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济：贸易和运输

本章不打算对地中海贸易的复杂性进行描述。我感兴趣的是一幅总体图画。因而我决定考虑三个不同的问题：胡椒危机，小麦危机，以及大西洋船舶涌入地中海。这些问题涉及地中海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们合在一起就可较清楚地展现出地中海经济生活的广阔范围：一边延伸到印度洋，另一边延伸到大西洋和北方的地中海——拉芒什海峡、北海、波罗的海……

1.胡椒贸易

绕过好望角的航行没有一下子就结束地中海的胡椒贸易。德国的历史学家1最先证实了这一点。难道他们会没有发觉德意志没有停止得到来自威尼斯的香料和胡椒吗？难道他们没有发觉葡萄牙人没有一劳永逸地垄断这种宝贵的贸易吗？

不过，葡萄牙取得的成功，无疑在威尼斯引发了一场可怕的危机，那里流行着悲观的预测。人们想象葡萄牙的发现可能产生的后果，灾难似乎是无法补救的……1501年7月，希罗拉莫·普留利在日记中写道，对于圣马克的城市来说，失去香料就“像一个婴儿缺乏奶和食品”。2于是，立刻引起了惊人的物价变动和无数困难，在1504年葡萄牙国王东·曼努埃尔确定胡椒的官价并让葡萄牙王国垄断“香料业”后，情况更是如此。两年以后，香料业都集中在里斯本。31504年，威尼斯帆桨战船船队在亚历山大或贝鲁特都没有找到香料。4

新的胡椒商人相当快地占领了欧洲的一部分市场。在大陆濒临大西洋的一边，他们没有遇到太多困难就取得胜利：从1501年起进入荷兰；5从1504年1月起进入英格兰。这次有5艘葡萄牙船只运载380吨卡利卡特的胡椒和香料到达法尔默思。6此外，他们还插手上、下德意志。在那里，奥格斯堡古老的安东·韦尔塞和康拉德弗林商行从1503年开始就已经转向里斯本这一初升的太阳；7拉文斯堡的大公司（Magna Societas）1507年决定此后在安特卫普这个葡萄牙市场的中转站购买胡椒和香料；8维也纳的批发商于1512到1513年抱怨在威尼斯买不到所需数量的胡椒和香料，请求德意志皇帝准许外商从安特卫普、法兰克福和纽伦堡运入这些商品。9新的胡椒商人同时也在法国西部和卡斯蒂利亚取得胜利。据一个目击者说，在卡斯蒂利亚，坎波城于1524年转售葡萄牙的胡椒。10毫无疑问，同样的这些胡椒很早就已经进入了地中海。其中，葡萄牙的帆船在那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许从1503年开始，这些胡椒就进入热那亚，因为威尼斯于同年6月11关闭了陆地边界线，禁止来自热那亚的产品（规定有金、银线锦缎、羊毛、香料和糖……）和其他外地的产品。威尼斯下令陆地各城市要在威尼斯本地取得供应。为了增加来自黎凡特的胡椒和香料，威尼斯于1514年5月12准许所有船只运输这些产品，而不再只是准许商船进行运输，因此这些商船遇到激烈的竞争。13此外，它还取消了进入威尼斯的关税。尽管如此，威尼斯市政会议仍然不得不于第二年，即1515年，去里斯本装运它本身供应所需的补充。141527年，威尼斯元老院向葡萄牙国王胡安三世建议由它承包销售除了葡萄牙自用的部分以外的所有到达里斯本的胡椒。这项计划没有成功。它显示出1527年威尼斯的处境，也反映了里斯本市场取得的胜利进展。15

地中海的报复：1550年后红海的繁荣

什么时候形势又恢复——局势确实恢复了——对威尼斯和地中海有利呢？16这很难说。毫无疑问，要考虑到1540年以后价格的跌落，并且假设这次跌落妨碍了里斯本繁荣的贸易，还要想到葡萄牙的商品质量低下，因为，据行家说，海上长途航行使香味减失。威尼斯散布的传闻并非毫无根据。在1574年的一份西班牙的文献资料中就可以看到这种传闻，而这份文献资料是敌视威尼斯的。17很可能地中海的贸易与阿拉伯中间商有密切联系。可以用付给中间商较多的钱的办法来为自己保留优质产品。葡萄牙人说，他们在亚洲一直维持极低的收购价格。18这可能言过其实。的确，葡萄牙人要支付长途运输费用，要承担经常性的船舶损失以及途中经常损坏的船货本身的损失。相反，地中海的贸易经由很多中间站，在较短的几个世纪以来就在探查清楚的路线上进行，因此较少发生意外。对于威尼斯人来说，危险只限于通往埃及的航线。但是，由于东西方之间的价格差别大得惊人，这种危险也就被可观的利润掩盖了。1512年，泰诺这样记载：“他们从经营这些在这里并不值钱的商品中，获得100%或更多的利润。”19甚至在胡椒短缺时（这是唯一的引起大规模交易的商品。和其他商品相比，葡萄牙人宁愿抓住这种商品买卖。），也可能贩运黎凡特的高级香料、药品和其他产品。在东方商人那方面，他们急需贵金属：埃及的黄金或西方的白银。这些金、银多亏香料以及在通往地中海路上随之而来的其他一切商品，才向南流向印度洋。印度和远东喜爱地中海的珊瑚和番红花、埃及的鸦片、西方的呢绒、水银和红海的茜草染料。印度洋周围有组织的、强大的商业公司支撑着这些由来已久的贸易。葡萄牙的推进扰乱了它们，但并没有把它们消灭。这些公司能够相当迅速地对此作出反应。

由于地中海对东方的贸易并没有失去对中间商的吸引力，因而只有武力，换句话说，只有对供应的来源进行监视，才能阻止这种贸易。他们多次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的确，每当葡萄牙人想这样做的时候，例如他们在打击有人享受特权的红海20航路时，甚至在这之前，都是这样。1545—1546年间的冬季，在马拉巴尔附近洋面，“葡萄牙舰队的巡逻非常有效，以致一切胡椒的秘密输出都防止了”，至少走私大大减少了。21然而，这种严厉措施只持续了一段时间，此后，葡萄牙的监视自行放松。地区之间的贸易需要、冒险精神或发财的欲望，使葡萄牙把它的影响传播得很快、很远，传遍了印度洋各地及其以远，结果导致一个庞大而脆弱的帝国的建立。但是，葡萄牙尚未富裕到足以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复合体及其花费高昂的堡垒、舰队和官员等。帝国不得不自己供养自己。

这种不足很快就使葡萄牙人变成了海关官员。可是，海关只在商品大量流通时才能赢利。形势和环境为走私或者为我们可称为走私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必然的）提供了大量机会。这种活动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它无法占据霍尔木兹的各主要交叉路口（1506年），并立即关闭它的通道；说它是必然的，还因为土耳其人待在叙利亚（1516年）、埃及（1517年）和伊拉克（1534年）。葡萄牙不得不依靠波斯来对抗土耳其。因此，它必须谨慎地维持波斯和印度之间必不可少的交往联系，并尽可能保护波斯对叙利亚和地中海的贸易。这里的问题远远超过葡萄牙官员贪污受贿这样简单的事。葡萄牙官员贪图钱财，对政府从远方发来的训令置若罔闻，贪污情事的确存在，但并不能左右局势。

但是，这些谨慎的做法和现实政策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取得胜利。葡萄牙帝国为了找到它真正牢固的基础需要时间；土耳其帝国为了估量它在印度洋方面的弱点、极限和合理的利益，为了放弃它原有的企图使黎凡特的贸易集中在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最后为了切切实实地向南、向东推进，也需要时间。但是，它后来实际上放弃了这种推进，因为葡萄牙人尽力不把这个可怕的强国引来反对自己……土耳其等待了十多年才从被征服的埃及出发开始行动，发动另外一次攻势。只是到了1529年，它才开始挖掘一条沟通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但是这些准备工作中断了，因为必须应对地中海出现的变故：1532年是科龙年。22其后，在苏里曼帕夏率舰队进行远征之前又停止了六年；这位帕夏于1538年占领亚丁，但同年在第乌城下失利。231542年，24葡萄牙人勉强保住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1546年，25葡萄牙人在古吉拉特半岛上的城堡——第乌城——再次被包围时，获得了奇迹般的拯救。使节们不断从印度和遥远的苏门答腊各地来到君士坦丁堡，恳求素丹进行援助以对抗葡萄牙人。他们给素丹带来珍稀的礼品：羽毛艳丽的鹦鹉、香料、香水、香脂、黑奴和太监。26但是在1551年，皮里·海伊斯率领的帆桨战船在红海出口处战败；271553年，诗集《万国宝鉴》的作者西迪·阿里在离开波斯湾时再次受挫。28但是，几年过后，葡萄牙和土耳其的关系有所缓和。这种缓和有利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

到了16世纪，古老的香料之路恢复了生机，并且逐渐繁荣起来。从此，地中海的胡椒贸易向西海岸发展，把葡萄牙国王经营的胡椒贸易挤到大西洋方向，虽然那里并没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在16世纪上半叶，29地中海的胡椒不断运到安特卫普，后来也许仍然如此。1510年，有一艘船从亚历山大直接航行到安特卫普。30将近1540年，地中海的胡椒对埃斯科河的市场价格产生影响。同年，伊比利亚人试图对法国实行胡椒封锁，31扶助马赛的竞争性贸易。弗朗索瓦一世似乎希望保护这种贸易，因为他于1541年5月拒绝了葡萄牙就香料问题提出的许诺和建议。据一位威尼斯人说，弗朗索瓦一世愿意满足土耳其皇帝的要求，却不愿帮助佛兰德地区，因为“安特卫普似乎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城”。32总之，1543年一份马赛出口统计表表明，货物一直发运到里昂，还很可能更远，并朝图卢兹这个方向发运。331565年，马赛的出口商品到达鲁昂，并在图卢兹同波尔多转销的里斯本胡椒竞争。3416世纪中叶，法国人和英格兰人主要在鲁昂、拉罗谢尔和波尔多进行胡椒交易。当然，这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产品。情况有时对这一产地有利，有时对另一产地有利。例如，在1559年，开征10%的关税对葡萄牙在卡斯蒂利亚市场出售胡椒十分不利。但是，无疑由于地理位置相近，葡萄牙的胡椒似乎并未因此在半岛“完全消失”。3516世纪末期，里窝那的情形给人留下和英、法贸易相同的印象，那里出口的两种胡椒是不同的商品，他们互相竞争，但并不互相排斥。实际上，直到16世纪末，甚至以后，欧洲都有一个统一的胡椒市场。36请看一位侨居佛罗伦萨的西班牙商人（于1591年11月29日）所说的话：里斯本那年没有印度船队开到，消息传开，香料价格立即上涨。37他补充说：“唯有胡椒价格没有变化。因为大量胡椒从黎凡特运到威尼斯……”38

不可否认的是，地中海重新控制了一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的胡椒贸易。黎凡特的贸易逐渐繁荣，来自波斯湾或者红海的无数商队，使这个地区的贸易有了生气。位于这些大路的两端，面对着地中海，有两个城市依靠胡椒贸易为生；北面是阿勒颇和的黎波里；南面是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亚历山大港邻近过于庞大的首都，似乎丧失了自身的活力。在西方，胡椒贸易和复兴特别有利于威尼斯商人，他们当时曾是贸易的主宰。相比之下，马赛商人和拉古萨商人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威尼斯商人甚至有时深入内地，从亚历山大前往开罗（1552年），39从大马士革（这个城市正在衰落，威尼斯商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使当地的商业很不景气）40前往巴比伦沙漠商路的出口阿勒颇。威尼斯商人在埃及各地活动。其目的正是为了摆脱中间商，即开罗的批发商和犹太商人。如果让这些家财万贯的竞争者为所欲为，他们不仅将在商路沿途的各大城市把贸易牢牢抓到手里，而且将掌握对基督教国家的海上贸易。何况，欧洲的批发商往往不得不同他们合作。41这些地区性的组织问题姑且不谈，威尼斯商人来到开罗和阿勒颇毕竟意味着这些内地的市场、那里的资本家以及沙漠商队的贸易十分繁荣兴旺，同时还意味着，阿拉伯商人通过沙漠商队在印度和南洋群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采购活动。地中海又从大西洋手中夺回了财源。

黎凡特的商路

很多文献资料都证明了地中海的这次复兴。但是，由于通常流行的正是与此相反的观点，我们应该指出，某些细节可能造成误解。为了不致搞错，我们有必要知道通往阿勒颇和开罗的这两条大路始终在相互竞争。一条封闭时，另一条就开放了。然而，在普遍复兴的时代，阿勒颇因位于通往波斯和霍尔木兹的道路上，那里的贸易受到对葡萄牙作战的影响，特别是在1548—1565年的战争期间。在1560—1563年的土葡战争期间，巴士拉的商队突然减少。42阿勒颇一度出现了繁荣，43随即就被反常的物价上涨毁坏得荡然无存，44这毫不令人奇怪。1557年7月，拉古萨的经纪人克里斯托法诺·阿莱格雷蒂失望之余，决定前往埃及。他说：“在我看来，阿勒颇地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缺货，除了肥皂和灰石以外，几乎一无所有。没食子的售价竟达13到14杜卡托。由于四艘法国船到达（的黎波里），我想物价会飞涨。由于当时已有8艘法国船正在抬价收购，使大家受害不浅。”45两年以前，即1555年，也许是在土耳其—波斯战争结束时，阿勒颇的很多摩尔商人和威尼斯商人去了东印度群岛。46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像前面谈到的那个拉古萨人那样离开了阿勒颇。1560年，当洛伦佐·蒂耶波洛47到达阿勒颇时，250个商人骑着马来迎接他。1563年11月，威尼斯统领在佩拉宣布，大战船已从叙利亚起航，开往威尼斯。48上一年，一份威尼斯的报告指出，阿勒颇拥有5000名织布工人。49阿勒颇虽然危机丛生，但仍然是商业和工业的重要中心。它的困难只是该城自身的困难，并不总是影响到整个东地中海地区。

阿勒颇的困难尤其与红海无关。一般说来红海仍是对远东贸易的唯一的、非常重要的道路。16世纪中叶曾在红海一带生活过的勒芒斯的伯龙写道：“这个红海不比一条狭窄的运河宽，也不比阿尔弗勒和翁弗勒之间的塞纳河宽，那里岩礁比比皆是，航行相当困难，要冒很大的风险。”50“成群的小帆船在红海来来往往，这是些奇怪的船舶，船板不用钉子钉牢，而用棕绳捆在一起，再用在鱼油中浸泡过的棕榈树纤维填塞缝隙。”51在红海也能看到双桅大帆船和桅桨战船。52后者是拆散后从开罗运往苏伊士的。苏伊士沿海多沙礁，是个差劲的“不利停靠”的港口，53且不避风。54大大小小的船舶或者经过亚丁港，或者经过阿比西尼亚海岸，把东印度群岛、苏门答腊和马鲁古群岛的金银财富，以及亚洲的伊斯兰朝圣者运往北方。为了躲避灾难性的坏天气，就在这些险峻的海岸开辟了许多港口：萨瓦金、亚丁、吉达（麦加的港口）和图尔（苏伊士的竞争者）。据说远航船舶在吉达集中的居多。吉达距麦加很近，大批沙漠商队也要在那里集中，最多时可达20万人，有30万头牲畜。圣城麦加往往粮食紧缺，55但肉食从来不缺。大、小船舶又从吉达驶往图尔。商队在9至12天内从图尔到达开罗。56印度洋的大商船队分别从苏门答腊、坎贝（位于印度河入海处）、马拉巴尔海岸、卡利卡特、布尔、卡纳莫等地出发，可在每年的5月或11月到达红海。57

红海这一狭窄的门户其实是敞开的。那里出现了昂贵的瓷器。这些瓷器无疑来自中国，尽管伯龙拒不承认它们真正来自遥远的“印度”。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大量商品涌入了红海，58因为易碎的瓷器只能伴随着大量其他商品一起运来。至于香料，其中胡椒高居榜首，在1554—1564年间，每年约有2万至4万轻担进入红海。591554年，光是威尼斯人就在亚历山大买走600包香料，即6000公担左右。60然而，威尼斯人只掌握亚历山大的部分贸易，充其量只占一半。除西方的贸易外，还必然加上东方国家的消费。这个数量一直很大。据开罗领事馆的一个抄件估计，从1560年到1564年，单是威尼斯每年的收购量就达1.2万公担。61这个数字与瓦斯科·达·伽马以前的数字同样高，并与葡萄牙驻罗马大使的估计相符。这位大使把亚历山大香料贸易的总额估计为4万公担。621564年10月，一位为葡萄牙效劳的间谍把贸易额估计为3万公担，其中胡椒为2.5万公担。63威尼斯驻开罗的领事于1565年5月说，到达吉达港的胡椒有2万公担。64这时，人们还等待从古吉拉特、卡利卡特和其他地区驶来的船队（一般在冬季到达），23艘船将于8月在吉达港卸货。65因此，贸易额仍将达到3万或4万公担。这两个数字只包括埃及的贸易，不包括叙利亚的贸易。

我们姑且就说是3万或4万公担吧！这些数字没有统计学的价值。人们只是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红海的香料和胡椒，其数量之多为以往从未有过，至少也与以往相同。弗雷德里克·莱恩认为，这一数量超过了同一时期到达里斯本的数量。66总之，香料大量运抵地中海。正如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香料就是“百万金币”。与胡椒和香料同时到达的有药材（如鸦片）、解毒油膏、印纹石、丝绸、香水、化妆品及伯龙谈到的67牛黄或“麝香”、宝石、珍珠……这些都是非必要的奢侈品。但是，在人的眼里，难道不正是纯属多余的东西才是“最不可少”的吗？68香料贸易在18世纪，至少直到17世纪，仍居世界贸易之首。69

从此，满载着货币和抢手货的大船纷纷驶向亚历山大和叙利亚。1552年1月，3艘威尼斯船到达的黎波里。船上装有2.5万多布朗和10万多埃居。消息传出，惊动了葡萄牙驻罗马大使。70这位大使知道这些钱款有何用途。1554年春，在亚历山大港发现一艘拉古萨船。711559年秋，一艘拉古萨船、一条小船和两艘威尼斯船全部装着香料，被亚历山大的“港务监督”所扣留。72其中名叫“孔塔丽娜”号的一艘船载着香料和胡椒于1月返回威尼斯。73载重为540吨的威尼斯帆船“卡罗塞”号于1561年把粗铜、精铜或铜棒、呢绒、羊毛、丝绸、粗呢绒、贝雷帽、珊瑚、琥珀、小摆设、纸和现金运往东方，返回时装运各地产的胡椒和生姜、桂皮、肉豆蔻、八角茴香、乳香、阿拉伯树胶、糖、檀香木和大量其他商品……74从这一事例可以判断，前面提到的几艘船大致上也运输这些货物。

真真假假的消息传到了里斯本，引起了人们的惶恐。据说就在1561年，土耳其人把在印度洋上截获的2万多公担葡萄牙胡椒送往亚历山大。75似乎他们觉得从贸易的自然渠道取得的货物尚嫌不足。甚至有消息说，葡属印度总督对国王抗命不从，竟让王家船队76把胡椒送往埃及。葡萄牙驻罗马大使是胡椒贸易问题的专家，他根据情报人员的报告，于1560年11月断言，鉴于大量胡椒和香料运往亚历山大，对里斯本到货的数量之少也就不必感到惊奇了。771561年4月，法国驻葡萄牙大使让·尼科公开表示幸灾乐祸，78说道：“如果红海的通道重新畅行无阻，葡萄牙国王的香料库存将会更加减少，这正是他最害怕的事，也是他多年派兵打仗所希望避免的事。”

于是，一次真正的胡椒匮乏使得向葡萄牙购货的国家都伤透了脑筋。举几个极端的例子来说，英格兰人试图从莫斯科前往里海，然后又从里海到波斯去寻求胡椒。詹金逊第一次旅行的时间是1561年。79在法国，由于敲不开大门紧闭的葡萄牙“商店”。80法国人接受了尼科的建议，去几内亚海岸寻找几内亚胡椒。这种假胡椒继续销售了很长时间，在安特卫普尤其是如此。81从1559年开始，富格家族以阜姆和拉古萨为中转站，建立起同亚历山大港的联系，并向该地派驻代理人。82在西班牙，香料价格突然猛涨。从1520年到1545年，香料价格基本稳定；后来，从1545年到1558年，随着物价的普遍提高，便有规律地上涨；如今则突然直线上升，其速度比其他任何食品都快。在新卡斯蒂利亚，香料价格在1558年到1565年间上涨了3倍。83厄尔·J.汉密尔顿首先发现了这种价格的反常上涨，并第一个指出，胡椒的高昂价格同莱加斯比1564年对菲律宾的远征可能有着联系。84然而，早在1558年，在热那亚，人们就抱怨葡萄牙的“药材”价格太高。85

1560—1563年的土葡战争是葡萄牙对这一事态发展作出的反应吗？或者，恰恰相反，是它的软弱的标志吗？在一般的历史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白费力气。这场战争断断续续地在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对面，在土耳其帆桨战船控制的两个海湾的出口进行。这一次，正当土耳其进攻波斯湾时，86谣传土耳其代理人在也门发动了有利于葡萄牙的叛乱。87但是，印度和阿西王国（苏门答腊）的使者带着稀世珍宝，相继来到君士坦丁堡。88其原因我们不很清楚。其中一个代表团是乘坐土耳其帆桨战船经过埃及到达首都的。89

这些细节互不关联。的确，土葡战争也许不是一场有始有终的真正的战争。在广阔的边界地区，给对方一次打击，并且了解打击的结果，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的奸细乔瓦尼·阿戈斯蒂诺·季利指出，素丹不想插手这些遥远地区的事务。他的这个看法相当准确。素丹给每个印度使者的并不是他们需要的大炮和炮手，而是一件金丝外套和2万阿克塞。901563年末，同葡萄牙的认真的和谈在进行之中。西班牙在君士坦丁堡的间谍机关的一个特务——这是“习惯写真实情况的人”——在1563年12月7日和8日写给那不勒斯总督的信中谈到这一点。这个情报人员明确地指出：“葡萄牙大使已经和土耳其进行和谈，他竭力为葡萄牙人取得把他们的货物从印度运到红海的权力。这些商品可以从红海通过陆路运到开罗、亚历山大和叙利亚，并在这些地方达成协议。”葡萄牙大使要求不受海关检查，“正是这点人们至今不愿向他让步。”91

这次谈判虽然没有成功，但值得我们重视，威尼斯也曾为此感到担忧。在1563年末，即差不多在瓦斯哥·达·伽马沿海岸航行65年之后，这次谈判与1527年威尼斯没有成功的奔走活动形成相当奇怪的对照。人们可以认为，这是红海的胜利，是威尼斯和地中海的反扑。

葡萄牙胡椒贸易的复兴

我们不知道印度洋战争是在什么情况下结束的。答案可能可在里斯本找到。但是，葡萄牙的贸易远没有因这次战争而一蹶不振。

在欧洲，安特卫普周围发生的尼德兰叛乱给葡萄牙的贸易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从1566年起，与葡萄牙有联系的韦尔塞商行，由于在胡椒和有关印度的合同上进行投机活动，遇到很大的麻烦。富格家族及其意大利合伙人罗瓦莱斯卡也都因此受累不浅。921569年，关于把葡萄牙的香料贸易从安特卫普转移到伦敦的奇怪的谈判开始进行。93

同时，印度洋的边缘地区仍然动荡不安，土耳其人和他们的对手同样受到了影响。1567年，40艘帆桨战船在苏伊士整装待发；当富克沃在马德里得到这个消息时，船只已经乘风破浪，向苏门答腊驶去。94如果土耳其切断东印度的航线，“就会把葡萄牙的傲气压下去。在法国，如果人们从此不再去葡萄牙，便可在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其他港口取得更便宜的香料”。1568年，威尼斯也有人指出，20艘土耳其帆桨战船正准备从巴士拉向葡萄牙人发起猛攻，夺取巴林岛及其珍珠采集地。95但是，就在1568年，阿拉伯半岛发生暴动。特别在也门，动乱更是绵延不绝。96除了一些琐碎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细节以外，我们对当时亚丁的情形几乎一无所知。后来出任奥斯曼帝国首相的锡南帕夏于1573年才在红海的这一门户恢复了秩序。97

尽管葡萄牙自身困难重重（1570年果阿被围困14个月；98特尔纳特堡垒于1575年失守），它无疑利用了当时土耳其的困难。它感到素丹的帆桨战船的威胁减轻了。另一方面，1570年葡萄牙对香料贸易进行的重大改革发挥了作用。根据1570年3月1日的法令，99葡萄牙国王东·塞巴斯蒂安果断地放弃了对香料贸易的垄断，放手让他的封臣参与经营。这项改革是某些人，尤其是皮雷斯，100长期梦寐以求的事。同年，路易斯·德·阿塔伊德总督吹嘘他已把海上治安维持得很好，使卡利卡特开往麦加的船只已从过去的16至18艘减少到现在的2艘。101

1570年11月25日，威尼斯准许外国人用外国船或本国船把香料运到威尼斯。102这项措施虽然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可能产生多种后果，但它却使香料贸易出现新的转折。局势很快变得对威尼斯不利。土耳其的战争（1570—1573年）对威尼斯来说是一次可怕的考验。所有同威尼斯作对的人——拉古萨人，安科纳人，尤其是马赛人——都从中渔利。1573年7月至9月的装运单表明，马赛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运走成船的“姜”和“阿西的胡椒”（老曼利希至少参加过一次）103。1574年4月，一个威尼斯领事说，令人忧虑的并不是运到阿勒颇的丝绸有所减少（由于波斯的战争的威胁），而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法国商人同我们进行激烈的竞争。104相反，关于香料倒没有任何怨言，叙利亚似乎又再次成为运输要道。1574年10月，“卢多维卡”号货船载着价值15万杜卡托的货物从威尼斯出发。一场风暴使它被迫在安科纳停泊。这个城市的地方长官们发现船上装载着铜，于是以运输走私物资的名义宣布没收。他们扣留了船只及其装载的货物，并且把船主和海员全部监禁起来。105随便翻阅1574年的几封商业信件，106人们可以看到（虽然对整个情况并不完全了解），有几艘法国大船（1574年1月30日），一艘法国小船（4月3日），一艘名叫“莫琴蒂加”号的威尼斯船（这艘船后于3月和11月在的黎波里停泊）和一艘名叫“阿尔塔纳”号的萨埃特式小船（可能也来自威尼斯）开往叙利亚或在那里停留。船上堆着肉豆蔻的假种皮、棉花、砒霜、棉纱、香料、生姜及一箱榄仁树的干果。1575年5月12日。107“季拉尔达”号抢购棉花、皮毛、丝、药材和香料。

可见，黎凡特对叙利亚或对埃及的贸易都没有中断。与此同时，葡萄牙的胡椒在地中海重新占了上风。威尼斯元老院1577年9月13日进行的讨论证实了这一点。108根据商界五贤人的报告，元老院获悉有4艘船在里斯本装载大量胡椒准备开往威尼斯。但当船主们听说他们应按1519年的一项决议（日期很重要）付3%的关税时，就改变了主意。这项决议原来规定只对来自西地中海的香料课税，而不对黎凡特的香料征税。船主决定推迟启程，希望能取消这项税收。专家们说：“鉴于这种商品（葡萄牙胡椒）可能运往其他地点，从而对威尼斯的商业和收纳出口税产生不利影响”，元老院决定在两年内免予征税。因此，由于来自亚历山大的胡椒数量很少，还是让地中海的胡椒自由进入更好。两年以后，克里斯托弗·德·萨拉扎尔在写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说：“亚历山大的商业和运输业，特别是香料的贸易和运输，从此已一蹶不振，因为运输路线已被抛弃了。”109

有关葡萄牙胡椒的各种策略

当时有三股势力企图攫取地中海胡椒贸易的利益，它们的不同图谋可以在下面得到解释：

首先是葡萄牙的图谋。马里阿诺·阿扎罗修士1575年11月10日在写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作了阐述。此人是加尔默罗会的住院会修士，早年在帕多瓦就学，对这些问题十分精通。110葡萄牙的打算是要把自己的胡椒打入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领地：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撒丁岛，并挤走通常在这些地区销售的威尼斯胡椒；是要把教皇和意大利的其他权势人物全都拉拢过来，从而为意大利在圣玛丽港、卡塔赫纳或者半岛的其他港口设立一个胡椒集散中心，也可以说另一个安特卫普。运输将由国王的帆桨战船承担。这项计划顺便指出，葡萄牙的胡椒从1516年起已经征服了西西里王国，但这并不能使计划提高多少价值。如果我们手头拥有西班牙的所有财政文书，我们将会被各种稀奇古怪的数据弄得头昏脑涨。但是，这个住院会修士的背后可能有二至三个大人物在撑腰。首先是鲁伊·戈梅兹·达·西尔瓦。大家知道，他是葡萄牙人，“在临死前，曾主动就黎凡特的香料问题向国王陛下提供某些建议”；其次是国王的秘书安东尼奥·格拉恰诺。赤脚修士最早给他写过信。最后是国王。他当时对胡椒贸易和葡萄牙的垄断极为关切。当他从秘书那里了解到情况后，要求给他第二份报告，即这里所提到的那份报告。因此，这是一份认真的计划。该计划对威尼斯大肆攻击。既然土耳其已用小麦和香料控制了威尼斯，既然威尼斯出于卑鄙的私利背叛了基督教国家，那就应该以道义的名义，并且为葡萄牙胡椒的最大利益而打击威尼斯。葡萄牙的胡椒来路要正当得多。此外，人们知道（这也是对指责里斯本的商品质量低劣的答复），土耳其人在把去壳香料用于制作饮料和蜂蜜水后，又不择手段地把这些香料在叙利亚交易会出售。

其次是托斯卡纳图谋，更确切地说是梅迪奇家族的图谋。从1576年到1578年，111弗朗索瓦大公千方百计企图分享从印度运到葡萄牙的香料。为此，他所下的赌注是答应向东·塞巴斯蒂安提供贷款。这位葡萄牙国王对十字军东征表现了出人意料的狂热，一心一意想同摩洛哥的异教徒作战，急于想为这场冒险筹集必不可少的金钱，结果导致国破身亡。……大公特别野心勃勃，同时还和素丹进行谈判。根据威尼斯人的看法，谈判的目的是要对整个世界的胡椒贸易实行垄断。在这个问题上，威尼斯的判断自然是正确的，虽然不免添油加醋。112这些计划虽然庞大，但最后只是在佛罗伦萨商人、梅迪奇家族和葡萄牙大使安托尼奥·平托113之间就20万埃居的贷款达成一项协议。当然，作为补偿，将有大量葡萄牙胡椒运往里窝那。毫无疑问，1587年，大公的垄断企图功亏一篑。114但是，在进行这些贸易之后，佛罗伦萨和里斯本之间的联系更加活跃了。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图谋：菲利普二世本人的图谋。他企图把邻近的葡萄牙王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对叛乱的尼德兰进行封锁（他曾想对叛逆者时而断绝食盐的供应，时而断绝小麦的供应，时而断绝香料的供应），积极开展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的食盐和香料贸易。115他对那些竭力主张控制广阔的亚洲的商人言听计从。他们之中一个叫罗特，另一个叫纳塔尼埃尔·容格，两人都是德意志人，从1575年起就申请对葡萄牙胡椒实行包销。

当菲利普二世取得葡萄牙以后，原来的计划变成了现实。如果说查理五世的权威于1547年达到了顶峰，1580年则是菲利普二世的权势达到鼎盛的一年。葡萄牙之所以甘心投靠（它投靠了菲利普二世），那是为了得到菲利普二世的金钱、军队和舰队的三重保护，并且借以加强它对印度洋的控制。1580年以后，国王打算堵死黎凡特贸易中的各种空子，从而一举切断土耳其和威尼斯的财源，他这样做是为本国谋利，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决心把亚洲和新大陆连成一片的菲利普二世在印度洋周围遇到的困难，要比在大西洋（特别是北大西洋）周围少得多。因此，菲利普二世所要对付的敌人主要是新教徒、尼德兰叛乱和英格兰，而不是土耳其。他同后者还保持着非正式的和平状态……因此，他在兼任葡萄牙国王后推行了一项奇怪的政策。他试图使地中海地区成为胡椒的集散中心，从而使这种珍贵的天赐食品通过比大西洋更安全的航路进行运输，使敌人从此得不到这种食品。经过长期的犹豫和计划，这项政策直到1585年才终于付诸实施。这是西班牙为对付大西洋和北方的挑战而实行的总动员。

向威尼斯提供葡萄牙胡椒

西班牙于1585年末向威尼斯建议缔结有关包销葡萄牙胡椒的协议，并不是什么戏剧性变化。这个问题已酝酿了四五年之久。最初无疑是西班牙采取主动，于1581年底请威尼斯大使莫罗西尼和威尼斯驻里斯本领事达尔·奥尔莫向市政会议转交一项建议：派遣帆桨大战船去葡萄牙首都。11612月，市政会议根据接到的建议文书进行了商议。是否应该派船呢？回答是应该派。但第一个难题是：谁来装备这些船只？任何个人都没有装备船只和在葡萄牙采购胡椒所必需的钱款，而且，在葡萄牙，“威尼斯人没有任何信贷”，意即他们通常不在葡萄牙经商，在那里很难使用汇票。第二个难题是：当玻璃、玻璃制品、器皿和其他类似商品在葡萄牙被禁止进口时，运什么商品去进行交换呢？最后一个困难：既然葡萄牙的局势还不稳定，大帆桨战船在途中就有遭到英格兰、“诺曼底”或其他海盗的袭击的危险。这些海盗都是菲利普二世的敌人。对此，主张冒险派船的人回答说：信贷不难取得，可由市政会议提供保证；西班牙国王将允许商品入境；只要有两三艘大帆桨战船护航，商队的安全就可得到保证。最后决定，在采取进一步行动前，先听取莫罗西尼的汇报。以上就是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克里斯托弗·德·萨拉扎尔1581年12月8日的信的概要。1171584年，讨论还在进行，因为威尼斯领事达尔·奥尔莫给威尼斯寄去一份关于威尼斯如何在里斯本恢复贸易的长篇报告。118

可见，在向威尼斯市政会议提出建议前，长时间的谈判已于1585年开始了。这项建议本身十分奇怪，并标志着十分奇怪的角色颠倒。要研究这个问题，最好是阅读安东尼奥·布拉加迪诺和雅科布·福斯卡利尼两位“专家”1191585年提出的报告。西班牙建议每年向里斯本转让3万坎塔尔（约1.5万公担）胡椒，每坎塔尔的价格为30杜卡托，其中三分之一付现款，其余三分之二分六个月付清。此外，还有以下不可忽略的好处：从伊比利亚半岛到西西里这一段路程由西班牙国王的大帆桨战船护送；战船到西西里岛后可以从事小麦贸易；最后，可为威尼斯减轻在葡萄牙承担的沉重的盐税……

但是，也有不利之处。这两位专家说，接受西班牙的建议，那就是要配合西班牙去摧毁威尼斯共和国过去和现在赖以生存的黎凡特贸易；因此，也就是对羊毛业和丝绸业一个沉重的打击，使许多居民生计无着；最后，还会有被3万坎塔尔胡椒压垮的危险。这么多的胡椒，叫人真不知道作何用处。价格本身（包销价格每坎塔尔为30杜卡托，而不是通常的36到38杜卡托）就可能是个圈套。以上是报告人就这个计划提出的反面论据。

黎凡特的贸易一旦中断，情况将会怎样呢？就胡椒和香料而言，贸易不是已经中断了吗？“人们清楚地看到，黎凡特的贸易正日益减少……不仅我们自己的船只不再从叙利亚和亚历山大运载香料，而且人们获悉，黎凡特（尤其是君士坦丁堡）为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也要去威尼斯购买来自里斯本的胡椒和香料。”120西班牙国王从此能够进行有效的封锁，使黎凡特的货源陷于枯竭。香料从此处在西班牙国王的操纵之下，听由他的调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威尼斯不接受他的建议，他可以向托斯卡纳提出这些建议。此外，尽管叙利亚和埃及缺少香料，但总的说来，黎凡特贸易并未枯竭，商旅往来仍在继续，仍在用威尼斯呢绒换取丝绸、羽纱、棉花、没食子和孔雀石。121贸易的数量不可能太大，因为胡椒的价格涨了一倍，122当时的农夫不是以通常的价格100杜卡托出售，而是以180杜卡托这个价格出售。123报告人得出结论说：接受这些建议吧！

与其说这是一份报告，不如说是一份辩护书。在黎凡特的通常的销售市场上，1585年香料和胡椒的贸易处于困境之中，这是事实。但是，这种贸易仍然存在。同样，葡萄牙的胡椒也销路不畅。根据报告人的说法，菲利普二世之所以寻找新的包销商，是因为原有的包销商已不起作用，因为他们没有运来规定的数量，并借以抬高价格。至于那些在印度经商的人，他们把商品囤积起来，“用于走私和经由黎凡特出口。”124

这笔美妙的交易没有做成。这不能完全归咎于威尼斯的心胸狭窄、它的政治狂热以及对西班牙的种种猜疑。当然，这一切都起了作用。从1582—1583年起，元老院对西班牙天主教国王125及其过快的势力扩张尤其敌视。难道威尼斯是出于政治上的疯狂而拒绝了这个机运吗？某些人是这么想的，例如利波马诺大使就这样想。在威尼斯市政会议拒绝了建议后，他尽力发展里斯本和威尼斯之间的贸易。126或许，威尼斯是为了避免土耳其的报复，为了保护在黎凡特、大马士革、阿勒颇、亚历山大、开罗甚至在巴格达定居的4000个威尼斯家庭？127据我看，这一见解也未免夸大其词，虽然我们知道，直到霍尔木兹都有威尼斯人在那里经商。128

不管怎样，拒绝接受建议的不只是威尼斯一个城市。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129等其他城市也曾收到同样的建议，但都拒绝接受。意大利的这种一致行动，乍看起来令人难以理解，但这不可能是集体的疯狂。资本家对这个计划不满。通过韦尔塞家族和富格家族1586年至1591年间签订的购销合同，通过葡萄牙和黎凡特的贸易情况（大量胡椒和香料通过各种渠道从马鲁古群岛、巽他群岛和马拉巴尔海岸到达欧洲和地中海国家），我们可以把整个情形看得一清二楚。

1586年至1591年间韦尔塞家族和富格家族的合同

葡萄牙的胡椒贸易涉及一笔小交易和两笔大交易。小笔交易是指在葡萄牙本土的胡椒销售。两笔大交易是指亚洲的合同（即在印度收购香料和胡椒，并一直运到里斯本）和欧洲的合同（货物在欧洲出售）。王室还利用印度商行的巨大仓库，把两种合同结合起来：先以一定的价格从亚洲的收购商那里取得胡椒，然后以双倍的价格把胡椒卖给欧洲的包销商。

菲利普二世向意大利人一再建议的正是为了签订包销合同，切断荷兰人和英格兰人的香料和胡椒货源。后者惯常是在里斯本购买这些商品的。亚洲合同的草案是一位名叫吉拉尔多·帕里斯的德意志人于1585年11月29日在蒙松向菲利普二世提出的。这一计划草案于1586年2月15日由国王在巴伦西亚签署，130并由韦尔塞家族和富格家族等一批资本家负责实施。协议的细节并不重要。总的说来，签订承包合同的商人负责胡椒运输，并承担运输风险，以16科罗扎多的价格卖给国王，再由国王以37科罗扎多的价格转手出售。

1587年，马托伊斯·韦尔塞在马德里进行了谈判，积极促成以上的协议。他还接受了欧洲合同，并且力图把富格家族也拉进来。然而，富格家族同意大利人一样首鼠两端。1587年11月，他们说：“这笔买卖不好做，如果进了迷宫出不来，我们该怎么办呢？”131然而，在1591年，为了改善他们在西班牙境内的困难处境（但这一希望仍然落空），他们勉强接受了合同。欧洲合同当时掌握在一个国际大财团的手中。132这个大财团的成员在德意志是韦尔塞家族和富格家族；在意大利是罗瓦莱斯卡和吉拉尔多·帕里斯；在西班牙是弗朗西斯科和佩德罗·马尔文达；在葡萄牙是安德烈和托马斯·希梅内斯。该财团包括32个股份。其中富格家族占7份；韦尔塞家族占5份；罗瓦莱斯卡家族占4份；马尔文达家族占4份；希梅内斯家族及其合伙人占11份。这个财团在安特卫普、米德尔堡、西兰岛、汉堡、吕贝克和威尼斯都设有代表机构。韦尔塞家族早在1588年就在威尼斯开设了一个很活跃的分支机构。从1591年起，它分销大量胡椒，其中1.4万公担运往吕贝克。威尼斯市政会议保证对发运的商品提供保护，并保证从英格兰那里取得安全通行证，满载胡椒的大船纷纷向威尼斯开来。133为此动用的资金数额很大，但所做的生意却未必有利可图。只有西班牙国王一人从中得到好处。从财团成立的1591年起，富格家族就悄悄地从中脱身，7月7日把股份转让给埃沃拉家族，后者是与希梅内斯家族和卡尔德拉家族合伙经商的葡萄牙犹太人。134

问题在于，自从无敌舰队覆灭以后，大西洋的航行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西班牙的失败也是其合伙人的失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大西洋胡椒贸易的衰退。财团出售的胡椒，价格不断提高，甚至超过了来自黎凡特的胡椒。1587年11月9日和12月7日，富格家族在给里斯本的经纪人的信件中证实了这一惊人的事实。135很多顾客于是重新转向威尼斯市场……

总而言之，意大利之所以始终拒不接受菲利普二世的条件（菲利普二世在夺取葡萄牙后，改称菲利普一世），这是因为它通过埃及和叙利亚的陆路重新取得了胡椒供应，至少取得了部分的供应。大西洋方面的流通遇到了障碍，胡椒贸易怎么会不重新再走近东这条近路呢？后来，甚至大西洋的胡椒也不得不一直运往意大利。一个佛罗伦萨商人在1589年5月4日寄给西蒙·鲁伊斯的信中谈到这一点。他的下列解释对前几年也同样适用：“由于不可能把胡椒从里斯本运往佛兰德、英格兰和德意志，商人不得不利用一切可以找到的船只把胡椒运往意大利，因为德意志人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进行采购……”136大西洋的胡椒从此也取道地中海。

黎凡特香料之路的恒久性

可以肯定，从16世纪80年代到16世纪末，近东始终向香料贸易开放，直到荷兰人完全控制印度洋为止。1596年，荷兰船首次在科纳乌斯·霍特曼的率领下进入印度洋。1625年前后，在控制了印度洋以后，他们把征服的努力转向美洲。大约就在1625年，也可能稍早，也可能稍晚，黎凡特的贸易受到不可弥补的打击。137作为前一个里程碑，1609年达成的12年休战标志着印度洋正式向新来者的商业冒险开放。1614年，第一艘大型荷兰船舶进入红海，这是另一块路标。138他们从背后包抄，同时从陆地和海上截夺东方的货物（例如波斯的丝绸139）。荷兰呢绒在这一地区的传播，英格兰人140和法国人141的武力闯入，都标志着印度洋的第二个欧洲时代的开始。对于黎凡特来说，这个时代比葡萄牙的不完全统治更加具有灾难性。

在以上描绘的广阔背景下，我们再借助不完整的文献资料，逐年追溯16世纪最后20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将要看到的画面并不总是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它们足以表明（这是主要的），传统的贸易依然存在，虽然曾出现过明显的波动。

马赛的一些文书谈到1578年夏季在叙利亚收购肉豆蔻。1421579年1月，一封阿勒颇的商人信件指出，143有两艘威尼斯大帆船起航（威尼斯大帆船的载重量总是很大，在16世纪末通常可载运价值50万杜卡托的商品）。其中一艘是“巴尔比亚纳和科斯坦蒂纳”号，船老板叫马尔乔·法奇纳托；另一艘是“格拉塔罗拉”号，船老板是坎迪多·迪·巴尔巴里。第三艘船在塞浦路斯盐场过冬，打算1月份到达的黎波里“海滩”。大批船只的到达照例使呢绒价格下跌，船只以后再来，就必须装载优质呢绒，尤其是贝尔加马呢绒，再加上穆拉诺的珍珠和念珠以及威尼斯货币……同年，由于与莫东的土耳其帆桨战船发生纠纷，另一艘威尼斯船驶向亚历山大。1445月12日，一封阿勒颇的来信宣布，145200头驮载香料的牲畜将随萨珊王朝的波斯商人和基督教商人一起到达亚历山大。于是，在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举办了一个大型集市。8月，驻叙利亚的威尼斯领事宣布有两艘威尼斯船“满载丝绸和香料”起航。146同年7月4日，圣艾蒂安岛的托斯卡纳帆桨战船清点它的缴获物，在清单上记下17块乌木（重205斤）、糖（936斤）、一包丝绸（102斤）、香（1185斤）、姜（150斤）、八角茴香（114斤）、肉豆蔻（236斤）和胡椒（共7706斤，分别装在大小不同的包里，每包重量从260到522斤不等）……147

后来，在1582—1583年，突然发生了危机。1582年12月一封来自阿勒颇的信谈到148，交易额很小，而且成交的生意都亏本。只有丝绸贸易维持下来。1583年7月，情况变得更糟，不但没有盈利，反而亏损8%。根据来自埃及的最新消息，亚历山大的情况也是一样。149也许正是这个缘故，英格兰人纽伯里于1583年7月从巴格达来信写道：“我认为这里的呢绒、胭脂虫和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便宜”。150

但是从1583年起，有了另外一些说法，一个马赛批发商4月10日写信说：“虽然阿勒颇香料很多”，但胡椒价格大大上涨。他抱怨说，真叫人弄不明白，“我敢肯定，即使当地最精明的商人也觉得不知所措。”151至于他本人，他打算下一年由一个威尼斯批发商陪同前往印度，用“我们的”2000埃居冒险。1583年，约翰·埃尔德雷把叙利亚的的黎波里描述为基督教商人152最常去的港口，把阿勒颇描述为人口众多的城市。他指出，大量商品从巴格达过境到阿勒颇。他在巴士拉看到25艘漂亮的土耳其帆桨战船。又说，每月有好几艘霍尔木兹的40至60吨的船到巴士拉靠岸，这些船“载有印度商品，如香料、药材、靛青和卡利卡特的布匹等”。对以上情况，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是，1584年夏季，当约翰·埃尔德雷返回阿勒颇时，随行的商队有4000头骆驼，“驮着香料和其他贵重商品”。将近1584年，在亚历山大可以买到“各种香料”。153

根据另一则消息，在1587年，苏门答腊每年都有船只开往麦加。154据说，将近1586年，麦加海关的收益达15万杜卡托（一半归素丹，一半归城市长官），每年都有40至50艘满载香料的大船在那里停靠。尤其，16世纪90年代以后，正当葡萄牙在印度洋进行骚扰时，不受葡萄牙控制的商业城市却相应地有所发展。例如，绍尔这个中途停靠港不断扩大，损害了第乌和果阿的地位。所有同麦加和霍尔木兹进行交易的商人，都在绍尔定居。葡萄牙国王的关税因此每年损失达15万法尔达奥。155另外一个证据156是奥古斯丁会修士阿泽夫多提供的。这位葡萄牙人取道陆路从印度返回，并向菲利普二世呈交他的报告。发现这份报告的历史学家157指出，时间应在1584年和1587年之间。至于我158，我认为这个报告的撰写时间是1593年左右。不管怎样，这份材料无疑写于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霍尔木兹令人难忘的景象。该地向各国的移民、大宗贸易和走私活动开放，其中有威尼斯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葡萄牙背叛者。人们吃惊地看到大批葡萄牙背叛者前往土耳其，利用他们对印度的宝贵知识，从事非法贸易，一方面贩运香料、珍珠、大黄、安息香和檀香木，另一方面贩运武器、弹药和其他走私物品。就这样，印度最好的东西都流向了威尼斯。作为交换，威尼斯则用小商品、玻璃制品、镜子、假珍珠和彩色纸来支付……既然虔诚的阿泽夫多亲眼看到多达6000头的骆驼队在沙漠中行走，亲眼看见5艘威尼斯大船从亚历山大勒达起航，怎么可能还说威尼斯始终准备同土耳其人和信奉异端的英格兰人取得联系！难道应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威尼斯地区在经历16世纪80年代显而易见的困难以后，贸易开始复苏了？

在黎凡特，阿勒颇的陆路运输于16世纪末逐渐恢复，因为陆路行程较短，而在16世纪90年代以后，海盗在印度洋猖獗为害，更因为丝绸在欧洲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威尼斯或马赛的商人从阿勒颇、的黎波里或亚历山大勒达寄出的信件无不首先谈到丝绸，159谈到的黎波里附近的土产丝绸或者波斯的优质丝绸。这些丝绸通常是由亚美尼亚商人和鞑靼商人运到阿勒颇的。在好几年内，土耳其同波斯的战争（这场战争于1590年结束）曾影响了阿勒颇的贸易。毫无疑问，这场战争在大不里士附近的北方地区，在高加索山脉两侧通往里海的小路展开。但是，战争有时会突然向南蔓延，一直蔓延到巴格达。不管怎样，战争引起的土耳其和波斯的货币危机势必会影响阿勒颇的金融市场，160使筹集资金变得更加困难。因此，1586年6月，必须对从叙利亚161运往威尼斯的商品加征关税1%—1.5%，以利“资金周转”。尽管有上述困难，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贸易一直维持原状。威尼斯承认，在叙利亚的贸易额1593年为100万杜卡托，1621596年为200万杜卡托。163主要商品是丝绸和香料。这里所说的200万杜卡托是指进货时的价值，呢绒、丝绸、小摆设和玻璃器皿还留在阿勒颇的商店里。但在货物装上四五艘大船以后，随着船只接近威尼斯，价格就奇迹般地高起来。

从1593年起，在黎凡特的运输中，船舶不再从的黎波里，而是从亚历山大勒达起航；威尼斯船只的停靠港口已迁移到亚历山大勒达，其他基督教国家的船只也纷相仿效。新停靠港无疑脏一些，但却更加靠近阿勒颇，而且没有旧的停靠港中的那些麻烦。然而，货物缺乏仓储场所使威尼斯商人深感不便（他们坚持以货易货的办法，因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随身携带现金的马赛商人就没有这种困难。164贸易的高涨大概不是由于停靠港的改变，而是由于土耳其和波斯之间的媾和。

贸易的高涨也部分由于土耳其和葡萄牙之间的战争结束。这场从1584年进行到1589年的战争，主要不是为了争夺胡椒，而是为了争夺东非海岸的黄金。1589年，阿利贝伊的舰队165的失败结束了这场战争。东印度群岛一带也实现了相当的和平，只是偶然出现土著王公和海盗的骚扰。

在西班牙（更确切说葡萄牙政府）和印度之间，以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为中转站，通讯联络从此畅通无阻。一份文献资料把这称之为“从陆路来的印度新闻”（las nuevas de India por tierra）。166中间人是犹太人、商行经纪人，例如韦尔塞家族的经纪人，167或者为威尼斯大商人奥古斯丁·达蓬特168服务的安托尼奥和耶罗尼莫·本泰姆佩利兄弟。1589年以后，尽管在印度洋中部和边缘地区出现了马拉巴尔海盗，但传来的消息总是说印度洋太平无事。169后来，随着荷兰人从1596年起的突然闯入，局面将逐渐恶化。

另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大西洋变成了一条艰难的航道。英格兰海盗在佛得角群岛、加那利群岛和亚速尔群岛等要害岛屿的周围活动。他们有时一直推进到圣赫勒拿岛。这个岛屿是从印度返回的船只补充饮水和猎捕野山羊来改善船员伙食的地方。大西洋处于严重的航运危机之中。除了海盗抢劫，船只又接连失事。随着物价上涨，远航印度的大船顿时成为稀罕之物。因此，使用木材要力求节约，船员的素质也有所下降。在庞大的船舱内尽量多装货物。船帆不够，船舵被蛀，船只仍照常航行。船体的整修只是草草了事，不把大船送上陆地。因此，在条件多变的长途航行中，经常发生“海上的悲剧性”事故。戈梅斯·德·布里托开列的长长的事故清单标志着16世纪80年代以后葡萄牙不可避免的衰落：从1592年到1603年，38艘印度船有时在天气晴朗的情况下，因出现漏水或其他技术原因沉没。170按照我们对威尼斯船舶的估算，2000万杜卡托或更多的金币就这样沉入海底。

这些巨大的损失，加上里斯本一再遭到的封锁（1597年至1598年之间的冬季就是如此），再加上阿尔及尔海盗的掳掠，妨碍着葡萄牙的胡椒贸易。1595年至1599年间，新卡斯蒂利亚的胡椒价格上涨了一倍。171这些困难和物价上涨，都使流向地中海市场的胡椒数量大大增加。1593年2月17日，一位德意志商人在信中宣布，苏伊士船队运载的3万康塔尔胡椒已经到达地中海。一位历史学家写道：“这说明亚历山大提供的胡椒数量同里斯本一样多。”172

这样，黎凡特的贸易在当时仍十分活跃。我们可举威尼斯人所取得的进展为例。这一进展在1596年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阿勒颇征收的流通税从5%下降到2%。173三年以后，即1599年，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威尼斯的贸易额仍然达到150万杜卡托这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贸易总额可达300万杜卡托，其中法国商人或悬挂百合花旗的商船174占50万。同年，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威尼斯人在埃及取得了好几项特权（其中包括装运亚麻和皮革的自由），并被默许在达米埃塔和罗塞塔进行小麦走私。这两个地区保障对干地亚的供应。1751593年的商事裁判报告提到的13家设在阿勒颇的威尼斯商行在1600年时仍在进行活动。1761603年，威尼斯在阿勒颇的贸易额仍然达到150万杜卡托。1771599年出现了新的迹象：马赛的海运保险单表明，从亚历山大勒达发运的货物有靛青、肉豆蔻和八角茴香。

可见，在1600年，就香料和胡椒而言，海路运输远没有获得全胜。海陆运输的竞争时起时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每条道路都接连出现危机和复兴。为研究这一问题而进行的调查，直到1600年为止，始终得不出结论。我们还必须弄清地中海失败的日期和环境。这一失败开始的时间离17世纪初相距不远。但是，在大多数通史学者公认为地中海的王位被大西洋所篡夺的日期100年以后，地中海的失败仍未最终完成。

几种可能的解释

前面的叙述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叙述很不完整，并且像所有的叙述一样，可能仅仅局限于表象和事实。有三四本新书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远东所发生的事件。178在以盛产香料和药材著称的东印度群岛，葡萄牙人的敲诈勒索和缺乏远见的行为，使过去被引向马六甲海峡的高级香料改变了流向。爪哇的帆船、东印度群岛的药材以及爪哇和苏门答腊的优质胡椒，形成一股独立的潮流。在16世纪的最后的20年内，这些不受葡萄牙控制的活动，在苏门答腊的亚齐特周围汇合起来。伊斯兰船舶在苏门答腊集结后，便向波斯湾和红海驶去。甚至锡兰岛出产的优质桂皮也先运到亚齐特，然后再装船前往地中海。17世纪初，亚齐特曾设有一家极其富有的土耳其商行。由于中国和印度支那以及（除马拉巴尔海岸之外的）印度当时对香料的采购不断增加，亚齐特更是财源亨通，而与此同时，葡萄牙通过好望角的出口量却因此有所减少。我们应该承认，葡萄牙的出口即使在17世纪初期，数量仍然很大。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为地中海航运的持续繁荣的原因最终找到了解释。

我们不要像数学家那样说这是早就应当证明的事，并以此为满足。事实上，人们先后作出的耐心解释——葡萄牙的轻信；土耳其的明智；波斯战争或大西洋战争；伊斯兰教及其支配的香料和胡椒贸易在东印度群岛的巨大发展；16世纪初葡萄牙舰队的猛烈袭击；1570—1573年的土耳其和威尼斯战争（这场战争一方面推动了马赛，另一方面活跃了大不里士和波兰之间以及利沃夫和但泽之间的次等道路）等——所有这些有关胡椒和香料战争的事件，都只会使人“一叶障目”，看不到问题的整体。必然统观世界的全局——从美洲的银矿到马鲁古群岛或者到苏门答腊西端——，整个问题才可以看得清楚。问题究竟何在呢？金币和银币不断地和杂乱无章地顺着地球自转方向由西而东的流通，带动着各种商品的流通，促使其他商品和贵重物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从东到西的反方向运动。

问题的所在显然正是这种双向的循环运动，这种运动当时从地中海而过。然而，胡椒和香料在1550年至1620年之间（这是两个粗略地确定的日期）通过地中海，难道不是因为美洲白银长期以地中海为终点吗？这个经济形势决定了一切。一个名叫皮耶罗·泽恩的威尼斯人1530年在君士坦丁堡向土耳其人指出，凡有胡椒的地方，就有金钱。179但是，反过来说也对。当然，具体的细节不容忽视。在缺乏确切数字的情况下，我们可就黎凡特贸易复兴的最初日期交换意见。赫尔曼·克伦本茨认为是1540年。我过去曾经以为，现在仍然以为，是1550年。维托里诺·马加尔拉埃·戈丁诺支持我的看法。180的确，我们对情况都不清楚。我们是在猜测……我想，如果我们有朝一日能确切了解地中海从16世纪初期的货币匮乏到16世纪下半叶的货币相对充裕（资金有时甚至过剩，例如在1583年到1584年，181找不到投资场所）的演变过程，黎凡特贸易复兴的确切日期也就不言自明。我认为，如果从威尼斯进行观察，转折点可能就在1545年和1560年之间。1545年6月9日，182威尼斯造币厂的工人失业，因为运抵该地的金、银数量很少。为了缓解工人的极端贫困状况，为了使他们有事可做，工厂轧制了价值1000杜卡托的小面值硬币。1551年，183造币厂向带来黄金的人提供优惠，不再要他们支付往常的3.5%的铸币费。1554年，184由于渡海铸币的人太多，因此恢复了3%的铸币费。1561年，185造币厂存放的白银（不是黄金）数量之多，一时竟不能全都轧制成小面值货币。大概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才能轧完。因此便采用新办法，决定轧制大银币，即银杜卡托。最后，1566年，对想在造币厂轧制金币的人提出一系列条件。186总而言之，必须了解美洲白银（它们从1550年起大量流向安特卫普187）流到意大利地中海区域的数量从什么时候起足以恢复黎凡特的贸易。在16世纪80年代，黎凡特的贸易仍然受阻，凑巧的是，地中海的经济形势当时也出现了短期的波动，贸易明显下降。由于葡萄牙被兼并和伊比利亚半岛发生谷物危机，西班牙白银当时正朝大西洋方向流去。

2.地中海谷物贸易的平衡和危机

地中海从来没有在极其丰足的条件下生活过。由于生活拮据，为了寻求补偿，地中海不得不采取某些灵巧的手段。研究谷物问题，就要触及地中海生活的弱点之一，同时也要了解地中海的全部生活。胡椒和香料使奢侈品的贸易兴旺起来。在这里，我们不由得会想起阿法伊塔蒂家族、希梅内斯家族、马尔文达家族、韦尔塞家族和富格家族等16世纪的巨商富贾。谷物贸易没有那么响亮的头衔，但它也是一项大买卖，不但规模巨大，而且贯穿大小流通渠道；对这一点不予以重视，是错误的。

在封闭的经济中，谷物基本上就地供应，运输距离很短。城市从四周的农村取得粮食。只有大城市才可能进行远距离的大宗货物运输。

谷物贸易

这里所说的谷物贸易，无论距离远近，都不限于优质小麦或优质商品粮，按西西里的说法，即所谓硬小麦或罗塞拉小麦。188在佛罗伦萨，谷物共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谷物就是清除了各种杂物的粮食，每斗重52磅，即每百升重72.5公斤。根据1590年的价格表，189上述三种谷物分别为每斗7里佛、6里佛和5里佛。下等谷物籽粒细小干瘪。其中，来自黎凡特的谷物一般质量低劣；阿布鲁齐190或乌尔比诺公国的谷物质量也很差，但威尼斯并不因此而拒绝接受。西班牙等地利用水浇地生产谷物，由于连年种植，地力日益耗尽。

除了小麦，其他谷物（特别是大麦和小米）也每天出现在地中海地区的餐桌上。1550年，满载大麦和小麦的10艘船从阿普利亚到达那不勒斯。1911557年，维罗纳哀叹小米收成很差，192建议把它储存的小米以每威尼斯斯塔罗1杜卡托的价格出售。1562年，由于可怕的旱灾，再次歉收。西班牙大使明确指出，“供穷人食用的”小米颗粒无收。193赞特地区的农村只能吃到大麦做的黑面包。194在小亚细亚的特鲁瓦附近，菲利普·德·卡纳伊曾经提到，由于没有小麦，土耳其村庄的居民吃燕麦面包。195由于地中海地区燕麦很少，这种面包也成了奢侈品。在科西嘉，栗子粉充当代食品，当地称之为树面包。大米在东方或在波河平原和瓦伦西亚占重要地位，但它也是一种临时的代食品。干菜、鹰嘴豆或者蚕豆，尤其是埃及的蚕豆，也被看成是赈济饥荒的食品。当“拉古莱特”号的新船长龙索·皮芒特尔接到大量小麦和大麦时，他高声叫道：“多么不幸，没有给我们送来鹰嘴豆！”196

可见，谷物品种繁多。在西班牙的文献资料里，面包一词往往用复数，意思是说有各种不同的面包，既有给穷人吃的，也有给富人吃的。只有后一种是用小麦做的。在里斯本，当北欧的谷物供应富人时，先要经过精心挑选，去掉石子和其他杂质，里斯本的妇女就在自己家门口做这项工作197……

谷物贸易的几条规律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研究粮食商人的活动，要从细小的方面着手，要观察某次具体的收购，某个城市的供应，某项投机活动，某本特殊的账册。各种因素都可能影响粮食贸易的成败：粮食收成很不稳定，国家（尤其是城市）对粮食供应提心吊胆，粮食商人乃至二道贩子乘机囤积居奇，投入资金数额巨大，海上运输要冒风险……这中间还会冒出多少意外的事情！最后，粮食并不从事单一的经营，总是还兼顾其他经济活动，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从亚科波和巴多·科尔西的账本可以看到，佛罗伦萨的这些巨商富贾不但想着如何向加利利公国放款或赊销长胡椒和丝绸，而且也关心如何为托斯卡纳大公在巴勒莫做成巨额小麦交易……巴尔托洛梅奥·科尔西尼为这些商人整理账目，其中有的交易活动已经结束，有的还在进行。佛罗伦萨商人于1595年进行了一系列收购，共欠款11766杜卡托。1596年做成的新交易包括在巴勒莫购买3500萨尔马小麦，由两艘拉古萨船在阿格里真托装货。支出高达10085杜卡托，即每萨尔马不到3杜卡托，交款地点在里窝那。接下去的一系列账目涉及重量分别为2000、7000、6000萨尔马的三批谷物。这些谷物储存在不同的货仓等待装船。然后是有关结算和兑换的明细账目，以及财务收支账。198我们如果能够领会科尔西家族1598年从事那些交易活动的含义，就会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谷物投机活动。科尔西家族的一艘运麦船在墨西拿卸下3700萨尔马小麦，数量相当可观，原因没有说明，显然是要赶紧出手。可这批小麦是在1595年买进的，可能不仅不再能做面包，甚至连做饼干也不合适，只能用来饲养家禽。于是，一部分麦子被赊销出去，剩下的就加工成饼干，结果饼干似乎也销路不好，在2500康塔尔中，6月份卖掉564康塔尔；8月份交给托斯卡纳的帆桨战船620康塔尔。在仓库里还剩下1316康塔尔……时间越长，价格越下跌，从37塔里跌到30塔里，然后又跌到16塔里。199因此，科尔西的经纪人抱怨买主和加工饼干的面包商居心不良。200这当然只是一面之言。在奥苏纳时代，一个名叫斯塔拉瑟的商人201据说因囤积居奇而被那不勒斯人所杀，这表明人们对粮食批发商肯定有另外一种看法。

各种势力都对谷物贸易寄予关注，都想从中谋求利益，政府自然也不甘落后。所有的国家，甚至萨瓦公国和特兰西瓦尼亚这类小国，全都参与这种贸易。老资格的历史学家比安基尼写道：谷物贸易比异端案件更受到间谍活动的包围。这有许多原因。谷物像盐一样是税务当局贪得无厌的财源。此外，谷物贸易也为一系列优待和恩惠敞开大门。谷物贸易是经济杠杆，是施加压力的手段，是支付劳务和制造特权的方式。一些葡萄牙文书表明，西班牙驻威尼斯的领事托马斯·科尔诺萨曾为葡萄牙国王的商业活动服务；据专家们说，他的工作干得相当出色。1573年，他要求让皮埃蒙特的一批小麦免税通过米兰公国，运往格里松斯，以作为对他的报答。这只是众多恩赏中的一个小例子。202西西里对小麦出口提供免税优惠几乎已成为惯例。203一张交易清单表明：1578年，让·安德烈·多里亚拥有“6000张交易许可证”，换句话说，有权输出6000萨尔马西西里谷物，按每张许可证值2埃居计算，也就享有1.2万埃居的年金。204在这以前，多里亚于1566年已获准输出4500萨尔马的小麦。205为了向尼斯和维尔佛朗什两地的西班牙驻军和为西班牙服役的萨瓦帆桨战船供应粮食，萨瓦公爵于1566年向菲利普二世申请出口6000萨尔马的西西里小麦的永久许可证。206国王决定只发给他一次有效的许可证，出口1500萨尔马小麦。人们知道，埃马纽埃尔·菲利贝尔后来把这批所谓供应西班牙驻军的粮食擅自卖掉，具体经过没有进一步说明。207“摩纳哥”领主卡洛·格里马尔迪也这样行事。长期以来，他享有从西西里出口6000萨尔马的特权。菲利普二世1584年10月13日的信从“摩纳哥领主”那里收回这种恩赐，因为这个领主取得出口许可证，并不是为了摩纳哥的粮食供应，而是为了以低于西西里的税额把许可证卖掉。208拉古萨人1562年获准从维罗纳出口大约1600萨尔马小麦，据说这是素丹母后的私人营利活动。209

以上细节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谷物出口是政府掌握的财源和支付手段，这使政府同谷物贸易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其结果也只会使粮食贸易变得更加复杂，无论在土耳其或在基督教国家，情况都是如此。然而，国家对粮食的关注，又丝毫不能同城市对粮食的关注相比。210

谷物仅仅因为匮乏才引人关注。地中海地区的谷物收成一般偏于不足。经济作物、葡萄和畜牧业总是在同谷物竞争。211这是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地中海实行粗放的谷物种植，耕作面积很大，但产量不高，尤其是不能每年都在相同的地块上播种。西西里照例实行二年轮作制（一年种麦，一年休耕）212；阿普利亚的塔沃列雷也实行二年轮作制。213在西班牙，理想的办法可能是三年轮作，因为二年轮作会耗尽地力。旱地种植要求反复耕地，深耕和浅耕并举，以弥补雨水不足。214最后，政府对谷物采取的税收和限价措施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在班牙，农民叫苦连天，纷纷离井背乡，或从事骡驮运输，或去美洲冒险。

冬季的水灾和夏季的旱灾加重了农民的苦难，狂热的宗教游行不足以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215结果是：一有风吹草动，价格就立即飞涨。只是到了18世纪，人们才试图解释价格变化的机制。在这一方面，很少有书能比1793年佛罗伦萨出版的一本无名氏的著作（可能是塞斯特里尼所作）解释得更加清楚了。216该书对地中海各地区之间的小麦价格级差提供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同16世纪一样，当时的价格差异表现为面包在东方便宜和在西方昂贵。这本书还解释了何以一个地方粮食歉收会造成附近地区的粮价上涨，而且周围地区的粮价比中心点还高。217这在16世纪就已经是这样。当某地区出现饥荒时，商人立刻出清存粮，调动船只迅速前往。有时，在离该区相当远的地方，粮价也跟着这种狂热的浪潮而上涨。但是，由于船舶纷纷涌到粮价高昂的地方，粮食的大批到达使该地的粮价下跌……这是政治经济学很好的一课。

这正是君士坦丁堡在1561年发生的事。在整个地中海地区，1561年是个歉收年：葡萄牙在春天遇到了“罕见的干旱”，218西班牙灾荒严重；219在西西里，小麦收割后，每萨尔马的价格上涨到2.5杜卡托；220在东方，由于青黄不接，甚至一开春就出现粮荒。221威尼斯大帆船“科隆巴”号途中改变航向，前往伊兹密尔载运粮食供应首都。222另外4艘船也是威尼斯的，在沃洛装载小麦后，被驻守萨洛尼卡的帆桨战船扣留，并被带到君士坦丁堡。223大批船只到达君士坦丁堡，很快填补了粮食的短缺，粮价暴跌，每“基洛”（相当于九分之一萨尔马）的价格下跌到17.5阿斯普尔，按1杜卡托等于60阿斯普尔计算，每萨尔马不到3杜卡托。224第二年，小麦的价格在希腊各港口跌到每“基洛”12阿斯普尔，每萨尔马还不到2杜卡托。

另外一个例子：1578年可怕的饥荒袭击西班牙。西西里总督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赶紧派船救济。商人们迅速买下了2.4万萨尔马的谷物，并答应将其中的6000萨尔马运往西班牙。至于其余部分，他们不想匆忙从事，他们解释说，有时候，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到那里去，以为可以一本万利，“结果造成粮食过剩”，从而发生商业灾难。225这正是上述报告起草人在1584年见到的情形。他告诫政府当局，当商人被利欲所吸引纷纷涌向西班牙时，不要贸然同意承担粮食运输。226

对商人来说，突然降临的灾难还在于看到他的船在驶向处于困境的国家途中被某个城市扣留，并随意把船上的粮食低价收购。1578年，热那亚批发商的船从阿普利亚满载小麦驶向粮价昂贵的西班牙，途中船只被扣，粮食被封存，而扣留这艘船的正是热那亚共和国。227商人们的愤怒可想而知。

商人的活动其实相当简单，即用收购到的剩余谷物调剂收成的丰歉以及地区的余缺（因为粮食不易保管，不能长久储存）。因此，粮食流通的方向随着收成的好坏而改变。在粮食贸易中，各种情形都可能发生，各种情形也都曾发生过。任何沿海或近海地区，任何一个海港，有朝一日都可能提供余粮。只要追溯到15世纪，就可以发现，科孚曾出口大量“上等小麦”；228只要追溯到16世纪上半叶，就可以看到小麦，尤其是大麦，从塞浦路斯出口到威尼斯。2291570年，斯帕拉托眼看附近的土耳其小麦源源不断地涌来，听任小麦转手向威尼斯出口，直到后来，当它发觉土耳其扩军备战时，230才惊恐万状，不再让城里的谷物外流，有些年份曾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反常现象：1555年，西班牙的谷物运往罗马；2311564年，安达卢西亚经西班牙国王正式批准把谷物运往热那亚；2321571年，卡斯蒂利亚打开了禁止粮食出口的闸门。2331587年，撒丁岛总督对其成就感到满意，在他当政期间，4000萨尔马谷物已经运往热那亚。234什么事都会发生！甚至奥兰也成了非洲谷物的出口门户。235迭戈·苏亚雷斯对此作出的解释是：236在西班牙驻防地周围，谷物价格往住比西班牙便宜4至5倍。只要有谷物，就可以得到相当可观的利润！当然并非年年都是如此。237同样，阿尔及尔也随着年景的好坏，粮食供应起伏极大。238

不幸的是，在饥荒频繁、路有饿殍的当时，历年的存粮不足以填补空缺。1554年，整个意大利发生了十分可怕的粮荒。239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佛罗伦萨的谷物价格每斗高达8里拉，而国外的救济又鞭长莫及……240

谷物贸易与海运相结合

谷物是适于运输的货物，但很笨重。无论怎样宝贵，它不能承受高昂的运费。除非出现饥荒，价格飞涨，谷物在陆路都实行短途运输。

下面是1584年从意大利到西班牙的一份运粮计划：241谷物将在托斯卡纳海岸的驻防地奥尔贝特洛、塔拉莫内或“海格立斯港”装船。而7万法内格粮食却在以下地点采购：教皇领地内的科尔内托和托斯卡纳；托斯卡纳大公管辖的格罗塞托和锡耶纳的马雷马；帕尔马公爵的领地卡斯特罗以及蒙塔尔托。这些内陆地点离港口分别为15里、20里和30里。结果是在收购价（每法内格10西班牙里亚尔）之外，还必须加上一笔陆路运费（每法内格3里亚尔）。因此，为了一段不长的路程，谷物的价格增加了30%。那不勒斯总督1562年7月29日对在阿普利亚到那不勒斯之间铺设马车路的计划提出了意见，他说：“为改善那不勒斯的粮食供应，准备铺设一条马车路，此事正在积极进行中。但是，我要说，由于从阿普利亚用车辆运输谷物费用太高，很少人真会冒险这么去做。”242小麦并非不能通过陆路从半岛一侧运到另一侧。粮食有时也在那不勒斯过境。但没有迹象可以表明，粮食走完亚得里亚海到蒂勒尼安海的全程。这种可能性实在很小，因为仅仅在佛罗伦萨四周4至12英里的范围内，运费就足以使谷物的价格在1570年和1600年分别提高4.24%和3.35%，243这一趋向可以证明，粮食本身的价格比陆路运输的费用上涨得更快。但是，如果用这个例子推广到整体，那就太轻率了，即使在佛罗伦萨，也有其他一些百分比会推翻这个结论。1559年1月，有人打算把大麦从桑塔埃拉和朗布拉镇运到马拉加，但计划终于搁浅，因为运输费用和小麦价格一样高。244

威尼斯的秘书马尔科·奥托邦245于1590—1591年冬季前往波兰，途中在因斯布鲁克和维也纳打听谷物在克拉科夫或匈牙利的价格，然后进行计算，如果把比阿韦的粮食运到威尼斯，每斗粮食售价将是多少。他为此必须对各种货币和计量单位作出换算，还不能忘记所有的税收和经纪费用。可怜他左算右算，结果，几乎总是发现这种生意不可能做成。在克拉科夫采购粮食，每斗价值8威尼斯里拉。从克拉科夫到维也纳的运费为7里拉12索尔迪；从维也纳到菲拉赫，7里拉10索尔迪；从菲拉赫到旺宗，3里拉；从旺宗到格鲁阿罗港，1里拉4索尔迪；从格鲁阿罗港（船运）到威尼斯，3索尔迪。此外，还要加上税收、口袋和木桶的费用以及经纪费。总共是30里拉19索尔迪，或31里拉差1苏。运费使粮价增加了3倍。运费对商品粮的价格差异起着重要的作用。246

由此可见，谷物以水路运输居多，勃艮第的谷物只是由于有罗讷河的水道才可能向南输送。外来的谷物势必价格昂贵，运往佛罗伦萨的粮食，在可能的条件下，总是取道阿尔诺河逆流而上，直到首都的西尼亚河港。247西西里的伦蒂尼地区不但拥有丰富的农产资源，并且因距离海岸不远而具备额外的有利条件，圣莱奥纳尔德的这条大河的航船可以抵达离城几里的地方，至少在1483年是这样。248

海运比较便宜。我们回到前面所举的向西班牙运粮的例子。在意大利，谷物每法内格收购价为10卡斯蒂利亚里亚尔，从陆路运到海边的费用为3里亚尔，出口税要付5里亚尔，拉古萨大帆船的运费只需3.5里亚尔。由于当时已接近16世纪末，必须加上相当高的保险费（9%），每法内格约需30马拉维迪。这样，每法内格海上运费约为4里亚尔，而每法内格的价格在阿利坎特或卡塔赫曼为22里亚尔3马拉维迪（在这些计算中，每里亚尔等于54马拉维迪）。在谷物运输中，相对说来，海运比马车运输、牲畜驮运或出口许可证等开支都要便宜。尤其，海运价格不完全根据运输距离计算。从意大利到巴塞罗那或者到巴伦西亚，不论从西西里还是从托斯卡纳出发，价格都是一样的。船老板甚至认为，从西西里出发去西班牙，比在更往北的地方，即在托斯卡纳驻防地附近穿过“海湾”更为有利。他们说，船只从西西里进入海湾更方便。

因此，在地中海世界，唯有与航海活动密切结合的核心地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谷物贸易。这种看法足以说明，除米兰等得天独厚的城市之外，只有与海洋有直接联系的城市才能成长壮大。地中海各岛屿之所以往往能够从事单一种植，不但产量高，而且可以对外输出，这是因为它们周围就有海洋和运粮船舶。这些岛屿经常遇到粮食困难，却始终能在悬空的状态重新求得平衡。正是大海使得岛屿得以有惊无险。谷物的水运行程之长令人难以置信。在巴伦西亚、西班牙249、热那亚、罗马，吃的是埃及或者爱琴海地区的谷物。1572年1月，达克斯主教从拉古萨给查理九世写信说：“这个城市所吃的每一粒小麦都要到500里以外的地方去运来。”250早在16世纪以前很久，情况就是如此，从古代起，谷物就是用船只运输的。而当时的船并不都有甲板。在11世纪，阿拉贡的小麦沿埃布罗河顺流而下，经过托尔托萨，再对角穿过辽阔的大海，接济极度缺粮的叙利亚。251

输出谷物的港口和地区

谷物贸易市场都位于海滨或河边，有的是小海港，例如格罗塞托、蒙塔尔托、科尔内托252等地，那里的小船驶往里窝那；又如格罗塔马雷和西尼加利阿等地，一份保险单表明，阿布鲁齐的这些小海港同威尼斯的贸易很活跃。253更重要的是些大集市，多瑙河平原的粮食集市通过多瑙河与黑海相接（1575年12月，254黎凡特的一份报告指出，根据土耳其人的命令，瓦拉几亚和博格杰阿纳交纳的谷物应加工成饼干，然后放在多瑙河河畔等待交货）；爱琴海的集市与沿海小麦产区相连，加利波利与色雷斯相连；帕特莫斯靠近亚洲沿海地区；萨洛尼卡位于通往马其顿的入口处；255还有沃洛这一西地中海买主的重要市场，它出口色萨利平原的小麦。256在埃及，尼罗河同多瑙河一样，向大海输送大量小麦，还有部分大米、蚕豆和鹰嘴豆。西部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是阿普利亚和西西里岛。在16世纪，西西里的粮食出口抵得上今天的加拿大或阿根廷。

根据以上理由，西西里岛的情形值得我们注意。另一个有利条件是西西里的情形比其他地方的情形更加清楚。对历届西班牙总督来说，统治西西里岛首先就是管好小麦。他们的书信没有一封不谈到收成、价格、出口许可证以及与外国批发商所作的交易。这些外国批发商就在巴勒莫定居，那里居住着靠西西里岛的大生产发财致富的西西里领主。257从古代起，好多世纪以来，西西里岛始终出色地扮演了西地中海地区主要粮食供应者的角色。热那亚1261年与西西里国王曼夫雷德签订的关于每年出口1万萨尔马（相当于两万公担）粮食的合同，如果数量再大一点（因为热那亚城在此期间扩大了），与16世纪的一份合同相像得简直会叫人搞错。258整个西方都渴望得到西西里岛的谷物。邻近的柏柏尔沿海地区又比任何地方都更加迫切。非洲人莱昂叙述说，阿拉伯人为从西西里得到小麦，竟用他们的子女作为抵押。259基督教徒收复的黎波里后，西西里岛立即对小麦从此在非洲要征税一事关切起来。只有供应要塞的2500萨尔马小麦可以免税。260

图49 1532年西西里的粮食码头

转引自L.比安基尼，前引书，第241页。小麦出口港的位置和丘陵相应。除卡斯特拉马尔外，北海岸几乎没有出口港。出口港集中在南海岸，其中以夏卡居首位（在总出口额26万萨尔马中，占4万萨尔马，约合52万公担）。

天主教徒费迪南五世在位期间，曾确定了西西里岛粮食输出港的名单。它们是：索伦托、泰尔米尼、罗切拉、卡塔尼亚、布鲁卡、泰拉诺瓦、利卡塔、阿格里真托、西屈里亚纳、马扎拉、卡斯特拉马尔。1532年的数字261表明，南方及南方丘陵地区在出口方面居于首位。根据1557年的一项估计，1532年的小麦出口接近26万萨尔马，即52万公担，是热那亚需求量的4倍。262热那亚每年进口6万到7万萨尔马西西里小麦。263但是，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西地中海城市不吃西西里岛的优质小麦。

西西里的小麦市场历史悠久，组织十分严密。商业活动的中心在巴勒莫。但是，巴勒莫不参与货物的装载和运输，而是集中做批发生意。264这无疑因为谷物的卖主以及佛罗伦萨或热那亚的巨商的代理人老住在那里。这些代理人需要靠近总督（总督时而住在墨西拿，时而住在巴勒莫），需要靠近总督的办事机构或者办事官员。他们为取得珍贵的出口许可证必须四出奔走活动，经办各种复杂的公文和手续。出口许可证并不是免费的，收费标准随粮价水涨船高。请看马里奥·西里向我们提供的图表265：

西西里出口税（根据马里奥·西里）

这种税率自然会影响西西里谷物的价格。难道这不正是1550年266时黎凡特的小麦在市场走俏的原因之一吗？据19世纪历史学家比安基尼的说法，黎凡特的小麦比西西里小麦便宜。这种情况甚至可能导致西西里谷物运输船队的衰落。更可能的似乎是：恰巧就在那时，载重达数千萨尔马的威尼斯和拉古萨运粮船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573年，在西西里为威尼斯运载谷物的船舶，吨位分别达4800、4000、4000、4000、2500、2000和1000萨尔马。267专门从事谷物、盐、羊毛等重货运输的船队至此便诞生了。它使西西里市场的设施更加完备。那里的谷物码头还有巨大的仓库，开办库存抵押业务，并向存粮主开具栈单。有关栈单的问题，我们还应该知道，当粮主不想马上出售谷物，但想取得预付款时，如何办理抵押，抵押的谷物又向谁出售呢？

以上的经营活动带有某种奇特的现代商业的色彩，但要作此判断，必须进一步了解这些仓库，它们的账目，以及出资收购栈单的资本家。比安基尼的著作268偏于陈旧，对这些情况没有作出充分说明。此外，还必须进一步了解谷物的生产和谷物贸易，并最终由资本家一手包办的资本主义管理体制。每当谷物价格下跌，农民（他们被奇怪地称作镇民，borghesi）因无力还债，不得不出卖耕牛，甚至背井离乡，出外谋生。实际上，他们在农活季节临近时，总要借款购置种子和耕牛，耕种新的土地碰碰运气。西班牙17世纪初的一份报告说：“连领主和贵族自己也向人借贷，然后再用谷物偿还。如果他们不能用谷物偿还，就会有支付重利的危险，因此他们跑到总督那儿去争取减息，有时他们争取到了……”269这实际上就是17世纪初我们去卡斯蒂利亚的巴利亚多利德附近看到的农民和贵族领主的实际境遇……270

到了16世纪，人们开始觉得这种仓储体系正在走下坡路。例如，栈单投机十分猖獗。有人同仓库管理员串通，把假栈单投入流通，然后出售并不存在的小麦，结算时便以出现损耗或盗窃为理由拒付。一些仓库因此破产。政府为保障公共信用，威胁要对违章者处以苦役，要求进行诚实的登记，禁止买空卖空，禁止订立所谓“卖青苗”（alla voce e secondo le mete）的高利贷合同。271以上种种全都徒劳无功。丑闻继续发生。一些粮主宁愿让谷物存在地洞里腐烂，也不肯把谷物交给港口的投机倒把者。除非这些粮主把在仓库存粮当作一种投机手段，因为在16世纪末，甚至在西西里，粮食也变得少了起来。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市镇和政府不惜对仓库的粮食实行封存。272

阿普利亚向拉古萨、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出口谷物时使用曼弗雷多尼亚、福贾和特拉尼等港口。那里也实行类似的制度：王家税务部门滥发海关出境证（tratte），并且先期出售。这些出境证变得越来越不值钱，用低廉的价格就可买到。据商人说，威尼斯因此节省了32%的关税支出。273

东方的谷物

然而，西方的粮食供应并不单靠内部调剂。尤其在16世纪中叶，它全靠黎凡特运来的小麦保持供求稳定，因为黎凡特人口较少，可供出口的谷物较多，而且价格一般也比较低廉。东方拥有三大粮仓：埃及、色萨利、马其顿、色雷斯和保加利亚的平原地区；以及罗马尼亚地势低洼的地区。后者不久就被排除出地中海的流通范围，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大肚子把它独吞了。剩下的就是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出口市场以及埃及的粮仓。1554年，据领事洛伦佐·蒂耶波洛的估计，土耳其大君从埃及获得60万里贝巴小麦、大麦和蚕豆（这里没有提到大米，虽然实际上会有大米）。274这60万里贝巴相当于363636萨尔马（以100西西里萨尔马等于165里贝巴计算275），即72万公担。这一大批粮食，比西西里所能提供的数量要多。276这些粮食大部分用来供给君士坦丁堡，但另一部分却留在当地供土耳其士兵食用，还有的被运往麦加。此外，素丹的“小麦”也不一定全部是埃及小麦，蒂耶波洛提供的数字（其中包括素丹在这项贸易中得到的120万杜卡托）只是说明总的情况。他本人补充说，实际上，一切都随着尼罗河的洪水、流行病以及整个物价的变化而变化。记载中提供了每里贝巴蚕豆的两种价格和每里贝巴小麦的三种价格。277

此外，土耳其谷物经土耳其皇帝的准许，在亚历山大、沃洛、萨洛尼卡、发罗拉、普雷韦扎和圣莫罗岛合法地装船运往西部地区。拉古萨或者威尼斯的文献资料有时谈到这种情况。在君士坦丁堡，西方商人不断提出购买谷物的请求：1528年有来自托斯卡纳的请求；2781563年有来自热那亚的请求；2791580年，所有的请求，包括法国在内，全都遭到拒绝。280但是，即使在禁运期间，谷物的黑市交易仍很活跃，不断使土耳其谷物流向西方。这个黑市的中心位于爱琴海。那里的某些岛屿，例如帕特莫斯，281出产优质小麦。但是，在那些岛屿上一般还有来自大陆的走私谷物，它们主要是由轻便的走私船从希腊运来的。如果没有这些船只，威尼斯的各个岛屿从干地亚一直到科孚岛，就会吃不饱饭。有时候，从那些走私者那里很难取得粮食供应，282必须付出巨款才行。但是，在丰收年份，这些岛屿倒卖大量谷物。1564年，干地亚的威尼斯当局购买的成船成船的小麦，甚至超出了本岛居民的需求量，剩余的粮食（其中一部分制成饼干）运到威尼斯。283

然而，爱琴海的谷物交易向来要碰运气，要受喜怒无常的土耳其地方官的支配，土耳其帆桨战船随时可能对沿海的粮食港口进行一次扫荡。284因此，爱琴海地区土耳其“官员”的任命，对威尼斯来说，是一件大事。1562年3月，苏伊尔帕夏（我们对此人姓名的拼写没有把握）深得素丹后妃和穆罕默德帕夏的宠信，被任命为梅特利诺（米蒂利尼）的地方长官（sanjak），正准备走马上任。威尼斯统领安德莱奥·丹多洛叙述说：“我真想不再像过去那样向他赠送礼品，因为他最近就给大人造成了损失，但考虑到他的辖地离小麦的中途停靠港路程不远，而那里的谷物价格现在是每希罗12阿斯普尔，我真担心他会借机大敲竹杠……”这位威尼斯统领（bailo）宁肯照样送礼。285直到18世纪，爱琴岛仍然是谷物黑市中心，仍然有希腊走私船偷运粮食。286

谷物贸易的平衡、危机与变迁

在作了以上的长篇说明后，我们就能够开始研究16世纪的变迁。在粮食问题上，当时人的判断很少是冷静的，我们不宜把事情看得过分严重。大体上说，从16世纪开始，随着“农民的景况”日益令人不安，粮食形势变得越来越严重。饥荒的频率并未增加（饥荒向来很多），而是严重程度更趋加剧。它给人沉重的打击，在1560至1600年期间，那不勒斯经受了6次饥荒：1560年，1565年，1570年，1584年，1585年和1591年。后三次比前三次要严重。2871600年左右注34，一个很了解那不勒斯真实情况的人写道，288“这几年的年景不比以前坏，而是人口大大增加了，人口调查表明：1545年增加95641户；1561年增加53739户。据认为，正在进行的一次人口普查将会显示出人口增加10万户。在粮食供应正常或者稍微超过需要时，人人都竭力掩盖人口增加这个事实。”不幸的是，人口增加并不限于那不勒斯王国或那不勒斯这个城市。在地中海各地，人口与资源相比，都实在是太多了。

因此，人们容易把粮食危机说成是地中海当时的经济形势。这种说法未免偏于简单化，至少也是结论下得过于匆忙。实际上，为了衡量整个局势，我们拥有的唯一标准就是粮食的大宗贸易。粮食流通量很大，但是：

1.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地中海地区的粮食消费中，外来的粮食只占少数。289

2.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有关谷物贸易的历史，至少会发现四次重大的危机：从16世纪初以及在整整这个世纪，北欧谷物到达伊比利亚半岛的大西洋沿岸港口和城市；1548年至1564年间土耳其小麦的“价格暴涨”相应造成了意大利粮食生产的危机；1564年至1590年间意大利粮食的自给自足（这是整个亚平宁半岛农村的奇迹）；从1590年至1600年或者至更晚的时期，北欧小麦来到意大利。

3. 我们顺便指出，这些危机最后都得到解决或达成供需平衡。甚至最后一次危机也是如此，虽然这次危机的规模和严重程度都不容低估。认为危机和平衡交替发生，这也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简单化看法，经济学家们或许会提出一种边际危机论，也就是说，潜在的平衡限制着灾难和紧张局势的发生。1591年6月16日，处于困境中的威尼斯元老院可以说，并且说得对：“经验证明，我国收获的小麦和谷物一般略低于我们的需求。”290

因此，我认为必须观察这四次危机。这是首先要做的事。其次应该注意的是，不要把一个从来就不令人满意的景象说得一团漆黑。从远方或者很远的地方进口商品粮，此事诚然意味着有人挨饿，同时也反映了买主的富裕程度。

最初几次危机：北欧谷物在里斯本和塞维利亚

北欧谷物运到葡萄牙和安达卢西亚这件事，便是一个例子。北欧谷物早在16世纪初就到达葡萄牙。安达卢西亚当时还盛产小麦，到了后来，即从16世纪50年代起，更确切地说，从1570—1580年起，才进口北欧小麦。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危机，即葡萄牙的危机和西班牙的危机。这两次危机的发展过程相似，都预示着意大利即将发生的演变。

葡萄牙通过海上扩张形成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现代国家。夸张一点说，这是一个尚未定型的英格兰，而且正如英格兰以伦敦为中心一样，葡萄牙的活动可以由首都里斯本所概括。尤其是，从1386年阿维什王朝成立开始，这个城市就大大超过了成千上万个活跃的、为其服务的小城和大镇。古老的葡萄牙人口稀少，粮食自给有余，甚至还向英格兰出口，291本地盛产的葡萄酒可供饮用，如今却越来越没有把握得到一日三餐的面包。油橄榄和葡萄等果木作物占用的土地越来越多。为了增加谷物产量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也就可想而知。在南部的阿伦特如地区，引进了新的谷物品种。迫于谷物需求的“压力”，292葡萄牙人夺取了广阔的摩洛哥平原，一度把谷物种植引入马德拉群岛，后来又使谷物种植在亚速尔群岛获得成功。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向外国购买谷物，而在国内则放弃总的说来获利微薄的粮食种植。

里斯本很早就食用外国谷物，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长期以来向里斯本供应谷物，西西里岛也提供谷物，但不始终如此。1546年，葡萄牙国王派驻罗马的大使西马奥·德韦加匆匆赶到巴勒莫，结果白跑了一趟。293也许从15世纪起，历来同布鲁日和安特卫普交往的葡萄牙人，也开始向佛兰德购粮，例如1509年在佛兰德以10帕塔克的价格购买优质谷物，还以11帕塔克的价格购买质量最好的谷物。294这些采购活动持续整个16世纪。北方谷物，无论是否来自波罗的海，往往由布列塔尼小木船运载，而且往往几百艘同时到达里斯本。贫穷到极点的布列塔尼水手怎么会不受诱惑？葡萄牙买主不但付给他们金币，而且还允许他们合法地带走金币。法国大使让·尼科于1559年9月4日从里斯本写信说，他们未经法国国王的许可，“每天都在这里靠岸，运来大批谷物。我正在进行整顿”。295但是，他没有成功。根据他的描述，葡萄牙是一个“几乎不生产任何谷物的……国家”。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即1633年，葡萄牙政府在里斯本扣留了100多艘上述的那种小木船，然后又释放了。为了活命，水手们后来卖掉船帆、舵和船本身，总而言之，穷得没有饭吃。296布列塔尼小木船所进行的这种半非法的贸易给葡萄牙的经济和政治套上了沉重的枷锁，297尽管如此，这种贸易毕竟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否则，这种似乎是自发的运输是丝毫不可能进行的，直到1588年，毕尔巴鄂和布尔戈斯的商人以及坎波城的西蒙·鲁伊斯等人主要从事粮食贸易。298

那时候，布列塔尼小木船运输的谷物已经抵达卡斯蒂利亚，这对卡斯蒂利亚的经济是极端有害的。299这里有个小小的错误，请读者注意：上面所说的卡斯蒂利亚其实是指比斯开和加利西亚的港口。我们对谷物首次抵达安达卢西亚的情况还不很了解。然而，1557年8月在把谷物运到加的斯以后出卖自己船只的法国人吉翁·索利芒，却是布列塔尼人。300不管怎样，从这几年起，布列塔尼小木船就越来越频繁地出航。对他们来说，这是从沿途的停靠港带回葡萄牙人的“赤金”或者西班牙的白银的好机会。

随着塞维利亚在美洲取得源源不断的财富，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从加的斯和塞维利亚到马拉加和阿利坎特一带，都经历了一次葡萄牙式的发展演变，并促进了油橄榄和葡萄的种植。然而，安达卢西亚地区小麦非常丰足，以致这一发展演变十分缓慢。当塞维利亚出现困难的时候，邻近的圣玛丽亚港、极其富有的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以及远处的马拉加等城市却照常能保证自己的粮食供应。在马拉加，为无敌舰队筹集军粮的任务长期以来都是容易完成的。只要对每法内格多付1至2里亚尔，301谷物便很快运到。马拉加的粮价比加泰罗尼亚低得多，302与那不勒斯或西西里岛不相上下。303当时缺乏的不是谷物，而是用来运输谷物的牲口。当局只要征用到牲口，谷物价格也就完全得到控制。304直到16世纪中叶，粮价始终十分平稳。甚至1551年，富格家族还获准从安达卢西亚和卡拉特拉瓦地区输出3.6万法内格谷物，其中1.6万法内格运往巴塞罗那。305两年以后，即1553年8月，滕迪亚伯爵306要求国王赏给他一张出口许可证，允许他从马拉加输出4000到5000卡伊塞谷物。由于市场上谷物过剩，即使他提出更高的要求，恐怕也可得到满足，无非是签发一纸文书而已。何况此事又可消解谷贱伤农之困。1553年11月23日，一个马拉加的监督官写道：“接连六七年都是丰收年……，恐怕将来就未必有这么好的收成了。”307

确实，到了16世纪的60年代前后，情况开始变糟了。1561年，308控制塞维利亚海关的热那亚人对塞维利亚从法国、佛兰德和加那利群岛大量进口谷物（小麦和大麦）加以刁难，塞维利亚为此对热那亚人提出强烈抗议。热那亚人难道想让穷人饿死吗？这肯定不是从海上运往塞维利亚的第一批谷物，但这肯定也不是转折的关键时刻。例如，在1564年309有人还计划把安达卢西亚的小麦运到热那亚。这项计划筹划已久，但终究没有成功，转折大概是在1561年至1569年间（荒年）完成的。盛产食油和葡萄酒并拥有大量白银的安达卢西亚逐渐习惯于吃外国小麦。最迟在1560年前后，310演变过程已告结束。安达卢西亚的面粉从此不足以生产船队必需的饼干。西班牙王室不管年成好坏平均每年都要购买10万法内格的北方谷物（5.5万公担）。这个数字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1583年，粮荒在整个西班牙蔓延，使经济生活陷于混乱之中。311

这里也许应该知道，从此出现的粮食短缺是否将深刻地影响西班牙的经济及其“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至今还不能作出解答。伊比利亚半岛的农业（包括葡萄牙的农业）涉及很多方面，而历史学家对此还没有得出一个整体的认识，远不能同法国或意大利的情形相比（马克·布洛赫撰写了关于法国农业特点的著作，312埃米洛·塞雷尼不久前描绘了意大利的农村和耕作的概况313）。我们对西班牙农业的了解实在很少，伊比利亚半岛的情形极其复杂，那里有许多贫困、落后的地区。1522年法国军队侵入纳瓦尔时，士兵在当地除了吃点小米就是挨饿。因而在打了败仗回巴约讷后，有人竟狂饮暴食，以致撑死。314同样，1581年的加利西亚也是贫瘠之地，富有的威尼斯旅客手下的佣人竟对那里的黑麦粗面包不屑一顾。315但是，我们知道，在西班牙各地，农民的生活欣欣向荣，不但由来已久，而且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上半叶。骡马成倍增多，牲口价格低廉，316牲畜对轻犁浅耕应付裕如，317垦荒日益发展，只要土地和气候条件适宜，便扩大种植油橄榄和葡萄（尤其是葡萄），绵羊放牧业（甚至包括细羊毛的羊种）的明显衰退，以上种种情况都说明农业在发展、进步。对巴利亚多利德的公证契约318所作的调查表明，当时对新购的土地开征契约税。城市及大市镇的高利贷资本主义也促进了这种飞跃发展。

农业的发展使那些已被砍光了树木的、适宜耕种或临时圈养牲口的“光山秃岭”日渐减少。从圣烛节到施洗约翰节，每个农民都可以临时占用一块空地（临时占用又慢慢变成永久占用），在那里种树，种油橄榄或葡萄，或围起篱笆圈养家畜。无数篇文章叙述了在恶劣的环境下和多石的荒地上所进行的长期战斗，并且提到了过去留下的一系列名词：荒地、开荒、砍伐荆棘、清理采伐迹地、占有、未开垦土地、市镇的牧场、市镇财产和村口的空地（每个农民都有权在这块空地上用牲口打场）……这些词来自下层拉丁语，在加泰罗尼亚或安达卢西亚可以找到相同的或类似的说法。它们在卡斯蒂利亚更是广为流通，几乎涉及西方所有的农村的中心问题。然而，我们还必须衡量农业发展的程度，看它是否能够持久（因为西班牙的人口增长在16世纪结束前就已经停止），还要测定被观察家们大大高估了的农民的富裕程度。“乡村资产阶级”当时还很脆弱。319只是后来才被吹捧得面目全非。16世纪中叶刚过，就出现了农村的危机。难道地力已经耗尽了吗？菲利普二世1560年10月12日写的一封奇怪的信坚持与此相反的看法。320像在法国一样，农民在领主制的沉重压迫下，还深受高利贷制度之害。在16世纪上半叶的经济上升时期，高利贷还能为农民服务。1550年以后，这种制度就反过来与农民作对，剥夺农民的土地、财产，困难的时刻很快跟随到来。1571年，在过去属于从格拉纳达流放出来的摩里科克人的土地上，从阿斯图里亚、加利西亚、布尔戈斯及莱昂招募来的12543户人家被归并成400个村庄。20年以后，1593年的正式调查表明这次移民是不成功的。一些农民卖掉他们继承的家产；另外一些农民让自己的命运操纵在放债人的手中，并迁居到天知道的地方；少数幸运者趁机浑水摸鱼，从这个人手里买下油橄榄树，从另一个人手里买下了他的一半土地，一跃而成为富有的村民。321一位历史学家不久前研究了对新卡斯蒂利亚的村庄进行的调查（1575—1580年），322这份奇特的文献资料给他的印象是，在这些充满活力的村庄里，阴暗面在逐渐增加：可耕地十分有限，人口过多；农村短工太多，待遇菲薄；开始向城市和西印度群岛移民；一些村庄在倒退。

毫无疑问，整个西班牙经济在1580—1590年左右出现了转折。323农业首先走进了死胡同，但对这场失败发生的具体时间、原因和过程，我们并不清楚。我们隐隐约约地觉察到问题的所在：季节性迁徙的畜群，圈养的畜群，水浇地的正常的作物种植，栽种柑橘树、桑树和各种果树水浇地，种植葡萄和油橄榄的旱地，播种谷物（每两年或三年在地里播种一半大麦、一半小麦）的耕地，播种蚕豆的休耕地……但是，正如1492年直布罗陀地区的一份调查所说：几年来，人们在这里种地，324在山上种地，往往要凭运气……到了16世纪末，局面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325

国外进口的谷物对此当然没有任何责任。它至多是经济状况恶化的预兆。在葡萄牙，疾病由来已久，当时的人揭示了由此产生的后果。西班牙驻里斯本大使1556年10月1日记载道：“整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据说在很多地方，很多人因饥不择食而得病，甚至造成了死亡。今年的面包比往年更少，如果老天爷不来补救，大家一想到未来就不寒而栗。这里，在里斯本，现在还有一点通过海路从法国运来的面包，但不久便将被抢购一空……”326

菲利普二世1580年取得葡萄牙时，这个国家已是百孔千疮，奄奄一息。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营养不良和疾病之间的联系，绝不随人们的意志而转移。早在欧洲各国出现衰退之前，瘟疫于16世纪末袭击了西班牙；究其原因，西班牙当时已存在潜伏的粮食危机。

土耳其小麦价格暴涨：1548—1564年

16世纪中叶，意大利农业生产开始发生危机。327亚平宁半岛连续几年歉收，粮食明显短缺，物价上涨。产生这些困难的原因不十分清楚。是由于人口过剩、气候条件恶劣、农业投资减少、国外发生战争……吗？以上原因都是可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小麦和其他谷物的匮乏，以上原因加在一起，导致了事态的恶化。甚至像威尼斯这样一个比较安全的国家也未能免于这种匮乏。328尽管如此，意大利找到了一种简单的办法，渡过了往往很严重的难关：派遣本地的或者拉古萨的大型运粮船前往黎凡特的各个港口和土耳其市场采购谷物。

运粮活动的规模相当大，据了解运粮船的平均载运量达600吨左右，不久又超过了这个数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大型船舶中，有些土耳其船舶专门在伊斯坦布尔和埃及的亚历山大之间进行长途运输。其中的一艘属于奥斯曼帝国首相卢斯坦帕夏所有，于1551年12月抵达威尼斯，为祖安·普留利运载货物。威尼斯市政会议减免了它需付的停泊费。329此外，在这几年，拥有土地、小麦，而且对现金贪得无厌的土耳其显贵积极参与其事。土耳其处于主动地位，似乎不知如何处置它的余粮。尤其在开始时更是这样。威尼斯统领1551年9月4日写道：“我们的商人越是显得谨慎持重，购粮的条件就越对他们有利，因为在领主和百姓手里都有大量的小麦，并且由于同皇帝进行的战争，当时除了威尼斯人和拉古萨人以外，就不可能有其他的买主。”

就在锡南帕夏远征的黎波里一举获胜的1551年，威尼斯从黎凡特诸港得到30万到40万斗粮食（约等于18万到24万公担）。如果再加上其他船只运输的粮食，尤其是热那亚船只运载的粮食（可惜我们没有关于这些粮食的确切资料），那年从土耳其输入的谷物也许有50万公担。从这一数字看，奥斯曼帝国的所有港口都从事粮食输出，其中埃及的港口输出数量较少，希腊港口较多，经常是马尔马拉海的港口，有时是黑海上的瓦尔纳港。一些名义上前往罗多斯托装载皮革和羊毛的拉古萨货船偷偷在沃洛停泊，并在那里装载谷物。以上表明粮食生意十分兴隆，其中以侨居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为主，首先是安东尼奥·普留利。在黎凡特和意大利之间的买卖差价高达一至二倍，甚至二倍半到三倍，商人“有把握不会赔本”。

无论在威尼斯或是在拉古萨——当然还有其他地方——粮商可以从意大利城市取得贷款和津贴，并且出售时的价格也有保证（这证明最初为购买谷物筹集现金曾遇到很大的困难）。尽管条件如此优惠，粮食贸易在进行中也并非没有意外事件发生。黎凡特各港口的粮价因需求过旺而很快上涨。谷物贸易仍然兴隆，但是，1554年10月24日，威尼斯元老院决定，凡仅仅装运谷物的外国船舶进入港口，它们交纳的停泊费可不高于本国船舶，从事运粮的威尼斯船主可能因此有所减少。330这项措施至少表明，威尼斯尽管拥有庞大的船队，但仍难以保证黎凡特的粮食运输。

1555年以后，时而埃及，时而君士坦丁堡，时而叙利亚缺少谷物……价格不断上涨：从1550—1551年的每奇洛51—55阿斯普尔，达到1554—1555年的每奇洛63—65阿斯普尔，后来又上涨到1557—1559年的每奇洛100阿斯普尔。331与此同时，土耳其于1555年发布了第一号出口禁令。因此，奥斯曼帝国的帆桨战船在通常的装卸码头附近频繁地拦截西方帆船。332走私活动立刻盛行起来，并在干地亚岛上的干尼亚打开了一个缺口。那里形成了一个活跃的走私中心，有诸如斯特凡诺·塔拉波托或马尔其奥·迪·波洛季奥等走私专家。很多土耳其的大小帆船给西方的大船送来走私谷物。金币或银币解决了很多表面上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皮埃尔·德·梅迪奇1559年10月14日写信给科西默一世说，“从可靠的方面获悉，这些老爷（威尼斯人）正施展手腕，取得土耳其人的领地内格勒蓬。他们提供的贡金数额之大，远非该岛的正常收益可以相比。这是为了取得他们需要的谷物，而不必通过法国西班牙。”333这番话纯属诬蔑，因为在当时，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签订不久，土耳其发布了第二号粮食出口禁令。但禁令未能阻止走私交易继续进行。1562年、1563年和1564年，在关心公共利益和本国商人利益的市政会议的加倍扶植下，威尼斯商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到黎凡特进行贸易。334

然而，从1561年起，困难似乎更大了。接连发生了诸如扣留货船、放回货船的事件。市政会议在1564年派斯特凡诺·塔拉波托在干尼亚坐镇，促进秘密运输，但是没有取得重大成果。威尼斯帆桨战船别无良策，便在海上拦截拉古萨货船（1563年12月、1565年3月、1566年1月）。已知的6次扣留事件中所扣的船只共载运不到3.7万斗粮食，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约截获2.2万公担。335这些撒网式的出击未能挽救颓局。土耳其谷物的黄金时代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从那时起，意大利不得不想别的办法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这是因为土耳其开始出现粮食困难。一位历史学家发现，土耳其有几个多灾多难的时期：1564—1568年、1572—1581年和1585—1590年遇到了灾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几年的粮食充足有余。各种灾难汇集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大城市：食品匮乏、生活昂贵、饥馑施虐，最后是瘟疫流行。根据威尼斯统领的书信，“从1561年到1598年，竟有94个月瘟疫流行（几乎达8年之久），这个数字还低于实际情况。”336以上见证固然重要，但也很可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随着土耳其的军事胜利（1516年在叙利亚；1517年在埃及；1522年在罗得岛；1540年在贝尔格莱德；1541年在匈牙利），国力更加强盛，开始插手世界的大事，加上小麦价格连年暴涨，一个像加洛林王朝那样建立在领主制（某种“封地”）基础上的经济落后的穷国，从此开始受货币经济的控制，其强大程度足以破坏旧关系，但又不足以创造真正现代的新关系。这种货币经济造成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以及进口奢侈品的积累和传布，并强加在古老的经济之上，从而在犹如汪洋大海般的古老经济中产生一些畸形的岛屿和小岛。

谷物危机和货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世袭所有制的发展，有利于从“封地”到“领地”的过渡（我们说是在西方），有利于从一个由国家随意主宰的不稳固的所有制向一个类似波兰或莫斯科公国当时存在的庄园主所有制的过渡。谈到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的欧洲，历史学家往往使用“封建的复归”这个含义不清的词（但舍此又用什么词来取代呢？）。一种类似的现象也在土耳其发展，关于这种现象，目前还没有人进行真正的研究，人们因而不知道怎样称呼它。布斯奇—桑特内尔在他的论著中试图揭示这种现象337（但只是为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在他看来，这些庄园都建立在产粮地区，同时进行了水利建设。奥梅尔·鲁特菲·巴尔坎及其学生在他们进行的规模巨大的研究工作中注意到，现代所有制的发展一般只对从事粮食投机的素丹和帕夏有利。例外只是证实规律：素丹和帕夏独占了把小麦出售给西方买主的权利，老百姓是禁止从事粮食贸易的。这种演变的规模巨大，由此可以想见。同西欧一样，土耳其处在物价“革命”和农业革命的时刻。同其他地方一样，人口增长使这两种革命势在必行。

对于比较史学来说，这是一些举足轻重的事实。在土耳其问题还没有恰当地提出以前，我们还很难就整个地中海的问题作出结论。我们对土耳其市场向西方开放，接着又向西方关闭的原因都不甚了解。人口增长无疑是原因之一。边境的战争和作战部队像城市一样消耗余粮。338经济和社会的动乱，以及其他原因，进一步的研究将会作出答复。但是，可以断定，自60年代以后，巨大的变化开始发生。339

粮食自给自足：1564—1590年间意大利的经济形势

“黎凡特的大门从1560年起开始关闭，到1570年已彻底关紧。意大利从此不得不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日益增多的居民。”340尽管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当时严重的和被扩大了的事态，但从1564年到1590年，意大利毕竟经受住了打击。这里所说的意大利是指罗马、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寄生的大城市。这些城市是唯一受到威胁的或者最受威胁的。它们都克服了困难，度过了危机。据推断，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

1. 虽然大城市粮食不足，意大利的另一些地区却充足有余。其中包括西西里、阿普利亚、罗马涅地区、罗马尼亚诺、阿布鲁齐、科西嘉，341甚至有时还包括撒丁岛——这是一些商业尚不发达、因循守旧的意大利地区。热那亚、罗马以及威尼斯的情况证明这个理由是成立的。威尼斯在必要时还从巴伐利亚，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土耳其港口，从阿尔巴尼亚港口采购粮食；后一地区虽说市场不大，谷物质量较次（小麦略带甜味），但也不无小补。在阿尔巴尼亚，粮食买主不会遇上任何阻碍，因为当地领主按“波兰方式”行事，而且由于货币经济没有深入这一地区，粮食价格很少变动，另外还按殖民地的以物易物的古老方式进行交易。

2. 同过去相比，意大利当时更多地食用小麦以外的各种粮食。这一理由如果能够得到证明，会有很重大的意义。但是，很难找到确切的证据。一些历史叙述曾多次提到以上事实。例如，1604年7月，在新粮上市前夕，威尼斯仓库里储存的小米和小麦同样多。342正如蚕豆、豌豆、扁豆、黑麦或从匈牙利进口的活牛、羊一样，小米是穷人的食物，在整整几个世纪，并不引人注目。此外，小米比小麦更易于保存（常常可以保存10年以上），343是威尼斯地区、达尔马提亚和黎凡特最重要的军用储备粮。而且，在意大利北部，小米种植具有几百年的历史。1372年，344在基奥贾战争的危急关头，威尼斯全靠库存的1万斗小米，顶住了热那亚人咄咄逼人的攻势。16世纪，小米已经不仅是一种杂粮，而且成了穷人唯一的主食。1564—1565年的冬季，离威尼斯不远的维琴察由于小麦颗粒未收，“几乎所有的居民都靠小米为生”345。1569年10月，威尼斯爆发了粮荒，并持续到1570年的收获季节（幸好是丰收）。在这期间，圣马克和里亚托的面粉商动用了城市的粮食储备，规定每人每天定量配给两份面包，一半是小麦，另一半是小米。34620年以后，还是在威尼斯，1589年的新粮收获后不久，小麦价格很快上涨到5杜卡托、6杜卡托和7杜卡托。面包商被准许按三份小麦一份大米的比例制作大米面包。但是，“这个办法很快就放弃了，因为这种面包味道太好，刺激食欲。为了进一步保护穷人的真正利益，市政会议下令制作小米面包并卖给穷人，这种面包实在难以下咽……”3471590—1591年间的形势更加紧张。到1592年，必须从黎凡特、英格兰及巴伐利亚运来小麦以挽救局势。然而，那一年的惊恐情绪不如以往那么强烈，因为市政会议吸取了前几年的经验，一开始就准许面包商用任何谷物制作面包，“小米、黑麦以及其他谷物均可，重量也不受限制……城里出售大小不等的各种混合面包，人人都尽力把面包做大、做好，以便销路更好。”348

图50 威尼斯来自海外的谷物和本地生产的谷物

根据科雷尔陈列馆第217号展品。威尼斯的谷物历来由本国生产和从海外进口。16世纪末，海外进口的谷物不再占首要地位（如1588年）。威尼斯地区于17世纪将继续努力生产粮食。这无疑是威尼斯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还必须指出，在威尼斯从海外进口的谷物中，以阿布鲁齐及意大利北部地区为主。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采购量逐渐减少。到1588年为止，威尼斯不再从黎凡特和西地中海地区进口粮食。罗马尼亚诺位于罗马涅地区以北，即卢戈和巴尼亚卡瓦洛的领地。

赶上灾时荒年，杂粮在威尼斯占有一席之地。杂粮以穷人为销售对象，这样说是否大胆轻率呢？假设杂粮销路不断在扩大，也许有助于调和关于威尼斯粮食供应的几个数字。这些数字表面上似乎互相矛盾，但很可能是真实的。第一个是马林·萨努多提供的数字：从1511年10月到1512年8月底，即在11个月内，威尼斯入库的谷物达100多万斗之多（确切数字为1080721斗）。如果把这11个月的月平均量加起来，得出全年的库存数，大约可达120万斗，总共折合70万公担。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349然而，根据1548年、1552年和1556年的统计数字每年的平均入库量（不论年景好坏），约为65670斗面粉（折成小麦计算，数字更大）。最后，到1604年，威尼斯市的谷物消费量为515257斗。350在这期间，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因此只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面包消费相对减少；二是在可以做面包的粮食中，小麦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解释。

3. 最后一个是总体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意大利通过增加生产得以自救。这是一个长期的现象，也许从1450年已经开始，增产粮食已采取了人们所知的形式：整修山坡和丘陵的梯田、治理大大小小的平原、划分耕地与牧场（农田排挤牧场及其饲养的牲畜，因为人总是需要更多的空间）。这种需要造成林木破坏、野兽绝迹和家畜减少。这是一个古老的过程，例如13世纪伦巴第的开荒在扩大谷物种植面积的同时，减少了羊的数量。弗兰科·博兰迪351正确地指出这是羊毛危机的原因之一，也是一半用羊毛、一半用棉花生产混纺织物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随着农业的增产，农村的面貌大大改变。352自古以来只可用于放牧的荒岗野岭，在中世纪的猛烈发展过程中，经过反复开垦，种上了树木，栽植了葡萄（树叶可为畜群提供饲料），终于被人类所征服。16世纪，垦荒活动更向高山发展。我曾经引用过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一句话，说意大利的作物一直种到山顶上。3531580年，米歇尔·德·蒙田曾对他在卢卡温泉浴场见到的景色赞叹不已：“漫山遍野，一片郁郁葱葱，直到山顶，到处都是栗子树和油橄榄树，在山的四周，种着葡萄，沿边形成层层环形台阶。台阶朝外隆起的边沿上种的是葡萄树，在台阶凹处种的是小麦。……”354与此同时，意大利人还有步骤地朝低洼和多沼泽的平原发展农业。

图51 西西里岛的出口

根据锡曼市斯档案馆的文献资料。灰色部分表示已支付出口税的谷物；白色部分表示未支付出口税的谷物。平均数（用虚线表示）约为12万萨尔马。出口量变化主要是由于收成的差别，而不是由于需求的波动。西西里岛每三四年有一次歉收。17世纪的出口量保持同等水平，同样也发生周期性的波动。

发展农业需要劳力和资金；需要更多的劳力和资金。这些发展导致城市的大量投资。不久前由市民晋升为贵族的大地主购买土地，有时为了谋利，有时为了保值。他们这样做，关键是要让农民群众俯首帖耳，听由他们使役；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占有农民劳动的“剩余价值”。可惜，我们对农业投资的众多形式并不完全了解。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鲁杰罗·罗马诺所作的一般性说明。355根据他的见解，在15世纪和16世纪初首批土地投资期间，利润很高。起初都是小笔投资，获得的利润相当可观，其情景同瓦斯科·达·伽马远航归来后里斯本的商业资本主义开始进步时几乎一模一样。356商业资本主义在韦尔塞以及富格时期到达顶点，而商业资本主义的初起则正值土地资本主义欣欣向荣的时代。这种形势后来便急转直下。

这显然只是一种假设。就威尼斯而言（威尼斯的情形比别处更明朗，但发展也许较晚），如果我们掌握的资料没有让我们搞错，主要用于在低洼和沼泽地开荒的大规模投资，只是到了1550年以后才开始。农民和领主之间的关系也只是到那时才变得紧张。继城市中的大人物犯上作乱以后，农村中的平民百姓也蠢蠢欲动。到了16世纪末，社会动乱更转化成一场潜在的革命，明火执仗的抢劫行为（我们后面还要谈到这一点），357将越发变得频繁起来。这时，历史学家隐约看到，威尼斯的巨大财富正从商业冒险中脱身出来，不顾一切地投入贝桑松汇兑交易会的高利贷活动，拼命在农村投资，从事耗资巨大的水利建设……传统的前资本主义周期至此宣告结束。

这段尚未得到证实、但很可能是真实的历史，应该作为一种暂定的假设附在意大利谷物史之后。这段历史是对意大利谷物史的说明和延续。但是，在得出结论时，我们掌握的资料却使我们感到失望。肯定是在1550年以后，也许是在1600年之前，农民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地主的境况却不相同。地主获得了胜利，因为农民失败了。这同卡斯蒂利亚的情形有点相似。毫无疑问，尽管经历了众多的波折，意大利农民的各种努力和地主们的贪婪使1564年至1590年的粮食供应至少表面上维持了平衡。

最后的变化：1590年后从北方进口谷物

地中海地区粮食供应的困难早已为北方谷物的大量到来准备了条件。荷兰、汉萨同盟和英格兰的帆船，自1590年起就从波罗的海沿海地区把谷物运到地中海。这还不是来自北方的最早的谷物。且不谈伊比利亚半岛，热那亚从15世纪起就从北方进口谷物。3581527年，威尼斯从佛兰德或英格兰运输谷物。359同样，在1530年左右，斯特罗齐家族似乎也从这些地区运送谷物供应罗马。3601539年10月，贡萨加家族在安特卫普的一名客商提到有16艘满载小麦的大船已经出发前往意大利（热那亚、佛罗伦萨、卢卡），而且他事先说明这些船上的小麦不易保存。361很可能早在1540年，科西默·德·梅迪奇就从佛兰德进口谷物；托斯卡纳在1575年至少曾经试图购买布列塔尼的谷物。362既然我们偶然发现了这几船谷物，大概就会有另外10船、20船谷物逃过我们的视线。

但是，海运活动只是由于粮食连年歉收才达到如此的规模。363自1586年起，粮食歉收对意大利产生了不利影响，年复一年，积重难返。到了1590年，局面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托斯卡纳大公首先派人前往但泽采购。364冬天一到，威尼斯也这样做了。365从1590至1591年起，运粮船无疑抵达了里窝那366和热那亚。3671591年，威尼斯的秘书奥托邦从但泽派出5艘船。一个佛罗伦萨的商人写道，同年6月，“雨水很多，人们担心会像去年一样出现歉收。麦子，至少是平原地带的麦子，全都倒伏在地，天气过分潮湿，小麦非但不能晒干，反而容易腐烂。”368这里又一次涉及气候因素。气候是应负责的。9月，这个商人又明确写道：“由于缺乏小麦，我们度过艰难的一年，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等待从汉堡和但泽运来的粮食。”369

北方运粮船的航行从此便开始了。在1592年至1593年冬季以前，还没有大量的谷物运来。里窝那的港口记录表明，1593年进口了将近1.6万吨北方小麦和黑麦，370其中几乎一半属于大公，其余属于商人。这些商人中有卢卡的布翁维西家族，博洛尼亚的卢基尼家族、佛罗伦萨的韦尔纳加利家族、布翁纳科西家族、比亚科拉利家族、比亚基内利家族、卡波尼家族、兰佛朗基家族、贝齐盖利家族、奥兰迪尼家族、门德家族、希梅内斯家族、里卡索利家族、姆丁基家族、巴迪家族、瓜迪家族、塔迪家族、马塞伊家族……。以上列举的从港口纪录371中摘出的姓氏（也可能会有些拼写的错误）也许可以说明粮食交易十分分散。从1590年到1594年，里窝那对粮食的需求量非常大，因而向英格兰、但泽以及荷兰人支付的款项达200多万埃居。3721596年，里窝那的粮食需求仍然十分强烈，大公又向波兰和但泽派去一个代表，企图把在北方收购粮食的全部事务都掌管起来。373这样就建立起大规模的谷物贸易。大公依仗他雄厚的资本，逐渐成了这项贸易的主宰。里窝那的飞跃发展归功于谷物的这种大量的汇集。里窝那对其他意大利港口具有各种优势。但泽的水手说，里窝那离直布罗陀海峡有一星期的路程，而且一路顺风，便于船只顺利通过海峡；船返回时在那里装载明矾；过一两个星期以后，又在西班牙装载盐……至于去威尼斯，就不免要冒点风险。

然而，船队在开往里窝那途中，并非没有丝毫危险和障碍，也并非不会招致别人打它们的主意。船只在通过拉芒什海峡时，或者从苏格兰绕行不列颠群岛时，不但会碰到恶劣的气候，而且英格兰人也未必准予通行；在西班牙港口，可能会遇到禁运的危险；在地中海会出现柏柏尔海盗。因此，在里斯本、加的斯或者塞维利亚，只要小麦开始发霉变质，只要主管领事当局同意，船主容易改变主意，在这些港口卸下谷物卖掉，然后尽快返回。说到底，里窝那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正是依靠预付一半购粮款控制着北方的穷人。当然，并非只有托斯卡纳及其附近地区需要进口粮食。整个意大利对进口粮食都习以为常，整个地中海西部地区，包括北非在内，也根据需要在不同港口接受进口粮食。

进口粮食开始时只是为了满足需要，但事后却发现相当有利可图。坎波城的商人西蒙·鲁伊斯最初曾有顾虑。他在1591年4月24日写给他在佛罗伦萨的客户的信中说：“我为意大利食粮匮乏而悲叹。但愿上帝能给予解救！依我之见，从佛兰德和但泽运输谷物不能完好无损，因为船只刚到塞维利亚，谷物就已开始变质。由此再一直运到意大利，谷物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海运谷物通常并不是一桩好买卖。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已使我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得利的却只有随船航行的水手（那也未必）。我已看到一些人为这些交易吃了大亏。”374这是西蒙·鲁伊斯的经验之谈。在从商初期，他曾参加过对里斯本的粮食供应。然而他错了。在奥托邦派往威尼斯的5艘船中，只有3艘抵达威尼斯，375第4艘不得不把货物卸在里斯本，第5艘在海上遇难。然而，从商业观点看，运粮活动仍然略有盈利。希梅内斯家族，特别是侨居安特卫普的费尔南多·希梅内斯（他说明韦加和安德拉德家族同他继续合伙，信守与托斯卡纳大公签订的合同），通过购粮合同最初可盈利300%。376这是因为从北方运粮不仅涉及船舶、租船费和谷物收购，而且还要向安特卫普以及北方的其他城市调拨大笔资金。我们在谈到马尔科·奥托邦的旅行时已指出过这种情形，热那亚“粮库”开出的汇票副本也足以为证。商人从所有这些经营活动中都可能获得利润。377

然而，1590年开始的危机并非没有间歇。随着17世纪的到来，危机似乎有所缓和，北方的粮食只是补充一时的不足，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区似乎又继续自给自足了。1600年以后，玉米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粮食自给。378尽管如此，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必须对北方谷物进行新的研究。我们应继续观察北方谷物在17世纪的动向，画出一条完整的曲线（据我的推测，曲线可能从1607年起逐渐下降），并把这条曲线再放到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我们下面要做的工作，因为谷物不是从北方运来的唯一货物。

西西里仍然是西西里

这里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不是北方的谷物，也不是特定时期的经济形势，而是地中海本身及其结构，而是地中海的基本中心意大利。由于受文献资料的局限，又偏信了历史学家的论断，我在本书的第一版中，379曾把短期的粮食危机夸大地说成是地中海衰落的征兆。然而，今天看来，这一衰落的出现似乎要晚得多，尤其在意大利。1620—1621年以后才出现重大的经济转折点，而重大生物学的转折点——大范围内的流行病——则发生于1630年以后。380

在撰写本书第一版时，我提出的关键论据是所谓西西里岛的破产，或者说西西里岛小麦的破产。我当时对此似乎有一切理由深信不疑。然而，西西里岛的小麦破产并没有发生过。

使我一度相信上述破产的理由有两项。首先是1590年后西西里岛粮食歉收，发生饥荒。毫无疑问，在1591年，粮荒在西西里岛猖獗为害。价格上涨到闻所未闻的地步；巴勒莫的小麦售价高达78.1塔里。饿殍遍地，令人触目惊心。据当时的人说，饥荒是横征暴敛和荒年歉收的结果。每萨尔马小麦最后上涨到40埃居，这是在人们的记忆中从未有过的事。有些富人趁机哄抬粮价，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吮吸穷人的鲜血。巴勒莫和墨西拿因低价出售谷物而负债累累。墨西拿负债10多万杜卡托。381这种形势一直到1595年以后才有所好转。

以上是促使我把局势看得过于严重的第一个原因。当时我恰好读到汉斯·霍赫霍尔策的一篇论著。按照他的习惯，这篇论著结合历史和地理，并以西西里为研究对象。382他在论述中，引用了一张在维也纳档案馆发现的1724年的回顾性的统计表。当时西西里岛处于奥地利的短暂的占领下。这张统计表谈到墨西拿的谷物入境情形。输入活动始于1592年，1640年达到顶峰，然后逐年减少，1724年几乎停止。这份资料解决了问题：西西里岛既然从16世纪末开始定期进口谷物，它就不再是西地中海地区的粮仓。然而西西里岛的历史资料——由于锡曼卡斯档案馆关于西西里岛的文献目录于1951年已经公布，我得到的有关的证据却显示出截然相反的情况。通过对17世纪的这些文献资料的考证，383我得出了不容置疑的结果：西西里岛17世纪仍然出口小麦。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待维也纳的那份关键的文献资料，384这份资料的影印件使我几乎惊诧莫名。对表格列举的数字所作的解释，竟建立在一系列难以置信的张冠李戴的错误之上：进项（introyte）一词的含义这里是指关税收入，却被错误地理解为货物进口；“格拉尼”（grani）一词这里指的是比塔罗更小的货币单位，却被译成谷物。于是，原文本来说的是输出生丝或漂白了的蚕丝，却一下就变成了墨西拿进口小麦。文献资料的影印件从一开始就证实了这一点。

疑惑一旦消除，问题也又变得清楚了。即使在它最繁荣的时期，西西里市场也随着收成的好坏而发生强烈的震荡。从1590年到1677年，西西里岛经历过好几个困难时期，即：1550—1554年，1575—1580年，1605—1608年，1634—1641年，以及1668—1677年。385在这种背景下，1550—1595年的这个低谷时期只不过是正常的偶然事件之一而已。除了这些为时不久的中断之外，西西里岛的小麦继续同时向亚得里亚海和西地中海地区输出，而且数量——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接近从前的水平，即每年15万萨尔马，约合30万公担。确切的数字在西西里岛的档案馆里应当全都可以找到。锡曼卡斯档案馆提供的数字可惜残缺不全。

问题既然已经得到解决，西西里在17世纪仍然是个盛产小麦的岛屿。在商人的牢牢控制下，西西里岛既没有放弃谷物生产（大麦同样也向那不勒斯和西班牙输出，用来喂马，有时也供人食用，只是没有提到而已），也没有过分发展畜牧业或林木业。西西里岛的农田受到行政当局和资本家的保护。关于这种保护体制，我们只是粗略地谈到，值得历史学家作更进一步的研究。我认为，如果要对16和17世纪的“国民收入”进行研究，恐怕没有比西西里岛更好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岛上，无论是人、耕畜、收入或者财政税收都有数字记载……1694年1月至6月的一份货单列举了从西西里码头启运小麦的次数、目的地、运输船只的名称、价格、税收以及商人的姓名。我们顺便可以看到，谷物贸易集中在少数几位商人的手里。他们每人控制一个港口，就像控制一块世袭领地一样……他们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谷物大王。一个有趣的细节是，1699年，西西里谷物竟运往法国。更有趣的是西西里同年还向佛兰德输出谷物。386

我们这里且不谈细节。在16世纪以及在17世纪的很长时间内，整个西西里岛的情况是良好的，尽管不免也发生过在旧制度时代任何物质生活所固有的不幸。在17世纪，丝绸输出从1619年起才趋于衰落，387小麦仍然是主要的出口货物。运输船队频繁出现于西西里岛的海岸，驶向黎凡特甚至附近的突尼斯，把它们运载的部分资金（为数巨大）留在西西里岛的各个港口，至少直到1664年前依旧如此。最后，丝织工业在墨西拿和卡塔尼亚发达兴旺起来，或者再度发达兴旺起来。地中海地区的衰落至少在西西里岛是后来才出现的。

图52 1593年以后，西西里岛并不进口谷物，而是出口丝绸

维也纳档案馆的文献资料，西西里部，墨西拿卷，1724年10月31日。

关于谷物危机

总之，各地的谷物危机都很相像。如果我们的文献资料能够用伊斯兰国家的情况更好地说明这些危机，它们就更加相像了。在这些国家小麦危机也逐渐发展，但我们一般无法观察到。显然，小麦危机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产生的。直到1550年或1560年前后，人口的增长通常是有益的，因为人越多，生产的小麦也就越多。但是，效益递减的规律开始起作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粮食供应由充足有余逐渐变得困难越来越大，虽然这种变化在各地有早有晚。在西方，困难也来自那些更可靠和更有经济效益的作物（如葡萄、油橄榄等）与谷物的竞争……还要对这种情况负责的有大规模的贸易，人的增长的需求、价格的有区别的上涨，有时还有某些社会因素。388一份关于叙利亚的文献资料说，389前所未见的粮食供应紧张所引起的反应，同人们拥有的财富成正比。不用说，购买远方的谷物毕竟是某种普遍富裕的明显标志，尽管与此同时，穷人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3.贸易与运输：大西洋的帆船

在地中海的范围内，再没有比大西洋帆船的两次到达能更好地检验出或测试出那里的谷物危机的了。大西洋帆船分两批到达。两批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相似之处：第一批大约在1450年到1522年之间；第二批从1570年开始，或更确切些说，从1572年到1573年间开始。后一批来的全是北方帆船，它们从此就再也不会忘记地中海的航路和便利了。

我们已经提出过这些重大问题，并且作出了解释：390外国船只来到地中海不仅是为了竞争（这是显而易见的），更主要的是为了适应地中海的需要和当地的经济飞跃发展。总而言之，这些新来的船只，都是某种繁荣的见证。在经济上升时期，地中海拥有比运输货物，尤其比运输重货更好的任务去完成。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叙述性历史便给统计学家提供一个极好的检测手段。事实上，大西洋船舶的列队航行在16世纪中叶曾中断20来年，这难道意味着地中海繁荣的中断吗？

I.1550年以前：首批船只的到达

第一批涌入地中海的大西洋帆船不易跟踪观察。这多少因为这些很不起眼的小船在所经之处几乎不留痕迹，也多少因为伊比利亚半岛的船只和北方的船只混杂在一起，即使并肩航行，也往往不能把它们区别开来，更不能确定它们的航行日期。

巴斯克人、比斯开人甚至加利西亚人

也许从13世纪末起，伊比利亚大西洋沿岸的水手就已经在地中海出现。1450年以后，他们更是熟门熟路，在西地中海的南、北海岸间频繁往来，为巴塞罗那和热那亚从事运输。但是，他们除了运输以外，不进行任何别的活动。391在热那亚小有名声的几个巴斯克商人满足于做点小生意（主要是羊毛交易）。他们的任务首先是为历来声名狼藉的船主充当担保，并为他们筹措装备船舶所需的资金。

有一天，这些为所有人服务的、相当大的帆船越过它们惯常航行的海域，抵达东地中海。大约在1495年，它们从热那亚、马拉加，还从加的斯直线航行到希俄斯岛，并且把大西洋的糖运到那里。392一晃几年就这样过去了。与此同时，必须设想它们还远届英格兰和佛兰德地区。1532年，393一个威尼斯人曾说过，比斯开（我们应从广义上理解这个词）是查理五世得以称霸海上的保证，“从比斯开调动船只，要多少就有多少”。确实，直到1569年为止，比斯开的船舶始终控制着佛兰德的航道，394并且在这个时期以前，就同帆桨战船一起，推动漫长的西印度群岛航线的运输活动。这些船舶以四海为家，长期在地中海从事各种运输。395例如，在1480年至1515年间，它们“把马赛的葡萄酒运往伦敦，又把爱尔兰的皮革运往马赛”。396

首批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这些帆船在地中海停留了很长时间，主要在热那亚、马赛、巴塞罗那397的周围以及在西班牙沿海一带活动。人们原来以为它们在16世纪已经离开了地中海，或很少前来地中海，但一些文献资料还提到它们的存在：一艘比斯开大帆船1507年2月在马赛停靠，准备把葡萄酒运往佛兰德和英格兰；398另一艘比斯开船1510年为汉斯·保姆加特纳把货物从巴里运往安特卫普；3991517年，一艘比斯开船把粗呢绒运达拉古萨；4001521年，西班牙发生严重粮荒，那不勒斯的文献资料提到，比斯开商人和水手参加运输阿普利亚的小麦，401供应伊比利亚半岛；1526年402或1527年1月，在通往墨西拿的航道上，曾出现来自葡萄牙的船只，403装载着沙丁鱼和金枪鱼；1530年，两艘载运盐的比斯开船被红胡子海盗击沉；4041532年，为柏柏尔人运货的一艘比斯开帆船因不堪虐待，开往阿利坎特。4051531年、1535年和1537年（当时，比斯开帆船似乎已停止了地中海的运输活动），一份港口登记册仍然提到，有12艘比斯开帆船在西班牙到意大利的航道上行驶。406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407也许要等到16世纪中叶，当大西洋的第一个浪潮结束时，才不再在地中海热闹的通道上遇见这些比斯开船只……

葡萄牙人

自从葡萄牙人占领了休达，从而打开了地中海的大门以后，地中海上的葡萄牙船只就与比斯开的船只同样多，而且也很快同样活跃。甚至在葡萄牙的舰队抵达地中海以前，408葡萄牙的商船已在那里招揽生意，葡萄牙海盗则四出劫掠。1498年11月，409葡萄牙海盗劫夺一艘运载干地亚葡萄酒的威尼斯船；1501年10月，又在柏柏尔沿海劫夺一艘热那亚船，被抓获的摩尔人乘客为重获自由，要付给海盗一大笔赎金。410葡萄牙船只当然还要向商业城市提供服务。虽然热那亚并不拒绝使用葡萄牙船只，但与佛罗伦萨相比，热那亚使用的船只较少。411在巴伦西亚和巴利阿里群岛周围以及马赛，葡萄牙帆船主要为佛罗伦萨运货。这些船只在整个西地中海运输的货物有：在里斯本装载的皮革——这是经济仍不发达的标志——安达卢西亚的小麦，伊维萨岛的盐，西班牙或意大利的明矾。从15世纪80年代起，或更确切地说从15世纪90年代起（东·马努埃尔于1490年8月21日颁布法令，规定食糖贸易归本国侨民专营），葡萄牙帆船还运载马德拉群岛及大西洋其他岛屿的糖。412在15世纪末，经官方的特许，葡萄牙每年向佛兰德输出食糖4万阿罗贝（每阿罗贝等于12至15公斤），向英格兰输出7万阿罗贝，向里窝那输出6000阿罗贝，向热那亚输出1.3万，向罗马输出2000，向威尼斯输出1.5万，向君士坦丁堡和希俄斯岛输出2.5万阿罗贝。413食糖由大型快帆船运抵威尼斯。414葡萄牙的船只似乎越造越大，以适应整个海上运输的需要，因为它们不久就已来到希俄斯岛、君士坦丁堡、黎凡特和埃及。食糖贸易以及快帆船的轻巧都说明，远在瓦斯科·达·伽马的远海航行之前，葡萄牙就已在地中海取得了成功。

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葡萄牙的船只何时离开了地中海，正如我们不确切知道比斯开的船只何时离开地中海一样。从一些偶然了解到的情况来看，1535年，在马略卡岛附近，曾有两艘葡萄牙快帆船。一艘被红胡子巴巴罗萨兄弟截获；另一艘则很可能连人带货一起遇难。4151536年1月15日，一个英格兰商人在马赛从一个叫让·里贝雷的葡萄牙人那里买了一艘船。4161549年，两艘葡萄牙船抵达威尼斯。417这些插曲以及另外几个插曲都不应给人造成假象。葡萄牙的冒险活动在16世纪中叶，肯定已完全走向衰落。其他国家的船只和水手也提供了运输服务。据我设想，葡萄牙船在埃库莱斯石柱峡以西进行运输，要比在直布罗陀海峡以东更有利可图，再不然，莫非是地中海地区租船运输的机会有所减少了吗？

诺曼底人和布列塔尼人

诺曼底人和布列塔尼人较晚才抵达地中海，因而不是他们接替了葡萄牙人的地位。但是，他们很早就出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据说从1466年起，圣卢卡尔·德巴拉梅达有个布列塔尼人的居住区。418这是十分可能的，虽然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的“布列塔尼人”在整个16世纪对一般北方人全都适用。然而，如果说海盗劫掠是人们初到一地的标志，意大利战争无疑把布列塔尼人带到了地中海，例如，1496—1499年和1502年419的情形就是这样。1497年1月，几艘布列塔尼大帆船在马略卡周围的海面上进行抢劫。420但是，贸易似乎并未随之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在1500年，当被问及威尼斯的情况时，布列塔尼海员回答说，“他们几乎从未在这个地区航行”。421过了40年以后，即在1540年，422才有两艘布列塔尼商船来到直布罗陀。一股顺风把它们吹进了地中海。然而，只是在第二次大西洋浪潮到来的前夕，它们才深入地中海，而且据我们所知，只是抵达西班牙所属的东地中海地区的港口。1567年，一艘布列塔尼船抵达阿利坎特；4231570年或1571年的11月，另一艘布列塔尼船抵达马拉加。这艘船叫“男爵号”。船上有船主纪尧姆·波蒂埃、商人艾蒂安·夏通和弗朗索瓦·潘，载运布匹和大约1000担鱼……他们把货物卖光后，买下4000埃居的葡萄干和其他商品。正当他们准备返回布列塔尼时，马拉加的监督官没收了他们的货物，把一个商人关进监狱，并打算把这艘船派往奥兰或贝莱斯—德拉戈梅拉为国王服务。大使解释说，这是违反条约的，而且“法国船只在马拉加被征用已经不是第一次”。424只是到了1571年，第一艘圣马洛的船才抵达奇维塔韦基亚。425

在这些卑贱、平庸的外乡人中，诺曼底人更引人注目。1499年，他们的一艘大船“马德莱那”号在阿尔梅里亚被葡萄牙海盗劫持。42610年之后，诺曼底人的帆船定期前往地中海运载鲁昂的纺织业所必需的明矾。这种矿石产于西班牙的马扎龙，或产于教皇领地。在后一种情况下，载货地点在奇维塔韦基亚。1522年、1523年、1527年、1531年、1532年、1534年、1535年、1536年及1539年，427诺曼底人的贸易都容易查对：几十艘小帆船在诺曼底公证处和奇维塔韦基亚港口都作了登记。在沿途停靠的各个港口，不免会出现一些意外事故。1535年2月3日，在卡塔赫纳，三艘运载鲱鱼、咸鱼及很多其他商品的诺曼底小船，在驶向里窝那和奇维塔韦基亚的途中被征用。其中有两艘船名叫“玛丽亚”号：一艘是迪埃普的；另一艘是圣瓦莱里·昂科的。第三艘船也是迪埃普的，名叫“母狼”号。428最常走的航路有两条：一条是迪埃普的“百合花号”429（80吨，1536年5月22日）的航路，即开到里窝那和奇维塔韦基亚，然后在勒阿弗尔、伦敦、安特卫普或鲁昂卸下明矾；另一条是鲁昂的“弗朗索瓦”号的航路（1535年10月2日），沿途经马赛、维尔弗朗什、里窝那、那不勒斯、墨西拿和巴勒莫。430

后来，根据合同的要求或赶上意外的机遇，诺曼底的船只不可避免地参与了其他的运输中，它们有时驶往北非，在内格罗角附近，运载珊瑚。它们甚至前往东地中海，但这是1535年或1536年以后的事了。东地中海是所有“正常”航行的最后一站。1539年，431迪埃普的“大马尔蒂娜”号船航行到马赛、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

诺曼底人到达地中海较晚，但在地中海停留时间较久，奇维塔韦基亚从1545年到1552年不断雇佣他们装运货物。此外，一些远航把它们引向东方和南方。1560年，一艘被厄尔杰·阿里432劫持的迪埃普船最后在黑海为土耳其人效劳，并在那里遇难。1561年，另一艘迪埃普船在巴利阿里群岛的外海上被西班牙人扣留。人们了解到，这艘船从迪埃普出发驶向柏柏尔，经过土伦时雇用了一个领航员。据法国方面说，这名领航员背着大家把对伊斯兰国家来说是走私商品的船桨装上船。此外，船上还装有铅弹和圆炮弹。但据法国海军上将说，这些弹药并不准备运往非洲，而是准备运往迪埃普。昌托奈坚持认为，这种说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此人向来喜欢吹毛求疵，这次固执己见却是情有可原。433前来里窝那运货的另一些迪埃普船只运气好一些。例如，1574年1月4日到达的“公鸡”号，船主名叫勒普里厄，载运的货物有铅弹、桶装鲱鱼、皮革、锡、粗呢绒，还有足以使迪埃普引以为荣的20880根巴西木料。434又如“圣保罗”号，船主名叫热拉尔，它于1578年2月22日抵达里窝那，把桶装鲱鱼、豌豆、鲑鱼、亚麻、大麻、布匹、巴西木材（4700根）等货物寄存在卢卡商人那里。435但这些航行为时已晚，情形也比较特殊，当英格兰船“第二次”涌入地中海时，再也没有坚持下去。至于这“第二次”返回，只有在搞清英格兰人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到来以后，人们才能弄明白。

佛兰德的船舶

所谓“佛兰德”的船舶，其实十之八九指的是荷兰船，我们只说几句话就够了。进入地中海的荷兰船大多编入查理五世的大型舰队，先进攻突尼斯（1535年），然后又进攻阿尔及尔（1541年）。1535年，在巴塞罗那，有人见过其中的一艘船。1550年以后，这些船就很少见到。1560年6月，一艘名叫“桑塔·皮塔”号的荷兰双桅船确实卖给了威尼斯并在威尼斯港内停泊，这能说明什么呢？这艘船不是单独来到威尼斯的。4361566年6月，一艘佛兰德（或荷兰）大帆船把100门大炮运到了卡塔赫纳。4371571年，我们再次有机会看到一艘荷兰船离开安特卫普前往加的斯和里窝那，船主（荷兰人）名叫霍安·吉烈斯，船上除载货外还有一些意大利乘客（他们绝大多数是佛罗伦萨批发商）。这位船主到了拉罗舍尔，卖掉了船上的货物，货款被他们私吞。438

第一批英格兰帆船

根据理查德·哈克卢特的见解，英格兰船首次进入地中海的日期在1511年。实际上，东地中海地区航运业发达兴旺的时期虽然从1511年开始，但在这以前，还曾有过一个并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相当长的准备时期。两份公证文件439（1412年8月30日和10月6—7日）提到的在热那亚港停靠的那艘英格兰船，不一定就标志着英格兰船进入地中海的开端，它们实际上在前几个世纪已陆续进行了这种冒险。布里斯托尔商人罗伯特·斯特米440进行的两次航行也不标志英格兰进入地中海的开端。他的第一次航行是在1446年，他承租的“科格·安”号船载运160名朝圣者和一批货物（羊毛、呢绒、锡锭）前往圣地。船到达雅法港后，朝圣者们上岸。他们或者从陆地，或者搭乘另一艘船返回。12月23日，“科格·安”号突然遇到风暴，在莫东附近遇难，船上的37名水手无一生还。相隔10年以后，即在1456年，罗伯特·斯特米亲自乘坐“凯瑟琳·斯特米”号前往黎凡特。这次航行历时一年多。1457年，经在黎凡特各处游历后（有关情况我们不甚了解），他可能买了一些新鲜胡椒和其他香料，准备带回英格兰播种（企图借此扬名）。这次旅行仍以失败告终，不是由于风暴，而是由于热那亚人的妒忌。441他们在马耳他海面设下埋伏，抢劫了他的船。斯特米本人也在这次冒险中失踪。

1461年，英格兰人同法国人、德意志人一起在那不勒斯开设了领事馆，442同年又单独在马赛设立领事机构。44320年后，他们又在比萨建立了领事馆，这一机构对他们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企图以比萨、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为基地，避开热那亚及威尼斯对黎凡特的垄断。人们注意到，在这以前，罗伯特·斯特米1446年也曾使用过比萨的中途停靠港。444

尽管如此，英格兰的进展还是缓慢的。正如所有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样，他们不得不付出代价，求人帮忙，这些在热那亚海运管理局的珍贵档案中隐约可以看到。445但是，关于缓慢的进展过程，关于为低廉的重货所提供的长途运输，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英格兰人到黎凡特取得香料，到克里特岛取得珍贵的葡萄酒，速度可能比其他人更快些，付出的代价也比较小。然而，对他们来说，这也绝非一日之功。他们在1535年以前尚未抵达巴塞罗那。446他们的商品——铅、锡、咸鱼、粗呢绒——也在16世纪初期才遍布各地，其数量之大超过了目前为止的所有猜测。447

繁荣时期（1511—1534年）

关于1511年到1534年间黎凡特的航行、船舶的名称、船舶的历史以及航行中的波折，对我们来说都是熟知的。448布里斯托尔和南安普敦的“克里斯托弗·坎皮恩”号、“玛丽·乔治”号、“玛丽·格雷斯”号、“三位一体”号，伦敦的“马修号”以及其他船只定期开往西西里岛、干地亚岛、希俄斯岛，有时也去塞浦路斯、叙利亚的的黎波里和贝鲁特。这些船把各种颜色的呢绒和密绒厚呢运往地中海地区，又从这个地区运回胡椒、香料、丝绸、羽纱、甜酒、葡萄酒、香油、棉花和地毯。它们的航行极其频繁。1531年1月和2月，希俄斯岛的驳船主在热那亚写道：幸运的是我们从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一艘英格兰帆船那里接到了一批货（货物可惜已不尽完好）。……449显然，英格兰人在黎凡特进行贸易，并不仅仅使用本国的船只，他们还经常把货物交托威尼斯、拉古萨、干地亚、西班牙甚至葡萄牙的船舶运输。450

希俄斯岛是英格兰人在地中海另一端的集合点，他们于1552年以前一直在那里设有“代办处”。451理查德·哈克卢特有收集游记和探险故事的癖好，他于1592年听约翰·威廉森讲述了他在克里特岛和希俄斯岛旅行的故事。452约翰·威廉森1534年作为箍桶匠在伦敦的“马修·冈森”号（300吨和100名船员）工作，这在当时可算是条大船，与另一艘160吨的小船“圣十字号”结伴同行。一年以后它们远航归来，装载成桶成桶的食油和葡萄酒。木桶已经破烂不堪，因而卸货前必须换桶。但是货物的质量却是上等的，尤其有一种红葡萄酒，英格兰以往很少尝到过同样的佳酿（这是一个老人说的）。此外还有土耳其地毯、香料、棉花……“圣十字号”因在远航途中已严重受损，被抛弃在码头上，任其朽坏。

哈克卢特收集的大批文书信件以及他惯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足以使我们肯定，在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的船舶在地中海一带往来频繁，甚至直达东方大门口。这些运输活动在1511—1534年间欣欣向荣，直到1552年仍在继续进行，然后便突然停止了。453在哈克卢特游记集中所能看到的最后一次航行，是由“奥彻”号（1551年）船长罗杰·博登汉姆讲述的。454这真是一次变故层出不穷的航行。这条小木船1月从英格兰出发，春天到达干地亚岛的港口，满载谷物的“土耳其”的帆船在港内穿梭往来。这一英格兰船由前往希俄斯岛送货的船只伴随，抵达该岛。希俄斯岛是东方最活跃的贸易中心之一，那里不但商人（热那亚商人）和商船云集，还有黄连木种植园和丝绸被毯工业。“奥彻”号匆匆离开了该岛，刚巧躲过了从柏柏尔人的的黎波里得胜归来的土耳其舰队的前锋。在经过干地亚岛时，英格兰人从船上望见一些“被迫外流的山民”，他们带着匕首和弓箭，靴高及膝，整日酒气熏天，但必要时为保卫岛屿从军作战。该船接着经过赞特岛、墨西拿、加的斯，最后返回英格兰。还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细节：理查德·张伯伦参加了这次航行，此人在两年以后，即1553年，到达位于俄罗斯北部的勒拿河口……但是，要从哈克卢特的叙述中寻找到一个足以说明英格兰海上航行突然中止原因的解释，恐怕就会白费力气了。至于吕贝克的“耶稣”号和“玛丽·冈森”号，我们对其航行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这两艘船于1552年还被租用，在黎凡特航行。455约翰·洛克关于1553年耶路撒冷的游记写得十分精彩，但这只涉及他个人的经历。在被一艘英格兰船留在加的斯后，他前往威尼斯，又从那里搭乘朝圣者的船来到圣地。在归途中，他有机会经过许多港口。他对这些港口，也对北欧、佛兰德、德意志的朝圣者队伍作了生动的描述。这些朝圣者喝了地中海的葡萄酒后酒性大发，争吵得没完没了，还拔出刀子斗殴。456

在解释英格兰为什么从地中海撤出时，理查德·哈克卢特认为希俄斯于1566年以及塞浦路斯于1571年的双双衰落与此有关。这种解释为英国历史学家所接受。但是，这又如何解释1552年至1566年的中断呢？457的确，英格兰海上航行的中断（1552—1573年）大体上与土耳其人的推进（1538—1571年）同时发生，但是，问题也许不能就此得到解释。

首先，英格兰的这次停顿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们至少应该看到1540—1545年世界经济的普遍衰退，以及英格兰在16世纪中叶发生的无可否认的危机。这次危机是众所周知的；每当人们要说明冒险商公司成立的原因，总要提及这次危机。冒险商公司在16世纪中叶处于酝酿阶段，很可能在1552年成立，458与张伯伦开始探险旅行同时。这次航行原来计划经北方的危险道路前往卡塞险滩运载香料……由于偶然的原因，出现了同俄罗斯贸易的机遇，459因而就想利用同俄罗斯的贸易来绕开黎凡特的贸易。开展这些贸易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对付经济不景气、英格兰商品价格的跌落和国外需求的逐渐下降，而这一切又是贸易衰退和殖民地食品供应不足的产物。如果从英格兰本土考察当时的贸易条件，人们或许便会发现为什么地中海的航行对于伦敦的商人来说已无利可图。这显然是他们放弃地中海航行的原因。指责土耳其人是不合逻辑的。这里应该看到，障碍来自地中海和横贯欧洲通道上的运输者的竞争，来自这些困难时代的一般经济形势。

Ⅱ.1550年到1573年

属于地中海人的地中海

所有从直布罗陀海峡闯入地中海的外来船只与英格兰船同时从地中海消失了。似乎又经历了一次奇异的打扫，虽然打扫后还留下少许灰尘——一艘来自迪埃普的船，一艘来自布列塔尼的渔船或一艘来自圣马洛的帆船——整个场地却突然变得干干净净。在从1553年到1573年的整整20年里，地中海人重新自己承担起全部海上运输。海上的所有繁重活计——盐、粮食、羊毛和皮革的运输——都越来越多地由拉古萨和威尼斯的船舶承担。例如，1534年和1541年，查理五世率领船队前往突尼斯和阿尔及尔，拉古萨船舶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威尼斯的船舶（1498年载重量为26800波特；1560年29000波特；1567年为53400波特）也明显增多。460这些数字有力地说明，威尼斯填补了大西洋的劳动力离开后留下的空白。在拉古萨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货船队的载重量1540年左右为2万卡罗；到了1560年至1570年间最高曾达到3.5万卡罗。461制造的所有新船都及时开出船厂。这也就说明，地中海的大船又重新远航大西洋，甚至在北海出现。

事实上，南方人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这种航行。4621533年，威尼斯一度停止了官方的航行，但私人的航行仍未间断。1547年12月，一封法国信件指出，“威尼斯大船”即将起航。4631548年3月，另一封信件声称，“几艘拉古萨和威尼斯船”即将驶往昂托纳（南安普敦）。464在1550年后，尤其在16世纪60年代后，这类航行越来越经常被人提到。将近1551年，阿莱桑德罗·孔塔里尼、尤斯蒂尼安·孔塔里尼和阿尔维塞·福斯卡里尼等“威尼斯头面人物”抱怨法国国王在通往英格兰的路上扣押了他们的一艘船。465在尼德兰，1552年5月，10艘或12艘船从比斯开、葡萄牙和拉古萨开出，“队形整齐、装备良好”地加入正在组建中的主舰队行列。4661552年10月17日，从威尼斯驻伦敦的领事那里传来了好消息。4671553年到1565年，13艘热那亚船（有些可载重500吨）从奇维塔韦基亚运载明矾到佛兰德地区。4681556年6月20日，威尼斯召集“从事伦敦航运”的商人，会商如何选举领事。4691557年12月30日，热那亚抱怨一个热那亚人的欺诈行为。此人是一艘荷兰式双桅帆船的船主，他从西方来到加的斯后，竟直接前往那不勒斯，没有像他应该做的那样经由里窝那和热那亚。4701558年5月，一些法国人在勒阿弗尔的外海扣押了一艘威尼斯船。471从1562年12月8日至1563年2月15日，佛罗伦萨大帆船“教廷使者斯塔玛丽亚”号从安特卫普前往里窝那。472弗朗塞斯科·德莫兰的未曾发表的日记表明，他于1566年3月21日乘坐哈科莫·福斯卡里尼和哈科莫·拉加索尼的一艘大船从威尼斯出发，到达赞特，并在那里装满了一船葡萄干。他说：“我觉得让一艘载重1000波特的船运这样的货物是件值得一提的事情。”他继续航行，经过马耳他、马略卡、马拉加、加的斯和里斯本，最后到达马加特港。473货物在那里卸下，并发运往伦敦。该船于10月再次起航。它在海上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在为西班牙（西班牙扣押了这艘船，并把它派往佛兰德）服役时的不幸遭遇，我们已不再感兴趣。1567年7月，在马拉加，一艘为加的斯运送货物和为英格兰运葡萄酒的威尼斯大帆船也被拦截征用。1569年，六艘威尼斯船在前往北方途中，同时被人注意到。474从已经知道的关于它们的吨位的情况中，人们可以想象出南方贸易的规模……同年（1569年），两艘船被拉罗舍尔的胡格诺海盗截获（其中的一艘名叫“胡格蒂尼亚纳”号，载有价值13万埃居的货物，在食盐下面又藏了70多门炮；另一艘名叫“韦尔吉”号，是条小船）。475由此引起的控告和文书交换使我们对威尼斯和北方诸岛之间不断进行的贸易，了解到一些补充细节。人们毫不惊奇地获悉，粗呢绒是返航时载运的货物之一。476阿尔瓦公爵在尼德兰的情报机构对这个细节并不是没有注意到。477他于当年8月写道，由于同西班牙的战争已迫在眉睫，英格兰人利用威尼斯和拉古萨的船只出口呢绒。这些船只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上享有中立者的特权，遭到意外事故和海盗袭击除外。1569年5月，西班牙大使在伦敦催促威尼斯船只尽早离开英格兰，478为了使英格兰恢复理智，悬崖勒马，有必要对威尼斯船只和拉古萨船只的来往加以限制。但奇怪的是，胡格诺派对此事竟助了一臂之力。479

图53 热那亚的一本海上保险登记册

热那亚的这本海上保险登记册提供了有关以上六张地图的材料（1566—1571年，每年一张）。这使我们对海运的扩展情况有了一个整体认识。热那亚保险商的主顾不断增多，特别在1571年，正值塞浦路斯战争，威尼斯处境维艰，热那亚人趁机打入对方的市场。1571年的地图引人瞩目：热那亚的船只以及威尼斯的部分船只在海运中占主要地位。亚得里亚海和东地中海向大西洋、拉芒什海峡和北海的航行也十分繁忙。当然，海上保险与热那亚的实际运输量略有出入，但从图上可以看到船只过往的港口：阿利坎特，巴勒莫，还有与东地中海方向的不太紧密的联系。我们不得不把登记册的素材加以简化，把从热那亚、里窝那和威尼斯起航的船只混在一起。两项见证值得注意：热那亚资本家打入了威尼斯海运保险的领域；地中海船只承担了热那亚、里窝那和威尼斯同北大西洋欧洲的联系。最后一张图上的马雷马是指托斯卡纳的马雷马。

图54 1573—1593年北方船舶在里窝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据F.布罗代尔和R.罗马诺的《里窝那入口处的船只和货物》。这四幅图表明，通向里窝那的运输量在飞速增长（每张图表示三年合计船运数）。

一直就不太重要的黎凡特，尽管某些船货有重大价值，其地位将进一步下降。

在数量上占较重要地位的西部船只最初主要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时有少数船自拉芒什海峡和北海前来。随着1590—1593年北方运粮船的大量到来，这一状况中断了。

图55 16世纪初巴尔干半岛的人口

奥梅尔·卢夫蒂·巴尔康根据奥斯曼王朝的人口普查结果绘制出的这幅地图缺少伊斯坦布尔的人口数字。这个数字可能已经遗失。土耳其人利用他们的边境哨所，特别是利用他们的要害城市，来控制巴尔干地区。人们注意到尤鲁克游牧民不但在平原上，而且在高原上，例如在罗多皮、斯特鲁克和瓦尔达尔以东的山区，大规模地定居。一条从萨索斯岛起中经索非亚的线，大致上把一个只有少数土耳其人定居的基督教地区同有大批穆斯林定居的色雷斯地区（一直到保加利亚）分开来。奥梅尔·卢夫蒂·巴尔康和他的学生以后进一步作的研究，差不多完成了对16世纪的人口普查的分析。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出人口大量增加并证实了人们已经了解到这个情况：穆斯林在安纳托利亚的移民方面占有优势。这幅地图上的每个符号代表250个家庭，即超过1000人。注意穆斯林在波斯尼亚的密集存在和萨洛尼基的大块犹太人移民地。

然而，地中海航运的复兴是整个经济形势的产物。从1550年到1570年（取其整数），或更确切地说到1575年，经济形势的衰退迹象十分明显。所有的人都觉得生意难做。但每个人又不得不力求自保。富人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因为当其他人还陷入困境时，他们已度过了危机。地中海的大船尽管也经常遇到不幸的事故，但它们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且保证了内外往来联系。经济的晴朗天气接着又重新来到。我们之所以没有为图省事而人云亦云，这是因为繁荣的再次出现使地中海向北方的航行中断了，至少是使这种航行的次数减少了。在16世纪末经济的突飞猛进中，富人再次能放手地把某些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于是，先是英格兰船只，然后是荷兰船只，又重返地中海，而且比16世纪上半叶规模更大。

1572—1573年英格兰人重返地中海

英格兰船至迟在1573年再次在地中海出现。根据我们的记载，这是第一批英格兰船抵达里窝那的日期。在别处，重返的日期可能更早些。例如，一艘英格兰纽芬兰捕鳕船可能于1572年到达了奇维塔韦基亚。480可以肯定，一艘名叫“朗代尼”（燕子）号的英格兰船481（在伦敦和南安普敦装货，船主为乔瓦尼·斯科托）于1573年6月25日把三包呢绒、2桶精炼锡、一些棉布、37箱已经破损的钟、5只完整的钟、380块铅和1桶腌口条等货物运到里窝那。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批货物数量不多。“痛苦的圣玛丽亚”号（船主是斯特利奇）载着在加的斯装的货物于7月20日抵达。1573年12月16日抵达里窝那的“风筝”号从伦敦运来铅、碱、呢绒和锡，这些都是运给热那亚商人的。以上细节很有价值。单是这三艘载货不多的船就足以使人知道英格兰的贸易将以呢绒、铅和锡为主。后来又加上桶装的鲱鱼、鳕鱼和鲑鱼……建立起的联系今后就不再中断了。里窝那的统计表记载了到港的英格兰船只的情况：1573年3艘；1574年9艘；1575年2艘（经我们检查，该年的数字有误）；1576年3艘；1578年5艘；1579年9艘；1580年2艘；1581年13艘；1582年10艘；1583年4艘；1584年6艘；1585年8艘；1590—1591年6艘；1591—1592年3艘；1592—1593年16艘。英格兰人已经重新找到通往地中海的航路。

在扼守地中海门户的西班牙，似乎找不出任何迹象能说明英格兰船重返地中海的原因，在地中海其他地方，几乎也是同样情况。难道是因为圆形货船的船帆和缆索在16世纪中叶取得了改进，从而使船只在风云突变的海面更易于驾驶吗？或者，根据里窝那港的卸货记录（即卸下的白鲱鱼、铅和锡的桶数），认为地中海越来越仰赖英格兰的资源，以缓解其自身资源的不足（斋戒日和封斋期食用的鱼和制造武器的原料）呢？大家知道，铜炮当时已开始代替铸铁炮。可以肯定，在地中海，在穆斯林地区，在俄国以及地中海的基督教地区，对锡和铅的需求很普遍。从1580年起，在西西里岛中途停靠的英格兰船只总被怀疑为前往君士坦丁堡，运去铸造大炮所需要的锡块。482这些船曾向那不勒斯输送物资，483并在马耳他很受欢迎。在建立最初的联系时，它们也曾碰过钉子：例如，1581年一艘满载铁、钢、青铜和锡的英格兰小船“山羊”号（船主叫彼得·贝克）和1582年一艘英格兰小船“雷诺兹”号都是如此。484这一年7月，马耳他骑士团答应英格兰人，只要他们不进行走私活动，就可以在岛上自由贸易，也可以前往黎凡特。这项优待当然提供了建立稳定的订货关系的机会，如火药、火枪、硝、锡、钢、铁、铜、普通白粗呢、粗布、铁子弹和铁炮弹、细砂轮、双桅战船上的轮轴和斜桁等物。此外，还有泥煤，英格兰商人称之为“纽卡斯尔煤”。这在英格兰煤炭史上增加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但是，英格兰人重返地中海，显然首先是接受他人的召唤。例如，托斯卡纳大公曾在1576年至1578年间要求英格兰人来到里窝那。4851578年至1579年间，提出这种要求的还有投身于宗教改革运动的热那亚人奥拉奇奥·帕拉维奇诺，他也是前往英格兰的最后一批意大利银行家和大商人之一。486帕拉维奇诺与另一位热那亚人——安特卫普的巴蒂斯塔·斯皮诺拉——合伙向佛兰德各邦（当时已经与菲利普二世断绝关系）提供了一笔35万弗罗林的贷款，由伦敦市出面担保。作为交换，帕拉维奇诺取得为期6年的明矾进口垄断权，这对菲利普二世辖治的各邦的明矾业只能带来损害。因此，西班牙为了双重的利益需要作出反应：既要拯救自己的贸易，也要阻止叛逆者做生意赚钱（事先可以知道，所获利润将作何用途）……帕拉维奇诺预计会遇到困难，他打算立刻把他在热那亚、米兰和西班牙各港口拥有的明矾运回到北方。夏末，他向南方派出一艘载重为7000康塔尔的大帆船“圣玛丽亚女王”号，前往阿利坎特、卡塔赫纳和加的斯，以便把那里的一部分存货运走。487天主教国王获悉后抢先在米兰进行调查，并准备在满载明矾的船只途经西班牙时拦截扣押。488罗网已经布下。但是这个热那亚人在阿利坎特已得消息，决定委托英格兰船只运送宝贵的明矾。英格兰船只果然顺利返回阿利坎特，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七艘船于1579年3月将1.4万康塔尔明矾（平均每艘船载有2000康塔尔，大约等于100吨）运到伦敦。这些货物价值达6万埃居之多。此外，如果人们没有把另一份文献资料的含义搞错，帕拉维奇诺似乎还通过德意志向佛兰德运去2000康塔尔明矾。489

这里还要研究另外一份文献资料，即1580年1月26日威尼斯元老院的法令。490这项法令又一次涉及勒班陀的危机。元老院议员们说：“在上次战争之前，我们的威尼斯商人已经习惯于在西地中海（请理解为英格兰）进行贸易和运输。他们租船前往凯法利尼亚、赞特、干地亚（克里特）等岛屿，把那里的葡萄干和葡萄酒运往西地中海地区。返航时，又把粗呢、呢绒、锡和其他物品带回威尼斯。”就这样，平均每年总有五六艘抵达北海。但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从1571—1573年以来），威尼斯的船只仅仅向东航行，向西的航行则完全中断。一些“外国”船直接开到威尼斯所属诸岛，在这些岛上与某些威尼斯人合伙装载新葡萄干和葡萄酒，以北方的粗呢、呢绒、锡和银等物作为交换……

这样，我们就必须回到1571—1573年的威尼斯危机上来。这次危机不但使马赛人一度在东方鸿运高照，而且也把英格兰人的冒险活动引入地中海。可是，就像在黎凡特那样，威尼斯本来能够迅速恢复它在西地中海的地位。它之所以没有这样，是因为1575年前后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并促使威尼斯的活动偏离原来的方向。16世纪末，北方肯定还有几艘威尼斯船。1582年，一则社会新闻（从特尔塞拉岛来到英格兰的100名葡萄牙“穷光蛋”被遣送回国）不是曾提到两艘威尼斯船吗？4911589年10月，“圣母玛丽亚”号（威尼斯或拉古萨的）还在干地亚和雷西姆农装载酒运往英格兰。至少它的租船合同是这么写的。492但是，我们已经讲过，像地中海的大部分城市一样，威尼斯越来越多地雇佣“外国”船只和海员。北方船舶重返地中海由此得到了最好的解释。493

英土谈判：1578—1583年494

英格兰人接着还必须取得黎凡特的市场。哈克卢特认为，此事由伦敦商人爱德华·奥斯本和理查德·斯塔普完成。1575年，他们决定自己花钱，派遣约翰·怀特和约瑟夫·克莱门茨前往君士坦丁堡。这两个代理人取道波兰，1578年9月在利沃夫和土耳其大使阿奇米·查奥奇及其随行人员会合，并于10月28日随后者安抵目的地。他们从素丹那里得到一封致英格兰女王的信。日期为1579年3月15日。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从伦敦比西班牙在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乔瓦居·马尔格利亚尼更密切地注意谈判的进展情况。他于1579年11月指出，英格兰女王通过法国收到了素丹的信。素丹在信中对女王作了许多承诺，请求她保持同法国国王的融洽关系并使之更加密切。他还请求她与安茹公爵联姻（法国人也曾为这一建议出谋划策）。信件还说，女王的商人，无论从陆路还是从海路前来，都将受到最好的接待。德·门多萨还写道，土耳其人其实对联姻一事毫不在意。他们感兴趣的是“英格兰人多年以来运到黎凡特”的锡，因为没有锡就不能“铸炮”。此外，五艘载有价值2万埃居以上的这种金属的船即将离开伦敦前往黎凡特。495女王1579年9月25日的复信是托理查德·斯坦利和“明智号”船带到的。496复信的时机很有利。当时，葡萄牙的王位继承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菲利普二世正忙于进行大量准备工作。伊丽莎白女王对此更是忧心忡忡。依靠土耳其已成为势在必行。她后来甚至在谈判过程中要求出动奥斯曼帝国的无敌舰队。

不管怎样，英格兰于1580年6月与土耳其首次签订了外侨权利协定（共35条），其中规定英格兰臣民和悬挂英格兰旗帜的船只享有自由贸易的权利。这一成功的取得，据英格兰人说，是克服了法国人的阻挠，后者在东地中海的威望和影响正日趋下降。但据法国人的说法，则是因为英格兰人用钱收买了“已故的梅赫梅帕夏”。497法国人根据土耳其人的某些诺言，相信新来的船只将挂法国的旗帜航行，结果上当受骗。498英格兰人一旦取得特权便不再放弃。1580年11月，一位土耳其大使（肯定是意大利叛教者）到达英格兰。4991581年9月11日，应爱德华·奥斯本、理查德·斯塔普、托马斯·史密斯、威廉·加勒特等人的请求，伊丽莎白女王下令组建了东方公司。该公司的建立势必引起同那些在黎凡特单独进行贸易的英格兰商人，以及同那些与威尼斯进行贸易的其他商业公司的众多摩擦。但是，就在东方公司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的同时，莫斯科方面的贸易却出了毛病，并且急转直下。当时，丹麦船于1582年开始强行阻止圣尼古拉港湾的贸易。5001582年11月，伦敦的“苏珊”号带着英格兰女王给素丹的礼品和信件起航前往君士坦丁堡。501信件由伊丽莎白新任命的驻土耳其大使威廉·哈厄布恩携带。502在法国的文书中，503此人被称为纪尧姆·哈尔布伦，他将成为英格兰事业的开路先锋。当西西里于1583年3月15日504获悉该船从这里经过时，“苏珊”号早已抵达爱琴海……

5月3日，威廉·哈厄布恩拜会素丹时行了吻手礼。德·梅斯说，“他得到了与给予先前在那里的其他王国的大使相同的礼遇”。505不管对法国人还是对威尼斯人，哈厄布恩认为都必须小心提防，但这些居心不良和虚伪的家伙最后对这位英格兰大使也奈何不得。506

英格兰海运业的成就

东方公司从一开始就生意兴隆。从1581年9月11日成立机构、正式开业起，公司的利润率就高达300%。5071592年1月，东方公司与1583年成立的所谓威尼斯公司合并后取得了更加明显的成果。508从1595年起，东方公司拥有15艘船和790名水手。509它与亚历山大勒达、塞浦路斯、希俄斯岛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与威尼斯和阿尔及尔也进行了贸易，不过往来略为少些。5101599年，这家公司仅在意大利水域就有船20艘。1600年，它的船队又增添了16艘。511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公司一有机会便要哭穷，并故意夸大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在延长优惠特权的前夕（一次在1600年12月31日，512当时伊丽莎白还在世；另一次在1605年12月14日，513詹姆斯一世继位登基后不久）。公司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漫长的航程；西班牙的敌对（直到1604年为止）；柏柏尔海盗的骚扰；不放弃阵地的威尼斯人和马赛人的顽强抵抗；更不用说公司为了在君士坦丁堡开设大使馆和在柏柏尔地区及黎凡特设置许多领事馆而受到土耳其的欺压和勒索。然而，英格兰商人的坚韧不拔，他们船舶的精良，他们布匹的低廉价格和他们出色的组织工作，终究使他们获得了成功。英格兰的几十艘船在黎凡特和地中海所能做到的事，马赛人即使用上几百艘船也很难完成514……这里还必须考虑到：英格兰人从1591年起推行的精明的航运制度，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顺差给他们带来的收益，英格兰商人的更加诚实（与那些一有机会就在布匹的质量和数量上弄虚作假、坑骗别人的威尼斯和法国人相比较）。

所有这些在哈克卢特的游记中已经提到过，后来又被历史学家所重复的论据，都有它们的价值。但是，我们在上文已经说到过，香料贸易的复兴也给英格兰人提供了帮助。地中海原有的香料市场因大西洋发生可怕的斗争而重获生机。5151583年到1591年间，英格兰代理商途经叙利亚向印度洋、波斯、东印度群岛、苏门答腊岛等地推进，绝不是事出偶然的……这些以四海为家的漫游者为我们留下了令人赞美的对近东和远东的道路的描写。在埃及，经销粗呢的英格兰商人在这个炎热的国家里，必须使用现金才能做成生意，所以他们在法国人顽强的、灵活的竞争面前失败了。516因而，英格兰人把注意力转向叙利亚，竭力通过横贯叙利亚的陆路，朝东方发展以货易货的贸易。荷兰人第二次发现好望角也未能一下子就搞垮这种贸易。此外，我们要指出，1600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东方公司的子公司或姊妹公司517……

在地中海，里窝那港的统计数字表明北欧人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就。例如，一份有关西地中海地区的船只的港口统计表指出（这张统计表并不更准确，它把英格兰船和荷兰船混在了一起518）：在1598年10月至12月，到港的货物有5000桶铅，5613桶熏鲱鱼，268645桶鳕鱼干，513板车干鱼……

16世纪末的形势

16世纪末，英格兰船周游地中海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地区，英格兰人的足迹遍布地中海通往欧洲或者印度洋的各条陆路。从1588年起，他们受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吸引。519多年以来，伦敦就一直在制定宏伟的计划。5201583年，“海格立斯”号（这至少是它的第二次航行）从的黎波里运回英格兰一船货物，其价值之高象征着英格兰商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521在西班牙、希腊和马赛的舵手的帮助下，新来的英格兰船进入了一个又一个停靠港，征服了整个地中海。但是，人们对这一连串成功的日期并不都能搞清楚，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船舶首次迸港都谨慎小心、不事声张。例如1590年11月26日，马赛决定接受两艘英格兰船进港。“兹因目前铅、锡供应困难，城市又有些需要，经决定，这两艘船所载的货物，连同船主、船员一起，将准许进入城市，商品的批发或者零售，将与当地商民洽谈，一概任其自由。如其愿意，他们可购买别的商品，但不得载运违禁商品。”522这肯定不是英格兰船舶第一次进入马赛。自1574年起，马赛同它们就有来往，但这一次却是手续齐备，正式取得了许可。

在短短的几年里，英格兰人走完了如此漫长的路程！一份热那亚文件指出，523从1589年起，英格兰的“情报网”已遍布地中海各地：在君士坦丁堡有威廉·哈厄布恩（他这时在伦敦）524；在阿尔及尔有约翰·蒂普顿；在马耳他有约翰·卢卡斯；最后，在热那亚有理查德·亨托。亨托的姓氏已经意大利化了，但他在热那亚人的印象中却是天主教的敌人，是一个“生性狡猾、居心叵测的敌人”，并且因是奥拉奇奥·帕拉维奇诺的坐探（一份西班牙文稿称他是“通敌分子”）而臭名昭著，何况帕拉维奇诺本人也名声不佳……1590年1月，英格兰人为阻止西班牙的新代理商胡安·埃斯特发诺·费拉里做成了一笔交易而感到高兴。英格兰人从此深深涉足地中海的生活，开始推行自己的政策。这当然还不是强权政治：英格兰人使用了很多灵活的手法，有很大的欺骗性（此事在所难免）。他们在伊斯兰教地区和基督教地区双管齐下，甚至还通过海上抢劫为英格兰的航运业铺平道路。

英格兰船远航地中海，从一开始就以海盗的面目而出现，其手段也最为恶劣。525早在1581年，一艘英格兰帆船就在地中海上抢劫了土耳其人。52620年后，即1601年，据伦敦的一份文书记载，威尼斯、热那亚和其他国家的人对英格兰帆船的海盗行径和它们在柏柏尔城市进行的倒卖活动叫苦连天。5271604年西班牙和英格兰媾和以后，里窝那成了那些洗手不干的英格兰海盗最喜欢的隐居地。528不错，海上行劫是弱者使用的武器。英格兰人16世纪末的海上行劫表明，在这个城市林立、船舶穿梭的海域，他们只是个小人物。英格兰人在地中海的统治——这是一个反常现象——要花几百年时间才能建立起来；英格兰的舰队要等到1620年才进入地中海；英格兰的公司要等到1630—1640年才在热那亚开办分行。529

汉萨同盟和荷兰人的到来

英格兰重返地中海与锡的贸易有关。汉萨同盟和荷兰首次大举进入地中海则起因于地中海诸国购买谷物。扼守地中海门户的西班牙举措不当，行动不力，固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谷物。

1586年至1590年间意大利的粮食歉收，530引起了荷兰人和汉萨同盟成员的警觉。据卢扎克、531德·琼吉532和瓦特延533的推测，他们可能得到犹太批发商和经纪人的帮助，他们的推测看来是有道理的。但这只是执行中的细节。但泽、吕贝克和汉堡位于谷物市场的门口，历来经营大宗谷物贸易，听到地中海人的召唤，自然起而响应。这同样是执行中的细节。托斯卡纳大公于1590年派里卡尔托前往但泽。这个代理人在办事人员的陪同下，负责把波兰小麦先运到吕贝克，然后再送往荷兰、法国和英格兰。534可以肯定，就在那一年，托斯卡纳大公在北方的大量订货（听说达到100万金币）就使北方运载小麦的船队首次来到地中海。以后，运输便广泛地展开了。历史学家声称，在1591年，尽管持有西班牙国王签发的通行证，535仍有13艘帆船在经过西班牙时被扣留。40艘船到达里窝那。536既然地中海国家多次派人奔走活动，所有的北方国家自然也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从1597年里窝那港船只登记册可以看到，荷兰、汉萨同盟、英格兰全都加入了运粮船队的行列。537

1593年里窝那的北方谷物运输船登记表

73艘船抵达里窝那港的日期如下：1月6日（2艘），1月9日（1艘），1月12日（5艘），1月13日（37艘），1月14日（4艘），1月16日（1艘），1月20日（8艘），1月26日（3艘），1月31日（1艘），3月11日（1艘），3月14日（2艘），4月1日（1艘），4月29日（1艘），5月3日（1艘），5月5日（1艘），5月6日（2艘），5月12日（1艘），5月15日（1艘）。关于航行时间，1593年到港的船舶未作任何说明，但在1609年至1611年间，实际航行时间（以周为单位）如下：A.阿姆斯特丹——里窝那（12，6，5，5，8，5，32，16天）。B.但泽——里窝那（14）。C.伦敦——里窝那（4，8）。D.布里斯托尔——里窝那（12）。E.普利茅斯——里窝那（28天）。

以上图表业已说明：航行时间长短不一，航行以冬季为主，阿姆斯特丹显然起着粮食转运中心的作用，读者可自行作出判断。但是，我们还要补充指出：第一，在1593年，6艘英格兰船运来铅、锡、鲱鱼等传统货物，但在他们的船队里混进一艘荷兰船（在英格兰装货）和1艘在里斯本装船的埃姆登的“黑鹰”号；第二，这一年，北欧人在里窝那总共卸下了1.5万吨黑麦和小麦，这说明北方帆船的平均吨位大约是200吨；第三，从船名登记表可以看出，非宗教的名称占绝对优势。

从谷物到香料：荷兰人征服地中海

汉萨同盟虽然和荷兰同时到达地中海，但只有后者后来征服了地中海。路德维希·博伊廷在其著作中用这两个北方民族之间的竞争来说明以上的事实。53817世纪初，汉萨同盟的商人被淘汰了，他们的船只不再前往马拉加港以远的海面。539

这次失败的原因还有待确定。毫无疑问，在伊比利亚人同北欧人进行战争期间，汉萨同盟一度曾采取中立者的有利立场，但在1604年和1609年的协定缔结后，这些好处就自动减少。到了18世纪，汉萨同盟再次趁欧洲战争的有利时机，又在地中海扩展他们的贸易。难道事情不正是这样的吗？看来，在16世纪末，确实还有很多其他原因：由于汉萨同盟与西班牙有着贸易往来，并且根据西班牙的建议，从事大西洋方面的运输，他们并不需要香料和胡椒，黎凡特对他们也就没有了吸引力；或者，由于德意志南部同热那亚和威尼斯有着特殊的联系，这些沿海城市的背后也就没有强大的工业的支撑；也可能是由于缺少硬币。总之，在1615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540正是荷兰人把琥珀、水银、硃砂、铜丝、铁等德意志商品运往叙利亚；对于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应该作出解释。据我看来，这并非因为汉萨同盟组织不善（船主和保险人过多，在当时的地中海地区，也是屡见不鲜的现象）。难道是船舶的问题吗？汉萨同盟拥有各种吨位的船舶。

不管怎样，荷兰人取得了胜利，并在1597年到达地中海的东端。这一年，西班牙的敌人巴尔塔萨尔·毛赫龙向的黎波里派去一艘悬挂着法国旗的船只。541第二年，所有的荷兰船都得到亨利四世的准许，可悬挂法国国旗在土耳其各港542进行贸易（这些港口于1612年才开始实施外侨特惠条例）。1599年，威尼斯领事指出，543这一年，一艘“佛兰德”船携带10多万埃居现金“又来到土耳其”，而且对威尼斯的贸易造成不少损失。这个领事很想知道荷兰商人是否将留在叙利亚。荷兰“领事”说，如果他的同胞继续在印度洋取得进展，他们就不会留在那里。威尼斯人十分希望荷兰人赶紧离开！但是，尽管霍特曼顺利完成了远航（1595年），尽管荷兰人占领了爪哇岛（1597年），发现了科摩罗群岛，夺得了毛里求斯岛（1598年）544，而且其第二支船队已经返回（1598年），荷兰人却仍然留了下来。这是因为荷兰人要花上几年时间，才能真正征服印度洋，才能使贸易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才能使东印度公司终于在1602年从远方公司（Van Verne）脱胎而出。此外，荷兰人即使可能停止重要的香料贸易，他们还是会被丝绸和棉纱贸易（他们后来试图向波斯湾转移，但并未立见成效）吸引到黎凡特来的……

荷兰人就这样在地中海留了下来。他们像蜜蜂一样忙碌但又显得有点笨重，以致在玻璃窗上撞得头破血流。他们吵吵闹闹地突然闯了进来。这是因为他们像葡萄牙人所说的那样（葡萄牙人曾在法罗群岛的城堡中遭到他们的劫掠，因而有所了解），是海盗中最凶残的吗？545或者是因为，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他们必须排挤别人，在别人已经占据的地盘上发展吗？在13和14世纪，其他一些后来者，比如加泰罗尼亚人，也曾这样做过，进行海上抢劫，强行进入别人的地盘。英格兰人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大炮不仅用来强占直布罗陀海峡，用来自卫，用来对付西班牙的帆桨战船，而且还不加区别地向所有值得猎取的目标——土耳其船、法国船或意大利船——射击；对他们来讲，它们都是一样的。就这样，英格兰人很快就臭名远扬。在地中海，荷兰人也常常把赌注押在海盗活动上。546他们很早就参与柏柏尔人的海上行劫。我要补充的是（以后我还会谈到这个问题）：他们改变了柏柏尔人的策略，利用里窝那这一大港组织抢劫和在大西洋进行走私活动。547不管怎样，1610年，548两艘船自印度洋驶抵托斯卡纳的这一港口。它们是地中海人的船还是荷兰船？不得而知。但是为了记下这两艘船上所带的财物，书记员誊写了整整一页纸。此外，威尼斯市政会议和阿姆斯特丹之间建立了某种奇特的关系（有时以法国国王为中介）。这种关系错综复杂，难以弄清。当时在威尼斯曾经提到对世界各地，其中包括东印度群岛进行海上保险。549这是否荷兰人所为？文献没有说明。

荷兰在地中海这一小小的舞台和其他地区的历史至今远非非常清楚。直到16世纪末，荷兰才成为一个世界强国。那么，为什么在伊丽莎白的船舰战胜了菲利普二世的笨重的无敌舰队后，没有紧接着出现英格兰合乎逻辑的霸权呢？英格兰获胜后，荷兰应该把它的国民、贸易和船只送到世界各个遥远的角落，送到东印度群岛和中国，并把这一政策一直执行到17世纪中叶。只有一种或许可以成立的解释：由于与信奉天主教的尼德兰各省毗邻，由于坚持推行强行打开西班牙大门的措施，因而荷兰比英格兰更容易接近伊比利亚半岛及其美洲财富。美洲财富是荷兰贸易之所系；没有前者，荷兰贸易不可能兴旺发达。没有它从西班牙耐心得到的8里尔面值的金币，荷兰就不可能在世界七大洋进行其船运业。17世纪初，在英格兰，人们认为黎凡特公司的贸易比东印度公司更有利可图，因为前者可通过向土耳其的大量出口而获得平衡；至于东印度公司，如果没有大量硬币外流，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550西班牙与荷兰之间有着金钱往来，1609年至1621年间的和平又加强了这种关系。17世纪中叶，当命运之轮转得对荷兰不利时——这纯属巧合？——这种关系就像西班牙的整个财富一样破裂了。

荷兰人如何在1570年后兵不血刃地夺取塞维利亚

17世纪时英格兰人和荷兰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只有从世界的范围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首先，如前所述，这是造船技术和船舶驾驶技术方面一系列改进的结果。551那些装备良好、操作安全可靠的100吨至200吨级北方船舶的出现，是世界航运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1500年到1600年，航海在北海取得的进展比西班牙无敌舰队在特拉法尔加取得的进展更大。552北方人加强了船舶的防御能力，增加了船员，增强了火力，拆掉了上甲板以便操作。正如拉尔夫·戴维斯所指出的那样，我也认为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53不论人们作出什么样的具体估计，按船舶的吨位计算，北方船的平均船员数多于地中海船。554载重量小虽是弱点，但更为安全足以弥补，同时保险费用也较低。555当然，即便在17世纪，造价高昂的地中海帆桨战船也会令人惊奇地恢复其原有地位：帆船只有在风足以鼓起帆时才会成为船中之王。556风平浪静时，灵活的帆桨战船可以到达固定不变的堡垒的各个死角，从而获得胜利。

但是，这仅是些例外情况。北方在军事和贸易方面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况且，英格兰人和荷兰人在1588年前就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葡萄牙航海者不过是些“胆小鬼”。557与此相反，葡萄牙人把这些打败他们的人称为穷鬼和可怜虫。1608年时他们仍在说，这些荷兰人在海上满足于“一点点饼干，少得可怜的黄油、大油、鱼和啤酒。靠这点东西他们就能在海上过上几个月”。他们说，南方人在船上要求有好的食品，“因为我们不像这些人那样是在贫困中长大的。”558当然，关于北方人的胜利，还有其他一些解释。

但愿我们能摆脱那几个常常为人提及的解释！例如，伊比利亚人是地中海的不称职的守门人；它本想避免一场风暴，却采取了一项与北方竞争这一非其力量所能及的大西洋政策，结果倒引发了这场风暴。这一解释无疑有个别合乎事实之处。正是在1586年，西班牙人——当时既是塞维利亚又是里斯本的主人——强化了禁运措施和对北方船只的禁令。559但是这些措施未能阻止伊比利亚人与其敌人之间的活跃的贸易：作为一个“大陆封锁”它未能奏效。560一切就像或几乎像以前那样继续进行。同时，大事年表令我们警醒。1572—1573年，即在西班牙颁布禁运令之前10年，英格兰人重返地中海；荷兰人重返地中海是在1590—1593年，即在禁运令颁布数年之后……显然，对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倒转所作的主要解释，必定蕴藏在总的经济形势之中，或由这里推导出来。

早在16世纪结束之前，北方和南方就互相敌视。1566年荷兰人反叛；1569年后英格兰人重创西班牙的海运通道。但是这些敌人“互相补充”，561互相依赖，无法单独生存。他们互相争吵，然后根据公开的或隐隐约约地达成的谅解，互相配合或互相谅解。结果，大西洋的战火就会点燃，熄灭，再次点燃，再次熄灭，最后总是通过幕后解决办法减缓……就这样，在1566年至1570年间，一个重要转折点出现了。在这以前，海上贸易是由以下三部分人进行的：北方人（荷兰人居第一位；562布列塔尼人紧随其后，563英格兰人，后来的汉萨同盟和斯堪的纳维亚渔船，564他们维持着北方与伊比利亚半岛间的联系，提供粮食、木材、干鱼或咸鱼、铅、锡、铜、布匹、呢绒和铁器）、伊比利亚人（他们以西班牙为基地，建立通向西印度群岛的大洋航道；以葡萄牙为基地，建立与东印度群岛的海上联系），最后是意大利人，尤其是塞维利亚的热那亚人（他们为贸易提供资金，用美洲白银填补贸易亏空，尽管总是不怎么及时）。

随后这一体系遭到两种沉重打击：1566年后，当时正从国王那里获得出口许可证的热那亚商人对向到那时为止一直便于付款的北方出口商品丧失了兴趣。同时，1569年后，白银自拉雷多向安特卫普的流通中止了。565但是，大西洋贸易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事实上它比过去更加繁荣。这一惊人的事实是关键性的原因。

西班牙的经济专家对国王的顾问说，大西洋贸易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完全中断；那会毁坏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和航运业，减少国库收入。1575年的一个长篇报告就是这么说的。566被热那亚大资本家抛弃的出口贸易在塞维利亚找到了其他推动者。前些年发财致富的尼德兰商行预售它们的货物，等西印度船队带回货币后再行付款。换句话说，塞维利亚的商人只起经纪人的作用，他们从经手的交易中提取利润，而自己不冒任何风险。他们把资金用于购买土地、村庄和债券，或者购置可由长子世袭的财产。他们不求进取，游手好闲，而且乐此不倦。塞维利亚人就这样被一群“白蚁”悄地从内部蛀空，而得利的却是荷兰。在这长期的腐蚀过程中（自1572年开始），安特卫普始终是推行金钱政治的中心，就像1953年以前的西贡一样。阿姆斯特丹在吸引安特卫普的商人的同时，又把网向着塞维利亚以远的辽阔的西属美洲撒去。所有这一切要成为可能，必须要经过几年的耐心经营，采用内外勾结、冒名顶替等手段，必须等待塞维利亚的商界逐渐受到腐蚀。即使从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的领地巴拉梅达的桑卢卡尔运回白银，也要先取得这位大公的通融。567

到了16世纪末，塞维利亚的这些交易的内幕已为人所知。1595年夏季，国王准备打击这种非常发达，以致无从深入调查的地下贸易。国王的命令由迭戈·德·阿尔门特罗学士及其副手路易斯·盖坦·德·阿亚拉共同执行。他们搜查了塞维利亚的63家商号。这些商号分别由卡斯蒂利亚人、葡萄牙人、佛兰德人开设，均因与荷兰、泽兰和英格兰有关系而受到怀疑。568当然，在现场没有抓到一个英格兰人、荷兰人或泽兰人。阿尔门特罗写道：“众所周知，他们只是通过所信任的中间人在西班牙经商。”两个检查官把所能发现的文书账册一概查抄。某经商人已经把账册藏到床垫里。这些商业单据由检查官任用的五名会计专家——审计员——逐一审查。由于卷帙浩繁，而且账目不清，很难发现货物的真正主人。忠于尼德兰的各省份确实与叛乱者盘踞的岛屿进行过易货贸易。除非在尼德兰交战双方之间建立由尼德兰总督签发的特别通行制度并强硬加以推行，否则就很难弄清货物究竟属于哪一方。混乱的产生是由于忠于尼德兰的各省不可能通过敦刻尔克和格拉夫林运出货物。叛乱的岛屿就在附近，多佛尔岛在海峡对面，这要花多长的时间啊！那么，国王的船又在哪里呢？即使进行调查和取证，也不会有人肯讲出或能够讲出实情。接受审问的商人对扣押这种或那种货物会毫不在乎，他完全明白客户会用属于他的商品偿还自己。以上就是7月12日梅迪纳·西多尼亚大公和两个调查员联名发出的信函的结论。该信由迭戈·德·阿尔门特罗执笔写成。569

阿尔门特罗在大约一个月后写给他的朋友或者保护人——菲利普二世的一个秘书，总之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的一封信中，把情况写得更加清楚。570在查获的文书中，阿尔门特罗看到，被控告的商人们不但与荷兰的叛乱者或英格兰人进行贸易，保持信件往来，而且还向他们支付现金……其中有大量文书涉及三个居住在英格兰的商人：弗朗西斯科·德·科尼克、佩德罗·利米埃里和尼科拉·包达埃，以及在阿姆斯特丹定居的戴维·利米埃里。一封写给英格兰的佩德罗·利米埃里的信指出：“我们的船队在返回时秩序十分混乱，如果再从这里重新开出，别人甚至用很少的船只，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全部抓获。”他还说，这家公司（利米埃里合股公司）是塞维利亚所有公司中最富有的一家公司。它所拥有的6艘船载着该公司的货物来到桑卢卡尔。梅迪纳·西多尼亚大公准许它们在港口卸货。阿尔门特罗补充说：“不错，对大公来说，这是一笔1.2万杜卡托的生意……”他还说：“进入桑卢卡尔的外国人无不享有优待和宠遇，甚至得到输出货币的帮助。”等他手下有可靠的人可派时，他就会送出有关利米埃里事件的文件。在此以前，他要求保密。“但愿不要因我为国王陛下效力而树敌招怨……”

这里还有一些更加触目惊心的证据。第二年，即1596年，57160艘准备开往西印度群岛的商船，在加的斯港湾遭到正在洗劫城市的英格兰舰队的突然袭击，总共有价值1100万镑的货物被抢走。英格兰人提议，如果交付200万英镑赎金，货物将不予焚毁。然而，梅迪纳大公拒绝了这笔交易，商船因此被付之一炬。不过遭受巨大损失的不是西班牙人，因为货物并不属于他们……关于塞维利亚这座贪污纳贿成风、挟嫌诬告遍地皆是的城市，真可以写成整整一本书。

所有这些醒目的事实，即使不能帮助我们得出结论，至少也能让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主要原因。促使世界历史的天平出现倾斜的砝码既不是菲利普二世代理人的笨拙，也不是直布罗陀海峡的防守不力，而恰恰是西班牙国家的破产。这一破产于1596年已昭然若揭，并在总爆发前重新提出了白银的流通问题和世界财富的分配问题。正在突然扩张的荷兰通过谷物贸易和其他贸易，向地中海和巽他群岛寻找并找到了补偿……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节：在荷兰人向地中海推进，同时还向西印度群岛或美洲推进之前，葡萄牙商人已经到达这些地方。这些商人一般都是基督教新教教徒，或者直接来自里斯本，或者来自他们旅居的北方城市。人们或许可以认为，正如塞维利亚那样，里斯本也已落入他人之手。这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新教徒在地中海

以阿姆斯特丹为据点的各国资本家对富饶的地中海垂涎欲滴，他们从北方经由大西洋向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的渗透。这些朝气蓬勃、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资本家迅速与当地的商人结成了同盟。葡萄牙犹太富商的活动往往顺便为荷兰人铺平道路，例如里斯本和安特卫普的希梅内斯家族及其合伙者安德拉德家族和贝加家族就是这样。他们从1590年起，便为托斯坎纳大公组织北欧谷物的运输，从中获得了巨大利润，同时也从事对意大利的胡椒贸易。1589年以来，他们还对佛罗伦萨的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推销香料。后来，他们转而向刚刚到佛罗伦萨定居的葡萄牙人安东尼奥·古蒂雷斯出售香料，因为此人同其他葡萄牙商人有着商业联系，例如马努埃尔·达·科斯塔，1591年5月曾向他发运了几箱糖。572西蒙·鲁伊斯与佛罗伦萨人的来往信件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些葡萄牙人的情况。据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称，他想请他的朋友西蒙·鲁伊斯向势力强大的希梅内斯家族说情，并说这些葡萄牙人掌握了一切，特别是香料。5731591年，希梅内斯家族向意大利一次就发运了500公担胡椒。574上一年，他们让一艘货船从巴西把600箱糖运到里窝那。575凑巧的是，亚历山大的胡椒那时刚好供应中断。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惊呼道：“他们真是走运，干什么事都成功。”576

另一些葡萄牙人紧步他们的后尘，来到意大利。1591年2月，费尔南德斯和霍尔赫·弗朗西斯科两人前往比萨定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疑会把葡萄牙所有的生意都吸引过去”。577同年8月，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写道，“据我所知，希梅内斯家族正派人去比萨开设店铺，所派的人选正是目前在加的斯代表希梅内斯家族的塞巴斯蒂安·希梅内斯·佩内蒂克。鲁伊·努内斯的一个儿子也从安特卫普赶到了这里。因为他们是富人，大公希望把他们吸引过来，并准备给他们一些好处。”578

以上细节显示出经济形势的某种变化：胡椒自从在大西洋方面销售不畅，便自动转到意大利，然后由那里向德意志方面推销。葡萄牙商人一度也跟着纷纷前往意大利。在威尼斯，菲利普二世的大使谈到葡萄牙的犹太富商时说，他们刚来时穿着基督徒的服装，随后又声称自己是犹太人，并“在这个国家佩戴他们的特殊标志——红帽子”。579威尼斯对他们持宽容和欢迎的态度，支持和保护他们，并与他们互助互利。这些犹太富商有的煊赫一时，有的默默无闻。例如在威尼斯居住了24年之后于1602年5月申请威尼斯公民权的“鲁伊·洛佩斯和迪耶戈·罗德里克兄弟”，580还有首先在柏柏尔地区的吉尔角开展食糖贸易的罗德里戈·迪·马尔基亚诺，581另有从佛兰德和汉堡出发、经由威尼斯前往黎凡特的另一些葡萄牙犹太人。不论是否引人注目，不论是真是假，东西地中海上的某些犹太商人当时似乎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们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从伊斯坦布尔分赴萨洛尼卡、发罗纳、威尼斯，以及更远的塞维利亚、里斯本和阿姆斯特丹。在这些岁月里，西班牙、托斯卡纳或马耳他的海盗随时准备劫船夺货，宰割犹太人这块肥肉，即西班牙文献中常说的吝啬的犹太人。这绝不是偶然的事。劫夺船货对海盗常常是一本万利的事。582

由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繁荣局面的产生难道是荷兰人和葡萄牙新基督徒互相勾结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大西洋应该对此负责。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这一点，但这种情况是可能的。1778年出版的未署名的《荷兰的财富》是一部好书，但叙事并不一定很准确。书中掺杂着某些错误，例如说：“只是到了1612年，荷兰人才仿效前来荷兰避难的犹太人，开始在各地建设自己的商行，并在整个地中海上航行。”583

北方人的入侵和地中海的衰落

自从（1963年）撰写了以上各章以来，我对北方船舶、水手、商人和商品引人注目地南下地中海一事，继续进行着研究。这里有一些新的详情细节需要补充：荷兰人曾为远航直布罗陀海峡进行了精心的准备。584正如达尼埃尔·万·德默朗或雅克·德拉法伊等商人的书信所证实的那样，荷兰的“商业间谍”提供了确切的情报。1584年，雅克·德拉法伊从伦敦向地中海派出一艘载有英格兰呢绒和桶装鱼的船，该船从意大利返回时，带回了大米、水果和葡萄酒。不幸的是，它在返航途中在荷兰沿海触礁遇难。1588年，一艘荷兰船（可能是第一艘）成功地抵达柏柏尔和黎凡特。1590年，另一艘船“黑骑兵”号在地中海进行了两年的长途航行后，得出这样一条经验教训：由于西班牙处处作对以及海盗四出活动，它建议使用武装精良的、至少有30名船员的载重为150吨级的大船。在以后的岁月里，危险仍然存在。开往里窝那的船只保险费率高达20%，此事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另外，荷兰船舶为安全考虑，航行时悬挂外国旗帜和使用虚假证件。正如法国后来所说，这是些“蒙面船舶。”关于从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航行，585我们拥有相当全面的资料。同样，关于联省共和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首任大使科尔内柳·哈加（1578—1654年），我们也有丰富的资料，这位大使于1612年经手签署了旨在保护联省共和国在该穆斯林国家的侨民的特惠条例。

这些详细情节显然有其重要性，但这尚不是近15年来的研究所提供的唯一的新资料。我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在本书第四版中特别提到这些情况，是由于理查德·T.拉普的总体论点，加上它们，我们将能对地中海的地位怎样在17世纪被大西洋所取代得出新的看法。

理查德·T.拉普的第一个论点是：586地中海其所以被夺走其统治地位，主要不是因为新的运输道路使有利可图的贸易转到了北方，而是因为英格兰人、荷兰人闯进了地中海，并由此导致了一场“商业革命”。这场革命不仅表现为运转路线的改变，而且反映在商业中出现的猛烈竞争上。地中海的财富实际上并没有枯竭，只是落到了别人手里。的确，在较晚的一个时期，即在1660年前后（1663—1669年间的平均值），伦敦对以下地区的制成品（包括呢绒）和食品的出口额和转手出口额分别是：对地中海（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为97.4万吨（占总数的48%）；对欧洲（包括苏格兰和爱尔兰）为87.2万吨（占43%）；对北美洲和东、西印度群岛为19.3万吨（占9%）。尽管17世纪中叶的伦敦还不是世界的中心，但这些数字为17世纪初的国际经济提供了直接的见证。广义的地中海（我以为加上伊比利亚半岛是合理的）当时仍是进行贸易和获取利润的重要地区。英格兰的霸权开始时并不是建立世界七大海洋的新航道上，而正好是建立在地中海。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霸权是北方的霸权，因为上述见解大体上对荷兰同样适用。

理查德·T.拉普的更加创新之处，在于他指出北方人的入侵不仅仅“夺取”了地中海的运输业，而且夺走了地中海的市场。北方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对意大利的尤其是威尼斯的制成品，通过低价倾销等手段，有意识地进行排挤。更加恶劣的是，他们还采用以假乱真等欺诈手段进行竞争。英格兰大批生产的劣质“新呢绒”使用假商标和假铅封冒充威尼斯呢绒在黎凡特的市场推销。这种做法一方面使英格兰的商品毫不费力地打入了当地市场，另一方面又败坏威尼斯老牌产品的声誉。此外，荷兰、柯尔培尔的法国或查理二世的英格兰都以重金招聘移居国外的威尼斯熟练工匠。威尼斯原是欧洲的第一个工业城市，如今则正陆续失去其众多优势。

理查德·T.拉普的第二个论点是，尽管如此，威尼斯的生活在表面上和实际上都继续保持原来的水准。在16世纪的飞速发展之后，威尼斯的生活水平出现了停滞，但没有倒退。确认这一点，就是以数字为所有的历史学家（他们全都认为，威尼斯的衰落十分缓慢）提供辩解和证据。我的确认为，威尼斯成功地实现了农业——小麦、玉米、桑树、生丝（和加工过的丝）、畜牧——的转变，威尼斯地区在16、17世纪期间有所发展，并且以其工业支撑了威尼斯的富裕生活；威尼斯物价居高不下，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地中海的航路虽然由外国船舶承担，但仍然使威尼斯在17世纪时成为地中海的第一大港；最后，威尼斯的金融市场依旧十分活跃。

不过，尤其还要看到，如果拉普的论点是正确的，如果北方资本的原始积累依靠了古老的地中海财富为营养，地中海在当时却并没有因此一落千丈。使用“衰落”这个词来形容地中海可能言过其实。世界的格局改变了，但欧洲并没有为了种种原因而在一天之内更换了重心。地中海的命运同进入现代化前夕的欧洲的整个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至今争论不休，也就是说，还像一团乱麻。马克斯·韦伯认为，全靠宗教改革，资本主义产生了，北欧获得了优势地位。但是，对这个经常为人提及的极其著名的论断，我们不应该盲从。我在与《地中海》一书第四版同时出版的另一本书注35中，对这一论断持反对态度。读者即便不赞同我看问题的方法，也可参阅那本书。当然，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

原书本部分注释

1.J. KULISCHER,op. cit., II,p. 235; Johann-Ferdinand ROTH,Geschichte des Nürnberger Handels,Leipzig,1800-1802,I,p.252;Carl BRINKMANN,“Der Beginn der neueren Handelsgeschichte”,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1914;A.SCHULTE,op.cit.,II,p.117 et sq;W.HEYD,op.cit.,II, pp. 525—526; J. FALKE,Oberdeutschlands Handelsbeziehungen zu Südeuropa im Anfang des 16.Jahr..p.610.

2.Cité par H.KRETSCHMAYR,Geschichte von Venedig,II,p.473.

3.A. SCHULTE,op.cit.,II,p.118.

4.D'après Sanudo pas de chargement vénitien à Beyrouth et Alexandrie à cause de la guerre turco-vénitienne en 1499 et 1500,rien en 1504,rien en 1506. Sur cette carence de poivre d'après W.HEYD,A.FANFANI,Storia del lavoro..., p. 38. Sur les réductions du trafic vénitien en 1512,A. FANFANI,op.cit., p.39. Toutes ces difficiles questions sont d'ordinaire mal posées et résolues de façon catégorique.Je me suis servi pour ce paragraphe du tableau dressé par V.Magalhães Godinho“Le repli vénitien et égyptien dela route du Cap”,in:Hommage à Lucien Febvre ,II,1953,p.287 et sq.

5.E.PRESTAGE,Portuguese Pionners,Londres,1933,p.295

6.TAWNEY and POWER,Tudor Economic Documents,II,p.19,cité par L.F.SALZMAN,English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Oxford,1931,pp.445—446;Dr SOTTAS op.cit., p.135.

7.A.SCHULTE,op.cit.,II,p.118.

8.Ibid,I,p,279.

9.J.KULISCHER,op.cit.,II,p.234.

10.A.NAVAGERO,op.cit.,p.36.

11.A.d.S., Venise,Cinque Savii alla Mercanzia,Busta 220 juin 1503.

12.A.d.S., Venise,Senato Mar 18,3 mai 1514.

13.Dr. SOTTAS,op.cit.,p. 136.En 1524,le monopole des galées fut rétabli pour dix ans,puis définitivement supprimé.

14.W.HEYD,op.cit.,I,p.531,538;GORIS,op.cit.,p. 195 et sq.;J.KULISCHER,op.cit.,II,p. 234.

15.Visconde de SOVERAL,Apontamentos sobre as antigas relações politicas e commeriaes do Portugal com a Republica de Veneza,Lisbonne,1893,p. 6 et 7.

16.D'après V. MAGALHÃES GODINHO,des reprises au moins dès 1514;demi-arrêts en 1517,1519,1523,1529;bons chargements en 1531.

17.Simancas Eo 564,fo 10.

18.R. HAKLUYT,op.cit.,II,pp.223—224. Rel. de Lorenzo Tiepolo, 1554,p.21.

19.Cité par G. ATKINSON,op.cit.,p. 131; Père Jean THÉNAUD,Le voyage...,s.d., B.N.,Rés.O2,fo 998.Voir également Samuele ROMANIN,Storia doc.di Venezia,VI,p.23（1536）;A. d.S., Venise,Cinque Savii alla mercanzia,Busta 27,26 janv.1536.

20.Voir supra,p.165 et sq.

21.V.MAGALHÃES GODINHO,a renouvelé ces problèmes :Os descobrimentos e a economia mundial,II,1963 p. 487 et sp.

22.Voir R. B. MERRIMAN,Carlos V,2e éd. 1949,p. 182.

23.A.B. de BRAGANÇA PEREIRA,Os Portugueses em Diu,p. 2, 83 et sq. N.IORGA,op.cit.,II,p.365; A.S. de SOUZA Historia de Portugal, Barcelone,1929,p.129; F. de ANDRADA,O primeiro cerco que os Turcos puzerão na fortaleza de Dio,nas partes de India,Coïmbre,1589.

24.Corpo diplomatico port.,VI,pp. 70-71.

25.A. B. de BRANGANÇA PEREIRA,op.cit., p. 2;J. CORTE REAL,Successos do segundo cerco de Dio, Lisbonne,1574;J.TEVINS,Commentarius de rebus in India apud Dium gestis annoMDXLVI,Coïmbre,1548.

26.1547,J. von HAMMER,op.cit., VI,p.7.

27.Ibid.,pp.184—186.

28.Ibid.,p.186.

29.J. DENUCÉ,L'Afrique et Anvers,p. 71;M. SANUDO,op. cit.,LVIII,col.678,sept. 1533.

30.J.DENUCÉ,op. cit.,p. 71.

31.Prohibicion de introducir especeria en Francia, Simancas Eo 497 et 498.

32.Donato au Doge,Amboise, 2 mai 1541,B.N., Paris, Ital., 1715（copie）.

33.A. des Bouches-du-Rhône,Amirauté,de Marseille,IX ter.

34.Paul MASSON,Les Compagnies du Corail,1908,pp. 123—125.

35.P.BOISSONNADE,“France et Angleterre au XVIe siècle”,art.cit., p.36.

36.R.B.MERRIMAN,op. cit., IV,p. 441.

37.Mediceo 2080 et aussi les papiers des archives Guicciardini Corsi.

38.Baltasar Suárez à Simón Ruiz, Archivo Ruiz,Valladolid, 29 nov.1591.

39.WILKEN,p. 44, cité par F. C. LANE,op.cit., p. 582.

40.Sans compter la guerre turco-vénitienne de 1538—1540. Sur les difficultés de Syrie et de Damas, A.d. S., Venise,Cinque Savii, Busta 27,23 janv. 1543,juillet 1543,14 juin 1544, 7 déc. 1548, 19 déc.1548.

41.Lorenzo TIEPOLO,Relatione...（1554）,p.p.CICOGNA,pp. 15—16.

42.F.C.LANE,op. cit., p. 580.

43.Ainsi, en 1556, en 1563—1564.

44.En 1562,relation de L. TIEPOLO,op.cit., p. 40.

45.Lettre à Gozze et Andrea di Catharo à Messine, Tripoli de Syrie,15 sept. 1557, A.de Raguse D. di Canc,fos 37 et sq.

46.A. d. S., Venise,Relazioni, B 31, Alep, 10 juillet 1557, G. Ba Basadona,consul de Syrie,à la Seigneurie de Venise.

47,L.TIEPOLO,op. cit., p. 30.

48.A.d.S., Venise, Senato Secreta, Costant,Filza 4/D.

49.L. TIEPOLO,op.cit., p. 39.

50.BELON DU MANS,op. cit., p.124.

51.Sonia E. HOWE, Les grands navigateurs à la recherche des épices,1939,p. 106.

52.BELON DU MANS,op.cit., p. 131.

53.Ibid.,p. 132 vo.

54.Ibid.,p. 120.

55.R. HAKLUYT,op. cit.,II, pp. 207—208,vers 1586.

56.L. TIEPOLO op. cit., p. 21;D.BARBARIGO,in:E. ALBÈRI,op.cit.,III,II,pp. 3—4.

57.Ibid.,p. 21.

58.BELON DU MANS,op.cit., p. 134.

59.50 kg environ chacun.

60.L. TIEPOLO,op.cit., p. 20.

61.F. C. LANE,op.cit., p.581.

62.Corp.dipl. port., IX,pp. 110—111;F. de ALMEIDA,op. cit., III, p. 562;F.C.LANE op.cit., p.5.

63.F. C. LANE,op.cit., p.586.

64.Ibid.

65.Ibid.

66.R.EHRENBERG,op. cit, I,p. 14,parle de 10 127 balles de poivre arrivées à Lisbonne pour les Affaitati,fermiers du poivre.

67.E. CHARRIÈRE,op. cit., II,p. 776 et note;BELON DU MANS,op. cit., p.158 vo.

68.Ernest BABELON,Les origines de la monnaie considérées au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et historique, 1897, p. 248,cité par Alfred POSE,La Monnaie et ses institutions,1942,I,pp. 4—5.

69.J.KULISCHER,op.cit., II,p. 258.

70.23 janv. 1552,Corp. dipl. port.,VII, p. 108.

71.L. Tiepolo au doge, Le Caire,Collegio Secreta Busta 31.

72.14 nov. 1559,Senato Secreta,Cost.Filza 2/A,fo 190 vo.

73.G. Hernandez à Philippe II,Venise 3 janv. 1560, Simancas Eo 1324, fo 27.

74.F. C. LANE,art. cit., pp. 581—583.

75.Jean NICOT, Sa correspondance diplomatique, p. p. Ed. FALGAIROLLE, 1897,12 avril 1561,p. 127.

76.F. C. LANE, op. cit., p. 585.

77.Corpo dipl. port., VII,p. 215,238,258,277; VIII, p. 79,97,115,250,297,372;IX,pp. 110—111,cité par F. C. LANE,op. cit., p. 585.

78.J.NICOT,op.cit., p.127,12 avril 1561.

79.Voir supra, p. 176 et sq.

80.J. NICOT,op.cit., p. 31,pp. 107—108,XXXIII et sq.

81.J. NICOT,op.cit., 12 déc. 1550,p. 39.

82.F. C. LANE,op.cit., p. 588.

83.E. J. HAMILTON,op. cit., pp. 232—233.

84.Ibid., p. 233, note 2.

85.R. di TUCCI,Relazioni...,p. 639.

86.J. NICOT,op. cit., 28 juillet 1561,pp. 63—64.

87.H. Ferro au Doge,Péra,16 sept.1561,Senato Secreta,Cost., Filza 3/D.

88.Gio :Agostino Gilli à la Rép. de Gênes,Constantinople,5 juillet 1563,A.d.S., Gênes,Constantinopoli,1558—1565,1—2169. G. Hernandez à Philippe II,Venise, 10 juillet 1563, Simancas Eo 1324,fo 221; Pétrémol à Charles IX, Constantinople 11 février, 22 avril 1564,È. CHARRIÈRE,op.cit., II,pp.748—750;Daniel Badoaro au doge, Péra, 6 mai 1564,A.d.S., Senato Secreta,Filza 4/D.

89.E. CHARRIÈRE. op. cit., II,pp. 748—750.

90.Voir supra,note 7.

91.Simancas Eo 1053,fo10.

92.H. FITZLER,art. cit., pp. 265—266.

93.Philippe II au duc d'Albe, 21 nov.1569 et 23 nov.1569,Simancas Eo 542,fos 9 et 22.

94.13 nov. 1567,C. DOUAIS, op. cit., I,p. 288; Avis de Corfou, 27 sept. 1567, Simancas Eo 1056,fo86.

95.J. de Cornoça à Philippe II,Venise 22 mai 1568,Simancas Eo 1326.

96.Voir infra,t. II, pp. 357—358.

97.Ibid., p. 436,notes 4 et 5.

98.R. HAKLUYT. op. cit., II, p. 219.

99.Leis e provisões de el Rei D. Sebastião, Coïmbre 1816,p. 68 et sq.,cité par F. de ALMEIDA. op.cit., III,p. 562.

100.14 févr. 1560,Corp. dipl. port., VIII,p. 355.

101.B.N., Paris, Fonds portugais,no8,fo 197.

102.A.d.S., Venise,Cinque Savii...,Busta 3,25 nov.1570.

103.Fonds Dauvergne no 113,115（relatif à Mannlich le Vieux）,117,118,122 à 125.Zimbre “belladin” ou “méquin”.

104.G. BERCHET,op.cit., p. 61.

105.G. da Silva à Philippe II, Venise, 5 nov. 1574,Simancas Eo 1333.

106.Lettere commerc., 12 ter, A.d.S., Venise.

107.Simancas Eo 1331.

108.A.d.S., Venise, Busta 538, fo 846 et vo.

109.Venise, 8 juillet 1679,A.N., K 1672 Gl, no84.

110.Séville, 10 nov.1575. Simancas. Eo 564,fo 10.

111.G.VIVOLI,op.cit., III,p. 155. Le rôle, dans cette affaire, de Jacome Barde et de son agent Ciro Allidosio, B.N., Paris, Fonds Portugais, no 23,fos 570 et 571 vo.

112.Ch.de Salazar au roi, Venise, 11 sept. 1577, Simancas Eo 1336.

113.L'abbé Brizeño au roi, Florence, 26 nov. 1576, Simancas Eo1450.

114.R. GALLUZZI,op. cit., IX. p.108;G. PARENTI,op. cit.,p.80 et 90.

115.Philippe II à Requesens, 23 janv. 1576, Simancas Eo 569,fo 60.

116.Cf. Rapport de Dall'Olmo en 1584,note 2 de la page suivante.

117.Simancas Eo1339.

118.Informazione sul commercio dei Veneziani in Portogallo e sui mezzi di ristorarlo, 1584,p.p.B.CECCHETTI,Nozze Thiene da Schio,1869.

119.A. BRAGADINO et J. FOSCARINI,Parere intorno al trattato fra Venezia e Spagna sul traffico del pepe e delle spezierie delle Indie Orientali,1585,p.p.Fr.STEFANI,Nozze Correr-Fornasari,1870.

120.Ibid., pp.1,12—13.

121.Ibid.,p.14.

122.Ibid.,p.15.

123.Ibid.,p.10.

124.Ibid.

125.H.KRETSCHMAYR,op.cit., III, p. 179.

126.Ibid.

127.Ibid.

128.U. TUCCI,“Mercanti veneziani in India alla fine del secolo XVI”,in: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 1957,II,pp. 1091—1111.

129.P. Ricardi au cardinal Medicis à Rome, Naples, 12 mars 1587,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t. IX,pp. 246—247.

130.R. KONETZKE,op. cit., p.126;F. DOBEL,“Über einen Pfefferhandel der Fugger und Welser, 1586—1591”,in : Zeitschrift des hist. Vereins f. Schwaben u. Neuburg, XIII, pp. 125—138;Hedwig FITZLER,art. cit., pp. 248—250.

131.8 nov. 1587, H. FITZLER,art. cit., p. 266.

132.Ibid., p. 267.

133.Les Fugger aux Otti, Augsbourg, 24 août 1591, ibid., p. 268.

134.Ibid., p. 274.

135.Lettre à Krel, indiquée par H. FITZLER,ibid., p. 265.

136.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Valladolid, Archives Ruiz.

137.B.N.,Paris, Fonds Dupuy,no 22,fo 89 et sq., 1610. Décrue des revenus portugais depuis 12 ou 13 ans “à cause du traffic que les Hollandais ont fait aux Indes”.

138.Cl. HEERRINGA,op.cit.I, pp. 154—155,cité par J.DENUCÉ,op.cit.,p. 71.

139.G.BERCHET （1625）,op.cit., p. 163.

140.Ibid., p. 162.

141.G. ATKINSON,op.cit., p. 128.

142.Fonds Dauvergne no 111,23 juillet 1578.

143.Envoyée à Marco Rubbi, janv. 1579,A.d.S., Venise, lett. com.12 ter.

144.J. de Cornoça à Philippe II,Venise, 18 juin 1579,A.N., K 1672,G1,no 73.

145.Le même au même, Venise, 10 juillet 1579,ibid.

146.Le même au même, Venise,9 sept. 1679,ibid.

147.Mediceo 2077,fo 590.

148.Adressée à Zuane Balbiani, A.d.S., Venise, Lettere Com. 12 ter.

149.Ch. de Salazar à Philippe II, Venise,30 juillet 1583,Simancas Eo1341.

150.R. HAKLUYT, op.cit., II,p. 347.

151.Fonds Dauvergne,no 28,Gilles Hermitte à son frère, indique aussi de la cannelle de belle qualité,“belle robe”.Sur ses projets de voyage aux Indes, en 1584,ibid., nos 32,34,35.

152.R.HAKLUYT,op.cit., II,p. 268.

153.Ibid., I, pp. 176—177.

154.Ibid., II,pp. 250—265,1583—1591.

155.A. B.de BRAGANÇA PEREIRA, Os portugueses em Diu （s.d.）,p. 227 et sq.

156.B. N., Madrid, Ms 3015,fo 149 et sq., Apontamentos para V. Mag. ver sobre as cousas do Estado da India e Reyno de Monomotapa, por frey Augustinho Dazevedo, da Ordem de Santo Agostihno que veyo por terra da India,s.d.

157.Le texte découvert par J. Gentil da Silva, m'a été signalé par V.M. Godinho. Sa date （1584—1587）,d'après les détails que fournit le texte sur l'Inde portugaise.

158.Vu que mention est faite de l'utilisation par les Vénitiens de l'escale d'Alexandrette.

159.Lettres marseillaises,série HH,29 mars, 5 avril 1591, 7 mai,11 mai 1594,A. Com. de Marseille.

160.Alvise Cucina à A. Paruta,Venise, 24 déc. 1588, Lettere Com.12 ter.

161.A.d.S., Venise,Cinque Savii...,Busta 27,juin 1586.

162.G.BERCHET,op. cit., p. 77.

163.Ibid., pp.79—80.

164.Ibid., p. 132（1611）.

165.H. FITZLER,art. cit., pp. 254—255.

166.10 avril et 10 août 1589,A.N.,K 1674.

167.J. de Cornoça au roi, Venise, 8 févr. 1589,A.N., K 1674.

168.F. de Vera au roi, Venise, 12 mai 1590,ibid.

169.Sur ces lettres, via Venise, 16 mai, 4 juillet 1598,Memoria para las cartas...,1598,25 juillet,24 août 1598,Ormuz, 15 mai 1599, Venise, 14 août 1601,A.N.,K 1678;mars, 6 juin, 28 nov. 1609, 19 février, 27 mars, 4 juin 1610,A.N., K 1679.

170.Op. cit., II,p. 530 et sq., p. 556.

171.E. J. HAMILTON,op. cit., p. 347.

172.H. KELLENBENZ, art. cit., p. 447.

173.G. BERCHET, op. cit., p. 81.

174.Ibid., 12 déc. 1599,p. 103.

175.A. PARUTA,Relazione di Andrea Paruta..., P. P. L. BASCHIERE, Venise, 1893,p. 9 et sq.

176.A.d.S., Venise,Cinque Savii...,Busta 26,21,avril 1600.

177.G. BERCHET, op. cit., 17 février 1603,p. 122. En 1609 encore circulait et se perdait en mer une nave vénitienne avec une cargaison de 500,000 ducats,appartenant à la noblesse. Alonso de la Cueva à Philippe III, Venise,1er mai 1609,A.N., K 1679.

178.A. P. MEILINK ROELOFSZ,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i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40,La Haye, 1963.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nacom.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nne,1959;F. GLAMANN, Dutch Asiatic Trade, 1620—1740,La Haye, 1958; V. MAGALHÃES GODINHO,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L'or et le poivre,route de Guinée et route du Cap, à paraître; du même, Les finances de l'État portugais des Indes orientales au XVIe et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thèse dactylographiée,Paris, 1958,Bibliothèque de la Sorbonne.

179.M. SANUDO, XL,colonnes 530—1,7 août 1530.

180.Op.cit., dactylogramme,p. 1035 et sq.

181.F. RUIZ MARTÍN. op.cit., à paraître.

182.Museo Correr,Donà delle Rose, 26,fo38.

183.Ibid., 26,fo 45 vo—46.

184.Ibid., 26,fo 48.

185.Bilanci Generali, serie seconda, t.I, Venise, 1912,pp. 595—596.

186.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6,fo56.

187.J. van KLAVEREN,op. cit., p. 74.

188.Viceroi de Sicile à Philippe II, Palerme, 8 janv. 1563, A. N., AB IX, 596, copie.

189.G. PARENTI, op. cit., p. 78 et 79.

190.Arch. st. ital.,t. IX, p. 251.

191.7 mai 1550, ibid., p. 217.

192.H. Zane au Conseil des Dix, Vérone, 19 sept. 1559,A. d. S., Venise, B 594,fo 139.

193.G. Hernández à Philippe II, Venise, 25 août 1562, Simancas Eo 1324,fo 156.

194,Philippe de CANAYE,op. cit., p. 184, disette à Zante en 1573.

195.Ibid., pp. 166—167.

196.Lo que D. Álonso Pimentel scrive..., 30 nov. 1570, Simancas Eo 1133.

197.A. Fortunato de ALMEIDA,op. cit.,III,p. 313.

198.Arch. Guicciardini-Corsi, V, VII, 7.

199.Ibid., Lettres de 4,23,25 juin, 21 octobre 1588 et 2 juillet 1599.

200.Lettre du 2 juillet 1599.

201.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 IX,p. 218, note 1.

202.Silva au roi , Venise, 23 mai 1573,Simancas Eo 1322.

203.En 1522,la récompense de Hugo de Moncada, J. E. MARTINIZ FERRANDO,Privilegios ortogados por el Emperador Carlos V...,1943,p. 172,no 1543.

204.Notamento di tratte...,1578,Simancas Eo 1148,les tratas sont à 32 tari.

205.Nobili au prince, Madrid, 20 févr. 1566,Mediceo 4897 bis.

206.28 févr.1566,Simancas S. R. Napoles I.

207.P. EGIDI,op. cit., pp. 135—136.

208.Consulta, Palerme, 10 janvier 1586,B. Com. Palerme, 3 Qq E 70.

209.Andrea Dandolo au doge, Péra, 1er mai 1562,A.d.S., Venise,Senato Secreta Cost ,Filza 3/C.

210.Voir supra, p. 300 et sq.

211.I. de Asso, op. cit., p. 108 et sq. Les progrès de la vigne en Andalousie et en Nouvelle-Castille,E. J.HAMILTON,op. cit., p. 242; K.HÄBLER, op.cti., p. 40.

212.Philippe II au vice-roi de Sicile, Tolède,12 oct. 1560,B. Com.Palerme, 3 Qq Z 34,fo7.

213.L.BIANCHINI,op. cit., I, p. 359.

214.I. de Asso, op.cit., p. 77.

215.1540, à Naples,Arch. St. Ital., t. IX,p. 105.

216.Confronto della ricchezza dei paesi...,1793.

217.Ibid., p. 17.

218.J. NICOT,op.cit., p. 127,12 avril 1561.

219.Philippe au vice-roi de Sicile, Madrid, 19 août 1561, B. Com. Palerme, 3 Qq E 34.

220.Le vice-roi de Sicile au roi, Palerme, 16 oct. 1561,Simancas Eo 1126.

221.Ho Ferro au doge, Péra, 27 août 1561, A. d. S., Venise, Dispacci SenoSecreta Cost. Filza III/C.

222.Le même au même, 3 mars 1561.

223.Corfou, 10 avril 1561, Simancas Eo 1051, fo 51.

224.HoFerro au doge, 29 mai 1561, G. Hernandez au roi, Venise, 8 sept. 1561, Simancas Eo 1324, fo 15 et 16.

225.Voir note suivante.

226.Simancas Eo 1087,f° 209, 5 déc. 1584.

227.Le consul Garbarino à la République de Gênes, Naples, 11 sept. 1578, A. d. S., Gênes, Lettere Consoli, Napoli, 2.2635.

228.Une “belle marchandise”qui se vend à Venise, Julianus de Picenardis au marquis de Mantoue, Venise, 20 mai 1473, Arch. Gonzaga, B 1431.

229.M. SANUDO,op. cit., II, col. 87:301,Chypre, 9 novembre 1498,blé chargé pour Pise.A.d. S., Venise, Senato Mar,fos54（1515）,116 vo（1516）. 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46, fo 43 vo（1519）,47（1535）.

230.Andrea Michiel, comte et capitaine aux X, Spalato, 10 mars 1570.A.d. S., Venise,Lettere di Capi del Consiglio dei Dieci, Spalato, 281,fo 60.

231.7 mars 1555, B.N., Paris, Esp. 232,fo89.

232.Simancas Eo 1293,Sobre los capitulos que dieron las personas...（1564）.

233.Actas,III,pp. 373—374.

234.21 août 1587. V. RIBA Y GARCIA,op. cit., pp. 317—318.

235.Ibid., pp. 288—289.

236.Manuscrit de l'ex-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Algérie, p. 471.

237.Achats de blé indigène à Mers el-Kébir, 12 mars 1565, Simancas Eo 486.

238.R. HAKLUYT,op. cit., II, p. 176,vers 1584. En 1579,disette telle que les chiourmes doivent être désarmées, J. de Cornoça à Philippe II,Venise, 7 juillet 1579,A. N., K 1672.

239.G. MECATTI,op. cit., II, p. 693.

240.Ibid. Que l'on songe à la guerre de Sienne et à l'habitude des belligérants de tagliare il grano, ibid., p. 683.

241.Naples, 5 oct. 1584,Simancas Eo 1087.

242.Simancas, Secretarias Provincales, Napoles I.

243.G. PARENTI, op.cit.,p. 82.

244.F. Verdugo à Philippe II, Málaga, 21 janvier 1559,Simancas Eo 138,fo264.

245.A. d. S., Venise, Secreta Archivi Propri Polonia, Marc Ottobon aux Provveditori alle Biave, Vienne, 24, novembre 1590.

246.E. LEVASSEUR, “Une méthode pour mesurer la valeur de l'argent”,in :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15 mai 1856;“De nos jours （1856）en Algérie l'hectolitre de froment s'est vendu 29 francs à Alger et 21 francs 50 centimes à Oran pendant qu'il ne valait que 10 francs à Tiaret et à Setif...”

247.G. PARENTI, op.cit., p. 83; A. DOREN, Storia econ. dell'Italia...,1936,p.366.

248.Matteo GAUDIOSO,“Per la storia...di Lentini”,in : A. st. per la Sicilia Orientale,1926—1927,p. 83.

249.E. J. HAMILTON,op. cit., p. 257,note 4.

250.E.CHARRIÈRE,op. cit., III,pp. 244—249.

251.I de Asso, op.cit., pp. 108—109.

252.Mediceo 2079 et 2080.

253.A. de Raguse, Diversa de Foris XI,fos 56 et sq; nombreuses indications sur des trafics à courte distance, blé de Fiume et de Spalato pour Venise ; relevé des assurances auxquelles a participé Pasqual Cerva（1601—1602）.

254.G. da Silva au roi, Venise, 10 déc.1575, Simancas Eo 1334.

255.Pas un seul navire vénitien dans l'échelle des grains de Salonique, note Ho Ferro, au Doge, 16 févr. 1561, A. d. S., Venise,Senato Secreta Cost. Filza 2/B,fo 334.

256.A.de Raguse, Lettere di Levante,33,fos11 vo à 13 vo, Recteur et Conseil de Raguse, Biaggio Vodopia, sopracarico de la nave de Gio. Pasquale envoyée dans le Levant. Bonne énumération des caricatori de l'Égée: Metelin, golfe de Marga, Cavalla, Salonique, Volo, Zotone...Mais partout “se ne trovano sempre caramusali con li grani da vendere”.

257.E. ALBÈRI,op. cit., 1574,II, V, p. 477.

258.L.BIANCHINI,op.cit., I, p.346.

259.G.M. AMARI, op. cit., III,3,p. 831.

260.LA MANTIA,art.cit., p. 487.

261.L. BIANCHINI, op.cit., I,p. 241.

262.Relatione di quel che occorre al Duca di Terranova...1577,Simancas Eo1146.

263.Ibid.

264.E. ALBÈRI, op.cit., II,V, p. 243（1574）.

265.M.SIRI, art. cit.

266.L.BIANCHINI, op. cit., I,p.337.

267.Relatione delle navi venute a carricar di formenti in Sicilia per Veneciani le quali sono state impedite. Simancas Eo 1139.

268.Op.cit., I, p. 337.

269.Memoria del governo del Reyno di Sicilia （s.d.）,Biblioteca Comunale, Palerme,Qq. F. 29.

270.B. BENNASSAR,Valladolid au XVIesiècle, dactylogramme.

271.Pragmatique du 26 août 1559,titre 61,no 4.Sur la“voce”pratiquée aussi à Naples, une appréciation plus juste chez G. CONIGLIO,op. cit., p.21 et sq. Le marchand faisait une avance au paysan qui s'engageait à lui vendre son blé au prix—à la “voce”—du marché à venir.

272.L. BIANCHINI,op.cit., I,p. 356.

273.Karl Otto MÜLLER,Welthandelsbraüche,1480—1540,2e tirage,Wiesbaden, 1962,p. 54.

274.Relation,p.p. CICOGNA,p. 24.

275.D'après les correspondances de mesures que donne A. de CAPMANY,op. cit., IV,appendice p.63 et qu'il emprunte d'ailleurs à Pegolotti.

276.Voir le tableau annexé, p. 541.

277.32 et 45 maidini,la ribeba de fèves;41,48,60 pour le blé,soit en ducats et par salme,1,2;1,7;2,4.

278.K. O. MÜLLER,op. cit., p. 275.

279.E. CHARRIÈRE,op.cit., II,p. 717,note.

280.Le sultan au roi, 15 juillet 1580, Recueil...,p. 21.

281.R.HAKLUYT.op.cit., II,p. 308,1594.

282.Péra, 6 oct. 1560, A.d.S., Venise, Senato Secreta 2/B,fo274.

283.Au conseil des Dix,Candie, 4 janv. 1563［fo 102,7 janv. （fo103）］;Capi del Consodei X,Lettere Ba 285.

284.Zante, 31 mars—6 avril 1563,A,d.S., Venise,Senato Secreta,3/C.

285.A.d.S., Venise, le baile au doge, Péra,22 mars 1562.

286.Baron de TOTT, op. cit., IV,p. 88.

287.Giuseppe PARDI, art.cit., p. 85.

288.B.N., Paris, Esp., 127,fo 52.

289.Voir supra,pp. 387—388.

290.A.d.S., Venise,Senato Terra 120,16 juin 1591.

291.Gilberto FREYRE,Casa Grande e Senzala,1946,I,pp. 411—412.

292.L'expression est de 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293.Rome, 18 avril 1546,in : Corpo diplomatico Portuguez,VI,p. 35 et 36.

294.Braacamp FREIRE,“Maria Brandoa”,in : Archivo historico portuguez. VI,1908,p. 427.

295.Correspondance de Jean Nicot, op. cit., p. 5.

296.British Museum, Sloane,1572.

297.Simancas Eo171,Portugal, D. J., de Mendoza à S. M., Lisbonne,30 mars 1558,

298,Archivo Simón Ruiz, Valladolid, Legajo I,fo 75—76, ainsi Benedito Ugonchery à Simón Ruiz, Lisbonne, 27 août 1558 et bien d'autres lettres.

299.Voir supra, note 6.

300.A.N., K 1490,Cadix, 4 août 1557.

301.Mondejar à Charles Quint, Alhambra, 19 juillet 1541, Simancas,Guerra Antigua, XX, fo 96.

302.R. CARANDE,Carlos V y sus banqueros,pp. 24—25.

303.Mondejar à Charles Quint,Alhambra, 2 décembre 1539,Simancas,Guerra Antigua, XVI, fo 145.

304.Ibid.

305.Valladolid,mai 1551,Simancas, Guerra Antigua, XLI,fo247.

306.Le comte de Tendilla à Juan Vazquez de Molina Málaga, août 1553,Simancas,Guerra Antigua,L, III,fo 40.

307.Fco de Diego à Fco de Ledesma,Málaga, 23 novembre 1553, Simancas, Guerra Antigua, LIII, fo 40.

308.La ville de Séville à S. M., 7 août 1561, Simancas Consejo y Jun-tas de Hacienda, 28.

309.Sobre los capitulos que dieron las personas..., Simancas Eo 1389（1564）.

310.J. van KLAVEREN, op. cit., p. 155,note 1.

311.F. RUIZ MARTÍN, op. cit., p. CXXXV et note 4.

312.Les caractè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çaise, 1931.

313.Emilio SERENI,Storia del paesaggio agrario italiano. Bari, 1961.

314.Loyal Serviteur, op. cit., p. 102.

315.Public Record Office, 30, 25, 157, Giornale autografo di Françesco Contarini da Venezia a Madrid, Lisboa...

316.Noël SALOMON,La campagne de la Nouvelle Castille à la fin du XVIesiècle d'après les Relaciones Topograficas, 1964,p. 95 et note 2.

317.Ibid.

318.D'après la thèse inédite de Bartolomé BENNASSAR, op. cit. Tout ce qui se rapporte à Valladolid, dans ce paragraphe, s'appuie sur ses recherches.

319.N. SALOMON, op. cit., p. 302 et sq.

320.Philippe II au vice-roi de Naples, Biblioteca Comunale Palerme, 3 Qq Z, 34,fo 7.

321.Joachim COSTA, Colectivismo agrario en España （Édit. de Buenos Aires, 1944）,p. 214 et sq.

322.N. SALOMON, op. cit., p. 48 et sq.

323.C'est la thèse d'un prochain travail de Felipe Ruiz Martín.

324.F. de Zafra aux Rois Catholiques, 20 juin 1492 （ou 94）,CODOIN,LI,pp. 52—53.

325.Sur ce “jeu”,voir les admirables travaux des géographes espagnols et à titre d'exemple Alfredo Floristan SAMANES,La Ribera tudelana de Navarra, 1951.

326.D. Luys Sarmiento à Juan Vazquez de Molina, Lisbonne 1er octobre 1556,Simancas, Diversos de Castilla,no 1240.

327.Tout ce paragraphe s'appuie sur le travail inédit de Maurice AYMARD, de prochaine publication. Nous lui avons emprunté le titre d'un de ses chapitres. Les documents sans référence de ce chapitre se trouvent mis en cause dans ce travail.

328.Marciana, Manuscrit italien, 8386,1550.

329.A.d.S., Venise, Senato Mar 31, fo 153, 23 décembre 1551.

330.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46,fo 45 vo et 46.

331.M. AYMARD, op.cit., p. 177,4 avril 1561.

332.Avis de Zante, 31 mars—6 avril 1563, Simancas Eo 1052, fo 148.

333.A. d. S., Florene, Mediceo 2972,fo 551,cité par A. TENENTI,Cristoforo da Canal, p. 113,note 52.

334.M. AYMARD, op. cit., p. 178.

335.Ibid.,p. 185.

336.Ibid.

337.R. BUSCH-ZANTNER,op.cit., voir infra, t. II,chapitre sur Les Sociétés, p. 67 et sq.

338.C'est l'une des thèses du travail de M. AYMARD.

339.Un mot comme celui d'Andrea Malipiero, consul de Syrie, Alep, 20 décembre 1564, A. d. S., Venise, Relazioni...,B 31,“Quivi si sente penuria grande di fromento, cosa molto insolita...”,me semble important.

340.M. AYMARD,op.cit.

341.L'Abondance de Gênes à Agostino Sauli et Gio : Bata Lercaro, Gomri Generali in Corsica, Gênes, 30 avril 1589, A. Civico, Gênes.

342.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17, fo 131.

343.A. d. S., Venise, Senato Terra 120, 6 juin 1591, aux recteurs de Bergame : du millet sur le point de se gâter pour avoir été acheté “fino l'anno 1579...”.Sur les zones vénitiennes productrices de millet, Museo Correr, D. delle Rose, 42,fo 39 vo, 1602.

344.Marciana, 9611,fo 222.

345.A.d.S., Venise, Senato Terra 43,14 janvier 1565.

346.Marciana, Chronique de Girolamo Savina, fo 325 et sq.

347.Marciana, ibid,fo 365 et sq.

348.Marciana, ibid.

349.M. SANUDO,op. cit., t. XV, col. 164,30 septembre 1512.

350.Museo Correr, Donà delle Rose. 217, fo131; 218, fo 328.

351.“Futainiers et futaines dans l'Italie du Moyen Age”,in : Hommage à Lucien Febvre,Éventail de l'histoire vivante, 1953,t.II, p. 133 et sq.

352.E. SERENI,op. cit., et long compte rendu de Georges DUBY,“Sur l'histoire agraire de l'Italie”,in : Annales E.S.C., 1963, p. 352 et sq.

353.Voir La historia d'Italia... op. cit., （Venise,1587）,p. 1 vo.

354.Journal de voyage d'Italie,“Collection Hier”,p. 227.

355.R. ROMANO,“Rolnictwo i chlopi we Wloszech w XV i XVI wieku”,in : Przeglad historyczny,LIII,no 2,pp. 248—250, voir également C.M. CIPOLLA,“Per la storia della terra in Bassa Lombardia”,in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1957, I,p. 665 et sq.

356.E. J.HAMILTON,“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in :Économica, novembre 1929.

357.Voir infra, II,p. 75 et sq.

358.Cf. Jacques HEERS,“L'expansion maritime portugaise”,art.cit.,p. 7: deux navires basques, de 5,000 cantars chacun environ （470 tonnes au total） portent à Gênes du blé de Middelbourg.

359.W.NAUDÉ,Die Getreidehandels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Staaten vom 13. bis zum 18. Jahrhundert., Berlin, 1896,p. 167.

360.R.EHRENBERG,op.cit., I,p.299:“de Flandre ou de Bretagne”.

361.Bapitsta Cortese au marquis de Mantoue, Anvers, 12 octobre 1539,A.d.S., Mantoue, Archives Gonzaga, Série E, Fiandra 568.

362.Méditerranée,1re édit., p. 469, référence égarée.

363.W.NAUDÉ,op. cit., p. 142.

364.Ricardo Ricardi et Hiero Giraldi, arrivés le 3 septembre 1590 à Dantzig, Relatione de negotii tanto di mercantie che cambi di Danzica （déc. 1590）à la signature d'Ambrosio Lerice, A. d. S., Venise, Secreta Archivi Propri Polonia 2.

365.Ibid., et voir supra, p.179 et sq.

366.B. Suárez à Simón Ruiz, Florence, 26 février et 28 décembre 1591,Archives Simón Ruiz, Valladolid （situation la plus difficile : celle de Rome）.

367.Du moins à la fin de l'année 1591. Baltasar Suárez à Simón Ruiz, Florence, 29 mai 1591,Ibid.,“En Génova del grano que va llegando de Osterdam y Amburgo se a vendido a 24 （escudos）la salma que es preçio jamas oydo ;pero como llegue la gran cantidad que se espera,no pongo duda sino que abajarà”. Arc. Simón Ruiz.

368.Camillo Suárez à Simón Ruiz, Florence, 17 juin 1591, ibid.

369.9 septembre 1591, ibid.

370.F. BRAUDEL et R. ROMANO,Navires et marchandises à l'entrée du port de Livourne, p. 106 et 117.

371.A.d.Stato, Florence,Mediceo 2080.

372.W.NAUDÉ, op.cit., p. 142.

373.Ibid. Voir également G.VIVOLI, op. cit., III,p. 182,317,350.

374.Archives Ruiz,Valladolid.

375.Correspondance déjà citée de Marc Ottobon. Voir supra, p. 179,note 5. et A.d.S., Venise, Papadopoli, Codice 12, fo 18, 16 octobre 1591.

376.Baltasar Suarez à Simon Ruiz, Florence, 26 février 1591.“en que ganan larguisimo pues tengo por cierto açen con uno mas de tres”,Archives Ruiz, Valladolid.

Sur l'énormité des sommes engagées :Venise aurait engagé en 1590 plus de 800,000 ducats du Trésor Public, Marciana,Memorie di Malatie...,8235 CVIII, 5, fo 198 vo et sq.

377.Archivio Civico de Gênes,Abbondanza Lettere 1589—1592.

378.Travail inédit de R. Romano, F. Spooner et U. Tucci sur les prix à Udine.

379.1re édit. 1949, pp. 466—467.

380.Voir supra, p. 306.

381.“Carestia di frumenti del 1591”,B. Comunale Palerme Qq N 14 bis,fos 144 à 147.

382.“Kulturgeschichte Siziliens”,in : Geogr. Zeitschrift, 1935.

383.L'étude attentive des documents des XVIe et XVIIe siècles a été faite à ma demande par mon collègue et ami Felipe Ruiz Martin.

384.A.de Vienne, Collectanea Siciliana, fasc. 6.

385.D'après les relevés（voir note 383） de Felipe Ruiz Martin.

386.D'après les relevés de Felipe Ruiz Martin.

387.A. de Vienne, Collectanea Siciliana, fasc. 6. Je dis bien 1619,et non 1640 comme Hocholzer, car il faut tenir compte des variations du droit de sortie.

388.Je songe au goût des riches pour le pain blanc.

389.A.d.S., Venise, Relaz. Ambasciatori, B 31,20 décembre 1564.

390.Voir supra, pp. 273—274 et 286.

391.J. HEERS,“Le commerce des Basques en Méditerranée au XVe siècle”,in : Bulletin Hispanique, no 57,1955,pp. 292—320.

392.J.HEERS,Gênes au XVesiècle,op. cit.,p. 496.

393.E.AlBÈRI,op. cit., I,p. 1,Relation de Nicolô Tiepolo,1532.

394.Voir supra,p. 208.

395.Pierre CHAUNU, op. cit., t VIII1,pp. 254—256.

396.R. COLLIER,H.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op. cit., III,p. 118.

397.A. de CAPMANY,op.cit., IV, appendice, p. 43.1526.

398.R. COLLIER, op. cit., III, p.155.

399.K. O. MÜLLER, op. cit., p. 55,chargement de cumin, bénéfice réalisé; 69 p. 100.

400.S.RAZZI, op.cit., p. 116.

401.A.d.S., Naples, Sommaria Consultationum, 96,fo 136,3 septembre 1521 et fo 151 vo,24 octobre 1521.

402.Ibid., 121,fo 160,1ernovembre 1526.

403.Ibid., 123,fo 36 voet 37, 18 janvier 1527.

404.A.d.S., Mantoue, A. Gonzaga, Série E, Genova 759,Giovambattista Fornari au marquis de Mantoue, Gênes, 25 juillet 1530.

405.M.SANUDO, op. cit., LVI,eol. 238,Palerme, 5 avril 1532.

406.Domenico GIOFFRÈ,“Il commercio d'importazione genovese alla luce dei registri del dazio,1495—1537”,in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1962,V,p. 164.

407.Je songe aux navires sardiniers de Galice allant porter leur pêche à Barcelone, à Valence, à Séville. Le corregidor de Galice à S. M., 20 février 1538,Simancas,Guerra Antigua,XI,fo 200.

408.A.d.S., Mantoue, A. Gonzaga, Série E,Spagna, 588, Gio. Agnello au marquis de Mantoue, Barcelone, 3 mai 1535; le 28 avril entre à Barcelone la flotte portugaise ;“fece l'entrata con molta cerimonia alla portoghese...”.

409.M.SANUDO, op. cit., II, col. 138,18 novembre 1498.

410.A. d. S., Mantoue, A. Gonzaga. Série E, Venezia 1439,FcoTrevisano au marquis de Mantoue, Venise, 1er octobre 1501.

411.Jacques HEERS, “L'expansion maritime portugais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 la Méditerranée”,in : Revista da Faculdade de Letras de Lisboa,no 2,1956,p. 18.

412.Vincente ALMEIDA d'EÇA, Normas economicas na colonizacão portuguesa, Lisbonne, 1921, p. 24.

413.Domenico GIOFFRÈ,art. cit., p. 130, note 38,et du même au-teur,“Le relazioni fra Genova e Madera nel 1o decennio del secolo XVI”,in : Pubblicazioni del civico Istituto Colombiano, Studi Colombiani, 1951,p.455,note 25. Une arrobe=11,5 kg.

414.Cette poussée du sucre bien vue dans D.GIOFFRÈ,art. cit., p. 130 et sq.; 9 caravelles portent du sucre vers Venise, M. SANUDO, op. cit., I, colonne 640,4 juin 1497;ibid. sur les Portugais, I, 1032,et II,138.

415.Luis Sarmiento à Charles Quint, Evora 5 décembre 1535,Simancas,Guerra Antigua,VII fo 42.

416.J.BILLIOUD,H.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III,p.228.

417.A.d.S., Venise, Cinque Savii,3,1549.

418.Michel MOLLAT,“Aspect du commerce maritime breton à la fin du Moyen Age”,in : Mémoire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et d'Archéologie de Bretagne, t.XXVIII,1948,pp. 16—17.

419.R.COLLIER,H.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 III,pp. 146—147.

420.M.SANUDO, op. cit., I, col. 471.

421.M.MOLLAT, art. cit., p. 10.

422.Saco de Gibraltar, op. cit., p. 93

423.Correspondance de Fourquevaux, I,pp. 178—179,13 février 1567.

424.Réclamation de l'Ambassadeur de France au Roi Catholique （1570 ou 1571）.A. N., K 1527, B 33,no41.

425.Jean DELUMEAU,L'alun de Rome XVe—XIXesiècle, 1962, p. 241.

426.E. GOSSELIN,Documents authentiques et inédi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marine marchande et du commerce rouennais pendant les XVIe et XVIIesiècles, Rouen,1876,pp.8—11.

427.M.MOLLAT.op. cit., p. 241.

428.4 février 1535, Simancas,Guerra Antigua,VII,fo 59.

429.E. GOSSELIN, op. cit., p. 43.

430.Ibid., pp. 42—43,2 octobre 1535.

431.H. du Commerce de Marseille,III,p. 221.

432.E.CHARRIÈRE,Négociations dans le Levant, II, pp. 631—632,Constantinople, 30 octobre 1560.

433.Chantonnay à Philippe II,Moret, 16 mars 1561,A.N., K 1494,B 12,no 60;le même au même,23 mars 1561,ibid., no 62.

434.A.d.S.,Florence, Mediceo 2080.

435.Cf. infra,pp. 555—556.

436.A. de Raguse, D. di Cancellaria, 146, fos 27 à 29,17 juin 1960.Hourque, donc nordique.

437.Nobili au Prince, Madrid, 6 juin 1566,Mediceo 4897,bis. Cf. C. DOUAIS,op. cit., I,p. 90 et 92.

438.Le duc d'Albe à F. de Alava, Anvers, 13 février 1571,A. N., K 1519,B 29,no 18.

439.R. DOEHAERD et Ch. KERREMANS,op. cit., 1952, p. 139 et 143.

440.Eleonora CARUS-WILSON,Medieval Merchant Venturers,1954,p. 64 et sq.

441.Jacques HEERS,“Les Génois en Angleterre : la crise de 1458—1466”in : Studi in onore di Armando Sapori,II,p. 810.

442.Hektor AMMANN, art. cit., in :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u.W. G., t. 42,1955,p. 266.

443.Ibid.

444.Domenico GIOFFRÈ,“Il commercio d'importazione genovese alla luce dei registri del dazio, 1495—1537”,in :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 fani, 1962,V,p. 113 et sq. W.CUNNINGHAM,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1914, I, p. 373.

445.D. GIOFFRÈ,art. cit., pp. 121—122.

446.A. de CAPMANY,op. cit., III, pp. 225—256; IV,appendice, p. 49.

447.D. GIOFFRÈ, art. cit., pp. 122—123, tenir compte du relais de Cadiz.

448.R. HAKLUYT,op. cit., II, p. 96 et sq.

449.Philippe ARGENTI,Chius vincta, 1941, p. 13.

450.R. HAKLUYT,op. cit., II,p. 96.

451.Ibid., p. 98. Des marchands anglais à Constantinople, 1544, Itinéraire...,de Jérôme MAURAND, éd. Dorez, p. 126.

452.R. HAKLUYT,II,p. 98.

453.Ibid., II,dèdicace à Robert Cecil, non paginée.

454.Ibid., II,pp. 99—101.

455.James A. WILLIAMSON,Maritime Enterprise,Oxford, 1913,p.233.

456.R. HAKLUYT, op. cit., II,pp. 101—102.

457.Alfred C. WOOD,A history of the Levant Company, Londres,1935, p. 3, lequel place à tort la prise de Chio par les Turcs en 1570, la même année que celle de Chypre （autre erreur）.

458.Inna LUBIMENKO, op. cit., p. 20 et 27.

459.R. HAKLUYT, op. cit., I, p. 243.

460.R. Romano,“La marine marchande vénitienne au XVIesiècle”,in : Les sources de l'histoire maritime en Europe du Moyen Age au XVIIIesiècle,1962.

461.I. TADIĆ, art. cit., p. 15.

462.Quelques indications, A.de Ragusa, Diversa di Cancellaria,106, fo 247,17 novembre 1516,au sujet d'un navire ragusain qui voyage entre Londres et Raguse; ibid., fo 180,Gênes, 10 mars 1515,un navire ragusain allant directement de Chio en Angleterre; ibid., 122, fo 24, Cadix, 21 février 1538,navire ragusain Chargé à Southampton, destiné à Cadix, Palerme et Messine.

463.Selve au roi, 12 décembre 1547, Correspondance..., p. p. G.LEFEVRE-PORTALIS, p. 152.

464.Ibid., p. 321.

465.A. de Moscou, Fonds Lamoignon, 3, fo 128.

466.R. Häpke, op. cit., I, p. 512.

467.A.d.S., Venise, Senato Terra 67, fo 8.

468.J. DELUMEAU, op. cit., p. 241.

469.A.d. S., Venise, Cinque Savii,17,fo 10.

470.A.d. Stato, Gênes, Spagna, Negoziazioni, 2747, 3 déc. 1557.

471.M. FRANÇOIS,Le Cardinal François de Tournon, 1951, p. 366.

472.A.d.S., Florence, Mediceo 2080.

473.Marciana, Ital., 8812, CVI, 3, fo 10 vo, Margate à l'embouchure extrême de la Tamise.

474.CODOIN, XC, p. 288.

475.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Venetian, VII, pp. 430, 441,445—447,454,456; CODOIN, XC, pp. 236—237,254,288,327.

476.CODOIN, XC, pp. 236—237, 23 mai 1569.

477.Le duc d'Albe au Roi, Bruxelles, 8 août 1569,CODOIN,XV,p.170.

478.CODOIN, XC, pp. 236—237.

479.Déception:je n'ai trouvé nommément （Archives de Raguse, série Noli e Sicurtà）que deux voyages de navires ragusains, l'un, avril 1563, de Zélande à Livourne; l'autre, 4 juillet 1565,d'Anvers à Raguse. Mais beaucoup d'assurances conclues pour six ou douze mois ne donnent pas les itinéraires; de plus il y a des navires ragusains qui s'assurent ailleurs qu'à Raguse. Par contre, ample récolte dans la série Securitatum 1564—1571,A.d.S., Gênes: en partant de Méditerranée, ou y arrivant, trois voyages de Lisbonne, 10 voyages à Cadix, 5 voyages dans le Nord （Rouen, Anvers, Angleterre, Flandres）;à partir de 1569—1570, ces voyages dans le Nord se multiplient au bénéfice de navires vénitiens assurés à Gênes. Gênes profiterait-elle des difficultés de Venise aux prises avec les Turcs?

480.Jean DELUMEAU,L'alun de Rome, op. cit., p. 241.

481.L'hirondelle, Mediceo 2080. Même référence pour les bateaux suivants, jusqu'à la fin du paragraphe.

482.Marcantonio Colonna au roi, Palerme, 26 févr. 1580, Simancas Eo 1149,retransmet des renseignements qu'il tient de Bo de Mendoza.

483.Ravitailement indispensable, dira encore le comte de Miranda à Philippe II, Naples 13 juillet 1591, Simancas Eo 1093.

484.R. HAKLUYT, op. cit., II,pp. 145—146.

485.G. VIVOLI, op. cit., III,p. 155.

486.Cf. L. STONE, An elizabethan: Sir Horatio Palavicino, 1956.

487.23 sept. 1578,CODOIN, XCI, pp. 287—288.

488.CODOIN, XCI, p. 297.

489.Ibid., p. 398. Sur l'ensemble de l'affaire, voir pp. 275,287—288,360,375,387—388,393.

490.Bilanci generali, Seconde série, vol. I, t. I, p.439,note 1.

491.29 novembre 1582,CODOIN,XCII,p. 436.

492.A.S., Venise, Lettere Com., 12 ter, 20 octobre 1589.

493.Je laisse de côté deux ordres de considérations mineures : 1o Les Dieppois et les Marseillais auraient servi de guides aux Anglais pour leurs premiers voyages de retour. Il est vrai que des navires anglais gagent Livourne de 1573 à 1584 et sont indiqués comme ayant chargé à Dieppe （une indication, 4 février 1574）,à Calais ［cinq indications, 3 février 1574,25 jan-vier 1576, 2 vévrier 1576 （deux fois）,14 janvier 1579］, en France （une in dication, 24 octobre 1581）.Un texte de A. de MONTCHRESTIEN, 1615（op. cit., pp. 226—227）semble （maix n'st pas） péremptoire. “Il y a quarante ans （donc vers 1575） que les premiers （Anglais）n'avaient encore aucun trafic ni en Turquie ni en Barbarie, ains hantoient seulement à Hambourg et à Stade où estoit leur estape. Le patron Anthoine Girard, encore vivant et Jean Durant jeunes hommes de Marseille leur donnèrent à Londres les premières ouvertures; et de plus y guidèrent et pilotèrent leurs premiers navires. Les Marseillois lors seuls leur apportoient toutes les espiceries et autres marchandises du destroict; mais maintenant...”.

2o La querelle des uve passe entre Venise et l'Angleterre va durer plus d'un quart de siècle （C. S. P. Venetian, VII,p. 542,544,548,549,550,552）.Elle débute en 1576 avec l'octroi à un marchand lucquois, à Londres, du monopole de l'introduction des uve passe en Angleterre. Discussions, représailles douanières se succèdent: 1580,1591,1592,1602,la réconciliation peut être de 1609 （cf. La Méditerranée...,1re édit., pp. 482,487—488）.Des navires vénitiens ne cessent, malgré tout, de gagner l'Angleterre.

494.Références,bibliographiques dans R.B. merriman,op. cit.,IV p. 154,note 3.

495.R.HAKLUYT, op. cit., II,pp. 136—137.

496.CODOIN, XCI, p. 439,28 novembre 1579.

497.Instructions de Berthier, 5 sept. 1580, Recueil..., p. 36.

498.Contre les Anglais, ils agissent d'accord avec les Vénitiens,Hurault de Maisse au roi, 27, juillet 1583,A.E.,Venise 31, fo 103 voet sq.

499.CODOIN, XCI, 13 nov. 1580,p. 523.

500.CODOIN,XCI, p. 334,396,399,409; R HAKLUYT,op. cit., I,pp. 453—454, I. LUBIMENKO,op. cit., p. 51.

501.R. HAKLUYT,op. cit., II,p. 429.

502.Ibid. II,p. 157.

503.Recueil...,p. 36.

504.15 mars 1583,Simancas Eo 1154.

505.Venise, 2 juin 1583,A.E., Venise, 31,fo15 et 15 vo.

506.Hareborne à Richard Forster Péra, 5 sept. 1538,R. HAKLUYT,op. cit., II,pp. 172—173.

507.A. C. WOOD,op. cit., p. 17.

508.Ibid., p. 20.

509.Ibid., p. 23.

510.Ibid., p. 23.

511.Ibid., p. 23.

512.Ibid., p. 36.

513.Ibid., p. 39.

514.On reconnait à Marseille encore mille navires en 1610,Paul MASSON,Histoire du commerce français dans ls Levant au XVIIe siècle,op. cit.,p. XXXI.

515.Paul MASSON, ibid., p. XVI.

516.A.C. WOOD, op. cit.,pp. 33—35.

517.Ibid.,p. 31.

518.A.d.S., Florence, Mediceo, 2079,fo 210 et 210 vo.

519.R. HAKLUYT, op. cit., II,p. 290.

520.CODOIN, XCII,pp. 455—456.

521.R. HAKLUYT, op. cit., II,p. 271.

522.A. Com. de Marseille, BB 52,fo 24 vo.

523.A.d.S., Gênes, L. M.Spagna 10 2419（s.d.）.

524.R.HAKLUYT, op. cit., II, pp. 289—290.

525.Innombrables références : pirateries contre les Français, P.MASSON,op. cit., p. XXIV;contre les Ragusains, A.de Raguse, D. de Foris,VII,fo 36（Messine, 26 mai 1598）,prise et incendie de la nave N. D. de Lorette ; autre attaque d'Anglais au large de Cagliari, 8 mars 1594,D. de Foris, II fo, 127 vo et sq. ; prise de la nave Sainte-Trinité et Saint-Jean-Baptiste,près de Zante, D. de Foris, V, fo 88,12 mai 1595.

526.Recueil, p. 53; R. HAKLUYT,op. cit., II, pp. 145—146;CODOIN,XCII,pp. 60—61（24 juin 1581）.

527.22 février 1601,A.N., K 1630.L'étrange aventure d'un Anglais, Richard Cocaine qui, en 1601,loue à Gênes sa nave, le Marchand Royal,à un Ragusain ; le patron de navire s'en va en course contre les Turcs. Mediceo 1829,fo 258.

528.R. GALLUZZI, op. cit., III,p. 270.

529.A. d. S., Gênes, Giunta di Marina, note sur le consulat anglais, s. d.

530.W.NAUDÉ, op. cit., pp. 142—143,331.

531.Elie LUZAC, Richesse de la Hollande, I, op. cit.,63.

532.Johannes Cornelis de JONGE, Nederland en Venetie, Gravenhague,1852,pp. 299—302.

533.H. WATJEN,op. cit., II,p.5.

534.G. VIVOLI, op. cit., III,p. 181.

535.Ibid., p. 317,références à GALLUZZI et à RONDINELLI,p. 318.

536.Ibid.

537.Sur les entrées des navires allemands en Méditerranée,trois documents ragusains （Diversa de Foris, XV, fo 123 vo à 124）; Venise, 24 oct. 1596, détail relatif à l'assurance de la nave le Croissant,patron Hans Emens de Hambourg, qui a apporté des blés de Hambourg à Venise; Venise, 28 nov.1596,assurance de la nave Sainte-Trinité à Hambourg, patron Antinio? Luder, qui a apporté du blé à Venise ; Venise, 24 déc. 1596,détail analogue relatif à la nave Fortuna Volante,patron Girardo Vestrevuola, venue avec du blé de Hambourg. Sur la longue navigation entre Nord et Venise, des incidents se produisent: ainsi en 1597 deux navires （patrons Luca et Giacomo Neringhia） chargès de blè à Dantzig, sont délestés de leur cargaison à Lisbonne ; chargent des marchandises dans cette ville et les portent à Venise où demandent à être exemptés de l'ancrage comme navires chargès de blè dans des pays si lointains, ce qui leur est accordé,A.d. S., Venise, Cinque Savii, Busta 3, 29 juillet 1597.

538.Der deutsche Seehandel im Mittelmeergebiete bis zu den napoleonischen Kriegen,Neumünster, 1933.

539.Des navires de Hambourg en Italie, encore en 1600,Simancas Eo 617.

540.G. BERCHET, op. cit., pp.157—159.

541.J. DENUCÉ, op. cit., p. 17.

542.Ibid., p. 71. Mais le “consulage”sera exercé par les Anglais.

543.G.BERCHET,op. cit., p. 103.

544.J. DENUCE, op. cit., p. 68.

545.Bernardo GOMEZ DE BRITO,Historia tragico-maritima,Lisbonne, 1904—1905, II,pp. 506—507,vers 1604.

546.H.WÄTJEN, op. cit.,p. 55

547.R. GALLUZZI, op. cit., III, p.270; G.VIVOLI,op. cit., IV,pp. 7—10; je signale, petit détail énigmatique, l'arrivée à Livourne, le 29 nov. 1581,d'une nave probablement portugaise （nave Santo Antonio, cap. Baltasar Dias）, chargée au Brésil et qui porte notamment 460 cantars de pau brasil. Sur les tentatives de “colonisation”toscane au Brésil, les curieuses et insuffisantes notes de G. G. GUARNIERI, art. cit., p. 24,note 1.

548. A.d.S., Florence, Mediceo 2079,fos 337 et 365,la première de ces naves, Nr a Seora do Monte del Carmine, en provenance de Goa, porte 4,000 cantars de poivre, son arrivée datée de 1610 sans plus; du 14 août 1610, celle de la nave Nra Signora di Pietà en provenance des Indes orientales : elle apporte 4,170 cantars de poivre,des pierres précieuses et 145 cantars de toiles des Indes....

549.A.d.S., Venise,Cinque Savii...,Busta 6,15 nov. 1596,Copie.

550.A. C. WOOD, op.cit., p. 43.

551.Voir supra, p. 275,et sq.

552.L. von PASTOR, op. cit., éd. allemande, t. X,p. 306.

553.“Influences de l'Angleterre sur le déclin de Venise au XVIIe siècle”, in : Decadenza economica veneziana nel secolo XVII, Fondation Giorgio Cini, Venise, 1961,pp. 183—235.

554.Voir à ce sujet supra, p. 279; C.S.P.East Indies ,I,p. 107, octobre 1600, 5 bateaux envoyés dans les Indes :1,500 tonnes, 500 hommes d'équipage.R. DAVIS,art. cit., p. 215: en 1628, aux dires du baile vénitien,“les Anglais transportent plus de marins et de canonniers laissant beaucoup de place libre pour le combat”.

555. R.DAVIS, art. cit., p. 215（C.S.P., Venetian, 2 oct. 1627）.

556.F.BRAUDEL,“L'économie de la Méditerranée au XVIIe siècle”, in: Economia e Storia, avril-juin 1955, reproduit in : Les Cahiers de Tunisie, 1956, p. 175 et sq.

557.B.M.Sloane, 1572（vers 1633）.

558.Cité par C. R. BOXER, op. cit., p. 76, note 150. Le texte est de Pedro de Baeza.

559.Références, La Méditerrané...,1re édit., p. 493.

560.J. H. KERNKAMP,Handel op den vijand 1572—1609,2 vol., Utrecht, 1931—1934,reste l'ouvrage essentiel. Sur la vanité fréquente de ces mesures,V.VÍZQUEZ DE PRADA, op. ct. （1596—1598）,I,p. 63.

561. J'emprunte le mot à Germaine TILLION, Les ennemiscomplémentaires,1960;il s'agit ici des Français et des Algériens de 1955 à 1962.

562.Depuis 1550,V. VAZQUEZ DE PRADA,op. cit., I, p. 48.

563.Ibid.

564.A.N., K 1607 B （B.89）.

565.Voir supra, pp. 438—439.

566.Simancas Eo569,fo84（s.d.）.

567.Toute cette progressive“Passivierung”de Séville remarquablement expliquée par J.van KLAVEREN,op. cit., notamment p. 111 et sq. Je lui ai beaucoup emprunté.

568.1594,Simancas Eo174.

569.Simancas Eo174.

570.18 août 1595,ibid.

571.Je suis l'explication de Jacob van KLAVEREN,op. cit., pp. 116—117.

572.Correspondance de Simón Ruiz,Archivo Provincial de Valladolid,Antonio Gutierrez à Simón Ruiz, Florence, 20 mai 1591.

573.Florence,20 mai 1591,ibid.

574.Florence,17 juin 1591.

575.Florence,31 décembre 1590.

576.Florence,9 septembre 1591,ibid.

577.Florence,26 juin 1591.

578.Florence,12 août 1591.

579.Don Alonso de la Cueva à S.M., Venise, 30 mai 1608, A.N.,K 1678,43 b.

580.A.d.S., Venise,Cinque Savii,141, fo 44,22 mai 1602.

581.Ibid., 22, fo 52,20 novembre 1598 et 16 août 1602.

582.Voir infra II,p. 151.et 203.

583.Op. cit., t. I,p. 63 et 501. L'ouvrage est en réalité d'Elie LUZAC.Ou,plus exactement celui-ci a repris le travail antérieur de Jacques ACCARIAS de SERIONNE, paru à Amsterdam en 1765.

584.Johannes Hermann KERNKAMP,“Straatfahrt”, niederländische Pionierarbeit im Mittelmeergebiert,in: Nierländischen Woche der Universität München, 15 juillet 1964.

585.Simon HART,“Die Amsterdamer Italienfahrt 1590—1620”,in:Wirtschaftskräfte und Wirtschaftswege, II, Wirtschaftskräfte in der europäischen, Expansion Festchrift für H. Kellenbenz, Nuremberg, 1978.

586.Richard Tilden RAPP,“The Unmaking of the Mediterranean Trade Hegemony : International Trade Rivalry and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in :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75,pp. 499—525;Industry and Economic Declin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Venice,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