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尽管红军挨家购买食品，但这个穷村子既无菜也没有充足的粮食。后续部队只能不幸地饿着肚子。卫兵设法给我寻来一碗米饭，我强迫自己吃了大半碗。我过去认为，人如果饿急了，会饥不择食，现在看来并非如此。饥饿只是人的一种感觉，只有当为了生存需要时，人才能强迫自己吞下食物。
中间人丁在这里追上了我们。他先赶到溆浦，不过我们已经离开了那里。他只好在后面追赶，并跟我们一样受了很多苦。现在他只有很少的休息时间。
刚停下来凑合着吃了些东西，队伍又继续向一座更高的山进发。当走到一半时，忽然停止前进，返回刚才休息的小村。士兵们都高兴得鼓起掌来。因为早饭时，红军曾发现村里养着几头猪，正打算购买时，因要出发而放弃了。前面曾提到红军中有两个同志会杀猪，他们动作熟练，手脚干净，备受大家尊重。但到村子后，与杀猪吃肉的愿望相反，又奉令继续前进。队伍转而走向另一座山的小路。
真希望这一天不要走得太远。一个炊事员在村里搞到一坛子酒，行军时只好扛着走。一些卫兵建议帮他分开带，在这种状况下这一建议应该考虑，但遭到他很不友善的拒绝。当我们又爬向更高处时，这个想不开的炊事员只好扔了那坛子酒，结果大家都不满意。
我骑马通过了村子。在上山时，由于路很险，队伍行走得很慢，于是我下马让马得到休息。卫兵中一个尉官病得很厉害，实在无法往上爬了，请求让他骑马上山，下山时再还给我。我同意了，但那可怜的牲口却得不到喘息。过去我不愿下马步行时，卫兵们常借口马要休息来让我步行，现在具体到自己人时，就不再遵守那规则了。
尽管自己走了一天一夜，可白天仍继续行军并走了很远。这些日子，我已弄不清是几月几日，因为一般不使用公元纪年。
后来几天的行军中，红军将一匹小马的缰绳系在我的马鞍上，小马和我的马一起走。我的卫兵为此很烦恼。他始终要跟在我的马后走，可那匹小马很调皮，忽快忽慢，常影响卫兵行走。一不顺心卫兵就用驳壳枪上的皮带抽打那匹小马。路很窄，小马一跑就扯着我那头牲口摇晃。后来终于发生了意外：当卫兵又抽小马时，我的马被小马猛地一扯失去了平衡，结果后蹄掉入路旁沟中。幸运的是我一把抓住了鞍子未被摔下去。马的前蹄趴在沟边，我的衣服全湿了。马夫和卫兵很恼火，只好下到沟里把马扶上来。
部队通过一座木桥时，因桥面过窄，牲口需趟水过河。马夫把马牵到河边将缰绳交给我，自己却为减少湿鞋的麻烦从桥上过。马在河边很不听话。尽管我大声吆喝催它过河，可它就是不肯下水。后来它没等我坐好突然冲入河中，结果弄得我满身都是水。桥上的卫兵们看了很开心。
当再次过一座桥板已腐朽的木桥时，天已黄昏。我骑马走到桥中间，马又不听话了，结果一只蹄子陷到桥板下，我的一条腿被马压住了，费了半天劲儿才弄出来。我那患风湿刚有好转的腿又因此痛起来。不过在其他一些场合中，这匹马是很聪明伶俐的。一次它曾由马夫骑着成功地通过了一座独木桥。马夫为此洋洋得意夸奖说：“这是匹能玩马戏的好马。”
后来这匹“好马”表现得太差了。由于红军天天行军，这匹马后蹄没了蹄铁，只剩前蹄还有蹄铁，所以马蹄一磕上石头就痛得打滑。为躲避路上的石头，这匹马总自行其是地在路上乱跑，使人很难坐稳。
夜幕降临前，我们一天的急行军仍未停止。天很黑的时候，我们来到一座只能单列通过的桥上。黑暗中骑马涉水是很危险的。在前面牵马的马夫，又“放心”地把缰绳交给了我，而他自己却跟着马走。这马是不听我吆喝的。以往过河总是它自己选择看中的地方冲过河去，现在这牲口因天黑又怕蹄子磕着石头，突然冲出队列跑起来，马夫跟在后面追。马没跑多远就滑倒在河边的泥沼中，弄了半天我才从马身子旁站了起来。在我的连声吆喝下，马终于站起来，可鞍子全松了，我只好牵着它，追上队伍。
过桥后我整好了鞍具，骑着马继续在黑夜里行军。队伍走得很慢。当我们转入一条新公路时，前面传话离宿营地约只剩二英里了。这时我这匹已经走了一天的“好马”，竟然不知疲倦地小跑起来。
一天，我们经过了一处挖了许多矿坑的地方，到处是开采出来的碎石头。几个红军士兵跑到路边拾了几块碎石头问旁边的行人，从这些坑里挖什么。那些当地人告诉红军，这是金矿并有“电力”。几个士兵便凑过来和我“探讨”问题。在他们的传统意识中，外国人能看穿地面，找到宝物。他们向我请求说：“告诉我们哪里有宝，怎么挖？”卫兵中的一个官员自然比那几个人认识问题“尖锐”，他自以为是地告诉士兵：“不行，他的眼珠和我们差不多，除非是别的颜色。”
我告诉他们：“基督徒所寻找的珍宝是在地面上，它就在我们大家的心中。”
早上仍需点灯的时候，马夫向连长报告说，我骑的马跛了，必须养几天。于是连长请我步行，并允许我可以与看护我的卫兵不拘队形地行军。当我多休息了一会儿继续走上一条笔直的公路时，一个卫兵不耐烦地催我快走。我很虚弱，无力走快，于是那个卫兵打了我一下。这是红军所禁止的。我坐下拒绝前进。另一个前面提到的卫兵较好，为缓和气氛，解释说：“他很无知，做得不好。”那个卫兵向我道歉后，我们又继续前进。
中午，我们到达紧靠一条大河的镇子。这里引起我许多美好的联想。不过队伍没在镇子里停留而是继续前进。镇里沿街有许多卖东西的小摊。我很饿，但没有钱，看着叫卖的馅饼，只好流涎水。
走出镇子，红军需要费很多时间在河上搭浮桥。当坐在河边等待时，丁来找我。他在街上买了一个大柑子，分给我一半吃。或许他看到我那穷困潦倒的馋样，接着又把另一半给了我。
红军通知离宿营地还差七英里。我的马没人骑，鞍子上空荡荡的，而我却被推着走。
我有气无力地走着，卫兵必须不时地帮助我。连长向那两个卫兵交待说：“可以随时掌握休息。”第一次休息我们是在河边，后来天黑时我们开始爬山。我不仅腿疼，而且肚子也饿。爬到一半时，我要求休息一会儿，并请求弄点儿吃的。那个好一点儿的卫兵同情我，从过往的士兵那里设法要了碗冷米饭，自己一口也没吃全让给了我。我休息了一会儿，并吃了大半碗饭后，才感到体力有些恢复。路很窄并越走越难。一人跟着一人，谁想停下都不行。从山顶往下望，下边很陡，路也很滑，路旁什么树木或竹子也没有。天很黑，需要火把照亮。那个态度较好的卫兵很聪明，他扯碎了一床被单，然后一条条地点燃照亮，一直到我们走完那段险路。以后在其他相似的困境中，我们经常采用这一照明方法。
圣诞节这一天[1]，我祈祷能有什么使我高兴的事：一封家人来信；丁送给我一件礼物；或是宿营休息。然而一切都未发生，天刚亮就继续行军。这一天，第一顿饭是天还没亮时吃的，第二顿饭则在天黑后，而且只是米饭和卷心菜。不过，这一天天气很好。中午时我们爬上一座很高的山，尽管山顶上有许多积雪，但在阳光下并不感到寒冷。我乘机饱览了周围的风光；湛蓝的天空，白雪皑皑的山野，甚至远方那酷似瑞士式的小木屋。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心头——这不就是你的圣诞卡吗！
我向上帝祈祷，感谢他创造的一切。
黄昏，我们来到一个周围环绕着零星小房的村子。红军的两个官员为各自部队的住房吵起来。我们等待着。通常当我这个外国人路过村子时，总要招来一大批人围观。一个同志凑过来说，我会你们的赞美诗，接着他唱道：“我知道耶稣爱我，他的真理教导我。”在这普天同庆的圣诞节中，我心中不由感到一阵温暖。那个同志问我：“基督有多少岁了？”我对他这种浅薄的问题感到惊讶。红军一般也使用我们的纪年，我问他：“你们布告后面署用的一九三五年根据什么推算出来的？”那个同志说不上来。我提醒他，虽然他们使用一九三五年，但并不知道那就是我们的救世主降临人间的年岁。尽管这日历仅是上帝无所不在的一个小小例证。
分给我住的那间屋冷得要命，不朝阳，四处漏风，但我毫不在意，和衣躺在床上。为自己这一天的快乐，我唱了一支歌。并试图让同屋的孔和李同享这圣诞快乐，然而他们似乎无动于衷。李指责我说：“你疯了，受的罪还不够吗？我可没你这种兴致。”谁也无法强迫我。我们的上帝在这一天降临荒蛮的人间，从此我们便属于他。我发自内心地唱道：“我心欢慰，无所不在的上帝耶稣，你是我心灵的支柱。”
第二天，我们走上一条路面宽阔的公路。这是我被俘以来第一次踏上正规的公路。我很激动，不知不觉一气走了大约十英里。红军很担心走这样的路会被飞机轰炸。卫兵告诉我如果遇到麻烦，我们将再次转入山里。显然，这种地方政府军占着优势。我们行进在湖南人口稠密的地区，沿途有许多大的村镇，公路有时沿着沅江走，这是连接贵州和云南的一条要道。我似乎记得如顺河而上，就可直达镇远——我那离别十八个月[2]的家。河上看不到船，河面平静。但当我们最后渡河时，却发现有许多大船来摆渡我们这支大军。
河对岸是一个城镇。通过时，红军没收了镇上的几个商店，缴获了一批糖和饼干。一天的行军在夜幕降临前停止了。我们来到一家地主的房中吃糖。这时，张将军和孙少校来了，我们将一些糖送给他们共享。不久红军又拿出一大盘子糖块，供我们自由拿取。我拿了一点儿，得以在后来的几天中享用。
一两天后，我突然发现已随红军来到一个过去曾到过的地方。沿这条路一直走可达到一条芷江通沅州[3]的路，到现在红军预告的前方目标很矛盾，士兵们曾传闻将向常德或长沙进军，可后来证明这是假的。
不久我们走上那条公路。在经过一个有内地会教堂的村子时，我看到为圣诞节而推出的饰物遭到了破坏。街上散落着一些教会宣传品，有两张是耶稣的头像，但不知是谁踩上了脚印。我听到了红军已攻克沅州的传闻，并为那里人们的遭遇而悲伤。明天说不定我们将到达那里。
我们在公路边的一间房内过夜。房子很小，一部分卫兵只能睡在房外。房东是个很矮的老太太，带着一个约十岁的孙子。因为很穷，没有生火，一老一小围了条破毡子坐在床上。家中年轻的女主人则跑前跑后地照应我们这些客人。
女主人很善良，但她不了解进她家的这些人是犯人。当我们请她帮忙从外边拿些柴生火取暖时，她很惊奇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走出屋外去取。卫兵在外面已生了火。交谈中她告诉我，她曾在教堂里做过几个礼拜的零工；但听起来，她并不了解教会的事。
“如果我们在里面继续做事就必须不信中国的神。”老太太摇着头对我说。
她的话千真万确，但她现在这副穷样子却真是“神话”。那个孩子也许受到过什么惊吓，表情紧张，一言不发。
女主人后来生起了火，我们非常感激她。她们家中三口睡在床上，上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铺盖。我们将屋中的箱子和那些用来腌咸菜的坛子收拾好后，便在房门前的地上睡觉。
马仍未换上蹄铁，早上还是不能骑。连长准许我在卫兵的陪同下慢慢地走。这是一九三五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认为将会在沅州城里度过我们西方的新年。红军高兴的是能在这城中得到衣服和食物的补充。可我的思路想了到另一方：城中的教团、女子学校、育婴堂怎么样了？教会医院和教堂以及成千的教友怎么样了？我心中感到冲动，想为此而祈祷，请求上帝保护城里的人和他们的生活。转念一想，如果城已陷落，这祈祷就没有意义了。祈祷的念头在我心中交织着，使得我在行走中犹豫不决。
走了大约五英里后，我们看到远方城里露出的塔尖。卫兵们越走越兴奋，一步步接近城市了。这时我们突然听到了枪声，顿时红军士兵的情绪低落。我们隐蔽在河堤上，远远地看到沅州。红军的前卫部队，正在我们前面的房子处等待着后续部队的到来。
沅州和我们之间隔着一片开阔地。城外中间大路上是一座普通的桥，桥的两侧与中国的其他大街一样有许多铺子。我从前来这里时很繁华，可现在却铺门紧闭，空无一人。
红军调头返回了。我知道这座城市安全了。我猜想我那些朋友可能都撤到河那边的城中。那里有属于内地会的各教派机构，大约二十几个孩子、贝克尔先生夫妇[4]，以及十二个天主教神父和嬷嬷。为他们大家的安全祈祷吧。河这边的教堂已被红军占领。孙莉尔小姐的一切都被没收了。
一九三六年的新年，我们宿营在城外一间小仓房中。早上，我将一部分时间奉献给上帝，请求他给我以爱。我没有《圣经》，但我却从祈祷中得到上帝的指引。后来我发觉竟有约二三十首赞美诗涌上心头，给我以巨大的安慰和力量：
“我不忧伤，你的精神将与我同在。”
也许，这是我当时最好的慰籍。
我的那些犯人伙伴们已经知道我的生日，并告诉了正为新年聚餐忙碌的红军。他们为了这顿饭杀了许多猪，同时还宰了不少羊，以及许多鸡和鸭子。一个同志自夸会杀羊，然而当他将羊捅了一刀等了大半个小时后，那只羊仍喘着气望着他。为庆贺我的生日，红军送给我一只活鸭子。不幸的是必须由我来宰和洗净下锅。新年的聚餐，包括我们这些犯人，大家都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肉。
第二天我们仍原地休息。第三天早饭后才开拔。马仍然无法骑，不过令人高兴的是，走了几英里后，我们又走上了大约三年前我曾经到过的那条新建的公路。
真希望晚上宿营地内能有火。那只洗净的鸭子还没有做，当我们宿营在一间有灶房的农舍时，我向房子的主人要一些盐，并提出拿糖来换；可他表示没有盐。盐是极普通的生活用品，我提出再增加几块糖来换盐，这次他同意了。几个小时后，他将鸭子煮熟了。因盐放得很少味道很淡，鸭子味很差。不过使我高兴的是，可以补充一下营养。
在这里开展招募新兵的工作。红军的生活吸引了房子的男主人。看着这一身农民打扮，缠着穆斯林式头巾的小伙子[5]成为红军的过程很有趣。开始先发给他一件高衣领的蓝上衣，一条像睡裤一样肥的裤子，以及一双草鞋。不久又给他一顶有帽檐的红军帽，并给他一把常用来执行死刑的大刀。这时他就需要开始学打草鞋来装备自己，并打上裹腿。再往后他有了一个装日常用品的挎包，以及装替换衣服的背包和步枪，这样他从农民到红军的外形改换才算结束。这之后开始学习做一个红军士兵的知识。后来，他离开了家和我们一起随队伍到了平水（译音）。
一次刚到达宿营地时，传令我们必须再次渡过沅江。浮桥搭得很坚固，甚至马都可以过。当爬上河岸时，我们便到达了街上。对这地方我很熟悉[6]。我和妻子曾两次在这里住过，离公路不远有一处小教堂，街上同样有一些基督装饰物。第二天准备启程时，我注意到几个曾在教堂里工作的当地人正趴在墙上看，他们惊讶地认出了我。时间很短，我来不及打招呼，也来不及掉泪，因为卫兵催我走。在街上走时，我因吃了一顿很咸的菜但未喝水的缘故，便向路旁一位站在房外的女主人讨水喝。她回到房中给我倒了一大碗水。村中一部分人是基督徒。我很高兴在上帝感召下，从她那里得到报答。
我们沿着通向晃县的公路前进。公路旁经常可以看到卖东西的小贩。士兵们经常以糖块来与小贩交换东西。那些糖是以前缴获的，每个人都有一些存货。刚开始时，大家吃不了到处扔，而现在已很少了。红军对食物和衣服总是缺乏储备观念，多了就浪费，少了就挨饿受冻。他们的经历就像我们上山下山一样，气温忽冷忽热，变化很大。
下一站到了晃县，在那里休整了几天。开头我住在一间临街开窗的房子里，从那里能看到街上的一切。房子原是政府的税局，墙上贴着些中文报纸，有个地方甚至贴有一篇宣扬基督的短文。我给那些同屋的犯人们朗读并解释有关内容。房中还留有一些家具。我的床铺在一个较干净的地面上。
看来读报的日子长不了。约一两天后，我被更换到一间什么文字、纸张也没有的房中；作为精神补偿，房中有一张床归我使用。
我的难友们在这苦难之中渴望能买只鸡吃。几天后，我们请求房中的女主人帮忙买只鸡。开始她说不好办，后来她想起邻居家养了三只鸡；我们提出最好能从三只鸡中选择一下，于是开始了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用秤称时，发现由于鸡是活的，称不很准，只好选中其中一只，按只论价。货币兑换的困难又来了。我有一块墨西哥银元[7]，希望她找给我们九枚一百文的铜钱，她担心村内没人能有那么多钱。过了很长时间，她终于将银元兑开了。就在我们数钱给她时，红军传令出发，我们只得中止交易，继续上路。
中午，我们这些人被带进一处中国人称之为衙门的四合院待命。我们排成队等着。这时卫兵连指导员指挥大家唱了些共产党的歌曲。后来队伍继续前进。走了不到一英里，就到了龙家河码头。我们沿街找宿营地，最后选中了一家米铺。这里有几间房和一处院子，当然红军的“没收”又从这里开始了[8]。
我们被分到一间又小又暗的房子里。床仍是地铺，旁边紧靠灶房，里面有一大桶水并有炉子。接近晚饭时，我对未能坚持买鸡而感到后悔。
第二天休息待命。李向一个端着盆经过这里的红军要了一盆热水。他以最快的速度洗自己的衣服，我也参加了进去。
从这里出发，我们离开了公路转向镇远方向前进。向北走了大约十英里路，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宿营。这时天还很亮。和我们睡在一起的是一个约摸二十岁、很粗俗的年轻犯人。
这天的路很难走；急行军时，他曾两次掉队，为此卫兵把他推来搡去，身上弄得很脏。在宿营地吃饭时，我惊讶地看到他竟拒绝吃米饭和炒萝卜；卫兵只好将他那份饭送给我吃。明天还不知走多远，我劝他多少吃一点儿，可他却奇怪地说饭不干净。后来我才明白他是一个穆斯林，他不能吃任何与猪肉有牵连的东西。我告诉他这米饭和菜是分开做的，同时，我也怀疑红军目前能否有猪肉。于是他吃了一些米饭。他没有碗筷。当我主动把自己的那套碗筷给他用时，他因上述的缘故再次拒绝了。这样他只能用那双脏乎乎的手抓米饭吃。这位“原始人”，如此讲究“干净”，真是有点儿做戏的味道了。我无法帮助他。不过他那种坚持信仰，不为环境所动的精神却令人佩服。他很单纯，是个好人，不知犯有什么大罪，第二天早上便被处决了。
现在我们转向江口前进。大约共走了三四站路。我们一般不走大路。最后转入了一条极险的路，有好长一段，我们是沿着山脉向前行进的。累了，我们就在山上的村里宿营。传闻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城市。在行军中我们常提的问题就是“多远”和“上哪”，答复一般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5里”，这是个标准回答。当一步步走完5里，我们再问“多远”时，答案仍是“5里”。当前面的城市突然跳入眼帘时，一条河横在前面。我们必须再爬上一个陡坡，但城市却看不见了。下坡时我听到一个士兵唱起《那是我的家》[9]。红军士兵们经常回忆并赞美桑植，然而现在丢失了它，他们将带着我奔向遥远的地方。
我们成功地通过了浮桥。当进入对岸的城市时，我累得简直走不动了。队伍没在街上停留，径直来到了一个衙门里。分给我一间有床的房子，但可惜由大批犯人共享。我希望在这个地方能休整几天。有两件事更加强了这一愿望：首先，我要再次开始编织王[10]的毛衣。他的那一件已丢了，他强烈要求我用他在溆浦给我的那些深红色的毛线再织一件，可我说那些线不够，他怂恿我先织着，并允诺以后再给我找一些。他实在找不到同一颜色的了，就取来一大堆蓝色、粉红、黄色的线，要我认真地搭配一下颜色；然而每种颜色的线都很少，如果硬要织，那么毛衣将是花花绿绿的。王告诉我他也实在无能为力了，并说只要能暖和，颜色他不在乎。其次，在我们宿营的一座旧的官方建筑上面，有些国民党书写的标语，红军要求我连同先前他们得到的国民政府关于“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品一起，做出正确的解释。我从中了解到一些“新生活运动”的内容。标语写的是“早起、勤洗”“加强锻练，呼吸新鲜空气”“纯洁的爱”等。这与红军提倡的一致，但红军对此很厌恶，原因很简单，这是敌人的。后来红军用许多蔑视政府军的标语和宣传画代替了它们。
在那里我住了三天，并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消息说，石阡的三个外国人被抓住了，罚款数目同样是三万元。当我在衙门院子中准备出发时，吴笑着把我叫去说：“可能有三个外国人被我们抓住了，你将有伙伴了。”后来他又问：“你去过石阡吗？那三个人是否同你一个教会？”
“石阡离镇远有三天的路，内地会有个教堂在那里。但天主教堂比我们的大，德国圣心（音译）教会有个分会在那里。我想，抓住的很可能是天主教的神父。”我告诉吴。
这美好的一天算完了。我们慢慢通过大街。我听说过铜仁的福音教堂在此有一个工作站，就在我所经过大街的左侧，可现在却大门紧闭，不见里面的情形。
预定中午我们将到一个大镇子。马仍然无法骑，我累得几乎走不动了。卫兵鼓励我说，前面不远就会到一个大镇子，在那儿将停下宿营。可到达镇子刚要迈进分配给我的住房门时，红军又传令继续前进。我通过这个繁华的镇子时，心灰意冷，几乎是被卫兵推出门的。走出镇子约一英里后，队伍停止前进，并在一处小院落里宿营。
我们住的是被当地人称为“洋房子”的屋子。在红军看来，这是一处理所当然的宿营地。房子为砖木结构，有玻璃窗和阳台。我们住的房子分里外间。我的那间住三个人：孔、李和我，这种人员分派是最适当的；另一间住了四五个犯人，屋里堆了半屋的大米。卫兵在外面生起了火，并允许我们围着烤火。
早上传来今天不出发的好消息，不过宿营休息时，总有不顺心的事。一批新犯人被抓来了，我们住的屋子里又要增加新犯人，而这次押进我们屋来的就是洋房子的主人。行军中，我们的停留从某种意义上讲很难说是好是坏。从窗子里望去，一些新抓来的人正被绑着带进院子，其中有妇女、儿童和一些看起来不像坏人的男人。
* * *
[1] 这时间应为红二、红六军团自桑植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后的1935年12月25日。
[2] 此处的时间表述有误，按本书他于1934年8月离家，至1935年12月应为16个月。另外，因薄复礼在随红军长征中的局限及出书时间的仓促，多次出现类似的笔误。例如，被俘白军军官孔和报务员李，在上一章薄复礼就已断定孔和李被处决了，但到本章时两人又出现了。此时的红二方面军，已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彻底纠正原极左“肃反”等的错误，特别是在对待处决内部或外部“犯人”方面，有着严格的审判程序。从薄复礼关于孔、李被处决误判一事，可知他书中关于很多犯人被处决一事，仅是薄本人限于当时环境下的猜想而已，对此望读者留意。
[3] 沅州又称枝江，即今沅陵。1935年12月，针对国民党军企图在湖南溆浦将红军围困于沅水、资水间的阴谋，红二、红六军团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向东南资水一带佯进，使其急忙调兵北上，然后红二、红六军团掉头西进，24日经绥宁竹舟口过巫水，27日在黔阳托口过清水江，月底到达芷江以西冷水铺。由虚晃湘中到转进黔东，成功摆脱了尾追之敌，是为红二、红六军团贯彻中央遵义会议精神在军事指挥上的神来之笔。薄复礼所言“到现在红军预告的前方目标很矛盾”，即反映了这次成功的战略转移。
[4] 本书第十二章《海曼·贝克尔的记述》中贝克尔讲他此时在黔阳。
[5] 湘西一带是苗族、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缠着穆斯林式头巾的小伙子”，应指他们。
[6] 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位于芷江以西湘黔交接处，此地距薄复礼传教的贵州镇远很近，因此他对此地熟悉。红二、红六军团经此地之后，便甩掉了追敌向黔东挺进。
[7] 明清时，欧美各国携来本国银元与我国进行通商贸易，因此大批的外国银元流入我国，其被称为“番饼”“番银”或“洋银”，其中西班牙本洋和墨西哥洋输入最多。因外国银元一般重七钱二分，含银率90％，即实含银六钱四分八厘，在中国兑换，可兑到银锭七钱二分甚至八钱，每枚银元导致中国亏损实银一钱左右。民国时期银元兑换铜币随时代不同而不固定，薄复礼在此地用墨西哥银元约能兑铜钱1000文，而购活鸡的价格约为铜钱100文。
[8] 应为龙溪口。1936年1月4日，红二、红六军团利用国民党追兵李觉部第十六师前突的时机，在便水一带设伏反击，此役虽未达到全歼十六师的目的，但却狠狠教训了一直狂追红军的李觉。贺龙曾风趣的评价：“人怕老虎，不知道老虎也怕人。”
[9] 红二军团来到1928月4月贺龙在桑植发动起义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当年的红军，结合桑植这个“一天不吃饭可以，半天不唱歌受不了”被称为中国民歌之乡的传统，创作了许多如《农民协会歌》《红军歌》《卫兵歌》《妇女歌》《起义歌》《暴动歌》《行军歌》《老子本姓天》《要吃辣椒不怕辣》等以通俗歌词和桑植传统民歌曲调谱写的歌曲。薄复礼书中记录红军所唱的这首歌，英文直译为《那是我的家》。比对上下文的含义，译者认为应该是当年根据地最流行的《马桑树儿搭灯台》这首红军歌曲。当年这首人们喜闻乐唱的红歌，宣传着红军崇高的革命理想，在艰苦长征中激励着红军战士战胜一切困难的顽强斗志。特别是忠堡战斗胜利后，红二、红六军团再次折返湘西龙山。通过对龙山采取围而不打的方式，以吸引更多的敌军来掩护中央红军的长征。战斗期间，战士们曾唱着瓦解敌军歌词的桑植民歌花灯小调，涣散了守军军心，许多士兵拖枪起义加入红军。这段记述为今天真实地再现了红军在艰苦中长征中的一个片段。
[10] “法官”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