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向读者们推荐这本用途广泛而又文辞优美的小书。它不仅引人入胜，更兼开卷有益。比方说，这本书有些章节专注于证据问题，这对于每一位渴望获得那与无论何种事实都丝丝相关的真理的人，且对于历史专业的研究者而言，都会是有所裨益的。任何人读了它就会发现，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历史并不只是文学的一个有趣的分支，毋宁说是文学的一个令人费解的分支。一本历史书，文学批评家有可能认为它是“耐读的且有趣的”，但它并不必然就是好的；它也不会因为它对文学批评家来说似乎是“难以卒读的或读来乏味的”，就必然是坏的。事实上，文学批评家已经开始发现他们自己读一部历史，就像读一篇关于数学或语言学的专题论文一样，其本人是要担些风险的，而且他们还无法判断那部历史是否有价值。唯有专家方能评价那部历史。我们的作者们与摩尔斯·史蒂芬斯先生（Mr．Morse Stephens），并与现今绝大多数的学者们是意见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伦理判断的形成和表达——比如对盖乌尤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æsar）或恺撒·波几亚（Cæsar Borgia）的赞许或谴责——并不是一桩历史学家研究领域内的事。 [1] 发现这种情况，将很有可能令某些人大吃一惊。历史学家的工作，是要从那些他所关注的人物和情势中找出所能知道的事实；并在他的读者面前，以一种晓畅明白的形式陈述他所能确定的事实；最终，厘清并努力查明他所确定的那些事实能够带来何种科学的用途。伦理，就其道德训诫层面而言，是完全外在于历史学家的工作。事实上，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Mr．Langlois and Seignobos）是为那些“打算以一种用某类科学方法来规划或完成历史著作的观点来处理文献（特别是书面文献）的人”而写作的。两位先生勇敢地把历史视为一项科学的追求，并竭力向那有意从事这一人类学科学分支的研究者，毫无保留地阐明这些最好的和最可靠的观察方法。他们两位谦逊地把他们的小书称作“一篇讨论历史科学方法的文章”。今天，有些聪明人或诚实的人，正高兴地浪费着他们自己和其他人非科学地观察天空的时间，并且把他们自己那些未经核实的和随机的观察作为可确信的东西而记录下来。对此，他们两人十分大胆地展望在不久的某一天，聪明人或诚实的人将绝不敢非科学地撰述历史。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历史，历史都必须被科学地研究，而且在研究者面前，这不是一个风格问题，而是一个精确性的问题、全面观察的问题、正确推理的问题。赫胥黎（Huxley）、达尔文（Darwin）和克利福德（Clifford）已经指出一本书可以是好的科学而且还是好读的。真理，有时候即使她没有俗气地用各种奢华的修辞饰品来装扮，也被认为是可接纳的。当然，她的真正追求，许久以来都被认为是艰巨的但却是非常迷人的。全部的发现（Toute trouvaille），正如我们的作者们正确评述的，带来一种享受（procure une jouissance）。
大量的垃圾已经阻碍了知识的进步，清理出道路来将是一种直接的受益。历史必须以一种科学的精神来从事，就像从事生物学或化学研究那样。正如瑟诺博司先生所言：“如今，人们不再局限于在神学模式下讨论历史中的神意理论。然而用超验的原因来解释历史事实的倾向仍然存在于那些更为现代的理论中，在这些理论中形而上学表现为科学的形式（On ne s'arrête plus guère aujourd'hui à discuter，sous sa forme théologique la théorie de la Providence dans l'Histoire．Mais la tendence à expliquer les faits historiques par les causes transcendantes persiste dans des théories plus modernes où la metaphysique se déguise sous des formes scientifiques）。”我们一定要及时避开那各种古怪的黑格尔主义。黑格尔主义“在其世俗的伪装下，潜藏着古老的神学终极因理论（theologic theory of final causes）”；或者伪爱国主义的假设，即“历史的使命（天职［Beruf］）属于特定的人或人群”。这类对历史事实的探研，只是罗列出“各种部分的和间歇的进步，而且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理由可使我们把那些进步归之于内在于共同人性中的某种永恒的原因，而非那一系列的局部偶发事件”。这类研究连对那报纸上关于人性必然会不断进步的流行学说都不会有所裨益。历史学家的道路像班扬（Bunyan） [2] 著作中主人公的天路一样，仍然毗邻着各种陷阱并有着各种妖怪的滋扰，尽管可确信他的大敌们是残废的而且有一两个还被杀死了。不过，正如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不时暗示地，历史学家也有他自己的弱点要去战胜，或者至少要克制住。比方说，“几乎所有的初学者都有着一种令人恼火的倾向，即突然出现许多离题万里的段落，堆砌起与主题毫无瓜葛的反思和信息。如果他们认真思考一下，他们将认识到这种倾向的起因是低劣的品味，一种天真的自负，有时是一种胡思乱想”。再比如，“打算给大众看的历史著作有着种种缺憾……是普及者们糟糕的文学训练准备不足的结果”。这是一条多么令人钦佩的批判啊，它也针对着那种独特的德国式缺陷（有一处并非如此，然而，别的地方不得而知），那种缺陷植根于“那些学识渊博的人中，他们为学者们所写的专著是值得高调赞誉的，而当他们为公众写作的时候，却表明他们本身有着严重违背科学方法的倾向”，正是这种倾向使得凡是在他们决心激发公众强烈情感的地方，“当它是一个处理细节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审慎的和详尽的，而当他们到了要阐述一般问题的时候，像大多数人一样，就沉湎于他们自己的天然倾向中了。他们偏袒，他们谴责，他们赞扬，他们粉饰，他们美化，他们允许自己把个人的爱国主义的、伦理的或形而上学的意见纳入考虑范围。总而言之，他们以其天赋的才华，投身于创作一件艺术品的任务，如此行事，使得他们中那些才智平庸的人变得荒谬可笑，而那些天才人物的聪明才智也被他们那急于获得效果的渴望损害了”。
另一方面，当学生们因对条顿入侵者（Teutonic offender）被给予了尖锐的责骂而欢喜不已的时候，学生们也被告诫不要犯那种错误，即认为“只要历史学家能够说清自己的意思，那么他就有权采用一种有缺憾的、低级的、草率的、或者滞涩的风格。……有鉴于他必须尽力去描述的那种现象的极端复杂性，他没有胡编乱造的特权。但是他总该写好点，不要俗气地每周一次的用特别华丽的饰语来装点他的文章”。
诚然，本书中诸多言论已是耳熟能详的了，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书，历史研究者们会从中发现那类编排有序更兼实际有用的指导汇编。有几处，人们会自我感觉与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的意见不同，但这主要出现在他们论及理论的地方。就实际工作现状而言，人们会发现自己几乎与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不太了解历史在英国、加拿大或美国被教授和研究的方式，这一点也并非是应用他们这本书的障碍。比照他们定下的规则，研究者也许可享受着从英语读物中找到他自己的例证的快乐。研究者可把他们对错误推理和谬误实例的告诫，与在边沁（Bentham）那篇要而不繁的文章中所阐发的那些相比较。那篇文章显然他们两位不知道。研究者们肯定会明白，在英国，我们在历史学中已经向法国人学了很多。法国的档案不如我们的好，但是他们不但注重保存他们当地的和外省的文献，而且注意保存他们民族的和中央的记录。他们还对他们的档案保管员进行正规培训，根据日历来编制索引，这样做使得所有未遭破坏的革命前文献中的时间和事件唾手可得。尽管我们后来在牛津、剑桥和伦敦确立起了古文书学、古抄本学和文献学的规程——这些规程构成了档案学家和历史研究者的初级训练——但我们也只是有一所好一点的中央档案馆。而且，该馆根据日历来编制大宗早已入藏的和逐月增加的文献的索引，但所用的各种方法却是很不充分的。我们需要的更多：我们必须有受过训练的档案学家来保管的郡档案。在我们能被高兴地认为对于历史做得和背负重税的法兰西民族一样多了，而且对于在科学上合理有效地花钱——更确切地说是在省钱这一点上——有着充分的信心之前，为了能有专业的、详尽的调查及发现的完整报告，简明参考目录等等，我们必须有更多受过训练的档案学家。这些档案学家要能够自主配备卷宗副保管员（the Deputy Keeper of the Rolls）。我们也必须有诸如文献学校图书馆（Bibliotéque de l'École de Chartes）之类的工具。
对于那些感兴趣于历史教学的人，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所出现的最发人深思的一个帮手。有一块黑板、一份原文（比如现在便宜的那种），或者一本教科书（例如斯塔布斯［Stubbs］、普罗瑟罗［Prothero］或加第纳［Gardiner］的） [3] 、一本地图册，以及到一所像模像样的公立图书馆和一间具有平均水准的地方博物馆的出入证，那已经谙熟了历史教学意图的教师，对于任何一次引人关注的问答式讲座，或者面向成人或年轻人的博览会，都决不该是茫然无知的了。
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这本书的实践部分，绝非不重要。实践部分是他们对教师不断吁求去面对的那些日常问题所给出的思考结果。大学应该培养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的绝大部分——尽管这一点并非必然——但历史仍不能心安理得地在中小学中被忽视。在大学里，对历史进行严肃研究是可能做到的，但这很有可能是导致历史系盛行开来的较小的外在诱因。不过，恰恰在这种流行中，对于各种要共同努力完成的事情，有着一个巨大的机遇。这个机遇不仅会使得研究进程更完善，而且还会清偿掉巨额欠债，即那由我们来安排对这个国家的错误史料进行分类和查验的巨额欠债。
历史学家（正如我们的作者暗示的）与政治家结盟太深了。历史学家把他的知识用作鼓吹美国民主制、普鲁士绝对主义、法国奥尔良派反动立场等的素材（英国的读者们将很容易地回想起在他们自己的同胞们的著作中的各种例证）。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里，历史学家将不得不亲自与物理科学的研究者们结盟。历史学家所拥有的方法，和物理科学研究者们的各种方法相比，是共性多多的。历史不是爱国主义，不是宗教，不是艺术，而是真理的获得，获得真理是且必须是历史学家的唯一目的。
但也要铭记在心的是，历史是文化的一件绝妙工具。因为正如我们的作者所指出的，“历史调查的实践和方法是一项极其有益心灵健康的追求，这种追求把心灵从轻信的弊病中解救出来”，并且在其他方面，把历史强化为了一门学科。尽管严格说来为此目的，如何最佳程度地运用历史在某些方面依然是未知的。毕竟，这是一桩更多涉及教育（Pædagogic）和伦理（Ethic），而非历史研究的事情。尽管很清楚地，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没有忘记思考这一问题。
在学校和年轻人接受培训的地方，通过把诸如普鲁塔克（Plutarch）的《名人传》（Lives ）这样的书不当做历史（它们从来没有被这样打算过），而是当做伦理教科书，作为公开的或私下的行为的范例，人们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得到某些东西。 [4] 尽管指望通过历史学家的事实得出伦理研究者的判断是不正确的，但历史学家恰恰是在给伦理研究者提供了素材。这些事实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被当做历史的。比方说，不管拿破仑在雅法（Jaffa）的行动或者纳尔逊（Nelson）在那不勒斯的行为是对还是错，这都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问题；那是一个由伦理研究者或宗教的教义学者（dogmatist）来决定的问题。历史学家所不得不去做的全部，就是要从证据的矛盾中得出他所能得出的结论，并且确定是否拿破仑或纳尔逊做了他们的敌人所谴责他们的那些事。如果历史学家不能得出事实，那么他要做的就是陈述可能性，以及使他倾向于肯定或否定偏好的原因。
至于一种“历史哲学”的可能性——一种真正的历史哲学，而非长久以来已经被科学的研究者们所质疑的各种笑柄——读者将在本书的结尾及其之前的若干章节中发现一些意味深长的评论。依照我们的作者们的观点，本书没有那种不合理的乐观主义。“很有可能，遗传性的差异已经为判定事件出了把力；以至于部分地，历史的演化是由生理学的和人类学的原因造成的。但是历史没有提供任何值得确信的进程，而通过这种过程，也许有可能确定那些人与人之间的遗传性差异的行为”。换言之，历史始于诸多种族，每一族都被“赋予”了许多特性，这些特性使得他们“倾向于行动”，即那在相似的压力下多少有些差异的行动。“历史只能掌握他们生存的条件”。瑟诺博司先生所谓的终极问题——演化仅仅是由变化的条件产生的吗？（Is evolution produced merely by changed conditions？）——根据他所言，必定依旧无法被历史的合法进程所解决。研究者也许把这种见解作为他的那种促使他如此写作的证据观而加以接受或抵制。无论如何，瑟诺博司先生已经通过各种十分明晰的术语放弃了讨论的基础。
对于这部联手之作的构成，我们被告知，瑟诺博司先生特别关注涉及到理论的章节，而朗格诺瓦先生则特别关心那些论及实践的部分。两位作者已经证明了他们的能力——瑟诺博司先生在现代史领域内的辛勤劳作已经获得了广泛赞誉，而朗格诺瓦先生的《历史文献学手册》（Hand-book of Historic Bibliography ）已是一部标准教材，并且有望传世。我们感谢他们两位，因为他们努力做到清楚确凿，而且他们坚决地不回避他们遇到的任何困难。他们合写了一部研究者们将用得着的，并且要依据研究者们对其的应用来进行评价的手册，一部将挽救诸多混乱思想并节约大量损耗时间的书，一部以严正的态度写就的赋予了其读者灵感的书。我们肯定会赞同瑟诺博司先生的全部教义，但却几乎不能接受朗格诺瓦先生的辩护，例如他为论战的各种粗暴方法的辩护。那些粗暴方法是神学家和文法学家传下来的恶的遗产；而且，那些粗暴方法往往抹黑真理并削弱那些专注真理的人的力量。尽管有可能在阻止冒牌货们“从事（taking up）”历史学上，这些野蛮混战的间接作用有时会有点儿用，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任何可以证明这种观点正确的正面例证。可以说，朗格诺瓦先生和他那杰出的合作者正是充分意识到了他们自身易犯错误，所以已经对他们的批判准则和座右铭有所增补，最大程度地纠正了他们会顺道陷进去的某些错误。诗人告诉我们，声誉之堂（House of Fame）不是一处比代达罗斯迷宫（Domus Dedali）本身更加令人惊奇且古雅别致的房子吗？ [5] 倘若他们两位不时地要被那永无休止的喧嚣声和那极具欺骗性的绝妙动议弄得犯好一阵子傻，且被那对据以提出论点的史料所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校验和核查搞得疲惫不堪，他们这两位诚实的历史学家难道不可被原谅吗？至少，从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先生那里，研究者将学会在对一个精心选择的重要历史问题进行探研的时候，绝不应怜悯他自己的短处，毫不分让出任何痛苦，也不应吝惜任何时间和精力上的耗费，并且学会盯着做手头的小事情，要做得十分彻底以至于不需要再做一次。
此处，略而不提伯伦汉博士（Dr．Bernheim） [6] 的《史学方法论》（Exposition of Historic Method ）或者《历史方法教程》（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这会是不公道的。这本书被我们的作者们十分公正地予以了赞扬并援用，但我相信，《史学原论》这本小书作为一本针对本学科并打算供英国或北美的研究者们所使用的导论，它将被发现是一部更方便、更实用的著作。根据经验，我敢放言它对英国的历史研究者们的价值，而且我知道对许多教师来说，以它当前的形式它会是受欢迎的。
假如为了一群想象中的公众们的方便，通过变换本书的例证，修改本书的卓越谋篇，此处或彼处的删削雕饰，“改编（adapt）”这本书将会是很容易的。但是为了给英国的读者们提供这部就和它以法语面世时一模一样的手册，精华部分已是圈定不变的了。当然，人们更愿意去读朗格诺瓦先生，一位有经验的教师和一位可信赖的学者，在尚无定论的某一点上的所思所想，而非某些读毕其书的英国“改编者”出于各种目的而提出的观点，更别提假设他是一位面向英国的研究者们讲演的英国人，他可能会说到的东西了。当前的译者希望为本书赢得比其法文原版要更广泛些的公众，我赞同这桩好事情。而且我知道（尽管我没有把英译本和法文本从头到尾逐页比较），译者竭心尽力忠实地介绍他的作者，所以我向读者推荐他这部忠实之作。
F．约克·鲍威尔 [7]
奥利尔学院，牛津，189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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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摩尔斯·史蒂芬斯（Mr．Morse Stephens，即Henry Morse Stephens，1857—1919），美国历史学家；盖乌尤斯·尤利乌斯·恺撒（Caius Julius Cæsar，公元前100—公元前44），罗马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恺撒·波几亚（Cæsar Borgia，1475—1570），意大利军人和政客，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曾出征北部意大利各城邦，以凶狠残暴为人所痛恨。另，本书脚注皆为中译者所加。——中译者注
[2] 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是和莎士比亚齐名的、同属英国文艺复兴后期的著名作家，著有《天路历程》等。
[3] 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1825—1901），英国历史学家，牛津主教，著有《英国宪政史》等；普罗 瑟罗（George Walter Prothero，1848—1922），英国历史学家，曾任《评论季刊》主编，参编《剑桥近代史》等；加第纳（Samuel Rawson Gardiner，1829—1902），英国历史学家，其首次根据大量公私档案写成一系列英国革命史著作。
[4]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0），罗马帝国早期的希腊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和《道德论集》等。《名人传》（Lives ），即《希腊罗马名人传》，现存50篇，其中46篇以类相从，是名符其实的对传。用一个希腊名人搭配一个罗马名人，共23组，每一组后面都有一个合论。其余四篇则为单独的传记，不作对比，也没有合论。
[5] 此处典故出自英国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的长诗《声誉之堂》（The House of Fame ）；声誉之堂（House of Fame）为声誉女神居所，是各种消息云集的地方；代达罗斯迷宫（Domus Dedali）指传说中雅典的代达罗斯为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国王所建迷宫。乔叟在长诗中说代达罗斯的所谓迷宫连声誉之堂的一半奥妙也比不上。
[6] 伯伦汉博士（Dr．Bernheim，即Ernest Bernheim，1850—1922），德国著名历史学家。
[7] F．约克·鲍威尔（Frederick York Powell，1850—1904），英国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