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被“法官”挨个儿叫去询问是否了解海曼·贝克尔。“法官”告诉我们说，红军正在调查贝克尔的声明，以及我妻子在浙江来信的真伪[1]。
几天后，“法官”又把我们叫去，这时他表情复杂，疑虑重重。他以一种听起来平和，但不无警告的口吻说：“贝克尔正派三个中间人前来谈判释放你们的事宜，那时，只要不泄露关押位置，将允许你们见面。”
次日早上，红军先绕道把我们秘密带出城，然后似乎有意炫耀地让我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带我们经过稻田，从前边大街走进塔卧，这显然打算给人造成一种我们来自很远地方的假象。再看到“法官”时，他把我们热切盼望很久了的妻子等人的来信交给我们。自我们被带走后，五个多月来，没有得到过一丝有关她们的音信，不知道我们的离开给她们造成了多大的创伤，也不知道她们目前在贵州生活得怎样。
就在那时，我们对格蕾丝·恩布伦小姐生还与否的久久挂念才冰释于怀。来信证实了她的获释，这使我们心中感到十分宽慰。
鲁宾逊先生的信告诉了我们贵州同事的一些情况。贝克尔先生基于他过去与贺龙将军的友谊，写信向贺发出呼吁。当年，贺龙将军曾路过他的教区，参观过那里的孤儿院、医院和学校，对贝克尔先生为改善穷人生活的努力极为称赞。贝克尔坚信，换个位置，贺龙将军会同他一样，致力于改善穷人生活状况的事业，而且贺龙将军也不会伤害任何人。贝克尔希望，或许贺龙将军能为释放一事安排一次商谈。贝克尔先生曾救过贺龙的侄子，而艾特尔医生也曾救过贺龙的兄弟。
“不过，”“法官”对此淡淡一笑，告诉我们，“你们切勿因这些友谊而心存妄想。因为，在新型人民政权中，友谊乃至家庭观念都是从属于共产主义理念的。”
信的内容试图感动将军们。
转中国共产党军队贺龙、萧克将军收
上海，西藏路1531号中华内地会
将军阁下：
由于迄今无法从任何地方（包括国民政府方面）得到你们的消息，我们这两个外国妇女不得已只好十分冒昧地以这种方式给您写信。日暮途远，恐怕也只有如此你们方可收到此信。
将军，再没有什么理由比这更能向中国民众，特别是穷人们显示仁慈了。我们来到中国无论何时何地从未反对，也从未取悦过任何人，只是希望能竭尽自己毕生精力来传播上帝的爱。
从萧克将军来黔，以军事谍报人员之罪名抓获我们以来，距今已三个多月了。我们衷心感谢将军使我们当场获得自由，同时，我们也为我们的丈夫海曼和薄复礼上次来信中谈到，他们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和正在被考虑对他们扣留日期的事而高兴。
不过，我们想告诉将军，为等待他们的释放，几个月来，他们的妻子忧心如焚。海曼先生那四个孩子为新年之际不能与朝思暮想的父亲团聚而悲痛懊恼。面对孩子们“什么时候释放爸爸”的询问，我们黯然神伤。就我们的能力，无论是赎金还是供给物品，我们真无法办到，我们只能呼吁能得到你们的仁慈和宽宏大量。
将军，面对那些与亲人长期分离的妇女和孩子们，您同样也是父亲。我们相信读此信后，您定会让下属释放我们的亲人，并使我们合家团聚。
我们祈求上帝赐福于您，为他们的释放，为满足我们的要求而显示您的仁慈。
你们可信任的
罗达·海曼
罗斯·波斯哈特
中间人由“法官”陪着来看我们。现在我们才知道，为找到我们，他们过去作了好几次尝试，这期间吃尽了苦头，甚至曾落入土匪的手中。他们看到我们连双像样的鞋也没有，当场从自己脚上脱下来送给我们。我的脚的尺码挺大的，突然他们中的一个人给我的那双雨鞋的尺码正好，非常合适，幸运吗？是的。不过，这比起上帝在其他方面的安排简直是微不足道的。我身体的一切，上帝无所不知。后来，这双鞋及袜子等礼物一直伴随我离开红军，想想上帝的权威吧，这竟是我回家前能找到的最结实的鞋。
我们新换房间的窗户被木板钉死了，房子里光线很暗。但，里面有一张相当好的中式木床，一个粗笨的铜盒和一个大茶盘。卫兵与犯人的比例一般是1∶1（卫兵总数约100人），可现在却以四个卫兵一组来看着我们。卫兵们照例要生火，这使我们的房子暖和起来。房子分里外间，外间光线明亮归卫兵连长住。开始，他们不反对我们在外间活动，这使我们能在那儿看书和织毛线。
一天连长和指导员开会回来，不知因什么事显得很生气。我看惯了，仍埋头忙着织毛线。连长气哼哼地对我吼道：“以后你必须待在自己房中。”
“我的房间太黑，但我必须织毛线。”我不客气地回敬他。
“那你今后就什么也别干。”连长又塞给我一句。
指导员送我回到自己房中，后来他烧了壶茶给我，似乎以这个友善的举动表示他的同情。对这突来的限制，他本人未置一词，但其态度却十分暧昧。
现在我们只能靠在黑房中祈祷，默忆文章、赞美诗等来消磨时光了。我能背出大约500余段书的章句和诗歌。默忆使我思绪万千，过去学的许多东西纷至沓来。我按诸如罗马教廷、牺牲、爱情、永恒的苦难等主题，分门别类地以A、B、C顺序排了一个索引，每天逐步加强思索。默忆过程中许多幸福的时刻是想到一些人名和动物时产生的，《圣经》上众多的人和地名就是运用这个方法而编目记住的。
我们没有计时用具，但是，每天白天总有一道亮光从屋顶的小孔中透进这昏暗的房中，它在对面墙上呈圆周状慢慢移动。后来我渐渐从圆周移动位置，判断出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三点这一段的大概钟点。
由于隔壁是连长的房子，因此，我了解到他们是怎样招募新兵的。这一段时期，每天有很多人到这里报名参军，他们大部分是农村娃子。红军要先问他们的姓名、年龄，有无疾病和是否抽大烟，然后问“为什么参加红军”，他们回答时几乎异口同声——“我们没吃没穿”。当红军允诺能有吃的，甚至还会有穿的时，这对那些想参加红军的人来说已经足够了。这时那些人马上会提出一个要求：如果他们欠别人的债，参加红军后是否可以就此罢了（他们几乎都存在这一问题）。答复是肯定的。这之后，红军将再提问：“愿参加反对地主的战斗或提供情报，并为天下穷人谋解放吗？”对此，那些人表示毫无异议。
而在这时候，当地的粮食供应很快变得紧张起来。每天都有同志到5～10英里远的地方去买粮，偶尔，他们要去更远一点儿的地方，不过这得需要两天时间，去一天回来一天。因为稍远一点儿区域的山野散落有小股的土匪，买粮非得有武装保护不可。我们能随时知道他们与土匪发生的战斗，以及哪个同志在战斗中被打死。只要与土匪遭遇，粮食的来源马上就断了，每天的饭就改吃两顿。刚开始那会儿，两顿饭是一餐稀粥和一餐米饭，干粮及偶尔加上肉的炒菜。但临近撤离时，两餐都成了稀饭。这并非杜撰，这是因为政府军正围剿红军，他们也需要粮食。双方都从产粮地和那些富庶地方获得物资供应，最后像蝗灾一样，把这些地方吃得一干二净。
接近三月底，红军开始为撤离这块根据地而做准备。所有的建筑上都被写满了标语，内容大都是号召政府军中像他们一样的工农穷兄弟“掉转枪口，参加红军”。
一天早上，天还没亮，卫兵提前送来早饭，饭后，收拾东西马上出发。我们走出城几英里后，天才开始发亮。我们发现路上全是从住了几个月的塔卧撤出来的红军。为了隐蔽，禁止出声，队伍中没人弄出声响。黎明时分，看到这支军队无声无息地向前疾进的景象，使人马上联想到逶迤滑动的长蛇，简直令人毛骨悚然。[2]
四月初，我们到达了龙家寨，并在那里小住几天。这是红军所建根据地的一个边缘村镇。我和海曼又被分配去住粮仓。房子很小，地铺只能对角设置才行。房子的一个角落裂开条缝，我把头靠在对面角落里稍稍动一下，正好能从缝隙中看到院子，视野的范围恰如舞台大小。被限制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得到了“谷仓剧场”的补偿。夜晚，我们有远见地用木板挡住了这条缝，不过仍留出足够的间隙来更新空气。
红军只要在某个地方住得稍久一些，都要设置“列宁室”。宿营的地方没有合适房子时，他们就紧张地建造一个。这间屋子结构简单，埋八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顶，周围用绿竹枝围成墙，然后在绿墙上装饰纸花和红旗，面对入口的墙则一定要挂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
住了大约五天后，一天晚上，通讯员带着笔和墨水进来让我们写几封信，而且还必须按他口授的意见写。在信上他让我们告诉贝克尔必须增付给持信人20元钱，原来红军中将有人为地主的赎金问题前去谈判。后来，我们得知那个人姓丁。贝克尔先生为进一步谈判，满足了他，并为此蒙受了经济上的损失。
通讯员在口授停止时警告说：“必须在下个月规定的期限内交清赎金，如果超过5月9日，你们将叫苦不迭。”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官方做出要处罚的威胁。或许，这是他们能在这里停留的极限。
第二天早上，我们准备随军转移。截至那时，行军中总安排人给我们挑行李。我们行李中有旅行毡子、法兰绒被单、棉布单子及多余的衣服和鞋。我们自己则背一个包，里面放着碗、筷、牙具及行军中始终要用的那些奇特物品。但现在红军却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要自己背所有的物品。我们每人找了一条小毯，然后将自己的物品放进去打成背包。开始行军的时候，我还有力量背着，但后来当我坚持把它背着爬上一座山时，累得几乎晕了过去（后来每逢爬山，我就下意识紧张得喘不动气）。我快晕倒时，卫兵显示出非常关心我，我的行李不再让我背了，可海曼如故。上山累成这样，没有料到下山的路更举步维艰，我的小腿不断地抽筋。除此，我的胃也出了毛病，行军之始就隐隐作痛，卫兵们十分同情我。
这个地区气候多变，温差悬殊很大，简直不知该怎样着衣。如果一时穿不着，那也必须带着。我们始终棉衣在身，早晚春寒真得感谢它。不过，天气正日趋暖和，棉衣最终是要脱下来的。虽说“千里不拿针”，但令人为难的是，这与在家不同，我和海曼在这样的行军中，必须随时扔掉用不着的东西。
从龙家寨撤退时，我们看到方圆10英里内的稻田规划杂乱，十分荒芜。这些土地已被红军分配给了穷人，土地的新主人则将自己的姓名用白颜色写在竹节上，标在地界上，共产主义的理论便由此得到了实践。但是，分得土地的穷人怎样能在“临时恩人”拔脚走后，保住得到的一切呢？同时又怎样与正在要求恢复权利的那些先前的地主相处呢？
走出这个区域之后，我们看到田地整齐，郁郁葱葱。两种景象的对比非常鲜明，结论是：一个没有获得恩赐同样也穷的人，能创造出比获得恩赐的人更大的奇迹。对这个问题的透彻理解，似乎关联共产主义的理论，那种理论实际上就是“要穷都穷，穷了再说”。
第二天黄昏，我们与迎面而来抬伤员的担架队相逢。不久，前面枪声大作，有人报告前面的队伍和政府军打仗，我们不能在预定地点宿营。几小时后，我们在附近找了间小房过夜。
天亮后，我们走上另一条路，一条这些日子中最崎岖的路。如前面说的，我现在最头痛爬山。开始时，卫兵推我，拉我，打破了行军队列帮助我，这样我好不容易才没掉队。我累得不断地请求歇歇，好几次我差一点儿昏过去。连长看到我掉队时，常常借故专为等我而停止前进。当我赶上后，他就假装生气，用一根细树枝轻轻赶我快走。红军中的惯例是谁掉了队，谁就会被弄出来示众。后来连长好像也意识到，如果这样下去就糟了。再行军时，他就让卫兵逼着我走，一直到我走不动为止。我累极了的时候曾对连长说：“你干脆用你的左轮枪打死我好了。”这是我仅有的一次冒险，假定真的这样做了，我们的故事就会在这荒野之中结束了。根据以往行军中的例子，我会由此得到实实在在的一颗子弹，此后卫兵们将这样报告：“我们只得满足犯人的要求，当宽限犯人一个月时，他本人却想提前结束，于是……”
现在想来，这事真令人后悔。如果我的妻子、朋友知道我是因不愿吃苦而放弃坚忍的话，他们会很快忘掉我的。
卫兵们现在真得要动脑筋考虑如何能在刑期中弄着我走。上述情况后不久，我终于在半路上累昏了，卫兵把我移到路边。他们走开时，我慢慢醒来，我听到卫兵们边走边议论，“他还活着”或“他死了”。后来，他们带着两个人和一副担架来抬我，但我仍得继续步行，到了山顶，他们让我下来，并告诉我，只要我走不动，他们就抬我。我坚持走了半英里，追上了正在休息的部队。在这里，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并吃了些剩饭。海曼看到我时激动万分。刚才，他正为我而担心。艰难时刻，我有幸结识了这位真挚的朋友。
到了宿营地，有一个小小的好消息，他们将地主的一间房分给我们住。由于歇了歇，我又有力气坚持走到那里。他们把一间阁楼分给我们，虽然没有草可铺，但由于我们是那般疲乏，在木楼上马上躺倒了。红军为我单独熬了米粥，加了些白糖，让我慢慢喝。这时，我们听到下面属于地主的那些猪的哀鸣，红军中的一个“屠夫”很快就把它们收拾下锅了。一会儿，我们从肉香中嗅出肉差不多熟了。我们看到楼下那个杀猪的同志正在将他那套杀猪用具装进随身的包中。后来我们被带到院中集合，这时“法官”激动地对大家宣布，红军在这附近打了一次胜仗[3]，现在可以在此休整几天，然后向那个打胜仗的地方前进。
简直无法形容当我听到还要返回那段陡峻的山路时那沮丧的心情。一想到再次经过那高山陡坡，我就手脚麻木、胆战心惊。
令人宽慰的是后来行军时，红军给了一匹马，不久，又将一匹骡子给了海曼。山路嶙峋，举步维艰，队伍走得很慢，到了晚上还未赶到宿营地。这时，天下起雨来，路上一片泥泞。半夜，我们停在一个穷困的小山村中。我们被分配到一间灶房中过夜，那里卫兵给我们每人一个小板凳。这已是当时很大的照顾。连长和我们同住，他把卸下的门板平放在灶上，他是那样疲乏，往门板上一躺马上就睡着了。我一再要求也给我们找块门板之类的东西睡觉，最后卫兵告诉我，这个穷地方，能有个小板凳就不错了。我的挑夫还未赶到。我和海曼只好共披一条湿漉漉的毛毯，坐在凳子上冻得哆哆嗦嗦熬到了天亮。其实伙夫还不如我们哩！每天他都要早起做饭，而那些抬担架的民工则是在当地临时招的。天亮前送来了早饭，那是米饭和一大碗猪肉，不过，肉中由于加了很多红辣椒而使人难以多吃。
饭后，再次沿那条路急行军。这时，我不由得暗暗惊奇自己还活着。当然，这和有了一匹马骑有关。走出一个小村约一英里后，队伍爬上了一座山顶，并在那里停了下来。卫兵给我找了个背风处坐下，半个小时后，盼望的太阳出来了，这时，犯人被命令到旁边一间房子里集中。卫兵们要重新调整，先前的那几个卫兵再次指派与我们在一起。
真得为上次那几天的休息庆幸。这次行军的第二天休息时，我又病得吃不下饭，另一个原因是吃的米饭都是用缴获政府军发霉的米做的，更使人没有食欲。
第三天，我们到了农车[4]。途中大部分我是骑在马上，其间，我曾下马试着走几步，但几乎马上掉了队。“法官”很可能注意到我们衰弱的情况，晚上，他命令卫兵给我们买只鸡补养一下。卫兵从那对儿年老夫妇的房东那里买了鸡。当时老夫妇正在屋里喝稀粥，卫兵亲热地对他们说“我们都是穷苦人”，同时还帮助他们干活儿。那个老大爷不买账，直愣愣回答说：“我们希望别打仗！这真好，枪一响，官军先来，然后是你们来。”如此回答使卫兵们很难堪。
这期间，我们在院中等着划分睡觉的地方。这时一群卫兵拥着一个紧捆着的男子从我们旁边经过。后来知道，那个人就是刚吃了败仗的政府军第五十八师的孙（音译）少校，他和一百多个部下一起被俘获。后来，我们相互熟悉并成了好朋友。
从农车经过两个地方后，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桑植[5]。路经洪家关时，士兵们很兴奋，指着一栋半外国风格的建筑说：“那是贺龙的家乡。”不过，现在它已被烧毁了，只有残墙颓垣，这是政府军的“杰作”。又走了一天，我们到达桑植。它是湘西北的一座有城墙的小城市。卫兵和我们被指定住进城中大道上一间突出街心的富人家的房子。那里有两间仓房，其中一间分给我俩。第二天又增加了三个人，都是前来为几个地主谈判的中间人。其中一人的一只胳膊残废了，像根挂在肩上的细棍。他身材矮小，但却会用草棍占卜，预测吉凶（我现在是多么称颂上帝，因为对他的祈祷是那样灵验）。红军不允许我们之间交谈。孙少校等大约一打（十二个）左右的政府小官被关在隔壁，另有两间分关罪犯和地主。
在这里，我患了重病，天天高烧不退，危在旦夕。海曼天天给我推拿，以致胸部十分疼痛。卫兵们显得非常关心我，问我想吃什么。先前我曾在桑植街上看到卖柑桔的，但没有钱买，我说想吃那个。于是他们很快为我买了些大柑桔。当时这东西的价格十分昂贵，后来他们又拿来一大碗苹果布丁之类的东西。在这里，这些东西都是相当罕见的。吃的仍是那发霉米做的米饭，我对此最头痛。
这期间，海曼曾被“法官”找去，与贝克尔先生派来的一个中间人会面，那人说他将再次前来找我们。会见时，海曼仅被允许念“法官”拟写好的一个声明。回来后，海曼给我回忆了信的内容。卫兵将贝克尔先生送来的两件衬衣和杀虫剂交给我们，其他如食品、期刊等全部被扣下。再次写回信时，我们在口授下，将过去总计75万元赎金改为我们每人10万元或5万元，但只限在这个月中。基于中间人还得再一次来，“法官”威胁说，对信如有半点儿更改，就小心“脑壳”。
这地区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行政长官刘畴（音译）的助手也为释放我们的问题来到这里。他看到我们行动不自由，住的条件很差，就婉转地给红军指出了这些，因此我们被换了地方。一个中国医生也前来为我看病，他戴着度数很高的眼镜，看上去富有才学。他用三个手指搭住我的左手腕，然后是右手的，以此来窥测我的身体状况。他认为我的病不太危险，容易治疗。他要来纸和笔，给我开了药方。一个同志拿着方子到城中的药房抓来了药，那是12个用绳捆得有棱有角的纸包。开的药中有干桔皮、野植物叶子和根、甘草和中国的红枣。一个卫兵担负熬药的职责，他将药罐加满水熬成浓汁，即称之为“汤”，让我服用。我认为虽然中药治病的效果可能不大好，但也绝不会有害。
没迹象显示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围绕着我们获释的谈判，如预期的一样，由于我们所处的位置太偏僻，以及红军强硬的态度而毫无结果。在这里住了数天后，一天清晨，周围的红军突然频繁活动，一些人边吃边打背包，我认为可能又要行军了，后来问卫兵，他未置可否，只告诉我们可以继续睡觉。以后才知道是连长带了半个连的士兵出发到附近去了，剩下的人仍负责看守犯人。他们由那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指导员带领，“法官”的妻子也随队出发。通常习惯带领卫兵连尖兵班的“黄法官”（音译），这次却被留下负责日常事务。久病后的我得知不走时，心中无限欣慰，我为上帝的怜悯而默默祈祷。
又换了一个有一长房檐和土地面的房间。在正房大门后，雨天中，房里的地面简直成了泥塘。庆幸的是几件竹制家具的状况多少改善了一点儿，有床、茶桌和椅子。每天吃饭都是在上桌，与先前比，这已是巨大的改变。过去我们完全是蹲或跪在地上的，这也算是用人的规格对待了我们。我就像首次发现椅子对印第安人一样，或许这是红军对我们时过境迁的一个迹象。
在这里，我的身体慢慢康复，食欲也逐渐恢复。我请求“法官”给我点儿钱，以便买点儿想吃的东西。他很和善地满足了我。我买了鸡蛋、炸鱼和五香豆，这样我每顿饭能多吃一点儿。
这期间，可能某处的学校“倒了霉”，一些同志从外地带回一些旧报纸和课本。这些东西对他们无用，大部分人都为其他目的而撕了它们。我要了几本，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并以此探讨这课本对教育孩子方法的利弊。卫兵因弄不懂里面的内容而似乎厌烦，经常前来询问这里面的内容说的是什么。许多人还要求我们在上面签名，并指明要用我们的文字。对此，我用三种字母写，即大写、小印刷体和手写体。有些人还要求学外文，“A、B、‘师’（C）……”同志们这样念着，第四个学生还是个指挥官。开始他非常认真，但虎头蛇尾，后来甚至连“G”都未学到。
同志们的精神是令人赞叹的。在这里他们的生活相当紧张和忙碌，每天除了出操和练射击外，还坚持上课和读书识字。每个集体经常要召开互助会，会的主题大都与我们基督徒那种如何虔诚服务上帝类似，而其他题目同志们则视需要随时而定。
任何会议都要围绕会议内容和政治路线进行思考和发言，当然这都要从属于共产主义范畴，如“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等，一些发言和答案相当谬误和可笑。像在其他场合那样，会上同志们有时会恰如其分地开个玩笑，或者提出这个或那个问题来漫谈。视会议的性质，这些玩笑和漫谈或多或少。开会时，那些新兵最羞怯腼腆，大都热衷于为端茶倒水等事，这使他们很愉快，而安排的发言则都是他们的“苦难历程”。一般要求他们当众谈谈自己在地主压迫下的遭遇，然后大家围绕着这些发言。其间，主持会的领导要随时引导大家，指出要点，并在最后作总结。当他们开始这些长篇大论时（是一种几乎每会都说的单调而重复的报告），我发现很多人心不在焉。最后，领导们会发出“准备，唱”的口令，然后大家齐唱一首歌结束会议。
他们有一两首歌的旋律与我们赞美诗中的《赞美爱》和《安琪儿》相似，但歌词却换成“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之类的口号。一首歌的歌名是《勇敢的战士》；一首歌涉及蒋介石，谴责他卖国；还有一首歌是讴歌红旗的；其他的则是强调讲卫生，划清阶级阵线，打土豪分田地，繁荣经济，反帝、反对军国主义等。不过，所有的这些歌的第一节均采用首调唱法，然后第二节开唱歌词。这时，人人都看着自己抄有歌词的笔记本，不过这只是形式而已。
红军上课所学的一切，都会被要求写作业或心得，并要为一个用明快色调装饰的小报投稿。行军之中，一有机会，他们就写个不停。当然是否人人都能这样做，就值得考虑了。我亲眼看到一个同志采取“贿赂”的方法，哀求另一个同志代他写。红军经常发愁的是纸用光了，这时，读、写的用品就很简陋了。不过，他们小报的编排及有关共产主义内容的图画的设计，是值得骄傲的。一个同志擅长画画，于是我们便称他为“艺术家”。
我了解到，红军中很多同志都是共产党员。党的会议单独开，我们可以看到，但听不到其内容。一群党员要产生一个委员会，并积极发展党员，同时要求党员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偶尔，我们会看到支部找来一个同志，或是围着他谈话，或是选个地方开会，让这个同志入党。被找的人要回答正确是不容易的，一般会说“我不懂”。通常这是会被原谅的，因为此后支部将派人找他阐述入党的意义。
关于唱歌，我想起在大庸时的一件事。当时，指导员教大家唱一首歌，名叫《国际歌》，这是新参军的士兵先要学的一首歌。歌也是按首调唱法来唱，歌中有“英特耐雄奈尔”六个字，对这几个汉字组成的句子的来历他们弄不清楚，让我解释一下，我想了半天仍不得其解。后来我从共产主义联想到英文“国际的”这个词，这使我豁然开朗，这首歌此后教起来便词曲协调了。后来这个词泛滥成灾，如此糟踏这个词，令我追悔莫及[6]。
一位妇女因曾说过距那句话的目标还远的言论而沦为了犯人。这之前曾有一场特别的争论。那个妇女在争论中说：“的确，那是我们奋斗的方向，但必须适当地修正。”这很有远见，不过这使她的人身安全成了问题。我想起伊思·麦克拉思（音译）书中关于苏格兰的一段记述：“一个英格兰人到苏格兰后，为看到的傍晚景象而赞叹，‘啊，多么美丽的黄昏’。苏格兰人由此而议论：‘那么，你的强壮一词，也就等于储存了’。如此语同而意殊，两人不由骂起那些用词不当的祖宗们了。”
像在塔卧那友好相处的日子一样，这里我们又恢复了编织活儿的毛线供应。除此，我们每天还在房中捕杀害虫，我们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我的编织术，在卫兵推广下，形成了一场“编织霍乱”，以至于累得我犯了胃病。不过流行的一切正是上帝的光荣。
当同志们对自己旧毛织物的式样厌烦时，他们就拿来让我给换个样儿。有时那些东西破烂不堪，得费我们老大的劲儿，而他们有时还不提供毛线及原料，我们得搭上自己的。一个同志曾拿来一大捆线要我织毛袜，不过因故未织成，后来他把毛线送给了我。在织和拆的“霍乱”中，我主管织，海曼负责拆。他经常开玩笑说，他是我特殊时刻的学徒。虽然人们得“从师三年”，但他只能在一年内白干。那些卫兵也总是以中国式的幽默来感谢我们。
在塔卧当我们房内黑得无法工作时，我们大都在防空壕中织毛衣，那壕是因为政府军飞机曾几次空袭而修建的。
在桑植就不行了，飞机经常来，甚至同志们晾衣服也得小心隐蔽，远离营房，防止暴露。一来飞机，大家急忙撤到壕中防空。挖壕的同时，在平地上也挖了些相当坚固的防空洞，洞用门板、桌子当顶，上面覆盖着泥土。这在当时状况下是一个杰作。对飞机轰炸，一些同志相当恐惧。有次在壕中防空，一个士兵的手靠着我。飞机临近盘旋时，马达声震耳欲聋，我感到那个同志像打摆子一样哆嗦。第一颗炸弹扔到“法官”的房子旁；第二颗就在我们身边爆炸，尘土落在房上和我们身上。飞机走了，那个同志像个孩子似的那样顽皮，马上跳出壕去抢炸弹皮。
这地方红军行政王长官的助手，一个先天不足、极端虚伪但有些名望和权力的家伙，经常来看我们，为显示仁慈常好许诺。一天早上，他将随身带的衣服收拾成包袱放在床上，以便随时拔腿就走。这次，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包袱，并从中撕裂了六道口子，还烧坏了他的厚毛衣。他让我给他重织一件，这很难，但我最终还是把它拆散织了起来。他因此允诺要送我一些毛线，可后来他又要求我再给他织点儿什么，但我并没有收到他许诺的毛线，他应该找上帝帮助。我告诉他，如果他还需要什么的话，我所能帮助的只是缝缝而已。
这里，我们的看守在对待人及动物方面充分表现出了缺乏教养的一面。这期间，院里养了一只小猴子，卫兵们经常折磨它，有时则一脚把它踢出门外。一天，我们附近的一个季节性教会小学的孩子来了，他因自己养的猴子被人抢到这里而痛苦。但卫兵们却坚持说，这猴子原是一个政府军士兵的（可能已被打死了）。我们祈祷上帝能将我们朴素的真理，如甘霖一样洒给这些灵魂空虚的人们。
孙少校他们这些官员被特制了一些高帽子，然后被押着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并向老百姓宣称，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卒。我们能看到其他犯人的房间，房子里稍高出地表的土地上只有薄薄的一层草，雨天中潮湿泥泞，他们真像圈养在那里的动物，常听到他们剧烈的干咳声。最后，甚至连卫兵都看不下去了，他们取来了门板，以使这些人能躺下睡觉。
五月五日的月亮在不知不觉中升起来了。这时，我发现了一些可能要撤离此地的迹象。
每天都有一些外地的犯人被押到这里。按以往观察，红军每次转移前都要处置这些犯人，或放或杀，剩下带走的就重新编组。我告诉海曼：“我们又要回到以前那倒霉的环境中去了。”新犯人关在隔壁。我从窗口观察红军举动时，没有发现要走的迹象。晚上我们安心地上床睡觉，不过天黑下来时，我们突然被唤醒，命令我们准备上路。这简直令人惊呆了，我大病初愈，根本没有气力走路。
犯人们在院中排成一队，左边是一批新换的卫兵。那个指导员面对包括外国人的这批犯人，紧张得有点儿神经质，他命令把犯人都捆起来。我们是被用绳在左右臂上缠两圈并打结连在身后捆绑的，下一段绳子再依此绑海曼。尽管我们厌恶捆绑，可这种方法仍可以活动手臂，也不妨碍行走。而那些犯人是被手腕交叉在身后捆住的，这使行走很不方便，往往使人踉踉跄跄。卫兵们为了加快行进速度，有时要冒险偷着解开。后来我们将每天行军之始的捆绑，苦笑着称为“特别服务”。
我们按来的方向撤出了城门，在那里原地待命一段时间。这时卫兵带着四个要处决的犯人来到河边，队伍前后都停止了前进。卫兵声明，处决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太弱，根本无法行军。四个人中有一个老年男子和一个老太婆，那个妇女又高又瘦，满头白发。处决的地方就在我们眼前，其中一个人被处决时，把脸转过去不看要砍他头的那个卫兵，接着身子倒在了河里。同我们一起围观的那些人面无表情。上帝的箴言涌上心头，在看其他几个人被处死时安慰我“即使一千个落在你身边，上万个还在他的左手，但他也难把你侵犯”。
现在，我真是竭尽全力地坚持着走。半夜，当走过一个陡峻地段时，我还能跟得上。天亮后，我发现只走出五英里，我们再次经过了贺龙的家乡。
半路发现了一栋房子在那里，我们停下住了几天。我们分住在楼上，上边有一个长阳台。五个政府军俘虏被关在隔壁，其中就有孙少校和一个五十多岁的湖北（音译）的地方小官；另一个是政府军队的参谋，他仇视共产主义，认为“玩”从某方面讲就是人类幸福，并对基督教很了解。我想他过去可能接触过教义。
在这里又处决了一批人。孙少校脸色阴沉沉地目睹着他的一些部下赴难。红军曾让我们去看，不过这是一种古怪兴趣的邀请。
礼拜天晚上，军队传令收拾东西并到院中列队，后来又告诉暂时不走，明天再休息一天。那一天是我结婚周年纪念日，是仁慈的上帝在我艰难时刻送给我的礼物。这虽然很间接，但正是他爱的缘故。贝克尔先生一封支付3000元并要求改善我们伙食的信，这时也送到这里。这使我们了解到朋友们的努力，为了我们，许多人正想尽办法，并蒙受了损失；仅主要朋友的姓名即可列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我读到长沙一个女孩在教堂写的信时，我眼睛湿了。她说，她能感受到我的困苦，她将买糖果的钱寄给红军，以求释放我。钱都让红军拿去，但我们吃的依然如故。不过，海曼获准可以看被红军扣留的《月报》，从字里行间，海曼捕获了一些消息。例如，格蕾丝·恩布伦现在很好，已回国度假；约翰和贝蒂·期坦坶成了殉难者等。
礼拜二，我们又踏上旅途，走了一二英里后停住。一些卫兵被命令到路旁树丛中折树枝，红军将采回的树枝做成圈放在包括犯人在内的每个人头上，马也用同样办法伪装起来，远远望去我们就像树丛，这样政府军飞行员的眼睛就不容易看见我们，开始我们觉得这样很新鲜，久了也就无所谓了。行军中我们再次体会到红军奋发紧张的生活以及犯人们的顽强耐力。行军时，发布命令是采取前后口传的办法，能很快传遍全队。一次，命令经我们下传时，那个湖北的小官掉了队。中间休息时，卫兵送来了冷米饭和豆腐，虽然不可口，但却补充了气力。每次当犯人队伍因累得精疲力尽而慢慢拉长距离却接到“休息”的命令时，真使人喜出望外。那个小官已经不行了，他呼吸短促，奄奄一息。他的朋友孙少校曾前去看他，但他甚至连人都不认识了，我们暗自悲伤他可能活不成了。后来红军让人抬他走了约十英里左右。当到达了那个我曾在小凳子上过夜的小村时，我们都希望能在这儿住一夜，可是却被命令继续前进。当在这个村休息一个多小时后继续向上爬时，我们的腿简直像灌铅一样重。这时犯人的队伍又成了长龙，红军看到那个小官仍然昏迷不醒（可能是劳累加中暑的原因）就开枪打死了他；然后像以前那样，草草把他埋了。
红军认为我们尚有余力，因此行军中海曼要背自己的背包，这样红军就可以帮其他人。这一天因情况变化，我们多走了五英里。由于未能在前面那个小村过夜，大家的精神都垮了。海曼几乎无法支持，我只好替他背背包，一直到停止前进。我们是赶到一个大村子后才宿营的。一到分配的房中，海曼就昏沉沉地躺下了。我为他不断扇风排热，很长时间后他才清醒过来。
第二天出发，我们赶到一个叫忠堡（湖北边缘）的地方。在那里，红军又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打败了政府军第四十一师，并使这个师的张将军及二千余名部下，得到了与孙少校相同的命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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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曼·贝克尔（Hermann Becker），英基督教会和中华内地会湘西教区牧师，因与贺龙相识，故教会方面委托他为与红军谈判的代表。贝克尔多次派遣中间人与红军接洽，但其本人始终未与红军见面。
[2]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红军撤出塔卧，由此开始战略转移。
[3] 1935年4月15日，红军回师塔卧，于桃子溪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八师师部及第一七四旅大部；翌日，收复桑植。
[4] 位于今湘西龙山永顺之间。
[5] 1935年4月16日桃子溪战斗后，红军乘胜收复桑植，迫使进攻之敌转为防守。
[6] 英文“国际的”一词为International，即英特耐雄奈尔。
[7] 1935年6月24日红二、六军团在湖南咸丰县忠堡地区采取围城打援战术，一举歼灭自来凤驰援宣恩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师部及一个旅又一个营，俘其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以下二千余人。史称忠堡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