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标题简洁明了。然而，有必要略述一下我们的目的有哪些，以及它不是什么；因为在这同一个题目“史学原论”之下，许多大相迥异的书已经出版了。
我们的目的不同于W．B．博伊斯 (1) ，他是要给初学者和没有多少闲暇时间的读者们提供一份普通历史纲要。
给浩如烟海的所谓的“历史哲学”的文献添加上某款新条目，那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不是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思想家们，把历史变成了他们冥思苦想的主题。思想家们探索着历史的“种种相似（analagies）”和它的“各条法则（laws）”。有些人认定他们自己已经发现了“支配着人类发展的法则”，并由之“把历史抬升至实证科学的队列”。 (2) 这些宏大的抽象建筑物，不仅使得普通大众，而且使得睿智之士都产生了一种无法克服的先天的（a priori ）猜疑。最新的弗斯泰尔·德·古朗治（Fustel de Coulanges ） [1] 传指出，古朗治对待历史哲学是严格的。就像实证主义者看待形而上学那样，古朗治认为这些体系是令人讨厌的。对也罢错也罢（毫无疑问，是错了），历史哲学并没有被博闻广识、细心审慎的人们单独呵护着得出生机勃勃、可靠健全的判断，而是堕落到了声名狼藉的地步。历史哲学这一主题在本书中将毫无容身之所。明白了这一点，读者们将恢复信心——或者失望，视具体情况而定。 (3)
我们打算检查历史知识的条件和方法，阐明它的特点和限度。就过去本身而言，我们该怎样确定哪一部分的过去是可知道的，哪一部分是该知道的呢？什么是文献（document）？以历史工作为目的，该如何看待文献？何谓历史事实？为了书写历史，该怎么罗列历史事实？无论是谁，亲身投入到历史学中，多多少少都会无意识地做着纷繁复杂的批判及建构、分析和综合的工作。初学者们以及从未反思过历史方法论原则的绝大多数人，在具体从事那些工作的时候，都使用了各种出于直觉的方法。一般来说，这些方法不是理性的方法，通常并不能得出科学的真理。因而，阐明并在逻辑上验证真正的理性方法的理论，这是大有益处的。这种理论，现在某些组成部分已经确定了，尽管在某些至关重要的点上还尚未完善。
因而，眼下的这本《史学原论》，并不希望被当做是对某些确定事实的一次总结或一种涉及普遍史的一般观念体系，而是该被看做是一篇讨论诸种历史科学的方法的文章。
下文，我们将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认为该有这么一本书的理由，并且阐明由我们着手来写这本书的旨趣。
Ⅰ
比起论述历史哲学的书来，涉猎历史科学方法的书不胜繁多，但同时却不如历史哲学的书受欢迎。专家们轻视这些历史方法论著作。有一种观点很普遍，用某位学者的话来说就是：“你想写一本论语文学（philology）的书；你得更努力地用语文学中的某些优秀的语文学成果来创作这样一本书。当我被要求界定语文学的时候，我总是答道它正是我所做的。”再而，根据J．G．德罗伊森（J．G．Droysen） [2] 的《历史科学大纲》（Précis of the Science of History ）所述，某位批评家表述了一种该是且早就是老掉牙的观点：“一般说来，这种专题的论文必然是晦涩的和无用的：晦涩，因为没有什么是比它们的对象更加模糊不定的了；无用，因为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对于它们宣称要阐发的历史方法论，是无须庸人自扰的。” (4) 那些蔑视方法论的人所使用的论据在各个层面上都是十分充分的。这些论据被归纳如下：从实际情况来看，显然有些人遵循了好的方法，并且他们被普遍认可为第一流的学者或历史学家，但他们从没有研究过各种方法原则；反过来，从逻辑观点出发来述及历史方法的那些人，却显然没有达到被认可为学者或历史学家的地步，甚至有些人还因他们的能力不够格或平庸低下而路人皆知。但这丝毫不令我们惊讶。谁会考虑先暂搁那些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化学、数学的原创性研究——直到他研究了在那些科学中所使用的各种方法之后呢？历史批判！没错，但学会它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应用它；实践教导着所有必须掌握的。 (5) 另外，以现存的论历史方法的书为例——甚至它们中最新的，J．G．德罗伊森、E．A．弗里曼（E．A．Freeman）、A．塔狄夫（A．Tardif）、U．谢瓦利埃（U．Chevalier） [3] 和其他人的那些——废寝忘食地阅读它们，却除了最显白的、平淡无奇的自明之理之外得不到任何涉及明晰观念的东西。 (6)
我们欣然承认上述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完全错。探求历史研究之道和历史撰述之法的著作——即在德国和英国被称为史学的（Historic ）著作——它们中绝大部分，都是肤浅、乏味、不堪卒读的，有时是荒谬可笑的。 (7) P．C．F．多努（P．C．F．Daunou）在其《历史研究讲义》 (8) （Cours d'etudes historiqus ）的第七卷中，首次对19世纪之前的那些著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那些著作，几乎全都是关于修辞的长篇论文。在那些著作中，修辞都是过时的，所讨论的问题可以想见是最古怪的了。 (9) 多努嘲笑它们，不过，虽然他自己看起来颇有眼光，但在他那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却并没有什么强过那些早期的论文。他的书在当时似乎还算是不错的，但肯定用处和那些早期论文差不多。 (10) 这类型的著作暴露出两种弱点：要么是晦涩的，要么或者可以说是老掉牙的。至于现代的那些作品，并不是所有的都真得能避开那两种弱点。J．G．德罗伊森的《史学概论》（Grundriss der Historik ）厚重迂腐，杂乱无章，绝非我们所能想象到的。 (11) 弗里曼、塔狄夫和谢瓦利埃仅仅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和显而易见的事情。人们看到，他们的追随者们仍旧在没完没了地讨论着空洞的问题。例如：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历史的职责是什么；何谓历史的功用等等。另外，人们也留意到，现实情况是今日几乎所有的专家和历史学家，都是通过自修才掌握历史方法的，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那些方法，是他们通过实践或者通过模仿并与掌握了这门技艺的老前辈们共事所获得的。
许多方法论著作被普遍认为是不可信赖的。尽管那类著作证明了这种不信任是正当的，而且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能够略去对历史方法的反思——显然，这种略去没有带来任何不良后果——但在我看来，断言专家和历史学家们（特别是未来的那些）无须熟识史学工作的过程，这会是一个牵强的推论。事实上，关于方法论的著述并非没有它们的价值。它们正逐渐成为藏有着细微观察和精确规则的宝库。根据经验来看，这些观察和规则是某些远远胜过纯粹常识的东西。 (12) 当然，有些人从没学过推理，但凭着某种天赋的才能，常能得出合理的推论。我们承认有这些人的存在，不过把这些特例与那些举不胜举的情况——忽视逻辑、使用非理性方法、没有对历史分析和综合的种种条件进行反思——相比较，很容易看出后者已经劫掠去了专家们的和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的绝大部分价值。
事实上，历史毫无疑问是一门研究分支。对研究者来说，对他们自身所使用的各种方法有一个清楚的意识，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历史中，直觉的方法（instinctive methods）是一种非理性的方法，这一点我们反复说道。所以若要抵消掉这种原始的冲动，必须做些准备工作。此外，获得历史知识的那些理性方法，与其他科学的方法是大大不同的。其他科学已经体系化了它们的方法。认识到其他科学的方法的不同特征，我们就肯定不会再上当受骗了，那些方法也就不会再应用于历史中。其他科学已经体系化了它们的方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数学家们和化学家们，会比历史学家们更容易略去关于他们主题的某篇“导论”。无需坚持四处宣扬历史方法论是有效的，因为在对之进行的种种攻讦中，显然没有什么是很严重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阐明当前工作何以如此的种种原因，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最近50年里，一大批聪明饱学而又思想开通的人，已经在沉思历史科学的方法了。在那些人中间，我们当然会看到有许多历史学家、大学教授，他们因其地位而能比旁人更好地理解年青人的思想需求。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那些人中还有着职业逻辑学家，甚至小说家们。弗斯泰尔·德·古朗治在其死后，给巴黎大学留下了一项传统。“他努力”，我们被告知 (13) ，“把诸条方法原则简化为很精确的公式……依其所见，没有任何差事比教导学生们如何获得真理是要更为紧迫的了”。勒南 (14) 等人愿意在他们的一般著作或他们的散篇文章中，添加些零星材料； (15) 其他人，像弗斯泰尔·德·古朗治、弗里曼、德罗伊森、劳伦斯、斯塔布斯、德·斯曼特（De Smedt）、冯·普弗琉克·哈东（Von Pflugk-Harttung）等 [4] ，则在他们的专论中想方设法地陈述他们关于这门学科的想法。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出版的就职演说、学术演讲等诸多书刊和评论文章中，都包含有关于方法论总论及其不同方面的论述。在这浩如烟海的著作和二手文章中，相关材料散落于其间，人们甚至可以说失落于其中。把这些资料搜集起来并归类，读者们会认为这绝非是无用之功。但是，着手进行这项令人愉快的工作，是太迟了；它近来方才被以最无微不至的方式完成。恩斯特·伯伦汉，这位格拉夫瓦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Greifswald）的教授，已经搜集整理了现代几乎所有论历史方法的著作。他努力的结果就是在正确的标题之下——绝大多数这些标题都是他拟定的——来编排厘定这些著作，并加以诸多反思和精选书目。他的《历史方法教程》 (16) （莱比锡，1894年，8卷本），是以德国人教材（Lehrbücher ）的方式，浓缩了其所论主题的专门著作。重复做那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但是，我们的看法是即使在这份辛勤的和精心计划的编纂工作之后，仍然有些事情是值得说一说的。首先，伯伦汉教授主要讨论了形而上学问题，而我们对之毫无兴趣；相反，有些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这些问题显然是值得思考一番，但伯伦汉教授当时完全忽视了。其次，《教程》的学说十分合理，但缺少生气和原创性。最后，《教程》并不是专门为普通大众写作的；它撰述所用的语言和它的编排形式，使得它对绝大多数法国读者来说，是难以明白的。这足以判定我们撰述一本我们自己的书的计划是正确的。这项计划并非仅是引荐伯伦汉教授的著作。 (17)
Ⅱ
《史学原论》从未自称是像《历史方法教程》那样的一篇关于历史方法论的专论。 (18) 它只是一篇纲要性的著作。在1896—1897学年一开始，我们就着手写作它。我们希望可以告诫索邦（Sorbonne） [5] 的新生们：历史研究是且应该是什么。
长期的经验教导我们，那些告诫是必要的。事实上，那些进入到历史研究这一行当的绝大多数人，虽然在研究历史，但却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也从未问过自己他们是否适合历史研究，更没有思考过他们常常略而不视的历史研究的真正本质。一般来说，他们选择以历史为业的种种动机，有着最微不足道的原因。有的人是因在学院里历史成绩最佳。 (19) 奥古斯丁·梯也里（Augustin Thierry），我们知道他是因为过去那罗曼蒂克的吸引力而决定了职业的。有些人觉得自己也是被这同样的吸引力拖向过去的。还有些人是被历史是一门比较容易的科目这种幻想所误导了的。这些非理性的信徒们应该被启蒙并尽可能地受到考验，这项工作毫无疑问是重要的。
我们已经开讲了一系列面向新生的“史学原论”讲演。我们认为，对这些讲演加以小小的修订，也许对别的没听过讲演的新生们会有些帮助。无疑，学者们和职业历史学家们从这本书中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他们在其中发现了能激发起某种个人反思——个人对他们中的某些人以机械的方式践履着的技艺所进行的反思——的东西，那就是有所收获了。至于那些读着历史学家们的作品的公众，为了能够更好地裁断那些作品，搞清楚那些作品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这本书难道不是正合心意的么？
因而，我们不像伯伦汉教授那样专门为现今的和未来的专家们写作，而是为对历史感兴趣的大众而撰述。由之，我们自己承担了一项义务，即尽可能的精确、清楚，少些专业技术。但是在这类著作的各项主题上做到精确、清楚，常常意味着看起来显得肤浅。不是陈词滥调，就是晦涩不明。我们明白，这些都是麻烦。但很遗憾，我们只有在这些麻烦中挑来拣去的权利。我们承认这是件难事。但是我们不认为这是无法克服的，我们努力以最有可能的清晰形式，说出我们所要说出的。
本书前半部分由朗格诺瓦先生撰述，后半部分由瑟诺博司先生撰写；但是两位合作者常常彼此施以援手，相互之间商榷切磋，并且核查校对。 (20)
巴黎，1897年8月
（PARIS，August 1897）
注释
(1) W．B．Boyce，“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Civil，Ecclesiastical，and Literary”，London，1894，8vo．
(2) 例如，毕舍（P．J．B．Buchez），载于他的Introduction à la science de phistoire ，Paris，1842，2vols．8vo。
(3) 人们已经多次尝试着去理解并从哲学上解释人类的历史。关于这些尝试的历史，众所周知已由罗伯特·弗林特（Robert Flint）梳理了。弗林特先生已经理清了法语国家历史哲学史，“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France and French Belgium and Switzerland”，Edinburgh and London，1893，8vo．这本书是他的“《欧洲历史哲学史》（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Europe）”第一卷的新编增订本，原第一卷是20年前出版的。可参较N．马尔塞利（N．Marselli）著作中的回溯性（或历史性）部分，La scienza della storia ，i.，Torino，1873。
自从R．弗林特的那部宝库般的分析性巨著问世以来，在法国出版的最重要的原创性著作是P．Lacombe，De lhistoire consider comme science ，Paris，1894，8vo．参见Revue Critique，1985，i．p．132。
(4) Revue Critique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1888，ii，p．295．参阅Le Moyen Age ，x．（1897），p．91：“对于那些把他们的闲暇时间都奉献给了历史研究的业余爱好者们，这些书（关于历史方法的专题论著）是很少被他们阅读，即使这些书有可能对他们是有用的；至于职业学者们，从他们老师的课程中，他们已经学会了并运用他们的各种行业工具，他们根本没考虑过那一事实，即历史方法是与其他观察科学的方法一样的。其他观察科学的方法要点几句话就讲完了。”
(5) 依照历史方法只能通过实例来教导这条原则，L．马利亚尼（L．Mariani）已经把Corso pratico di metodologia della storia 这一幽默的标题，赋予了一篇论及费尔莫城（Fermo）历史中某处细节的学位论文。参见Archivio della Società romana di storia patria ，xiii．（1890），p．211。
(6) 参阅关于弗里曼的著作“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的一段论述，载Revue Critique ，1887，i．p．376．评论家认为，弗里曼的书是空洞无物、言辞陈腐的。从这本书中，我们认识到“历史并不是像许多人天真地想象得那么简单，相反它与各门科学丝丝相关，真正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应该知道每一件事；历史的真实是难以触及的，若要最大程度地逼近它，就有必要始终如一地求助于原始资料；有必要知道并遵循最好的现代历史学家，但是绝不要把他们的话当做福音。如此而已”。这位评论家断言，弗里曼“成功地言传了历史方法，但是毫无疑问，教导起历史方法来，他身教更比言传好”。
比较一下G．福楼拜（G．laubert）的《布瓦尔和佩居谢》（Bouvard ed Pécuchet ）。在该书中，我们有两个笨蛋，他们打算撰述历史，还有些别的计划。为了帮助他们，他们的某位朋友给他们寄去了（p．156）“从多努的《讲义》中摘录的批判原则”，例如：“没有任何证明（proof）应诉之于谣言和俗见；证词（witnesses）不能出现。要抵制不可能的事情，比如帕萨尼亚斯看到了萨杜恩吞咽的石头。牢牢记住赝造者们的手法、辩护士们和诽谤者们的癖好。”多努的书包含着大量的显而易见的自明之理，比上文还要滑稽。
(7) 弗林特（同上，p．15）庆幸自己没有去研究史学的［Historic ］著作，因为“史学的著作其很大一部分是琐碎的和肤浅的，即使有着最谦逊胸怀的人们也几乎不可能用到它们，而且毫无疑问，它们被束之高阁得太久了，人们现在都差不多把它们给忘了”。然而，弗林特在他的书中，却给出了一张自远古时代以来法语国家出版的此类主要著作的一览表。对所有国家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的更普遍、更完整的记述（尽管仍是一览表那种）是E．伯伦汉在《历史方法教程》（Leipzig，1894，8vo．）中提供的，pp．143以下。弗林特（他熟知好几部伯伦汉不知道的书）的书截至1893年，伯伦汉的止于1894年。自1889年以来，《史学年报》（Jahresbericht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 aft ）定期刊文概述关于历史方法论的近时著作。
(8) 第七卷出版于1844年。但是多努的名著《讲义》在1819—1830年间，就已在法兰西学院（Collèdede France ）发表过了。
(9) 文艺复兴时期［Renaissance］的意大利人（米拉斯［Mylæus］、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Francesco Patrizzi］等），以及他们身后两个世纪里的作者们，问道：历史与辩证法、修辞的关系是什么；文学的历史分支屈从于多少种法则；一个历史学家是否有权叙述谋叛、懦弱行径、犯罪和骚乱；是否历史有资格使用除崇高（sublime）之外的任何风格等等。朗格莱·德·弗雷努瓦（Lenglet de Fresnoy）（Méthode pour étudier l'histoire ，Paris，1713）和J．M．克拉顿尼乌斯（Johann．Martin．Chladenius）（Allgemeine Geschichtswisscnschaft ，Leipzig，1752）的那些书，是19世纪前出版的唯一论述史学的［historic ］著作，有证明表明他们两位的著作试图攻克那些真正的难点。他们的工作是原创性的。克拉顿尼乌斯的著作已经被伯伦汉注意到了（同上，p．166）。
(10) 德罗伊森并不总是一贯好眼力的。在其《历史方法教程》（vii．p．105）中，他提到了一本书，即勒穆瓦纳（Le Moyne）神父于1670年出版的De l'histoire 。然而，穆瓦纳神父的书是一个废品，退一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老气。德罗伊森自己说：“我不能接纳包含在这篇专论中的所有的箴言和戒律；但是我相信，在琉善的那些格言之后，这篇专论中的箴言和戒律是我们迄今所能看到的最好的。我很怀疑是否有那么一些箴言和戒律已经上升到了哲学和天才的同等高度，但我们依然不得不去熟悉它们。”H．谢罗（H．Chérot）神父已经对De l'histoire 这篇专论给出了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载于他的Étude sur la vie et les æuvres du P．Le Moyne （Paris，1887，8vo），pp．406以下。
(11) 然而，伯伦汉宣称（同上，p．117）在他看来，这本小书是唯一一本达到当今科学水准的著作。
(12) 弗林特说得好（同上，p．15），“大体上，史学的进程（The course of Historic）是一种进步，即从对历史的老掉牙的反思进步到对历史科学赖以形成的那些条件和工艺的哲学性理解”。
(13) 据P．吉罗（P．Guiraud）所言，载Revue des Deux Mondes，March 1896，p．75。
(14) 此前论及历史科学的言论中，勒南（Renan）讲得是最正确、最好的。载1848年撰述的L'Avenir de la science（Paris，1890，8vo）。
(15) 有些讨论历史科学方法的最具独创性、最具逻辑性且应用最广泛的材料，目前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些材料不是出现在方法论著作中，而是在那类专门评判新历史著作及研究成果的评论中。《文史评论》（Revue Critique d'histoire et de literature ）堪称此类评论的典型。浏览一遍《文史评论》的合订本，将是很有益处的一次训练。《文史评论》杂志于1867年在巴黎创刊，“鼓吹信守方法，评判劣质图书，鞭挞方向错误、冗余无用的工作”。
(16) 《教程》的第一版标明日期为1889年。
(17) 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在法国）论述历史方法的最佳著作是一本小册子，by Mr．Ch and V．Mortet，La Science de l'histoire （Paris，1894，8vo），88pp.，摘自《大百科全书》（Grande Encyclopédie ）第20卷。
(18) 如果有那么些人想读这类著作的话，我们中的一位（瑟诺博司先生）打算迟些时候刊行一篇全面论述历史方法论的专论。
(19) 中学里所教授的历史研究，和在大学里及其后岁月中所践行的那种研究是不一样的，二者导向不同。这一点无论说多少遍都不为过。朱利安·哈维特（Julien Havet）觉得在中学里历史让人乏味，此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批判的）历史研究。“我相信，”L．哈维特（L．Havet）先生说，“［在中学里］历史教学没有被好好组织起来，现有的教学方式并不能给科学精神提供充足的养分……在我们的中学教程所涵盖的全部科目中，历史是唯一的一门学生不必去反复核实某些东西的课程。当学生在学习拉丁语或德语时，每翻译一个句子都要求他去核实一打不同的规则。在数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任何结论都绝不会没有证明；各种数学问题（problems ）迫使着学生去独立、全面地思考。在历史中问题（problems ）在哪里？只有独立探究方能洞察到事件间的相互联系，那么学童们被那般训练，为的是得到什么呢？”（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1896，p．84）
(20) 朗格诺瓦先生撰写了第一卷，第二卷从开篇至第6章，附录二和前言；瑟诺博司先生撰写了第二卷的结尾、第三卷和附录一。第二卷第1章、第三卷第5章和结论是共同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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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斯泰尔·德·古朗治（1830—1889），法国历史学家，着重研究古代的社会制度，著有《古代城市》、《法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等。
[2] J．G．德罗伊森（1808—1884），德国历史学家，普鲁士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强调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参与。
[3] E．A．弗里曼（1823—1892），英国历史学家，自由党人，牛津大学教授，著有《比较政治学》、《诺曼征服史》等；A．塔狄夫（1824—1890），法国历史学家，保罗·玛丽·维奥累的老师；U．谢瓦利埃（1841—1923），法国文献学家和中世纪史家，著有《中古时代史料索引》等。
[4] 德·斯曼特（1831—1911），比利时博兰德会成员，耶稣会圣徒传作者之一，其把批判历史方法引入到圣徒传写作中；冯·普弗琉克·哈东（1848—1919），德国中世纪研究者。
[5] 当时巴黎大学的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