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薄和海曼事件之初，即他俩被红军扣押两个礼拜左右后，我就听说了。当初，贵州教会方面正焦急地试图与他们联系，然而，红军却很快进入了湘西，即我所在的教区。寻找一个能与红军谈判的中间人并非易事，除人品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不畏生死。由于政治局势动荡，这里的外国传教士都已离开，我在人力物力方面都非常困难。
两个中国教友自告奋勇，即杨先生和蔡先生。后者是当地一个农民的孤儿，由教会抚养长大，成为传教士。1934年11月27日，他们出发找红军谈判，随身带着薄和海曼妻子及我的信，同时带了些准备给被俘牧师的食品和衣物。
当时，扣留薄和海曼的萧克将军已与湖南共产党领导人贺龙将军的部队会师。贺龙将军原是政府军军官，曾驻守过枝江，其间多次到我的书房畅谈，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在黔阳驻防时，他在衡阳的侄子曾在我们教会艾特尔医生治疗下保住了生命，贺龙为此专门写信，诚挚的感谢艾特尔。这一带农民对贺很熟，并为之津津乐道。基于这些缘故，我向贺龙将军呼吁，请他运用影响促使萧克将军释放薄复礼和海曼。我坚信这是可能的，因为以德报德是中国人传统的美德。
1935年1月12日，中间人杨、蔡令人沮丧地回来了。他们在距红军驻地大庸只差两天路程的地方遇到了土匪，钱和物品被洗劫一空；最重要的是信和证明文件全被抢去烧毁，即使他们找到红军，没有证明文件，也无法使红军相信，说不定连生命都会成问题。他俩只好悻悻而归。
准备第二次再去时，又有一个人自愿前往。他姓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友，人多势众，土匪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为重新获得证明文件，耽搁了十几天。1935年1月25日，中间人再次出发。他们在土匪出没的大山中行进了十五天。在路上，他们常看到无头的人体骨骸横在草中，不断的冷枪迫使他们经常沿着沟溪或在草丛中爬行前进，杨的腿为此患了严重的风湿病。但这一切未阻止他们前进。他们不停地祈祷，为援救薄和海曼而找到红军的意志愈坚，最后，终于到达了大庸。
他们受到红军很好的款待，休息几天后，被允许会见薄和海曼。会见时，一个红军官员的妻子甚至准备了放有红糖和茶水的桌子。与亲人隔断音讯达四个半月的薄和海曼，看到妻子的信时，激动万分，告诉中间人，这是他们最幸福的一天，并一再感谢中间人无私的帮助。
这些话现在已无须重复了。他们当时身着中式长袍，裤子破破烂烂，赤着脚。这也是对他们试图逃跑最恰当的遏制。在一个小时有监视的会见结束时，中间人脱下自己的鞋袜给他俩。这种在基督精神感召下无私的爱，深深感动着薄和海曼。1935年2月16日，这一天对薄和海曼来说，送去的信及其他物品真是雪中送炭。我们的中间人还试图给他俩买些吃的东西，可是红军说，这里没有什么可买的，也无必要；因为红军会像待客人一样对待他们。
中间人安全返回了。红军允许他们带了几封信，分别给我及薄和海曼的妻子。感谢上帝，我们终于得到了他们的消息。红军在给我的信中，甚至还简述了他们在中国建立新型政府的政治纲领。从信中看，红军对释放条件举棋不定，释放的第一项条件是要求提供高射机枪，时间限定在3月15日；第二项是要求支付十万元或同等价值的药品，时限为4月14日前。如果我们办不到，则处决薄与海曼。
1935年3月21日，中间人杨、贺及桑三人再次找到红军。桑是基督教福音会新派来的，原来的蔡另有安排。他们随身带着信和证件以及衣物、食品等。出发后的前五天，他们曾两次遇到土匪，但未遭抢劫。然而，就在距红军驻扎区域仅差一天路程的地方，他们遭到一大批土匪的突袭，土匪捆起他们并以死来威胁，钱和东西都被抢去。后来贺、桑被放，但杨和另外一个遭抢劫的被俘者却被绑架到山上的匪窟，六天后，杨和那个难友趁土匪睡觉时，相互解开捆绑的绳子逃了出来。跑到沅州，杨不得不停下去治疗因捆绑而失去知觉的手腕。
关于这次行动的失败，我很快就听说了。接着，我又派了一个姓乔的再去。他找了套修鞋工具，穿得破破烂烂，装扮成走乡串户的修鞋匠，但两个礼拜后他也被迫返回，原因是尽管身上藏有证明文件，可这身打扮却引起政府军哨卡的怀疑而禁止通行。从第一次送信开始，每次派人前往，我的心中就要因他们不惧跋涉艰辛、土匪的威胁和冒险犯难而深深内疚。当杨等人都回来后，我感到内心的忍耐达到了极限。
1935年4月19日，情况发生了转折。一个看上去奇怪的男子出乎意料地找到我。他一身农民打扮，头上戴了一块特大的如同阿拉伯人的头巾，谈吐举止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与其说他像中间人还不如说更像土匪。他从随身背篓的缝隙中，拿出藏在里面的来自红军的几封信，以此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姓丁[2]，受红军、薄和海曼的委托。这封信使我知道可怜的教友仍还活着，从而使得前段诸如“某某亲眼看到处决”“某某看到埋在某地”等的传闻烟消雾散。
丁送来的信，消息好坏参半。红军告知，赎金如不在5月9日前送达的话，上述的传闻将不难证实。信是由薄复礼和海曼书写并署名，不过遣词用句简直错误百出。我想，信可能是在口授的情况下写成的，糟糕的是某些句子的真正含意却无法弄清。我随即让丁带着我的信返回，告诉红军我不能满足其全部条件的原因。5月3日，丁回到红军营地，薄和海曼于5月6日奉命回信，告知时限可以延长到5月30日，并叮嘱这是“千真万确的最后期限”。
这时红军正向常德方向移动。常德基督教会的J. E·格雷厄姆博士及传教士联合会，也派出一位找红军的代表。他叫高彼德，主要任务是谈判释放事宜，并了解薄和海曼是否仍在人间。他们派高去时，的确曾担心他可能被扣留，但最终寄希望红军会人道地对待他。
湘黔两省有我们的领事巴迪特和韦特先生，也在省会中为薄和海曼获释一事多方磋商（如会见中国政府要员等），做出了巨大努力。两省的基督教会，如新教会、各天主教会也都在活动，并令人感动地给我们以各方面支持。许多中国绅士，在一年半的谈判期间，为求得薄和海曼早脱樊笼，慷慨捐资，而使世界其他各地的教友相形见拙。还有人以沉默的工作来协助释放，如贝克尔夫人，在我长时间脱离教堂工作时承担了一切，并为此感到荣幸。
为保证中间人能得到红军善待，每次他们走时，我都竭力给他们筹带上二百元钱或同等价值的药品。因丁曾指出，不这样，就别指望进一步谈薄和海曼的事。高到沅州，与丁结伴同去。丁是红军派来送信的人，并非我们的人。在整个炎热的夏季，他和高结伴几次往返于红军和我们之间，而且每次都成功地带来红军的条件。丁对高坚持祈祷这一点，印象最为深刻。
薄和海曼在红军中没有可阅读的东西，宗教著作在红军那里被归为铲除之物。后来通过丁、高，我们送去了一本《荒漠甘泉》。第一次派中间人时，也曾带过，但遇土匪时书被烧毁了。这是第二本，这本书给他俩以极大的慰藉。
当时，湖南的地方政府官员要求我们停止采取这种非官方的行动，同时要求中华内地会和政府各部门不要付给红军一分钱，要求我们通过英领事协商（他们认为这种形式交易，将促使红军继续抓获外国人的行动，并加强他们的邪恶力量，使其立于不败之地）。这时，一位有名的中国绅士，一位非常有趣的人，给我以莫大的帮助。他从私人积蓄中捐了几千元钱。
关于赎金数目，红军告诉我的是每人各三千元，但筹到这一数目很不容易。1934年12月，红军在薄和海曼逃跑被抓回时，曾定过一个价，数目虽不算少，但每人的标准是五百元[3]。
款筹足后，我决定携款离开沅州，到一个更接近红军的地点，出发的前一天，我突然感到右腹疼痛难忍。一位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检查后诊断为阑尾炎，必须手术。可这时中间人已带着我写的有关交接的信出发了。动手术，就必须到常德或长沙的西方医院去，这显然来不及了，我的行李都已搬上了船。本来我设想与四个中间人从陆路同去，这时只好暂留在船上静养。到交接点的路约走两天，当天晚上又是一阵剧烈的疼痛使我难以入眠，不得不再次找医生，不过这次诊断却认为不是阑尾炎。第二天早上疼痛消失了，我决定按计划赶到那里。但这时政府军情报人员告诉我，红军正埋伏在那条要去的路上，我于是停止了将钱款送往交接地的行动。几天后，我得知，当时确实有几百名红军埋伏着准备抓我，由于我身体不适，延迟了计划，使我未能陷入罗网。全能的上帝，赞美他吧。
红军未能抓住我，预谋的行动落空，他们迁怒是薄和海曼走漏了消息而使我延期。于是当着中间人的面，残酷地抽打薄和海曼。我开始隐约感到红军的真正目的恐怕远非六千元，于是我再次捎信给红军，要求就释放等细节给以明确的保证。此事使红军很恼火，因为他们真正的目地是扣押并阻止薄和海曼的最终获释，而又不想给予任何明确的答复。后来红军明确赎金定为两万元，我只得再次捎信说，这样巨大的数目只能迫使我拒绝谈判。从此，红军就以“敌人”来对待我了。
红军听到我将要离开沅州的消息后，同意再次谈判，告诉我赎金并非其目的，但支付一万元作为看押这两个间谍的费用是必须的，其中一部分要以药品的形式交付。红军说：他们完全信任我及我派的中间人。这简直像精明的商人谈生意，我只得再次筹款，这次那位热心的中国绅士又慷慨捐献了几千元。
1935年10月29日，我离开黔阳前往比沅州更接近红军的永顺。我们带着至少有十三个担着盛满银圆和药品的担子，在怪石嶙峋的山路上辗转；小路有时险峻万分，足不旋踵。由于红军驻扎的缘故，这一区域出现了饥荒，沿途搞点儿粮食非常困难，抬滑竿的人又累又饿；时而倾盆大雨更使我们难以行进。有两次，我们看到不是负伤致死就是被杀死的尸体横在路上，多得令人难以下足前进。这是我来中国二十五年来所目睹的最惨的一次。
到永顺后，我们住在被已毁坏的芬兰人教堂，我派丁和高去最后落实红军是否真的履行一万元赎金的条件。五天后，他俩回来了，除了说海曼大病缠身外，还告诉红军已保证交钱就交人，交接日期、地点也商定妥。不过，红军这一保证对释放一个或两个人说得很含糊，我担心有诈，但中间人说红军讲得很肯定，意思就是两人全部给予释放。此时此刻，我只能认可，而且还得赶快进行。
1935年11月3日，十三副担子及两乘带羊毛毡的滑竿，在中间人带领下前去交接。红军派了两千余人提前两天赶赴交接点，但未考虑不按期出现在交接点的后果，结果致使红军与政府军发生了一场战斗，红军死了四个人，负伤八人。
19日晚，中间人打电话告诉我，钱已顺利移交，一个牧师已获释，但另一个却被阻止。我感到非常非常失望，整个夜晚我辗转难眠。在这次谈判中，我殚精竭虑，可怎么也未想到红军会自食其言而骗我。20日，我早饭后骑上骡子出城，迎接回归的牧师，心中悲怆矛盾，不知看到的将是谁。走了五英里后，我看到了海曼，同时也看到了空着的早先预备好的另一架滑竿，一种难言的情绪使我呆立无言。海曼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潸然泪下，第一句话就是“薄复礼是圣徒”！
翌日，天未亮，我们就离开了永顺。我计划在两天中赶到沅州。海曼乘滑竿，我骑骡子，这一天我们走了32英里。为避免重踏来时那条可怕的路，第二天我们改乘小船驶向下游。
11月22日晚，我们到了沅州这个给人以保护的小城。海曼在这里得到了一年来第一个平静的夜。23日早八点，我、海曼和蔡乘事先租好的汽车赶往常德，中午两点我们抵达这个城市，几个教堂的教职人员闻讯赶来，用巧克力、三明治、馅饼、热汤等布置了一个接待会。艾特尔先生也带汽车赶来，并在同一天把我和海曼带到长沙哈德森·泰勒纪念医院，而蔡则被派回去找红军了解薄的情况。
后来听说，就在我们乘车离开沅州不久，红军突然渡河破坏了公路，奉命抓住我们。如果我们在沅州耽搁，或汽车在红军到达前未驶出沅州，那我们肯定落入红军手中。蔡返回途中碰上了这些红军。当他试图从那些人口中了解薄的情况时，士兵们看到蔡，误认是抓住了我们，于是高兴地喊“抓住了，抓住了”！
士兵们根本不相信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能由沅州跑到常德，这是上帝的伟大。在我们祈祷时，他暗暗想起使用汽车，从而在一念之间使我们幸免大难，那天也恰是我五十岁的生日。红军曾告诉中间人，如抓住就要我的命，那天真是恰逢其时。是上帝保护了我，使我们一路平安。
海曼由于得到食物、休息和精心治疗，身体明显得到康复，不过仍瘦骨嶙峋，一副饥饿受害者的惨样，体重也只有94磅。
薄复礼独自一人在红军之中度日如年。据来自黔阳的电报说，被围困在湘西的红军正试图突围，我感到应赶快再找红军谈薄的释放问题。直通黔阳的车一时没有，从长沙到黔阳，人们往往是走湘中的一条不受红军威胁的公路，然后转道黔阳。其他的路虽近，却受红军的威胁。我决定租一辆汽车，冒险走近路。
1935年11月28日，我和蔡乘租的一辆新雪铁龙汽车赴黔阳。这车在中国乡村大道上以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行驶，这样的速度使我们不太担心红军已向这里移动的传言。乘车旅行是令人快乐的，但驶入中国乡间土路不到一英里时，汽车失控滑到路边，几乎翻下路坝。不久，第二次事故发生了，这次汽车撞到石桥的栏桩上，我们被摔出车外昏了过去。醒后发觉，蔡身上只受了些擦伤，我和驾驶员则满脸是血，我的眼镜不知摔到哪里，右臂疼痛万分不能动，我的头是被车前面的挡风玻璃撞伤的，头发、伤口上的血和碎玻璃凝固在一起。这真是突来的灾难，但我坚信上帝不会抛弃我。不久，一辆中国士绅乘坐的汽车从我们要去的方向开来，上面坐满了逃难的人。他们把我们抬了上去，经过十一个小时的颠簸后，我们在半夜三点到了长沙，我又被送进了泰勒医院。艾特尔医生早已得到电话，正在等待。他用X光机诊断时发现我的右肩骨折脱位，伤很重，告诉我至少要住院六礼拜。我请求最好能在圣诞节前让我回家，他对此只是笑。
应该说，在上次海曼获释时，我的精力与体力等各方面都已达到极限，这次又马上转入为薄去奔波，真是太不自量力了。这时我只好让高和丁先去找红军。二十天后，我胳膊上带着金属架就提前出院了。医生嘱咐金属托架还要继续带二十天。
1935年12月22日，我抵达黔阳家中，严格讲是没听到任何他们的消息而回到家。七天后，红军包围了这个城市，附近三个教堂的二十一名教友和两个儿童都集中到我那里。红军围城五天后撤走，在我们深陷危难时上帝又保护了我们。
在红军围黔阳前，即12月26日，我曾派出一名姓梁的教徒去找薄，后因打仗他回来了。在我们被围时，薄曾随红军渡河而来，并在附近一个教堂中待过一夜。后来一些农民告诉我，他当时身穿破衣服和草鞋，累得精疲力尽，不准与人交谈，早上和晚上人们都清楚地看到他在祈祷。
红军撤离后，我又派杨和吴找红军。吴也是我们孤儿院收养大的，大学毕业后在福音联合会工作。他俩带了二百元钱去找红军，但久无音讯。于是我又派梁和他兄弟去打探，他们很快回来了，未得到任何消息。
1936年1月，杨、吴回来了。他们告诉薄已被红军带到贵州，但具体地方不详。他俩走了一个多月，这段日子是最难熬的。吴离开的第二天，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孤儿院长大的女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杨也同样，妻子和两个很小的孩子和我一样盼望着他们的消息。
红军逼近贵阳后，我写信请求J. H·鲁宾逊大主教设法安排谈判。他们派去一个代表，两礼拜后来电让我的中间人前去，并说最好我也能去。于是，我派了丁先生；几天后，我和杨也赶去了。在贵阳，我找到了当地政府军长官。后来我们赶往安顺，中间人提前带着一挑担药品找红军，后因中间人无军队护送通过一个由几千土匪控制的区域而在平彝（今富源）等了五天。
4月1日，中间人再次离开安顺，他们得到了一份很有效的证明文件。但前面的红军每晚都行军二三十英里，追上很困难。当中间人赶到云南昆明附近时，他们追上了红军，近两个月的追踪终于有了结果。挑夫先被派到红军营地。他们则到昆明一个湖南政府军的将军那里请求派兵护送。一两天后，将军告诉他们，薄已被红军释放。中间人不由对天祈祷，是上帝的慈悲使在追索千里之后克奏其功，当然也不排除是送去的那担药品起了作用。中间人跑出去告诉了教会。中午他们在城外迎回了落难的薄复礼。
薄的自由和海曼的一样，是我们祈祷上帝的结果。
红军为什么这么轻易地释放了薄复礼？很可能是想告诉人们：红军扣押外国人的目地并非绑票勒赎，钱对红军来说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红军想以此警告外国人，红军不允许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因为它使中国人民遭受痛苦，是人民精神的鸦片，是与他们高级的共产主义理论相悖的反动宗教。红军是想告诉世界各国，他们不允许基督教这种“邪恶”的外国学说，阻碍他们正在自己土地上奋斗试验的那种外国学说。
在长达一年半为争取被俘牧师获释的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之中，我们深感自己的软弱，但这一事件的结局却显示了上帝伟大的力量，世间没有什么能超越上帝的意志。让我们牢记传播福音的重任，在基督精神感召下前进，让伟大基督的圣名传遍四面八方。
* * *
[1] 本章主要是关于营救和谈判的经过，摘自海曼·贝克尔先生的笔记。贝克尔先生是英基督教会和中华内地会的牧师，他在营救过程中所做的忘我和不倦的努力，为人们所深深钦佩。——作者
[2] 中间人丁的身份是贯穿薄复礼事件中最神秘的人物。薄与贝克尔都称丁是由红军那里派出的。但薄在获释到昆明时吃惊地看到先他而到的“自湖南就为我获释而奔波的中间人丁和杨”，而薄则曾在获释第二天称“中间人返回贵州、湖南”，但丁的下落从此再无下文。丁能在红军、国民党、土匪等三方交织危险的区域内反复往来，实在是令人惊奇。译者考虑，作为主管处理此事的“吴法官”——吴德峰，是我党早期情报专家，曾在周恩来领导下任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进入苏区后曾参加重建北方、南方和长江线等三条主要地下交通线。因此在薄复礼事件过程中，以吴的经历和卓越才干，加之贺龙的社会关系，可否能大胆地推论，尽管红二、红六军团孤悬在湘鄂川黔边远地区敌军围困中，但仍有秘密地下交通线与敌占区域保持着畅通的地下联系。薄复礼书中所谈到的中央红军长征后，红二、红六军团曾接待了“江西的刘主席”来去，到多次安全往返于红军、国民党、土匪等三角区域神秘的中间人“丁”等，特别是贝克尔在本章中专门强调“丁是红军派来送信的人，并非我们的人。……他和高结伴几次往返于红军和我们之间，而且每次都成功的带来红军的条件”。而薄在被释放回到政府军控制的昆明时在迎接他的人群中看到“自湖南就为我获释而奔波的中间人丁和杨”。这些似乎都能证明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转战时，对外交通联络并不因敌军围困和周边土匪出没而隔绝，在红军长征史研究中应加以注意。
[3] 原文如此，与薄复礼的叙述有出入，见第二章有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