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穿上那身茄克上衣，就像利刃一样刺透了我的心。我的遭遇未得到吴的丝毫同情，他冷冰冰地命令我回到战壕。大部分犯人得知了我的事，当我独自被留下时，都来安慰我说，海曼回去后会帮助再筹款来的，你很快就会自由的。这些同情和关注，促使我更加伤感。
“大家放心，虽然海曼离去，但我为有他这么一个真正的朋友而自豪，我十分高兴他能先走。”我用圣经的话表达自己的心情，“上帝不会置你而不顾，将和你永在，哪怕到世界末日……”
回到房中，我拿起《荒漠甘泉》读了一整天，那里面的故事和我的经历惊人地相似。里面有这样一句：“不公正的判决听着，上帝还未在你们这喧嚣狂妄之夜来临，切莫超越上帝容许的限度，我告诉你，若非你必将自食其果。”
我重新收拾自己的行李，那里面有一块银圆、一个指南针和毛巾等洗脸用具，以及红军给的一个蛋糕。这时，我发现银元不见了。我突然想起从外面土洞里取回的罐头，结果也没有了。我怀疑是刚才我不在时被人偷走了，于是我去找连长报告。
“一定是因为你外出时未放好。”连长用一种漠不关心的口气回答我。
“如果你这样看待问题，我只好不找了。可要是你的东西被偷了，你会怎么办呢？”
我去找了“嫌疑犯”。那个被“嫌疑”的少年红军像受了天大冤枉一样，强烈抗议着，似乎我玷污了他的“清白”。他争辩说：“说不定掉在床下了。”他一边说一边不顾自己干净的衣服爬到我的床下。他突然像被咬了一口似的，大惊小怪地找出了那块银元。我对此真没什么可说的了。
吃晚饭时，我从红军的脚上看出又要转移，他们发给我一双草鞋。对于每次出发行军发草鞋之事，没有人解释这是为什么。有时在早上，红军会透露一些当天的行军计划。因此，我对于行军时需要的物品，如挎包、铺盖、雨伞之类的东西每天早上就收拾起做好出发的准备。每次收拾行装时，同屋的那个少年犯人总使我分心。后来，红军重新给了他自由，他离开的那天晚上，提出要帮我收拾行装，真使我哭笑不得。
晚饭后，我再次拿起《荒漠甘泉》，看到了《祈求赐福》一段：
他坚信主的赐福将使他不受伤害，
纵然险象环生，
全能的上帝也将与他同在。
虽身陷囹圄但意志不摧，
上帝的信仰可慰生平，心愿已足。
困苦危难，主的赐福将使他冲破罗网，
面对恶魔的凶残，我们一遍遍祈祷，
大家心心相通，暗暗相助。
噢，上帝子民，主将给你们赐福，
哪怕恶运重重，水深火热，你也将得到主的帮助。
主将赐福于你不受伤害，
那无形的帮助，将使你看到圣灵，驱散心中的迷雾。
清晨四点左右，我们吃了早饭等待出发，并用供给的木炭生了一盆火取暖。这时，卫兵叫大家收拾东西出发，但当大家带着行装出来后，又有人通知返回等候命令。配给我的那匹马被红军充分利用，马身上驮了一大捆纸，但却没考虑马的主人将怎样用这匹马。显然，这么多的东西已使马无法再担负不幸的我和我的行李了。出发后我成了马夫，牵着马或跟在马后面，在这种“照顾”下，我们穿过院子离开了桑植。
中午，我的疟疾突然发作，简直无法跟上队伍，但服了奎宁和嗅盐后疗效很好。上帝通过卫兵之手显示了对我的怜悯。那个高鼻梁绰号“帝国主义”的红军士兵，有一脸与一般中国人不一样的又浓又黑的大胡子，很像欧洲男子，虽然胡子常刮，但那胡子长得很快。他看到我发高烧，允许我休息了一会儿，因此我们掉了队。这引起红军领导的怀疑，几个士兵被派来帮助我拿行李、雨伞，但没考虑如何使我跟上队伍。我对那些帮我背东西的士兵很感激。我那些行李与士兵们的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的一杆枪就有十磅[1]重。
当到达预定的宿营地时，我发现没有给我们准备住房。卫兵们很恼火，一般讲，打前站的人应将名字写在分配的住房门上。而这次，我们这一部分的名字是写在桥边的石头上，但这是过桥还是顺桥边向左走，意思很不明确。后来，决定过桥，结果错了，我们必然再返回原处。当我们最终知道去向时，天已很黑了。路虽很近，但这次红军让我骑马去，而这就是我一天的“骑马行军”。
连长对我的病很关心，答应第二天给我配备马。晚上的住房，曾是以前经过这里时住过的，我的位置靠着火塘。天亮时，我们再次出发，而我的马仍驮着纸和别人的东西。天下起雨了，道路泥泞。我们走了大约二十五英里，而我仅被允许骑马走了约五英里。
晚上宿营，犯人们被集中到一间当地人传说“闹鬼”的仓房中，一共住了十五个人；而前一天我们住的最拥挤时也不过五人，即连长、司务长，以及孔、李和我。仓房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我被分配到房子里面的墙边。人太多了，我们只好和衣躺下。连长发现后，下令调出去几人，这样，我们的处境才稍微得到了改善。作为特殊照顾，他让我到他房中烤干衣服，并给了我一杯热茶。
政府军的飞机又发现了我们，我们第一天行军时大概未被发现，但第二天行军一开始飞机就跟上来了。防空袭时，我们曾隐蔽到一片果林中，树上柑子满枝，因未查明是地主的还是老百姓的，红军命令不许摘。后来，一个妇女看见了我们，马上赶来卖柑子。我渴极了，买了一个最大的，一气儿吃完这个新鲜的柑子后，便躺在树下草地上休息。飞机走了很长时间后，我们才开始行军，但刚走出果林，空袭的号声又响了。我们还未跑到林子边，飞机就飞到跟前了，显然飞行员发现了我们。飞机盘旋着俯冲下来，我与孔以及两个卫兵慌忙跑到一棵树下卧倒，炸弹在我们身边爆炸。我吓得不知所措，孔很镇静，他问我是否害怕，我回答说：“上帝保佑我。”一个士兵和一匹军马被炸死了，孔请求我教给他祈祷。
再次行军时，我的腿有点儿跛了，而我的马仍旧因驮着东西而无法骑。当来到宿营地，正准备上住房台阶时，吴和他的妻子看见了虚弱无力的我。我和张将军坐在台阶上一边交谈一边等待分配住房。
张问我：“最近怎么样？还天天祈祷吗？对继续这种生活有信心吗？”
“感谢上帝的帮助使我坚持到现在，只要他爱我，我就不会倒下。”
“大家都为你和海曼的真挚友情而感动，你应为此而自豪。”
上帝使我和海曼为他们这些人做出了榜样。吴的妻子拿着几件要洗的脏衣服经过这里时，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她为我仍有这样坚强的信念而惊讶。张告诉吴的妻子，我们正在回忆与海曼相处的那段美好时光，并说老薄认为海曼是上帝特意安排来的。吴的妻子听着一边啧啧地点头，一边评论：“唉！他还是这么迷信。”
晚上，红军派医生来为我看病。我告诉他我的腿可能是患了风湿，他告诉我：“明天你的马不能再驮东西了，你应该骑马行军了。”
第二天，纸被转移了。不知走了多远，连队的通讯员请求说：“让我骑一会儿你的马吧。”我很不情愿地答应了他。
路越来越险。连长带着我们又走上一条更险的山路。突然，队伍后边有人大叫，回头一看，山顶上一块大石头滚了下来，大家都躲进旁边的一条水沟。这时，通讯员骑的马突然摔倒了，马没有受伤，但骑马人被压在马身子下。看我的卫兵马上推我去骑马，并评论道：“真妙，看来这马只能你来骑。”
天黑了，我们仍未到达宿营地。这时前面出现了一条河，我想大概又得按惯例进行“洗脚仪式”了。有人在桥那边手持火把接应我们。这是一座非常简陋的桥，人和马通过时很危险。
前面的人和马都艰难地过了桥。轮到我时，马夫害怕了，他将马牵到河边趟了过去。当我骑马登上对岸时，衣服都湿了。晚上我靠着马鞍，没有生火烤衣服，医生也没有来，我就这样过了夜。而马就在旁边吃草，这成了以后我们过夜的方式。
第二天出发时，我们走上一条通向城市——修平（音译）的大路。红军情绪高涨，有一种像猎人捕捉猎物般的喜悦。中午，我骑的马被让给了一个红军领导，他病得很厉害。当我气喘嘘嘘地坚持了五英里时，那个领导正牵着马等着我换骑。快接近城市时，我又再次徒步行走。其他红军让我再坚持走一会儿，我的腿痛得很厉害，掉了队，大约两三个小时后才到达那个城镇。
我们在一个官衙建筑中住下，这是一个四合院落，在正厅内我看见里面有许多家具摆设。院子两边的侧房已住上犯人。孔和李郁郁不乐地坐在犯人中间。晚上，他俩和一名中尉被带到我的房中。
卫兵来时给我们拿来两只小木凳、一个铜火盆和一些铺床的稻草。我们四人挤在一张床上睡。
在修平住下不久，红军开始紧张地到处书写关于“共产党”的标语，并配以宣传画。修平的许多商店住上了红军，像占领军一样，许多士兵随意从里面拿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这是在查抄浮财的名义下进行的。其中有衣服、鞋、成匹的布和绸缎，以及富人家的各种物品。这种方式，类似人类原始的掠夺，其理由就是“他们富有”。行军中，这种现象是反复出现的。犯人中那个十七岁的富农要求吴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他找双鞋，并要求吴做出时间保证。他太大胆或者太直率了，不过他的确觉着自己活够了。后来他又给吴写了张条子，表示他对这种生活已无法忍受，要求给他一颗子弹。
上次在果园防空时，因轰炸，树上的柑橘落了一地，大家拾了一些并送给我，甚至吴也送了半打给我。在修平的停留使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不久红军又顺利地攻占了前面的一个城市，在这里红军修改了他们以前的政策，商人、地主等被勒令交纳罚金。红军没收了这里的官方邮局，并从中得到一批英文报刊。他们命令我翻译其中的重要内容，以供他们参考和油印，这占用我了很多时间。指导员接受了登记那些没收财产的任务后，他让孙少校、王少校、张将军和我帮忙登记，我们大家因此能天天见面。
译报纸时，由于了解到外面的消息使我非常高兴。我得知意大利与俄塞埃比亚的关系日趋紧张；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2]。他们要求知道会议情况及当选人员。我从早到晚紧张地工作。一天，张获准买了些羊肉，他设法煮熟了，邀请我去吃晚饭。这顿美味的晚餐，使我不由得沉缅于将来获释的幻想之中。
几天后，红军给张供应了加糖的米粥。当张知道我没有时，送来一大碗给我。这使我深为感动而无以回报。
在这座占领的城市中，最成功和出乎意料的是红军发现一家面粉厂及其产品。吴曾是湖南的一个佃农，会蒸馒头，我暗地希望吴能亮亮他的手艺。后来吴送给我四个油卷，来自中国北方的孔看见了，眼中流露出一种“贪婪”的目光，这是北方的主食。当然，我和孔、李等共同分享了。吃的时候如果能有一点儿黄油，我真能高兴地喊出“面包加黄油”！
红军在这里还占领了一座天主教堂，他们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其中有一副已破坏了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它有五英尺高，背带光环。红军很奇怪它的造型，拿来让我解释，并问我的宗教是否也崇拜它。虽然我们与天主教教义有区别，但看到他们这样亵渎圣物，我心中十分不快。我只能简单地告诉他们说：“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对这个受难十字架的意义茫然不知，由于我不肯告诉，他们只好拿了回去。但如同红军在处理其他事物讲究追根问底一样，他们不断地问我。后来他们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告诉我：“对十字架的那种做法是不应该的，但的确是因感到好奇才从教堂里拆下来的。十字架上的那个人为什么受此酷刑，是什么原因使他被钉住了手？”看到他们的确对耶稣受难十字架不了解，我告诉他们：那是上帝看见人间的罪恶，看到罪恶紧紧围着人类，这是他为了免除罪恶而暗示我们的，上帝能看到人间一切罪恶，也能赦免你的、我的、大家的罪恶，把我们从沉重灾难中拯救出来。那些提问题的士兵注意听着，似懂非懂，但这些真理引起了他们的思索。
在这期间，又有同志要求我给他们编织衣物。王的助手介绍来一个同志，他拿来一大捆深红色毛线（当然是没收的），请我织一件毛衣。这件活儿及翻译报纸忙得我不可开交。每天过得很快，我的风湿也由此加重，以致每挪动一下腿都感到痛苦。
这些天里有一件趣事。一天当我和孙少校在房中翻译报纸时，那个十二岁的红军女兵跑来。她戴着一顶与她不相称的大军帽，在认真地看了那些英文报纸后，出乎意料地用英语对我说：“哈罗，大胡子，这里是不是一个你感到不舒服的外国城镇，你的名字怎么写？”看着这个脸旁衬着红领章的小女孩，我简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你……你过去不是不能说话吗？”她对我的提问不予回应，转身像风一样跑了。红军中的人过去老是因为她不说话而嘲笑她，我们大家都没想到这个女孩是那么聪慧和深藏不露。
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在此停留多长时间。一天，负责后勤的一个年轻红军给我们四人（我和孔、李、中尉）送来一些老式的中国衣服及物品，其中还有一些布草鞋，可能是到了换发衣服的季节了。衣服中有件是用山东的粗短丝绸做的，这件衣服甚至比我当传教士时的衣服都好。我穿上这身衣服，很像中国的老夫子。
八九天后，我们曾转移过一次，不过只是从大房间搬到一个长廊里，原因是那房子的主人回来了。我的行装最主要的是装着碗筷的背包，每次住下时，我总要将背包挂在一面墙上，并将那下面作为我的餐室。在这里我们仍有床，中尉已获释，四人变成三人，尽管少了一个，大家睡时仍很挤。富农对晚上大家要挤在一张床上睡表示不满，他说：“我不习惯看着别人睡觉。”结果他只好横着睡在我们脚下。
卫兵无处可待，只好坐在房中，天冷时，他就生起火来取暖。我们要得到他的允许才能凑过去烤烤火或干点儿自己的事。这样大约住了三四十天。一天中午，吴带着警卫员急促地来到我的房中，一进门，他就命令大家放下饭碗准备出发。秩序一下子乱了。大家慌慌张张地连衣帽都未穿戴好就列队出发了，不知道是执行任务还是紧急撤退。
在卫兵的催促下，我只来得及拿上挂在墙上的背包，衣服等用品都未来得及收拾。幸运的是那本《荒漠甘泉》因事先放在包中没有丢失。我们从城后面撤出，急行军爬上了一座很高的山。卫兵不断催我快走，由于我那患风湿的病腿一瘸一拐的，他只好挟着我走。卫兵又是那个长得有点儿像西班牙人并了解一些外国事的大胡子士兵。他长得又高又大，我们都戏称他为“罗马教皇”。这时，连他都累得不行了。
吴见此情况很担心，可他爱莫能助。先前，他曾命令给我找匹马，然而由于突然出发，队伍混乱，马夫也不知跑到队伍的哪边去了。
后来我们沿着一条很窄的公路来到一个城镇，停在一个四边不靠人家的小院内待命。这时，那条窄窄的路上挤满了红二、六军团两个系统的队伍和牲口。不久，我们又出发了。走了一个多小时后，经过一座浮桥，大家只能排成单行过桥。过河后，我们边走边等候宿营的命令，但一直到了天黑仍没有消息。
拘押的地主、犯人及我们排在一起走，只是他们被绳子捆着。犯人中有一个是汉口人，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当看到我这个外国人时，他很惊奇。不知他为什么被押，看起来他似乎是个洋行职员，后来未再见到他。
很快，这座城镇成了突破政府军包围圈的最后通道。在撤离前我们曾听到远处的枪声，但城内仍显得很平静。晚饭像平常一样开饭，饭后开始撤退。不久我们突出了包围，走进了山野之中。
天黑时，队伍仍在前进。这时离开了公路改走一条田间小路，走了约二英里后，我们被带到一间农舍中就地宿营。由于铺盖上次已丢失，我们只能和衣而卧，想到红军的现状及未来的日子，恐怕已很难再补充那些铺盖了。房间分成两部分，我很累，躺下后马上睡着了。半夜时，我们又被叫起来出发。
几天后，政府军的飞机又发现了红军，因而每天都要防空袭。一次我们安全地藏在空磨坊中，但后来发现里面全是水，大家只好站在水中等待飞机离去。那天晚上，我们是在一户农房中过夜的。“王法官”拿着一块从地主家没收的红毡子来问我，那块毡子大概是中国式婚礼上用的，他问我结婚时是否也用这种东西。我一边回答一边想到它可以做床垫，后来王就把它送给了我。
天已很冷了，我的衣服很少，因此行军时很愿意爬山，可下山时则感到浑身很冷。连着三天我们都在山边宿营，为了暖和，我们只好在房中多铺了些草。在这里每天早上都得待命出发。
这几天中，连长很关心我。他让我到他房中烤火聊天，问我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关于“外国”的，最平常的是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我回答前，先反问他认为有多少。
“五个。”他回答，“中国、帝国、外国、英国和日本。”日本、英国虽属他们说的外国范畴，但他们往往认为外国也是国家名称，红军所说的外国即我们所说的他国之意。
当我告诉他们前面所问及的地理常识后，他们接着问：“你的国家离中国多远？”
“大约四万华里。”大家接着开始计算按我们的行军速度步行这段距离要多长时间，结果是大约要走两年。
“那你为什么跑这么远来中国呢？”这是红军常对我提的问题，也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后来提的问题超出了红军的政治范畴了。
“信奉上帝能有什么好处吗？”
“他将给我们以新生，这与你们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般说亲兄弟手足之情是比较牢固的，但即便是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后，人们的心灵深处仍会利己和相互排斥，要达到你设想的未来，只有那些信仰上帝并通过不断忏悔而纯洁的人们才能实现。”
再次踏上行程时天已变得很冷了。一次当爬上一座很高的山顶时，那里已有了积雪，不过已给我配备了马。山越高、雪越厚，马行走越困难。由于我经常落在后面，马夫很恼火，常口出脏话。我只好下马步行，结果前进速度更慢，马夫又不得不让我再次骑马走。
“这对你应该说是好事。”我对马夫讲。因为只要我骑马，他就可以甩手自己走。我感谢上帝给我这种照顾。当我们慢慢到达山顶时，能看到远方红军的队伍，我们必须加快速度赶上。马跑下山的情景真是惊险万分，可从来没有发生意外。大多数情况下，马的负荷很重，我一边骑着一边不停地祈祷上帝给这可怜的畜牲以力量。同时我还得像安慰“巴拉姆之驴”[3]一样，不断地对着这个可怜的家伙说话。
一天，走了很长的路后才宿营。李和我睡一张床，这时我发现他已瘦得皮包骨头。床虽然很硬，但很暖和。
早上醒来，卫兵给我发了一件老式的中国短上衣，不知道这件衣服的主人是男还是女，衣服已补了很多次。“冷的话，你可以穿上御寒。”卫兵边说边递给我。衣服的袖子简直有一英尺肥，衣服主人的身材恐怕挺胖。因衣服上有许多补丁，使得这件衣服变得很厚，穿上很暖和。
在行军的背包上，我的枕头是一把纸雨伞。宿营休息时，孔告诉我，从后面看我不像外国人，样子挺有趣，有点儿像打鱼的老渔翁。
走了好多天后，我们经过一条河，河上搭的是用绳子拉成的浮桥。当时，军情紧急，困难很大，但红军以惊人的速度建成了这座浮桥。桥是用绳子拴住浮在水面的桌子茶几等东西搭起来的。等候渡河时，一个身穿绸缎长上衣的红军领导现场讲话。我希望能听到一些新闻和实际情况，但他讲的又是“打倒日本，反对蒋介石”等大道理。这个演讲是为启发士兵觉悟，鼓励他们在困难中坚持奋斗的。
过桥时，遇到吴和他的妻子，他俩看着我的模样哈哈大笑。人们排成单行过桥，马则从河中赶过去。桥很不稳，走过去很不容易。到了对岸，我的情况复杂了，马夫没等我就牵马走了，追了大约半英里后我才赶上。看上去，我很像马夫的下级。
这之后的行军没有再爬山，我没有掉队。晚上宿营在一个很大的村子，我们在一处约有四十间房的地主院子里候命。一个卫兵给我送来一条裤腿还完整的裤子，可能裤子太长了没有人能穿。等进了住房后，士兵们又送给我一些布头，这是一些睡衣的残片和衣领，很长也很结实，但这却增加了我行军的负担。很可能是吴看到我的破衣后，下命令让人给我的。我适当地剔除了些破衣服，这些被扔掉的衣服第二天就“自由”了。
行军过程中，红军偶然也通报一下前面政府军的番号或兵力。红军中有军事教官，但不是正式委任的，而是根据需要临时安排的。有两个教官最出色，一个是张将军，另一个则是红军的一个尉官，可不久他被指控为“奸细”。我第一次看见他时，他穿一件很厚的蓝上衣，像犯人一样被捆着。很多卫兵押着他，但却优待他没有抽打，似乎他被押着走也是一种教学尝试。在那组犯人中，他的行军位置总发生变化；或是提前一个小时走，或者落后一个小时到。
几天后，我们到达一个大的村镇，我真希望能在此休息几天。当住下后，红军中似乎也有人提出了这个建议。我住的是一间很像样的正房，从后窗可以一览外边的稻田，房内有桌椅、床等一些摆设，还能看到村边的一些猪和家畜。经验告诉我，它们即将在“没收”的名义下成为我们的盘中餐。
住下后，吴的秘书来了，他让我给贝克尔和妻子各写一封信。这次内容要写的很简单，让我告诉他们，我已患严重的风湿病，除按期交足一万元外别无办法。交钱地点可以选在修平一带，那里将是我们下一步的目的地。获释的希望又开始充满我的心。
后来我的妻子收到了这封信，但她疑虑重重。信是写在一张从祈祷书上撕下的小纸片上的，而且文笔很像共产党的文学作品，根本不像出自我的手迹。
信写完的当天中午，秘书对我治病的要求很快做了答复。一个医生被派来看我的风湿，他医术高明，为人和善，穿一件藏蓝色西装。他原是上海某医院的毕业生，后来受聘于政府军，现作为红军的俘虏来贡献他的技能。他懂一点儿英文，称我密斯特薄。他给我打了一针，并给了几种以前吃过的确有疗效的药。在他的治疗下我感到病症减轻了。
第二天早上，没接到出发命令，我很高兴，虔城地祈祷上帝：希望后天也不要出发。这天唯一的“行军”是我被迁到卫兵住的农民的房中。搬家时，我们曾路过一家商店，里面关着一个政府军尉官。商店的房里光线很暗。我被命令靠着那个坐在柜台边上的尉官，这很适合我们交谈。
“我姓陈，是长沙人。你是传教士吗？是不是内地会的，我奶奶是内地会的教友。那个教堂就在我老家镇子上。我懂得一点儿德文和宗教术语，教义不错，是不是要求人们互爱？”他这样问我。后来，他教给我一些如何辨别风向和天气的常识，也不管我是否讨厌他的谈吐。谈到祈祷时，他竟说他的祈祷能像念咒吹口气一样将卫兵吹走。当我提醒他现在正和其他犯人一样是红军俘虏时，他似乎清醒了。
对于他谈的教义，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让这类人来宣扬我们的上帝，简直是一件可怕的事。当然，他的奶奶可能就是导致他现在这种古怪祈祷的错误原因。
第三天早上，令人高兴地再次听到卫兵通知我继续原地休息。于是我开始设想一天的活动安排。但早饭后，突然命令出发，大家又不得不慌忙上路。
走了两三天后，在行军中我发现会“祈祷”的尉官和那个“奸细”教官气色不好。当我经过他们时，尉官已累得躺在地上。晚上我们到宿营地很长时间后，他才被卫兵拖着赶了进来。
第二天行军时，我突然看到一个卫兵身着尉官的那件衣服，忙问：“尉官呢？”
“他和他的同伙被处决了。”不必再打听了，我断定孔和李也一定同时遇难。
我们越走越向高海拔的地区接近，周围随时可以看见陆地冰川。这时已近冬季，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行军。每当夜幕降临，我总是在累得半死的状况下宿营，等很长时间后才吃上晚饭。饭后，我们随地而卧，一觉醒来又是行军。行军时我累得每时每刻都盼望着休息和宿营，每接近一间竹编房子，每爬一座山，甚至每走一步，我总在幻想到了目的地；然而，队伍仍在行进。每天我们都要走很长的路。
我们是在山区行进，天老下雨，我的下半身衣服总是湿的。虽然，卫兵让我上马，而马夫却老怕我骑马；我既得看马夫的脸色，又得看那可怜牲口的力气行事。
每当爬上山顶，我心中总有种到了目的地的感觉；但红军前面的将军们，似乎不知疲倦，总不下休息的命令。我一直未掉队。有一次中途休息后，我的腿痛得打不过弯来，而马夫又把马提前牵到前面了。这时后面的政府军步步紧追，枪声和火光可见可闻。我们离开小路从山顶往下滑，草和雪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当滑下山后才发现队伍和路离我们已很远。前面队伍的火把很高，甚至可以闻到烟味，但要赶上大队非常困难。卫兵们拿出被单摇晃着喊，但无济于事；马夫也跑了，现在唯独能做的就是打着哆嗦等到天亮。我们等了约半个小时，后来卫兵带我到稻田旁边的一间房中过夜。
在这段艰苦的行军中，我最同情的是那些犯人，与我相比，他们衣着单薄。真弄不明白，他们是怎样忍受而一天天活过来的。一次行军中，一个犯人趁天黑跑了，负责看他的卫兵倒了霉，像别的犯人一样被绑了起来。
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衣服结满了霜，我几乎冻僵了，马的身上也是一层白霜；然而，我们晚上的铺盖仍然只是寒酸的稻草。我这时甚至盼望着早一点儿行军，可是必须等待吃完早饭再走。
我们开始向山区外进发，真希望在经过的每个村子里住下来，但这里的村子都有民团把守。一天在一个山脚下的拐弯处，前面一片零散的农房突然跳入眼中，远远地还看到一些红军士兵正在吃早饭；这时命令传来，我们的宿营地就设在村头的房子里。
* * *
[1] 1磅等于0.45千克。
[2]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这个月的19日，正值红二、六军团主力由桑植以北的刘家坪及桑植东北的水獭铺（今瑞塔铺）地区出发，开始长征，因此红军对此极为关注。
[3] “巴拉姆之驴”是西方一个谚语，指一头驴置于距两堆完全相同的干草垛之间，因不舍得放弃难下决心而选择最后饿死。类似中国首鼠两端的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