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融融，我又在阳光下脱下外衣“打猎”，在我高度注意寻找虱子的时候，没想到萧克将军和警卫员由村里向这边走过来。他看到了我，并来到我身边。我为自己因掐虱子而染满血的手感到惭愧。
“近来好吗？”萧克问我。
“咳嗽减轻了，但仍感到浑身没劲儿。”我回答说。
接着他告诉我：“我们决定对两个外国人做不同的处理，你是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不平等地对待中国，没有租界，我们决定明天给你自由。”将军转向神父坐的地方，神父正竖着耳朵听将军说。“在这里，我们不会释放神父。他是德国人，而德国法西斯与帝国主义没有区别，希特勒像德国帝国主义者一样，帮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统治中国。”
萧克将军和随从离开了。这惊人的消息，令人思绪万千。我请求卫兵允许我到神父身旁坐下。
“听到将军所说的话了吗？”我问他。
“太好了。”他一边回答，一边握着我的手表示祝贺。
“你很幸运。”旁边的一些人围着我说。一切苦难似乎都难以置信地突然烟消云散，这好消息看上去是千真万确的，但先前的交涉过程充满了背叛和欺骗。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得意以致再失望，但这次是将军亲口所说，并当着许多卫兵和犯人的面。
当继续行军时，我忐忑不安地问神父：“对此你怎么认为？”
“红军确实要释放你了，”神父说，“但你心中别幻想是明天，将军的意思是最近。”
记得几年前基督教会联盟的曹牧师来镇远看我们时，在交谈中他曾告诉我他在土匪手中几个月的经历。一开始时，他很乐观，相信上帝会拯救他。几天过去了，他想上帝用了六天创造了天地，并在第七天休息，因此第七天时，他将获得上帝的帮助，但后来并没有迹象。于是，他想到教堂，为了神圣的信仰，建立时曾用了十天，这使他又鼓起勇气，但第十天什么都没发生。几个礼拜过去后，他想到洪水中的方舟，曾经历了四十个日夜的风雨，但后来他还在土匪手中。这之后，在先贤精神的感召下，他能坦然面对上帝并感到自己的新生，基督无所不在的圣火拯救了他的灵魂。
这与我现在的经历近似。当上帝要完成对我的解放时，总会在惊人的时刻，如也许会在我来中国周年纪念日的十一月十三日实现，我对还要等待这么长时间，并不感到意外。那之后或是圣诞节，再以后就是三月二十一日和五月九日，是死神将要降临的日子[1]。
前一个日子是神圣礼拜中的一个中午，那天我成为了牧师；后面的日子，则是一个光荣的礼拜日，那是我基督教入教的日子。
这天我们很早就到达了一个大村子，走过大街时，看到一些同志正从井里打水。我感到口渴，过去想喝水。但他们马上阻止了我，告诉我水里有毒不能喝，红军认为是政府军撤退时为阻止红军追赶而干的。
回到房中，一夜过去了，没听说有人中毒。后来知道，那是红军多疑，他们曾向一个女房东要水，女房东为证实水中无毒，先喝了一大碗，才使红军确信。
分派的房子地势较高，当飞机来轰炸时，我们从梯子上爬上爬下两次。
先前得到的钱这时已快花完，这里兑换一块银圆很难。房子的男主人拿着我给的银圆到村里去，为我们购买一些吃的。我们想买饼干、包子、面条、土豆和鸡蛋，他回来告诉说，这些在这里都没有。看到我们的困境，他主动说可卖给我腊肉并负责做熟。天黑了，但这些东西还没有买来，为这些美味而耐心等待是值得的。后来被告知村里的人换不开这块银圆，那个男人建议我们最好到别处再买。他家的咸肉要二十文钱，神父脱下他那件值好几块银圆的黑衬衫，试图交换腊肉，可那个男人感到这东西无用而拒绝了。我们一再请求他帮忙。最后他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们，他只喜欢以钱易货，我们只得任他凭自己的良心用银圆交换他家的腊肉和找回的铜圆，他至少诈骗了我们半个银圆。
在这里，我向连长提起萧克将军允诺的话，连长不置可否地说：“我还没有接到命令，在这之前你仍是我的犯人。”
天还没亮，我们离开这里继续向高处进发。红军希望下一站到这个地区的首府——曲靖。我默默地祈祷。我的朋友柯里斯夫妇先前在此，但这个教区几年前已撤销了，我估计这里不会有外国人落入危险中。
进入云南后，山路很难走，我们经常遇到大风。当风从山谷里迎面扑来时，骑在马上很困难。为防止这扑面的黄风，一些士兵常用丝手帕蒙住脸。西南地区有名的气候特征，就像当地人所说的云南的风，贵州的雨，四川的阳光。
爬上一座山，远远看见曲靖座落在花瓶状的平原上，城边的景色我们从未见过。前面传，到山下还有七英里。我们开始下山，不久到达了平原。我的马跟着士兵们小跑，而我则担心当天可能进不了曲靖（1936年4月3日，薄所在的红六军团进至云南曲靖县白石岩地区）。
我看到远方的城南部有一栋白色闪光的建筑，它前面有一个繁华的村子，一道墙将它们分开。快到城市了，我注意到右边的建筑是罗马式的天主教堂，神父们可能逃走了，但一大群显然是教徒的人站在门前。骑骡子走在前边的神父被认了出来，那些人向他点头。他们认为我也是神父的同行。一个小女孩边跑边叫我神父，她跑到我的马旁，看上去她很同情我们。
我们没有急速地通过大街，在那里看到街上有许多出售食品的小贩。后来神父告诉我，他看到那些东西时馋得流口水，我说我也一样。我们进了一个庙，住在厢房内，从那里可以看到院子。房子很小，里面有四张床，但没法用，没有床板。当我们要求时，红军告诉我床板已另作他用了。我们只好睡在土地上。
我们床脚方向，有一些先前留下的铺草和一个铜火盆；但无法烧草，我们宁愿在地上烧木柴。在这种建筑里，烧木柴是比较安全的。
院子里有木柴，得到允许后我们拿了一些。我们取出宝贵的腊肉，并借了一个瓦罐煮肉；吃一两片后，便留下其他的待早饭时再吃。这晚上，卫兵换过几次班，都很有兴致地留着火。早上神父用碗盛肉时，除了剩两块很肥的外，其他的都不见了。当然，我们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吃了。毫无疑问是卫兵中的一个，他偷吃时很有心计。我的意思是算了，但神父报告了连长。连长很平静地说：“最大的可能是老鼠吃的。”我们知道老鼠是不能爬进盆子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老鼠专偷瘦肉吃。这老鼠太不寻常了，除了有卫兵在场时是个例外。
士兵们利用这一天时间来洗澡和洗衣服。早饭后，他们问我是否也想洗衣服，并拿来一个大盆和一桶水。这太及时了，我好多天连脸都未洗过。
晚饭前，一个通讯员来对我说：“萧克将军晚上请你们同他一起吃饭，我建议你稍微收拾一下。”
我告诉他：“我没有可替换的衣服。”
“我们是共产党人，并不太拘礼节，到时间我来叫你。”通讯员说完后便走了。
黄昏时，我随他走到村中的街上，遇到了“吴法官”，他很友好地和我们走在一起。这时我发现了其他的红军领导。穿过几个院子后，我们到了目的地。
我们被引见给将军。他正和几个人坐在客厅里，他朝我们礼貌地点了点头，吩咐带我们到房里。当在一张矮方桌那里等着开饭时，我们坐在小凳上围着火盆烤火。几个客人又到了，他们之中有张将军。
气氛轻松愉快。陶盆和筷子很平常，并在桌子上分发给我们。八人一桌，我和神父坐在角上，座席不固定，自由选择。但在场的一些人谢绝坐到桌前，其中一个是周老先生。他坐在桌子外边，当一些人问他问题时，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
这里没有按我所知道的中国传统式宴会一道道上菜，他们仍采用普通的吃饭方法，等着全部菜都上桌。酒已摆上，但只给少数客人。
在这热烈的气氛中，萧克将军直率地问我和神父几个问题。他试图从神父那里了解一些诸如法国军队战术之类的情况。当神父说他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时，将军有些不相信。他说至少神父曾在学校里受过训练，但神父仍坚持说没有。后来将军转向我说：“瑞士是没有军队的，当然你不会接受军事训练。”这个解释对我则是误解了。谈话又转向天主教和基督教，但这个题目没怎么深入就又转了。
晚饭快结束时，萧克将军转过来对我说：“我们打算明天释放你。”另一个挨着我的姓王的红军领导[2]，在萧克将军引人注目地宣布这消息后，平静地对我解释：“并不是指明天就释放，我们的意思是最近几天方便的时候。”
吃饭过程中，一些同志出来进去地忙，一些同志则站在窗外看，当看到我们坐在里面时，他们为有外国人出席而惊讶。
当卫兵要带我们回住地时，我们向在座的人致意，感谢主人的款待并请求允许离开。我们慢慢地走回“监狱”。我们由于这次招待而出了名，卫兵们对我们很尊重。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再次上路，天亮之前向西走出了很远。太阳在我们身后升起，背衬着朝霞，我们在阳光普照下行进。
红军侦察员在前边寻找着正确的路线，当有叉路时，他们就用石头压上纸条标明方向，有时则用粉笔在石头上画箭头，引导大部队前进。不知怎么这一天前边的红军领导辨认错了方向，走上了另一条路。走了几英里后才发现不对，后来又向前走了一段仍未发现路标，终于他们断定方向错了。我们突然停止前进，并惊讶地看到先头部队转了回来。开始，我认为前面遇到了危险，后来那个领导命令部队排成单行前进。部队像一个庞大的机器一样掉头回到原来走错了的地方。我们看着先头部队的返回。他们的背包都是一样的，但又有区别。我们像是在演哑剧，后面的山是布景。同志们急促地前进，并发出一些声音。他们走路时千姿百态，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一从我们面前走过。
晚上只休息了很短的时间，半夜起床号响了，等到月亮升起时，我们又继续出发。夜行军很可能是防备飞机袭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没有什么，飞机只是在白天才出现。后来我们过一个大镇子，在一个孤立的院落里宿营。
第二天，我们再次在月光下行军，天亮后在地主房中休息。神父和我住的房子很好，我们很快就睡着了。早上，“吴法官”的通信员很没礼貌地把我们晃醒了，请求我们用中文和英文写他的名字。“你就要被释放了。”他泄露消息给我们。
这后来的几天，卫兵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一次，一个同志和我一起解手时问：“那一个是不是因为鼻子太小，而不是帝国主义分子的？”这真是连长式见解的新发展。最有趣的是他们对于基督教的理解，这是一个经常涉及的话题。当我问到他们为什么参军时，他们统称是因为“恶霸的压迫”。恶霸是红军对一般贵族的称谓。这些人为富不仁，农民都曾受过这些人的盘剥。不过现在报应来了，我们先前停留的那家主人被抓起来，红军正拷问他把钱藏在什么地方。提问时军号响了，我们离开了此地，这太巧了。号响后，一些士兵的挎包还挂在墙上，我和神父也一样，在没有窗户的黑屋里忙成一团。
卫兵变得很急躁，让我们马上出来。他催我俩以最快的速度去那边找马骑。这时枪声传来，听起来很近。[3]
离开公路，我们转入一条狭窄的山道。指挥员命令部队交替行进。部队以疯狂的速度前进。路上长满了草，腿高的草很整齐。我们催马前进，并以最大能力向山上爬；然后又几乎收不住脚地飞跑下山，再冲上前面的山。
当我爬到山顶时，看到萧克将军正和一些战土在那里。他让卫兵将他们的机枪留下。他很专心地指挥防御，几乎没有看到我的经过。
路越走越陡。我们进入了山中，路开始升高。我们已无法吃饭了，因走的急，咸肉和大米无法带。地上丢了很多吃的东西，山路的草丛中丢了些米饭和肉。
此时，几架政府军的飞机飞来侦察投弹，我们冒着轰炸继续前进。政府军在后面追着我们，在这夹击之中，没有时间隐蔽。我们经过几个红军阵地，那里修有工事，后面不远的地方枪声阵阵。
后来我们到达一个很高的地方，然后下山，飞机仍追着扫射。我几乎全靠步行，因为在这种山路上骑马很难，当飞机第二次出现时，马夫把马牵到了树下，我则蹲在马的旁边，这是自我保护的一幕。
由于飞机轰炸，队形混乱了。我们这些人，从地上爬起来就随着混乱的队伍前进。一个衣着很好的犯人累得被拖着走，后来卫兵就在路边给了他一枪。我们在山脚穿过一片农田后转上一条较平坦的路。前进的速度仍很快，虽然一道山把我们和政府军分开。
天黑前，我们到了一个山村。休息时，我们看着炊事员缺这少那地准备早就该吃的晚饭。为准备夜间的不测行动，我明智地早早躺在床上睡了。
大约睡到半夜，我们被叫起来在院子里集合待命。正当默默呼吸着夜间新鲜的空气时，传令继续前进。天亮前我们又走了很远。神父和我一边打着瞌睡，一边骑着马行进。
礼拜六中午，四月十一日。我们受命赶到一个叫大湾（音译）的村子。村子远远在望，我们穿过一片种着豌豆和蚕豆的田野，迂回经过一片稻田。在狭窄的田埂上行军，很难保持平衡，那些牲口更是困难。行进中，我那匹“好马”突然滑到水田里，我被摔出好几英尺。事故发生后，我打算步行，但马夫怕我掉队，仍坚持让我骑马。
靠近那个村子时，村前的一群人中，有一个人突然对我说：“我们是来接你的，“吴法官”已决定释放你。”向导领着我到了一个房子中，他那一伙人已准备休息。这时，天正中午，“吴法官”和他妻子几分钟前刚到这里。我累成那个样子，使他们没有心思再开我的玩笑。吴在离开时对向导说：“你们最好带他先回房中休息，我们准备欢送他走。”于是，我们到房间里等待。
卫兵住在旁边的房子。后来我爬梯子到那里，神父正坐在床上。我告诉了他之后，便各自休息了。大约中午两点时，卫兵送来了午饭。过了一个小时，吴叫我们到他那里。我像预期的那样收拾自己的东西；这时，卫兵告诉我：“现在不需要带任何东西。”
“吴法官”一边欢迎我，一边笑着说：“我这盏灯出了点儿毛病，你帮我弄一下吧。”灯非常新，很漂亮，油盒上印有英、法、意三种文字的说明书，但没有中文。我一边译着说明，他一边装配，后来把灯调好了。毛病出在灯的燃料上，由于他们用酒而不是用规定的酒精，结果灯就不亮。我们简单地把它修好放置一边。
“吴法官”宣布释放我的命令之后，萧克将军又派人告诉了我。不久，有迹象表明红军正准备一顿饭，同时邀请神父、张将军、周老先生及两个中间人出席。
当一切准备就绪，好消息就在饭桌上和吃饭的同时宣布了。一切都准备得很完善，碗筷很好，还摆上了酒；但数量不会使在座的人超量。吴的妻子、萧克将军和我们坐在一起，但都没有喝酒。
宴席上始终都在交谈，但话题总围着宗教。萧克将军对我说：“我不理解你们外国的教育，为什么总让人相信上帝，实际上你也知道我们都是从猴子进化来的，我认为人的任何聪明才智都是靠实践而来。”
“关于这个题目的意义，科学家们没有疑问，”我回答，“并且这也是真理。对我自己来讲，则需要伟大的精神，因此我相信全能的造物主，超过相信低层次的实践进化。”张将军此时插话说：“他信奉上帝耶稣，相信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再生；当灾难降临时，所有的好人将永生。共产主义和他们的设想差不多。”
姓王的红军领导仍坐在我旁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当你向报纸介绍我们时，你应该记住我们是朋友，你曾幸运地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样帮助穷人，而不像一些人诽谤的那样是普通土匪。”
“吴法官”补充说：“如果你能来信，我们将很高兴，希望能得到你的消息。”
这之后，萧克将军说：“我们不反对你作为一个外国人留在中国，如果你能不再对大众传播信奉上帝的话，我们甚至允许你办学校，但我想你最现实的出路是回家。”
当漫谈时，一个侦察员走进来，向萧克将军敬礼后，交给他一张纸。将军阅后交给了“吴法官”。
“附近二十英里内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吗？”将军问。侦察员答说：“五英里处还有一个地方对部队宿营合适。”
讨论了一会儿，将军做了结论：“大家都累了，我们最好去这个距离近的地方。”
剩余的东西收拾起来，吴的妻子赶忙出去弄了一大罐很甜的咖啡拿到桌上。萧将军显得有点儿疲倦，他向“吴法官”的妻子点头说：“我们最好出发。”屋里的人不拘礼节地离开了，这似乎是对其他人的一个信号。
“吴法官”叫来一个卫兵带神父回房，没管我和张将军及两个中间人。我乘机对吴说：“我可以请求你的帮助吗？不是我，是对神父。如果你们打算留他到钱交来时，那就请照顾他，对他的标准能像你们对张将军那样吗？”我继续请求说：“让人给他水喝和洗澡，让他烤火和给他铺草等。”
“这都不难做到，”吴点着头说，“但我们对间谍，将坚持原则。他会受到适当监视的。”
“另一件事是食物。”我继续说，“他在这种环境里，现有食物不可能维持他的体力。请给予少量的帮助，比如给他增加咖啡什么的，这将增进他的食欲。”
“我们有一些咖啡，”吴说，“可以给他一些，你认为他喜欢可可吗？”
“这太好了！”我回答。吴答应再给他一些。
吴下令也给张将军改善一下待遇。吴交给中间人一封信和一份声明，然后对我们三人宣布释放我。“今晚你们将住在一间平房内，但必须到天亮才可自由行动。我们在半夜后出发，你们一定不要在天亮前离开房子。”
他拿起一份文件说：“我读给你们听，这是关于释放你的声明。”他读的那份声明的要点是：我因为传播宗教而有罪，红军释放的唯一原因是我已认罪，更进一步的理由是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因此给我自由。我没有请求要他们拿出这些指控的证据，但也没有口头表示同意。
紧跟着来的是关于我的路费问题。“你认为到昆明或得到你朋友的帮助前，需要多少钱？”“吴法官”问我。
“我不知现在是在哪里，也不清楚到省会多远。”我回答。
“吴法官”告诉我：“此地距前面县城只有十五英里，而从县城到省会昆明最多走两三天[4]。”
“我没有能力步行了。”我提醒吴说，“我需要的钱不多，我想两天的路，一天两块银圆的话，也得需要四块。”
“吴法官”叫来分管财务的同志，告诉他：“给这个外国人十块银圆。”我没说四块足够了，这只是最保守的计算，我还需要买东西吃。不过四和十的发音在“吴法官”的方言里很近似。
管钱的那个同志，为核实钱数，先伸出四个指头，然后握拳问：“是四还是十？”
张将军按他的理解说：“当然是十。”我并未想多要，但也不清楚这十块银圆是否超出需要。那个同志数出钱交给了我。
“吴法官”把那张释放证明交给我，另外给我几张宣传共产党人主张的传单，并说：“有空时你仔细看看。”我请求一张通行证，他回答说：“这没有必要了，一会儿我们就要离开了；当然，这里也就不再是红军的地区。当你到政府军那里时，它对你就没有用处了。”
这时天已很晚，大约晚上十点钟。吴让一个卫兵去检查我自己的东西，卫兵跟我回到住房中。从此，我可以自由选择地方睡觉了。我爬上梯子进入房子，神父已睡在大床上，睡得很熟。我弄醒了他，告诉他：“已换了地方。卫兵到这里检查，我必须把一切东西摆出来。他们给我的十块银圆，我先放在你床上。这钱可能超出我的需要，这两块银圆送给你用吧。”卫兵泛泛地看了我的东西。出乎我的意料，他没有搜我的身上。
我拿起了那八块银圆，对神父说了几句话，并答应为他祈祷。他没从床上起来，但他说：“你明天等我出发吗？”
“太遗憾了，”我解释说，“我要在房中等到天亮，我睡的地方在另一个村子中。”按西方的风俗，我们吻别，神父请求我原谅他的任性。我感到这次获释没有和他同时离开，是多么的不完美，我又是多么的软弱。我们共同答应忘记相互的缺点，我答应将在今后为他的释放贡献一切。我从自己床上拿起了《荒漠甘泉》和《新约》走到外边，我没有勇气对神父和卫兵们说再见，我想他们被打扰睡觉会不愉快的，于是我默默地离开了。
到了街上，我发现中间人和卫兵还等着和我一道去“吴法官”所指定的那个房间。“天亮前不要出来。”卫兵再次警告我们，“再见，你不久将再过上以前的富日子了。”卫兵这样和我告别了。
* * *
[1] 据后文贝克尔的记述，红军曾分别在1935年3月和5月限定过赎期。
[2] 为王震，时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
[3] 1936年4月，蒋介石飞临昆明，亲自坐镇指挥围堵红二、红六军团。4月8日红军被敌阻于普渡河；9日红军在转移到普渡河上游时，又与敌在六甲遭遇，激战一日使其不敢紧逼；10日凌晨，红二、红六军团放弃原拟过河北上的计划，兵锋南指，直逼敌兵力空虚的老巢——昆明；当敌收缩兵力退保昆明时，红军又回师西进，顺利抢渡了普渡河。薄复礼所言即这段史实。
[4] 今云南富民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