年起，劣币的制造已经开始，419特别是在列日。就在这一年，他们生产的劣币已运到西班牙的大门口。偷偷用劣币换取良币，420这是把西班牙的垄断打开一个缺口并攫取部分贵金属的方式之一。1609年签订了十二年停战协定以后，这种交易就在各个港口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荷兰人当时带来了大批低值货币。这种活动以前只有通过吕贝克或汉堡的船舶，或者借助于英格兰人（因为英格兰和西班牙于1604年签订了和约），421或者通过法国人才可能进行。成色很差的低值货币整箱整桶地到达。返回时，人们把金币或银币藏在盐或者其他商品下面。1607年，在波尔多及其四郊，四家“铸币厂”忙于改铸西班牙货币。通过不同途径取得的这些货币，一经回炉改铸后，就可以提供18%以上的利润。422

这在当时几乎是一项诚实的买卖。但相对的诚实没有维持多久。从1613年起，出现了仿照西班牙货币轧制的含银量很低的铜币。铜币产量每年达200多万比索，以后还不断增加。根据专家的估计，通过轧制劣币冒充良币，赢利可达500%。除尼德兰外，丹麦、英格兰和意大利也搞类似的以次充好的勾当。整船的劣币运往坎塔布连海岸或巴拉梅达的圣卢卡尔。423

已经在大西洋自由流通的伪币后来到达地中海。1595年，皮翁比诺公爵夫人下令在她的小公国轧制成色很差的货币。424在17世纪的头10年，“劣币”敲开了黎凡特的大门，整个地中海全部被毒化了。1611年，425一份威尼斯的报告指出，阿勒颇的货币混乱十分惊人，一般比通用货币溢价4%—5%的良币在那一年被以高出面值30%至35%的价格收购。有关这段历史的下文，可在保尔·马松的《法国在17世纪对黎凡特的贸易》一书中读到。426

在这个时期，虽然纯粹的地中海贸易受这种惊人的混乱影响不大，一场严重的危机却席卷从阿尔及尔到埃及和到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帝国的诸地区。人们对土耳其长期保持的良好财政状况赞叹不已。可能在苏里曼大帝的长期统治时期（1522—1566年），土耳其的财政确实具有这个优点。然而，在这光辉的统治告终的那一年，也就是进攻马耳他失败以后不久，如果哈默的流传已久的著作所载的情况属实，427开罗只有一家土耳其“造币厂”轧制金币，金币贬值30%。这可能是因白银价格下跌而作出的必要调整。当时的情形究竟怎样，还值得我们进一步了解：马耳他围城战以后，1566年的贬值也许是表明土耳其帝国开始力不从心的第一个迹象。

到1584年，毫无疑问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428土耳其的通货是一种呈方形的小银币429——阿斯普尔（土耳其文叫阿克塞）。勒芒斯的伯龙明确指出，阿斯普尔是用“没有掺杂”的纯银轧制的。430一个旅行者431说，有人把银币扔进烧得灼热的炉做过试验。银币的重量等于四分之一德拉克马（古重量单位，约等于3.411克），价值10到11图尔德尼埃432或7.5威尼斯夸特里尼，或2到2.5德意志克莱泽，或1罗马巴约科，或1旧威尼斯马尔凯托。433伯龙还写道：“阿斯普尔和我们的卡罗吕斯同样值钱。”43416世纪初，阿斯普尔的价值等于素丹金币的1/135，435后者的价值略低于威尼斯西昆，但等于或往往高于德意志最好的翁加卡里。436塞里姆一世登基时，素丹金币值60阿斯普尔。这项官方市价直到1584年都没有改变。因此，虽然1566年发生贬值，新西昆同白银的比价并没有受到影响。土耳其的塔勒是一种价值略低于奥地利克罗南塔勒或意大利的埃斯库多的银币，价值40阿斯普尔，而克罗南塔勒或埃斯库多值50阿斯普尔。我们的文献资料证实了这些货币的价值：4371547年，300阿斯普尔等于6埃居……438威尼斯总督在1564年指出，每3个月的一般支出高达34487阿斯普尔，即574杜卡托又47阿斯普尔。这就是说，通常市价为每杜卡托兑换60阿克塞。后来，这位总督开了一张9170斯库多的汇票，兑换率是1埃居值50阿斯普尔439……1561年，由于银根紧张，另一个总督只得到1埃居值47阿斯普尔的兑换率；4401580年，兑换率还是1埃居值50阿斯普尔。441

为了使奥斯曼王朝的货币一览表完整起来，我们还要介绍最后一种货币，即阿拉伯的货币。这种货币在埃及和叙利亚广泛流通，并在地中海、波斯湾和红海之间的地区占有一席之地，叫作迈丁，含银量为阿斯普尔的一倍半。442因此，40迈丁能兑换1西昆，35迈丁兑换1埃居或克罗南塔勒。443正如一个名叫纽伯里的英格兰旅行家在1583年所说，“40迈丁等于1杜卡托”。444

1584年的大幅度贬值445是在波斯货币贬值后发生的。由于战争，领军饷的部队人数增加造成巨额的支出。埃及于1584年向素丹提供贷款，按1西昆值43迈丁的兑换率计算，但在偿还时，则要采用1西昆合85迈丁的兑换率。因此，西昆的价值就从60阿斯普尔上升到120阿斯普尔。当然，西昆并不改变，阿斯普尔却从此变轻了，部分贵金属被铜代替。1597年，每德拉克马白银可轧制10到12枚阿斯普尔，而不再是4阿斯普尔。1590年的动乱之后，西昆的兑换率又从120阿斯普尔上升到220。随着低成色货币的流通，土耳其也出现了1600至1650年在卡斯蒂利亚同样出现过的铜币膨胀。厄尔·汉密尔顿指出了卡斯蒂利亚的这次铜币膨胀的经过和破坏性。446但是，这场一直延续到将近17世纪中叶的危机在2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危机的冲击势不可挡。在1625至1630年期间，西昆的价格再次上涨，达到240阿斯普尔，1塔勒的价格也达到120阿斯普尔。1642年，土耳其强行使西昆的市价下跌50%，值151到157阿斯普尔（而不是120）。1561年以后西昆价格又再次上涨，土耳其进行的针对威尼斯的旷日持久的干地亚战争终于使土耳其陷入财政混乱。如果说1660年西昆在塞尔维亚还能值240阿斯普尔的话，那么1663年它在索非亚的牌价是310阿斯普尔。447

这些贬值对土耳其帝国的经济的健康状况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个国家，阿斯普尔既起真实货币的作用，又起记账货币的作用。这就是土耳其货币混乱的最明显的原因。448另外还有其他的原因，特别是阿尔及尔迫不得已而推行的劣币政策。在阿尔及尔的市场上，西班牙金币和银币的价格都在面值以上。这是一种吸引和诱取必不可少的外币的一种方式。当时甚至存在某种活动的换算比例。1580年伊阿费帕夏认为兑换率不够高，于是就把西班牙埃居的市价从125阿尔及尔阿斯普尔提高到130。449正如西班牙学者马努埃尔·加利亚多—维克多所认为的那样，这次贬值很可能与1580年赎回塞万提斯有关。450但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西昆贬值之前，西昆的牌价是66土耳其阿斯普尔，而在阿尔及尔却值150阿斯普尔。这表明，素丹金币在同西班牙埃居一样被吸引到阿尔及尔后，价值便惊人地提高。451至于西班牙埃居，如果我们的计算正确的话，在阿尔及尔兑换时的溢价高达30%。

金属货币的三个时代

我们不准备再作广泛的解释。以上的叙述虽然过分简略，但已相当冗长，其余一切将由图表加以补充。而且，有关经济形势的困难问题，我们会有机会再谈。不管怎样，可以得出一幅相当清楚的图像。历史学家面对的是三个重叠的金属货币时代：苏丹黄金时代，美洲金、银时代，然后是铜币及劣币时代。不管官方是否允准，劣币于16世纪末畏畏缩缩地出现了，然后在17世纪的前几十年淹没了一切。这只是一幅简单的草图，因为这三个时代并不安稳地按高低顺序排列，而是有时彼此穿插，有时拉开距离，有时互相混合。这种状况显然有待我们记录下来和作出解释。

黄金时代：一切款项优先用黄金支付。1503年，巴亚尔在巴列塔附近俘获了西班牙军队的一名财务官员。法兰西国王的这位“忠实仆从”写道，“把俘虏解到后，就打开他们的钱袋，里面是金灿灿的杜卡托”，这一事例足以证实规律。452另举一例，法国国王“用从西班牙取得的黄金”支付军饷（1524年）。453在哈布斯堡家族和瓦卢瓦家族冲突的初期，所有的斗争都用金币进行。一人出门旅行，只要随身带上金币就能支付一切费用。1525年5月，查理五世的大使十分不安：据说“有四名携带教皇的硬币的骑兵”在米朗多莱经过……这显然足以令人感到惊惶不安。

后来，在白银的漫长统治时期（可能从1550年到1650年或1680年），白银的运输格外惹人注目，因为白银笨重，要用车、船或驮畜运送，且不说还要派人保护。例如1551年12月，至少有500名火枪手护送白银从热那亚到佛兰德。454大规模的黄金流动通常是隐蔽的，除有关人员外，谁也不知道。然而，1586年9月，当获悉菲利普二世把10万金埃居运往意大利时，人们议论纷纷，不明白国王出于什么国内需要才采取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黄金一般是不从西班牙半岛外流的。455物以稀为贵，只要有黄金付账，顿时便“身价百倍”。铸币商和专家们不厌其烦地解释说，如果金价能按老规矩始终等于银价的12倍，一切都会秩序井然。但是，在黄金不断增值的威尼斯，精确的统计表明，老规矩已经行不通了。1593年11月，威尼斯造币厂的负责人不能不承认说，1马克黄金值674里佛9苏，而12马克白银值632里佛16苏，即黄金比白银高出40里佛13苏尔迪。456虽然高出不多，但显然有差别。

岁月流逝，在欧洲的货币时间表上，铜币时代来到了。随道匈牙利、萨克森、德意志、瑞典和日本的矿业的兴起，铜币获得胜利。正当西班牙的通货膨胀极其猛烈时，铜币在邻近的葡萄牙大肆泛滥，但葡萄牙有印度可作排解。即使在灾难深重的年代里，葡萄牙的铜币始终外流一空。铜币在葡萄牙甚至格外珍贵。1622年，需要用13里亚尔，而不是12里亚尔才能兑换1杜卡托小铜币。457

然而，黄金很快又再度抬头。来自巴西的黄金于17世纪末到达里斯本、英格兰和欧洲。地中海也得到一部分黄金。但这次黄金膨胀的中心不在地中海。而在过去，地中海曾长期是白银膨胀的中心。

原书本部分注释

1.Mathias de SAINT-JEAN,Le Commerce honorable...,1646,p.102;l'or et l'argent “richesse naturelle”selon W.PETTY,Polit, Arithm., 1699,p.242.

2.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161,fos 239 v oet 240,vers 1600.

3.A.de MONTCHRESTIEN,op.cit.,p.94.

4.J.van KLAVEREN,art.cit.p.3,soutient bien à tort le contraire.

5.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161,f o 2,14 décembre 1593.

6.Mouvement insolite,à contre courant,dont s'étonne Zuan Batta Poreti dans son rapport à la Seigneurie,1603,Museo Correr 181,f o 53 v o.

7.Ibid. Cicogna 1999 /s. d. /Douanes à Venise payées en monnaies d'argent.

8.Ibid.

9.Antonio della ROVERE,La crisi monetaria siciliana （1531—1802）,p.p. Carmelo TRASSELLI,1964, en général et spécialement,p. 30 et sq. Forcing permanent de l'or, à quoi s'ajoutent les émissions intempestives de cuivre,ainsi de 1602 à 1606,au temps du duc de Feria,L. BIANCHINI,op.cit.,I.p.336.

10. La hausse de l'or chasserait les monnaies d'argent comme le reconnaît et le note Zuan Batta. Poreti （référence note 2 ci-dessus）et par suite arrêterait toute hausse des prix courants,ceux-ci flottant sur l'argent, c'est l'hypothèse de Frank C. SPOONER avancée dans notre contribution commune à la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de prochaine publication. Zuan Batta Poreti soutient que les changes liés à l'or doivent s'élever et s'élèvent avec lui（f o 53）,on établit,en effet,le cours des changes à Venise à partir du ducat, monnaie de compte, celui-ci avec la hausse de l'or（en l'occurrence du sequin）se dévalue tel un billet de banque, il faudra donc plus de ducats （hausse du change） pour obtenir un écu de marc sur les foires “de Besançon”. En outre, toutes les marchandises achetées par le jeu du change （les laines d'Espagne, les colorants）doivent et vont monter.

11. Pour ces dernières indications, John U.NEF,“Industrial Europe”,art. cit., p.7.

12.André PIGANIOL,Rome, p.389.

13.G.I.BRATIANU,Études..., p.80

14.W.HEYD,op.cit., I,p.1 et sq.

15. Voyez à ce sujet la bonne remarque de Giuseppe MIRA, Aspetti dell'economia comasca all'inizio dell'età moderna,Côme,1939,p.244（1587）.

16.Op.cit.,p.165. Bien entendu ce chiffre est tres exagéré.

17.BELON DU MANS,op.cit., p.100 v o.

18.Ibid.

19.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181,f o 53 v o.

20.Op.cit., I,p.270.

21.Marciana 5729,Relazione d'Egitto,1668.

22.A ce sujet,la lettre d'Idiaquez au marquis de Mondejar, Venise,26 mars 1579, A.N.,K 1672,G 1,note 33,impossible de trouver à Venise un crédit sur Constantinople même pour un simple rachat. Il n'y a de lettre de change entre ces deux villes que pour de très petites sommes:N.IORGA,Ospiti...， pp.38,46,62,79,80,84—85,88,90,92,97—98,100,109,121（changes de Valachie à Venise entre 1587 et 1590）. Les Ragusains paient leur tribut à Constantinople par un jeu de lettres de change acceptées en paiement des droits de douane acquittés par les marchandises ragusaines en provenance des Balkans,à l'entrée de la ville,marchandises de leurs compatriotes disséminés dans la partie européenne de l'Empire turc. C'est l'absence de numéraire, son insuffisance,qui expliquent les clearings de Medina del Campo ou des foires génoises,J.KULISCHER,op.cit.,II,p.345.

23.A.de Raguse,Diversa de Foris,XI,f o 75 et sq. Relevé de paiements faits à des prêteurs juifs （vingt-cinq noms）par G.Bonda et Stephan di Cerva. Dix paiments au total échelonnés du 3 mars au 10 oct.1573. Les prêts consentis sont pour une durée d'un à quatre mois.

24.16 févr.1596,G. BERCHET,op.cit., p.87.

25.A.d.S., Venise,Busta 105 C. 838,24 novembre 1585.

26.Museo Correr,Donà della Rose 26,f o 54,26 mai 1562;interdictions de ces changes “ni in bottega ni in casa”,2 déc. 1605, Cinque Savii,12,fos105—106.

27.J.B.TAVERNIER,op.cit.,I,p.73.

28.John Newberie à Léonard Poore de Londres,Alep,29 mai 1583; R.HAKLUYT,op,cit., II,pp.246—247.

29. Le problème a été remarquablement étudié par V.MAGALHÃES GODINHO,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1958（Thèse dactylographiée,Sorbonne）,t.I,pp.1—241.

30.J.CARCOPINO.Le Maroc antique,1943,p.139.

31. Roberto S. LOPEZ,Studi sull'economia genovese nel medio evo,1936,compte rendu de Marc BLOCH, in:Mélanges d'hist. soc.,I,1942,pp.114—115.

32. En 931. Plus tôt,en 875,des marins andalous avaient fondé Ténès sur la côte “algérienne”.

33.P.BÉRAUD -VILLARS,L'Émpire de Gao...,1941,p.220.

34. La grande référence est Jacques de MAS-LATRIE,Traités de paix et de commerce divers concernant les relations des Chrétiens avec les Arabes,en Afrique septentrionale au Moyen Age,1866.

35. E.COUDRAY,“Les étrangers à Tlemcen”,in:Journal de l'Algérie nouvelle, 1897.Du même auteur,sur le même sujet,un travail manuscrit qu'il m'a été donné de lire et d'utiliser.

36. Ainsi ce Georges Grégoire Stella,acheteur de laine et de toiles à Constantine,en 1470,Robert BRUNSCHVIG,La Berbérie...,I,p.269.

37.Laurent-Charles FÉRAUD,Annales tripolitaines,1927,p.16.

38.Projets de Sanche IV de Castille et de Jaime d'Aragon.Zones de partet d'autre de la Moulouya. Les projets de Henri III. Destruction de Tétouan vers 1400...,R.KONETZKE,op.cit., p.84.

39.Robert BRUNSCHVIG,La Berbbérie Orientale sous les Hafsides des origines à la fin du XVe siècle,1940,I,p.269,note cette importante correspondance. A retenir le fait,aussi,que Venise établit les“galées”de Barbarie en 1440,ibid., I,p.253. Pénétration pacifique,compte non tenu de l'action portugaise au Maroc.

40.R. GANDILHON,op.cit., p.29.

41.A ce sujet,il y avait aux archives de Raguse,en 1935,toute une documentation inédite.

42.G.LA MANTIA,“La secrezia o dogana di Tripoli”,in: Arch.st. sic.,XLI,pp.476—477,note 1,à propos des duplae ou duble de Tripoli,1438:“Et quoniam merces et mercimonia pro maiore parte hodie apud Barbaros expediuntur ex quibus duploe veniunt quoe ut videtis（il s'agit d'une lettre du roi Alphonse au ‘stratigoto’de Messine）non possunt iuxta valorem suum facilemcursum habere,quo fit ut magnum populis nostris detrimentum sequatur”. En conséquence,qu'on les fonde“per coniare moneta di ducati”.Les doubles sont,en pays musulman,des pièces d'or,encore au XVIe siècle,en Afrique du Nord. R.HAKLUYT,op.cit., II,pp.176,1584.

43.Ainsi A. d. S.,Mantoue A o Gonzaga,Genova 757,5 janvier 1485;7 juillet 1485;Spagna 585,6 décembre 1486;7 novembre 1486;Genova 757,21 juillet 1487 （lettre de change de Federico Crivelli）;25 août 1487 （lettre de change sur Tunis）;25 août 1487;11 septembre 1487,200 dobie de Tunis valent 220 ducats;15 octobre 1487,etc.

44.C.TRASSELLI,“Transports d'argent à destination et à partir de la Sicile”,in:Annales E.S.C., 1963,p.883.

45. Richard HENNIG,Terrœ incognitœ,III,1939;LEFÈVRE,“Il Sahara nel Medioevo e il viaggio a Tuat del genovese Malfante”,in:Riv. delle Colonie,1936;C.DE LA RONCIÈRE,“Découverte d'une relation de voyage du Touat décrivant, en 1447,le bassin du Niger”,in:B. de la Section de Géogr.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1919.Sur ce thème,voir aussi les études de G.PIERSANTELLI,de P.SCHIARINI,de R.DI TUCCI...

46.Op.cit.,I,p.194.

47.C'est pléonasme de dire “l'or de tibar”,voir infra, p.432,n.4.

48.R.HENNIG,op.cit., III,p.286.

49.LÉON L'AFRICAIN,Description..., III,p.300,et P. BÉRAUDVI

LLARS,op.cit., p.90.

50.G.BALANDIER,L'Afrique ambiguë,1957,p.67 et sq.

51.V.MAGALHÃES GODINHO,op.cit., IIe partie,chap. 1,p.671 et sq. du dactylogramme.

52. Peut-être plus tôt,A.d.S., Venise Senato Dispacci Spagna,Zane au doge,Madrid,14 février 1583,le Roi Catholique fait “molto artigliare un navilio”avec 150 soldats à bord pour l'envoyer à la Mina y prendre une certaine quantité d'or qui s'y trouve “di ragion della Corona di Portugallo”.

53. Carmelo TRASSELLI,“Un aureo barbaresco battuto in Sicilia”in:Numismatica,1963.

54. Simancas, Venecia,E o 1308, f o 2,Le doge de Venise aux Rois Catholiques, Venise,23 décembre 1484.

55.Ces précieuses lettres,1497—1511,nouvellement classées,A.d.S., Venise,Lettere Commerciali,XV,9.

56.Ibid., Senato Mar 19,f o 101.

57.Ibid., f o 166 v o.

58.Ibid.,f o 152 v o,17 septembre 1520.

59.Voir les notes pertinentes de R. GANDILHON, op. cit., p.254; Jacques Raymond COLLIER,Histoire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1951,t.III,p.123 sur la concentration entre les mains de quelques marchands du commerce de la ville avec l'Afrique du Nord.

60.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26 f o 23 v oet sq., 16 juillet 1532（in:Consiglio di X con le Zonta）16 juillet 1532,évoque la création,en 1524,du “maestro di cessa” destiné à accélére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Rareté de l'argent à emprunter,A.d.S.,Mantse,A o Gonzaga,Venezia,1456,Venise,14 septembre 1533. Ziambattista Malàtesta au marquis,haussement de l'or à Venise,en 1526,A.d.S., Venise,Senato Zecca,36.

61.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26,voir note précédente.

62.A.d.S.Venise,Senato Zecca,36.

63.Vitorino MAGALHAS GONINHO,op.cit., à paraître. H. van der WEE,op. cit., II,pp.124—127.

64.Jean-Pierre BERTHE,“Las minas de oro del Marqués del Valle en Tehuantepec（1540—1547）”,in:Historia Mexicana,1958,note 29.

65.Alvaro JARA. Travail inédit.

66.Henri LAPEYRE.op.cit., p.257.

67.John U.NEF,“Silver production in Central Europa”,in: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49,1951.

68.L'économie mondiale et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en France,1493—1680,1956,pp.8—9.

69.L'expression est de Jacob van KLAVEREN,op.cit.,p.3.

70.Ibid.

71. Roberto SIMONSEN,Historia economica do Brasil, 1500—1820,São-Paulo,1937,2 vol.

72. F. Braudel,“Les Espagnols et l'Afrique du Nord,1492—1577”,in:Revue Africaine,1928.

73.Voir note précédente;R.B.MERRIMAN,Carlos V,p.210;Francisco Lopez DE GÓMARA,“Crónica de los Barbarrojas”, in:M. H. E., VI,pp.371—9.

74.J.DENUCÉ,L'Afrique au XVIe siècle et Anvers,p.9.

75.Qu'il y ait encore des échanges commerciaux,ainsi entre Venise et l'Afrique du Nord,en 1533（et sans doute plus tard） c'est ce que suggère un incident rapporté par G. Cappelletti,Storia della Repubblica di Venezia,1852,VIII,pp. 119—120. Mais il y a un ralentissement visible à de petits signes:A.d.S.,Mantoue,Genova 759,Gênes,3 mars 1534,Stefano Spinola au marquis,on ne trouve plus sur le marché de Gênes de fruits de Barbarie.

76.D.de Haedo,op.cit.,p.24 et 24 v o.

77.1584,R.HAKLUYT,op.cit.,II,p.184.

78.D.de HAEDO,op.cit., p.27 v o.

79.B.N. de Madrid,ch.34.

80.D.de HAEDO,p.27 v o.

81. Relacion que ha dado el secretario Juan de Soto...Copie,20 juin 1574,Simancas E o 1142.On sair que tibar on tivar=or.

82.4 et 8 nov.1568,Simancas E o 1132.

83.Mais au temps de l'occupation chrétienne, Tripoli avait cessé d'être une ville de l'or.M.SANUDO,op.cit.,XI,col.112;ROSSI,op.cit.,p.17.

84. L'expression est de Carmelo TRASSELLI,“Note preliminari sui Ragusei in Sicilia”,article à paraître.

85. Emilio GARCIA GÓMEZ,“Españoles en el Sudan”,in: Revista de Occidente, 1935.

86. D.de HAEDO,op.cit., p.27 v o.

87. D.de HAEDO,op.cit., p.27 v o;J.GENTIL DA SILVA,op.cit., p.89,beaucoup de bateaux hollandais font le resgate de l'or au long de la côte de Guinée.

88. Je songe aux liaisons marchandes de l'Espagne, de Livourne, de Venise en direction du Moghreb et sur lesquelles existe une documentation abondante. A signaler les négotiations d'Alger avec Venise par l'intermédiaire du baile vénitien à Constantinople, Cinque Savii 3,f o 721,29 mai et 22 juin 1600,le“Vice-Roi” d'Alger propose des sauf-conduits pour 8 ou 10 marcilianes vénitiennes qui seraient chargées de laines,de cire et de cuirs. Traité de commerce de la Toscane avec le roi du Maroc,A.d.S.,Florence Mediceo 4274,1604.

89. Jean GASSOU,Les conquistadors,pp. 213—214. Avant le procédé de l'amalgame ou utilisait des huairas,petits fourneaux percés de trous,ibid.,p.211.Gerolamo Boccardo,Dizionario universale di economia Politica e di commercio,1882,I,p.160.P. RIVET et H. ARSANDAUX,La métallurgie en Amérique précolombienne,1946,p.21.Pour la date de 1571,le texte essentiel,LIZÁRRAGA,Hist.de Indias,II,p.556.

90.La remarque est de L.von RANKE,cit.par Platzhoff,op.cit., p.17.

91.Correspondance de Granvelle,êd.Piot.VII ,p.2,cité par R.B.MERRIMAN,op.cit.,IV,p.430,note 2.

92.Op.cit.,p.159.

93.Actas,I,p.285.

94.B.N.Madrid,9372,f o 41.

95.Vers 1569,PARIS,op.cit.,I,pp.339—340.

96.Op.cit., p.66.

97. P. de SÉGUSSON de LONGLÉE,op.cit., pp. 128,129;Requête...,1585, A. N., K 1563.

98. 18 mars 1588,Simancas E o 336,f o153 et （s.d.） E o336,f o 154.

99. F de Alava à Philippe II,Paris,6 mai 1567,A.N.,K 1508,B 21,note 6.

100. E.ALBÈRI,op.cit., II,p.405.

101. Ainsi,anciennement les safraneros allemands,A. SCHULTE,op.cit., I,p.354.La fraude en direction de Lisbonne.

102. Rome,20 juin 1554,Corp.dip. Port.,VII,p.360,Autres fraudes génoises（1563）.Simancas E o 1392;fraudes anglaises,10 juin 1578,C.O.D.O.I.N., XCI,pp.245—246.

103. Il était toujours licite de demander une autorisation d'exporter,voir ainsi la demande de Giorgio Badoer,avril 1597,A.N.,K 1676. D'ordinaire l'autorisation était accordêe pour les frais de route.

104. Cambios para Flandres,Simancas E o 500.

105. Ibid.

106. Simancas E o 502.

107. Simancas E o 504.

108. Morosini et Badoer au doge,5 mars 1551,G.TURBA,Venet. Depeschen..., t.I,2,p.517,note.

109. Le fait signalé par R.EHRENBERG,op.cit., I,pp.63,160.

110.K.HÄBLER,Die wirtschaft,Blüte..., p.53,R.EHRENBERG,op.cit., II,pp.63,150,155,155,note 92,à propos des Silberzüge des Fugger aux archives des Fugger.

111. R.EHRENBERG,op.cit., I,p.158.

112. SALZMAN,op.cit., p.5.

113. Moderacion de cambios,1557,Simancas E o 514—515.Correspondancia del factor Juan Lopez del Gallo sobre cambios y provision de dineros,ibid.

114. H.van HOUTTE,“Les avvisi du Fonds Urbinat”,1926,pp.369—370.

115. Bruxelles,13 juin 1558,A.E.Esp.290,copie.

116. B.N.,fr.15,875,fos476 et sq.

117. R.Gomez à Fco de Erasso,6 oct.1554,A.E.Esp.229,f o 85.

118. Mai 1554,R.EHRENBERG,op.cit., II,p.64.

119. CODOIN, LXXXIX, p. 32. 4 sept. 1564. Elisabeth emprunte encore à Anvers à la fin de 1568,CODOIN, XC,p. 152,Londres,6 nov.1568.

120. Antonio RUMEU DE ARMAS vient de le démontrer,une fois de plus,dans son beau livre,Pirateras y ataques navales contra las islas Canarias, 1974,I,p.335 et sq.

121. Documents concerning English Voyages to the Spanish Main, p.p.I.A.WRIGHT,1932,p.XVII.

122. 18 déc.1568,CODOIN,XC.p.160.

123. W. Cecil place seséconomies à Hambourg,CODOIN,XC,p.227,Londres,9 mai 1569.

124. Gresham à W.Cecil,Londres,14,août 1569,R,EHRENBERG,op.cit., II,p.34.Mesure analogue,la fermeture du Steelyard,en 1576—1577.Mais ce nationalisme n'exclut pas le recours aux places étrangères,ainsi à Cologne au moins,en 1575,CODOIN,XCI,10 déc.1575.

125. CODOIN,XC,p.184,14 févr.1569.

126. Ibid.,p.185,14 févr.1569.

127. Ibid.,p.254,ler juillet 1569.

128. CODOIN,XC,p.173 et sq., p.178 et sq.;CODOIN,XXXVIII,p.11.

129. O.De TÖRNE,Don Juan d'Autriche,I,p. 109 et sq. Pour lesdétails qui intéressent la vie marchande, les prises, le premier blocusd'Anvers 1568,et le second 1572—1577,voir V.VÁZQUEZ de PRADA,op.cit., I,p.55 et sq.,58 et sq.

130. Il est symptomatique que,dès 1567,le duc d'Albe,avec ses forces,ses deniers et ses lettres de change,ait gagné les Pays-Bas par Gênes,la Savoie et la Franche-Comté （Lucien FEBVRE,Philippe II et la Franche-Comté,p.520 et sq.）,la Lorraine et le Luxembourg, Détail révélateur:en 1568,150,000 écus destinés au duc d'Albe sont arrêtés sur le Rhin par le Comte Palatin. Les Génois responsables du transport,Luciano Centurione et Constantino Gentile,obtiennent la restitution de l'argent saisi contre indemnité,Charles IX à Fourquevaux,24 mars 1568,p.169;Fourquevaux à Charles IX, Madrid,6 avril 1568,C. DOUAIS,op.cit., I,p. 345;avis de Bruxelles,7 mars 1568,H.van HOUTTE,art.cit., p. 437.

131. Anvers,31 juillet 1572,A.d.S.Gênes,Olanda,Lettere Consoli,1265.

132. Armada reunida en Santander para ir a Flandes,Simancas E o 561;C. DURO,Armada española,II,288 et sq.

133. Antonio de Guaras à Zayas,Londres,29 nov. 1575,CODOIN,XCI,p.108.

134. R.EHRENBERG,op.cit., I,180—181,pp.213,215.

135. Philippe II au duc de Parme,S. Lorenzo,7 sept. 1588,A. N.,K 1448,M.

136. R.EHRENBERG les prétend hors jeu depuis 1577,mais à tort,op.cit., I,pp.362—363.

137. Philippe II à B. de Mendoza, Madrid, 17 mars 1589, A. N., K 1449.

138. Le même au même,S.Lorenzo,6 mai 1589 et 14 juin 1589,ibid.

139.Bart. BENEDETTI,Intorno alle relazioni commerciali...di Venezia e di Norimberga,Venise,1864,p.30.

140. L. BATIFFOL,La vie intime d'une reine de France au XVIIe siècle,Paris,1931,p.18.

141. Idiàquez au marquis de Mondejar,Venise,26 mars 1579,A.N.,K 1672,G.38,copie.Idiáquez rapporte un souvenir du temps où il était ambassadeue à Gênes,de là l'incertitude de la date.

142. En 1590,six courriers venant d'Italie sont délestés près de Bâle de 50,000 écus destinés à Ambrogio Spinola, à Anvers. Chaque courrier peuttransporter 10,000 écus en pièces d'or,V.VAZQUEZ de PRADA,op.cit., I,p.37.

143. Memorial de Ysoardo Capelo en que dize de la manera que se podra Ilevar a Flandes dinero de contado pasandolo por Francia,1572,A. N.,K 1520,B.33,note 49,copie.

144. Fourquevaux à Charles IX,Madrid,13 janv. 1569,C.DOUAIS,op.cit., I,p.46.

145. Le due d'Albe à Philippe II,Bruxelles,7 juin 1571,A.N.,K 1523,B 31,note 78.

146. C. de MONDOUCET,op. cit., I, pp. 71—72, Bruxelles, 21 oct. 1572.

147. Del Caccia au prince, Madrid, 21 sept. 1572, A, d. S., Florence, Mediceo 4903. G. MECATTI, op. cit., II p.750. Done erreur de LAVISSE op.cit., VI, 1,p.123.

148. Philippe II à Diego de Çuñiga, Madrid,25 sept. 1572,A. N., K 1530,B 34,note 65.

149. Saint-Gouard à Charles IX,Madrid,26 sept. 1572,B N.,Paris,fr. 16—104.

150. Op.cit., II,p. 136,note 1,B.N.Paris,fr,127,fos 181—182.

151. Diego de Çuñiga à Philippe II,Paris,1er déc. 1576,A.N.,K 1542,B 41,orig.D.

152. Op.cit., II,p.215.

153. C.S.P.Venet, VII,p.565,19 oct.1577.

154. R.EHRENBERG,op.cit., I,362—363.

155. Vargas à Philippe II,Paris,12 déc. 1577,reçue le 21,A. N.,K 1545,B 52,note 113,D.

156. Vargas à Philippe II,Paris,11 juillet 1578,A.N.,K 1545,B 43,note 9,D.

157. Le même au même,27 juillet 1578,ibid., note 22,D.

158. Ibid.

159. O. de TÖRNE,“Philippe II et les Guises”,in:Revue Historique,1935.

160. Philippe II à J.B.de Tassis,Lisbonne,20 août 1582,A.N.,K 1447, p.186.

161. Longlée à Henri III,Saragosse,3 mai 1585, Dépêches de M. deLonglée,p.p.A.MOUSSET,p.186.

162.A.d.S.,Mantoue,Série E,Genova 759,15 octobre 1532.

163.R.EHRENBERG,op.cit., I,p.343.

164.Cor Mor au roi, Rome,1er nov. 1551, Corpo dipl, port.,VI, p.38.

165.Op.cit., I,p.155.

166.Gênes,28 janv. 1564,Simancas E o 1393.

167.Philippe II à Pedro de Mendoza （1565）.Simancas E o 1394.

168.4 févr. 1566,C.DOUAIS,op.cit., I,p.50.

169.Au prince, Madrid, 11 mai 1566, A. d. S., Florence, Mediceo,4897 bis.

170.Le duc d'Albe à Philippe II, Carthagène,27 avril 1567,A.E.Esp.4,f o 357.

171.Garces au duc,Madrid,13 juin 1565,Mediceo 4897,f o 122 v o. 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30 avril 1566.Sim.E o 1055,f o 116 et également f o 137 et 184.

172.Op.cit., I,p.153.

173.Nobili au prince,Madrid,18 juin 1567,A. d. S.,Florence,Mediceo 4898,f o 68 v o et 69.

174.Le même au même,30 mai 1567,ibid., f o 60 v o.

175.Ibid., f o 64.

176.Ibid., 20 sept.1567,f o23 v o.

177.A.de Raguse,Diversa di Cancellaria,127,fos 106 et 106 v o,3 octobre 1539.

178.A.de Raguse,Div.di Cancellaria,139,fos 23 et sq.

179.Ibid., 146,f o 34.

180.Ibid., 145,f o 23 v o.

181.Ibid., 146,f o 145,20 août 1560.

182.Vuk VINAVER,“Der venezianische Goldzechin in der Republik Ragusa”, in:Bollettino dell'Istituto della Società e dello stato veneziano,1962,pp.140—141.

183.Ibid., p.141.

184.Barcelone,4 mai 1561,Simancas E o 328.

185.Simancas E o 1055,f o 137.

186.Ce nolis pour l'argent est,en 1572,de l,5 p.100.Gio.Andrea Doriaà la République de Gênes,Madrid,27 avril 1572. A. d. S., Gênes, L. M. Spagna 5.2414.

187.Vice-roi de Naples à Philippe II,Naples,7 févr. 1566;Simancas E o 1055,f o 29.

188.Philippe II à Granvelle,Madrid,25 mars 1572,Simancas E o 1061,f o 208. Granvelle à Philippe II,21 avril 1572,Simancas E o 1061,f o 27.G.de Caccia au prince,Madrid,19 déc. 1572,Mediceo 4,903, 500,000 écus en lettres de change sur Gênes.

189.Références à la note précédente,Mediceo 4903.

190.R.EHRENBERG,op.cit., II,p.215.

191.Ibid., p.214.

192.Ibid., p. 179.En 1576,envoi d'un million à Don Juan par les galéres de Barcelone à Gênes,O.de TÖRNE,op,cit., II,p.30.

193.Philippe II au Prieur D.Hernando de Toledo,S. Lorenzo,16 juillet 1577,Simancas E o 335. L'Almirante prendra place à bord de la capitane, laquelle fera d'ailleurs le voyage de conserve avec quatre galères. Le Prieur D.H.de Toledo à Philippe II,Barcelone,27 août 1577（reçue le 31）.Simancas E o 335,f o 402.

194.Philippe II au grand-duc,Lisbonne,23 déc. 1582,Simancas E o 1451.

195.Voir pour plus de détails Felipe RUIZ MARTÍN, Lettres marchandes..., op.cit., p. LXXXIV et sq.

196.Dépêches de M. de Longlée,p. p. A. MOUSSET,Paris,1912,p. 9.

197.Ibid., p.19.

198.Ibid., p. 42.

199.Ibid., p. 77.

200.Ibid., pp. 76—77.

201.Ibid., p. 87.

202.Alors veedor general de l'armée des Flandres.100,000 écus envoyés à J.B.Tassis sur 692,722 expédiés en Italie,23 juillet 1585.A.N.,K 1583.

203.Dépêches de M.de Longlée,op.cit.,p.120.

204.Ibid., p. 129.

205.Ibid., p. 139.

206.Ibid., p. 147.

207.Ibid., p. 149.

208.Ibid., p. 175.

209.Ibid., p. 242.

210.Ibid., p. 269.

211.Ibid., p. 312.

212.Ibid., p. 315.

213.L'ambassadeur de Gênes à la République,Madrid,29 mars 1586,A.d.S.,Gênes,M.9—2418.

214.Philippe II au grand-duc,S. Lorenzo,17 juin 1589,Simancas E o 1452.

215.R.EHRENBERG,op.cit., I,p.351. A rapprocher de l'indication sur A.Spinola des notes de Longlée,3 mars 1590,op.cit., p.391.

216.Antonio Dominguez ORTIZ,“Los estrangeros en la vida española durante el iglo XVII”,in:Estudios de historia social de España,1960,p.304, note 10.

217.L'indication formelle dans Ralph. de TURRI,Tractatus de cambiis, Disp. 3. Qu. 13. No. 78; S. Contarini au doge, Valladolid,16 décembre et 30 décembre 1602 （A. d. S. 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 Lettres missives de Henri IV,VI,p.16. Le roi à M. de Beaumont,18 janvier 1603,“Le Roy d'Espagne a bienar resté son party des onze millions d'or auxquels on m'a escript avoir adjousté encore un million...”. Le party jouera sur trois ans: 3 millions chaque année pour les Flandres,plus deux autres millions pour la Maison Royale. Ces chiffres sont assez proches de la réalité.L'asiento signé à Valladolid,le 31 décembre 1602,se monte exactement à 7,200,000 escudos （payables en Flandres en 36 pagas）

2,400,000 ducados （payables en 36 pagas à Madrid, Séville,Lisbonne, Simancas）, Contadurias Generales,1 o 96.C'est dans cette série que se trouve la collection entière de ces asientos que j'ai dépouillée personnellement, en 1951,laissant la suite de ce travail à Alvaro Castillo Pintado qui l'a conduit à son terme. Voir le graphique,infra, II, p. 40,qui,donnant les chiffres complets, m'a fait penser qu'il était inutile de fournir toutes ces références et de corriger le texte ancien de mon travail qui introduit seulement ce gros problème.

218.Philippe II à Juan de Lastur,S. Lorenzo,4 avril 1587,A. N.,K 1448,minute.

219.Amedeo PELLEGRINI,Relaz. inedite di ambasciatori lucchesi...,Rome,1901,pp.13—14,à propos du voyage de Compagno Compagni en 1592,voyage d'hiver avec naufrage d'une galère （120 galériens se noient）. La flotte transportait de 600 à 800,000 écus et des caisses de pièces de monnaie.A noter l'exactitude des remarques de CERVANTES,La Gitanilla, I,p.64,sur ce Génois qui envoie de l'argent d'Espagne à Gênes par les galères et sur les occasions de galères à Carthagène. L'argent espagnol transporté aussi,licitement ou non,par des naves marchandes,ainsi à bord de la nave San Francisco,chargée à Alicante et à Ibiza,arrivée à Livourne le 3 mars 1585,21,700 reali,A.d.S., Florence,Mediceo 2,080.

220.Simón Ruiz à B.Suàrez,Medina del Campo,17 avril 1583.

221.A. d. S.,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Fco Morosini au doge, Madrid,18 janvier 1614.

222.Voir en sens contraire le compte rendu d'Émile COORNAERT,in:Revue du Nord,déjà cité par nous.

223.Émile COORNAERT,op.cit., pp. 28—29,l'ascension jusqu'en 1569,p.30 “en 1580 quand déjà beaucoup de gens sont partis...”.

224.R. B. MERRIMAN,op.cit., IV,pp.285—286. L'altération des monnaies aux Pays-Bas en 1585 （Émile COORNAERT,op.cit., p.46）n'est-elle pas une conséquence,un dernier stade?

225.En 1579, il n'y a plus à Anvers qu'une maison espagnole d'importance,4 lucquoises, 5 génoises,14 italiennes,10 portugaises,R.EHRENBERG,op.cit., II,p.192.

226.A.Vaticanes Spagna 27,Le cause per le quale il sermo Re di Portugallo...,1573,Fos161 à 162.Les troubles bancaires de Séville en 1565—1567.

227.V.VÁZQUEZ de PRADA,op.cit., I,p.28, note 30.

228.D'après A. von REUMONT,op.cit., I,p. 355, c'est en 1575 que les quelques firmes florentines qui y demeurent encore abandonnent Lyon pour aller à Besançon, Chambéry, Avignon...Pour R. EHRENBERG,op.cit., I, p. 306 il ne reste, en 1575,que quelques Italiens à Lyon, les autres sont partis vers Paris. En 1592, seule survivante, la banque de Capponi, reprise en 1594 par le célèbre Lucquois Zametti. Sur ce gros chapitre, voir L'HERMITTE à DE SOLLIER,La Toscane française, Paris,1661,qui traite des banquiers italiens installés Paris. Dans le cadre toscan, la chute de Lyon n'est-elle pas une des causes du rapprochement hispano-toscan au delà de 1576?La façon dont s'infléchit la vie toscane en direction de l'Espagne, R.GALLUZZI,op. cit., III, p. 505 et sp.

229.R.EHRENBERG,op.cit,II,p.191.

230.Ordenanzas del Consulado de Burgos de 1538,p.p. Eloy GARCIA de QUEVEDO y CONCELLON, Burgos, 1905. Longue introduction, Décadence dès 1556?p. 71. La date me semble trop précise. D'après Marie Helmer,qui me confirme son point de vue dans une note du 21 mars 1965,les signes de déclin apparaissent vers 1566; la crise marque des Pointes en 1568,1570 et 1572. La chute est un fait accompli en 1573 et ses effets sont ineversibles.

231. A. de CAPMANY,op.cit., IV, p. 337 （1594）. A Barcelone création, en 1609,du Nuevo Banco“per mes ampliar la Taula del Cambi”,A. P.USHER,op.cit.,p.437.

232.Du Ferrier à Henri III,Venise,8—13 mai 1575,E.CHARRI ÈRE,op.cit.,III,p.595.

233.Simancas E o 343 （1595）.

234.D. de HAEDO,op.cit., p.24 et 24 v o;R.HAKLUYT,op.cit., II,p.176 （1584）.

235.R.BUSQUET,“Les origines du consulat da la nation française à Alger”,in:Inst.hist.,Provence,1927.

236.P.GRANDCHAMP,op.cit., par exemple,I,pp. 17,18,23,87,etc.Le fait déjà remarqué par A. E. SAYOUS,Le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à Tunis depuis le XIIe siècle,1929.

237.D.de HAEDO,op.cit.,p.177 v o.

238.A.d.S.,Florence,Mediceo 2080,26 juillet 1578,3 mars 1585.

239.A.de Raguse,D.de Foris,VIII,f o 172,24 août 1599.

240.Ibid., fos113 v o à 115 v o.

241.A.N.,K 1676,Iñigo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I,2 janvier 1599.

242.A.de Raguse,D.di Cancellaria,192,f o 139,30 mai 1604.

243.Voir supra,p.183.

244.A.d.S.,Florence,Mediceo 5032,Zanobi Carnesechi à l'archevêque de Pise,Gênes,27 juin 1598.

245.Felipe RUIZ MARTÍN,Lettres marchandes..., p.XLVIII.

246. Tanteo general B. N., Madrid, 1004, cité par Felipe RUIZ MARTÍN,ibid.

247.Cf.les lettres échangées entre Simón Ruiz et ses correspondants deFlorence dans le livre cité de F. RUIZ MARTÍN. Signalons dans les lettres de Baltasar Suàrez,celle du 24 février 1590 （les Bonvisi à Lyon） No querian creditos sino débitos...; sta oy dia el cambio de manera que qien tiene el dinero lo a de dar a como quiere el tomador-celle du 9 septembre 1591,etc.

248.Ibid., lettre du 30 mars 1590.

249.Baltasar Suàrez à Simón Ruiz,Florence,9 septembre 1591.

250.A.d.S.Sommaria Consultationum 22,fos 9—10,8 février 1608.

251.D'après TURBOLO, Discorso..., p. 3 et 4, Naples, B. di Storia Patria XXVIII, D. 8. Et seulement 10,500,000 ducats de 1548 à 1587, soit 260,000 par an, chiffre arrondi （A.d.S., Naples,Sommaria Consultationum, 9,f o 168,29 janvier 1587）contre 400,000,moyenne annuelle de 1599 à 1628, ce qui, compte tenu de la dévaluation du ducat, signifie encore une accélération.

252.Antonio della ROVERE,op.cit., p.43.note 40 bis.

253.Ubaldo MERONI （publié par）,I“libri delle usate delle monete” della Zecca di Genova,dal 1589 al 1640;Mantoue,1957.

254.Je donne à la suite les références qui correspondent aux notations chiffrées du paragraphe qui suit:Marciana 7299 ［2 juin 1584］;Correr,Donà delle Rose,26,f o 93,2 juin 1584;ibid.,f o 93 v o,13 juillet 1584;ibid.,f o 95, 5 décembre 1585;ibid., f o 104,14 juin 1591; A.d. S., Venise,Senato Zecca 2（1591）;ibid., 4 décembre 1595; 3 janvier 1596; ibid., 5,26 mars 1597;ibid., 8,19 mars 1605.

255. A. d. S.,Naples,Sommaria Consultationum,9,f o 168,29 janvier 1587.

256.Ces affirmations sont à peu près sûres; du côté de la France voir l'article classique de A. CHAMBERLAND, supra, p. 402, n. 1,; pour l'Allemagne et les Pays-Bas le simple fait que Venise et Florence disposent de remises sur le Nord; sur le déséquilibre entre Florence et l'Espagne,voir F. RUIZ MARTIN,Lettres marchandes... La notion de balance des comptes reste étrangère au XVIe siècle, cependant dans la réponse des hommes d'affaires au gouvernement espagnol ［1575, B. M. Harl.3315,f o155］je lis cette phrase importante:“...a estos reynos por ymportar mas las mercaderias que vienen a ellos que las que salen, y este inconveniente no es de poca consideracion.”

257.C'est la date que suggère J. van KLAVEREN,op.cit.,p.3.JeanMEUVRET,“La conjoncture internationale de 1660 à 1715”,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Moderne, 1964,n'y voit,semble-t-il,que les débuts d'un mouvement court de hausse.“S'agissait-il d'une vraie reprise?”A noter qu'à partir de 1604 à 1609,une partie du métal blanc d'Amérique prend le chemin du Nord européen.

258.Le mot est de Samuel RICARD,voir note suivante.

259.Samuel RICARD,Traité général du Commerce,2e édit., 1706,p.371.

260.Marciana 5729,Relazione d'Egitto,1668.

261.C'est l'opinion de F.RUIZ MARTÍN,Lettres marchandes...

262.A.d.S.Gênes,Spagna 38,documents de 1647 à 1650.

263.Dans les pages qui suivent j'ai mis à contribution deux travaux de Felipe RUIZ MARTÍN Lettres marchandes échangées entre Florence et Medina del Campo, il s'agit des lettres expédiées ou reçues par Simón Ruiz puis son neveu Cosme Ruiz à destination ou en provenance de Florence,de 1577 à 1606,ces lettres sont précédées d'une longue et magnifique introduction. Le second ouvrage qui m'a été communiqué avant sa publication prochaine,Elsiglo de los Genoveses en Castilla （1528—1627）:capitalismo cosmopolita y capitalismos nacionales, est à mon avis le plus beau livre sur l'Espagne du XVIe siècle,depuis les travaux classiques de Ramón Carande.

264.Je suis impressionné,en effet,par les arrivées massives de métal blanc à Gênes,encore à la fin du siècle. Voir à partir de 1670 la correspondance du Consul français à Gênes,Compans,A. N.,Affaires Étrangères B 1511,Gênes.Voir aussi la courbe des frappes de la Zecca de Gênes d'après la publication d'U.MERONI,supra, p.452,note 7.

265. Ramón CARANDE,“Sevilla fortaleza y mercado”,in : Anuario de Historia del Derecho español, II,1925 （tirage à part）,pp.33,55 et sq.Jacques HEERS,op.cit., références nombreuses au mot Séville à l'index.

266.Frank SPOONER a bien noté que les Génois ont su profiter en ces années tournantes de la valorisation de l'or,op. cit., p.21.

267.Renée DOEHAERD,Études anversoises, I,1963,p.33.

268.Cf.F.RUIZ MARTÍN,Lettres marchandes...,p.XXIX et sq., et l'excellent article d'Alvaro CASTILLO PINTADO,“Los juros de Castilla apogeo y fin de un instrumento de credito”,in: Hispania,1963. Les juros de caucién （de caution）ne se vendent pas.En obtenant des effets négociables（les juros de resguardo） ou, comme l'on dit, les resguardos, les hommes d'affaires atteignent l'épargne publique,en Espagne comme hors d'Espagne,particulièrement en Italie. Les resguardos vendus aux épargnants sont remboursés au moment du règlement de l'asiento（le finiquito）,en titres portant même intérêt.Les Génois sont donc maîtres d'un marché encore peu cohérent de rentes diverses par leur taux,leur nature et leurs assignations.Mais il y a des risques:ainsi en 1575,à cause de ses spéculations sur les resguardos,le prince de Salerne,Nicoló Grimaldo,faisait une banqueroute retentissante,Alvaro CASTILLO PINTADO,art.cit.,p.9.

269.Felipe RUIZ MARTÍN, Lettres marchandes..., p.XXXII.

270.Simancas Consejo y Juntas de Hacienda,37,Decreto sobre la paga de las mercedes y otras deudas,Tolède,14 novembre 1560.

271.Ibidem.

272.Felipe RUIZ MARTÍN,Lettres marchandes..., p.XXXII.

273.V.MAGALHÃES GODINHO,op.cit.,p.420,en 1435 le quintal à 3,072 réais,en 1564,33,421. Brusque chute en 1568.

274.B.N.,fr.9093,f o 78 ［1640］.

275.A.d.S.,Venise,Cinque Savii, Riposte 1602—1606,fos 189 v o à 195,16 janvier ［1607］.

276.2 avril 1597,A.d.S.,Gênes Spagna 12.

277.En particulier dans les Lettres marchandes..., le chapitre II,“L'argent vassal de l'or”,p.LIII et sq.

278.D'après le livre de compte,imprimé par ses soins,de Francisco de Lixalde pagador del exercito de Flandes,à partir du 12 mars 1567.Ce livre sous le titre manuscrit,Tanteos tomados en Flandes al pagador Francisco de Lixalde hoja de catorze meses antes que falleciese, Simancas.,p.26.C'est le livre publié,d'après une copie latine,par M.F.RACHFAHL,Le registre de Franciscus Lixaldius,trésorier général de l'armée espagnole aux Pays-Bas,de 1567 à 1576,1902,187 p.,8 o.

279. L. GOLDSCHMIDT, Universalgeschichte des Handelsrechtes,1891,p.127.

280.G.LUZZATTO,op.cit.,p.180.

281.Lucien FEBVRE m'indique que,d'après les registres municipaux de Besançon （requête de Thomas Doria au magistrat de cette ville,27 juillet 1566）,ce fut en 1534—1535 que la cité impériale attira chez elle les banquiersgénois “qui avaient délaissé faire leur résidence ès lieux de Lyon et de Monluel et se tenoient en la ville de Lons-le-Saunier”.Sur ces foires:CASTAN,“Granvelle et le Saint-Empire”,in: R. Historique, 1876,t.I,p. 113,note;P.HUVELIN,Droit des marchés et des foires, 1907;le discours de CONTARINI,1584,in: A.LATTES,La libertà delle banche a Venezia, Milan,1869,p.121; R.EHRENBERG,op.cit., I,p.342,II,p.227;Jacques SAVARY DES BRUSLONS,Dic.universel de Commerce, Copenhague,1760,V,“Foire”,II,pp.679—680;L.GOLDSCHMIDT,op.cit.,p.237.

282.Sur ce qui précède,Domenico GIOFFRÉ,Gênes et les foires de change : de Lyon à Besançon,1960,pp.115—119.

283.Lucien LEBVRE,op.cit., p.22,note 4,p.110,note 3,j'ai trouvé（Archives du Doubs,B. 563）,la requête des banquiers génois demandant l'autorisation de tenir leurs foires à Poligny,13 août 1568; R. EHRENBERG,op.cit., II,p.227.

284. J. SAVARY DES BRUSLONS,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Commerce, II,p.227.

285. Je fais allusion aux travaux de Felipe RUIZ MARTÍN et de José GENTIL DA SILVA.

286. Tout le paragraphe qui suit s'appuie sur les explications des deux ouvrages de Felipe RUIZ MARTÍN,cités supra,p.454,note 7.

287. Actas, IV,pp.225—226,316,411.

288. J.GENTIL DA SILVA,ouvrage à paraître,d'après son premier dactylogramme,p.24.

289.Ibid., p.21.

290.Henri PIRENNE,Histoire de Belgique,IV,1927,p.78.

291.A.d.S.,Gênes,Spagna 6.2415,Sauli et Lercaro à la République de Gênes,Madrid,17 juillet 1576.

292.Les détails qui suivent selon les explications du travail inédit de J.GENTIL DA SILVA.

293.Op. cit., à l'article “Foire”, tome II,Copenhague, 1760, colonne 68.

294.Au moins le premier volume.Cf.Catalogue de la Kress Library,p.23.J'ai utilisé l'édition vénitienne （Gio.Giacomo Hertz） de 1682,en un seul volume.

295.Gino LUZZATTO,op.cit., p.180.

296.Ibid.

297.R.EHRENBERG,op.cit., I,p.350.

298.J. GENTIL DA SILVA, “Réalités économiques et prises de conscience”, in : Annales E. S. C., 1959, p. 737 （à la date du 11 février 1580）.

299.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26.

300.Cité par F.RUIZ MARTÍN,Lettres marchandes...,p.XXXIX.

301.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181,f o53.

302.Voir l'admirable article d'H.van der WEE,à paraître dans Annales,E.S.C.

303.J.GENTIL DA SILVA,Stratégie des affaires à Lisbonne entre 1595 et 1607,1956,p.50,22 novembre 1596 à Lisbonne,27,à Lyon.

304.Felipe RUIZ MARTÍN,El siglo de los Genoveses, à paraître,nous suivons de près son excellente argumentation,solidement établie et neuve.

305.J.GENTIL DA SILVA,op.cit., p.51,27 novembre 1596.

306.Ibid., p.50 et Victor von KLARWILL,The Fugger News-Letters, Londres,1926,II,p.283,n o573,Venise,25 octobre 1596.

307. A. N.,K 1676 （G.S.）,Venise,4 janvier 1597,Iñigo de Mendoza à S.M.

308.Felipe RUIZ MARTÍN,El siglo de los genoveses...,à paraître.

309. A.d.S., Gênes,Spagna 11. 2420, Cesare Giustiniano au doge, Madrid,20 janvier 1597.

310.A.d.S.,Gênes,Relazione delle cose di Genova,1597,f o 26.

311.J.GENTIL DA SILVA,op.cit.,p.52,30 décember 1596.

312.Référence exacte égarée.

313.A.d.S.,Gênes,Spagna 11.2420,H. Piccamiglio au doge,Madrid,25 novembre 1596.Cependant espoir d'un règlement rapide dans la lettre de C.Giustiniano,25 décembre 1596,ibid.

314.Ibid., le mot est de Piccamiglio,7 décembre 1596.

315.Cesare Giustiniano au doge,Madrid,31 janvier 1597.

316.Du même au même,Madrid,20 janvier 1597.

317.Du même au même,Madrid,24 décembre 1596.

318.J.GENTIL DA SILVA,op.cit., et références,p.53,Rome,25 janvier 1597.

319.A.d.S.,Gênes,Spagna 11.2420,C.Giustiniano au doge,Madrid,5février et 22 février 1597.Sur le rôle de Tomas Cherch （Carg）,le même au même,Madrid,2 mars 1597.

320.Le même au même,Madrid,5 janvier 1597,également 22 février 1597.

321.Le même au même,22 février 1597.

322.Ibid.

323.Par exemple,Ernst HERINE,Die Fugger,Leipzig, 1940,p. 301 et sq.

324.J. GENTIL DA SILVA,op. cit. et références,p. 55, 12 juin 1597.

325.Je suis le texte déjà cité de Felipe RUIZ MARTÍN.

326.Sur ces règlement serait à citer toute la correspondance précise de Cesare Giustiniano.

327.Selon les indications de Felipe RUIZ MARTÍN.Sur la banqueroute de 1607 les correspondances génoises （A.d.S.,Gênes,Spagna 15 2424）sont d'un intérêt évident,mais n'ajoutent rien ou presque rien au livre de Felipe RUIZ MARTÍN qui a l'avantage de bien situer la crise dans le cadre de l'histoire économique êt financière de la Castille.

328.Ibid.

329.Ibid.

330.Ibid.

331.Voir infra, II,p.135 et sq.

332.La plus sympathique : Carlo M. CIPOLLA :“La prétendue ‘révolution des prix’,‘réflexions sur l’‘expéience italienne’”,in : Annales E.S.C., oct.-déc. 1955,pp.513—516.

333.Gaston ZELLER,La Vie économique de l'Europe au XVIe siècle.Cours de Sorbonne,p.3 et sq.

334.St.HOSZOWSKI,Les prix à Lwow （XVIe—XVIIe siècles）,1954,p.60 : la vie moins chère entre 1521 et 1525 qu'entre 1451 et 1500.

335.G. d'AVENEL,Hist. économique de la propriété..., 1898,III,p.246.

336.C. Alonso HERRERA,op.cit.,f o 353.

337.Résumé dans Earl J.HAMILTON,op.cit., p.283 et sq.

338.Actas..., V,pp.472—474,cité par Earl J. HAMILTON,op.cit.,p.286.

339. Detail cité par K. MARX,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trad.Molitor,1954,p.179.

340.A propos des plaintes des Cortès,F.RUIZ MARTÍN remarque que les prix à la hausse sont particulièrement ceux des marchandises qu'achètent les marchands génois.

341.E.ALBÈRI,op.cit., II,V,p.470.

342.Gobierno de Vizcaya,II,p.406.

343.Literaturnachweis über Geld-und Münzwesen,pp.9—14.

344.Josef HÖFFNER,Wirtschaftsethik und Monopole, 1941,Berlin,1892 p.110.

345.E.J.HAMILTON,op.cit.,p.292.

346.Henri HAUSER,La response de Jean Bodin à M.de Malestroit...,et Paradoxes inédits du Sieur de Malestroit touchant les monnoyes, édition de Luigi Einaudi,Turin,1937.

347.1585,p. 125.

348.P.43 v o.

349.Cité par E.HECKSCHER,dans son ouvrage classique,édit. espagnole, La época mercantilista, 1943, p. 668, éd. allemande, 1932, II, p.207.

350.“Encore la révolution des prix au XVIe siècle”,in : Annales E.S.C., 1957,p.269.

351.Recherches anciennes et nouvelles sur l'histoire des prix, 1932,pp.403—420,457—478,492,546...

352.Paradoxes inédits...p.23.

353.B.N.,Paris,fr.10766,f o100 （s.d.）.

354.Si x et y sont les quantités d'or et d'argent en 1500 et qu'il y ait équilibre entre elles x （tonnes d'argent）=12 y tonnes d'or.Si les accroissements de 1500 à 1650 sont en gros de 18,000 tonnes d'argent et de 200 tonnes d'or la seconde équation est

x+18,000=15 （y+200）.

355.Il s'agit de partir d'estimations, de les ramener à une population donnée et de calculer proportionnement un ordre de grandeur pour les autres masses.Au début de 1587,Naples,qui a plus de 3,000,000 d'habitants,aurait un stock de 700,000 ducats,à ce taux l'Europe en aurait plus de 20 millions et la Méditerranée 14... Cette estimation semble faible,au départ. Le stock estconsidéré assez fréquemment par les économistes comme égal à la somme des frappes des trente dernières années P. BOISSONNADE （art. cit, p.198） parle pour l'Angleterre de 4 millions de livres sterling au XVIe siècle, René BAEHREL （“Économie et histoire à propos des prix”,in: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É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Paris,1953,t. I,p.309,n o72）parle de 2 millions de livres pour la Franc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Les chiffres sont trop peu nombreux et pas assez solides,tous nos calculs pêchent à la base, mais ils nous aident à mieux imaginer une économie révolue, à en ajuster les modèles et à en cerner la réalité. Voir la discussion peu convaincante mais stimulante de R.BAEHREL,op.cit.,passim et p.40,note 26. Aucun modèle ne sera valable sans l'étude si possible quantitative de la petite monnaie ,celle des pauvres,Or les frappes sont infimes par rapport à celles de l'or ou de l'argent.A Venise où ces frappes s'élèvent à 2 millions annuel de ducats,il est frappé 60,000 ducats de bezzi en 1604, 15,000 de gazette et grossetti en 1606,A.d.S.,Venise,Senato Zecca,9.

356.Pierre CHAUNU,L'Amérique et les Amériques,1964,p.93 et sq.

357.Voir infra,graphique 48,p.477.

358.J. KULISCHER,op.cit.I,pp.280—281.

359.Ibid., p.281.

360.G.PARENTI,op.cit.,p.224.

361.Op.cit., pp.351 v o à 352.

362. L. BIANCHINI,Della storia economico-civile di Sicilia, Naples,1841,I,p.331 et sq.

363.In : Bollettino Stor.pavese,VIII,1945.

364.Alfred MOREL FATIO,Ètudes sur l'Espagne, 4e série,1925,p.373.

365.La princesse Jeanne à Philippe II,13 juillet 1559,Simaneas E o 137,f o 22,1500 vassaux auprès de Séville,pour 150,000 ducats.

366.Vie de Benvenuto Cellini, édit.Crès,II,p.598 et sq. Dans une toute autre région-le terroir d'Arles-voyez aussi le métayage à moitié et au quart,durant le XVIe siècle.QUIQUERAN DE BEAUJEU,op.cit.,pp. 400—401.

367.Nul ne l'a mieux marqué que Mario SIRI,La svalutazione della moneta e il bilancio del Regno di Sicilia nella seconda metà del XVI secolo,Melfi,1921,in—16,22p.

368. D'après Albert DESPAUX,Les dévaluations monétaires dans l'histoire,Paris,1936,p.362.

369.A.d.S.,Florence,Mediceo 3083,f o 417 v o,27 mars 1583.

370.Marciana,Chronique de Girolamo Savina,f o 361 v o.

371.A.SILVESTRI,“Sui banchi＇eri pubblici napoletani nelle prima metà del Cinquecento”, in : Bolletino dell'Archivio storico del Banco di Napoli, 1951,“Sui banchier pubblici nàpoletani dall'avvento di Filippo II al trono alla costituzione del monopolio”,ibid.

372.L. BIANCHINI,op.cit.,I,p.340;G.LUZZATTO,op.cit.,p. 183, en fixe la création en 1553.

373.G.LUZZATTO,ibid.

374.Ibid.

375.L.BIANCHINI,op.cit.,p.341.

376.J'adopte la date de 1587 donnée par G.LUZZATTO,Je trouve dans mes fiches que la banque a été autorisée par le Sénat le 28 juin 1584.

377.G.LUZZATTO,op.cit.,p.188.

378.H.KRETSCHMAYR,op.cit.,III,p.187,dit 1582.

379.Simancas,Napoles,S.P. 4,Madrid,7 oct.1580.

380.Le Grand Commandeur au Roi, Rome,24 sept. 1532,Corpo dipl.port., VII,pp.172—173.

381.G.LUZZATTO,op.cit.,p.186.Dans le même ordre d'idées ce tout petit détail d'une correspondance marseillaise,Gilles Hermitte à son frère, Gênes （avril 1593）,Fonds Dauvergne,note 47,relate un envoi de trois cents pièces de huit par un patron de barque “qui vous doibt payer en mesme espèce de pièces de huit ou de quatre sans qu'il puisse payer la value d'icelles en autre monoye comme sommes d'accord...”.

382.G.PARENTI,op.cit.,p.235.

383.M.SIRI,art.cit.,voir supra,p.479,note 2.

384.L.BIANCHINI,Della storia delle finanze del Regno di Napoli,1839,p.315 et sq.

385.R.KONETZKE,op.cit.,p.197.

386.R.B.MERRIMAN,op.cit.,p.443;HABLER,op.cit.,p.122.

387.R.KONETZKE,op.cit.,p.199.

388.Ibid.

389.J.de SALAZAR,Politica Española,1617,p.18.

390.Memoria de las rentas y patrimonio del Rey de España de 1562,A.E.Esp.234.

391.Il y aura des diminutions d'intérêts en 1563,1608,1621,Nueva Recop,libr.X XIV.

392.R.MERRIMAN,op.cit.,IV,p.443.

393.E.ALBÉRI,op.cit.,I.V.p.294.

394.Madrid,5 sept.1561,copie,B.N.,Paris,fr,16103,f o 45.

395.Voir supra,p.456.

396.R.KONETZKE,op.cit.,p.199.

397.La Contaduria à Philippe II,Madrid,13 sept.1563,Simancas E o143,fos 59 et 60.

398.Actas,III,p.357.

399.C.PEREYRA,Imperio español,pp.27—31.

400.En 1581,les revenus ibériques de Philippe II seraient de 6,500,000,les dépenses de 7,000,000,E.ALBÉRI,op.cit.,I.V.p.294.

401.A.SEGRE,Storia del commercio,I,p.492,note 3.

402.Jerónimo CONESTAGGIO,Dell'unione del regno di Portogallo alla corona di Castiglia,Gênes,1585,p.14.

403.B o de Mendoza à Philippe II,Paris,8 janv.1587,A.N.,K 1566.

404.Voir supra,p.455,note 5,A.CASTILLO,art, cité,p.14 et sq. du tir、à part.

405.H.LONCHAY,art,cit.,p.945.

406.Earl J.HAMILTON,op.cit.,p.62.

407.Ibid.,p.65.

408.Placcart et décret...,1597,B.N.,Paris,Oc 241,in—12.

409.1612,p.43 v o.

410.Simancas,Guerra Antigua,IV,f o 108 ［vers 1538］.

411.Earl J.HAMILTON,op.cit.,p. 36 et sq. pour tous les motifs invoqués.

412.Ibid.,p.37.

413.François CHEVALIER,La formation des grands domaines au Mexique,Terre et Société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1952,p.235.

414.Alice PIFFER CANNABRAVA,O commercio português no Rio de Plata 1580—1640,São Paulo,1944.

415.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quesXVIe—XVIIIe siècles,1960,p.41.

416.Albert GIRARD,Le commerce français à Séville et à Cadix au temps des Habsbourgs,1932,p.7.

417.B.M.Add.18287,PS 5633.

418.Émile COORNAERT,op.cit.,p.46;je n'ai pas lu Baja de la moneda,1591,Sim.E o601.

419.Philippe au Grand Com. de Castille,10 févr. 1574,Sim.E o 561,fos16 et 65.

420.Sim.E o561,Moneda falsa que venja de Flandes en España.

421.Le Conseil d'État au roi,13 janv.1609,A.N.,K 1426,A 37,n o110.

422.Le même au même,27 nov. 1607,A.N.,K 1426.

423.26 avril 1613,A.N.,K 1428,A 39,note 28;ibid.,K 1478,A 78,note 173;ibid.,K 1479,A 80,1624;ibid.,K 1456,1622; Sim.E o628 Valor de la moneda en Flandes,1614.

424.B.N.,Paris,Esp.127,fos8 v o et 9.

425.G.BERCHET,op.cit.,p.133.

426.P.492 et sq.

427.Op.cit., VI,p.213.

428.Ami BOUÉ,op.cit., III, p. 121; M. SIRI, art,cit., J. W. ZINKEISEN,op.cit.,III,p.798 et sq.

429.Philippe de CANAYE,op.cit.,p.42,note 4.

430.Op.cit.,p.158 v o.

431.G.d'ARAMON,op.cit.,p.42.

432.Ibid.

433.CANTACUSCINO,Commentaria,II,p.102,Luigi Bassano di Zara,in: Francesce SANSOVINO,Dell' historia universale dell' origine et imperio de Turchi,Livre 3,Venise,1564,f o 43,r o et v o;S. SCHWEIGGER,Reissbeschreibung...,op.cit.,p.267.

434.Op.cit.,158 v o.

435.Ibid.

436.Geminiano MONTANARI,Zecca in consulta di stato...（1683）,p.253.

437.J.W.ZINKEISEN,op.cit.,III,p.800.

438.J.von HAMMER,op.cit.,VI,p.5.

439.Daniel Badoer au doge,Péra,21 avril 1564,A.d.S.,Venise,SenatoSecreta,Cost.Filza 4/D.

440.H.Ferro au doge,Péra,6 mai 1561,A.d.S., Venise,Senato Secreta...3/C.

441.Dec.sans date （1577）,Simancas E o 1147,copie.

442.Constantinople,16 mars 1580,Simancas E o 1337.

443.J.W.ZINKEISEN,III,p.800.

444.R.HAKLUYT,op.cit.,II,p.247.

445.Voir IIIe partie,chap.VI,p.477 et sq.

446.Op.cit., p.211 et sq.

447.D'après B.VINAVER,“La crise monétaire turque 1575—1650”,in:Publications historiques de l'Acdémie des Sciences de Belgrade,1958.

448.D'après la thèse inédite de Ali Sahili Oglu sur les frappes monétaires turques,traduction fran,aise en cours.

449.D.de HAEDO,op.cit.,p.24 v o.

450.Memoria escrita sobre el rescate de Cervantes..., Cadix,1876,8 o,p.23 .

451.R.HAKLUYT,op.cit.,p.34.

452.Le Loyal Serviteur,op.cit.,p.34.

453.R.B.MERRIMAN,El Emperador Carlos V,p.131,traduction du tome III de son vaste ouvrage,The rise of the Spanisn Empire in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New,4 vol.,1919—1943.

454.Simancas,E o 504,17 décembre 1551.

455.A.d.S.,Venise,Senato Dispacci Spagna,27 septembre 1586.

456.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 161,26 novembre 1593.

457.V.MAGALHÃES GODINHO,op.cit.,dactylogramme, p.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