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总是把西班牙描绘成一个顽固不化的天主教国家。当西班牙正被法国国王指控在法国的新教徒中间进行阴谋活动，而西班牙的确也可能正在准备这样做时，一个那个时代的人、法国大使圣古阿尔在1574年就已经有这种看法了。1这种“宗教第一”的观点，可能并不总是准确的。富于战斗性的宗教信仰在西班牙的政策制定时，并不总是起着启发、激励和推动的作用。以国家利益为名的论点在什么地方比在审慎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国务会议里还更有分量和影响呢？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同罗马的搏斗和战争、阿尔贝公爵对荷兰的态度（这个态度在几个方面很明显地反对教会）、菲利普二世至少到1572年为止对伊丽莎白的英国所采取的政策等都证明了这一点。“菲利普二世难道没有被人称为英国的宗教改革的非志愿的同盟者吗？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自相矛盾，荒诞不经。”2他在他于1580年后占有的葡萄牙在印度洋的领地里执行的宗教政策是宽容政策。
但是，没有任何事物比西班牙同伊斯兰国家和同各个强国的会谈以及同它们的和解能够更好地具体说明西班牙政府的态度了。寻求索非的援助（正如庇护五世自己准备这样做一样），或者像菲利普二世那样，仅仅在兵败葡萄牙的阿尔卡扎尔·克比尔后几年就同摩洛哥的谢里夫结盟，无论如何，这毕竟同十字军东征精神大相径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方面不断同土耳其人会谈。菲利普二世的外交部门在同君士坦丁堡打交道时，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外交部门的办事方法甚至档案资料。神圣罗马帝国外交部门既为了家族的缘故也为了财政的缘故，一直在为菲利普二世的外交部门服务。匈牙利战争断断续续进行，进行这场战争的经费部分是西班牙志愿捐助的。西班牙于是利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东方进行的接触和会谈，让它的代理人跟随帝国大使之后，川流不息，沿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前进。有一个我们知道其姓名的代理人（哈默根据维也纳档案馆编写的古老著作指出这些代理人），就会有十个我们不知道其姓名的进行同样活动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活动时伸放出成千上万条线。这些线消失在事件的大网中，事件发生后，就几乎找不到了……
然而，我们想首先找到的正是这些线，以便通过这些最间接的、最隐蔽的途径来探索发生于1577年和1581年之间的地中海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倒转的秘密。
在这以后，而且也只是在这以后，我们将对这些转折的年代作为一个整体所产生的大量问题进行研究。如果土耳其没有被它从1579年起开始具有的征服者的狂热抛向东方去进攻波斯，如果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没有在1580年被抛向西方去征服葡萄牙和新世界，那么对历史来说（而且历史教科书对这件事几乎只字未提），我们即将试图尽可能详细阐明的马格利亚尼在君士坦丁堡进行的长期的、富有传奇性的谈判本来会意味着什么呢？
1.马格利亚尼的使命：1578—1581年
我们已经指出在从1558年到1559年这段时期尼科洛·塞科和弗朗基斯与维也纳和与热那亚协同配合实现和平的企图。我们也已经指出1564年和1567年的和平尝试。这两次尝试都由维也纳指挥。但是，在叙述事件时，我们没有认为应该提到在从1569年到1570年这段时期交给一个名叫胡安·巴雷利的马耳他骑士的使命。
回顾过去：菲利普二世最初的几次实现和平的尝试
1569年12月，一个名叫胡安·巴雷利或者季奥瓦尼·巴雷利的人携带菲利普二世10月27日的指示到达卡塔尼亚。他在为骑士团团长效劳的过程中曾经参与罗得岛的希腊东正教神父胡安·阿基达（我按照西班牙文件的拼写）策划的一起错综复杂的阴谋事件。这个神父和一个卡尔诺塔贝伊有联系，住在摩里亚。他保证能够煽起这个地区反对土耳其。他也承允纵火焚烧君士坦丁堡的海军造船厂。如果考虑到信息传递方面的耽搁延误，这些日期（威尼斯的海军造船厂1569年9月13日爆炸）彼此相隔太近，因此不能认为这个想法是威尼斯造船厂爆炸事件诱发引起的。此外，经常有人就阿尔及尔问题和君士坦丁堡问题向西班牙的“第二局”提出这类建议。西西里总督佩斯卡尔侯爵负责审查胡安·巴雷利提出的建议，查清这个骑士得到已故骑士团团长的信任并知道摩里亚事件，但不详细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了解为焚毁土耳其舰队而想出的办法。这个骑士呈交国王的只不过是间接得来的情报，别无其他。他要求自己尽量谨言慎行。毫无疑问，他非常信赖预期的同希腊东正教神父的合作。
佩斯卡尔自己同罗得岛的这个希腊东正教神父接头联系，并且把他派往黎凡特。神父在那里就只等把他的一个教友派去以便根据他们商定的计划行事。但是，这个教友——一个威尼斯国民——必须来寻找载有焚烧土耳其舰队所必需的爆炸物的大帆船“库尼亚多”号。他犹豫不决，不大愿意作这次旅行，不大愿意和神父会合。他过去曾经和威尼斯当局有过纠纷。这次他想得到一张安全通行证。向在这些事情上疑虑重重的威尼斯市政议会要求这样的证件，真是连想都不应该想的根本办不到的事。因此，最后让胡安·巴雷利化装成一个老老实实、循规蹈矩的商人，把“库尼亚多”号交给他，还让他带上给那个希腊神父和那个在这件事中又出现的约瑟夫·米卡斯的指示……西西里总督慎之又慎，格外警惕，叫人用他自己的名字为这艘船登记注册，以便使这艘船好像是去装运赎回的俘虏一样。
1月24日，这艘船装载炸药和价值5000埃居的货物驶离墨西拿。但是，一切都在黎凡特归于失败。事情全部完结后，东正教神父指责骑士把什么都搞糟了。焚毁海军造船厂的企图的确已经失败。在摩里亚，人们信赖的卡尔诺塔贝伊已经死去。应该派人去赞特取送给他的礼物的神父什么也没有干。不管怎样，佩斯卡尔侯爵在他1570年6月呈交的一份语焉不详的报告中拒绝就谁是这一“严重”事件的负责者这个问题表态。3
读者会说，所有这些记述都没有提到任何一次同伊斯兰国家的友好会谈。情况正好相反。根据另一份文献资料，巴雷利似乎负有谈判休战的使命。九年以后，在君士坦丁堡，年迈的穆罕默德·索科里被西班牙外交的狡诈和诡计激怒，或者是装作被这些行为激怒。他接见西班牙的代理人季奥瓦尼·马格利亚尼（关于这个西班牙代理人的情况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帕夏对我说：给我解释一下（西班牙人）把……洛萨塔4派到这里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他们派了马耳他骑士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我已经了解到这个人过去是巴雷利骑士。后来，他们把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派来这里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5”
因此，巴雷利肯定曾经有过完成某项停战谈判的使命。肯定不是在1570年6月吗？我们应该这样设想：巴雷利在第一次来企图爆炸海军造船厂和煽动摩里亚叛乱之后，第二次来时手里却拿着橄榄枝，或者他同时圆满完成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圆满完成）这两项任务。如果说，这并不意味着西班牙为了它在东方进行的外交活动使用它的间谍和它雇佣的打手、流氓之类的话（这两种人都与背教者有接触联系），那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一点上，巴雷利事件（它为某些更加具有探测性的工作提供了机会）可能是一起有意义的事件。
穆罕默德·索科里的名单上的下一个使者东·马丁·德·阿库尼亚1576年在君士坦丁堡。我们对这个人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这是一个出身微贱、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他与这个城市的背教者融洽相处、情同手足。
这个1576年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谈的倡导者回到意大利时，难道不以曾经纵火焚毁土耳其的舰队为荣吗？穆罕默德·索科里很快被告知这位大使的特别要求。他对这位大使的奇谈怪论抱怨连天，十分不满。西班牙的外交部门对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的情况了如指掌，承认他的确可能焚烧过一艘大帆船。这些历史事件与巴雷利在1569年和157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的使命的某个细节奇怪地酷似。这起事件使人有理由认为，在十次这种性质的使命之中，我们只不过了解一次而已。希望重新获得恩典的背教者、以黎凡特问题专家自居的过去的战俘、必须经常监视的希腊人（正如一份西班牙的报告所说的6）、马耳他骑士、阿尔巴尼亚人、神圣罗马帝国的使者、他们的对话者、犹太人、像萨洛蒙博士那样的德意志人、像霍朗贝那样的译员等，组成一大群可疑的人。在两种文明之间的无人地带，正是这群并非一贯被他们的使用者正式承认的人在处理外交方面的事务。后来在17世纪，轮到耶稣会教士来充当中间调停人。7
1573年以后，这些人一如既往，忙忙碌碌。西班牙的需求使投机冒险的和情报的市场的价格上涨。对任何能提供有用的情报和在东方为西班牙效劳的人都经常悬以重赏。难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1576年，法国冒险家克洛德·迪·布尔提出要为审慎国王效劳，表示愿意处理西班牙国王在君士坦丁堡的全部事务吗？在君士坦丁堡，人人都知道1569年他干得多么出色。他只索要10万杜卡托，而这个数目的确大大多于需用来向土耳其首相行贿的钱的数额。8
唐·胡安时代
1571年，奥地利的唐·胡安自己同土耳其人通信联系。16世纪的战争要求他这样做。塞里姆写给他一封信并附有礼品。这可能是勒班陀战役之后的事。9唐·胡安复信说，信和礼品他已经通过太监阿科马托·德·纳托利全部收到；还说，他向他遣回一个希腊间谍，“这个间谍奉你的命令来这里刺探基督教的组织机构、物资储存和武器装备情况。这个人没有杀死多少人。我虽然可以处决他，但我不仅饶了他的命，而且还让他随意了解我的全部措施计划。这些措施计划就是对你长期作战。”对这些来源不明确的文献资料的日期和严格的真实性我们都无法肯定。但是，上述那次通讯得到当时的人的证实，确有其事。这些文献资料就是证据。一方面是礼仪；另一方面是富于浪漫色彩的挑战。1571年的接触不能称为谈判。但是，两年之后肯定进行了真正的会谈。
1573年6月30日，格朗弗勒的代理人胡安·库伦齐从君士坦丁堡归来。他肯定是个情报员。但他也是谈判者吗？不一定。10然而，6月、7月，一些西班牙代理人也在前往土耳其途中。如果他们是首批作这种旅行的人，我们可以认为派遣他们的决定是在紧接着威尼斯退出联盟之后作出的。1573年4月23日，菲利普二世获悉威尼斯签订和约的消息。唐·胡安也于4月7日得知这一消息。实际上，这些人的这次出使毫无疑问只是这类旅行中的一次，但它却异常奇怪。因为，西班牙在这个7月只准备步威尼斯的后尘行事。
7月16日，达克斯主教已经被他在拉古萨的代理人告知这些人的旅行。1110天以后12，他确切而详尽地了解到这是怎么回事。唐·胡安已经俘虏了阿里帕夏的儿子、塞里姆素丹自己的外孙，并且以最高的礼遇待他。唐·胡安拒绝收下素丹的女儿送给他的礼品，并且亲自叫人回赠素丹的女儿贵重豪华的礼物。素丹的女儿把送来的这些礼物交给塞里姆。这是法国驻威尼斯大使迪·费里埃提供的情况13。正式隆重的礼节和彬彬有礼的言辞，掩盖着现实的谈判。的确，当阿里帕夏的儿子不交赎金就被释放并于7月18日抵达君士坦丁堡时，有4个西班牙人陪同，其中有唐·胡安的秘书安东尼奥·德·维劳（维格利亚诺）和塞萨公爵的亲信、一个名叫维尔季利奥·普利多里的佛罗伦萨人。穆罕默德·索科里在回答打听消息的主教时指出，这些是他的敌人，特别是约瑟夫·米卡斯的阴谋诡计。他又说，但是，如果西班牙国王希望和平，就必须纳贡，并且交出西西里的几个“堡垒”。主教对西班牙国王没有预先得到承诺和保证就进行这项活动感到惊讶。“这个行动使我认为，西班牙国王除了强烈希望并且极其需要在这条战线上得到安宁以便结束佛兰德的事务之外，他还预见到另外一个比这更加困难的紧急情况或者一个比所有这一切更大、正在开始执行的阴谋。”14
西班牙人获悉土耳其人提出的条件后，似乎并不拒绝纳贡这个想法：帝国大使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使将同时缴纳贡品。西班牙人等待皮亚利帕夏和厄尔杰·阿里，并且依恃他们强大的势力来取得成功。首席穆罕默德帕夏厌恶谈判。至少他曾经这样说过。但是，什么事情都不能说得太绝。众所周知，素丹为人极其吝啬。他急欲结束耗资巨大的海战。自从勒班陀战役以来，每当他想到这场海战的后果，总是不寒而栗，因此他更有这个愿望。当时，他正在等待东方的老索非死去。西班牙的计谋因而并没有事先注定失败。法国大使过去在查理五世在位期间和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间曾经阻止过几个这类计谋成功。但是，这次西班牙人提出一个庞大的贸易方案，特别提出把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商业领域向整个意大利开放，开放时把威尼斯人和法国人排斥在外。由此带来的贸易增加额难道就会使土耳其皇帝征收的税款增加吗？但这至少是人们用来引诱他的诱饵。15
在这个我们再次发现有约瑟夫·米卡斯参与的图谋中，还有托斯卡纳人（关于他们的卷入我们拥有充分的证据）和都灵的犹太人卷入。这些犹太人怂恿萨瓦大公。这位大公希望在犹太人的帮助下在尼斯做科西默·德·梅迪奇过去已经在里窝那做过16的和卢卡家族以后也将在那里做的事。这种普遍的进行贸易的愿望，是时代的标志吗？把威尼斯排斥在外的这个前景（它会遗留下来一个多么好的有待占领的市场啊！）刺激引发起大量贪欲。在从1570年到1573年这段威尼斯被排除在贸易竞争之外的时期内，这些贪欲变得具体明确起来，甚至开始付诸实现。所有这些进行贸易的欲望，伴随并加强西班牙的政策。大批大使、代理人、礼品和许诺络绎不绝于途，纷纷涌向君士坦丁堡。主教后来指出，这次密集的大规模的进攻最终有利于“引入西班牙人”。17当某人是法国的代表但只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代表时，他只会感到意懒心灰。“帕夏嘲笑我们想把他的手捆绑起来而又不想在他手里放一点什么东西。”18
但是，要看清这个图谋，必须注意到一直在举行谈判的1573年和1574年这两年之间的区别。还在1573年9月，达克斯主教19仍然相信西班牙会取得成功。西班牙的力量是巨大的。土耳其在也门遇到困难。这些困难的细节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无法猜出的谜一样。同年，锡南帕夏解决了这些困难。20但是，唐·胡安在天气晴好的季节之末攻占突尼斯这件事，似乎已经危及达克斯主教不安地密切注视着其进展情况的会谈。这次会谈和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进行的类似会谈一样，如果成功，将使威尼斯人在批准自己的和约之前大吃一惊。威尼斯人的这项和约虽然原定1573年3月7日签署，但只是当土耳其人终于放弃要求更多的让步，特别是放弃得到科托尔和扎拉两地时，21才于1574年2月签署。凡此种种都向我们说明威尼斯为什么感到焦虑不安并且谨慎小心地进行战备，为什么它在外交方面紧紧跟随达克斯主教，小心翼翼与他保持步调一致。它自己所玩的和它的邻国乐于置于险境的是它的生命。干地亚是一个会被首先选中的猎捕对象，它设防不足。“这里的没有得到满足的居民长期以来就寻求摆脱他们所受的奴役。”22
西班牙同土耳其的条约的签订，对法国来说是一次罕有的打击。因此，主教对1574年2月设法避免了一次威尼斯和土耳其人在扎拉边界线和塞贝尼科要塞的问题上的破裂感到极为满意。在此关头，法国第二次拯救了众矢之的威尼斯。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中，西班牙人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是最后的失败者。法国大使写道，自从威尼斯和约缔结以来，“我开始不再十分惧怕西班牙人了。”23他很清楚，拯救威尼斯的是突尼斯的被占领。西班牙人通过占领突尼斯，阻止了土耳其人进入他们在柏柏尔的属地。1574年2月，他写道：“如果事物停留在目前的状态中，这些属地就不会确保属于他们所有了。”24
我们了解的某些事实就是这样。在锡曼卡斯的某一捆档案材料中肯定会有关于这次谈判的全部卷宗。根据法国的通讯，问题在于西班牙是真正希望和平或者仅仅是试图施展策略来挫败威尼斯（正当它慷慨大度地提出，如果土耳其进攻，就援助威尼斯的时刻）。这些目的没有一个达到。
但是，交易在继续进行。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不仅如此，交易还是由同样那些人进行。这些人由于没有得到确切的指示，由于以1574年9月土耳其人再度占领突尼斯为终结的事件的发展，在行动方面稍有拘束。这个月的18日，达克斯致函卡特琳·德·梅迪奇说，“已经在这里停留了15个月的西班牙人和佛罗伦萨人”即将出发。他们的护照完全合手续。但是，他们总是在最后的时刻既被当作人质也被当作大使扣留下来。马尔利亚尼后来写道：“（在这里）谈判总是危险的。”特别是这些谈判极端复杂。1574年，正当谈判在君士坦丁堡进行时，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威尼斯，在一个土耳其人的秘书和一个名叫利维奥·切利诺的人之间举行了关于西班牙和土耳其之间的和平的会谈。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判定这次会谈的日期。毫无疑问，这个日期是在威尼斯和约签订之后，否则威尼斯就可能不会让谈判在它的领土上举行了。251575年2月，26格朗弗勒还就阿穆拉特三世登基一事与土耳其人商谈和平。但是，后来塞里姆之死并没有使事态发生什么巨大变化，因为在新素丹的统治下，穆罕默德·索科里的统治仍然继续，直到他于1579年被一个狂热分子暗杀才告结束。不错，阿穆拉特三世这个讲究排场、喜爱阔绰、生活奢侈、幼稚无知的君主比他的前辈更让他的国家对外开放。特别是和人相比，时代的变化更大，最终把新的生活条件强加给了土耳其。
一个奇怪的胜利者：马丁·德·阿库尼亚
1573年，西班牙的外交部门在君士坦丁堡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后，谈判有过暂时停顿吗？可能有过。无论如何，有过半停顿。这种半停顿状态一直持续到新任大使马丁·德·阿库尼亚到达土耳其首都就任为止。
关于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我没有找到能够使人准确地让他的奇怪形象再现的文献资料。但是，仍然有些文献资料对这方面的情况比夏里埃尔和他的跟随者（津克森或者约尔加）的报道谈得多得多。夏里埃尔等人就只提到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的名字和别人认为他有的“库尼亚勒塔”这个绰号。1577年，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历史舞台上首次出现。根据威尼斯的一份公文急报27，他从那不勒斯出发，3月6日到达君士坦丁堡。他出发时，那不勒斯总督向他提供了3000杜卡托。他在君士坦丁堡的逗留异常短暂，因为4月23日他就回到威尼斯。古斯曼·德·西尔瓦在一封信中解释说，东·“加西亚”·德·阿库尼亚离开时，带着一张为在君士坦丁堡赎回俘虏而开具的安全通行证。但是，“他去那里仅仅是为了商谈同土耳其人停战的问题。他的确也争取缔结了一项为期5年的停战协定”。在锡曼卡斯的确发现一份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成功地同土耳其大臣制定的一项协定的草案。这个草案载有3月18日这个日期。28它开头的几行字是“至高无上的和高深莫测的上帝照亮了、启发了两位皇帝的心……”这些话显然会令人想到土耳其文的原本。东·马丁·德·阿库尼亚还带回帕夏给菲利普二世的一封信，帕夏在信里答应土耳其舰队1577年不出航。
工作做得快，但是做得好吗？西班牙人并不全都这样认为。当4月份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前往西班牙途中路过那不勒斯停留时，蒙德哈尔侯爵以担任总督的格朗弗勒的继承人的身份接待了他。侯爵非常不乐意接待他，以致在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告中为自己辩解。侯爵解释说：“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是到过意大利的声名狼藉的西班牙人之一。”29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极其轻率冒失。他在让蒙德哈尔发誓不泄露任何他对他密谈的关于他的使命的话之后，第二天就在那不勒斯把一切都公之于众了。蒙德哈尔又说，这是他的言行失检过错或者是他的同伴的这种过错。蒙德哈尔当时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看来，很明显，既不应该指责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的同伴，也不应该指责总督的偏心，既然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君士坦丁堡也玩弄过完全同样的花招。神圣罗马帝国大使惊奇地写道，东·马丁·德·阿库尼亚避免同体面的人物在一起，竭力与这个城市最声名狼藉的背教者为伍。“街上的顽童都认识他，了解他的秘密。”30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大肆挥霍的家伙，是个赌棍、酒鬼。他把他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时蒙德哈尔交给他的3000埃居的一半换取丝绸、银器送回西班牙，剩下的则在莱切赌得精光。然后，他在回国途中到达那不勒斯时，蒙德哈尔不得不又预支给他一笔钱，使他能够继续前往西班牙。但是，蒙德哈尔坚持要他交来过去的和以后的账目。31
6月，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西班牙向安东尼奥·佩雷斯口头汇报他在君士坦丁堡圆满完成的一切，32因为他似乎在谈判中干得很好。也许他到得及时？不管怎样，尽管厄尔杰·阿里坚决反对，33他仍然从帕夏那里争取到土耳其舰队不出航。特别是他成功地推动了休战谈判。总之，可能正是他的轻率冒失本身，他的乌七八糟的社会交往和他的肆无忌惮帮了他大忙。他肯定不是“干外交这一行的”。他不太关心注意爱惜、保护西班牙的敏感性。马德里的官僚们觉得这太难于忍受吗？不管怎样，官方的文件说，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由于健康原因没有回到东方。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1578年写给国王的信表明，他怨恨国王……他身体很好。34在这封信里，他一方面解释说，他的继任者无法使帕夏回想起自己作出的承诺；另一方面，这位继承者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立下的功劳归于自己。可能他夸张了他的效劳的价值，因为，8月份另外一个使者从君士坦丁堡抵达奥特朗托，然后又到了那不勒斯。这个名叫奥雷略·德·圣克鲁斯的人也携带了土耳其皇帝的随和的建议。他解释说，土耳其皇帝“很愿意停战，因为他是个热爱和平的人，是和平的朋友，投身文学，是战争和一切可能扰乱安宁的事物的敌人”。至于穆罕默德帕夏，他是素丹之下的最大权威，已经年过六旬，憎恨战争。在所有其他大臣中，只有锡南帕夏表现得好战，但他是影响最小的人物之一。35
关于马丁·德·阿库尼亚的情况，最后谈一句相当令人悲伤的话。根据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文献资料，他奉国王之命于1586年11月6日，因而是在我们已经叙述的细节发生很久之后，在马德里附近的平托城堡中的一个大厅里被处决。这方面，我们对他在土耳其的胡作非为之事了解得若明若暗（一个西班牙代理人的揭发），但对他以基督教徒的方式死去时的动人心弦的场面却知道得很详尽。36
季奥瓦尼·马格利亚尼
1577年末，国王根据阿尔贝公爵的推荐，派遣加布里埃尔·塞尔布洛内的亲戚、米兰骑士季奥瓦尼·马格利亚尼去君士坦丁堡。这个骑士1574年曾经在突尼斯作战。他在战斗中受伤，一只眼睛失明，被敌俘虏，后于1576年通过一个名叫尼科洛·普罗达内利的拉古萨商人的调停，从土耳其人手中赎回。37国王给他的指示于1577年发出。这些指示的片段我们已经找到，但没有找到发出这些指示的确切日期。这些指示用很普通的言辞拟就。他应该取道那不勒斯前往目的地，在那不勒斯时不得向蒙德哈尔透露他此行的使命。他将由一个名叫布鲁蒂的人陪同。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这个人或者是阿尔巴尼亚人，或者是西班牙帝国宫廷的“达官贵人”，甚至或者是威尼斯的市政议会的年金领取者，38也可能上述种种身份他兼而有之。马格利亚尼被告知他将接替因健康原因羁身的马丁·德·阿库尼亚并进行停战谈判。他将注意把马耳他和意大利的各个王侯都包括在和约之内……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这次谈判的全部情况。对澄清这次重要谈判的根源来说，这当然嫌语焉不详、远远不够。
马格利亚尼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具有真正的才能（这个人能干、诚实、灵活、顽强，是个不知疲倦、勤于撰写的人），还因为西班牙政府仅仅希望把谈判工作从东·马丁·德·阿库尼亚之流的人的手中接管过来，把谈判提高到严肃认真、庄重的水平？没有读到西班牙派驻君士坦丁堡的新使节携带的正式的官方指示或者秘密指示（马格利亚尼在他的信中谈到这项秘密指示），这一点很难判断。马格利亚尼和他的同伴离开那不勒斯海岸，11月8日到达发罗拉。39他们13日离开发罗拉，25日到达摩纳斯提尔，12月12日到达罗多奇奥。马格利亚尼从该地通知他的译员霍朗贝他已经来到。这个译员在东·马丁·德·阿库尼亚负责谈判时期就已经参与谈判工作。14日，译员的复信由一个特别信使送交给他。他当时在皮科洛港离君士坦丁堡不远。收到这封信的当天晚上，马格利亚尼一行进入君士坦丁堡。这个谈判使团的团长住在带领他入城的传达员的家里。他在这里立即同霍朗贝见了面。但是，这次会见时，大家只是互相寒暄了一番。正事推迟到第二天再谈。然而，从第二天起，情况全都恶化起来。马格利亚尼开始遇到麻烦。他刚刚阐述完他此行的使命，霍朗贝就用以下的话打断他：“如果我是基督教徒，我会在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编造的谎言面前画十字。帕夏期待派来一位大使。这一点是在写给陛下的信中所谈的。这一点是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就在这里答应的。这一点是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最后吩咐一个径直来这里的人捎来的话。帕夏听说看法有了改变，非常气愤。但愿上帝让你的人不会受到由此而产生的无法补救的伤害。”
帕夏、译员和一个名叫萨洛蒙·阿斯卡纳西的博士强烈地重复了这个指责。据说，这位博士是德意志犹太人。但是，不管怎样，他在政府内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在这个时机必须付以重金的人物（这并不意味在这个词的通俗意义上他被收买）。这种激烈情绪是由衷的吗？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撒了谎吗？马格利亚尼的话和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这个人的情况会使人认为是的，他撒过谎。但是，在君士坦丁堡这个世界，由于那里进行极其复杂的谈判，它现在对粗心大意的历史学家正如它过去对西方的大使或者等级低的外交代表一样，同样遍布陷阱。这出戏是怎样上演的至今还不为人所知。但是，很明显，西班牙人再次想要这种交易偷偷进行。如果东·马丁·德·阿库尼亚1557年的确曾经过分投身于这项活动，这一点就解释清楚了他为什么看见这项使命转交给另外一个人时那样焦虑不安。与西班牙人相反，土耳其人希望派来一个高级别的显赫庞大、引人瞩目的西班牙使团。而现在却向他们派去一个无名小卒、最近当过俘虏的瘸子。这件事很容易授厄尔杰·阿里（他反对停战）和法国人以笑柄。这个新派来的人物的伴随者都是些小民百姓：一个是身份未定的奥雷略·布鲁蒂；另一个是以普通商人、采购专家、西班牙的情报员、半间谍等身份为人所知的奥雷略·德·圣克鲁斯……
此外，这个小型的使团还尽量不事张扬。一则法国通讯说：“他们不抛头露面，既不愿意别人看见他们，也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们。”40利尔的修道院院长1月22日指出：“……这个名叫马里安的人代替那些人们期待会衣冠楚楚、携带重礼的大使，几乎秘密地出现了。他拥有处理停战事宜的权利。”41马格利亚尼在整整一年内，甚至还要他的随从人员穿奴隶的衣服。他经常化装，把脸遮住。一天，当他正在等待帕夏时，忽然看见威尼斯人的总督。他马上避离，走进在这之前帕夏一直接见他的那个房间。这件事使在那里的土耳其人十分恼怒。这是他自己叙述的。他之所以以此自豪夸耀，不是因为他个人对搞阴谋活动有什么癖好，而是因为他奉主人之命尽量谨慎小心、保守机密。格尔拉赫的工作日记是一个很好的关于马格利亚尼进行的谈判的整个情况的材料的来源。他在这本书的开头指出，西班牙人当然渴望得到和平，但是，他们同时也想“让事物保持秘密，并且想使自己不在土耳其人面前奴颜婢膝、卑躬屈节”。42帕夏的激怒不难理解。这种激怒被他夸下的海口，被他针对教皇开的玩笑，被他对关于佛兰德发生的困难的影射，被他关于割让奥兰的要求表露了出来。
但是，土耳其方面和西班牙方面同样迫切需要和平。由于对方没有派来大使，土耳其人就同马格利亚尼谈判。又由于必须在春季到来之前达成协议，因此马格利亚尼接二连三受到接见。2月1日以后，马格利亚尼报告局势有了明显缓和。7日，签订了一项为期一年的停战协定。43这是一次停战、一项君子协定。协定文本载有译员霍朗贝和萨洛蒙·阿斯卡纳西博士正式出具的关于译文与原文相符无误的证明。这两个人在这些谈判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帕夏答应1578年在土西双方互相同等对待的条件下土耳其大舰队将不出航。停战范围扩大到整整一系列国家和君主。这些国家和君主中，一些由西班牙国王提名，其余的则由土耳其皇帝提名。土耳其方面提出的是法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威尼斯和波兰国王，再加上非斯的“君主”。关于这一点停战协定的条款说（这样就顺便添加进了土耳其的过奢的要求）：“虽然由于非斯君主挂着尊贵的土耳其皇帝的旗帜并且对他归顺服从、称臣纳贡，这并非必要。”在菲利普二世方面，提出了教皇、“马耳他岛和这个岛上的圣约翰骑士团”、热那亚共和国、卢卡共和国、萨瓦公爵、佛罗伦萨公爵、曼图亚公爵、帕尔马公爵、乌尔比诺公爵，最后还有皮昂比诺的领主。关于葡萄牙国王，双方商定，土耳其舰队将不经由“白海”，即爱琴海，前往进攻他的位于直布罗陀以外的各个邦国。至于红海和印度洋，作出的承诺则不同样明确清楚。只有上帝才知道以后这方面会发生什么。
总的说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正如西班牙的外交部门所希望的那样，这个成功从谈判一开始就分文不花地而且不声不响地取得。谈判进展迅速，从1月12日进行到2月7日，并且像马丁·德·阿库尼亚所进行的谈判那样，迅速完成。也许这是因为对土耳其人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及时地避免动员舰队和这种动员所引起的巨额开支。只有在春季以前事事安排停当，采取行动才是值得的。因此，两次停战的日期是1577年3月18日和1578年2月7日44……
但是，土耳其人继续要求西班牙方面派出一个合乎正式规定的使团，因为他们想取得一个辉煌的、将在全欧洲引起反响的外交胜利。他们坚持这项要求。2月7日协定的结尾载明了双方交换大使的正式承诺。这个条款在其他的环境和条件的推促下，使马格利亚尼在维涅·德·佩拉的逗留以后又延长了三年，并且以后还成了他的不幸之源。
他完成了使命后难道不应该在1578年春季就返回欧洲吗？或许他对这一点想得并不太多，正如他4月30日写给安东尼奥·佩雷斯的快信所表明的那样，45他希望自己单枪匹马获得预期的结果，即取得一次为期两年或者三年的停战。他在一次这样容易进行的谈判所产生的狂热和幻想中可能怀着希望。他通过他的拉古萨朋友普罗达内利获悉唐·胡安在格姆布鲁克斯取得了通过其他途径证实了的胜利后，马上试图在4月底对这一胜利加以利用并再次使用“博士”（指萨洛蒙·阿斯克纳西）。他对这位博士说：“我一直对霍朗贝和您说，我不倾向于认为我的主人国王陛下赞成派遣一名大使来。在这个问题上，霍朗贝乐于宁愿相信我的同事奥雷略（·德·圣克鲁斯）而不相信我。上帝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至于我，我仍然持同样的意见，特别因为唐·胡安大人在西方取得胜利，因为土耳其皇帝卷入一场对波斯的战争中，我更是如此。这场战争以险象丛生、困难重重而为人所知。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同佛兰德战争的重要性和影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请向穆罕默德帕夏指出这一点：在两年或者三年中查实我的主人、西班牙国王的力量并赞成通过我的斡旋缔结的停战，这对他是有好处的。”
他积极主动的举动大胆但不成熟。穆罕默德帕夏的答复很快来到，措辞亲切友好，至少在博士用以传达这个答复的形式之下是亲切友好的。帕夏说，他对使者向他提出的理由没有异议。但是，土耳其皇帝年事尚轻，渴求军事方面的荣誉。2月份，马格利亚尼曾经把这位皇帝描绘成易于接受建议，比塞里姆更加殷勤好客，坚信自己得到的第一个印象。穆罕默德帕夏说，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君主对厄尔杰·阿里每天的敦促规劝并非充耳不闻，毫不接受。这位“海上统帅”夸口说，他即便使用一支不精锐的舰队，也能够战胜当时处境困难的西班牙。帕夏推心置腹地对博士说：“我公开说了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的好话，而这个人又欺骗了我们，以致我自己的处境十分困难，不能再干下去了。”他说到这里，长叹一声，悲叹道：“这个帝国现在不再是有头有脚了。”博士及时地向马格利亚尼报告了这些漂亮动听的话，而且也没有忘记告诉他穆罕默德帕夏在听陈述西班牙的建议的时候所说的“博士，你很正确”这句话。
但是，最后这位帕夏又回到派遣大使这个问题上。如果菲利普二世派遣一个大使，他就准备使他的要求能够被人接受。穆罕默德帕夏又说，但是，假如不派遣大使，“我也将听从海上统帅的意见”。然后，他非常庄严地肯定说，他为使条约的全部条款得到遵守，阻止大舰船离港出航，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帕夏的嘴里，优雅动听的恭维和露骨的恐吓就这样掺混在一起。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勾心斗角，比诈斗智。马格利亚尼的大量信件如实地汇报了他们的谈判情况。这些谈判给人以某种苦恼不安的印象。这些谈判还提示出了一种复杂的，即使不算谨慎小心至少也是十分机智灵活的外交策略。谈判双方在运用这种策略时连最狡诈的手段都丝毫不鄙弃厌恶。
“马格利亚尼的手下人”受托把临时停战协定的文本带往西班牙。他于1578年2月12日从君士坦丁堡出发。马德里的国务会议对他带来的信息讨论了多次46，“鉴于陛下事务的状况和财政状况，鉴于处理事务和致力于巩固加强各个王国的必要性……”在缔结和约的必要性的这个问题上，毫无困难地取得了一致意见。必须同土耳其人和睦相处，尽管没有人愿意寻根究底，深入讨论，但是，大家对上述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相反，顾问们在“礼仪和威信的问题上”却犹豫不决，莫衷一是。是否派遣一名大使？如果这样做，是否满足于向马格利亚尼送去一份国书？讨论最后归结到了这一点上。9月份，在原则上决定了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大使。一个名叫东·胡安·德·罗卡富尔47的人接到为此目的发出的指示。这是一个极少抛头露面的人物。1579年的一封信提到过他曾经率领那不勒斯舰队的几艘舰船。48他收到的正式指示没有载明确切日期。这份文件详述了先前的谈判情况，还附有1578年9月12日发出的“第二号指示”49。这个指示规定了罗卡富尔在前往君士坦丁堡“受阻”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事。他于是派遣随同他的埃凯瓦里船长，责成他去要求通过马格利亚尼缔结停战协定。因此，向素丹派去大使的决定并不十分肯定、坚决，因为仍然有可能在最后时刻阻留他前往。
又花了3到4个月时间才使马格利亚尼在他远方的寓所里了解到情况。根据格尔拉赫的工作日记，马格利亚尼的“手下的人”1月13日才回到君士坦丁堡50。旅行旷日持久可能是因为时值严冬，也可能由于西班牙的谋算。西班牙想在1579年再度运用曾经使它能够争取到土耳其舰队在前两年不出航作战的策略。法国人立刻作出这个结论。的确，这些好消息的传来和关于正派来大使的通知，都使马格利亚尼的任务易于完成。此外，由于土耳其人日益投入波斯方面的事务，因而逐渐变得更加随和。1579年1月16日，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秘书朱耶致函亨利三世说，土耳其人“由于波斯战争，和西班牙国王同样急需和平。他们将在波斯遇到的麻烦比他们愿意承认的多。”51当时担任菲利普二世驻威尼斯的代表的胡安·德·伊迪亚克斯1579年2月5日从法国大使那里获悉：马格利亚尼在君士坦丁堡不再受到监禁；他和他的下属都身穿新衣，还打算在佩拉租一幢房屋。“此间人士据此得出结论：土耳其人正在等候的陛下派出的负责前来缔结停战协定的特使，已经离这里不远。”52
然而，东·胡安·德·罗卡富尔却并不急于前往赴任。1月9日，他仍然在那不勒斯。3月4日，威尼斯有人传说，他正临近君士坦丁堡。马格利亚尼已经从那里派出两个人前往迎接。53但是，这个消息发得过早。罗卡富尔“病了”。我们如果了解他收到的第二项指示和西班牙所抱的保留态度的话，就会像土耳其人那样对这种病，甚至对拖垮这个可怜的人的旧病复发产生怀疑。马格利亚尼仍然在一项与前几年签订的停战协定类似的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吗？我读过的文献资料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一则法国的通讯让人猜想有过这件事，但语焉不详。54总之，在4月份，土耳其舰队，或者至少是这支舰队的易于动员起来进行战斗的那部分舰船，在厄尔杰·阿里的率领下，向黑海进发。因此，在那不勒斯，人们很快就坚信土耳其舰队不会“出航”了。这个情况——简单的假设猜测——难道没有促使胡安·德·罗卡富尔中断他的旅行吗？
罗卡富尔不管是否生了病，都没有渡过亚得里亚海。8月25日，埃凯瓦里船长在拉古萨登岸。他由一个名叫胡安·埃斯特万的人陪同，带着赠送给土耳其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的礼品，还为马格利亚尼带来缔结停战协定所必需的一切权力和保证。55这就使马格利亚尼所扮演的简单代理人的角色转变为真正的大使的角色。与此同时，一个法国新任大使到达君士坦丁堡。569月16日，这位大使从年迈的穆罕默德那里获悉土耳其同西班牙的停战协定很可能即将签字57，于是他很自然地立刻从中作梗。首先是发动一场新闻战，用旁敲侧击、含沙射影的办法来进行破坏。马格利亚尼解释说，西班牙国王所采用的已在君士坦丁堡为人所知的战略措施，是针对葡萄牙的。（这个国家的王位继承问题所产生的危机甚至早在红衣主教国王58死前就已经开始了。）正在这个时刻，这个法国人却利用流传于君士坦丁堡的传闻59，声称西班牙的这些战略措施是针对阿尔及尔的。他还谈到意大利的战争，并暗示由于萨吕塞侯爵领地事件，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他的这些行动都徒劳无功。后来，热尔米尼——这位法国大使被指责未能把西班牙的外交道路阻塞住。但是，他除了打这场小笔墨仗之外，无法进行其他战争。圣巴托罗缪惨案发生后的最初几年，法国的威信在黎凡特真是一落千丈。这个国家明显软弱无力，在西方受到严重损耗。这些都削弱了它在君士坦丁堡的力量。谈判者不能空着两手来谈判。法国的政策刚刚导致逮捕了一个可能是唯一的能够把土耳其引向西方的人——克洛德·迪·布尔。他是安茹公爵的代理人，1579年在威尼斯被捕，并被递解给米兰多拉。60他的计划是劝使土耳其参与安茹公爵对荷兰的征服。安茹公爵和沉默的威廉、整个欧洲的新教徒以及英国人都有联系。正如马格利亚尼指出的那样，这些人在君士坦丁堡都有代理人。这里面有引诱土耳其人之处。但是，土耳其人已经深深卷入使人精疲力竭的对波斯的战争中，几乎无法同时转过身来朝向西方。
总之，1580年对马格利亚尼来说，是工作困难的一年，也是取得胜利的一年。马格利亚尼的使团现在正式附属那不勒斯，由东·胡安·德·苏尼加（此人在他的侄儿死后当上了卡斯蒂利亚的大封地骑士，在蒙德哈尔死后当上了那不勒斯的总督）领导。这个使团摆脱了与西班牙的迟缓的通信联系，现在办事比过去更有效能。大家知道，在蒙德哈尔时期，情况正相反，禁止马格利亚尼向那不勒斯通报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对马格利亚尼来说，任务显得容易。他渡过一些危急时刻，尽管剩下的时间是在闲扯、长聊和长聊之后同样长的情报汇报中，有时甚至是在因选择他们在佩拉的主要教堂61里就座的椅子而在关于在先权的问题上与热尔米尼发生的争吵中渡过的。这些或者毫无意义可言，或者是想向土耳其人表示不可能在君士坦丁堡保持一个西班牙的常驻代表。而在君士坦丁堡保持西班牙的常驻代表这件事，正是菲利普二世不愿意作出的让步。
对马格利亚尼来说，另外一个困难在于：在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重大的角色不断更换。1579年10月，穆罕默德帕夏遇刺身亡。接替他的阿吉赫梅特帕夏是个智力相当低下、碌碌无为的人。这可能对西班牙有利。62但是，他也于1580年4月27日亡故，由穆斯塔法帕夏继承。和这些高层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小人物这个层次里的层出不穷的变化。索洛蒙博士虽然还在位，但译员霍朗贝已经销声匿迹。相反，我们发现了布拉蒂这个如果说不是三料，至少也是双料的间谍。当这个人的瞎吹胡说和背叛投敌行径很可能除了败坏马格利亚尼的名声之外还可能危及一批为马格利亚尼效劳的人物如锡南、阿伊达尔、因格莱斯、胡安·德·布里奥内斯63……等的时候，马格利亚尼只能揭露他，谴责他，而不能撵走他。两个新来的人出现：贝纳维德斯和佩德罗·布雷亚。他们是土耳其掌玺大臣公署的职员。前者是犹太人（他的宗教信仰阻禁他礼拜六上船），他对他在该机关拟定的文件了若指掌；后者是什么人较难确定。但是，这两个人都肯定是双重代理人。我们附带看见威尼斯在地中海殖民地的总督、拉古萨的商人尼科洛·普罗达内利和他的兄弟马里诺。马里诺的船1580年10月在那不勒斯。64
事实上，马格利亚尼在左右局势，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难于维持自己的优势，难于不让自己被厄尔杰·阿里的夸口和恐吓弄得惶惶不可终日。厄尔杰·阿里当着首相的面对他大发脾气，弄得他狼狈不堪，下不了台。或许这只不过是土耳其的大臣们在幕后导演的一出戏而已。但是，这出戏加进其他恐吓，却令人惴惴不安。厄尔杰·阿里在海军造船厂宣布和平谈判中断，他奉命武装帆桨战船200艘、大型帆船100艘。但是，马格利亚尼是个坚持自己的立场的人。他用具有权威的口气谈话，不避开危险。他宣称，“他下定决心在规定基督教徒的权利的协定缔结以前不以陛下的名义就任何问题进行谈判，不递交正式信函文书或礼品。”65他自告奋勇，要争取到土耳其舰队春季不离港出航。厄尔杰·阿里对他言辞粗暴和行动过火66，只不过证明了土耳其舰队司令卡皮丹帕夏的恼怒。这并不是一场玩得称心如意的游戏。一份1580年2月26日发自君士坦丁堡的公文急报说，马格利亚尼发觉不可能同“这些土耳其狗”67达成一项能够满足他自己的荣誉要求或者满足为国王的效劳的协议，但是，事实上，在这个日期以前，一切都正在解决。18日早上，萨洛蒙博士携带一份和解性的文本来看他。由于问题不在于君主之间的一项协定，而在于帕夏和马格利亚尼之间的一项安排，因此，礼仪方面的困难一下就得到解决，68虽然马格利亚尼在这个过程中被弄得心绪异常不宁，受到粗暴的接待并且再次感到“危险”笼罩在他头上。3月7日，他写道：“最近50天来，我一直处于这种危险中。”69他甚至在这个日期还不完全放心。他在同一天嚷道：“我很担心所有我们达成的协议在破裂时引起巨大轰动，闹得满城风雨，以致我们希望根本从来没有开始进行过关于这项停战协定的谈判。”
然而，双方面临的局势、波斯战争的和葡萄牙战争的需要以及使东方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的可怕的灾荒70，都使停战协定的签订势在必行。签订日期已经临近。事态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每当可怜的马格利亚尼认为谈判已经完全绝望时却又恢复。博士或者另外一个调解人返回。帕夏同意重开谈判。马格利亚尼于是松了口气。71然后，在关于非斯王国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一场新的冲突。马格利亚尼拒绝承认这个王国属于土耳其皇帝。72接着又发生了一场关于葡萄牙的问题的争吵。733月，威尼斯盛传马格利亚尼有被处以木桩刑的危险，厄尔杰·阿里威胁要挖出他尸体上的眼睛74……但是，同月21日，他以惯常的形式同帕夏签订了一项有效期为10个月，到1581年1月期满的新停战协定。为了避免引起争议，这项协定的意大利文本存留在帕夏手里，而以金字书写的土耳其文本则交给马格利亚尼，然后再由马格利亚尼转交苏尼加。75
在这之后，由于和平在最近的将来得到保证，谈判休止了一段时期。谈判双方都让对方有闲暇休息。西班牙代理人胡安·斯特法诺前往西班牙，把消息带到那里，并从那里带回命令。这一次基督教世界都了解到事态的发展情况。5月初，罗马获悉这项协定。那里有人觉察到事情与西班牙人先前的声明并不十分符合，即实际上使节是奉派前去中断谈判。76但是，罗马丝毫不打算就此声明、表态，因为在1580年这一年，它也放弃了地中海和对伊斯兰的战争，以便转而专心致志于处理爱尔兰事务和对新教徒的战争。
曾经密切注视米兰人马格利亚尼行事动向的热尔米尼声称，这个米兰人的成功是用极大的代价换取来的。的确，马格利亚尼更主要是借助诺言来办事77，他的成功特别应该归功于环境和时机。在签署停战协定的时刻，最后对土耳其人产生作用的，是令人不安的关于阿尔及尔暴动的消息。如果菲利普二世（他的舰队最近为进行葡萄牙战争作好了准备）能腾出手来在地中海自由行动的话，一切都有丢失的危险78。威尼斯了解这一点。它到那时为止一直保持沉默，心怀敌意，现在却改变了态度，力求把自己包括进正在准备缔结的和约之内。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1580年的停战毫无疑问由于夏里埃尔的老文献资料汇编和1855年在戈塔出版的津克森的那本始终十分有用的书对之作了清晰的阐述，因此，大多数严肃认真的历史著作都提到它。79然而，奇怪的是，它被人当作孤立的、特别的事件来加以描述，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条长链条的一环。没有这条链条的其他环节，这一事件是很难理解的。
1581年的协定
在君士坦丁堡，没有任何人怀疑和约将在短期内缔结。然而，达到这一步却花了差不多整整一年时间。夏季在断断续续的谈判中度过。争吵的不再是关于称号和在先权方面的问题，而是关于信使报道方面的问题。4月5日，人们通过拉古萨的渠道获悉红衣主教亨利之死。马格利亚尼写道80：“这个消息在这里的人的思想上引起某些变化。在这些人看来，由于没有经过大量流血和长期战争就完成了对这些王国的兼并，陛下的兵力变得如此强大，以致人们必然有理由对之心存恐惧。人们心存恐惧，特别是由于人们深信……（今后）陛下将更难同意根据他们希望的方式停战或者休战。”在另一方面，马格利亚尼却害怕厄尔杰·阿里的行动。据说，厄尔杰·阿里将率领60艘帆桨战船 前往阿尔及尔平息那里的动乱。“但是，另外一些人声称，厄尔杰·阿里虽然的确是为了这件事去阿尔及尔，但也是为了去进攻非斯国王……当他这次出行已经肯定无疑时，我准备去加以阻止……”81否则停战协定的全部条款都会受到威胁82。毫无疑问，这是通过别的渠道得到消息的卡斯蒂利亚大封地骑士的想法，是他写给马格利亚尼的信的内容。83对阿尔及尔的远征最终并没有进行，但同10月份传来的阿尔贝公爵对东·安东尼奥取得的胜利的消息一样，成了多次争论的题目。帕夏得知这位公爵这时发给他的士兵20万多布朗，立刻派人去马格利亚尼处询问为什么要发下这一笔钱，1多布朗价值多少。马格利亚尼赶紧答复说，一多布朗值两埃居。为了让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交给同他谈话的人10来个多布朗。后者问他，胡安·德·埃斯特法诺在干什么，为什么耽搁这样久。84两个谈判者之间的既充满猜疑又毫无意义的谈判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时正值夏季。要在冬季才开始严肃认真的会谈。
12月份，风云突变，形势再度紧张起来，85因为胡安·德·埃斯特法诺仍然没有到达。马格利亚尼非常为难。帕夏催问他，西班牙国王是否已经下令缔结和约。不幸的是，马格利亚尼的一些信件已经散失，因此无法了解他的使命在最后几个月的执行情况。12月10日和20日之间，土耳其人的要求似乎更加明确起来。这些要求使马格利亚尼陷入十分尴尬为难的境地，因为正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他等待已久的命令（是否胡安·德·埃斯特法诺同来他没有明确说明）。这些命令他读后感到惶惑迷惘。国王要人告诉他：鉴于用“合乎愿望的平等方式”行事困难，因此，他已经放弃争取合乎正式手续的停战的想法。他这番话的意思是：他拒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接受的并附有设置常驻外交代表的规定的那种协定。86
马格利亚尼对他应该做什么最后心中有了数，于是打定主意，尽快工作。他在12月28日的信中谈到他同土耳其近卫军的阿加会谈了整整3小时。12月27日出之前，后者给他派来一艘土耳其的狭长形轻舟，把他带到伊斯坦布尔。尼科洛·普罗达内利在会谈中担任翻译。马格利亚尼对此感到满意。他写道：“他比别的任何人都更聪明能干。”可能他之所以选择这个翻译，是因为他正在为他的使命，为他应该让阿加转达些什么感到为难。阿加对这次会谈一点摸不着头脑。当他问马格利亚尼是否将去亲吻素丹的手时，这个意大利人回答说：如果有正式条约，他就去；如果只有暂时停战协定，他就不去。对我们来说，这倒是一个顺便了解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区别的机会。了解这两者的区别是重要的。菲利普二世不接受正式条约；素丹则同意这种条约。但是，马格利亚尼问道，在这种情况下，“平等”会是什么样呢？他的对谈者又一次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然后，轮到这个对谈者来提出一些更加简单、更加明确的问题。马格利亚尼会留下来吗？“我对他说不留下来。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既然没有贸易往来，根据作出的决定，就没有必要继续留下了。我说这番话时微微一笑。我又说，我想对他讲老实话，有两个理由已经使我下定决心：第一个理由是：我发现这里的人待人接物缺乏礼貌；另一个理由是：法国大使馆的秘书返回时在他路过的基督教世界的各个地区散布关于他带回法国的有关在先权的声明的谣言……”
这位西班牙使节对他提出的理由不大有把握，于是叫人付给素丹的母后5000埃居。这个女人乘机向他多索取。与此同时，他注意设法不出示国王给予他的授权证书，借口他已经把这个证件送回那不勒斯。87他干事迂回曲折，手段十分灵巧，因为12月10日，已经有人要他提高警惕，谨防危险。在年底以前，他差不多已经说服了他的谈判对手。2月4日，好几封信和公文急报从君士坦丁堡发往不少地方，宣布停战协定已经缔结，为期3年。88同一天，马格利亚尼致函东·胡安·德·苏尼加说89：“12月27日圣约翰日这天，我去吉哈奥乌吉赫帕夏处。因为在我的眼前有陛下的尊严，于是我就用在我看来合适的言辞向他陈述了我的使命。此后，我同这位帕夏多次会见。最后，1月25日，他叫人来要我去他那里，他向我传达他的君主准许我离开的决定并告知陛下。他希望我尽最大努力使两国之间的融洽关系得以建立。在这种关系尚未建立期间，将签订一项为期三年的暂时停战协定。”根据热尔米尼的说法，这项协定几乎是前几个停战协定的再版，与前几个停战协定不同的是，这项协定为期三年。90那不勒斯总督3月3日接到这个消息，赶紧向菲利普二世报告。而且，在他看来，马格利亚尼谈判得非常之好。但是，他寻思教皇是否会不利用这件事来束紧一下他的钱袋的带子。91
不错，教廷会作出什么反应呢？那不勒斯总督东·胡安·德·苏尼加曾任驻罗马大使，对这一点比别人考虑得更多，更加关切。他认为抢先下手是最明智审慎之举。3月4日92，他为罗马方面给这个消息作了下面这种奇特的解释描述：他写道，他过去曾经告诉马格利亚尼菲利普二世不想停战。与此同时，他还援引尽可能正当的理由来为西班牙国王辩护。但是，当土耳其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君士坦丁堡马上就有人谈到要用木桩刑来处决马格利亚尼。马格利亚尼被指控在西班牙结束对葡萄牙的征服之前曾经用谎言来欺骗素丹。人们知道，类似的暴行土耳其人是完全干得出来的。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这个可怜的骑士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答应停战一年。土耳其人要求停战三年，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后才准许他返回基督教世界。但是，如果有哪个基督教国家想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活动，破坏这个协定是轻而易举的，这一点毫无疑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协定是用武力强加于人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海上行劫者的一次破坏就会提供了一千次机会。胡安·德·苏尼加又顺便写道，不幸的是，目前我们被一大堆事情缠身，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来反对土耳其人，停战本身是无足轻重的……
在1581年这同一年里，一个威尼斯大使重复了那不勒斯总督描述这一事件的话。93这些话他自己相信吗？这些话在罗马有人相信吗？或许人们并不想把事情的真相过分弄清。首先，教廷最关切的是在爱尔兰采取的对抗英格兰的行动。在教皇看来，除了西班牙之外谁还能够起来和英格兰这个岛屿对抗呢？94
因此，在那个时代的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像过去曾经有人谈到威尼斯的背叛那样谈到西班牙的“背叛”。只有例外才能证实规律：西班牙的教士大声疾呼，强烈抗议，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一些人更加喜爱针对非基督教徒的十字军东征，而是因为既然战争已告结束，他们要求不再缴纳为了战争的目的而设置的和维持的捐税。他们提出这项要求是徒劳无益的。
后来对西班牙“背叛”它的盟国一事起诉的是历史学家。起诉这个词用来形容瓦特延和R.科内茨克用于叙述这起事件的几行文字稍嫌过分。R.科内茨克写道95：“反对土耳其的战争就这样最终永远放弃了。随着这一战争的停顿，也中断了西班牙的百年传统。曾经激励和团结西班牙半岛的精神力量的对抗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不复存在。或许复地运动和继它之后对北非进行的远征袭击并不纯粹是宗教战争。然而，是宗教精神在不断鼓舞和推动这些行动，并且使这些行动在西班牙被人感觉是他们的一项共同的伟大事业。推动西班牙向前发展的功率最大的马达瘫痪了。”
如果考虑到西班牙的总的发展演变情况，这是一个准确的但在很多特别地点却是不正确的判断。从西班牙喷涌出来的那股宗教推动力量，在1580年那几年以后，转折到另外一个方向。反对异端的战争，也是一种宗教战争。这种战争包含一般战争包含的那些惯常的成分。此外，后来还有几个矛头指向北非和土耳其的图谋。后一个图谋即所谓1593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确无关紧要。
不管怎样，1580年等年份在西班牙—伊斯兰世界外交关系史上形成一道鸿沟，这是事实。即使这段历史在过去比人们通常所说的更不连贯，更支离破碎，更游移不定，这个事实仍然存在。事实上的和平在马格利亚尼完成了他的使命后建立起来。1581年的停战协定似乎在1584年甚至在1587年延续96。后来发生新的战争时，这些新的战争也无法与过去规模巨大的战争相提并论。停战和西班牙外交政策的机动灵活的权宜之计是迥然不同的两回事。97
难道我们因此就说西班牙于1581年叛离它的盟国吗？极而言之，往最坏里说，西班牙只不过叛离了它自己，叛离了西班牙的传统，叛离了西班牙的精神本体。但是，当事情涉及一个国家时，这种种叛离行为就并不常常只是精神方面的概念。不管怎样，西班牙既没有叛离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也没有出卖威尼斯让它可能遭到报复，也没有抛弃它耗费巨资保卫的意大利。谁能指责它同土耳其进行过谈判呢？并不是西班牙把土耳其引进了欧洲的合唱。地中海的大规模战争甚至超过了大国本身的人力和物力所能负担的程度。这些政治巨兽感到要保住它们各自横在海上的那一半躯体十分困难。叛离和松开手来放弃斗争是判然有别的。在进行微妙棘手、晦涩难解的谈判的那些年代里，把战争带到地中海范围以外的钟摆的摆动起着双重的作用。它一方面在一场比在地中海这个封闭的场地内进行的海上冒险更大的海上冒险中，把西班牙推向葡萄牙和大西洋；另一方面，它又把土耳其抛向波斯，抛向亚洲的深处，抛向高加索、里海和亚美尼亚，后来还把土耳其抛向印度洋本身。
2.战争离开地中海的中心
我们虽然了解土耳其战争的大幅度的起伏变化，但不能自始至终都对这些变化加以解释。对苏里曼大帝的统治所作的最简短的概括，明显地标示出了这些起伏变化。98这些起伏变化比这位君主的意志更支配、影响他长期的光辉的统治过程。土耳其的强大力量逐年依次向亚洲、非洲、地中海和欧洲的巴尔干摆动。每次摆动都有不可抗拒的推力与之相对应。如果说有一种什么有节奏的历史的话，这就是这种历史。但是，这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领域，主要的原因是：历史学家坚持对个人的力量作过高的估计。他们很少关注由来已久的、深刻长远的发展演变运动（例如土耳其帝国从既被它摧毁的又被它扩展的拜占庭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发展演变运动），很少关注在主要的战线之间建立了必要的补偿的国际关系政治物理机制。土耳其的强大力量，通过这些主要的战线沉重地压在它外部世界上。
土耳其面对波斯
在1578年和159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土耳其历史的内部运转情况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例如哈默的叙述所依据的编年史只不过是按照发生的事件提出重大问题而已。
其次，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所不了解的，不仅仅是土耳其的——比 较而言，这个国家几乎是紧密结合的、一致的、可以理解的——而且还有波斯的广阔的疆域。这是伊斯兰教世界的另外一种形式，这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另外一种文明。我们也不了解位于波斯、土耳其和东正教的俄罗斯之间的地区……最后，这另一个转盘——土耳其斯坦——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越过这些地区还有浩瀚的印度洋。这个海洋上的贸易掌握在葡萄牙手里，情况很糟，从1580年起由西班牙协助进行，但这主要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在事实上。
然而，正是这整个地区，在1577年和158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以后，土耳其的突然大转变把它卷进了争端之中。土耳其的这种转变是和当时把西班牙抛向大西洋的突然大转变同样强有力的转变。大西洋是欧洲的新财源。土耳其在向亚洲摆动的同时，也转身朝向类似的财源吗？没有任何文献资料为这种设想提供证明。我们的情报资料是如此不连贯完整，以致我们只能提出一些印象。
编年史告诉我们的是：波斯当时正在同可怕的政治困难进行斗争。自从1522年以来就一直统治波斯的塔尔马斯克国王于1576年5月遇刺身亡。99继这起事件之后，新王哈伊德很快遭到杀害。接着是伊斯梅尔亲王登基。这位亲王为了继承王位被从阴森可怖的监狱中释放出来。他在位仅16个月，到1577年7月24日为止。最后是几乎双目失明的亲王、未来的阿巴斯大帝的父亲穆罕默德·霍巴本代登位掌权。这些事件加上若干其他事件（特别是格鲁吉亚、切尔卡西、土库曼和库尔德等部族所起的难于弄清的作用）使人了解到当时波斯的脆弱。这些事件说明为什么对土耳其边境上的首领，特别是对克霍斯雷弗帕夏，有一种诱惑力，为什么所有土耳其的“军人”会制定那样的政策。这些“军人”是锡南帕夏、穆斯塔法帕夏等几年来曾经献身海军的陆上司令官。当时波斯的核心似乎正在腐烂解体……这一点必须加以利用。
1578年从君士坦丁堡寄出一些信件。这些信件的收信人是波斯北部地区的奇尔万、达格斯坦、格鲁吉亚和切尔卡西等地的王侯，不管这些王侯是否在位掌权，是否被人服从，是否势盛力强。12封这类书信被收入历史学家阿里撰写的关于这场新波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役的故事《胜利之书》这本书中。100这些信分别寄给：“奇尔万的前君主的儿子夏布罗赫·米尔扎、库穆克和卡伊塔克的君主谢姆哈尔、里海海岸的达格斯坦的塔巴泽朗的总督、埃里温和奇尔万之间的地区的君主莱温德的儿子亚历山大、巴希·阿特奇乌克（伊姆克雷特）区的领主洛纳尔·萨布的儿子乔治、古里埃尔的君主和明格雷利亚（科尔奇斯）的君主达迪安。”这一连串名字把黑海和里海之间可以辨识出来的地区都卷入了纷争。在1533年和1536年之间这段时期以及在1548年和1552年之间这段时期，这同一个地区就已经在苏里曼对波斯的各次战争的背景上出现。
关于这些中间地区的情况，关于凡城地区的土耳其边境的情况，或者关于在1576年和1578年之间这段时期被君主、王侯的血染红的波斯的本身情况，我们尽管知之甚少，但土耳其人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的矛头当时指向里海这一点看来却是可能的。目标并不一定就在于掌握、控制这个海，但进入这个海就足以直接威胁马赞达兰的波斯海岸。在这个帆桨战船还鲜为人知的海上，这种船只在作战时因而更加有效。在1568年那场战争进行期间和制订顿河—伏尔加河计划时，西方的外交通讯就已经提到这个战略目标了。但是，土耳其人那时难道还没有到达土耳其斯坦，到达俄罗斯人已于1566年因占领阿斯特拉罕而切断了的亚洲内部的道路的愿望吗？土耳其斯坦毕竟是丝绸之路所经之地。波斯应该把这个世纪末以及阿巴斯国王的伟大统治给它带来的经济复兴部分地归功于这些通往亚洲内部的道路。这些道路也是波斯的第一阶段的扩展的发源地。这次扩展可以从波斯的城市的发展中看出。这次扩展能够把英国商人从很远的地方吸引过来。它表现在亚美尼亚商人令人惊讶地散布在靠近印度洋的各个地区以及土耳其的位于亚洲和欧洲的各邦这一点上。这些商人之中的某些人1572年甚至到达了但泽。101大不里士这个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贸易中心是诱惑人的猎物。
良好的时机和波斯的日益衰弱由于土耳其人对他们的敌手拥有明显的技术优势而对土耳其人更加有吸引力。波斯人没有炮兵，很少火枪。土耳其人炮兵的数量也并不充足。但是，他们有这个兵种就足以使他们占上风。在土耳其人面前，没有堪称堡垒的堡垒。在土耳其和波斯接壤的广阔地区，唯一的防御物是沙漠。在这些沙漠中，有些是天然的，其他的则是人为的。谨慎小心的伊朗帝王蓄意减少这些地区的人口。102
当然，在历次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中，宗教都起了作用。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接受和认可了对“什叶派狗”103——这些叛徒和戴“红帽子”的异教徒104——进行的斗争虔诚的和近乎神圣的性质。特别由于什叶派教徒——“波斯教”的信徒——遍布土耳其帝国的亚洲部分，一直到安纳托利亚的中心地区，伊斯兰法典说明官就更加激烈地这样行事。1569年，什叶派教徒举行过暴动。105但是，东方的情况和西方的情况一样，并没有什么纯粹的宗教战争。土耳其人在通往波斯的道路上前进时，被很多其他他们亟欲占有的东西弄得犹豫不决、动摇不定。除了那些我们已经举出的东西之外，还宜于加上格鲁吉亚的种种诱惑。这是一块可以使之成为提供大批男女奴隶、商旅往来频繁、道路四通八达、财政收入充裕的土地。
认为土耳其有一项宏伟的、长远的、强有力的政策的这种看法，并非一直被人接受。有人想指出的随着苏里曼大帝之死而开始的所谓的土耳其的衰落是一种估计判断的错误。土耳其仍然是一股强大的、远非粗野的而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深思熟虑的力量。如果它突然抛弃它所熟悉的地中海的战场，转向东方，这并不足以成为宣称土耳其已经“趋于衰落”的理由。土耳其这样做，只不过是跟从自己的命运而已。
对波斯的战争
对土耳其人来说，这场战争仍然是一次使人精疲力竭的严峻考验。
塞浦路斯的征服者、总司令穆斯塔法1578年进行的第一次战役一开始就预示了即将来临的巨大困难。土耳其人在这个战役中取得某些重大胜利。这些胜利全都是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例如1578年8月9日在格鲁吉亚边境上的库拉河边的鬼怪古堡取得的胜利106）。如果说土耳其军队轻而易举就进入第比利斯的话，那么，从第比利斯到卡纳克、跨过这条河、穿越森林和沼泽的长途行军，就不如此了。粮草缺乏、精力耗尽、再加上不断受到波斯可汗袭扰的士兵大批死亡。但是，土耳其人9月份却在卡纳克河边再次获胜。格鲁吉亚的大部分土地仍然在他们手中。9月份，土耳其军队总司令把这片土地划分为4个省，在这些省份留下省长、军队、炮兵，并且布置了在这些富饶的省份，特别在奇尔万，征收波斯人所征收的丝绸税的任务。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总司令设法取得已经在开始时以不同的程度愿意接受土耳其人的征服的当地诸侯的支持。秋季来临，他率领被“五次战斗和疾病”107造成大量伤亡的部队撤往埃尔祖鲁姆过冬。
这第一次战役显示出土耳其人遇到了什么困难呢？首先是敌人顽强；其次是土著反复无常（这些土著能够在山路要隘发起残酷的突然袭击）；特别是行军距离很长，行军宿营频繁艰苦，以及在这些高山、森林和沼泽纵横阻隔、冬季气候不适宜生活、肥瘠不均的地方几乎无法生活。同1569年“俄罗斯”战役的情况一样，巨大的空间起了抗击土耳其的作用。从君士坦丁堡（因为军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到埃尔祖鲁姆要宿营65次；从埃尔祖鲁姆到阿雷奇（远征没有超越这个地方）要宿营69次。军队返回时，沿途宿营次数相同。对这样的远距离作战来说，最适合的兵种是携带辎重不多的骑兵，而不是根据西方的方式装备起来的配备有笨重累赘的后勤部门、步兵和炮兵的军队。108理想的工具是鞑靼骑兵这支部队。但这也并不是土耳其人可以自然而然地信赖的工具。必须设法取得它的支持，不是在它无能为力的山区使用它，而是在位于高加索以北和以南的辽阔的平原，特别是在北方使用它（这一点1580年奥斯曼帕夏进行的袭击可以证实）。但是，土耳其人以后在遭到破坏的地方又怎样生活，又怎样使他们的占领能够成功呢？
不管怎样，波斯人知道利用冬季的气候条件，他们于1578年和1579年之间的冬季转入反攻。和远离基地、住在临时建成的宿舍、习惯地中海气候的敌人相比，他们更能忍受亚洲的严寒。土耳其的据点对波斯人的首次进攻进行了抵抗。但是，一些据点在波斯人发起第二次进攻时陷落。土耳其人撤离奇尔万。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卫戍部队撤到杰尔宾特。这是一个可怕的冬季。毫不奇怪，来自叙利亚的公文急报令人惊惶不安。109西班牙在君士坦丁堡的情报人员兴高采烈。他们当中有一个写道110：“据悉，陛下（西班牙国王）的一位大使即将到来。这使我感到大为不快。因为目前不是来到此地的时刻。如果他来，就必须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来。”观察家们的结论是：战争将持续下去。111波斯人要价过高。1121579年7月8日，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写道：“波斯人不满足于取得美索不达米亚，他们想要土耳其人放弃他们的教派的仪式。”113
这是因为土耳其人遭到挫折，兵败如山倒。被这场可怕的冬季战争中的种种机遇巧合带回君士坦丁堡的士兵，使这个城市里观看他们的人在目睹他们返回时大为震惊。114这些士兵的形象的的确确是人类苦难的形象。然而，素丹并不因此而放弃他的计划。1579年整整一年，或者至少这一年中可以干活儿的季节都被土耳其军队总司令用来修筑卡尔斯的强固堡垒。因此，必须重新在埃尔祖鲁姆集中部队，储备粮食，115向特拉布松派去40艘帆桨战船、军火、大炮、木柴等116，与此同时在远方同鞑靼人和几个印度王公进行谈判。在卡斯宾和奇尔万附近地区，波斯骑兵的威胁仍然十分严重，特别因为据说格鲁吉亚人同他们结成联盟，并且已经把人质交给他们。117
这时，花费大量劳动建成的卡尔斯的堡垒在南方巍然屹立起来。118君士坦丁堡的目击者报道说，这座堡垒固若金汤、无法攻克。马格利亚尼写道：“这条消息极为重要，土耳其皇帝予以高度评价，而且这样评价很有道理，因为他完成了他的祖父苏里曼素丹的未竟之业。不能否认，苏里曼素丹是个伟大统帅。最后这两个晚上，在土耳其皇帝的宫殿施放烟火，举行欢庆。我很担心这个消息会使他过分骄傲自满起来。”然而，几天以后他又写道：“我希望塞尔万发生过的事，卡尔斯也会发生，我以此自慰。塞尔万被土耳其人同样成功地攻占和设防，后来又被波斯人收复，这使土耳其人蒙受了巨大损失。”119在威尼斯，有人说这座堡垒有半个阿勒颇那样大，方圆3里。120但是，当时威尼斯的消息的价值如何是人所共知的。
此外，1579年夏季，波斯人似乎故意采取守势。根据威尼斯人的说法， 这是因为害怕正在土耳其军队中流行的瘟疫，121这是因为慑于土耳其的大炮和军队的威力（我们会这样想），波斯人这时正等待他们的同盟者——冬季——来临。然而，波斯人的威胁始终存在。在威尼斯，人们谈到边境线上有一支25万人的波斯军队，122虽然这也许是威尼斯人的又一夸大其词的说法。但是，在君士坦丁堡本地，人们获悉：尽管土耳其人已经在卡尔斯修建了坚固的障碍物，但是，处于1578年的那场征伐中的中心的第比利斯现在仍然在敌人的包围之中。1239月，在威尼斯有人谈到土耳其军队总司令在强迫他的部队从埃尔祖鲁姆向卡尔斯进军时遇到的种种困难。之所以有这样的传闻，是因为土耳其军队在行军途中有延迟和耽搁。甚至还有人谈到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和土耳其骑兵哗变。也有人寻思是不是土耳其军队总司令自己煽起了这些兵变，因为他想找到一个停止继续推进的借口。12410月份，君士坦丁堡的官方一片乐观气氛：想在什么时候同波斯议和，就能够在什么时候同波斯议和。尽管如此，总司令穆斯塔法仍然奉命住进冬季营房。据说，他还奉命不把部队撤往埃尔祖鲁姆，而是更向西撤，一直撤到阿马西亚。125第比利斯虽然陷于重围之中，遭到夹攻，但被穆罕默德·索科里的儿子解救，并且由于他的关怀得到充分的补给供应。126但是，冬季来临。鞑靼骑兵的主力很快就将放弃他们已经在夏天劫掠过的达格斯坦。127我们应该顺便注意这是一支小部队（根据哈默的说法，这支部队有骑兵2000人）。这支部队在1个月内成功地进行了长距离行军。这段距离中的北高加索的一大片几乎是沙漠地区，在里海边上把克里米亚和杰尔宾特隔开。这件事或许表明那里有一条比穿过亚美尼亚的对人冷酷无情的崇山峻岭的道路容易行走的入侵道路。
穆罕默德·索科里死去。阿吉赫梅特短期任奥斯曼帝国大臣，128锡南帕夏被任命为埃尔祖鲁姆军队司令129，后来又在向格鲁吉亚进军时升任奥斯曼帝国大臣。但这些都不能明显地改变战争的形势。夏天，锡南帕夏让他的军队分为几路纵队从埃尔祖鲁姆向第比利斯进军。他重新组织了奥斯曼帝国对格鲁吉亚的占领。然后，他为了给他的粮秣草料征搜队遭到的失败报仇雪耻，决定对设防强固的大不里士城进行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应当在采取行动后很快就善罢甘休，不再继续进攻，并且在冬季即将来临之际撤回埃尔祖鲁姆。和平谈判当时正在进行。锡南帕夏获准来君士坦丁堡商谈议和问题。谈判很快就达成某种类似停战协定的协定，1582年有效。波斯大使易卜拉欣1582年3月29日进入君士坦丁堡，“随带一支由数目与一年的天数相同的人员组成的队伍”。130
然而，在格鲁吉亚遇到的困难使土耳其军队不得不进行某些活动。必须在1582年夏季从埃尔祖鲁姆运来粮食供应第比利斯，131以备即将来临的冬季的需要。但是，供应运输车队却遭到格鲁吉亚人和波斯游击队的突然袭击。第比利斯的局势恶化起来。与此同时，波斯派驻土耳其的使团的活动突然停止。这一系列失败导致据说反对波斯战争的锡南帕夏被撤职和流放，导致1582年12月5日任命一个新大臣，即那个我们已经看到在1581年1月和马格利亚尼会谈的终结时同马格利亚尼较量的吉哈奥乌吉赫帕夏。
这个内部危机包含着战争的继续。作战指挥权准备留给鲁梅利的省长、这时已经升任大臣的费尔哈德。1583年和1584年的战役由他负责指挥。他关切操心、全力以赴的任务就是奉素丹之命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设防。因此，1583年在埃里温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堡垒，1584年修筑或者整修了一些古堡，并且在洛里和托马尼斯设防。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奥斯曼帝国的东部形成了一条西方式的边界线，有要塞、守备部队和后勤供应运输队。这是一项审慎的政策，也是一项需要耐心的、不会带来光辉业绩但却使士兵艰苦劳作的政策。
这个期间，另外一场更加激烈的战争已经在达格斯坦总督奥斯曼帕夏的强烈要求下先在1582年，后又在1583年和1584年之间这段时期在北高加索（停战协定在这里没有被严格遵守）的横贯鞑靼草原的通衢大道上开始。这是一场没有使用过多的兵力就从黑海扩展到里海的战争。大量军队奉素丹之命在加法集中。132除了人员外，还向那里运去物资、粮食、86吨黄金。从人道的观点看，波斯战争不但耗尽国力、难于负担，而且不用说还吞噬巨额钱款。因此，很快就有了打算向清真寺借贷的说法。在此期间，1583年一份英国人的报告叙述说，波斯人准备了一车一车的银锭来支付军饷。133土耳其支付军饷用黄金；波斯支付军饷用白银。这个区别我们已经看到。
在加法组成的远征军由德雅费尔帕夏指挥，用了两周时间渡过顿河。为了开辟道路这支军队必须付补偿费给它在北高加索北部遇到的当地的部落，必须长时间地穿行野鹿成群的荒无人烟的地区。134经过80天的行军，这支军队于1582年11月14日抵达杰尔宾特。这时，它已经精疲力竭，打算在该地过冬。春天来临，这支小部队在奥斯曼帕夏的率领下，再度出发，打败波斯军队，一直进抵巴库。奥斯曼让德雅费尔帕夏留在达格斯坦担任官职，然后把他其余的部队撤到黑海。这支军队在撤退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它在特雷克和库班河附近同俄罗斯人一再交锋后，抵达加法时被鞑靼人包围。鞑靼人作为同盟者很不忠实，至少信守盟约很不坚定。他们拒绝像奥斯曼要求的那样废黜他们的可汗。要使他们就范，至少需要厄尔杰·阿里率领一支由帆桨战船组成的舰队进行干预。我们应当注意，如果我们使用的文献资料提供的数字是准确的，那么当时奥斯曼只率领了4000人。这个事实显示出这个特别战役的规模大小。奥斯曼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受到素丹的异乎寻常的欢迎。素丹聆听他的长篇报告一连听了4个小时。他被任命为首相。素丹还委以指挥埃尔祖鲁姆的军队的重任并赋予攻占大不列士的使命。
土耳其军队的这位新任统帅在冬季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进一步平定了克里米亚。晴好的季节一旦来临，他就率领一支有意缩编了的军队离开埃尔祖鲁姆。夏季末（1585年9月），他突然挥师转向大不列士并一举攻下这个城市。大不列士是个商业和手工业城市，位于盛产谷物和水果的平原的中心，对饥饿疲惫的土耳其军队来说，这不啻是个意外收获。但是，这个城市在遭到可怕的洗劫后，必须设防筑垒，加强防务，因为包围要塞的波斯人仍在继续战斗。奥斯曼帕夏取得这次辉煌胜利之后，在一次夜间遭遇战中阵亡（1585年10月29日）。哲加拉把这支军队带回过冬营地。但是，波斯人仍然没有停止战斗。1585年和1586年之间的冬天，从第比利斯到大不列士，沿土耳其长城的要塞全都处于索非的臣民和他们在当地的同谋者的包围之中。土耳其的长城再次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大不列士被第二次前来担任亚洲地区指挥职务的土耳其军队总司令费尔哈德帕夏及时解围。土耳其人缓慢地但有效地夺回了优势。在以后的两年，战争的确改变了性质，因为波斯人突然不得不对付新的敌手——霍拉桑的乌兹别克人。他们遭到来自背后的进攻，同时他们征募骑兵的工作也困难起来。土耳其人于是超越大不列士向南挺进。一场以埃尔祖鲁姆为中心的战争很快就转变为一场以巴格达为中心的战争。在这个城市附近，费尔哈德帕夏的那支因补充了匆忙征募的库尔德士兵而壮大起来的军队1587年在格鲁斯平原打垮了波斯人。第二年土耳其人再次挥师北进，把兵力投向卡拉巴格地区的大不列士的周围。他们占领了那里的根德杰，并在这个城市尽力筑堡设防，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进行准备。
但是，在这个期间，年轻的阿巴斯在他的父王还在世时（1587年1月），不管父王是否愿意，就参与治理国政。他明智审慎，知道面对困逼他的王国的两种危险——一方面是乌兹别克人；另一方面是奥斯曼帝国——宁愿在西方作出让步。于是，一个显赫庞大的波斯使团由哈伊德·米尔扎亲王率领再次到达君士坦丁堡。在新素丹穆拉德已经在那里开创了一个光辉伟大的时代的土耳其首都，波斯使团受到十分盛大的接待。谈判旷日持久，但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和约于1590年3月21日签订，从而结束了一场历时达12年之久的战争。土耳其在谈判中顽强坚持，寸步不让，并在缔结的条约中得到报偿。它征服的全部土地，即：格鲁吉亚、奇尔万、劳里斯坦、斯舍尔佐尔、大不列士和附属它的“阿塞拜疆部分”都留在素丹手中135。总而言之，整个外高加索、整个高加索的可以居住人的部分连同向里海敞开的窗户都留在素丹手中。
这并非一次微不足道的胜利。相反，这是奥斯曼帝国的生命力的奇特的标志，但绝不是它唯一的奇特标志。然而，对研究地中海历史的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是土耳其的力量的目标朝着远离内海的里海的方向固定下来了。这一股离心的推动力说明了为什么土耳其至少到1590年为止离开了地中海这个场地。
土耳其人在印度洋
土耳其人不但在波斯作战，而且还深深卷入为控制印度洋而进行的战争中。这个海洋的情况我们也了解得很差。
印度洋，至少它的西部，在若干世纪内曾经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湖。葡萄牙人未能成功地把伊斯兰教徒从那里赶走。至少自1538年起，葡萄牙人遭到伊斯兰国家多次进攻。土耳其人在这些进攻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归根结底，或许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没有在这个向南倾斜的斜坡取得成功，所以它无法同欧洲抗衡。它差一支精良的舰队。不错，土耳其拥有一支舰队，而且是一支令人胆寒的舰队。土耳其必须通过狭窄的红海和印度洋接触，而且它掌握的航海技术是用于地中海的那种航海技术。土耳其是用它使用于地中海的舰船，即在拆卸后用驮队一直运到苏伊士，然后再在那里安装、下水的帆桨战船，来同它在印度洋的竞争对手交锋。埃及总督老苏里曼帕夏1538年攻占亚丁并于同年一直推进到第乌，但他始终未能攻克该地。1554年皮利海伊斯136也率领帆桨战船去碰碰运气，同葡萄牙的帆船作战。这些帆船是远航大洋的船只，制服了土耳其的划桨船。由海军将领、诗人阿里指挥的、以位于另一个狭窄的海——波斯湾——的入口处的巴士拉为基地的帆桨战船舰队，1556年被驱赶到古德热拉特半岛。这支舰队的首领和水手在该地弃船登陆。印度洋上就这样发生了一场帆桨战船和帆船之间的奇怪的争斗。137
土耳其朝着这个方向的推进，一般说来是和土耳其—波斯战争相联系的。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推进总是继这类战争之后发生。1533年到1536年，进行了对波斯的战争。然后是苏里曼帕夏的远征。攻占亚丁和对第乌的首次包围的时间是1538年。从1548年到1552年，进行了第二次对波斯的战争（但这场战争只在第一年具有重要性）。1549年对第乌进行第二次包围。1554年，皮利海伊斯远征。1556年，阿里远征。同样，将近1585年，波斯战争进展速度放慢，争夺海洋的战争沿非洲东部海岸这个被葡萄牙人称为康特拉科斯塔的海岸再起。138
总之，土耳其和西班牙之间的停战仅仅实施于地中海。菲利普二世力劝葡萄牙官员宽容、忍耐，以避免心怀不满的当地土著王公向土耳其人求援139，但这徒劳无益并且是为时已晚之举。土耳其人甚至不待别人向他们呼吁。1580年以后，他们继续对葡萄牙商人进行掳获甚丰的海盗式的劫掠，一支舰队由米拉利贝伊率领140甚至驶到盛产黄金的非洲海岸。它轻而易举就攻占了摩加迪沙、巴拉瓦、德任博和安帕扎。蒙巴萨王公宣布自己是土耳其宫廷的封臣。次年，米拉利贝伊攻下除仍然忠于葡萄牙的梅林德、帕塔和克利夫之外的海岸上的全部据点。这难道正像菲利普二世所想的那样是葡萄牙人强加给土著人的恶劣的待遇产生的结果吗？141
葡萄牙反击迟缓。1588年，一支舰队在南阿拉伯海岸边失事遇难142。在西班牙，在无敌舰队进行活动的这一年里，伊比利亚的战争机器有不同于这些远方的斗争的其他需要关切处理的事。赌注是巨大的。在土耳其企图设防的蒙巴萨的后面，有苏法拉的金矿。更重要的是有到达波斯和印度的通路。1588年，葡萄牙舰队曾经试图在曼德海峡保卫这条通路，未获成功。对葡萄牙人来说，幸运的是，土耳其人竭尽全力活动，结果也被长途跋涉弄得精疲力竭。1589年，米拉利贝伊只有5艘船可以用于进攻。托梅·德·苏扎率领的葡萄牙舰队成功地在蒙巴萨河包围了米拉利贝伊。在这期间，沿海爆发了一场疯狂的黑人叛乱。这场叛乱最后把一切扫光荡尽，其中包括土著统治者和土耳其入侵者。只有在葡萄牙船上避难的人，其中包括米拉利贝伊本人，逃脱了这场屠杀。奥斯曼的最奇特的、最不为人所知的企图，就这样于1589年瓦解了。
葡萄牙战争：世纪的转折点
米什莱认为圣巴托罗缪惨案发生的那一年是这个世纪的转折点。如果的确曾经有过什么转折点的话，这个转折点倒更与在发生葡萄牙战争的同时还进行了大规模的争夺大西洋和世界统治地位的斗争的1578年和1583年之间的这段时期吻合。西班牙的思想和谋略转而针对大西洋和西欧。当菲利普二世的统治的第一阶段紧接1575年的破产宣告结束时，贵金属的大量流入使西班牙储备战费的金库突然膨胀起来。于是，在这些“关键年”之后，开始了被一个历史学家称为1579年和1592年之间的这段时期的“王家白银循环”。143荷兰和别处的情况都是这样。菲利普二世的政策由于他的财源膨胀扩大而变得大胆起来，日益具有侵略性，并且更加鲁莽冒失。
这个惹人瞩目的变化没有逃脱历史学家的注意，特别没有逃脱比别人更了解这个变化但把这个变化看得过小的葡萄牙人的注意。他们的民族的命运当然在大洋的历史上占着中心地位，但并不构成大洋的整个历史。在大西洋战争进行期间发生的多起事件叠加在一起，就立刻显示出了进行的斗争的规模。我们不能跟在另外几个人后面亦步亦趋，说什么这些斗争为“现代”打开了大门。这样的断言是不成熟的。 这些斗争在相当长的岁月中阻碍了大西洋的飞跃发展。
关于西班牙，方向的变化是明显的。1579年，格朗弗勒红衣主教到达马德里。他在该地一直待到去世（1586年），长达7年之久。在这7年中，他首先非正式地，然后正式地担任首相职务。很多历史学家（甚至马丁·菲利普松）都非常倾向于认为，在这些政府的变化和从菲利普二世的统治的防御性的、审慎的阶段到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阶段的过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直到1580年为止，西班牙执行的政策更主要是“主和派”，即鲁伊·戈梅兹和他的朋友那一派所主张的政策，而不是阿尔贝公爵和他那一派，即“主战派”所主张的政策。当然也并非毫无例外。例如1567年阿尔贝公爵进行的远征和勒班陀战役便是例外。这两派都没有在任何现代的意义上组织起来，因此把它们称为两个小集团更加恰当。国王在使用它们的同时，始终超然于它们之上，并且对他的臣属之间的争执不和感到满意，因为这些争执不和保证他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情报，能够更容易进行监督，最后还更能够拥有完整的权威。菲利普二世让它们互相对立、争斗，互相怀疑、猜忌，从而使很多人因为他效劳而心力交瘁。他的统治时期的各项艰巨任务也助了他一臂之力。1579年，除了他的统治的第一阶段的那些党派的幸存者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人了。1573年，鲁伊·戈梅兹去世。他的那个在他死后聚集在安东尼奥·佩雷斯周围的小集团，不再像过去那样团结一致。1573年12月离开荷兰的阿尔贝公爵不再有昔日的显赫地位。1575年，他突然失宠，从此受到排挤，被弃置于政治生活之外。
1579年，菲利普二世召回格朗弗勒。他写信给他说：“我在处理政府工作和为政务操心时，特别需要你这个人，需要你的帮助。你来这里愈早，我愈高兴。”144这位红衣主教当时住在罗马。尽管他这时年事已高——62岁——他还是接受去冒险。但是，他在几经耽搁延迟之后才启程上路。他必须先在罗马，然后在热那亚等候。7月2日，他才和陪同他的唐·胡安·德·伊迪亚克斯望见西班牙的海岸。8日，他们在巴塞罗那上岸。上岸后，红衣主教立刻套马驾车上路，作夜间旅行，以避开骄阳酷暑。他奉当时已在埃斯科利亚尔的国王的特别命令，没有前往马德里，而是于8月初到达圣洛伦索，被国王当成救星迎接。145
救星这个词用在这里是恰当的。菲利普二世等到红衣主教已经在前来埃斯科利亚尔途中时，才扔去面具，露出真相，突然狠狠打击安东尼奥·佩雷斯和他的主要共谋者埃波丽公主。7月28日和29日之间的夜晚，这两个人都被逮捕。这些日期很重要，值得注意。因为，长期以来，安东尼奥·佩雷斯对他的主人来说，就是一个可疑人物。但是，只在新的政府领导班子差不多就任时，国王才下定决心对付这个在宫廷中仍然势力强大的小集团。随着格朗弗勒的上台，主和派灭亡了。这固然是由于多种多样的、耸人听闻的、错综复杂的、对我们来说极端晦涩难懂的个人动机方面的原因，146但也是由于形势的推动。雷克森斯在荷兰所进行的调解尝试以失败告终。这个失败比阿尔贝公爵的失败更引起轰动。对最初于1578年夏天着手进行处理的葡萄牙王位继承事件来说，和平的方式丝毫不能奏效。有人坚持认为，安东尼奥·佩雷斯在这起事件中背叛了他的主人。这种看法会引起多种解释，产生混乱，援引的证据不能令人信服。剩下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君主认为采取的政策令人不安，因而对之感到不悦。
因此，这是一个巨大变化。随着格朗弗勒红衣主教的上台，在菲利普二世的帝国的心脏里，安置下一个坚强刚毅、精力充沛、机智灵巧、高瞻远瞩和视野开阔的人物，安置下一个坚决、诚实、正直、忠于国王和西班牙的威势的人物。这也是一个属于另一辈的、习惯于缅怀查理五世的伟大时代、习惯于在这个时代寻找范例和比较、倾向于对自己所生活的悲惨时代进行批评的老人。这是一个能决断、有头脑、善思考的人。开始时他的影响很大。他是1580年胜利的缔造者。但是，这些胜利取得后，一俟菲利普二世从里斯本回国，他的影响就主要存在于表面而不存在于实际了。他也为国王效劳过度而心力交瘁。
因此，在这些重大事件的形成产生，即在把西班牙的力量从地中海带向大西洋的钟摆运动和格朗弗勒红衣主教的上台执政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协调一致的关联。写传记的方法很可能使我们迷失方向，正如它曾经使像马丁·菲利普松那样治学严谨的研究人员迷失方向一样。这个学者丝毫没有看到这股力量的转移。读红衣主教反对土耳其—西班牙停战协定的声明，就足以使这个学者对西班牙离弃地中海战争一事不予注意。但是，没有任何事物向我们保证红衣主教这时是口心一致、坦诚直率的。147在很多年内，就在格朗弗勒的“内阁”掌权时期，有过停战和继续停战的事，这是事实。地中海既不是因为红衣主教的缘故，也不是在不顾他的意志的情况下放弃的。
阿尔卡扎尔·克比尔
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进行的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并不是勒班陀战役，而是在这次战役之后7年进行的以阿尔卡扎尔·克比尔的灾难（1578年8月4日）告终的葡萄牙的远征。阿尔卡扎尔离丹吉尔不远，位于在拉腊歇入海的卢科河的岸边。148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虽然已经25岁，但还是一个头脑发热、耽于幻想、不能完全承担责任的孩子，十字军东征这个强烈的念头仍然时刻萦回脑际。在进行非洲征战以前，他就已经会见过菲利普二世。菲利普二世劝过他不要把战争引到摩洛哥，但白费气力。这种远征准备得慢慢吞吞，发动以后所得到的好处甚至连进行突然袭击带来的好处也不如。阿布德·埃尔·马莱克谢里夫了解到葡萄牙的备战情况和葡萄牙舰队的出航情况，然后又了解到这支舰队在加的斯的停留情况，还来得及采取对策和宣布一场圣战。数量很小的葡萄牙军队在丹吉尔登陆，接着被运往阿尔齐拉（7月12日）去侵犯一个决心自卫并拥有一支精良的骑兵、大炮和火枪兵（这些士兵往往是安达卢西亚人）的国家。葡萄牙战车的长列纵队深入内陆。交战双方于1578年8月4日在阿尔卡扎尔·克比尔进行遭遇战。国王指挥无方使伙食很差、营养不良又被长途行军和烈日酷暑弄得精疲力竭的基督教军队更加脆弱，不堪一击。面对这支侵略军，摩洛哥进行“集体征召”，149基督教军队寡不敌众，一败涂地。附近地区的山民把基督教军队的辎重给养抢劫一空。国王也在被杀之列。曾经随同基督教军队作战的那个已被废黜的谢里夫溺毙。与此同时，在位的谢里夫在这次有时被称为“三国王之战”的夜晚病故。一两万葡萄牙人落入非基督教徒手中。
不能说这是葡萄牙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但也不能低估这个孕育着重大后果的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的重要性。这个战役显示了摩洛哥的力量。用于赎回被俘基督教徒的赎金，使摩洛哥顿时变得十分富有，以致阿布德·埃尔·马莱克的兄弟、摩洛哥的新君主阿赫梅德既被人称为“胜利者”，也被人称为“镀金的人”。此外，进行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这一天，开始出现葡萄牙的王位继承问题。塞巴斯蒂安身后没有直接继位人，由他的叔父亨利红衣主教继承他的王位，但是，这个身体虚弱又患肺痨的老人的统治，只能是而且事实上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而已。
葡萄牙远远经不起这样严酷的考验。它的帝国以居中交换、转运货物和以用船装运金、银等两项活动为主要的立国之本。这些金、银横越大西洋，用来换取香料和胡椒。但是，非洲的贸易在这当中发挥作用。由于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这部机器变了形，改了样。此外，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贵族仍然在非基督教徒手中。为了支付数额大得无法以现金支付的赎金，这个国家后来花光了铸币，并把首饰、宝石全都运往摩洛哥和阿尔及尔两地。更糟的是，大批人被俘使这个地域狭窄的王国失去了行政干部和军事干部。这种种原因加在一起，就使葡萄牙这时比在它的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无法克服它的衰弱状态。对历史学家来说，对大量就卢西塔尼亚的衰落这个题目进行论述发挥的著作进行筛选并且量度这个小王国的真正苦难，并非易事。但是，如果说这个王国过去已经受到一种衰退、一种慢性的潜在疾病的感染的话，那么它在这个1578年的夏季就受到一种突然发作的昏厥症的侵袭。环境和事件使它的病情大大恶化。
对病人来说，落到一个庸医手里真是不幸到了极点。63岁的老红衣主教、幸运者埃马纽埃尔的儿子中的最后一个幸存者，患足痛风。肺痨使他身体衰弱不堪。他的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助长了葡萄牙王国的日益扩大的动乱。他多年的积怨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因为在东·塞巴斯蒂安的随性之所至、行事毫无定规、反复无常的政府的统治下，他不得不千百次忍气吞声。他登上王位后，对这些记忆犹新，并且进行报复。第一批受他害的人中的一个是拉法藏达的很有权势的秘书佩德罗·德·阿尔科卡巴。他解除了这个秘书的一切职务并加以流放，但是，他却无法把此人和他的大批拥护者排除在这场政治赌博之外。
这个笨拙的举动，为西班牙的阴谋扫清了道路。菲利普二世由于他母亲的婚姻，对葡萄牙王位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利。在他和他觊觎的王位之间横阻着布拉冈斯公爵夫人拥有的和他竞争这个葡萄牙王位的权利。公爵夫人的这种权利同样无可争议。但是，这个“封建”家族没有能力同西班牙国王斗争。在参加争夺王位的人中，还有东·路易的私生子——克拉托的修道院长。东·路易也是幸运者埃马纽埃尔的儿子。但是，克拉托的修道院长作为私生子，他的出生对他要求继承王位颇为不利。事实上，在菲利普二世和葡萄牙的王位之间，只阻隔着里斯本的老君主。这个老君主的高龄和他那朝不保夕的健康状况，自1578年秋季起就已提出他的王位的继承问题了。菲利普二世立即向葡萄牙派去一个机动灵活、能言善辩的外交官克里斯托瓦尔·德·穆拉。这个外交官来葡萄牙后大事馈赠金银，封官许愿。红衣主教国王自身的错误也以同样的程度使葡萄牙的亲西班牙党有了首批成员。克里斯托瓦尔·德·穆拉的确也和佩德罗·德·阿尔科卡巴挂上钩，有了联系。
此外，红衣主教国王的虔诚的信仰使他把他自己和整个葡萄牙交托给耶稣会，受耶稣会的精神统治。耶稣会会士和西班牙这个强大的外国结盟的程度如何？在这个问题上，马丁·菲利普松发表的文献资料被人遗忘。耶稣会会士虽然到那时为止一直被菲利普二世排斥在一边，但同意和他在葡萄牙进行合作，这是事实。最初敌视他的西班牙侄儿，相反却宠爱他的侄女卡德琳·德·布拉冈斯的亨利红衣主教国王，后来竟情不自禁地发表了半官方的有利于菲利普二世的声明。对于这种思想转变有多种解释。但是，这些解释都不排除耶稣会会士可能采取了干预行动。这个修会的会长E.梅尔库里亚诺发出的接受菲利普二世的要求的信的时间是1579年1月150。他手下的人（这些人起初更倾向于支持布拉冈斯夫人）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改变立场，转而为菲利普二世效劳。毫无疑问，他们希望从菲利普二世那里得到恩典，而在欧洲大陆内外，菲利普二世比任何人都更不吝惜施与这种恩典。
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的民族独立就不大可能得到维护。要维护民族独立，这个国家必须武装起来，它的统治者必须下定决心采取在民族内部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处理王位继承问题引起的危机。总而言之，要承认布拉冈斯家族，或者说如果需要的话，要承认克拉托的修道院长。然而这位红衣主教国王却把国家的全部防务弃置一旁。这些防务意味着巨额费用。这位老国王同意支付的唯一费用是赎回仍然留在摩洛哥的俘虏所需的费用。他虽然对为赎回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的俘虏花费多少从不吝惜，但是对国家的防务却分文不花。如果国家在这样一条道路上行进的话，它的臣民，至少他们当中的富人，特别是商人，可能也不会下定决心作出必要的牺牲。
红衣主教国王也必须在他自己的继承问题上迅速作出决定。然而，他却把时间浪费于同法国前王后、查理九世的遗孀谈判他自己的只有得到教廷的特许才有可能成功的婚姻问题。是否把这个遗孀许配给他，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西班牙驻罗马大使轻而易举就阻挠了这次谈判。这位老君主违心地忍从了。我们不要把他想象成是个18世纪的修道院长，是个老风流。国是的理由支配他，使他萌生了缔结这门婚事的想法。正如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一样，这个想法证明这位红衣主教国王是唯一不相信他的死亡即将来临的人……
在遭到这次挫折后，他不再关心他自己的继承人问题。不错，他召开了国会，并试图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所有的觊觎王位者都把他们的证件呈交给这个机构。但是，他剩下的很少的一点意志和毅力主要被用来反对克拉托的修道院长。他怀着深仇大恨折磨迫害他，企图利用他的非婚生性这个污点使他信誉扫地，甚至把他赶出王国。这就迫使克拉托的修道院长东·安东尼奥去西班牙避难了一个时期。后来，当他返回祖国时，便去他自己的领地躲藏起来。
不管怎样，菲利普二世决心捍卫他对葡萄牙王位拥有的继承权。从1579年起，他就开始进行战备武装，而且在进行时大事张扬。他很想让欧洲，特别让葡萄牙知道这件事。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已经调集了重兵。他的兵力——两万来人——足够进行这一入侵活动。然而，调动、集结他的军队需要大量金钱，特别需要向托斯卡纳大公借一笔40万埃居的巨款，151还需要从驻意大利的卫戍部队中抽调一部分兵力。兵员、粮食和作战物资集中后，两万来人会合起来。 这些集结活动使得从君士坦丁堡到英国到处都人心惶惶。君士坦丁堡的人认为这些努力是针对阿尔及尔的。伊丽莎白女王和英国认为菲利普二世有入侵他们的岛屿的图谋。没有一个地方像葡萄牙那样强烈地感受到这场神经战。
这个国家的平民大众强烈反对可怕的邻国——西班牙——的统治。城市里的平民百姓、低级教士仇恨西班牙人，仇恨之强烈使有钱有势的人心惊肉跳。平民大众的愤怒使这些人不敢公开背叛。因而产生了“背叛”的特殊形式，产生了虚伪的面孔、骗人的侈谈。爱国的辞藻和审慎的行动。平民百姓就这样被生活富裕的人、有钱人和知识分子拱手交给敌人。有钱人既然往往是外国人——佛兰德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而且他们还很不愿意承受战争会带来的、他们又会身受其害的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因此，他们怎么会不反对进行抵抗呢？高级教士的思想情况和贵族的思想情况，即往往军队的思想情况，与上述思想状况很相近。葡萄牙在东面无疑受到大自然的保护。从卡斯蒂利亚高原到葡萄牙低地，道路崎岖难行而且被强固的堡垒阻断。但是，这条边界线只有在得到决心自卫的国家的支撑时才具有它的价值。克里斯托瓦尔·德·穆拉散发的金钱不足以把作战的愿望全部彻底排除、驱散，正如边境地区的西班牙“封建主”的谈判不足以解除他们的葡萄牙邻居——城堡、村庄和为王国提供安全保证的要塞的主人——的武装一样。但是，比个人——无论是出生为葡萄牙人的穆拉自己或者是曾经担任西班牙国王驻里斯本大使的奥苏纳公爵——的微弱的努力更加有效的，甚至比背叛出卖、背信弃义这种哈布斯堡家族的政策的宝贵的手段，这种哈布斯堡家族喜爱的武器更加有效的，却是时机和形势的雷霆万钧、压倒一切的力量。葡萄牙需要美洲的白银。它的海军的大部分已经在大西洋上为西班牙效劳。152里斯本的有钱有势的人转而归附西班牙，这是同已经受到新教徒的海上行劫和硬币缺乏困扰的葡萄牙帝国感到的需要有关联的。这种需要就是绝不同它那个太强大的邻国争斗，而是依靠这个邻国。比1578年和158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发生的事件更能证明上述情况的，或许是这件事件产生的后果，是葡萄牙的长期从属地位，是只有1640年的灾难才断绝了的或者使人能够更好地断绝的它和西班牙的相依为命的关系。我们也不要忘记西班牙现在已经统一起来，不再分裂为互相敌对的地区、省份（当时已经不再是阿尔朱巴罗塔的时代。我们在前后文里常常提到这个时代在这方面的图景）。因此，葡萄牙就只有通过同新教强国、拉罗舍尔、荷兰人、英国人结成联盟才能维护它的独立，使之不受西班牙损害。这是西班牙人已经注意巧妙地强调指出的、但葡萄牙已经感到无法逃避的现实。克拉托的修道院院长之所以后来试图返回自己的王国失败，是因为他搭乘英国船来，是因为他和罗马的敌人勾结，进行密谋策划，是因为他甚至将近1590年的时候还同土耳其人进行谈判……
1580年的军事政变
1580年2月，红衣主教国王亨利死去。在他的遗嘱指定的摄政王中，有两三个已经被争取到菲利普二世那一边。153菲利普二世将让他们自己处理王位继承问题，还是信赖想把自己的仲裁强加于人的教皇的判决？事实上，菲利普二世认为自己拥有不受时效限制的继承葡萄牙王位的权利。这是一种神授的权利，根本不存在要把这种权利提交各个摄政王或者国会讨论的问题。他不乐意承认教皇拥有的世俗的最高权力，不愿意接受教皇的裁决。此外，他现在确信可以在地中海得到和平。在同荷兰、法国、英国的关系方面，他也满怀自信，因此，他可以指望在欧洲的风雷激荡、变幻莫测、险象环生的局势中，得到暂时的歇息。葡萄牙在他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但条件是他必须迅速行动。这正是格朗弗勒自到达埃斯科利亚尔之日起就敦促他进行的事。是这位红衣主教和君主同样积极地，甚至比君主还更加积极地，加快了事件发展的进程。也是这位红衣主教确保已经失宠、但其声誉似乎是胜利的保证的阿尔贝老公爵被任命为军队的统帅。知道在时机到来之时捐弃前嫌宿怨，把自己个人的厌恶反感弃置一旁，是格朗弗勒的德行之一。对他这个外国人来说，照顾西班牙人，照顾他们可怕的帮派山头，照顾他们的敏感性格，可能是一种需要。他难道不就是授意对安东尼奥·佩雷斯和埃波丽公主采取半宽大的减刑措施的那个人吗？
入侵葡萄牙的战争这一简单的散步似的军事行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葡萄牙边境的障碍工事不攻自毁。6月12日，西班牙军队深入葡萄牙境内，直抵巴达霍斯。坚固的埃尔瓦斯要塞和奥利文扎要塞，先后都不战而降。经由扎塔斯山谷通往里斯本的道路已经打通。在这个期间，一支由普通船只和帆桨战船组成的西班牙舰队7月8日驶离圣玛丽亚港，占领葡萄牙的阿尔加维的海岸上的拉古什并且很快在塔古斯河的河口出现。6月19日在圣塔伦被宣布为国王的克拉托的修道院院长东·安东尼奥由于平民百姓的支持，以主人的身份进入里斯本。但是，要在这座供应情况很糟、几个月来瘟疫猖獗为害造成大量死亡、现在又被驶来的西班牙舰队切断了它与外界的联系的大城市里坚持下去，就需要采取紧急的救亡措施。更需要的却是时间。紧急救亡措施，特别是财政方面的紧急救亡措施，并不缺乏，例如没收教会和修道院的钱财、使货币贬值、向商人强迫借款……等。但是，时间过于紧迫，形势异常严峻。是西班牙的行动迅速，而不是修道院院长东·安东尼奥的所谓的软弱（特别在他与阿尔贝公爵的间接的、蓄意争取一点时间的谈判中）使这个觊觎王位者垮台。叛变和投降活动在他周围进行。锡图巴尔遭到来自海上和陆上的进攻，于7月18日不战而降，但是这并没有使它免遭洗劫。入侵部队于是抵达塔古斯河小港湾。这个港湾像个小海那样广阔。毫无疑问，这是个巨大障碍。但是，对于一支把一系列西班牙军队毫无困难地一直运送到位于河的北岸的卡什凯什的舰队来说，这倒并不是个什么障碍。这次战斗以从西部和从塔古斯河右岸对首都的进攻告终。东·安东尼奥试图在阿尔坎塔拉桥上使用少量部队保卫通往里斯本的通道。但是，当天晚上，首都主动投降。征服者饶恕了这座城市，没有加以洗劫，或者至少是他们只洗劫了这座城市的郊区。
修道院院长东·安东尼奥作战受伤，穿城逃走，在附近的萨卡文的小村子停留下来就医。他在那里聚集一批新的徒众，向科英布拉进发，然后强行进入波尔图并在该地停留了1个多月。他也试图在该地组织对西班牙的斗争，但同在里斯本一样，发生了多次小规模的叛变。格拉纳达海岸部队大统领桑乔·达维拉进行一次骑兵袭击，迫使他于10月23日逃离他最后的躲藏处，前往葡萄牙北部避难，直到一艘英国船驶来找到了他并把他运走为止。
这样，占领葡萄牙就只花了4个月时间。格朗弗勒在对菲利普二世的进谏里提请这位君主注意：恺撒为了不使他的进军速度减慢，不去占领已经攻下的城市，而是仅限于抓捕人质。1580年，西班牙入侵者似乎仅仅限于在所有有叛徒为他们打开了大门的地区推进。他们在葡萄牙人中间为已被征服的地区找到可靠的守护人。不需要运来大量援军，也不需要使用边境地区的领主的军队。在入侵行动开始之前，这些领主曾经被吁请派兵援助。让我们重复这一点：葡萄牙遗弃、出卖了自己，或者说被人遗弃、出卖了。
早在1580年以前，菲利普二世就巧妙地向葡萄牙人确认了他们过去享有的特权。他还承认他们享有新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葡萄牙后来没有并入卡斯蒂利亚王国，而是保存着它的行政机构、它的各个部门和国务会议等。总而言之，尽管在菲利普二世身上体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国家的王位的结合，但是，葡萄牙依然如故，保存着它的特性，保存的程度同阿拉贡一样，甚至超过。它仅仅是“西班牙的一个自治领”。154这当然丝毫不能为1580年的入侵辩护开脱。这一点并不是我们关切的，但说明了为什么这次征服得以维持下去，为什么它相当于一种持久的解决办法。
印度各邦得到这个消息，也不战而归附了西班牙。巴西也同样行事。在巴西，由于它西部边界的情况，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王位的结合对它来说，远非不受欢迎。只是在关于亚速尔群岛的问题上存在一些严重困难。由于菲利普二世的疆土突然扩大（葡萄牙的海外地区同西班牙的海外地区加在一起，使菲利普二世得到这个世纪最大的两个殖民帝国），这种突然扩大产生了大西洋由谁来支配控制的问题。不管是否自觉，由于大势所趋，菲利普二世的这个由不同的成分混合组成的帝国，将依靠大西洋。这个大洋是对它的存在来说必不可少的、联系它的大量领地的纽带。这个大洋是甚至在菲利普二世生前就已经被人称为他的抱负——全球王朝155——的基地。
西班牙离开地中海
上述种种情况使我们在叙述史实时远远离开了地中海。
菲利普二世从在里斯本定居之日起，就真的把他那个由不同的成分混合组成的帝国的中心置放在浩瀚的大西洋的岸边。这个他从1580年到1583年留住过的里斯本，是个令人赞美的城市。从这个城市可以对整个西班牙世界进行统治。它肯定比处于卡斯蒂利亚的荒野的包围之中的马德里的地理位置和生活起居设备优越，特别在进行一场新的争夺海洋控制权的斗争的时期更是这样。舰船不断在海面上穿梭驶行。国王甚至从皇宫就可以看见的并在他写给他的女儿——几位公主——的迷人的信中描绘的这个景象，难道不就是每天都在更新的、关于支撑着西班牙帝国的经济的现实事物的直观教学的一课吗？如果说作为地中海、意大利和欧洲内陆地区的激荡的风云的监视站，马德里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的话，那么里斯本就是大西洋岸边的一个极好的观察所。如果菲利普二世在筹建无敌舰队时完全了解这一点，如果当时他没有被系阻羁留在马德里因而远离战争的实际的话，那么多少延迟耽误，甚至多少灾难都可以避免啊！
西班牙的政策向西方摇摆和被卷入大西洋的强大的潮流的方式，在1582年和1583年之间发生的亚速尔事件（在这起事件中希腊群岛得救。与此同时，由于斯特罗齐的灾难，建立法属巴西的梦想破灭）、从1579年起到这个世纪末被人坚持不懈地使之复活的爱尔兰战争、对英战争的备战活动、1588年无敌舰队的出航、在1591年和1597年之间菲利普二世进行的对英国人的远征、包括对布列塔尼的部分占领这个重大问题在内的西班牙对法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英国和荷兰采取的对策、新教徒在整个大西洋上进行的疯狂的海上行劫等事件，虽然发生在地中海之外，但对地中海来说并非风马牛不相及。和平之所以能够在地中海重新建立，是因为战争转移，进入与它邻接的广阔地区，即西边的大西洋、东边的波斯的边缘以及印度洋等地区。西班牙的向西摇摆的运动同土耳其向东摇摆的运动对称。这些摇摆是纯粹叙述事实的历史由于它本身的性质而无法解释的巨大摆动。对这种现象或许可能有本书作出的解释之外的其他解释。但是，问题和现象本身非常清楚明确，不容争辩：长期在地中海进行对抗的西班牙集团和土耳其集团最后一下子就互相摆脱了。内海排光了在1550年和1580年之间构成它的主要特征的大国之间的战争。
本部分原注
1.L'accusation portée par une lettre de Charles IX.Saint-Gouard y répond longuement（au roi,Madrid,24 févr.1574,B.N.,Paris,Fr.16106）.Si des agents espagnols ontétédans les assemblées des rebelles,qu'on en saisisse un ou qu'on lui donne son nom.Ayant les noms il leur mettrait l'inquisition “si bien a doz qu'il faudroit qu'elle perdist tout crédit ou qu'ells s'atachast au mesme Roy s'il se voulloit servir contre Votre Majestéde telles praticques lesquelles je ne puis penser ni croire...”.Sans doute leur désir est-il de brouiller tout en France“...je crois qu'ilz seroient trais ayses que Votre Majesté feust toujours troublé en sa maison pour le pensement qu'ilz ont que cela leur sertàé remédier et à ordonner la leur...”.Sans doute encore,ajoute Saint-Gouard“...choses d'estat permettent ou pour le moins souffrent quelquefois de l'honneste”.Philippe Il pourrait-il intriguer avec les Huguenots alors qu'il déclare pour ses Pays-Bas “qu'il les ayme mieux perder de consentir chose quelle qu'elle soit contre la relligion et foy cath.”et s'il s'entendait“contre le service de Votre Majesté au dedans son royaume je croy que ce seroit plus tost avecques quelques brigans qui ont pris ung tiers estat et lesquels ne sont fondez ne pour le service de Dieu ne celuy de Votre Majesté en ce qu'ilz se sont trouvez aux armées ou par les provinces sous coulleur de se dire catholique les armes à la main avecqz toute insolence se rassasier de leur enragée avarice”.—Et l'affaire Henri de Navarre,Claude Du Bourg?voir ci-dessus,I,pp.343-344.
2.A.O.MEYER,England und die katolische Kirche,I,p.28,cité par PLATZHOFF,Geschichte des europ.Staatensystems,p.42.
3.Pescaire au roi,12 juin 1570,Simancas E o 1133.
4.Je laisse un prénom illisible sur ma copie.
5.Relation de Margliani,11 févr.1578,Simancas E o 489.
6.Rapport sur Estefano Papadopoulo,Madrid,21 juin 1574 “...y es menester mirar les mucho a las manos...”,Simancas E o 488.
7.Cf.entre autres H.WÄTJEN,op.cit.,pp.67-69.
8.Mémoire de Du BOURG,trad.esp.,1576,A.N.,K 1542.
9.Lettre de Selim second empereur des Turcs,à Don Juan d'Autriche“luy envoyant des présents los qu'il était général de l'armée chrestienne”,B.N.,Paris,Fr.16141,f o 440 à 446.
10.Lo que refiere Juan Curenzi...,30 juin 1573,Simancas E o 1063,f o 35.
11.L'évêque de Dax au roi,Const.,16 juil.1573,E.CHARRIÈRE,op,cit.,III,p.405.
12.Le même au même,Const.,26 juil.,1573,ibid.,pp.413-416.
13.Au roi,Venise,26 févr.1574,ibid.,p.470,note.
14.Voir note 11.
15.L'évêque de Dax à Catherine de Médicis,Constantinople,17 févr.1574,E.CHARRIÈRE,op.cit.,III,p.470 et sq.
16.Pietro EGIDI,Emanuele Filiberto,op.,cit.,II,p.128 et sq.
17.L'évêque de Dax au roi,18 sept.1574,E.CHARRIÈRE,op.cit.,III,p.572.
18.Ibid.,p.572.
19.Au roi,ibid.,pp.424-427,Constantinople,4 sept.1573.
20.Le même au même,ibid.,pp.470-475,24 mars 1574.
21.Le gros incident du“fort”de Sebenico,ibid.,17 févr.1574,pp.462-470.
22.Voir note 5,ci-dessus.
23.E.CHARRIÈRE,op.cit.,III,p.467.
24.17 févr.1574,ibid.,III,pp.462-470.
25.Relacion que hizo Livio Celino...,1574,Simancas E o 1333.
26.Granvelle au roi,Naples,6 févr.1575,Simancas E o 1066.Lettre assez pessimiste du cardinal.Avec le changement de règne,il va falloir acheter de nouvelles intelligences,d'où de nouvelles dépenses,tout comme l'empereur à propos de sa trêve dont il faut obtenir à nouveau confirmation.Le nouveau souverain,Amurat ,a 28 ans,“belliqueux,aimé de ses sujets...”.
27.Constantinople,8 mars 1577,A.d.S.,Venise,Secreta Relazioni Collegio,78;Guzmán de Silva au roi,Venise,28 avril 1577,Simancas,E o 1336,signale le passage de D.Martín qu'il appelle D.Garcia de Acuña,parti à Const.avec un sauf-conduit pour le rachat de captifs,en fait pour traiter de la trêve y a salido con la resolution dello por cincos años...Pour l'arrivée de D.Martin à Constantinople,les avis français donnent la date fausse du 15mars.
28.Simancas E o 159,f o 283.
29.Mondejar à Antonio Pérez,Naples,30 avril 1577,Simancas E o 1074,f o 31.
30.Cost.,2 mai 1577,transmis sans doute par G.de Silva,Simancas E o 1336.
31.Voir note 2.
32.Martín de Acuña au roi,Madrid,6 juin 1577,Simancas E o 159,f o 35.
33.Silva à Philippe II,Venise,19 juin 1577,Simancas 1336.
34.Don Martín de Acuna à S.M.,Madrid,1578,sans autre précision.Simancas E o 159,f o 283.
35.Mondejar à Philippe II,Naples,13 août 1577,Simancas E o 1073,f o 136.
36.Fernand BRAUDEL,“La mort de Martín de Acuña”,in: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Marcel Bataillon,1962.Cf.F.RUANO PRIETO,“D.Martin de Acuña”,in:Revista contemporánea,1899.
37.G.Margliani à Antonio Pérez,Constantinople 30 avril 1578,Simancas E o 489.
38.Cf.GERLACH,Tagebuch,p.539;E.CHARRIÈRE,op.cit.,III,p.705.
39.Pour tout ce qui suit,le long mémoire de G.MARGLIANI,février 1578,Simancas E o 488.
40.E.CHARRIÈRE,op.cit.,III,p.705.
41.A Henri III,Const.,22 janv.1578,E.CHARRIÈRE,op.cit.,III,p.710.
42.Op.cit.,p.160;J.W.ZINKEISEN,op.cit.,III,p.499.
43.Lo que se tratto y concerto entre el Baxa y Juan Margliano,7 févr.1578,Simancas E o 489.Copie du même document faite en 1579 peut-être,Capitoli che si sono trattati fra l'illmo Sre Meemet pascià （di）buona memoria...,Simancas E o 490.
44.Lo que ha de ser resuelto sobre lo de la tregua （1578）,Simancas E o 489;sur la non conclusion d'accords économiques,Margliani （à Antonio Pérez?）,11 févr.1578,Simancas E o 489.
45.Simancas E o 489.La victoire de Gembloux est du 31 janv.1578.
46.Relacion de lo que ha passado en el neg o de la tregua y suspension de armas con el Turco y lo que para la conclusion della llevo en comon don Juan de Rocafull y el estado en que al presente esta（1578）,Sim.E o 459,f o 28（ou f o 281）.Ces textes non datés doivent être resitués entre le début de juin et le 12 sept.1578,question de délais postaux:à titre d'indicatión une lettre de Margliani adressée à Antonio Pérez de Const,le 9 déc.1578 lui arrivait,le 31 mars 1579,après un voyage de 3 mois et 22 jours.
47.Date de son instruction seconde,12 sept.1578,voir ci-dessous note 3.Don J.Rocafull est le Don Juan de Rogua,de Valenza,dont parle GERLACH,cité par J.W.ZINKEISEN,op.cit.,III,p.500.
48.Don Juan de Cardona à Philippe II,Barcelone,1er nov.1576,Simancas E o 335,f o 58“...y con correo por tierra ordenando a Don Juan de Rocafull hizieze despalmar las nueve galeras”.
49.Instruccion segunda a Don Juan de Rocafull,Madrid,12 sept.1578,Simancas E o 489.
50.J.W.ZINKEISEN,op.cit.,III,p.500.
51.E.CHARRIÈRE,op.cit.,III,p.777.
52.Juan de Idiâquez à Phillippe II,Venise,5 févr.1579,A.N.,K 1672,G 1,n o 22.
53.J.de Idiâquez à Philippe II,Venise,4 mars 1579,A.N.,K 1672.
54.E.CHARRIÈRE,op.cit.,III,p.852 note,mais l'avis du 9 janv.1580 vise autant l'avenir que le passé.Qu'a pu signifier aussi le texte de 1579 dont nous avons donné mention supra,II,p.441,note 2.
55.Echevarri à Margliani,Gazagua,2 sept.1579,A.N.,K 1672,G 1,n o 117.Le même au même,Caravancara（sic）,2 sept.1579,ibid.,n o 118,se plaint de Brutti “bellaco”.
56.Margliani à Antonio Perez,Péra,2 sept.1579,Simancas E o 490.
57.Germigny au roi,Vignes de Péra,16 sept.1579,Recueil,p.8 et sq.
58.Laquelle ne sera d'ailleurs connue à Constantinople qu'au début d'avril 1580,G.Margliani au vice-roi de Naples,Vignes de Péra,9 et 14 avr.1580,A.N.,K 1672,G 1 n o 166.
59.Const.,4 juill.1579,copie it.,A.N.,K 1672,G 1,n o 81 a.
60.E.CHARRIÈRE,op.cit.,III,p.782 et sq.,note.Sur les exploits du “général”Du Bourg,voir ci-dessus,I,pp.343-344.
61.Ibid.,p.885 et sq.
62.Grand com.de Castille à Philippe II,9 juin 1580,Simancas E o 491.
63.Margliani à D.J.de Çuñiga,3 févr.1580,Simancas E o 491.
64.Margliani au vice-roi de Naples,15 oct.1580,Simancas E o 1338.
65.Le même au même,2 févr.1580,résumé de chancellerie,Simancas E o 491.
66.E.CHARRIÈRE,op.cit.,III,p.872 et 876,note.
67.Const.26 févr,1580 Simancas E o 1337.
68.Margliani au grand commandeur,Vignes de Péra,27 févr.1580,Simancas E o 491,copie.
69.Le même au même,7 mars 1580,Simancas E o 491.
70.Le même au même,29 oct.1580,Simancas E o 1338;Germigny au roi,24 mars 1580,E.CHARRIÈRE,op.cit.,III,p.885.
71.Le même au même,12 mars 1580,copie,Simancas E o 491.
72.Voir note précédente.
73.Le même au même,18 mars 1580,Simancas E o 491.
74.Ch.de Salazar à Philippe II,Venise,18 mars 1580,Simancas E o 1337.
75.Les lettres de Margliani au grand commandeur,23 et 25 mars 1580（Simancas E o 491）ne donnent pas la date exacte de cette signature.Mais Germigny est formel,24 mars 1580.E.CHARRIÈRE,op.cit.,III,pp.884-889.
76.2 mai 1580,A.Vaticanes Spagna n o 27,f o 88.
77.Au roi,17 mai 1580,E.CHARRIÈRE,op.cit.,III,pp.910-911.
78.M.PHILIPPSON,Ein Ministerium unter Philipp II.,p.404;L.von PASTOR,Geschichte der Päpste,t.IX,1923,p.273;H.KRETSCHMAYR,op.cit.,III,p.74.
79.J.W.ZINKEISEN,op.cit.,III,p.107.
80.9 et 14 avr.1580,A.N.,K 1672,G 1,n o 166.
81.Ibid.
82.Ibid.
83.（Avr.1580）,Simancas E o 491.
84.Margliani au vice-roi de Naples,Péra,29 oct.1580,Simancas E o 1338.
85.Le même au même,Péra,10 déc.1580,Simancas E o 1338.
86.Le même au même,Péra,20,21,26（29 ou 30）déc.1580,résumé de chancellerie,Simancas E o 491.
87.Tous ces détails d'après la lettre de Margliani au grand commandeur （fin déc.1580）,A.N.,K 1672,G 1,n o 169.
88.Bartolomè Pusterla à D.Juan de Çuñiga,avis du Levant,4 févr.1581 in:Cartas y avisos...,pp.53-54.Germigny au roi,4 févr.1581,Recueil...,p.31;E.CHARRIÈRE,op.cit.,IV,pp.26-28 note,parle des“escuz neufs marquez au coing d'Aragon”avec quoi Margliani a payé les Pachas.Avis du Levant,4 févr.1581,Simancas E o 1339.
89.Margliani à D.J.de Çuñiga,4 et 5 févr.1581,Cartas y avisos...,op.cit.,p.55:5 févr.1581,Sim.E o 1339.Je lis sur mon texte Sciaous Pacha et non comme l'éditeur anonyme des Cartas,Scianus...
90.Voir note 88.
91.Don Juan de Çuñiga à Philippe II,Naples,3 mars 1581,reçue à Tovar le 23 mars.Simancas E o 1084.
92.Don Juan de Çuñiga au marquis de Alcaniças,4 mars 1581,Simancas E o 1084.
93.E.ALBÈRI,op.cit.,I.V,p.328.
94.Au nonce d'Espagne,Rome,11 juill.1580,A.Vat.,Spagna 27,f o 123...il passar con silentio nel fatto de la treguaè stata buona risolutione poiché il farne querella in questo tempo non potria sinon aggiungere traraglio a S.Mtà senza speranza di frutto.
95.Op.cit.,p.181.
96.A l'extrême rigueur en 1584 par Margliani lui-même,si l'on interprète librement une indication de J.von HAMMER,op.cit.,VI,pp.194-195.Trêve prolongée pour deux ans en 1587,mais il ne fournit pas ses sources.
97.Comme M.de Brèves,en 1624,le pensait.E.CHARRIÈRE,op.cit.,IV,p.28,note.
98.Je pense notamment à celui de Franz BABINGER,“Suleiman der Mächtige”,in:Meister der Politik,2 vol.,Stuttgart et Berlin,1923.
99.J.von HAMMER,op.cit.,VII,p.70.Sur tous ces problèmes voir le livre bref,mais décisif de W.E.D.ALLEN,déjà cité.I,p.105,n,2.
100.J.von Hammer,op.cit.,p.77.
101.B.N.,Paris,Ital.,1220.
102.Ibid.,f o 317 v o （vers 1572）.
103.J.von HAMMER,op.cit.,VII,p.75.
104.Ibid.,p.80;Voyage dans le Levant de M.d'Aramon,op.cit.,I,108.
105.De Grantrie de Grandchamp à M.de Foix,Const.,30 août 1569,E.CHARRIÈRE,op.cit.,III,pp.62-66.
106.J.von HAMMER,op.cit.,VII,p.81.Sur la guerre de Perse,le vieil ouvrage de Hammer utilise les sources précieuses de Minadoi et de Vicenzo degli Alessandri et les sources orientales,celles des historiens Ali et Pertchewi.Une fois de plus l'occasion est bonne de dire la supériorité de ce vieux livre sur ceux de ses successeurs,J.W.ZINKEISEN et N.IORGA.
107.Péra,9 déc.1578（Margliani à Pérez,reçue le 31 mars 1579）,Simancas E o 489.
108.Que n'eût dit Émile-Félix Gautier à son sujet?
109.Venise,7 janv.1579,A.N.,K 1672,G 1.
110.Const.,4 févr.1579,A.N.,K 1672,G 1.
111.Const.,24 mars 1579,ibid.
112.Juan de Idiaquez à Philippe II,Venise,21 mars 1579,ibid.,n o 35.
113.X.de Salazar à Phillippe II,Venise,8 juill.1579,ibid.,n o 84.
114.Margliani（référence exacteégarée）.
115.J.de Idiáquez à Phillippe II,Venise, 29 avr.1579,A.N.,K 1672,n o 56,copie.
116.Germigny au roi,Péra,16 sept.1579,Recueil,p.10;Relacion de lo que ha succedido al capitan de la mar Aluchali desde los 17 de Mayo que partio de aqui de Constantinopla asta los 6 de agosto sacada de las cartas que se han recibido de Juan de Briones y Aydar Ingles,A.N.,K 1672,G 1,n o 115（Même relation,Simancas E o 490）.Relacion de lo que ha sucedido de los 9 de agosto hasta los 28,A.N.,K 1672,G.1,n o 116.Euldj Ali est rentré à Constantinople le 10 sept.（cf.Germigny,cité au début de cette note）avec 13 galères.
117.Const.29 avr.1579,A.N.,K 1672,n o 56,copie.
118.Margliani à Antonio Perez,Péra,2 mars 1579,Simancas E o 490.
119.Le même au même,5 sept.1579;ibid.
120.J.de Cornoça à S.M.,Venise,17 oct.1579,A.N.,K 1672,G 1,n o 142 a.
121.Salazar à Philippe II,Venise,7 sept.1579,ibid.
122.Ibid.
123.Germigny au roi,Péra,16 sept.1579,Recueil...,p.10.
124.Voir note 5.
125.Germigny au grand-maître de Malte,Péra,8 oct .1579,Recueil...,pp.17-18.Jusqu'à Erzeroum seulement,J.von HAMMER,op.cit.,VII,p.96.
126.J.von HAMMER,op.cit.,VII,p.97.
127.Ibid.,p.98.
128.Il meurt le 27 avr.1580,E.CHARRIÈRE,op.cit.,III,p.901.
129.Trois lettres de Margliani à Don Juan de Çuñga,27 et 30 avr.1580,Simancas E o 491.Résumé de la chancellerie.
130.J.von HAMMER,op.cit.,VII,p.104.
131.Ibid.
132.Ibid.,p.112.
133.R.Hakluyt,op.cit.,II,p.171.
134.J.von Hammer,op.cit.,VII,p.113,note 1.
135.Ibid.,p.223.Donc victoire turque,G.BOTERO,op.cit.,p.188 v o,la voit de la façon suivante:“car bien que le Turc ait été désfoit et mis en route plus d'une fois,il ha ce néanmoins,en se fortifiant peu à peu es lieux propres,occupé très grands pays:et finalement ayant pris la grande ville de Tauris,il s'en est asseuré par une grosse et forte citadelle.Ainsi ceux de Perse pour n'avoir des citadelles et forteresses ont perdu la campagne et les villes aussi”.
136.Karl BROCKELMANN,Geschichte der islamisch.Völker und Staaten,1939,p.282;sur le personnage et ses curiosités,Erich BRÄUNLICH,Zwei türkische Weltkarten...,Leipzig,1937.
137.La formule est malheureusement un peu trop simple.Mais comment,ici.entrer dans tous les détails?Vitorino Magalhães Godinho qui prépare un travail d'ensemble sur l'océan Indien au XVIe siécle me fait remarquer que les flottes portugaises sont composées de voiliers,disons atlantiques,de navires de types indigénes et aussi de galéres...une flotte composite,pour des tâches diverses.
138.M.A.Hedwig FITZLER,“Der Anteil der Deutschen an der Kolonialpolitik Phillips II in Asien”,in: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1936,pp.254-256.
139.Lisbonne,22 févr.1588,Arch.port.or.,III,n o 11,cité par M.A.H.FITZLER,art.cit.,p.254.
140.Cf.W.E.D.ALLEN,op.cit.,pp.32-33 et notes,qui rectifie l'erreur de ma 1reédition.
141.14 mars 1588,ibid.,n o 43,cité par M.A.H.FITZLER,art.cit.,p.256.
142.M.A.H.FITZLER,art.cit.,p.256.
143.Pierre Chaunu,art.cit.,in:Revue du Nord,1960,p.288 et Conjoncture,p.629 et sq.
144.M.PHILIPPSON,op.cit.,p.62;Correspondance de Granvelle,VII,p.353.
145.Granvelle à Marguerite de Parme,12 août 1579,PHILIPPSON,op.cit.,p.71.
146.Nullement éclaircies par le livre hâtif et partial de Louis BERTRAND,Philippe II.Une ténébreuse affaire,Paris,1929.Le gros problème reste celui de l'authenticité ou non du manuscrit de La Haye.Le beau livre du Dr G.MARAÑON,Antonio Pérez,2 vol.,Madrid,2e édit.,1948,renouvelle ces problèmes sans les éclaircir entièrement.
147.M.PHILIPPSON,op.cit.,p.104 et p.224.
148.Général DASTAGNE,“La bataille d'Al Kasar-El-Kebir”,in:Revue Africaine,t.62,p.130 et sq.,et surtout le récit de QUEIROZ VELLOSO,D.Sebastião,2e éd.,Lisbonne,1935,chap.IX,p.337 et sq.repris par ce même auteur au tome V de l'Historia de Portugal,de Damião PERES.
149.Ch.A.JULIEN,H.de l'Afrique du Nord,p.146.
150.Mercuriano à Philippe II,11 janv 1579,Simancas E o 934;le même au même,Rome,28 avr.1579,ibid.;M.PHILIPPSON,op.cit.,p.92,note 2 et p.93,note 1.
151.Le grand-duc de Toscane à Philippe II,Florence,17 juin 1579,Simancas E o 1451.Voir également R.GALLUZZI,Istoria del Gran Ducato di Toscana,III,p.345 et 356.
152.Le Portugal au service de l'Espagne depuis la crise de 1550,depuis la victoire du métal blanc d'Amérique.Large immigration portugaise vers les villes d'Espagne et notamment Séville.
153.R.B.MERRIMAN,op.cit.,IV,p.348,d'après la correspondance des Fugger,remarques éclairantes,The Fugger News-Letters,p.p.V.vonKLARWILL,1926,t.II,p.38.
154.Voyez, à ce sujet,les remarques de Juan Beneyto PÉREZ,Los medios de cultura y la centralización bajo Felipe II,Madrid,1927,p.121 et sq.
155.Grand problème et bien aperçu par Jacques PIRENNE,Les grands courants de l'hist.universelle,II,1944-1945,p.449 et 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