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军士兵因前一天晚上违抗命令或吵嘴的缘故而受到惩罚。他被关进了我们的房间。虽然如此，他却并未因受惩罚而影响呼呼大睡。他充分利用这一时间休息，一天后就“获释”了。我们刚要为空出的床位高兴，接着又有两个犯人挤占了那个空位。
新来的两个犯人，一个身体很虚弱，手被捆着，他挣扎着恳求带他来的那个红军给他碗水；另一个犯人即将获释，他扶着同来的伙伴让他躺在地上。押送他们的红军官员拒绝给捆着的犯人水喝。“行行好，给我一口水喝，给我一口水喝吧！”我实在看不下去，请求卫兵用我的碗给他盛点儿水。卫兵身旁有个水桶，他答应了。当我靠近那个犯人给他水时，他急不可待，用捆住的双手捧起碗，几口就喝了下去，接着又乞求喝水。当再次用这种困难的方式喝水时，水洒了，他也一下子摔到地上，不知是死还是活。我翻开他的眼皮检查其瞳孔，并用草在他眼前晃动，发现他几乎没有反应；就让卫兵去请带他来的那个红军。那个红军来后，似乎见多不怪地说，“他没事，明天早上就会好”。过了一会儿，那人长长吐了一口气，醒了过来。他告诉我们他因拷打而全身疼痛，即便获释，也会因这些伤而活不了多久。
“新伙伴”的到来令人烦恼。我分给那个被捆的犯人一些铺草过夜，为此卫兵很生气。我指责他没有同情心，但卫兵提醒我注意不要对红军的敌人有过多情感上的暧昧，告诫我我对这个犯人的所作所为极不明智。我坚持自己的做法，卫兵也没有阻挡。第二天早上，那个犯人被带走了，可能是被处决了。
同屋的犯人中有一个是中年农民，红军对他罚款8000元。“我们明天将离开去石阡，钱不交来，你就得跟我们走。”红军告诉他[1]。
那个人怕得要死，红军让他给能帮他的朋友写信，以便在红军离开此地前交足8000元。只有两天了，那个人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看着他怎样凑够这笔钱，他拼命地哀求他的朋友。
“把猪和桐油卖了。”
“家里什么也没有，猪因过年（中国的春节）已宰着吃了。”他的朋友对那个可怜的人说。
几天后，他被红军带上了路，一直到后来他实在走不动时，红军才答应了他的哀求，放他回家了。
对这种不人道的做法，红军毫不在乎。他们让这些犯人流血、受辱或丧失财产沦为乞丐。这期间几个妇女被同样地勒赎罚款后才释放。当她们离开时，家产已荡然无存。
从这里出发的第一天，沿途风光很美。路边可见小小的村庄，路在山谷里顺着溪水而下。有时我们踏着石头渡过小溪，一不小心，跳错石头，就会湿了鞋子。走了几英里后，我们又开始爬山。一连三天都在山里行进，每天的路都不长，大约只有二十英里左右。
走了一段路后，我得知不久将会有新的伙伴，即前面所传闻抓获的外国人。卫兵知道我曾在那一带住过，向我打听是否去过石阡。当我告诉他有关情况时，他紧接着问：“那里房子好不好，那个地方怎么样？”
提到下一站石阡是非常令人兴奋的，那里有温泉。石阡城外的断岩处有三个温泉：最上面的那个虽然小一点儿，但温度高，主要供官员享用；中间的供一般人洗澡用；最下面的那个则是归妇女专用，除了洗澡之外，妇女还在里面洗衣服。温泉的水很充足，泉水经过这些澡塘后流向下游。有墙围绕着洗澡处，以便人脱衣服；同时修有通到水里的石阶。
士兵们听我介绍后非常高兴。他们都想目睹一下温泉。在他们的想象中，温泉的水是很热的。
第三天，我们沿着一个山谷前进。远远看到了石阡的轮廓，那里有一些建筑很壮观：一条河从城边经过，河两岸是繁华的集市；我们能看到城和城门的轮廓，城内雄伟的天主教堂及附属建筑耸立在平民区中，官衙则因形状四四方方很容易识别。士兵们推测我们可能要住进官衙的侧房内。与他们的希望相反，我渴望的是在这一段行军后，在此得到休息。我浑身肌肉已达到忍耐的最大极限。很明显这里的地势较低，城外的河流从这里经过流向思南——格蕾丝·恩布伦小姐的教区。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河里都可通航。
当我们经过城门转向沿河两岸繁华大道时，我多么希望能在此买点儿吃的。路经基督女子教会门口，我瞪大眼睛企图从沿街人群中寻找一个熟人，但没有看到一个过去熟识的女基督徒。如果她发现我，会尽其所有来帮助的。后来我们住进过去我曾工作过的小教堂附近的一所房子。我来华的四分之一时间是在那个值得回忆的地方度过的，住的房间里的家具很干净。
晚上，李和我同睡在一张床上，孔则睡在一张长凳上。半夜，几个人来到房间，把我们吵醒了。我睁眼一看，发现其中一个是外国人，一身神父打扮。我马上向他问候“晚上好”，但他未听到，我又慌忙摇手并再次同他打招呼。这时卫兵命令醒来的孔睡到我们床上，把长凳让给新来的神父[2]。
他的行李由一个小挎包和一块毯子组成。当他躺下睡觉时，凳子对他的身材显得很不合适。他没说什么，不过睡在上面必须挺得像死人一样不动才行。那天晚上我不时醒来借助灯光（晚间卫兵总要在我们房中点一盏长明灯）看我的新伙伴，暗暗嫉妒他在这长凳上熟睡的本领。早上他告诉我，实际上他一夜未合眼。我们相处很熟后，神父说，他刚来的那一夜，看到我为保暖和用毛巾包在头上的俄国农民式的打扮，未能认出我是个外国人。
第二天，像预期的那样休整。这时一个负责提审的红军拿来一顶毛线织的童帽，要我拆了给他织一双无指手套，我于是又忙碌起来。整个早上一批批的人来看那个新抓来的神父，并在旁边评论。一般都说我俩的外表近似，有些人的评论就无分寸了：“这个的鼻子比那个大。”“瞎，外国人主要是鼻子和眼珠。”有的评论很有见地：“这外国鼻子，恐怕顶我们的两个。”
“你叫什么名字？”
“凯。”神父回答。孔听到新来的外国犯人与他的姓氏的发音近似，竖起了耳朵；的确，他的姓在中国是较少见的[3]。
“来中国几年啦？”
“两年。”大家很惊奇，他的汉语说得这么好。
“多大岁数？”
凯用中国式的方法伸出三个手指变换比划，“二十八岁，看我这胡子显得老吧！”
“你家离这里多远？”“为什么来中国？”“你来传教能挣多少钱？”潮水般的提问向他涌来。
大家很高兴了解我俩所信仰的宗教的区别。他们问：“你是否也像老成和老薄那样饭前祈祷？”这时，神父很不高兴地说：“这些烦人的打扰什么时候才有个完呢？”他对我叹息道：“从我被抓以来天天不断，有时我只好假装睡觉，可他们为了打听就会弄醒你，非得满足他们后我才能安生[4]。”
神父是德国人，毕业于意大利罗马大学语言系。除德语外，他还会荷兰语、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和一点儿西班牙语，当然还有拉丁语。
我把“吴法官”向我透露的关于抓获三个外国人的传闻告诉了他，凯说这不真实。我问他，其他神父和嬷嬷是不是都逃了，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被抓。他告诉我，那次红军是突然袭击。嬷嬷们因传闻红军要来，提前走了；神父们则留下，在教堂顶楼上收藏怕被红军抢走的东西。他们曾从窗子里看到军队从山那边开来，不过并未意识到那是红军。
原计划藏好东西后撤出，每个人也都准备了一头骡子。但他不知道逃走时，那俩人在他前还是在他后。凯是在城门处与一小批红军相遇，因被认出而被扣留的。另外两个人，估计是在他后面，看到前边情况有变，随即撤回城中躲藏起来，然后潜逃出去了。
第二天早上，神父被“吴法官”叫去，吴让他写信。回来时，神父脸色忧郁地告诉我，虽然贺龙将罚款减少到5万元，但吴却坚持要10万元。当神父解释时，吴又发脾气说：“我的‘宗教’使我坚信，你也必须遵照共产主义原则办。”吴告诉神父：“假设你继续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宗教立场，我们就枪毙你。”
温泉使那些洗澡的红军官兵很惬意。他们在温泉里洗泡后，看上去很精神、脸色红润。我先前的介绍漏了洗澡需花钱这一点。士兵们回来时告诉我，洗一次需300文。我打趣地问他们：“知道水是怎样变热的吗？”大家都无法回答。后来在交谈中他们才明白，这是由于地下水靠近火山，因受到地层断裂阻挡才从地表上冒出来的。
神父颇有兴趣地观察我是怎样在这种环境下消磨时光的，他也想效仿。我让他明白现在的日子就是这么索然无味，“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干什么，特别是在一个地方住长了时更是乏味。我强迫自己在室内不停地走动，否则晚上就会失眠。不知什么时候才是命运的终点。”
我的话在几个小时后被证实了。晚饭前，我们突然接到出发的命令，大家只得在挎包里装上一点儿干粮，向河边走去。
当大队人马经过街道时，街上一些居民用冷漠的目光盯着走在我前面的神父。神父转头对我说：“那些人都是基督徒。”没人表示认出我们，或许他们怕因此卷入麻烦吧。当我回头看时，发现他们中有人流着泪。
卫兵看见了，大声斥责那些人：“想干什么？快把眼泪擦了！”尽管这样，这些人仍跟在我俩身后，一直走到河边。在桥旁等待渡河时，远方传来了枪声，红军因此紧张不安。显然，我们必须在天黑前撤出这个城市[5]。
不久，我们从桥上经过，再次爬上来时的那座山。爬了一会儿，红军传令停止前进。一支从城另一方向撤出的红军也会合到这里。我们等待着调整行军序列。虽然是一月份，但天气很好，太阳落山时仍很暖和。同往常一样我们又受到那批新来红军的注意，他们和我交谈着。当我告诉这些好奇者，我那新伙伴身上发现虱子时，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
再次前进时，太阳已落山。山路很陡，我们很艰难地爬到山顶。这时看到队伍正快速下山。卫兵把我的马找来，在黑乎乎的夜色中我骑着马下了山。神父也受到照顾，红军将一个下级军官的骡子拨给他使用。
在夜色中行军，红军没有点火把。我几乎看不见路，全靠那匹“好马”自己走。我向前倾着身子，紧抓鞍子。这时突然马肚带断了，我一头栽到地上。后来我只好跟着马步行，等到中途休息时，才修理了鞍具。
当天宿营时我们受到优待，我与凯被带到连长房子中，和他合睡在一张床上。李和孔则睡在地上。虽然我一再对连长的优待谦让，但不知怎么引起李的嫉妒，小小的磨擦在后来的日子里出现了。
神父发现我缺少手帕，他自己有几条，于是送给我一条，并不无歉意地说这手帕不干净；但我看来，它比雪还洁白。不久我把手帕弄丢了，神父为此又送了一条给我；这时，他的存货也告罄了。
到宿营地之后，没有什么额外的供应，我们吃了点儿出发前给的饭，也不觉得饿和累。神父想弄支烟抽，但什么也没有。一个士兵送给他一些烟草和一张纸，当他卷烟时，发现上面有字。他看了纸上的内容后说：“这是帝国主义奸细A·海曼的通行证，他缴清罚款获释，沿途哨卡放行，只限本日。”纸上盖有湖南、湖北、四川、贵州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的章。
我从凯那里要过这张通行证保存起来。当凯抽烟时，卫兵们很吃惊地说：“教会的人（他们的意思是指我与海曼）是不抽烟的，也不准喝酒，你喝酒吗？”
我和凯一直谈到天亮。他注意到我那个挎包里东西很少，我说：“包内除了圣经和牙具外，其他东西都不重要。”
他告诉我，他包中有教会编的笑话集，题目为《玫瑰和风琴》，还有两三本别的书，但都很薄。后来他从包里拿出一张耶稣受难像，卫兵们都围过来看，不久那个给烟草的士兵把像要走了。
我们起床等着吃早饭，穿衣时他发现围巾很脏，围起来也很麻烦，于是就扔了。早饭后，我们再次上路。
天气仍然很冷，风雪扑面。红军中一部分同志戴上了护耳，一些人增添了衣服，有些人则很“富有”，穿上了各种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毛皮背心。我那匹“好马”因为有病不能骑了。步行时我感到很累。爬山时，幸亏有神父的骡子，我俩轮流骑着上去；下山时，我们没骑。后来我们到达了一个村庄，等在一所房子的门外，房子很小，已挤进了很多人，我们又被带到村那边的房子内。
那天神父的马夫病了，跟不上队伍，便把缰绳交给了我们。按理他应将骡子委托给卫兵照看，也许他因病难受而疏忽了。在村前边屋外等待时，我们把骡子拴在旁边，并放心地来到后边的房子。一小时后，那个马夫来了，一见面就问：“骡子在哪里？”我们告诉他就在前面房子那里，并请他将我们的行李——两块毡子取来。不久马夫阴着脸回来说：“骡子和行李都没了，没人知道哪里去了。”这天，神父为图轻快，将他宝贵的书放在行李里了；由于这一可怕的差错，书和过夜的铺盖可能都丢了。当然，我俩只好合衣而睡。
或许，我应谈谈孔和李的不友好举动。他俩矛盾很大，都虚情假义地拉我支持自己，但难以理解的是这俩死对头却必须睡在一块儿。
连长看到我的鞋湿了，很关心，命令我到他房中洗脚并烤干鞋袜。当回到睡觉的地方时，我们发现孔和李已各自将自己的床铺移到房中相对的角上，以致没有我和凯睡觉的地方。在卫兵的干涉下，孔和李被调整和我们睡在一起。这一夜令人很不愉快，我不知新来的凯感想如何。
早先，李身上曾患皮肤病，我尽可能用我的盐和绷带给他治疗，虽然他病好了，但我仍愿意为他们帮忙。无论什么疾病，我的上帝都会指引我在治疗上获得成功的。
这个小房由两部分人住，我们四个住一边，前一天晚上抓来的一个妇女住另一边。第二天早上准备出发时，一个红军提审她，因回答得不好，红军当着我们的面，用棍子打了她。这场面真是惨不忍睹。出发时她被带到普通犯人那里去了。
我已回忆不起后来几天发生的事了。但有一件事至今难忘，那时雨雪纷纷，路面泥泞，上山可以骑马，下山则因路滑得下马步行。我穿上自己那双舍不得穿的雨鞋，跟着队伍穿过一个稻田。我的脚陷入泥中，费了半天劲儿才从泥中摸出鞋来。真希望能快到宿营地，但这时红军正处在危险的环境之中。我们一直往山里行进，并越走越高。队伍走得很慢，这里几乎没有平地，窄窄的土路由于几千双脚踩过，路面很滑，有时只好借助路边的草和树，但我的两旁往往都是卫兵，这些方便之处都被他们利用了。路滑难行是当时最大的危险。
当我们到山下时，队伍停下来。从离开龙家河码头起，“吴法官”的妻子病得很厉害，甚至连马都无法骑了，红军只好用滑竿抬着她。她病得又黄又瘦，都快认不出来了。滑竿使她免受这一夜爬山之苦。休息时，我们坐在地上烤火，神父因地面湿不肯坐下，他站了好长时间后，终于被我们烤着的火吸引过来。
天亮时，神父骑的骡子在另一部分红军那里被发现了。经过一番交涉，骡子回来了，但我们的行李却下落不明。这么寒冷的天气，我们因没有铺盖难以睡眠。
当宣布天亮后继续行军时，我们很高兴。红军说，白天的这一站路程很近。他们的确不畏艰苦，不知疲倦。我们走了一段路后，在一块平地上等待调整行军序列，然后一直走到黄昏。等待时，我们用柴草点了一堆火取暖。
到石阡前，我曾看到两个中间人陪着丁一块儿找到红军。他们来自沅州贝克尔先生那里，带来的信我收到了，但到现在我仍未与他们见面。烤火时，我们恰好在火堆旁相遇；我点头向他们打招呼，并与其中的杨谈了好长时间话[6]。
他告诉的消息令我感动。他说红军包围沅州时，沅州教会曾给红军一个关于释放我的条件的正式答复，并试图减轻我的苦难。他对我的释放及与红军达成的交款协议很有信心。我在此艰苦环境内，为上帝给我带来的信息而感动得流泪。
还在湖南境内时，我就失去了《圣经》，但上帝的指示却无处不在，纵然只是片纸单词，却总能在上面看到上帝的鼓励。一天，我们从一所中国学校旁经过，拾到一页《圣经》，即第十五和十六页，上面写着：“鼓励他们坚定信仰，一切都会逝去，我们必将进入天堂。”我把这页纸给卫兵们看，他们嘲笑我说：“如果真有上帝，他为什么让你这个上帝的奴仆在此受罪？”
我指着这页纸说：“这是他的声音。发生的一切都超不出上帝的安排。他将安慰我，帮助我，并给我力量，一切幸福都来自于上帝的爱。”
看看上帝的奇迹吧，在贵州一个小学校旁，我竟能从路边拾到一页《圣经》并从中得到上帝的信息。我同样对杨说：“想想我们这一段经历，光荣归于我们，无人能与之匹敌。”“我们代表光明，暂时的苦难，只能使我感到考验带来的兴奋和光荣。”
杨正等着红军让我写回复的条件，以便返回沅州。我感谢他在只有一线希望的情况下，仍不畏路途艰辛为解救我的痛苦而所做的一切。在后半夜烤火时，卫兵们不断地向火里添木头。这里满地都是伐倒的树木，大都是当地人砍了准备运出的，有的卫兵怕火而离得远，几个卫兵则离得很近。有二三个卫兵被叫出去执行任务。他们脸上都有麻子不大好区分；一个被派去抬两天担架，另一个需借用我的马。值得庆幸的是有骡子的神父仍和我在一起。
在接近牛场[7]时，不知不觉天已黑了。我们继续前进。红军告诉我们路很险，骑马不安全，并要求下马步行。红军夜行军没有什么特殊装备，我们的照明工具则是灯笼；唯独供给我的是根作手杖用的木棍。
在夜行军里摸黑骑马是极端危险的。我们在黑暗中战战兢兢地摸索着走。我的马夫仍迷信他的马有天才。他任凭着那匹“好马”自己走，结果灾难发生了：马滑到路边的山沟里，幸亏灌木挡住马腿，才没摔下去。他说没办法把马从沟里弄上来。连长很生气，命令他不管怎样也得把马救上来。
我们走了很远之后，到了一间点着火把的房子里休息；不久又一步一滑地向山顶爬。天气冷极了，士兵们用稻草点起了火把。前边传说距宿营的村庄还有两英里。后来我累得掉了队，赶到住地时，发现我们与一些犯人被分派住一间很小的窝棚。没有晚饭，我们饿坏了。
第二天早上，我的马跟上来了，但因摔伤而不能骑了。我在卫兵的陪同下，现在有充足的时间在征途上“漫步”了。走了五英里后，我累得坐在路旁的一间房子外休息。这时一些卫兵赶上来，告诉我们，大部队已转向另一个方向宿营，离这儿约五英里。我的愿望是休息，我们只好再掉头走五英里。但后来命令又撤销了，我们继续向原来的方向前进。
到牛场后，分派我们住一家富人的房子。当我们那一大批人到后，士兵们又按自己的喜好从这房里任意取用东西。这时已距春节没几天了，我们在此吃到了黏米糕；同时还吃到了糖块，这糖有一种香味，很像枫叶糖的味道。我们睡在一张精制的木床上，屋内还有铜火盆和水壶，木炭随意取用。卫兵们仍在房中搜东西，先找到几封信，他们读完后把信烧了；后来又找到这些家人的一些照片，我从照片上看，这家人是有文化的。
到这里后不久，我们俩提心吊胆地被“吴法官”叫去。在与中间人见面时，吴关于红军的条件谈得言简意赅。杨再一次请求减少罚款数，吴当着我的面拒绝他说：“这不可能，我们已作出巨大的让步，一万元是最后的考虑。不过，如果贝克尔能痛快地答应有关条件，我们也将考虑帮助贝克尔。在这一方面，贝克尔做得好，红军将考虑减少数目；贝克尔做得越好，红军将考虑减少越多的数字。”
有关条件分为四项：
（一）贝克尔必须以中华内地会的名义写一封表示认罪的复信，信中要表示他们在谈判及获释问题上不再坚持宗教立场；
（二）当中间人带着罚款来红军时，必须让张将军的政府军谈判代表同行；
（三）红军的两封信由教会转交广西省的两位有影响的人物，并带他们的回信返回；
（四）贝克尔必须用罚款购买部分红军在信中所列的物品，如果购买后合计用款数超过罚款，那么红军将在凯勒神父的罚款内扣除。
有关上述内容的中文草稿交给我让我翻成英文，由中间人代交贝克尔，然后我向“吴法官”和杨鞠躬后离开。路上我为贝克尔的困难处境而难过。我觉得这次会面，红军提的条件简直是异想天开。
当凯从吴那里回来时，看上去有些得意。吴让他分别给德国驻华领事和罗马天主教驻华使团写信，以及给在上海的一个富商教徒写信。凯认为获得帮助不难，请求自己起草，但吴拒绝了。三封信的中文稿已拟好，词句粗俗傲慢，信中所谈的条件近乎疯狂。令人庆幸的是人们都知道这并非出自我们的意愿。
第二天早上，中间人携带这些信返回了。虽然他们这是徒劳的往返，但我们高兴这三个朋友能安然从吴那里离去。我非常同情他们的困难使命。他们中那两个信奉上帝的教友也为我进行了不寻常的祈祷。
这一天我们又艰苦地行进了很远，来到一个位于山脚下的贫穷的小村。村中的穷人不知道共产党是属于他们这种受压迫阶级的，他们逃到山里，村中空荡无人。
第二天，我们没有行军。红军列队在田野上听一个部队领导讲话。这位领导首先肯定了这一段进军的艰难困苦，并提出在这两天内将打到一个富裕的地方，在那里休整补充。对于缺乏供给的红军，这个目标是很吸引人的，因而提高了红军士兵的士气。这个领导人以红军特有的方式——喊口号来激励士兵。这些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是欢呼“苏维埃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之后红军官兵的精神都振作起来了。
以往行军时，我曾看到路边写有上述这些口号。由于行军艰难困苦，红军的宣传人员常在山脚醒目的地方用粉笔写一些标语和口号，鼓励士兵们勇往直前，但其中一些标语的内容不能当真，如“到山顶了！”这意味着尚在半山腰；如“不远了！”这意味着尚差十英里之遥；如“到了！”这意味着至少还差五英里。有一些标语是提出爬山竞赛或讲一些有趣故事的。
几天后，红军向一个城镇发起攻击。但结果令人失望，我们只得从右边绕过这个城镇。
中国新年（春节）的第一天，我们仍在行军。后来我们经过一个看上去很富庶的村子。村子沿山路排开，房子后面就是稻田。村内的房屋建得都很好，显示这里很富有。我们下山进入村中，一些房子的大门上贴着红纸对联，上面是中国式发财大吉的字句，以庆祝“春节”。
中午我们到达猴场[8]，这是海曼教区的一个大镇。从前，有一次当我从镇远到自己原来传教地遵义时，曾在这里待过一个礼拜天。这次我们分住的房东是一个晚清的秀才。他看上去很有学问，待人友善。他表面上对红军的到来非常欢迎，但内心肯定对这些在春节时来他家的不速之客感到烦恼。
他给我指睡觉地方时，告诉我年前红军朱德将军的部队也曾经过这里[9]。军中也有两个外国人，但他们是朱德的顾问。老先生认为那两个是俄国人。他们穿得很好。
从这里我们向瓮安进发，当听到瓮安时我很高兴。赛西尔·史密斯和哈理·泰勒就曾在那里旅行，并在当地传播了福音[10]。当我们穿过那里的大街时，有人正在烧政府的牌匾。我当时认为还会住在衙门，可不久我们这一伙却被带出城，住在城外了。进房后发现里面东西杂乱，显然这是前面部队干的。
第二天继续行进，在山谷的村庄旁我们看到了一条公路。路很宽，两边有沟和防护墙。走在这里简直像国王出巡，但我们是个例外。我们转入另一条路，这路是贵阳至旧州的。我们似乎正向贵阳前进。我开始为省会的朋友们担心。后来我们又转向另一条通往扎佐的路。远远可以看到座落在一片美丽平原上的那个城镇。这时红军的将军们停下来讨论下一步行军路线。待命时，我看到一个政府军尉官在卫兵的押送下被带到这里，红军围着他了解前方的事态及被俘经过。他后来被押在我们身后。队伍迂回了一个大弯，然后通过一片稻田，走上一条通向那个城镇的公路。
城里的主要建筑是我很熟悉的天主教堂。过去我从遵义来往于省会时都要经过这里。这时神父指着建筑的外墙令人惊奇地说：那也是一个教堂。我们渐渐靠近，看得也越来越清楚了。我对两个教堂如此靠近而惊奇。神父说：“那个位于墙外的可能是属于天使姐妹会的。”当经过时，神父让我注意看大门上的灰色天使塑像（做工极差）。这是一个新教派，它的教堂建设尚未完成。
我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里面的一些房间以前我经过这里时曾住过。女老板待我像客人一样，并同意卖给我们一些面条、猪肉和鸡蛋。她后来认出了我，说：“你以前在这里住过吧！”我点头证实了她的记忆。
被俘的政府军尉官被分在了我们的房子中，他满脸忧愁地说：“我活不过这一年了（春节）。”我试图让他高兴，后来发现他最大的问题是爱情。他的未婚妻在贵阳，他们正打算结婚。他俩是新式的一对儿，女方受过教育，过去他们经常通信。他现在缺少衣服和铺盖，只得靠别人行善了。我送给他一件上衣，并让他时常使用我的毯子。
这里距省会只有一站路，我们都希望第二天能向那里进发，但早饭后我们转向西南，走上另一条公路。我发现队伍正向修文那个小城进发。有人说这是因躲避飞机而向贵阳迂回前进。在上午这段好时光里，我们大约走了十英里的路。公路直通山上修文城的城门，远远看上去庄严的修文城几乎与天相连。
刚要进城，突然命令防空，大家都疏散隐蔽；但等了大半个小时，没有看到飞机，我们才开始进入城中。这时防空号又急促地响了。一架飞机盘旋在城的上空，并扔了一颗炸弹。不久当我们重新列队时，防空号再次吹响。卫兵把我推到一个庙里隐蔽，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中午。后来饭好了，我们才到外面街上吃饭。天黄昏时，我们再次出发，继续向西。我们离开了公路转向一条贵阳至黔西的土路。经过两天的行军，我们到达了贵州的主河——鸭池河边，但没过河。队伍离开公路沿河行进。最大的困难是河边缺少容纳这支大军宿营的地点，许多人只好露宿。我们被安排到一个灶房的地上睡。在公路上时，红军曾缴获了一辆长途汽车。大多数士兵都没见过汽车，有一些人以为这动不了的汽车像一个活动房。由于车不能开，大家很失望。
红军搭了浮桥渡过了河[11]，马由马夫赶着从水里游了过去。后来我们沿着一条路向山上爬时，马夫又采取让马和我分离的老办法。我只得步行。到山顶时，我累极了。卫兵们很关心我，直接了当地说：“下山时你可以骑马走。”我们在山顶等着马夫，直到我骑在马上才松了一口气。卫兵担心我掉队，竟在后面恶作剧式地用皮带打马快走。马对下山要快跑的抽打很不情愿，在原地转圈；卫兵继续抽打。这时“吴法官”看见了，警告那个卫兵：如果因抽马发生了什么事，就要他的命。晚上我们到达了一个大镇——威信。这天是礼拜日。当在街上等待分“卧室”时，一个边吃边卖葵花籽的小孩跑来，他父母是天主教徒，他以为我也是神父。
第二天，我们到了黔西，被带到衙门里待了几天。开始住的房子很好，但没有家具。地上散落了一地文件，我那些同伴都好奇地拾起来读，并从中得到趣味。房中有长条形的窗子，外面是主要的过道。人们从窗外的过道出出进进。有时那些穷人会在此受到招待，诸如分发衣服什么的，场面很嘈杂，许多人挤在那里以便得到东西。有人不知道我们是犯人，有时竟向我们讨要食物和衣服。过去这里教堂的教士克罗夫特对这些穷人很关心，克罗夫特的名字在城内外几乎家喻户晓。有人告诉我，他刚刚离开此地，撤到大定去了[12]。得知他从红军的突袭中脱险，我感到宽慰，我希望他能在大定和他的德国姐妹那里暂避一时。
在这里住下后，红军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政府。住在衙门里的吴恰如其分地成了这个政府的首席法官。中国的衙门通常就是审训犯人的地方。这一天杀了猪，我们停留在这里第一次吃肉。城里的摄影师被叫来为红军卫兵们照相[13]，他们中的一个借了我的钢笔，这成了大家照相时不可缺少的装饰，而摄影师为自己的生意忙着干活；这表现了人的天性。
大定[14]距黔西两站路，已证明也归于这个红军政府管辖之下了。后来我们沿着公路向大定进发，被红军押着走的还有包括妇女在内的几个需交纳罚款的新犯人。第二天行军时红军与政府军发生了遭遇战。靠近城市时，我们离开公路迂回到另一条山路上。爬到山顶，大定远远在望。下山的路很难走。上帝指派那个像西班牙人的卫兵与我同行，纵然我自己能走，但他出于关心怕我摔倒，扶着我走下山来。
进入大定，我和其他几个犯人被带到天主教堂管事的房中。晚上，我、神父、孔、李被从各自的房中叫出来，集中到旁边的一间有家具的房中过夜。房中有两张中式大木床和一个茶几、一张桌子和几个凳子，这些家具都涂有明亮的大漆；地上有一个炉子，里面烧着煤。安顿下不久，房子主人的孩子来了。他很友好地给我看一些明信片。在这里住下后，大家很喜欢和孩子玩。一天，一个很小的女孩子拿来一本内地会印刷品《主的伟大》，让我读给她听，上面有图和文字，介绍教会的历史发展和慈善事业。我的那些伙伴们也都用心听着，我回答关于上帝的信仰、祈祷等问题，这使他们感到兴奋和鼓舞。到现在虽然没有《圣经》，但这份宣传品却使我感到极大的满足。这里面引用的章句，后来我又一遍遍地背诵。
第二天晚上，两个犯人加入到我们中。他们是政府军的官兵，一个三十岁左右，另一个是十五岁的孩子，他是政府军连长的勤务兵。没等到天亮，我们就成了熟人。他告诉我，他的连长因害怕落在红军手中不会有好结果，而在被红军抓获前自杀了。
一个卫兵来到我们房中，递给我一个从贵阳送来的包裹。包里有一双羊毛袜子，一件毛衣，一些巧克力、牛肉干、方糖和咖啡，以及一听炼乳；我愉快地与神父共享这些朋友的赠品。
能在这里等待一段时间令我感到快慰。后来我们调整了住房，搬进一座庙中。我住在左边的配房，从这里能看到院子中士兵们的活动。房子很长，有床、条几等几件家具，以及做工很讲究的窗；但上面贴的窗纸都破了。从破窗孔中能看到其他房子里犯人被带进带出院子的情形。我们大多时间在房中烤火。
红军告诉我们，这里烤火的燃料只有煤，煤燃烧的时间长，但不易生着。其他犯人不会点，我先前曾烧过煤炉子，用一些木柴和纸就引燃了煤。
红军在此继续招募新兵，一些新参军的人是苗族。一天晚上，这些苗族新兵唱起他们民族的歌；与我们宗教歌曲比，苗歌也相当淳朴。大定周围有一些苗族部落。
住下后的第一天，我就听说中间人回来了。中间人在吴部下的陪伴下来到我的房间。我兴奋地发现来人竟是我过去在贵阳认识的乔舒亚。我们在一块儿亲密交谈。乔是阿昌族[15]，家距大定三十英里。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为贵阳的教会所雇用。他告诉我到这里的困难经历。我感谢他给我带来的包裹。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带的东西很多，但被没收了一大部分。从他那里我得知贵州的朋友一切都好。我们会面的时间很短，后来乔到街上买了些饼干和糖送给了我。在这中国的春节期间，我正处于缺这少那的困境中，这些东西真是一份厚礼。
一天，一个卫兵将一本书扔给我说：“这是你们福音堂里的书。”接过一看，是本中文的《新约》[16]，书后附有赞美诗。谢谢上帝，我得到了日夜渴望的东西。这是一个多月来我心灵不断祈祷的回音。孔、李也凑过来看。神父出于他们信仰，对此不屑一顾。
在这里待了不长时间后，我们再次奔上征程，沿着公路向毕节进发。我们行进的速度很快，中午就走完了一半的路。早上出发时，经过乔那里身边时，他正在捆扎笨重的行李，我们又谈了几句。交谈中我得知了世界上诸如荷兰发生的一些事。乔还将他的两块银元送给我，告诉我他回去的路费够用的。这些事他都明明白白地告诉卫兵，因为他受到卫兵们的严密监视。后来卫兵看到我们已破坏了队列，于是将他带开了。在行军中，天空阴云密布，雷声隆隆。我非常担忧地祈祷，不要在我们行进时下雨，后来果然云开雾散。不过灾难又来了，路上我们有一两次隐蔽在沟内躲飞机，看着飞机在天上盘旋真是又新奇又害怕。第一次，炸弹呈抛物线状被扔到了前面很远的地方，后来飞机又扔了两三颗炸弹。飞机数量少，速度快，无法按预定计划阻止红军前进。飞机飞走后，有几个人被炸死了，但我们安然无恙。到达宿营地后，我们停在街上等待分配住房。通常，这时我们身边会围上一群人，与我们进行有趣的对话。有些当地人很好，给我们端来水并拿来椅子；一个卖大个儿甜梨的小贩，还减半价卖给了我一些梨。
我们被分派进一间可能是新婚夫妇住的房间，里面的东西全都是新的，刷了明亮的油漆；床很精致；乌黑发亮的条几带有雕花嵌板，上面放着一些装饰品；椅子和小茶几都非常新。大约一小时后，几个人又被带进房间里。床划给我们两个外国人，另外的犯人睡在地上，头枕着条凳。过去住的地方都是小凳子，现在房中有椅子，我在上面坐了一会儿，并像绅士一样轻松地吃了一顿饭。红军仍按习惯围成圈蹲着吃，菜则放在一个小凳子上。条几上的抽屉，在我们来这里前已被抢空了，但这不妨碍卫兵和犯人继续找东西。在一个抽屉里，他们发现一双仿象牙筷子；后来大家又争夺房中的瓷碗。一些刺绣用的纸样子，被一个红军犯人铺在自己的草床上了。
两个失职的士兵现在沦为犯人，关在我们这里。当我们坐下围着铜火盆烤火时，我拿出《新约》来看。这时孔讲起了在家乡一次庙会上听外国人讲的故事。大意是一个老人有两个儿子，年轻的那个儿子拿着老人的钱去上海，但将钱全挥霍了，回家后仍得到了父母的宽恕。这个故事我知道，就是“败家子”的故事。孔很有兴致地复述这个故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那种环境里没人感到有趣。
住房又一次调整。卫兵们为调到一个好住房而忙碌。我问一个换班的卫兵：“我们下一站将去哪里？”他告诉我：“进城后将住在毕节三个衙门中的一个。”
我收拾好铺盖走出房间。神父的脚痛，走起来有些跛，为了不失去作为神职人员的尊严，神父找了根竹棍拄着。一所房子远处看去令人印象深刻，走近了却发现房子很旧。窗下和门边让两个犯人占了，对面还住了几个。我们的位置正是风口。房顶没有天花板。第二天，卫兵用纸糊了窗，屋里稍微暖和了一点儿。
在房中，一个卫兵拿给我一本英文书，问我能不能看懂里面的内容。书的封面被撕去做了草鞋带，同时他还从上面撕下了几页纸。我告诉他我能看，并认出这是一本英文的《新约》。他觉着没用就送给了我。当我翻开看时，发现里面竟也附有赞美诗。
* * *
[1] 这个人以及下文提到的妇女等，结合文中内容判断，这些人显然不是薄复礼所说的纯粹的“农民”和“妇女”。根据当时红军的政策，他们应属于恶霸地主、富农和反动坏分子等。
[2] 进来的外国神父为汉斯·凯勒，亦译作克尔纳，中文名字耿友华，时为天主教贵州东路教区石阡教堂司铎，1936年1月21日红军攻克石阡时被俘，薄复礼获释后，于同年在红军西进准备自丽江强渡金沙江的转战中，汉斯·凯勒病死在云南姚安县，红军以漆木棺材装敛埋葬于该县城郊。
[3] 英文“孔”和“凯”发音近似，均拼写为Keng。
[4] 指海曼，红军扣押时认定他的中文名字为成邦庆。
[5] 1936年1月20日红二、红六军团撤离石阡。
[6] 为找到中国教徒杨某和吴某，他们于1935年底自湖南出发，1936年1月在贵州找到红军。
[7] 位于今贵州瓮安县境内。
[8] 位于今贵州瓮安县境内。1936年1月23日红二军团部队占领猴场，翌日占领瓮安县城。
[9] 朱德等所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此地的时间是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在猴场召开重要会议。毛泽东等大多数委员抵制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李德要求回头东返的错误要求，由此地出发突破乌江天险，扭转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
[10] 两人的具体情况不详，似乎应为中华内地会早期到贵州传教的牧师。
[11] 便水战斗后，红二、红六军团进抵石阡、江口。由于国民党军以十五个师的兵力围截，加之该地人烟稀少，粮秣匮乏，军团决定放弃原拟在湘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西进，力争向黔西、大定、毕节方向发展。2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连克扎佐、修文重镇；2日以缴获的电线绞成铁绳搭建浮桥，强渡乌江上游的天险鸭池河，将敌人彻底阻隔于鸭池河畔；3日红军攻克黔西，至9日实现了向黔、大、毕战略转移的目的，在大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川黔滇根据地。薄复礼所说的“浮桥渡河”，即指这一事件。
[12] 今贵州大方县。
[13] 此地应在黔县县城，据悉：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留下的若干珍贵照片即拍摄于此。在大定（今大方）县城，红二、红六军团部分干部也摄有传世照片。
[14] 大定和毕节的兄弟会、女子会同属内地会。
[15] 阿昌族为古代氐羌部落的一部分成员南迁后形成的一个跨境民族，中国境内的阿昌族人大多居住在云南省德宏州。
[16] 《圣经·新约》与《圣经·旧约》等均为基督教圣典，但后来天主教崇尚《圣经·旧约》。汉斯·凯勒为天主教徒，故对《圣经·新约》避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