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8月，为了一个月的宗教学习，我和妻子[1]离开贵州镇远的家前往黔西。那里是阿尔伯特夫妇的教区，当时他们在安顺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决定在宗教节日里，以学校的名义，邀请在贵州的外籍教会人员聚会。我们希望通过参加这次活动，在那里同分离的朋友相聚[2]。
对这些活动，当时我们并没有抱多大期望，不过，在我们返回时，它却带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赐福”。临行前，妻子祈祷时曾隐约预感“上帝将保佑我们走遍天涯海角……即使世界末日，也将与我们同在。”对此，我则认为：“他的爱，将使我们战胜一切。”
在此之前，我曾收到德国朋友寄来的一本书，名为《在中国的绑票》，讲的是瑞士巴塞尔的两个教士，在广东境内横遭共产党逮捕和监禁。这事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对妻子感叹：“这真不可思议。”他们被绑架的时间长达18个月，因为这么长的时间，单就中国的食物而言，对西方人已达忍受极限，更何况是那种非人的待遇。
当从安顺准备返回镇远时，传闻那边出了“乱子”。我们不明白“乱子”是什么，也不清楚当时政府军队（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队，即国民党军）的动向。回家的路有大小两条，我们选择了小路。享有特权的我们根本未考虑安全问题，当时只想尽快赶到海曼[3]那里过礼拜日[4]。半路上，我们遇见了德国牧师卡斯劳斯，他说：“红军正由前面开过来，不过到旧州的一段还安全（海曼夫妇的教区，距我们仅两天半的路程），再远就难说了。”我们感到还可以向前走，再说，到旧州（黄平境内）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听到家那边的消息。
到旧州后，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宁静的礼拜日。在城外的小河边，我们还举行了洗礼。第二天晚饭时，我们告诉海曼夫妇，我们决定继续前进。10月1日（是我们离开英格兰12周年纪念日），我们离开了旧州，海曼先生把我们送出城，在城外小河边分手。
在那里，我们再次选择前进路线，或者走大路，或者走小路。我们认为无论哪条路都是上帝的安排。随行的厨师坚持走小路，城中政府军士兵也说应走小路；小路除近之外，也同样受到官方庇护。因此我们选择了小路。当我们爬上一座距预定在那里过夜的一个小村一英里远的山顶时，突然，山顶灌木丛中冲出了一些人，他们像捕猎一样抓住了我们。我妻子仍被放在她乘的滑竿上，不过手脚被捆在了旁边。这时，她还镇定地试图挽救我那本掉在地上的《圣经》，她对其中一个商人打扮手持左轮枪的人讲：“如果你们是抢东西，那就不要扔掉它。”显然，这对那些操江西口音的江西老表来说，让他们明白我们的意思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地区出现江西方言是很陌生的[5]。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人都戴着相同的帽子和佩带着红色标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儿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很杂乱，简直一个人一个样。他们来自山下的小村，衣服是随手弄来的，根本不注意布料颜色，有蓝、灰、紫、绿、黄、黑等颜色。我设法解释自己的身份，并告诉他们，如果不赶快释放我们，那么几天后，便必须为这些罪恶向上帝负责。
他们绑住我的一只胳膊带我下山，我妻子他们紧跟在后面。直到此时，我们仍不清楚这些人的身份。当看到山下小村里有许多他们的人时，我第一个印象是，抓我们的人是强盗，我们被绑票了。不过，当看清那些人在墙上新写的标语后，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就是共产党[6]！标语是用醒目的白颜色写的，字相当大，很远都能看见。这时，其中一个，颇骄傲地问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谁？”这些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穿戴相同，却是剪着短发的妇女。此时，我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他们给我们松了绑，并将我们带到一个大马厩里，准备同一群士兵一起过夜。他们发还了我们的所有物品，一丝不苟，甚至连我们的银角子都一文不少。
一个军官来问我们的身份，并通知我们今后必须跟他们走。我再次以上帝的名义做证，我们是无辜的。他却反问：“哪个上帝？让你到我们这里干什么？”我解释说：“您该知道伟大的上帝，或许，正是为了证明上帝的无处不在，而使我们来到这里……”这之后，我又被带到另一间房中去见他们的主要“法官”[7]。这时，“法官”让我们分别给我们的英国领事和吉布先生（英驻华教团主教）、鲁宾孙先生（贵州教区管事）以及镇远教堂写信，要求赎身，初步开价是每人10万元。此后我们被带回去睡觉，这时我们被更换到一个比马厩好的住处。村子中到处都是红军士兵，估计有1500人左右。当然，村子每个角落都被住满了。
带去见“法官”时，“法官”的妻子[8]始终坐在床上注视着我们。最初，我认为那个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实证明她很和善，并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当我告诉他们，我妻子不可能坚持跟他们走这么多路时，“法官”的妻子宽慰我，“我也是一个女人，她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的。”当我对“法官”阐述基督教义时，他总迷惑不解，因此，往往由他妻子再进一步解释我的这些“鬼话”。
我妻子和随行的那个中国女仆，勉强睡在几块破木板拼起来的破床上。我则在滑竿里睡。一些士兵在我们旁边睡地铺。天未亮，他们给我们送来一些大米饭和盛在洗脸盆里的炒卷心菜。这时，我们几乎没有一点儿食欲。天蒙蒙亮，队伍出发了。我们夫妇、女仆、厨师和四个挑夫，组成了一支小队跟着。两个挑夫挑着我们的随身物品，两个抬滑竿。高抬的滑竿，使妻子免受红军士兵们好奇的注视。刚开始走，天就下起了雨，开始的几英里走得很慢。这时，我辨别出队伍正朝旧州海曼夫妇的驻地前进。我们不由地为他们的平安而祈祷。
不久，我们到达这个小城的边缘，并停在城外的地方待命。这时可以清楚听到前方的枪声。上午9点，我们进入这座小城，被带到一所房中休息。一会儿，海曼一家和格蕾丝·恩布伦小姐[9]也被带到了这里。我们在这里见到了萧克将军。他、“法官”及其他两个军官（其中一个穿着海曼先生的雨衣）共同商量对这些新抓来的教会人员的处理办法[10]。虽然先前每人的开价曾为10万元，但现在牵扯有海曼夫妇的两个孩子（大的3岁，小的8个月），“法官”建议共60万，即成年人各10万，孩子各5万。不过，红六军军团指挥官萧克将军却坚持要平等对待，这样我们的赎金为70万元。
军团从江西出发，经由湖南、广西到贵州。他们一直在试图用电台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11]。
红军禁止私人在军中使用民夫。他们指责我们使用“苦力”的行为是丢掉了基督的博爱精神，告诉我们今后应学会依靠自己走路，同时，不管多远都得跟上。我的厨师曾徒劳地为其他人去寻找滑竿，但不久流着泪回来告诉我们，连海曼家中的那乘滑竿也被红军砸坏了。
第二天早上，天下起倾盆大雨，我们受命准备出发。我们去找“法官”，请求让妇女和孩子留下，但他却对我们这几个分别属于新西兰、加拿大、瑞士等三个国家的教士的请求孰视无睹。虽然最后海曼夫人和孩子以及我的妻子可以释放，但格蕾丝·恩布伦小姐却必须跟着走。而且，70万赎金不交足，将来剩下的人谁也别想走。
他们给了我一点儿时间来告别，我们走到窗帘后面。我对妻子说：“这样还好，让人们为我祈祷吧。”当时，谁也未曾想到，这一别竟是那么漫长。妻子在城外小河边最后举手向我告别时，我突然感到这条小河就是我们此生的永别之界。
我妻子的那乘滑竿暗中给了格蕾丝·恩布伦，我们走了大约五英里后追上她。我和厨师想帮助抬滑竿，但被卫兵拒绝了。这一天，我们只走了十五英里。红军正对这次攻克旧州的胜利十分得意。小城很富裕，从海带到鸡蛋什么都不缺。在吃的方面，每人都还分得了一些鲜猪肉。有的人戴上了毛织女帽，有的换上了新鞋，有些人则有了新雨伞，有的甚至将教堂的祭袍像披风一样披在身上。新衣服、旧衣服、杂色服装和床单，以及沿途丢弃的那些带不走的东西，在这里形成了一幅混乱而奇特的行军场面。
到一个小山村后，我们被带到宣传队前，当时，他们正在一切可写的地方用红、蓝、白色书写标语。有的内容是“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是中国的希望！”“不交租不还债！”有的则摘自马克思的著作如“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许多是反蒋的，如“打倒蒋介石！”还有部分内容是反日的。他们到处散发传单，并反复宣传他们是红军。这之后，他们给我拿来很稠的热奶和米饭，而且还加了糖。饭后，让我们坐在面对街的木椅上，身上别着“这是英国人”“这是瑞士人”等区别身份的红纸条。格蕾丝·恩布伦小姐一开始就在后面，过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到，她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人们围着我们，像看展览似的，又好奇、又新鲜地注视着这三个外国“罪犯”，真像一幅在他们土地上耐心等待外国间谍自我交待的漫画。这时有人态度激昂地进行演讲，而那些围观的人则像在地球上看到三脚猫一样评论着我们的大鼻子、黄头发和灰眼珠，但又总不明白。于是，我们便得到了“大鼻子”“勾鼻子”“外国鬼子”或“帝国主义分子”等许多奇特的称号。有些一直称呼到释放。卫兵则参照对“外侨”的称呼，当与我们熟悉后，也友好地称我们为“外国人”，甚至称“外国教士”什么的。后来他们似乎发现了最现实的称呼，即“成先生”或“薄先生”，甚至还亲昵地称作“老成”或“老薄”。名称的变化是非常有趣的。当他们听到有人使用侮辱性的名字称呼我们时，会马上制止这些人。的确，听到那些侮辱人格的名称是令人气愤的。不过，上帝使我们战胜了一切。当被人嘲弄时，我则正视着他，心中默诵“上帝爱你并与你同在”。这样祷告后，我反能可怜他，任凭怎样，我都能超然释之。
宣传队在对那些面无表情的村民演讲时，把抓获我们称之为红军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他们那个社会和宗教必须为此支付一大笔赎款”。这之后，他们就让人们听留声机，同时过来看看这些“外国间谍”。这样“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后，他们将我们带到一个堆满粮食的仓房，作为我们三个人和两个中国仆人过夜的地方，那是他们找到的最好的一间房子。一个盛满猪油放着用破布搓成灯芯的小碗，作为晚上照明的灯。当然，还有一个卫兵和我们睡在一起。
第二天，红军向前方一个集镇进发。他们经过考虑后，将格蕾丝·恩布伦小姐放在队伍后面，不过天黑前也要到达宿营地。当晚，我们宿营在一个破庙中，我们被指定在后大殿的地上过夜。房子里已生起一堆炭火，这时年仅25岁的萧克将军把我叫去，请我为他翻译一张法文版的贵州地图[12]。他相当热情、开朗，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那时，我们也首次感受到那些有趣的女共产党员的锋芒。当我们从街上经过她们时，听她们说：“看，这些帝国主义派来的外国奸细。”很明显，如此偏激，证明了共产主义宣传的简单教条。由此我也得到一个教益：“一知半解，等于无知。”
一天晚上宿营时，一个参谋来看我们。当时，我手中拿着中文版《圣经》，他似乎很感兴趣。我乘机背起赞美诗，直率地向他指出，反对上帝多么愚蠢，因为“他将在天堂上为之大笑……”那个参谋要过《圣经》，认真地看了我背诵的那一段。
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生活状态。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一天天没有休息和礼拜日的行军。而且，行军时总待在队伍的特定位置（“法官”夫妇、卫兵及所有犯人，通常排在队伍中部）。天天晚上分配住处，又总把我们与其他犯人隔开。我们心中充满忧伤，几乎天天在行军途中看到对某某的起诉和执法。有时，被处死者脸朝上地躺在路边水田中。在路边有时把人捆起来用竹竿打，或者简单地按倒就打。我们同是犯人，不过需要交钱“赎票”而已。我们经常被绑起来赶着走。他们中最讲人道的是那些妇女。
这时，格蕾丝·恩布伦小姐跟着队伍走，晚上大家在指定的房内过夜。后来，我们开始连续地夜行军。前方有亮光或声响时，就绕道迂回；天黑看不见路时，则随地在山坳内过夜。在那没有一点儿平地的崎岖山道上行走，真使人困苦不堪；不过，我们学会了边走边睡，而有时天刚亮，我们又得出发。
一天夜晚，我们靠近一个小村庄宿营，可那里没有粮食，每人只分得一些白水煮土豆。两个小时后，又传令继续前进。可怜的格蕾丝·恩布伦小姐总在后面追，往往好像刚追上，前面又吹响了出发号。
使我们唯一能放心的是忠实的厨师苏思林（音译）跟着她，如果她不行了，苏会帮助她的。路越走越难，但我们一直前进到天亮。这时，格蕾丝·恩布伦小姐的卫兵从后面追上来，用过去常用的处决某某时的那种口吻平淡地告诉我，格蕾丝·恩布伦小姐已被释放。我们对这种“释放”的意思，疑窦丛生。几个月后，当收到一封有她获释确切证明的信后，我们方敢相信卫兵的话。
一次，我们离开了一个小村，连续一礼拜的夜行军后，结果又返回了那里，并适当接近了政府军。
在小村住了11天后，红军再一次提出关于释放我们的条件，他们打算放走海曼的那个中国女仆，让她捎一封信。信中提到，红军“现在宁愿将赎金折换成一张所需弹药、电台、电池及药品的货单”。我们获准可在旁附上私人信件，交由那个叫李国珍（音译）的中国姑娘一起送出去。
这一段生活，把李姑娘简直吓坏了，一天到晚的走路使她昏头胀脑不说，还不断遭到一些蛮横卫兵的呵斥。我们从未奢望她能像基督徒那样坚定，但现在这危险关头她却表现出对上帝的虔诚。她给那些家庭妇女做出了只要皈依上帝就会出现奇迹的证明，并推动她本人更坚信上帝。我们坚持让她考虑，此行她可能挨打甚至遭遇不测，她完全有权利拒绝。可她毫无顾虑，决心尽快送到。这样，最起码李姑娘能获得自由，并能将我们私人的信交给家人。
一天早上，我们看到一个掉队的挑夫，他衰弱得就像从沙漠中爬出来一样。当初，红军曾反对我们让自己的“苦力”挑满担。在红军那边，为了方便行军，挑夫只挑半担，因此我们只得按红军的要求办。后来，我们发现在“苦力”担子空出的地方，渐渐地被他们的物资占满了。因为气候潮湿、多雨，我们提出要块油布，结果费了半天劲儿才给了一条床单。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给了。
一次夜行军中，突然命令不准点火和出声。军团在漆黑的夜中无声无息地前进，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队伍走得很慢。为摸黑前进，人们只好抓着前者的肩走。这是因为我们正通过一个危险的山口，而旁边就有政府军把守。走出危险区时，灯笼、竹子火把允许点了，但谁冒冒失失先点亮，人们将骂他混蛋。因为，惯例是一个人手持火种站在路边，然后逐一点亮经过者的灯笼和火把。在寂寞的黑夜中出现这长长的火龙，往往给人以无穷的遐思。
有时，我们认为快走到了，但爬上山顶后，前边的队伍又爬上了另一座山。我们累得疲乏不堪时，往往乞求卫兵让我们在路边小房旁歇歇脚，不过，被俘的前一段中，我们的要求从未获准，必须和他们寸步不离。
宿营的村庄，常常又远又小，大都是那种由孤零零几座房子组成的小村。分给我们的房子，大都既靠外，地面又坑凹不平。幸好稻草和竹子是大量的，可以铺成比较舒服的地铺；再说，极度的疲劳使睡觉比吃饭更重要，往往头一着地马上就能呼呼入睡。我们整天想的就是吃饭和睡觉，而且，一觉醒来，就能马上吃上早饭。我常为那些做饭的人是如何睡觉的而感叹。不过有的人就不再需要这样。一天早饭后，太阳刚升起，我们正待命出发，这时，三个卫兵从类似我们住的那种房内，带出一个捆着的犯人，经过我们不远，一个卫兵喝令犯人跪下，我们的脸全都转了过去。后来，卫兵走回来时不断地擦他的大刀。在这里，没有时间让这些可怜的灵魂祈祷，而那三个卫兵中有一个仅十七岁，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那次两个行刑者之一。
有一次在黄昏时，突然与政府军队遭遇，我们不得不退回到山边的小村里隐蔽，政府军这次距红军太远，而且兵力也太少，红军隐蔽起来准备战斗。我们则被关在一间房中，房中有张床，可床板却被“法官”拿走了。他总是这样占先，我们只好在床头前的脏地上睡。早上，枪声和火光把我们惊醒，我们火速出发，很快冲出能听到枪声的范围。尽管如此，突围中一个人的脚还是被流弹击伤。快到下一站宿营时，天突然变黑，暴雨骤下，我们和卫兵一样没有伞，浑身淋得像落汤鸡。休息时，他们点着一大块枯木，邀请我们一道脱下湿衣服烘烤。
那天晚上，我们宰了一头牛。第二天早上出发前，一个卫兵给我们满满一大碗切成片的牛肉，我高兴地把它收藏起来。晚上当行军到一所房子外待命时，为了御寒，卫兵又像昨天那样生起了火。这时传来命令，黎明前还要继续前进，而且没有晚饭供应。大家饿坏了，我自然想起牛肉，我把它穿起来放在火上烤，牛肉发出诱人的香味，一些卫兵也凑过来和我们共享美味。第二天，那个给肉的卫兵来找我“研究”那牛肉的加工方法，显然，他是打算让我为他单独弄一点儿吃，令人失望的是牛肉吃光了，不过，他并未为此生气。
牛肉盛餐后，我的一只鞋“走”到了头，凭另一只鞋我几乎走了五英里。我告诉卫兵再走就必须找双鞋，结果他给忘了。第二天行军时，我的右脚只好用布缠着走。后来“法官”告诉我没有鞋，不过，他要求大家找找。的确，对同样缺鞋的同志们来说，这是个大难题。几个礼拜来日夜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时间打草鞋，一些人经常哭的原因就是因为脚和鞋的问题。后来，他们给我找来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它是刚从一位正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来的[13]。
我行军时喜欢哼一些赞美诗，最爱唱的是《一会就一会，我对他的爱》和《得到赐福》。尽管我们很多权利被剥夺，但困苦中我们得到并将继续得到上帝的爱。每个夜晚，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对上帝的祈祷，这样我就能惊奇地振作起来去“忍耐”。每当打开《圣经》，我们就能获得巨大的安慰，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这种思维的乐趣。每天祈祷时，箴言就从我们心中涌现，伟大的信念会安慰和支持我们，光明和黑暗就相克相消；当我们呼唤上帝时，眼前就阳光灿烂，精神的桎梏烟消云散，跳出“红海”的岸就跃然眼前。我们知道，只有坚信上帝，才能最终获释，我们虽身陷囹圄，但却是上帝照耀下的精神主人。尽管我们肉眼凡胎看不见上帝，但大家都是他的臣仆。
我每日这样祈祷：
10月5日
“对患难中的求告，我将拯救你，并以此而感荣耀。”（《旧约·诗篇》第15篇第15节）
10月6日
“主，我们的神，万王之王。”（《新约·启示录》第19章第6节）
“我知道你无所不能。”（《旧约·约伯记》第42章第2节）
“我不会丢弃你，我将永不离开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慌，我与你同在，我是你们的神，我将给你帮助，给你力量，使你坚强，我仁慈万能之手将给你指引方向。”（《旧约·以赛亚书》第41章第1节）
“人所不能之处，上帝万能。”（《新约·路加福音》第18章第27节）
连续走了27天后，红军得到了一次休息，也就是在晚上行军、白天睡觉规律中再加一个白天而已。这是在四川境内。我注意到，现在我们吃的，已能保证一日三餐。他们又杀了一头牛，大家又重享了一顿烤牛肉。我们住在一家饼铺里，在那里我用一块半银圆能买50多张面饼。第一天休息时，我从路过的一个农民那里买了近两碗蜂蜜。第二天我首先洗衣服，然后设法洗了个澡。做完这些清洁后，我开始悠然自得地捕捉身上的那些“中国的千千万万”（虱子）。
这一天，是红军会师的伟大日子，会场上万人攒动，红旗招展。我们与先到这里不久的贺龙红二军团合并，贺龙军队衣着更破烂，但军帽和红色标志却十分明显。他们的目的是合并起来组成一支更强大的力量。不过，这对我们可能意味着获释的希望更加渺茫[14]。
红军的下一个目的是占领四川酉阳并在那里休整，后来，当来到这个城镇时，却令人失望地以急行军的速度穿城而过[15]。这是因为政府军正在逼近。使我失望的原因是，这段行军太累了。“法官”的妻子可能感觉出来了，她答应将为海曼和我找匹马。三天后，大概是到了湖北境内时，给了我们一头骡子，我和海曼每人各骑它走三分之一的路，但这招致了骡子主人的不满。
到那时，我们才发现他们的一切补给都是靠夺取。有一次，我们来到一个地主（土豪）家宿营。这里的一切，马上成了红军的财富，他们拿走了一切用得着的东西，然后熟练而有条理地召集穷人将谷仓的粮食分光。“那么按什么区分农民和地主呢？”他们回答我说：“按自食其力，如果他雇佣别人为自己种地，那他就是压迫者。”此后，在停留的一天中，红军就用这个“压迫者”的鸡、鸭、猪举行了一次盛宴。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认为是“奸细”也被关到这里，同时罚他打草鞋，一有机会他就流着泪恳求放他回家。寒冷的天气中，他不停地打着草鞋，身上却因一些衣服被人拿走而穿得很单薄。当我们离开这里后，再也看不到他打草鞋，因为他被处决了。十一月，经过特别考虑后，我们被移交给红二军团，并同另外五个列入名单的中国犯人关押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被捕自彭水。他是在红军开进霍华德史密斯先生的教区时被抓获的，罪名是作为伴童经常参加学徒铺子对面小教堂的宗教活动。他的赎价1000元。
虽然，早先红六军团卫兵曾允诺会师后再给我们一匹马，可后来却只给了几双布料的草鞋。不过，这对现在状况下的我们，毕竟也是件好事。
夜行军开始了。新的卫兵对待我们像对待其他犯人一样，行军中用绳子捆住我们的手。在一处田间小屋过夜时，他们又抓来一个很富有的中年逃犯。从后来几个月相处中看，他为人处事很受人尊敬。尽管他的头和手在逃跑时均被枪打伤，但他仍要受罚，他轻蔑地忍受着鞭打。另一个犯人，即家中谷仓被分的那个地主，在他家，我们用他的床睡过一夜。
行军中，我们被一个犯人和一个卫兵夹成单行，位于队伍的中部，紧跟在旗手的后面。军旗为红布铺底，中间镶有一颗星和代表劳动阶级的镰刀和锤子。它只是在特殊场合使用。平常，它被放置在一个用油画布改制的袋中。残留的画面上，隐约可看到羊、牧人和星。我猜想它可能来自彭水教堂大厅。这幅宗教油画和军旗放在一起真是有趣。看着画面上那颗代表基督精神象征光明之星，使我在跋涉中得到了宽慰。为此，我有50次以上违反行军规定。我向他们解释，在我困苦之中，正是这颗基督精神的星照亮了我的眼睛。
路，中国的路与英国的路不同。这里只是勉强能走土质或石质的崎岖小道而已，雨天更是一片泥泞。行军中，爬山尚可，最难的是下山，山高路滑，危险万分。在阴雨天中，小路经前面几千人马走过后，泥泞路滑得简直寸步难行。红军很体贴人，凡遇到危险路段，总会有人走出队列帮我们一把。我们也没少栽跟头，往往总是泥浆满身。
我们被迫一点点地去认识那些多么空虚抽象的共产主义，并且这种认识随着事件的发展而日益加深。一些卫兵使我们感慨万分，对他们就像在路旁看到一块璞玉混珠，我们只能用中国话发出“唉”的叹息。有些卫兵能流利地阅读，常就一些人性、品质等哲理询问我们。他们的书中，对此难得有合乎实际的表述。我们开始教这些对基督精神一无所知的朋友们去认识，那，就是他们要学的第一门学问。
几天后，我们来到湖南永顺，那是一个重要城镇。美国天主教会在这里有座大型建筑。这里的基督教徒以芬兰教士为代表[16]，所有的外国人早已撤离。一天，一个同志令人高兴地送给我们一些英文印刷品，这是美国世俗和教团的杂志及一些教会的启蒙读物。它使我们得到几小时的消遣，后来每当痛苦难忍时，我们就以此解脱。
在这停留的八天时间里，我们过了一段舒适的生活。我有了一张桌和床。夜晚，睡在床上（与睡在地铺上相比），是相当舒服的。不过，由于和其他犯人同居，我们仍难免受打扰。那五名犯人都已被关押了很长时间，除那个被捕时受伤的逃犯和那个小男孩外，还有个来自富家姓廖的年轻人，大约二十一岁，被蔑称为“廖胖子”。他因为抗拒红军，已被关押了一年多，这对我们来说，已是相当长的时间概念。在永顺休息时，中间人前来谈判廖获释一事，廖家已准备交付7000元的赎金，谁想红军要价更高。我对如此无情地对待“廖胖子”而惊呆了。我们的中间人还未出现，我认为，一旦朋友们决定，他们会很快出现的。后来我们知道廖已意识到自己无希望了，从而对谈判也就漠然置之。中间人给廖带来了家中消息和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喜讯，可这位父亲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一次行军中，一个脸上长满黑胡子，大约四十五岁，颇有风度的骑马人从我们跟前经过。他回过头来对廖说：“廖胖子，最好快点儿交钱，否则我们就要砍你的脑壳了。”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贺龙将军[17]。
几个月后，廖被处决了。这样的规则，适用于任何人。犯人中还有一个女教师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当犯人被带到我们隔壁时，我们常能听到审问、拷打及数钱的声音。
永顺城的教会未免其难。我们也从同志们那里分到一些东西，由此我们希望那里的教士能原谅我。这些物品中有不加糖的炼乳罐头、黄油和番茄牛肉汁罐头。我们还从这里买了些水果、鸡蛋和面制品。一个同志发现了我脚上的水泡后，非常善良地治好了它。我们再次看到那些红军士兵是多么勤奋。在这里，他们除了忙着打草鞋缝衣服外，还抓紧时间武装思想，一边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一边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红军希望长期留在这里，不过因为政府军的再次逼近，我们不得不继续转移。出永顺城门时，那里的一个同志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小包白糖（约两磅[18]）。
后来几天的行军变化不定，有时半夜出发，有时刚走一二英里就原地待命，然后等半天或更长的时间。我们简直累坏了，总想停下来睡一夜，哪怕没有床。有次刚睡了一个小时就被叫醒继续前进，可走了几英里后，又突然传令在漆黑的夜中原地待命，我们被再一次关进一间屋中。那是一个紧张的时刻，我们不知道红军在干什么，更不清楚将会发生什么。事后才知道，政府军在山谷里中了红军的埋伏，结果红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并俘虏了大批政府军。几天后，我们再次凯旋永顺。
按例，红军每次作战后，都要打扫战场掩埋死者，然而这次却因追赶政府军，处理得十分草率。在返回途中，我们再次来到上次出城时曾住过的农户家休息。上次，那家女主人出来为我们生火，并提供了很多方便。而现在，人去房空，没有烟火，很明显她已逃走。这凄凉的景象，证明了我们走后发生的一切[19]。
准备吃饭时，天已经很晚，晚饭必须起床去吃。我想起身边还有个炼乳罐头以及黄油和白糖，于是，我把这些奢侈品调到一起，代替了晚饭，并自称为“冰激凌”。这次在永顺只待了一天，然后走了很长一段路才转移到大庸。礼拜六黄昏，我们到达城中，晚上刚倒下想睡，就忽然被叫醒出发。天黑得可怕，刚一上路，又下起了雨。队伍走得很慢，到半夜只走出城几英里。人人累得精疲力尽。后来传令原地休息，总算让人缓了口气。第二天是礼拜天，我们再次重返大庸。当摆渡过河时，红军为防止我们逃跑，再次捆住我们，结果一直这样令人羞辱地来到了城中。在大庸的几天里，我们仍同那一伙犯人关押在一起。一个是八十岁左右的老私塾先生，一个是典型的地方小官吏。我们做证，天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坏事，可两个月后便被处决了。
在这里，红军发给我几件衣服，其中一件是类似西方人寒冬穿的大衣式的长袍（没收于富豪）。这件长袍白天是我的御寒衣，晚上则成了褥子。一天，突然命令“准备出发”，后来又传说仅红二军团行动，而我们这些犯人却要更换地方。半夜，我们被迁往红六军团卫兵住房的走廊上，并指定在那里过夜。那里地面很硬，没有铺草，像流浪汉的床一样，只铺了两张纸。冷风从过道中吹来，对面那个因受捆绑刑罚而不能动的犯人在第二天早上死了，为这次迁移留下了阴沉的记忆。次日早上和中午都没供应饭，直到晚上才给。接近中午时，我们再次被绑，同所有犯人一道押往城外两英里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次令人伤感的“行军”。那个属于富人的逃犯试图跳城墙自杀，结果反把脚摔坏了。此后，他只得自作自受。我们同老人、妇女、孩子、姑娘约五六十人被带到城外一处房前，一直等到天黑才允许我们进去。那是一间大约50平方英尺[20]的仓房，里面一根木梁横在当中。分配给我们四个人的地方非常拥挤，使我们很难安排睡觉的位置。在睡觉的伙伴中，有一位已80岁的老翁。这里谁发善心，谁就别想睡觉，没有人尊老，后来他就像被扔到地狱一样地给挤了出去。另一个就是脚摔残的犯人，他似乎很粗野，但很友好，人们都怕他，后来也被处决了。那时我才知道，在分开的房中那些犯人的命运是多么的不幸。他们的手被捆在身后，乞求和叫骂，换来的只是挨揍，不准活动和说话，一天两次少量的冷饭，不让洗脸，有时挨打后流出的血迹整天地留在脸上，眼看着他们一天天的消瘦。开始几天，我们因为邻近房中发出的那些悲哀的呻吟而辗转难眠。一天，一个人冲进来紧张地说，营地上空发现了敌机，我真感到一阵阵兴奋。
现在，红军再次让我们给官方政府写信，他们同我们使用同一本字典来斟酌词句，当然每封信上都要加上几句指责。在几个不同的时间内，我们被要求一遍遍地复写那些信。结果每写一次后，飞机就要出现一次，而我们则要迁移一次。两三天后，我们来到了下一个根据地——塔卧[21]。在这里我们停留了几个月。我们第一次走进关押我们那个大院门口时，我对海曼说：“如果能再次进这‘门’，那我一点儿也不惊奇。”因为在根据地这种四合院式的建筑很少见。这里不易逃跑，四合院中有足以容得下卫兵出操和休息的大房子。我们与其他犯人分住在六间房子里。我和海曼分住一间，这间房中仅有的物品就是一张床。这是一张用细绳编织的棕床。当我们铺上一层稻草时，我们睡觉时就能离开地面。对现在的我们，它就是一张相当奢侈的“弹簧床”。
* * *
[1] 薄复礼之妻罗斯·波斯哈特，原名Rose Piaget，中文名薄羡万美，瑞士籍，时在镇远从事教会医疗工作。1952年与薄复礼一起返回欧洲。罗斯·波斯哈特的父母在瑞士从事手表业，所产手表为法文品牌。罗斯的姓氏Piaget，即今天瑞士产的手表可译为“伯爵”，因此罗斯应为瑞士法语区人，薄复礼此后又将其随红军长征的经历出了法文版也与此有关。离开中国的15年后，罗斯随薄复礼在老挝巴色传教时去世，夫妇两人一生无子。薄复礼退休后定居英国，由罗斯的弟媳比吉亚夫人照顾直至1993年11月去世。
[2] 当年西方教会在中国贵州一带的势力，基本上分为天主教和基督教两大系统。以意、法为主的天主教会来华最早，而由英、美为代表的基督教会则来华较晚。由于先期进入的天主教会在华势力盘根错节，教堂、教区等早已布点巩固，因此后来的基督教会在传教方式上多以医院、学校、青年会、博物堂等新形式与天主教会竞争。
英基督教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1865年6月27日由英国约克郡人、英基督教中华传道会原宣教士戴德生在上海创办，总部设在中国镇江，只在英国伦敦留办事处。中华内地会主张只有深入到中国内地边远地区宣教，才能使基督教传遍中国。中华内地会创办之初，为避免影响其他教会的收入而引起教派间的冲突，定下不主动募款、不借贷的原则，主张祈祷上帝的帮助，并以在中国边远地区为传道布教勤奋无私工作的精神，来取得人们对内地会的支持和奉献。戴德生有句名言：“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而是基督。”内地会这些全新的理念，吸引了一批有志改革宗教陋习的青年教士。1877年，英国传教士祝名杨由湖南将内地会带入贵州，在贵阳设立“贵州省基督教内地会总会”。1884年，英国传教士白德礼进入黔西重镇安顺传教；1888年安顺建立礼拜堂后成为贵州中华内地会活动的中心。内地会在云贵边远地区传教的同时，开办学制3至5年，每年学习3至5个月，课程有国文、算术、圣经、苗文、乐理等，建立了如福音诊所、邮政代办所，能免费借阅教会参考书籍和部分中国书报的福音书房等的一批公共慈善事业，在湘鄂云贵川各民族杂居的边远穷困地区，吸引了大批信徒。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内地会在人员和财产方面虽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但戴德生的内地会却带头决定拒绝接受由西方列强向中国政府要求的赔偿，这使内地会赢得了中国统治阶层的好感。内地会很快遍及了中国的内陆，其教派势力在快速膨胀的同时也开始受到了其他教派的排挤和渗透。对此自1931年起，贵州内地会在安顺平坝开始举办每年为期一个月的圣经学习班，以提高本教派的组织布道的水平，薄复礼这里所称“为了一个月的宗教学习”即指该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在华的外国教会团体撤离中国，1953年7月20日内地会在华的最后两名教士自青海撤到香港，由此其自1865年开始的中国内地传教活动宣告结束。此后内地会将传教活动的重点转向了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一带，在新加坡重设总部，同时将英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
[3] A·海曼（Hayman），自取中文名为陈国荣，新西兰籍英内地会旧州教会牧师（一说为澳大利亚人），1934年10月2日在红六军团攻克旧州后与薄复礼一起被扣押，1935年11月18日被红军湘鄂川黔省肃反委员会释放。红军释放文件上他的名字为成邦庆，估计应是陈国荣的谐音。
[4] 基督教举行宗教礼仪的日子。该教认为，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而在第七天歇息，因而这一天教徒应向上帝行礼。
[5] 薄复礼这里所见的，即为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该军团于1933年6月由红八军（组建后改为红十七师）、红十八师组建。1934年8月7日，军团所辖第十七师、十八师、红军学校等共9700余人，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撤离湘赣苏区，作为此后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突围西征。8月12日，红六军团在湖南寨前圩誓师西进，宣布成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团指挥机构，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王震分任军团长和政委。9月底，军团转战至湘桂黔边一带。
[6] 薄复礼等人遇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1934年9月在贵州施秉、余庆、石阡间与国民党军周旋月余，旧州（黄平县的一个区所在地）即在此区域内。
[7] 这并不是红军内部职务的称呼，显然薄复礼并不了解红军的组织机构；当时负责处理间谍案件的应是红六军团肃反委员会和政治部保卫局，吴德峰时任保卫局局长，这里可能指他。
[8] 应是吴德峰的妻子戚元德，时随吴德峰在红六军团保卫局做机关工作。薄复礼这里所见的“法官”及其妻子，根据其后书中的记载看，应为我党卓越的情报工作专家，在周恩来领导下曾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建国后被后人称为“虎穴伉俪”的吴德峰、戚元德夫妇。
吴德峰（1896—1976年），又名士崇，湖北襄樊保康县石板岭人。出身官宦之家，幼读私塾。13岁随父到武汉，入湖北省官立高等小学堂。1914年考入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1924年春，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受我党指派曾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委兼工人部长等职。历任中共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军事部长、武汉市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湖北省军事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兼中共鄂南特委书记、赣西南特委书记、赣北特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
1929年4月，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加强与各地的交通联系，调吴德峰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科长，重建了北方、南方和长江线等三条主要地下交通线，形成了环环相扣的上下通畅的交通网，为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时任中共中央交通局长的吴德峰克服重重困难，将急需转移的罗明、邓小平、李克农、钱壮飞、刘少文、毛泽民、李富春、周恩来、何叔衡等数十名干部先后安全护送去苏区，在紧急情况下为党做出了重要贡献。9月，吴德峰撤回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保卫局江西分局、湘鄂省分局局长。在处理薄复礼事件时任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获取了大量的国民党重要机密情报。毛泽东说：“党的情报工作，西安是最好的，要发勋章，该先发给你们。”其工作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此后历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书记、汉口第九小组顾问、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白军工作部部长、郑州市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市委第一副书记、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第一副书记，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会长，全国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并当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年12月21日在北京病逝。
戚元德（1905-1974），湖北汉口人，自幼父母双亲被害，由舅舅收养。1921年考入湖北女子师范，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入党。与吴德峰结婚后随吴调到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交通科任内部交通员，成为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我党卓越的情报工作专家。在红二六军团长征时，为红军保卫局机关干部，曾任红军四分校、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党校教员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武汉市妇联主任，全国妇联执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兼全总女工部部长。在薄复礼事件中，戚元德以长征中红军女知识分子的智慧理性的光辉形象，感化并教育了原本傲慢反动的薄复礼。
[9] 格蕾丝·恩布伦（Grace Emblen），新西兰籍英内地会思南教会神职人员，1934年10月2日在红六军团攻克旧州后与薄复礼、A·海曼一起被扣押，同月在红六军团转战途中被释放。
[10] 这里薄复礼所见的应是当时红六军团主要领导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湘赣苏区的任、萧、王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王震分别兼任军团长和政委。
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属汨罗市）人。1904年4月30日生于乡村教师家庭。就读长沙明德中学、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底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4年秋回国，任教于上海大学。1925年1月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主任。积极领导青年参加“五卅”爱国运动。同年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
1928年和1929年先后两次被捕，受严刑折磨，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30年任湖北省委书记，1931年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3月赴江西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
1933年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政治委员，1934年8月奉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任中共中央随军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底，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红二军团），共同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35年11月与贺龙等率红二、红六军团突围长征，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政委，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5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6年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1949年，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1950年10月27日因病逝于北京。
萧克（1907—2008），1907年7月出生于湖南嘉禾县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1923年考入嘉禾甲种师范学校。毕业后投笔从戎，考进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参加北伐。1927年初，转到叶挺部任连指导员，同年6月入党。南昌起义时任连长。起义军南征失利后，他历经艰险回到湖南临武县找到党组织，在嘉禾县组织了中共南区支部。后率宜章农军参加湘南起义进入井冈山根据地，历任红四军连长、营长、营党代表、第一纵队参谋长、第十二师师长、红八军军长、红六军团军团长等职，率部驰骋于闽山赣水，是当年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之一。1934年8月，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部队，与王震、任弼时率红六军团9000余人从江西永新突围出发，突破湘、桂、黔三省敌人近40个团的围追堵截，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穿越2500余公里，于同年10月与贺龙红二军团会合，创建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任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第一二〇师副师长，东渡黄河开展晋西北的游击战争。1939年2月，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冀热察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平西、热河和冀东地区的游击战争。在粉碎日伪军“扫荡”的数百次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歼敌5500余人，巩固了平西根据地，开辟平北根据地，发展了冀东根据地，并向热河南部、辽宁西部地区发展，为以后东北的解放创造了条件。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等职，先后率部参加和参与指挥了张家口、保南、石家庄、衡宝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他精心部署的两次石家庄保卫战，运用虚虚实实的战法，以少量兵力战胜了来犯之敌，在我军战史上创造了两次在同一地点对同一敌人设“空城计”并战而胜之的范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萧克将军，好读书，善思索，即便在沙场运筹帷幄、指挥鏖战间隙，仍手不释卷。在其戎马生涯中，曾发表过大量文章和诗作，主编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朱毛红军侧记》等书，出版了《肖克诗稿》以及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并获过茅盾文学奖的荣誉奖。斯诺夫人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中评价他：“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
王震（1908-1993），湖南省浏阳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粤汉铁路长岳段工会纠察队中队长，湘鄂赣边区赤卫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湘东独立一师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红八军代政治委员，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兼政治委员，兼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五年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1] 据载：“时红二军团电台已失，与中央联系中断，当与红六军团会师后，始才利用红六军团电台恢复联系。”这里即印证此事。见《回忆贺龙》第361页。
[12] 萧克将军请薄复礼翻译法文地图一事，已多见于史料记载。据湖南日报2006年吴文峰《军中学者肖克》一文，当年红六军团的老红军回忆此事还有一段轶事。1934年10月，红六军团攻克旧州时，不但遭遇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还在当地发现一张约1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是时，有人谓薄复礼为“帝国主义分子”，该杀；谓地图为“帝国主义文件”，该烧。肖克将军见之则大喜，曰：“吾获二宝也！”时人不解，问将军：“鸟人鸟语，鸟图鸟文，何为二宝？”将军对曰：“薄是瑞士人，瑞士不属于帝国主义国家。其次，瑞士与法国同属欧洲，应通法语，当为大用。”是日晚，将军礼待薄复礼，持马灯，请薄翻译地图，将军以中文记之，夜半毕。陶汉章将军告余曰，后此地图在红六军团行军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陶将军言此赞曰：“肖克将军文化高，有水平，处事深谋远虑，非一般干部所能比啊！”
[13] 这里实际上记述了红六军团甘溪战斗前后的那段惊险的经历。攻克旧州后，红六军团原拟继续向西冲破相对薄弱的黔军防线，但却被李德、博古屡次的电令只得回头折返国民党湘桂追兵靡集的湘西。10月7日，红六军团东进至贵州石阡甘溪时陷敌重围，部队被打散，截为三段，行李辎重丢失，红十八师师长龙云被俘牺牲。部队被迫在人烟稀少的黔东一带高山密林中游击转移，形势万分危急。多年后萧克回忆“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薄复礼关于红军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他找鞋的记述，佐证了这段史实。
[14] 1934年10月26日，红二、红六军团在四川酉阳南腰界的猫洞大田召开庆祝胜利会师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贺电和红三军团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弼时分任军团长和政委、关向英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第六师，约4400余人。萧克、王震仍为红六军团军团长与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团，约3300余人。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红二军团指挥部统一指挥。
[15] 攻克川东酉阳，是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在违背李德、博古电令的情况下，两军团审时度势向湘西北挺进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红军以攻克酉阳虚晃一枪，调动湘西的国民党军北移，随后红军9天行走350公里，经湖北南下，攻克湘西北重镇永顺。11月16日红军设伏于永顺城北龙家寨十万坪，一举打垮长期盘踞湘西的地方军阀陈渠珍，此后乘胜再克永顺、桑植、大庸，建立了以塔卧（今湖南永顺县境内）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
[16] 天主教、基督教对信奉最高的神——天主教称天主，基督教称上帝，因此分称天主教和基督教。据《圣经·新约》载，耶稣基督是上帝（天主）的儿子，为救赎人类，公元零年生于犹太伯利恒，后召十二门徒，在犹太各地传教，招致犹太贵族和罗马统治者的敌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此后复活升天，成为基督教信奉的救世主。
“基督”出自希腊语Christos音译，意同犹太教名词弥赛亚，弥赛亚为犹太教创造的上帝派来救赎犹太人的复国救主。基督教借用成为救赎人间众生的救世主，因此在基督教中耶稣基督常并用。
[17] 贺龙（1896-1969），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念私塾五年后辍学务农。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桑植、石门、沅陵等县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曾三度入狱，威武不屈。1916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夺取了反动派的武器，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屡建战功。
大革命时期，贺龙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贺龙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后，贺龙根据党的指示由上海回到湘鄂西，领导发动湘西起义，与周逸群、段德昌等创建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率部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带领的红六军团在黔川边境会师，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抗日战争开始后，贺龙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1937年9月，率师主力东渡黄河，挺进敌后，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军发起忻口战役，取得了雁门关伏击战等胜利。后转入晋西北管涔山区，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和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领导晋西北军民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使晋绥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1942年6月，任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
解放战争中，贺龙率领晋绥部队主力挥师北上，与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部队一起进行了绥远战役、晋北战役，协同晋冀鲁豫部队发起了吕梁、汾孝战役。贺龙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西北战场部队，并主持后方根据地的建设，为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2月，贺龙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由陕入川，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歼敌数十万人于成都地区。西南各省解放后，贺龙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1954年调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兼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64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建国初期开始，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是中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8] 1磅＝0.4536千克。
[19] 这里薄复礼以隐晦的语言，记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在湘西边远地区对待当地穷苦百姓的明显区别。据史料载，当年云贵川黔湘的边远地区民众，常年受到当地官僚政权、土豪劣绅、土著军阀和一部分教会恶势力的重重压榨，民不聊生。
[20] 1平方英尺＝0.093平方米。
[21] 1934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相继攻克永顺、桑植、大庸，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在大庸宣告成立。12月10日，任弼时率湘鄂川黔边根据地领导机关进驻永顺境内的塔卧。塔卧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东北部，平均海拨380米，面积约350平方公里。湘鄂川黔边根据地以塔卧为红色中心，相继建立了十几个县（或带地区性）的党委、9个县革委（或苏维埃），近70个区、33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其根据地和游击区共达30余县，纵横千里，总人口约200多万人。根据地先后粉碎了国民党80多个团的六路围攻，歼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条。在战略上牵制了敌军，有力地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斗争。
湘鄂川黔边作为红军长征转战途中建立的根据地，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5年4月12日红军一度自塔卧撤离，在根据地内外与“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周旋。1935年9月，国民党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再次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决定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中心区域，部队从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战略突围，拉开了此后与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会师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