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队人和三副挑子经过我的门口向院内走去，令人注意的是其中一个人很像是丁，挑子里装的大概是药品和赎金，我由此想入非非并感到了高兴。从窗子里我可以看到院子对面房中的丁和高。听声音吴也在里面，他用一种从未听到过的温和语调说着什么。我为之一阵阵地担心，不过从断断续续地谈话中，我听到赎金似乎已经备妥，并随时可以交付。后来，时间就一小时一小时地慢慢过去，没有人来找我们，一天就是这么令人失望地过去了。
几天后，当我为了防空袭从小屋中出来，经过吴的房门时，看到吴正给一些士兵上课。他讲得很快，我听不清内容，士兵们注意力很集中，边听边做笔记，似乎都渴望从吴讲的那些大道理中得到启发和教益。
在这期间，谈判人始终和另外的卫兵待在一起。
一天，卫兵漫不经心地把我们带到一个战壕中防空袭，我们在此交谈了一会儿。后来，指导员叫我们去翻译一张英文报纸上刊载的新闻。当我正译着，通讯员进来告诉说：“吴找你们两个。”他直接带我们到了吴的房间，吴此时很生气，命令通讯员带我们回房先彻底搜查。卫兵对我们像犯人一样上下搜查了一遍，什么也没有发现，而吴的举动，使我们觉得简直如坠五里云雾。这之后，我们被禁止回自己的房间，但由此我们得到了在户外活动的乐趣。
一直到现在，仍未允许我们正式会见谈判人。一天，我们再次被吴叫去，他命令我们给他从英文报纸上译消息，我一边译一边浏览着报纸的内容。突然，报上的一段内容跳入眼中，它的栏目虽然很小，但内容却让人激动万分。上面写着“神喻：在基督面前你要扔掉忧伤，他将给你无穷的力量……”这句神喻简直就是写给我们的。在后来翻译报纸时，我高兴得像蜜蜂一样勤奋。此刻，我旁边一个士兵也正忙碌着刻钢板，已刻好的蜡纸堆了一摞。我问：“刻的什么？”他答道：“一本翻译的俄罗斯著作。”
他们就是这样，将成百张的蜡纸用油墨滚子一张张地油印出来，然后装订成书。有时油印需要人时，海曼也去帮忙。那里的情景使他很忧伤，一个小姑娘（即前面提到的那个十几岁的女孩）和一个大约九岁的男孩子负责操作一个简易的石板印刷机（用油和酸写在石板上，经化学处理后，再用纸拓印），他们用这种机器甚至能印红军在所到村镇张贴的那种大布告。繁忙时，他俩一天要印到几千份。当我滞留那里时，他们刚好又搞到一套油印工具，这是通过一个商人买来的。
看到那个小男孩，我想起他在塔卧参加红军时的情形。那时，士兵们曾带他到我的房子中看“洋鬼子”，他很幼稚，吓得畏畏缩缩。以后，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在行军转移时，他和士兵们穿一样的军装，背着小背包，像是一个缩小比例的红军。一个月前，他成了连队卫生员的助手。一次艰难行军中，他因累得走不动而坐在路边哭，士兵们经过时，不断哄着他，“坚持走，没多远了！”他的脸因出天花而留下麻子，士兵们由此给他起了个“小机关枪”的绰号，大概是指脸像被机关枪打烂了之意（指那种枪筒上附加散热套的风冷机关枪，由于散热套上有许多圆孔如人出天花后的麻斑，故战士借喻它为小红军的绰号，非指脸上被机关枪打过的样子）。我不知道他这么小就参加红军的原因，也许他是个孤儿吧！
令人盼望的礼拜天到了，我们虔诚地唱起了《但丁》（译名）等几首赞美歌。然而，这种安逸的精神享乐却被一个卫兵冷冰冰的命令打断了，“吴法官命令那个年轻一点儿的外国人去他那里。”
跟着走时，我趁机问卫兵：“吴找我有什么事？”卫兵没有回答，但从他紧绷着的脸上，我预感将发生什么事。
我走进吴的房间。他正端坐在给士兵讲课时的那个位置上，那也是他处理公务的位置。这样，我正好面对着吴。谈判人丁和高也在场，他们都坐在吴的右侧，充满着紧张和不安。
“罚款为什么还没送来？”吴问我。
“我不清楚，因为这方面的任何事都取决于我那些朋友的恩赐。”
“我提醒你，作为一个间谍，你本来就死有余辜，”吴边说边对卫兵下着命令，“现在，我们将按香港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穷人的方式，惩罚你这个帝国主义分子。”他下令卫兵，“用鞭子抽他！”
于是，后面几个人粗暴地抓住我，并将我的衬衣撕开，一个人用嘴往我背上喷了些冷水。房中大部分人都很吃惊，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带我来的那个卫兵和另一个人负责抓住我的胳膊，后面一个人开始用细竹条执行这种英国式的刑法，每抽五下要停一停。这时，我感到自己献身基督考验的关头到了，我眼前浮现出耶稣受难的情景。在鞭打中，我更加意识到神的考验而强忍着，没有发出半声痛苦的叫喊。我的行为，使得下这种不近情理的命令的吴感到迷惑和气愤。
“使劲打，不要手下留情。”
行刑的人仍然像先前那样继续打着。周围的人都不出声，于是吴跳下讲台，夺过竹条使劲打几下做了示范，然后回到椅子上。
“什么时候交足罚款？”
“这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我抗议着，“在这里我除了按你的话写那些信外，还能干什么？”
“那么，我不在桑植时，你是不是未经检查给了丁一封信？另外，你还偷着在信上做记号，这都是造成贝克尔拖欠的原因。”吴因为我的抗议更加生气，命令我旁边的卫兵，“打他的脸！”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被打成几乎遍体鳞伤时，他们住了手。
“什么时候把罚款交来？”吴再次追问。
谈判人悲痛地目睹了这个场面，脸上显示着无限同情和哀怜。他们劝我不妨先答应一个期限，而正是由于这个建议，后来使贝克尔先生几乎走投无路。我提出十天为限，吴同意了。这样，他才命令卫兵将我带走并将海曼带来，还叮嘱卫兵“不要让他俩讲话”。我无法提醒海曼，不过，他可能从我脸上看出已发生的事。他就这样忐忐不安地被带去了。我默默地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得到人们的同情而免受毒打。后来他回到房中与我交谈时，我发现他虽未挨打，却遭受到违心地给贝克尔写信的折磨。
我对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诚实而感到高兴。我想起自己看过的一本关于奴隶的书，里面说：当奴隶被鞭打后，同伴便用盐水帮他洗伤口，这样虽然很痛，但却能防止感染。由于我生活在一个极不卫生的环境里，到处是蚊蝇虱子，我担心伤口感染。可是，从哪里能找到盐和开水呢？
在湖南的这个地方，就如同贵州一样，吃的是那种食用时需先捣碎的盐巴。现在已很长时间没见过捣碎的盐巴了。于是，我从卫兵几天前给我的咸鱼上找到了一些细盐粒。我的房门处有一个大茶壶，每两天装一次开水供士兵饮用。当我提出要求后，卫兵周到地给我弄来了水。我在自己的铜盆中放上茶叶和水，烧开后将咸鱼上的盐粒小心地溶于水中，再用这种盐茶水轻轻地洗我的伤口。
那个带我走并在行刑时负责抓我胳膊的卫兵来看我，带来了些爆玉米花。他的谈吐不无善意，充满着体贴和人情味，不过他只字不提那次的事。行刑时，这个年青人严肃而认真，只是在他认为适当的场合时，才让自己流露出人类仁爱的情感。
几天过去了，没有人找我或海曼去翻译回信或被讯问。因此，我们很担心，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我们的信肯定会送到了，但令人迷惑的是到现在还这么沉寂。一个礼拜后，我们终于被叫去译贝克尔的回信。信中贝克尔不客气地表示，他简直已不知如何与红军谈判。他原相信红军会同意用六千元的代价释放我们，目前对红军能否遵守协议感到疑惑。现在需要落实的问题是：下一步红军需要他干什么，例如交三千元后，是否立即会释放我们俩中的一个，而后一个是否也会按上一个步骤执行。
后来，我们再次被叫去按拟好了的中文稿给贝克尔写回信。红军的回信说：“我们对贝克尔这封来信的生硬和迟迟不交款非常气愤”，并指出：薄的挨打，只是英帝国主义对香港中国人方式的仿效，而这一切完全是由贝克尔的拖延造成的。如果钱还不送来，那么这种惩罚将不断重复。对于罚款数，将不再让步，而且按交三千元先释放一个的想法太幼稚，红军的态度是“要么都释放，要么都别走”。
信按上述内容写好后，我们签上名，然后交给吴审查后送出。
这之后，我们被允许会见谈判人。他们对贝克尔能筹足这笔钱好像很有信心，于是获释的希望又重新浮上心头。
一天，萧克将军很随便地（这是吴所缺乏的）来到我们房中。我们站了起来。“不必拘礼节！”他招呼我们坐下，然而房中除了床之外没有可坐的东西。他只好站着。他一边随便地在房中走着，一边问我们几个问题。他很温和，临走时说：“我相信你们会因得到足够的罚款而被释放。”
现在，政府军的飞机几乎天天都来，有时炸弹就扔在我们房子旁边，随之我们被转移到防空壕旁的一座与原来住房相对的房中。一次刚从防空壕出来，警报又响了，我们只好再跳进防空壕中，一直到飞机走后才回到房中。
有迹象表明政府军已逼近红军了。我们随红军司令部几次转移后，再次回到桑植。转移中爬山时，山间的密林和夏日的炎热简直让人喘不过气。一次，当走了一半路程时，我们因天气炎热，停下来休息。后来总算找到一条沿山沟的小路，但这样走中途休息的机会就减少了。当我回头看后面的行军行列时，看到其中有几个妇女，一个似乎年纪很老了，她艰难地走着，每逢休息时，甚至要靠卫兵推到树荫下纳凉。休息后的路程依然是爬山，不久，那个老年妇女在卫兵的看护下，跌跌撞撞地落到队伍后面。到了山顶，山下风光尽收眼底，山路蜿蜒成一条条线状，在烈日照耀下，像一条棕黄的长带。下山时，我嗓子渴得冒火，几个士兵跑到山涧里大口地喝水，当地的几个孩子看到我们很渴，便送来一桶水，这使我们再次振作起来。
休息时，后面的人说那个老年妇女试图跳崖自杀，但被卫兵抓住了。卫兵推拉着她继续走，当来到我们的休息地时，她一下子就躺倒在地上。路程才走了一半，很明显，靠人们推拉着走不了多远，只有采取“特殊处理”了。有人提出处决她的建议，卫兵一致赞同。尽管因多次目睹这种场面我已麻木，但看到这些年青人如此嗜血，我仍感到震惊。三四个人拔出刀来要去行刑，但只其中一个年龄稍大的获得批准（不过也只有二十几岁）。他从伙伴那里借了一把好用的砍刀，然后将老年妇女拖走了，后面一个卫兵扛着头，去执行类似教堂司事——掩埋的任务。一会儿，他俩说笑着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回来了。也许，在他们看来，处理一个“反动家伙”就像杀只鸡一样随便。
再行军爬山时，他们允许我抓着马的尾巴，这对我爬最后的那座高山起了很大作用。天很热，这时，我的胃开始作痛。“预定的释放地桑植就要到了。”我这样鼓励自己坚持着。突然，一个很熟的地方出现在眼前，果然桑植到了。我们停在一间临街的屋外，等待分派过夜的地方。一大群士兵和老百姓围过来看“洋鬼子”。人们一边看一边聚精会神地听关于我们罪行的“传说”，这里面掺杂着不少我们会念妖咒的夸张。后来分给我们的房子竟是我与吴吵架的那间。在这热得要命的夏天，屋里的蚊子多得成了团。人在里面必须一刻不停地运动，不然蚊子就会不要命地冲过来。这里的蚊子不分昼夜，从清晨一直到夜里，甚至我们逃到隔壁也不放过。这里和先前宿营的地方一样，我们一到，政府军的飞机就来，我们还得天天防空。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伙夫，看着他们做饭，我们可以解闷儿。
一天，那个“王法官”来到这里，看到我们的住房很差时，很生气。在调查了所有士兵住房及犯人住房后，提出给我们调房子。于是我俩被换到一间有床、桌子、椅子和其他几件家具的好房子里。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红军审问犯人，说不定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换的房。当然，先前我们离卫兵太远也是一个原因。不过，几天后，我们又被从这间好房子里迁出去，搬进一间农民的房子中。这里有一间堂屋和西屋。从那窗子可以看到院内，对门的墙上有一个洞，从那儿又可以看到街上。夜晚，我们躺在中式木床上，凉风从三个地方吹来。在这舒适的房中我们住了大约一个月。
这期间，有时也将别的犯人关到我们房中。其中有一个是“吴法官”的司务长，他沉默寡言，很不友善。开头的几天，他几乎吃不下饭，从不讲他的经历和被关的原因。后来，我们间接地了解到，他是因为用不正常的手段私存了二百元钱而被关押的。他经常被带出去审问，有一次提审竟严重到卫兵将他摔倒捆起走，后又被捆着带回来。原因是他的供词每次都不一样。被关押两个多月后，他的贪污问题仍未查实。这是红军对待自己人的例子。
在桑植，红军每天要趴在地上练习瞄准，不少人很笨，进步很慢，但每个人都要进行这种训练。由于几乎每天要卧倒练习，卫兵晚上要天天洗澡，我们由此得到使身体保持清洁的机会。
海曼的胃病越来越严重，甚至吃米饭都不行了。这里要找其他吃的东西太困难了，特别的照顾也只有大米稀饭。对海曼来说，这也是不讲卫生的教训。他经常喝其他犯人的剩饭粥，喝时根本不管粥是否变馊。鸡蛋是这里最好的营养品，但要煮熟很困难，于是他就经常喝生鸡蛋，结果弄出了麻烦。直到一天洗澡时，卫兵看到海曼消瘦的样子后，我们的伙食才开始获得改善。过去我们是一日三餐大米饭，中午、晚上有菜，现在则又加了一样形式的菜——鸡蛋汤，但只给海曼一人。后来，红军为我们规定了每天四个鸡蛋或四分之一磅肉的特殊伙食标准。
一天，我们从后窗（墙上的那个洞）看到了街上发生的事情：一群人围着看一个士兵。士兵疯疯癫癫地很可怕。他是先前四人一批参加红军的其中一个。患病前，他是新兵文化学习中成绩最好的，而现在却成了世人所称的“疯子”。无论人们打或骂他，他都两眼发直没有表情。我不知他患病的原因，但看到他就让人心头压抑。在靠我们房子的地方，人们找了一块木板给他当床。后来，人们告诉我，他是因做错了一件小事，被连长罚几天不准吃饭而气疯的。有时，他很狂躁，甚至卫生员都治不住他，他尖叫着让人“滚开”；有时他作出怪样吓唬人。他家距这里只几里地，红军后来将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叫来。看到他这样，他母亲泣不成声，他的妻子、孩子悲痛地呼唤他。不知是因为与家人见面，还是我们祈祷的缘故，第二天他像从地狱回来一样奇迹般地好了，他能认出所有的人了。红军让他自己选择继续留队还是回家，他选择了前者。
在这期间，红军对那些刚入伍的新兵进行了戒除鸦片恶习的伟大实验。凡有这种恶习的新兵一律被集中到一起，免除操练和勤务，给吃最好的伙食；同时，卫生员发一种药品来减轻他们戒烟的痛苦。卫生员即前面提到的那个九岁的小男孩，经过几个礼拜后，就把这些人区别情况对待，每两天分一次级，渐渐使他们戒掉恶习。这些“秘密消息”，是卫生员几次来我这里玩时透露的。
一天，有个同志来我这里借礼帽，我很吃惊，不知他要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要在联欢会上演戏用。这出戏是描写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红军从新兵中找了一个外貌很像的来扮演蒋。戏的故事很有趣：红军一个新兵经过教育训练，最后在战斗中生擒了那个声望很高的蒋介石。
我们虔诚的祈祷终于使贝克尔的使者到达了桑植。他带了药品和信，并给我们带了一本从《主日愉快》文艺杂志中抄出来的、考门夫人所著的《荒漠甘泉》[1]。这本书像美国文学那样读来引人入胜。带来的信说：原来75万的赎金已减少为一万元了。红军曾私下允诺，我们释放的代价，最低限度不能少于6000元。
我们好几次被叫去翻译我妻子的来信。一次，我们旁边来了个年青人，他很狂傲，操着一口怪腔，让我们用英文写他的几个名字。这些英文名字是那个被俘的政府军报务员给起的。那个报务员原是个农民，后来学过几句英语，也经常被吴找去翻译我们的信。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英文名字叫“彼格诺思”，这与英文“大鼻子”谐音。他每次尝试说英语时，总招致周围人的嘲笑。红军中有一个同志的鼻子确实长得很大，鼻梁也高，于是大家都叫他“帝国”，他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个李。
当我和那个政府军报务员在房间里翻译信件时，他很有信心地告诉我：“你的朋友已募集了约一万元钱。”当红军看到我们已很听话时，允许我们会见谈判人。中间人这样安慰我们：“贝克尔先生会妥善安排好一切的，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把钱送来。”
我并不担心是否会筹足这笔钱，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经过土匪出没的地区把钱送达红军。我觉得与其操心这些事，不如多做些诸如祈祷、唱歌之类的事。我想起了《上帝指引》这首赞美诗：
“引导他们，噢，全能的上帝，我们祈祷您引导他们一帆风顺，引导他们早登圣境，我们依靠的伟大名字就是耶稣基督。”
人们不难想象我们在这里的盼望之情是多么焦躁不安，简直每分钟都是度日如年。令人难忘的是《荒漠甘泉》里关于传教士的一段描写，就如同我们的经历。看看全能上帝的安排吧，这本书就是我们在这荒山野岭饥渴交困中最好的精神食粮。这两段诗是最好的诠释：
奋斗中祈祷能获得力量，
使你走出苦海深渊摆脱迷惘；
祈祷使你昂首阔步，
纵然铁栅铜门也不能阻挡。
坚定的信仰就是成功，
那怕厄运围绕身旁；
坚定的信仰就是成功，
让我们为成功而欢唱；
信仰、成功，莫再犹豫和徬徨。
我们抑扬顿挫地唱着这些赞美诗。为感谢来自纽约的这个“上帝使者”，我们还唱了她的《渔夫曲》：
我将满足你的愿望，
实现你的梦想；
如果你真信我，
就请耐心等待，
我最终将满足你的愿望。
一些迹象表明，我们作为红军俘虏的日子就要结束了。红军在院子中腾出几间房子做为我们最后的锚地，一个不好说话像哑巴一样的卫兵负责守卫房子和做勤务。这个卫兵不声不响地工作，离开时就打个手势示意。他总是闲不住，且每次来我们房间时不是捏捏鼻子就是扇扇子，似乎我们这里有怪味儿一样。
对面房中关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她长相普通，人很瘦，受到红军严厉对待，不给她水洗去脸上、头发上的血污。她很痛苦，经常尖叫和用“不要杀我”来回答红军的提审，红军对她很头痛。另一间房中关押着二十几个男犯，他们的隔壁还关着一个妇女。后来她在房中生了孩子，我们听到了那个未足月婴儿的啼哭。但不久，那个孩子死了。经过反复考虑后，红军给这个母亲一些鸡蛋和特别餐，以便她继续活着。婴儿死的那天，红军中一个同志也死了。这两件事使红军很难过，他们用没收的地主的棺材，埋葬了死去的红军士兵。我们院子中有一个很深的井，为防止行人掉下去，井口加有木盖。一天，卫兵揭开木盖把一个年青的犯人捆着泡进井里，让他自己决定是招供还是淹死。他在井水里泡了一夜，浑身颤抖不止。
女犯人们有的会带着大约两三岁的孩子。看着这些随母亲遭受监禁的孩子，令人非常难过。有时审问，孩子就躲在母亲身后哭泣；当母亲被单独带走时，这些可怜的孩子就战战兢兢地躲在墙角等着母亲回来。
九月行将结束的那天晚上，天气突然变冷。红军为此增发了衣服。他们的新军装是黑色的，但衣领是绿布做的，配有红领章。我们也发了新衣服，是没有领子的茄克式上装和绒裤，尽管是这种样式，但我们非常高兴，衣服使人暖和。而这之前我们的财产只有一条毯子和一床打满补丁的破床单。镇上的一个理发师来为红军理发。自上次红军士兵给我理发以来，我的头发已长得很长了。这次我也得到了理发的照顾。
“理平头还是长发？”理发师问。
“平头。”于是理发师用中国方式给我理了发。
当穿着茄克留着平头的我走出来时，简直变了个样。一个士兵惊讶地说：“你现在真像我们了。”后来，他甚至大胆地叫我“外国同志”。
因为新兵大批参军，红军的住房变得紧张，于是我们被再次更换了住处。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被调到后面一个非常小的房屋下住，地面都是土，非常脏，但这里可以举目望到院内的一切。住了几天后，海曼病得连拿筷子都困难，一个士兵关心地送给他一把匙子。军医用红军典型的治病方式——针灸给海曼治疗。他用细绳子捆住海曼的手指，然后用一根细针扎上面的穴位，并将血挤出来。这种治疗方法很痛。我告诉连长，海曼的病是因为潮湿的缘故。于是连长很人道地把我俩调到在桑植曾住过的那间房中。那里很干燥，但房子一半关着政府军的俘虏。其中两位是前面提到的孔和报务员李。房中的一个茶盘和一张床，归我和海曼。
卫兵拿来一个铜火盆供我们取暖。我和其他人都享受到了温暖；不过，每天是否生火要取决于卫兵的情绪。当点燃火盆之后，我们大家就用壶来煮东西吃，我们甚至还烧出了一种咖啡代用品。房东很和善，经常给我们一些大米和猪肉。我们从他那里借了一口平底锅，将大米放上烤焦，然后冲着喝，味道类似咖啡。房东自始至终都在帮我们的忙。我们从他那里还学了不少生活知识。孔来自中国北方，会做一手好吃的北方食品。
孔和李都渴望了解一些基督教的知识，并能用蹩脚的英语背颂《天主耶稣》的赞美诗，以及一首译成中文的诗《归宿》，他们还请我将祈祷词译成汉语供他们背诵。礼拜天，他们就请我讲《圣经》故事，这使后来的几个礼拜天简直变成了弥撒。他俩为我们的教义所征服，其最大的愿望是能凭借上帝的教导认清自己的未来。孔过去一直为悲观和失望的情绪所支配，像一只被关押在囚笼的狮子一样焦躁不安。也许正是万能的上帝看到了他子民的这一现状，因而使他们皈依上帝的愿望得到满足。
房中的另外一个犯人是大约十四岁的红军士兵，他的罪名是“偷窃”。当我们为防空袭躲进战壕时，往往粗心忘记将自己的东西收好。一天当我们从战壕归来时，我突然发现自己舍不得吃的炼乳罐头不见了。我当时认为就是留在房中做勤务的这个小红军拿走了，但考虑到他的名誉，我没有说。一次，大家都到外躲避空袭时，我和海曼悄悄返回房中，将我们的东西藏到屋外的一个小土洞里，海曼望风，我负责藏。这样小红军再想偷吃我们的东西就必须到处找，然而他现在是跛子，脚肿得很厉害。
谈判人再次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几个炼乳罐头以及药品和钱，带来的信被红军留下了。贝克尔在信中希望能以药品和钱作价共支付一万元，并希望红军给予明确答复，不要玩弄外交辞令。他还提了些其他问题。贝克尔已抵达永顺，这里是政府军占领的地盘，距红军这里仅两站路。
我们与中间人见了面，希望他转告贝克尔先生，于十一月十六日在指定的地点，一手交钱，一手将我们从红军这里赎回，确保双方同时进行。
我们再次按红军拟好的内容写了回信。我期望红军的答复能使贝克尔先生满意，并暗示这一交易正在顺利进行。获释在望，也许这个礼拜我们就能重获自由。我们获释的谈判终于有了结果。
几天后，有迹象表明，红军将再次转移。士兵们在整理行装并补充衣服和草鞋，每人的干粮袋里也装满了米；同时开始每天剔除犯人。我们一遍遍祈祷上帝保佑成功，获得自由的念头再次涌上心头。对于这时的海曼，也真是到了最后关头的祈祷，他已无法步行，红军只好为他配备了马。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我们没有像往常那样过礼拜，而是去帮炊事员做饭。炊事员是江西人，与贺龙同名。这天，我被行将自由的快乐情绪所感染，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与我后来真正获释的日子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这天，我总在想，如无意外，谈判人定会到达这里，而红军也已做好接收钱和药品的准备。天渐渐黑了，谈判人仍未到达。但我没有失望，坚信他们将会在第二天早上赶到。
十八日早上，我坐在山脚傍战壕的地方看着大路，脑子里不断设想着各种情况，渴望早日结束这种生活，尽快回到亲人身旁。我总担心吴忙于点收钱物而忘了派卫兵通知我们。
中午，吴派一个卫兵来找我们，卫兵脸上的表情很兴奋，一看就知道钱和药品已送到了。卫兵边走边谈交接过程。他是个新兵，看来对这种事很不老练。他悄悄告诉我：“就要放你们了！”我们经过吴的门口来到卫生员房中，恰好吴从里面出来。他让我跟着他去核对药品。就在核对药品时，一个可能是医生妻子的女同志高兴地告诉我说：你们即将获得释放。这时高也来了，我们交谈了几句。他告诉我，钱已送到另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两架滑竿等着我们，而贝克尔正在两站路外的永顺等候。药品清点后，我回去告诉了海曼，他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我们都沉默着，仿佛一切都结束了。然而我们门外仍站着卫兵，我想这简直是多此一举。我们俩正做着离去的准备，这时吴派一个卫兵来叫我们。我边走边想象吴一边点钱一边宣布撤销对我们指控的样子。吴派来的那个卫兵羡慕地对我说：“你们回去又要过富人的生活了，真有福！”
吴布置了一个类似欢送会的场地，红军的领导都到了。我们一进去，吴却命令卫兵：“先带他们到隔壁等着。”
我们坐在旁边房中的床上等，里面几个红军正清点着送来的赎品——绸缎。我们天真而毫无疑心地祈祷着。
这之后，我们被吴叫去，他脸上的表情很平静，稍有快意。他先说了一些诸如贝克尔给我们带来毛巾、服装、糕点等词不达意的话，然后，不敢正视地对我们说：“贝克尔只送来了一半的钱。”他似乎也不相信自己的话，“因此我们只好先放一个走。现在决定，谁年龄大就先放谁。”
这简直是晴空霹雳。海曼先反应过来，他激动地请求红军更改决定，让我先走。吴回答说：“这都一样，你现在病得很厉害，需要我们照顾。你必须明早离开，有滑竿在等你，你的问题都结束了；你随时可以走，如果愿意，天黑前就走，你还可以赶几英里。”
我默默地转过身来准备回房，吴在身后说：“你不要担心，剩下的钱会很快送来。再过一两个月，你也会得到释放的。”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想不出钱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刚才高什么也没讲，只说滑竿在等我们。我渐渐明白这可能是吴的骗局。
我对吴抗议说：“贝克尔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办事，我的那些朋友已经尽全力了。如果再让他们重新筹一万元，这是幻想，他们绝不会再那样干了！”
“你不必担心，你的那些朋友会送钱来的。他们可以向蒋介石要，那一万元准会送来的。我们抓住你这个间谍不容易。我们的卫兵看着你就和蒋介石看着自己的钱一样，你休想逃跑。如果敢，我们就要你的命。你总是这样固执得令人讨厌，现在可以回去好好想一想了。”吴的话打破了我的一切幻想。
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感情的损伤是无法弥补的，然而他的话却满足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切，是上帝重新使我坚定信心。
海曼的离去，使我感到从此孤独一人置身于苦难之中，不由心里非常难过。当经过院子时，我把这一消息告诉碰见的卫兵，他们都非常吃惊，并非常同情我。
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告别了。我们没有那些戏剧性的握手、拥抱和挥泪惜别，只是紧张地做分别的准备。后来我们一起祈祷，共同表达了对上帝的崇敬。海曼没有为获释而高兴流泪，然而我在祈祷时，却为他即将与家人团聚而高兴。我告诉他自己此时所想：这是上帝给我的考验。
中午，卫兵要带我到战壕里去。海曼的滑竿在村外等着他，他就要随另一个卫兵走了。我们紧握双手相互祝福平安，我激动得再讲不出其他的话。我请海曼转告贝克尔：“如有可能就请他中断谈判，代我致谢那些朋友。我感到自己现在与基督心心相印，这些日子里那伟大的友情使我永生难以报答。”我们不由自主地相互拥抱起来。
海曼在卫兵的护送下慢慢走出我的视野。后来他从山脚那边的房子处又返回来，高喊着“再见。”卫兵拉着他走了。在村子那头的小路旁，停放着的滑竿正等着抬他离去。[2]
* * *
[1] 又名《心灵福音书》，是1920年美国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考门夫人所著。该书问世八十多年来，已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出版；上世纪20年代初，考门夫人曾到过中国上海。
[2] 海曼于1935年11月18日被红军湘鄂川黔省肃反委员会释放，红军释放文件上他的名字为成邦庆，估计是他自己所起陈国荣中文名的谐音。根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刘家峰教授最新考证，海曼（Arnolis Hayman）于1890年生于锡兰（今斯里兰卡）。父亲是英国救世军传教士，他几个月大时母亲早逝，1892年其父再婚，全家迁到新西兰的基督城（Christchurch），1902年再迁奥克兰。海曼少年时曾在商店打工，20岁时去了安嘉斯传教士学院（Angas Missionary College）读书。1913年9月25日，他作为英内地会传教士被派到中国，先在镇江内地会语言学校学中文，后被派到重庆、江津、遵义、镇远等地传教。1933年初，海曼到了原属镇远教区的旧州工作。旧州是汉苗杂居地区，海曼因此掌握了苗族语言给苗民传教。
1935年11月18日，海曼在被扣押413天后被释放。回到上海短暂休整之后就开始撰写这段时期的经历，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早于薄复礼被红军释放前，就在1936年4月号的内地会刊物《中国亿兆》上发表。该文虽仅5页篇幅，但却把他们被扣押、逃跑、审判、谈判以及长征途中的生活等过程做了简要的概述，成为以后他撰写回忆录的基础。不过由于薄复礼的回忆录在他人帮助下于1936年8月完稿，并且当年即因在英国出版后的轰动，一个月内两次印刷和第二年法文版的续出等，海曼先于薄复礼的红军长征见闻录反而慢了下来。
海曼此后去了芜湖，抗战爆发后再迁上海，成为内地会总部的商务经理。珍珠港事件后，他和妻子被日军拘禁，1945年返回澳大利亚，在悉尼担任圣公会牧师，一直到1971年中风去世。与其共同见证红军伟大长征的“难友”薄复礼相比，海曼的一生反而显得默默无闻。直到2003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安琳（Anne-Marie Brady），在澳大利亚发现了海曼的一部1936年11月成书时间稍晚于薄复礼的回忆录原稿，书名为Who Shall Separate？直译为《谁将分离》。该原稿于2010年经安琳整理后在美国出版，书名为《长征路上的外国传教士——中华内地会传教士海曼回忆录》，至此两位外国人共同见证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史料全部问世。与薄复礼一书相比，海曼回忆通常都是不加修饰，直抒胸臆，颇具个人化色彩。除与薄复礼所记述红军激烈的战斗、行军的惊险等见闻相近外，更多是其对红军长征途中日常生活细节的记述。海曼的回忆与薄复礼一书互为补充，两者的亲历传记问世，进一步丰富了“第三只眼”中红军长征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