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队伍行军过程中，经常要为许多大小河流所阻。渡河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搭浮桥到跳过那令人战战兢兢的石磴。情况好时，我们会遇到典型的中国摆渡，船在河水冲击下摇摇摆摆，险象环生，船上的人心惊胆战，诚惶诚恐。这通常因我们和卫兵寸步不离而使船超载有关。一次，摆渡的小船被卫兵和我们塞得满满当当后，才摇摇晃晃地驶向河中，在接近对岸时，由于掌舵的同志惊慌导致失误，船撞到石头上，舱中涌进了河水。当时唯一的选择是跳水逃命，但卫兵们这时仍试图观望；船又一次撞上石头，随即沉入水中，船中的人挤着向船外跳。当我落到河中拼命游到对岸时，船已漂到下游水流湍急的地方。海曼没能爬出沉船，随船到了下游，后来红军把他救了上来。当我们狼狈地爬上岸时，人人都感到一种大难不死后的兴奋。一个红军同志开玩笑，说我在河中一气喝了足有两大碗水。
令人庆幸的是天已经不冷了。当等待对岸其他人渡河时，卫兵给我们解开了绳子，使我们有机会拧干自己的湿衣服。当天，在一个繁华的小山村停下宿营。孙少校和我们三四个人被分配住在一起，其中还有一个姓李的报务员。现在已不可能获准生火烤衣服了，我们在房中拴起绳子然后搭起湿衣服晾干。
第二天早上，天下起暴雨来。尽管早饭已吃过多时，红军对是否出发仍犹豫不决。后来通知出发，当到外面的列队已毕时，又告诉不走了；刚返回住房，再次命令出发。我们冒雨行进。当爬上村外不远的一座山时，在山顶上看到了由政府军精心修筑的一些工事。工事很完善，由战壕、射击台、胸墙及毒竹签组成。竹签是先用短竹削成尖，用火将头部烤硬；然后尖朝上，埋在红军必经的路和阵地前。当人们经过时，往往由于粗心而不幸陷入竹签阵中。竹签能刺透他们的草鞋；他们摔到时又能刺穿衣服，而这时，尖上涂的毒药就在这些受骗者的伤口上令人痛苦地发作。
我们对红军攻下这里感到敬佩万分。不过，被俘的张将军后来告诉我们，红军在这里曾遭到袭击，并且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
在这里，红军对走还是停再次犹豫起来。雨越下越大时，队伍最终决定停止前进。我们和孙少校被看管的卫兵带到路边一所房中休息。当我们在谷仓中用草铺好地铺放下自己的东西时，突然又命令出发；我们又按老样子被捆好。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卫兵竟用捆普通犯人的方式绑住我们，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对这次出发命令恼火的缘故。不过，此后再也未发生过类似情况。走了约半英里后，我们与早先出发的“吴法官”和卫兵连长会合。他们押着被俘的张将军等人，在这里的几间房中已等我们几天了。会合后，我们都住在这里。
我们住的地方旁边有一个大操场，原是由政府军为操练而修建的，现在红军又在操场的一端修起三个台子，中间的大，两侧的较小，每个台子上都装饰着醒目的纸花和旗子。
一天，红军和老百姓都来到这里，场子中人声、军号声响成一片，两侧小台子上设置了“乐队”。红军没有像样的铜管乐队，奏乐仅仅是靠军号和锣鼓组成，音量小而杂乱。参加会的人都给一面小纸旗来渲染会场气氛，以庆祝在这里所取得的空前的胜利。
我们算计着张、孙等人免不了要上台“示众”，可真没想到我和海曼也会被“陪示”。当那帮政府军俘虏被带入会场时，一个同志对我们说也“请”我们参加。我们只得跟着去。这时红军正排成纵队进入会场，而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也列队等在场中。中间大台子已坐上了一些人，两侧台子上的乐队正起劲儿“折腾”着。我们在一片“帝国主义分子”的嘲弄声中慢慢入场。小纸旗都绑在红军士兵的枪口上，会场上呈现了一幅节日景象。
在等待“示众”时，我首次与张将军认识。他约四十六岁，穿着讲究，头部缠着绷带。这一行列中同样有那些校官，其中一个姓王。我们像老相识一样友好地交谈着，后来由于贺龙将军在台上讲话而中断了。贺龙将军讲了一会儿后转向我和海曼，他的声音很大，响彻全场。他说：“如果再在赎款上面拖延，我们就将砍你们的脑壳，不要自恃黄头发、蓝眼珠别人就害怕，过去红军就处决过一个抗拒时间比你们还长的神父。”[2]他似乎很风趣，谈吐幽默，场上的士兵和老百姓都很兴奋。此后，萧克将军及党的其他领导人也都分别讲了话。
一个被争取过来的“神兵”或“拳民”的首领也在其中。“神兵”是当地自称能在特定的时候刀枪不入的民众武装，幻想自己的信仰无所不能；活动的方式以练拳为主，某些方面似1900年“拳乱”即义和团运动的继续。
领导人讲话时，两侧台子上的乐队总算歇了下来。这时，一个领导走上台向大家介绍这次战斗经过，并说几个月前抓获我们以及这次抓获“张”都是非常侥幸的。于是他命令我俩走出来让人们看看，以面对台下那些欢呼的人群“示众”；接着张及那些被俘军官也被依次弄到前边，然后我们被带回去。这时，我才感到尿憋得厉害，好不容易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我才“轻松”了一下。
犯人们都暗中认为张逃脱不了像孙等人在桑植戴高帽游街的命运。后来，红军可能对他这种职位的人另有企图，他竟受到了保护[3]。
大会后的第二天，我们又上征程，目标是龙山。途中，犯人们在路旁一个地方停留了几天，分给我们的房子又是仓房。房主家中的一些人逃走了，几个老弱留在家中，住在正房里。由于我正为“刘法官”织毛衣，获准可以坐在房门外。春日融融，在这农家小院中别有风味。正屋的地上有一个火塘，里面生着火，几个小竹椅摆在旁边。房东是个妇女，有几个孩子，很小，都很安静可爱，他们围着看我干活儿。我给其中一个小女孩几根红色毛线扎头发，她高兴极了。这里，邻居们几乎一天到晚都围着看我们。
被扣留以来，我们都是自己洗衣服，在这里红军为我们雇了个洗衣妇。我们设法洗了个澡。到现在，我们的头发一直未理过，受环境所限，唯一的办法是借房主家的剪刀来剪。一个同志给我剪短了头发并剃了胡子。在他的收拾下，我们的外表显得很滑稽，同志们评论我现在很像中国人。为了干净卫生，我只得“苦笑”着接受自己这副中国打扮。
礼拜天到了，按习惯我停止了工作。“刘法官”知道第二天将出发，于是挂念起他的毛衣来，他想让我完成它。在他找我时，碰见的几个犯人告诉他，礼拜天老薄不干活。他由此恼了。当他看到我确实如此时，不由责怪我迷信。我告诉他，如果他坚持，我并非不能去干。他考虑了一下，决心坚持，于是我很不愉快地给他织完了。第二天出发时，他将新毛衣及其他东西交给一个犯人背着，谁料，那个犯人竟“黑心”地携物逃了，结果“刘法官”的毛衣求之急反而失之速。
队伍临近龙山城时，同志们变得很兴奋，因为这意味着将获得新衣、新鞋和好吃的东西。然而，红军却未能打下龙山。我们在距龙山城几英里处住下来。像中国典型的古城一样，龙山城地处险要，城高池深，有许多胸墙。虽然四面都被红军围住，但守城的政府军由于有飞机不断地空投食品和弹药而守城益坚。红军屯兵城下一月有余，但最终未能攻下。这时，一个与龙山遥遥相对并相互争雄的小城——来凤被红军攻克了。在这一地区红军招了一大批新兵。我们经常听到那些新兵激烈地争论，焦点就是这两个城中哪个更大。
我们仍住谷仓。一天，我们被调换到了厨房。房东一家人很和善，有时烙面饼送给我们吃。女主人告诉我们，红军来前，这里由“神兵”控制，她们的日子很难过。
战场离我们的住所很近，经常听到红军攻城的枪声。天气好时，政府军的飞机还来空袭。这对红军是最大的威胁，我们被迫到战壕和山洞中防空。山洞位于村边的山脚处，周围的环境很美；从洞中望去，洞外绿油油的稻田鳞次栉比，犹如厚绒绒的彩色地毯，一派夏日景色。洞中凉风阵阵，快慰人意，使人恍然如梦。每到中午，红军就把饭送来，如同我们的野餐。
刚开始时，红军准许我们和张在一处防空洞躲藏。在这期间，我了解了张。他很有趣，十分健谈；年青时曾游历过大半个中国，并去过俄国。他文质彬彬，常常对红军及白军士兵的粗鲁进行劝阻。一天，一个被俘军官要求我带领他们祈祷，这使我们大吃一惊。我是非常愿意的，但毕竟要提防卫兵，因为就连我们自己祈祷红军尚无表态。后来，这些军官自己干了起来。一天，张问我：“被俘后，红军是否反对你祈祷？”他非常想知道这些不必活动即可寄托自己思想的祈祷是怎样进行的，他说他渴望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不无感慨地告诉我，他的愿望就是战死在战场上，然而命运却打发他到这令人怅惘的处境中。一二天后，张等人和我们分开来，被带到另一个洞中，或许红军怕我们将来充当这些人不屈经历的见证。
晚上，蚊子是最令人头痛的，我打算利用洞中的时光织蚊帐，海曼从绑我们的绳子上解决了原料问题，同志们看到后都惊赞我的勤劳。
真得感谢攻城这一个多月的休息，否则，就凭鞋不合脚一事，足令我在跋涉中吃尽苦头。我的脚比一般中国人的都大，脚趾被狠命地挤在小鞋中，因而小脚趾就在行军中磨破起了泡。红军中根本没有什么消炎药膏，万般无奈，我只好敷上一些大米饭。疮口竟意外地好了，这条经验后被推广起来，实践证明确实很有疗效。
在洞中防空时，曾有一个被俘的政府军士兵来看我，他说，过去他和一个朋友曾在当地的一个教堂干过，会祈祷。当他看到我那双脚时，马上送给我一双用布条打成的草鞋。这种布草鞋在红军中很普遍，不过用布作草鞋这对红军微薄的物资供应也是一个可怕的消耗。现在那些返回教堂时发现自己的床单、衣服、门帘全都没有了并为之纳闷的教士们，可由此得到启发，他们的那些用品竟是这般意想不到的下场。红军为打草鞋而撕开这些东西时，根本不注意它是丝的还是毛的，是价值昂贵的还是有其他用途的，他们的眼睛只是熟练地一瞥就能看出是不是打草鞋的好材料。那个政府军士兵，后来又送给我一些饼干，他表现得很友好。
“贝克尔简直在开玩笑。”一天，“法官”叫我们去后生气地说。
“他想3000元了事，好家伙，即便是一个小地主交的罚款也比这个多。你们写信告诉他，赶快再去筹款，我们只给他50天期限。”“法官”想了一下，“再经过这里时，我们将等到这个月（八月）底。”这意味着时间很紧。“如果那时罚款还不交齐……”他卖了个关子，闪烁其词地告诉我们，“那对你们将意味着什么？你们将被一个个地处决，这是最后的下场。”于是我们被要求再次写信。
当天，我们再次被叫去后，“法官”以幽默的口吻请我们坐下。我们被要求再抄一份信，但不填写时间，并增加了“如中间人空手来，将被视为间谍”的内容（这意味着监禁和处决）。这事使我感到意外，不过，对于已明确时间能结束我们无希望的等待也是好事。这封信送到贝克尔先生那里前，那个姓丁的已从红军回返了，贝克尔收信后，马上又派一个名叫高彼德的中国教徒去追丁，并随身带了200元钱。
有一次，我按要求给我妻子写信时，下意识地在信纸下面写了“×”记号，这招致了红军的盘问。他们非常多疑，不允许我们写超出规定的内容。还有一次，卫兵给“法官”报告，说我和那个姓李的报务员打密码，结果李和我们被分开审问，我和海曼甚至被罚到了普通犯人房中住。
在龙山这一段长时间内，我们更换了几次住处，不过多是谷仓，好一点儿的也只是伙房。房间还可以，都有床，但房中很脏，满是尘灰、碎草杂物和瓦砾。不时有人用耙子在这一堆破烂里找东西。
一次，我们返回房中后，发现房子因需关新犯人而把我们的东西弄到卫兵房中，跟四个卫兵同住。这房子很大，除去卫兵的那些显眼的大床外，空间仍不少。一张中式床上住了我和海曼。第一天晚上，我们没在床上铺草，结果弄得一夜难熬。这是因为睡觉时，一个卫兵教给我们说，夏天像他们那样睡光板最卫生。我们决定试试，床上什么也没铺，结果一夜下来连骨头都痛。在这房子中卫兵们常常无休止地吵闹。不过几天后，他们搬了出去。这间宽敞而又凉快的大房只有我和海曼独享，这真是难得。一两天后，一个来自卫生学校的医生犯人住了进来。他很友好，但被指定睡在我们的床上，这使人稍感扫兴。几天后他自由了，了解到我们缺这少那的状况后，离开时许诺将在外面给我买牙刷牙膏什么的。但后来，他像圣约翰的男管家忘了主人一样，把这档子事给忘了[4]。
这一时期，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加入了犯人的行列。她曾信仰过宗教，认识一些教过她编织的修女，尽管她本人很不幸，但她的到来，使这里透出了生机。行军中她像男人一样背着自己的小背包，一身男子打扮，睡同样的地铺。虽然她沉默寡言，但我从未听到她口出说粗野的话，或者看到她抽烟，就像前面提到的“吴法官”的妻子一样，真是不为环境所动的高尚女性。
在大房子住了几天后，“出发”命令又来了。同往常一样，我们既不知目的地，也不知有多远，这次只走了约十英里转了个大弯就到了。过去每当要到宿营地时，总要淌过条河或者小溪，我和海曼戏称它为“洗脚仪式”。红军的领导是骑马或用马匹接过去的，但大部分人和我们一样。这次又是“洗脚仪式”。天很热，我们在阳光下等待着分配住房。后来，我们被带到一间很理想的房中，屋里有床、桌子和椅子，我和海曼马上打扫收拾，当我们收拾干净正要祝贺乔迁新居时，一个同志突然来通知——谷仓已为阁下“备好”。又是谷仓！
冬天，谷仓是很吸引人的，它有地板；可现在是夏天，谷仓没有窗，密不透风，而且简直就是蚊窟。它单独置于院中，烈日之下，就像火炉。孙、李等人被分到厨房，那里条件虽差，但人们反而彼此友爱。指导员看到后，曾以完全自信的口吻，借此宣扬共产主义理论的伟大，描绘未来国家的美好前景，开导这些属于上流社会的敌人说“艰苦的生活，反使你们相互友爱，而这正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相似；当然，原因是不存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种颇惑人心的宣传不可能感召这些人，但却从某个侧面透露了红军对他们的态度。在我看来，房中出现的情况只是“强制”的产物。不过，对这些政府阶层的代表来说，反倒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报复”。
“你们的中间人到了。”一个新来的卫兵偷着告诉我。他曾到很远的地方去接这个人。上帝显灵了，海曼先被叫去翻译那人带来的那些信。但我妻子的信却使用的是法文，于是海曼告诉他们：“我不懂法文，必须让薄来翻。”当我们来到“法官”房中时，我看到桌子上有几封信，那是海曼夫人和我妻子写来的。“法官”要求把它们译成中文，他们在旁边抄。读信时我知道了，贝克尔先生现在打算支付6000元。我和海曼暗中祈祷红军能接收这笔看起来数目不算少的钱。贝希望与红军能就释放我们这些“漂泊者”的赎金数目会谈一次，那时，双方可按达成的金额，在规定期限内交钱并把我们当场带走。为了我们，教会方面正继续徒劳地呼吁人们施舍。我和海曼知道，这次再不行的话，我俩只得准备“砍脑壳”了。
妻子的信是在我们结婚周年那天写的。信中忆起了婚礼时的一首名为“我的心为上帝而跳”的赞美诗，于是我问：“需要翻这首诗吗？”“当然，一字别少！”期限很紧，我备感困难。因为诗需要我搜肠刮肚地找到相应的中国词汇。晚饭时还未翻完，他们邀请我一起吃，菜谱中有鸡，这在当犯人的日子中是罕见的。当蚊子开始找麻烦时，他们就大口抽烟来熏。我真希望在我住的蚊窟中也能如此，那里的蚊子比这多几倍。蚊子伴随着我读信的快乐。信中夹有照片，两张是海曼孩子的，一张是我妻子的，一张是我十四岁时与双亲的合影。还有一封信是我母亲写的。朋友们真了不起，竟了解到我母亲识字并动员她也参加到这一行列。母亲已七十高龄了，字迹仍很稳健工整。信都被“法官”收存，照片还给了我们。后来数天中，一批批同志们来看照片，并好奇地摸摸。他们看照片时，人类的天性使我们和谐起来。
“催那边快交钱，这样你们就能早日回家了。”一些同志善意地劝我。他们都认为海曼有福，因为他有四个男孩（虽然红军移风易俗，但他们中重男崇男的旧观念仍很牢固）。
第二步是写回信。每人写一封给妻子及贝克尔的信。“吴法官”定了三条内容必须贯穿其中：
（1）承认自己是间谍，不该来中国，红军扣押及罚款有理；
（2）逃跑虽不成功，但却使事情复杂化；
（3）扣押长的原因只能怨自己罚款未交来。
随信我们还被命令抄上一张药品单，要贝克尔就近购买并确定交付地点。
对“间谍”一词，我决定不服从，我在前面加了“as”即“当作”间谍。信写完翻给他们听后，有些地方他们仍不满意，于是我们又改。这次他们勉强认为可以了，但还得送到吴那里审查。
回去后，我们马上祈祷，希望上帝帮助我们能使红军同意6000元的数目，同时希望早日获释。海曼再次被叫走时，我们的祈祷证明是有道理的。
我信中写的是“钱交付时”，但红军却要改为“全部付清后”，这等于又回到75万元上。真得提醒他们，按照那样计算就算是一天1000元，我们也得被关两年零二十天，而照此比率6000元则只能担负6天。
这天，我又被叫去见“吴法官”，走了很远后，来到一间指定的房中。吴面前放着我写的信和一本英汉字典，他平框眼镜后的眼中冒着怒火。我一进去他就命令：
“念念你的信是怎么写的！”我照办了。
“确实用‘间谍’一词了吗？”
我答：“是的。”
他命令我拿起字典查查看，并指着“as”说：“用这个词，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说是当作间谍，你本来就是。”他指责着，命令我改。
“我不能违心承认。”我告诉他。
他生气了，大声喊：“你就是间谍，审讯你时的证据证实了这些；如果你不是，那么，请问你来中国干什么？”
“我传教。”我的回答使他气极了。
“那为什么带照相机？”
“我没照什么。”
“那为什么在中国买土地？”
“我没买。”我顽固地顶撞他。吴的脸变得阴沉起来。
“我命令你按我说的写……”
“信是写给我妻子的，纵然写了她也不信。”
“那我不管，但你必须按要求写，否则就马上处决你。”吴怒声喊着，我已遭到了他的仇视。他那里的一个人送我回去，等我改信，因为信第二天就要被送走。
那人很年轻，满脸书生气，有礼貌地劝我说：“你最好照‘法官’说的干，他可不是好脾气的人。”可能他自己就没少吃“吴法官”坏脾气的苦头。
当他接过我改的信后，又不安地问：“你是否按他说的写了？”一直等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才返回吴那里。
第二天中午，我被再次带到“法官”那里与中间人会面。海曼先前已见过那个高彼德了，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这次会见才知道他是一个卓越的教友。
我们并非自由会面。开始吴没来，我没来得及相互祝福就急切地问：“我只有一本中文版的《圣经》，你带什么来了？”看到我渴求的目光后，他马上明白了，迅速将身上带的《圣经》送给我。不巧，被从外边进来的吴看到了，高马上装着像送礼物一样；同时，煞有介事地告诉吴他要做什么。
“你应先交我们审查，没有问题的话，我会转给他的。”吴说着收了起来。此后，我再也没得到这本书。
那封信，吴仍不满意。他决定自己起草，然后由我抄成英文。信没写完时，又开晚饭了，我再次和他们一起吃饭。红军的大米储备已不多了，他们改吃包子和豆汤。与我们西方人比较，中国人主要以米面为主，食品单调；无论米、面，最大的满足则是中国式的“吃饱”。
这次的信，吴总算满意了，但比计划晚送了一天，原因就是我前天的“愚蠢”。
在这里，红军筹到很多面粉，并给了我们一点儿。孙是个北方人，他要了些猪油和调味品，包了些可口的包子。我们都高兴地帮着干，认为交上6000元后红军会遵守诺言释放我们。当我告诉张时，他对此充满疑惑。
我们又照过去的样子，在与贝克尔先生谈判的路上跋涉，而我们的“护送人”就是这支押着张、孙等俘虏的红军。在爬上途中一座高山后，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又恢复了体力。一条小溪在路旁蜿蜒流淌。我们向茨岩塘进发。我们从这个繁华小镇的大街经过后，向右拐，停在一个大院前，等人们进去给我们分房子。后来，由于军团领导要住，我们又转移到一所学校。这里的房子大部都已损坏。我们分住的房子地面很脏，只有一块地方还算平整，房顶漏了个大洞。当时我想天若下雨，可就“好看”了，结果，果真下起雨来，房中一切都泡了汤。本来有一张床，但为防我们逃跑，床板被拿去堵后门了。我们只好搬到狭窄的过道里睡。好在天气不冷了，天晴时房子很亮堂，正对着小院子，对面就是“吴法官”及其妻子的房间。
在我们到这儿之前，先到的同志们已在周围挖起了防空壕。壕采取下挖一半，然后用土在两边培起一半的办法，从我们住的地方一直通向远方。人们继续干着，留下一部分卫兵看着我们。壕挖好后，用树干铺顶，上面再覆盖上5～10英寸厚的土，这样里面即可容纳相当多的人。我们一天中大部分时间是坐在壕中防空袭，壕中十分潮湿，中午饭是在里面吃的，每天黄昏从壕中返回住房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但这里已是战场，想到建造者们费力修建这一壕的目的时，我们不免心中阵阵发怵。每天到壕中都要走很长的一段，比起张将军那些人来说，我们是幸运的。他们的小房很潮湿，并且紧靠着隐蔽的一段壕，得不到自由行走的机会。一天，红军将我们带到那里，我和张又愉快地交谈起来，在聊了一会儿后，他真诚地问我：“告诉我基督再世是怎么一回事？你又是怎样打发在这里的时光……”
我于是想起《詹姆斯·大卫》一书第五章中几条恰如此境的箴言，对我们真是再适用也不过了：“来吧！你虽富有，但眼泪和呻吟却缠绕你终生……”张被深深地感动了。我每次来这里后，我们都继续谈这些教义。张变得开朗起来，对一切逐渐超然，这都是我们交谈的结果。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交谈，你能变得这样开朗吗？”
“不错，是《圣经》给了我一切，它展示了无所不能的创造，他爱我，派他的儿子来鼓励我。”
我们坚信上帝使我们在与人的交往中能把人从迷惘中解救出来。
我们也经常在一起祈祷，我坚持从基本教义去启发他。张读过大量的共产主义书籍，其知识水平不亚于红军。他也认为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形式，但红军却是其从反面衍生的坏现象。张领悟到了基督千年王国的前景，消除了他的鄙见，增强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你来这里很好，”一天我们到张房中，连长碰见我后说，“这里条件不错，不过你来之前最好把个人问题都弄完。”他说完便又去挖战壕了。
张的房间很大，很凉快，只是土地面，一角上是用木板搭的铺。张、孙被关在这里，房子隔壁关的是那些士兵俘虏，趁卫兵不注意时，常有一两个溜过来和我们闲聊。他们很友好，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像他们这样阶层的俘虏，选择完全在自己，如果不愿参加红军，即能有机会遣返回家，而且离开时还会发三块钱路费等的好事。张和孙曾被叫去给士兵讲话，动员他们参加红军。红军这些办法的确很吸引人，很多士兵由此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一天夜晚，四五个新犯人被带到我房中住。第二天早上交谈时，我才知道其中一个是基督徒。我问他：“你有《圣经》吗？”
“我被俘时还有，后被他们搜去了。”我想和他交谈一会儿，可是他不久被换到另一个地方，以后不知他的命运如何。
一天晚上，一个同志来通知：“吴想找你们。”我们很快从床上起来跟着他走，心中感到不安。那个同志告诉我们说：“想请你们去唱歌。”这话顿时使我轻松下来。海曼突然想起忘记带假牙了，但这太晚了，我们已迈入大门来到院中。这时红军领导人在院子里正坐成一圈，张也被“请坐”在其中。他们指定两把椅子给我们坐，然后大家善意地就我们传教被关押的事和拖延不交罚款等，开了一大堆玩笑，如对误期交款，我们将和被杀掉的那位神父一样，别误认为他们软心肠，他们不在乎杀人，等等。
有人提议江西来的刘主席来一个节目[5]，他讲话时的表情似乎很严厉，样子很凶。不过他的一个评论却荒谬得可笑，而且解释得很糟，人们开怀大笑，紧张的气氛消失了，我们大家都感到很轻松。
对面的一个同志轻轻告诉我们：“这些男女同志想听你们唱歌，但提前预告，不得与宗教宣传有关。”
“可我学的全是宗教歌曲。”我为难地回答。一个小个子的妇女及时插了一句：“你们随便唱吧。”因为那个同志早已知道，我和海曼在路上就商定好了唱法，决定唱《我们得到上帝的爱，一直到永生》。我们先合唱第一节然后分唱各节，唱到高潮时，许多卫兵都出来站在那里听，大家专心致志。曲终时，刘主席评论说：“真不错！”人们开玩笑说，唯一可惜的是这首歌是宗教内容。后来我们就回去了。虽然，那时我们的身体仍未康复，但我们为有这样的机会赞颂上帝而高兴。
刘是“吴法官”及其妻子的常客，这好像是他党务的一部分。在晚上，能听到他们房中那些欢快热闹的笑声。
几个月后，当有一段时间未看到刘时，我问卫兵：“刘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不知道？”他答道，“他被处决了！”
“为什么？”
“发现他是一个反革命。”
唱歌后没几天，又来了新犯人。我搬进一间蚊子成群的房子，于是打蚊子成了我们的消遣。我们习惯用网球规则去比赛，每场十五个，三局两胜。两天后，到防空壕的短程旅行取消了，但我们仍有事，继续织蚊帐，这次是因为一个同志给了一大团棉线。
* * *
[1] 即张振汉。详见下页注。
[2] 此事件疑指1934年12月9日美国基督教会牧师师达能（John Cornelius Stam又译史坦）与史文明（ELizabeth Alden Scott "Betty" Stam，又译史施蓓蒂）夫妇在华事件。1934年10月，方志敏率领的由红七军和红十军合并组成的红十军，为牵制敌军，掩护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利后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的长征，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向敌东北方向挺进。12月6日，由师长寻淮洲带领的红十九师一举攻克安徽旌德县城，扣押了在此传教的美国人师达能夫妇。按照薄复礼书中不断提到的“吴法官”妻子即长征中老红军戚元德的回忆：当时红军对待国内的外国教会政策是，因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我们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是‘红祸’。我们每到一处，他们都号召教友‘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视我们为敌。因此，我们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只要他们认罪，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只要交纳罚金，支持红军革命、抗日救国，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当红十军要求师达能传信上海教会总部交罚款赎人时，遭师达能强硬抗拒。12月9日红军转移途中遂因战况紧急只得将拒绝与红军合作的师达能夫妇处决。红二六军团中堡大捷发生在1935年6月14日。
[3] 1935年6月，红二、六军团采取围城打援战术，一举歼灭自来凤驰援宣恩的敌四十一师大部。曾深得蒋介石赏识并吹嘘要“活捉贺龙”的敌四十一师长张振汉受伤被俘。红军以最好的药给张治伤，并给其应有的待遇。红军的所作所为，感化了这个国民党中将纵队司令、师长。此后张振汉参加了红军，任红军学校高级班教员，参加长征到陕北。建国后，张振汉任全国和湖南政协委员，成为唯一一个在红军长征中参加过红军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4] 《圣经》故事中的警喻，是西方流行的成语，类似我国“食言而肥”之意。
[5] 江西的刘主席，疑似为1933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刘启耀在坚持苏区的游击战中负重伤脱离部队。据有关史料载：他凭自己坚强的毅力在山林中养伤康复；1935年下半年起至1936年底，刘启耀化名刘茂财以小商贩身份四处奔波寻找组织；1937年1月刘启耀联络部分失散的党员重建中共江西临时省委，任书记；抗战爆发后，任中共吉安、泰和等地的县委书记。1941年遭日军逮捕，被释放后与党失去联系，至1946年在家乡因病去世。这里刘启耀是否在1935年至1936年以小商贩身份四处奔波时到达过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虽未见正式记载，但可由此存疑。另外“吴法官”即吴德峰，进入根据地前一直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至于书中后来卫兵所说的刘已被“发现是反革命被处决”一事，未见有关史料记载，估计是刘受党的委托自红军秘密返回白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