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靠文献来进行研究。文献是历代人士思想与活动所留下的痕迹。然而，这些思想和活动却很少能留下些可见的痕迹。而且这些痕迹，若有一些，却也是极少能长久存留的。一次偶然事件就足以抹掉这些痕迹。现而今，每一次的思想以及每一次的活动，若没有留下什么可见的痕迹，或者自结束之后什么也没留下，则其就是失落在历史中了，仿佛从未发生过。因为文献的匮乏，人类过去诸多时代的历史至今依旧无可知晓。文献是无可替代的。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
为了从文献中合法地推论出它所能推论出的事实，众多预防措施是必须要有的。这些措施将在后面被概述。但是，很明显，在任何对文献进行批判性核查或诠释之前，得先问一个问题，即是否肯定有那么些文献，有多少，且它们在哪里。如果我打算论述某点历史， (1) 无论这点历史具有何种性质，我的第一步都将会是确定文献的一处或多处所在。这些文献对于论述此点历史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那些文献存在着，那它们是会被找到的。因而，文献的检索和搜集是历史学家技艺的一部分，在逻辑上是第一步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在德国，它已经获得了合宜的名称，简称材料搜集（Heuristik ）。有必要证明穷究法（Heuristic）的头等重要性么？毫无疑问，不用。显然，如果它被忽略了，如果研究者在其开始研究某点历史之前他自己没有获得全部可得到的资料，那么他要冒着在资料不足基础上进行研究的风险。即使诸事齐备，那也并非是小的风险。一旦人们冒险行事，这些不充分的资料基本上肯定不会再有所增加，那么根据最准确的方法原则建构起来的学术工作或历史研究，就会因那种偶然情况而被损害，甚或是变得毫无价值。因为在那种情况下，研究者对那些文献是一无所知的。而有了那些文献，他鼎力而为并颇为满意的工作或研究，也许早就被辅以佐证、增补内容，或者名誉扫地了。今日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在诸多其他方面与他们几个世纪前的先辈们依然一般无二。唯独因为他们有能力掌握更为充足的资料搜集方法，他们就能够胜过他们的先辈。 (2) 事实上，今天，穷究法比它过去用起来要容易得多，虽然最诚恳的瓦格纳（Wagner）依旧有着充分的理由可以说：
那追溯本源的方法，
多么不易探求！ (3)
尽管在本世纪有了些进步，但为什么文献的搜集，曾经是那么地劳心费力，而今却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不断的进步过程中，基本操作又是如何不断被简化的？让我们努力来说明一下。
Ⅰ．那些最早打算根据现场资料来撰述历史的人，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一个令人尴尬的境地。他们要述说的事件是刚发生了的，但所有关于这些事件的证据都依然未亡佚么？他们得有来自幸存目击者的资料。修昔底德、傅华萨（Froissart） [1] 和别的许多人已经这样去做了。当加利福尼亚的太平洋海岸史家H．H．班克罗夫特（H．H．Bancroft） [2] 决定搜集有关事件的素材——这些事件的当事人当时还健在——的时候，他动员了整批整批的记录员，他指示记录员们从这些当事人中找人来访谈。 (4) 但是，如果这些被述说的事件是古代发生的，而且没有一个当时活着的人亲眼目睹它们，也没有任何关于它们的叙述经由口耳相传下来，那该怎么办呢？没有什么好做的，除了去搜集每一种与要被研究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文献，而且原则上还得是书面的那种。在一个图书馆稀缺、档案保密且文献散落四方的时代，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860年前后，班克罗夫特先生在加利福尼亚遇到的情况，类似于世界各地的那些早期研究者们所遇到的情况。班克罗夫特先生的解决计划如下：由于他是富有的，那么他可在文献市场购齐各类印刷本或手写本，并与财务上困难的家庭和公司洽谈，购买他们的档案，或者许可他付钱雇人抄录它们。在这完成之后，他把他的搜集珍藏在他预先准备好的房子里，并给它们分门别类。理论上，这并不是一种更为理性的程序。但是这很便捷。美国人的方法一旦被使用，唯有辅以充足的资源，并且坚持下去，方能确保其成功。在其他任何时代，在任何别的地方，这种方法都是不可能的。无论在别的什么地方，都不会有很利于这种方法的环境。
在文艺复兴时期，古代及现代历史的文献，散落于无数的私人图书馆和档案保管处中。这些文献几乎全部都是难以接触的，更别提那些埋藏在土中的了，而且土里的那些文献是否真的存在，迄今仍尚不得而知。在那个时代，想得到一张用以解决某个问题的全部文献列表（例如，某一古代作品尚留存于世的全部手抄本的清单），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奇迹发生，能弄到那么一张列表，除非以无休止的旅行、开销和交涉为代价，否则查考所有这些文献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很容易就想到接踵而至的种种后果。首先，穷究法的种种难点是难以克服的。初期的学者们和历史学家们几乎总是消息闭塞的。他们进行研究，不是使用所有的文献，也不是最好的文献，而是那些他们唾手可得的文献。他们的作品现在嚼之无味，除非人们发现他们所征引的文献后来亡佚了。其次，相对来说，资料丰富的第一流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是那些借助他们的职业而有机会进入到藏量丰富的文献宝库中的人。这些人包括了图书馆员、档案保管人、僧侣、地方长官。这些人所从属的阶层或团体，拥有着数量众多的图书馆或范围相当广泛的档案。 (5)
确实，通过金钱偿付，或者诸如盗窃这样的颇成问题的权宜手法，文献搜集者们不久就涌现出来了。文献搜集者们多多少少考虑到了科学研究的兴趣，创设了原始文献及复制件的收藏品“陈列室（cabinets）”。在欧洲，自15世纪以来就保有着数不胜数的收藏品。但是这些欧洲的收藏家们，是与班克罗夫特先生有着显著差别的。那位加利福尼亚人，事实上仅仅搜集与某个特定主题（太平洋沿岸某几个州的历史）相关的文献。而大多数欧洲收藏家，得到的是各类查无头绪的断章残篇。这些残篇被成堆地聚拢在一起，但把它们与数量惊人的当代存留历史文献相比，却显得它们意义不大。此外，大体而言，像皮雷斯克（Peiresc）、吉纳列（Gaignières）、克莱朗博（Clairambault）、柯尔伯（Colbert）这样的收藏家们，并不打算让那些有着亡佚危险的文献流转起来。他们没有任何要使这些文献能普遍为人们方便利用的想法。他们满意地（而且多少有些随意地）与他们的朋友们分享这些文献。尽可能地多做这类事情，这也是值得称许的。但是，收藏家们（和他们的继承人们）是反复无常的人，有时候他们的想法是古怪的。当然，文献保存在私人收藏中，要好过文献完全不受保护且科学工作者绝对无法得到。但是为了穷究法真得更容易运用，首要的条件就是所有的文献应该被公开。 (6)
如今，最好的私家文献收藏——包括图书馆和博物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自然是帝王们所拥有的那些。当别的私家收藏品常常在它们的始创者们逝世之后就散佚四方时，这些帝王们的收藏相反绝不会停止增加。当然，帝王们的收藏不断被充实，是因为所有别的收藏家罹难的缘故。例如，法兰西手稿陈列室（Cabinet des manuscripts de france），由法国诸王创立，并且向公众开放。在18世纪末叶，这一陈列室已经入藏了众多堪称精华的文献藏品。这些收藏品是前两个世纪的业余爱好者们和学者们的私人物品。 (7) 别的国家亦是如此。大批历史文献集中于大型公众（或半公开）机构中，是这场自发演进的幸运结果。
要确保历史研究的素材情况有所改观，大革命时期的各种专断行动仍然是更有利且更有效的。1789年的法国革命，以及其他国家的类似运动，出于国家（换言之，每个人）利益考虑，把大批私家档案和收藏品——王室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修道院的文书和藏书，以及被镇压的社团等等——都暴力充公。在法国，历史文献保管处原先是分散的，并且多少带点猜忌地警惕着学者们的好奇心。1790年，法国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决定由国家来主管数目众多的历史文献保管处。此后，这些文献珍宝被分藏于四个各不相同的国家机构中。同样的现象在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可看到，不过时间距现在要更近些，规模要更小些。
革命时代的充公，和革命前各时代的收藏一样，也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收藏家一直是——更确切地说过去常常是——野蛮人。当收藏家看到有机会增加他的精品及稀见收藏品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毁坏史迹，撕裂手稿，破碎整套档案，就为了自己得到那些残篇。因此，许多蓄意的破坏行径在革命前就已经犯下了。革命的充公和转让活动，自然也会带来让人悲叹的后果。这种破坏是漠视文献的结果，源自于一种破坏带来的纯粹快感。而除了这种破坏之外，更产生了一种不幸的观念，即认为收藏品也许应被系统地汰除，只有那些“令人感兴趣的”或“有用的”文献方能被保存下来，剩下的则被抛弃。这汰除的任务，被托付给了那些善良的但不胜任的，而且工作过了头的人。从而，这些人给古代文献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浩劫。今天，仍有人在干这种事。昔时，这些热心但却轻率的历史文献整理者们，以十分粗鲁的方式把所藏文献割裂开来的，这造成了许多断章残篇。人们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以极大的耐心和细心来修复被割裂的收藏，并且复原那些残篇。此外必须明白的是，这种归之于革命活动的和革命前收藏家们的破坏行径，与那些因偶然事件和随时间变迁而产生的破坏活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即使那些文献被十倍地严重破坏了，它们仍可因两个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有利条件而得到大大的补偿。这两个条件我们无须过多强调，此处略陈一二，即（1）从前散落于——或者可以说失落在——诸多不同地方的文献，被集中于相对数量较少些的保管处内；（2）这些保管处向公众开放。于是，那些从偶然事件和蓄意的破坏行径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中幸存下来的历史文献残本，现在至少是被安全地封藏、分类、变得便于利用了，并且被作为公有财产看待。
古代历史文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在主要是被那些公立机构搜集并收藏。那些公立机构就是所谓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现存文献。尽管全世界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每年都通过购买和捐赠，不断地获得文献——这种行为很早就有了，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依然有着私家收藏、代理文献收藏的经纪人，以及流通中的文献。当然，有着例外。然而纵使如此，这些例外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并不影响普遍原则。此外，所有的古代文献（它们是数量有限、涵盖面广的），都注定了或迟或早会找到它们进入国立机构中的道路。这些机构的大门总是敞开允许进入的，但绝不允许出来。 (8)
可以预见，各种文献保管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原则上不会太多。我们已经指出，比起100年前，它们在数量上是无可比拟地少。文献的集中，证明有利于研究人员，但是文献集中会被坚持进一步推行下去么？有些文献，难以决断是否该分散存在，那么它们不会一直被收藏起来吧？也许是这样的。 (9) 不过，文献集中的问题现在不再是急迫的，因为复制工艺已经完善了。同时，众多保管处的种种不便之处，因为允许文献短期传递（今天已被广泛应用）而被解决了：研究者们现在有可能不费分文地就可在他们所居住城市的公立图书馆中查阅文献，比如说属于圣彼得堡、布鲁塞尔和佛罗伦萨等处图书馆的文献。我们现在极少会遇到像巴黎的国家档案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的梅冉纳图书馆（Méjanes Library）这样的机构，它们的馆规绝对禁止它们藏品的一切外借行为。 (10)
Ⅱ．人们认为，大部分历史文献现在被保存在公立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则只要满足一些条件，穷举法就可方便实行。这些条件包括：编排上佳的关于所有现存文献藏品的目录被列出来，给这些书目添加上索引，或者一般的各型书库构成（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成系统的等等）是与这些书目相关联的，最后还得有个地方可查阅与所有这些目录及其索引相关的全部收藏。但是，穷究法仍是难以运用的。因为这些要求很不幸依然是远未被充分实现。
首先，有许多文献保管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其藏品甚至从未被部分地编目，自然也就没有人知道在它们中有些什么。我们拥有完整提要编目（descriptive catalogues）的保管处是稀少的。有许多保存在知名机构中的藏品，仅仅被部分地编目，这些机构中大半藏品依然留待着被分类编目。 (11) 其次，在现有编目中有着多么大的变化啊！有一些旧的编目现今并不符合当前的文献分类，而且没有参照表就不能使用。新的编目，若是基于同样过时的系统，则要么太繁琐，要么太简单。而且，有些编目被印在登记簿上或纸片上，另有些则是被写在上面的。有些编目被认真编制、清楚明白，而许多则是草率制作的、不充分的和临时的。仅就印刷目录而言，它就迫使着研究者们用整个学徒期来学会在这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中分辨出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又不是。换言之，学习如何完完全全地充分使用它们。最后，现有编目在什么地方可被查询呢？绝大多数大型图书馆仅仅拥有不完备的现有编目汇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关于编目的一般指南。
情况正是如此，委实令人可叹。事实上，在保管处中所收藏的文献及收藏品，若未加编目，则对于没有闲暇来亲自为保管处的全部藏品编目的研究者而言，在实际工作中都是不存在的。前文中我们说过：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但是没有关于文献藏品的上佳提要编目，实际上就意味着，无法确定文献的存在，除非是碰巧了。我们判断历史学的进步，大半要依赖于历史文献总目的进展，但许多历史文献现在仍然是碎片的和不完全的。这一点，人们是普遍认可的。贝尔纳·德·蒙福孔神父（Père Bernard de Montfaucon）认为，他的《新编手稿图书目录》（Bibliotheca bibliothecarum manuscriptarum nova ） [3] 作为一部图书馆目录的集成，是“在其整个一生中，他所做出的最有用且最令人感兴趣的工作”。 (12) “就科学现状来说”，勒南在1848年写道 (13) ，“没有什么比对不同图书馆内的手稿进行批判性编目，要更为紧迫的了……这是一个表面上看来微贱的任务；然而学者们的研究是因此而受阻，无法完成下去，除非它被决定性地完成”。“我们可能早有了更好的论及我们古代著述的书”，P．梅耶尔先生（M．P．Meyer）说 (14) ，“如果德利勒先生（M．Delisle）［其作为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馆长］的前任们，以同等的热心和勤奋，身体力行地给托付于他们的那些珍宝编目了的话”。
有必要简述下实际情况及其前因后果。学者们长久以来一直在哀叹那种状况，当然，那种状况一直在改变着，尽管是很缓慢的。“我向你保证”，勒南说道， (15) “数十万法郎，教育部长若是用于［着手编目］的目的，也许要比现在把这笔钱的四分之三投到著述上，用起来要更好些”。在法国或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一位确信这条真理并十分坚决地依之行事的部长。此外，人们认为要得到好的编目，花点钱就够了。虽然花钱是必要的，但这种观点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是在最近，描述文献的最佳方法才被正式确定下来。而且在那个时代，合格的编目人员远没有现在从事编目工作的人多。今天，要招募到合格的编目人员，并没有太大的困难。但在那时，这项任务并不容易，而且也是令人颇为担心的。从物质条件上讲，障碍就是这些，即金钱的需要和人的需要。不过，另有一种因素并非无其影响。担任文献保管处管理职务的公务人员，现在热衷于通过精确编目以使他们的收藏便于使用，但那时并不总是表现出这份热忱。按照现今被运用的那种精确且同时是概要性的形式，着手编一份目录是一桩劳心费力的差使，一项没有欢乐、没有酬劳的任务。经常出现的是有那么一位公务人员，他的职务要求他时时刻刻与文献打交道，因此他可以在任何时间自由地查阅文献，无须目录的帮助就可使用收藏。比起一般公众来，他处在一种更有利的位置上。他更乐于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工作，而且与他的个人研究相比，编制目录对他而言是一件次要的事。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谁是发现、出版并评注浩如烟海的文献的人呢？是就职于文献保管处的官员们。毫无疑问，最不需要编目的人，恰恰是这些担负有编目职责的人。这种情况已经妨害了历史文献总目编纂的进展。
提要编目不完善，带来了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后果。一方面，我们完全不能保证我们已经穷尽了所有的资料源泉。谁知道什么会是留存下来而未被编目的收藏呢？ (16) 另一方面，为了得到最多的资料，有必要彻底地了解现有的穷究法著作所能提供的资料源泉，而这得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初步的调查研究上。事实上，每一个希望论述某点历史的人，其计划搜集一些文献，都是从查阅各种各样的索引和目录开始的。 (17) 新手们十分缓慢地开始着这项重要的工作。新手们没有多少技巧，却付出了很多努力。对于新手们的检索结果，经验丰富的研究者们会认为不错或遗憾。新手们在编目的迷宫中跌跌撞撞地前行着，他们高度紧张，空费着他们的时间，完全勘探着无用的那些东西，却忽视了那些有价值的东西。看到新手们这样，有些有经验的人会觉得很有趣。这些有经验的人记起了他们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体验。他们觉得这得让每个人都轮到。另有些人，看到这种浪费时间和气力的行为，认为这是令人惋惜的。这些人认为这种事总会到头的，但它无益于任何好的目的。这些人问道，若要减轻些穷究法学徒期的严苛程度，是否有些事情可以不用去做？这种严苛曾经使我们付出了很高的成本，但在当前的检索条件下，无论研究者具有多少经验，进行检索都应该不是十分困难的吧？许多学者和历史学家把他们绝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了材料检索上。就古代史而言，它的文献较少，研究较多，编目比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要好些。但在中世纪及现代史等特定历史研究领域中，不仅要求人们花大力气编目，而且也要求个人对所有收藏进行核查。即便不是所有编目都提供索引，即便所有收藏都是编目糟糕的或者根本没有编目，这些事情也得去做。毫无疑问，经验证明这些长期的检索工作，必须在更具思想性的那部分研究开始前完成。这些检索工作未完成现在可能已经阻碍了，并将继续阻碍着，具有卓越能力的人去从事历史研究。事实上，那些具有卓越能力的人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得在一批肯定是不完全的文献基础上进行研究，要么得把精力耗费在无限的检索上。而这样一来，所进行的研究常常是徒劳的，所得结果也没有多少是值得他们花时间做的。资料（正面的或负面的），只要入藏被编目且编有索引，也许就是唾手可得的。但编目若没有索引，所编条目就逐渐成了杂录（miscellanea）。人们要找到资料，却把绝大部分时间耗费在翻阅或核实那些没有索引的编目上，这肯定是不利于出研究成果的。当前，穷究法的物质手段不完善的地方正是那种缺憾，它肯定被许多有识之士感觉到了。这些有识之士知道这些手段的价值，而且认识到了付出才有回报。 (18)
如果那种缺憾依然存在，那么在公立保管处，检索历史文献依旧是要劳心费力的。如果这是理所当然地，那么我们也许就得听之任之。如果检索无可避免地要耗费时间和劳力——就像考古学勘察所要求的那样——那么无论考证出什么，都不会有人对此种耗费感到惋惜。但是，现代穷究法手段的不完善性并非完全必然的。这种劳心费力的情况，存在了几个世纪，现在已经被悄无声息地改善了。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肯定说明为什么将来某一天它不会被完全改变。因而，在谈完前因后果之后，我们得就解决方法说几句。
在我看来，穷究法诸手段在两条路径上正被不断完善着。每年，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提要编目的数目都在增长，这些提要编目是这些机构所属的职员们编写的。除此之外，有实力的学术团体雇佣专家们，派这些专家们游走于各家保管处，编写各处的文献目录，从而得以选录出某一特殊类别的所有文献或某一特定主题的全部文献。于是，博兰德会（society of Bollandists） [4] 依据它的使者们的编目，出版了圣徒行传文献的总书目，而维也纳帝国学会（Imperial Academy of Vienna）以类似的方式，也为不朽丰碑般的教父们的（patristic）著述编好了目。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学会长期以来主持着同类文献的大规模检索工作。而通过对全欧洲的博物馆和图书馆进行同样的勘查，稍后的《拉丁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方才可能编成。 [5] 最近，好几国的政府倡议派遣专职人员出国，从本国利益出发，给该国所感兴趣的文献编目。英国、荷兰、瑞士、美国和别的国家政府，都同意支付定期津贴给本国的代理人。这些人在欧洲大多数保管处，给与英国、荷兰、瑞士、美国和其他国家相关的文献编目并抄录。 (19) 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配备有一批称职的工作人员，指挥得当，劳有所值。《法兰西公立图书馆手稿总目》（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manuscripts in the public libraries of France ），及时充分地体现了这些工作。这份一流的提要编目，于1885年始编，迄至1897年，它已经扩充到差不多50卷了，不久就将大功告成。《拉丁铭文集成》编成不会超过50年。博兰德会和维也纳帝国学会所获得的成果也并非微不足道的。肯定地，要确保历史研究尽早具备那些必不可少的检索工具，现今是万事俱备，只欠资金。在锻造这些工具中所用到的方法，今天被永久地固定下来了。因此，现在要招募一批受过训练的专职人员是很容易的事。那类人员，绝大部分当然是档案保管员和专业的图书馆员们，但也会包含一些坚定地以编目和索引工作为使命的独立工作人士。那些工作人员比人们起初想当然认为的，在数量上要更为庞大。编目亦非易事，它要求耐心、最严谨的注意力、最丰富的学识。有很多聪明人被那些倚马可待、完成有期、并且成效显见的类似任务吸引走了。努力推动历史研究进步的人，人数是众多的，但类别是各异的。在那些人中，编写提要目录和索引的人们单独成为一类。编目这门学科，是编目人员们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他们全都献身于这门学科。正如人们所预料到的，这门学科有着高度的技巧。
当前，在每一个国家，大力推动历史文献总目的编制正是时候。在等待着这一事实被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之前，我们也许可以先指出一招缓痛之法：即学者们和历史学家们，特别是新手们，应该清楚地了解各种检索工具的情况，并定期了解有哪些改进。这项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些工具是要给他们用的，人们会不时地做些改进。虽然经验和偶然事件长期以来被确信是可以提供这类信息，但我们早就指出了，经验性知识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几乎总是不完全的。总目录是现存所有目录的各种批判性、体系化的列表。编制总目录的任务，近来已经被着手进行了。毫无疑问，没有什么文献学巨著能具有总目录的那种一般功能。
但是，有些学者们和历史学家们时常需要了解的文献信息，各种提要编目通常并不能提供。例如，他们希望知道是否那类或那种文献为人所知，是否它已经被批判地论述、注解或使用了。 (20) 这类信息只能在前辈学者和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发现。要熟识这些著作，必须求助于那些已经出版的所谓“书目提要总目（bibliographical repertories）”。严格地说，这些总目分属于不同领域，它们是从各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出发编纂而成的。因而，在穷究法的各种不可或缺的工具中，必须考虑到历史著作的各类书目提要总目，以及原始文献的各类目录总目。
为了把研究者们从各种错误和时间的浪费中拯救出来，我们希望能给出一份所有那些总目的分类列表（严格地说，即所谓的编目总目、书目提要总目）以及其他相关信息。我们可以随意地称呼这项工作为“目录学（science of repertories）”或“历史文献学（historical bibliography）”。伯伦汉教授已经出版了一本关于目录学的初级概要 (21) ，我们大大扩充了那本概要。 (22) 新扩充的概要，诞生于1896年4月，它有着难以计数的增补。在当时，历史科学的文献学工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更新着，因而这些增补是必要的，修订就更不必说了。通常，一本供学者们和历史学家们使用的目录著作，在其完成之日，就是过时的了。
Ⅲ．目录学知识对所有领域都是有用的，但文献的初步检索在每个领域里都是要劳心费力的，只不过程度不一。历史的某些领域，已经被耕耘了很久，这些领域的全部文献都已经被编写好了提要，搜集起来，并在大型专业出版物中分门别类地登载了。这些领域现在研究条件颇佳，因而在论及相关主题时，历史学家能在他的书桌旁做所有要做的。地方史研究通常不需要超出本地检索范围。某些重要的专著能够以少量文献为依据，则是因为所有这些文献都被收藏在同一处，并且在别的地方搜寻其他材料都会是多此一举。另外，检索工作还会遇到一些小麻烦。比如编一份关于古代抄本的中等辑本，尽管那些抄本并非罕见的，而且人们知道它们散藏于欧洲的几家图书馆中，但这项工作也许会牵扯到无休止的查询、商借和登门查阅。由于中世纪史和现代史的大部分文献要么仍未被编辑，要么编辑得很糟糕，人们也许会得出条定律：即要撰述一页关于中世纪和近代史的真正全新的篇章，人们有必要长期出入于各家大型原始文献保管处，而且必然会被这些保管处的各种编目弄得忧烦不已（倘若我们可以使用这类措辞的话）。
因而，每个人都有责任，以其最慎重的态度，挑选出他所要研究的主题，而不是把它留待纯粹的偶然性来决定。从检索手段现状来看，有一些主题是无法处理的，除非以庞大的搜检为代价。但在这种搜检中，生命和智识会被白白耗费了。那些主题并不一定就比别的更令人感兴趣。总有一天，也许到了明天，各种检索辅助手段得到改善，那些主题就会变得更容易处理。研究者必须有意识地、审慎地在不同的历史主题间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有时要看是否有关于文献及书目提要总目的各类特殊编目；有时要依据他的案头工作偏好，或者对各家保管处的考察情况；甚至有时候，取决于他有哪些能利用那些特殊藏品的设备。“有可能要在外省进行工作么？”在1889年巴黎大学的学术团体大会（congress of learned societies）上，勒南问道。对他自己的这个问题，他给了一个绝妙的回答：“至少，一个人科学工作的一半，能在他自己的书桌上完成……比方说，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如果有好几千法郎的启动经费，订阅上3或4种专业刊物，一个研究者将能操控所有他的行业工具……这同样适用于普遍哲学……因而，众多研究分支能够被私人化研究，而且还可是一种最封闭的隐居状态。” (23) 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是“稀见的、特殊的。进行检索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机器辅助”。历史工作的那一半，现今也许可以由资源有限的私人来做，但仅此一半而已。另一半工作仍要用到总目和文献，而这些资源只能在大型研究中心中才可找到。所以，人们经常有必要连续地拜访几家这样的中心。简单地说，历史的这种情况，与地理学研究几乎完全一样。以地球上的某块地方为例，若是我们拥有的文献十分完善、而且分类上佳，那么当文献以实用便利的形式出版后，我们就可以卓有成效地推论该地情况，而无须离开我们的围炉。但是，若该地区尚未勘察或勘察不善，那最糟糕的专著都得耗费可观的时间和精力。选择某一研究主题，却不先考虑它所要求的基本检索的类别和范围，这是很危险的。但许多人正是这样做的，而且这样的人有很多。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地检索着，他们若是从事别的工作，也许收益更大。新手们更难对付这种危险，尽管他们更积极、更有热情。为了防范这种危险，我们鼎力赞同对穷究法的一般现状和历史文献学的各种实用概念来一次总核查。
注释
(1) 实际上，对于某点历史，人们在不清楚是否有可利用的文献之前，通常都不会轻易动笔。若是偶然发现一份文献，这倒会让人有详述相关历史的想法。就为了那点想法，人们会转而搜集其他同类文献。
(2) 早期优秀的学者们，勇敢地试图解决问题，但却是徒劳无功。看着他们的所作所为，委实让人可叹。如果他们材料搜集完备，那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缺少素材是件憾事，最有创造力的天才也无法弥补它。
(3) “要得到我们凭之可登临源泉处的方法，那是多么的难啊！”（Goethe，Faust， Ⅰ．3）
(4) 参见C．V．Langlois，H．H．Bancroft et Cie． ，载Revue universitaire ，1894，Ⅰ．p．233。
(5) 早先的学者们意识到了他们工作时的种种不利条件。他们痛苦地忍受着检索工具和比较手段的匮乏。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得竭尽全力地找寻资料。因而，那些卷轶浩繁的前几个世纪学者们的通信，和那些关于科学调查的论文，那以Iter（Iter Italicum，Iter Germanicum ，&c．）为名的各种旅行记，从前都是很流行的。我们的各家图书馆保存了非常多的宝贵的信函残件。当时那些旅行都担负有找寻历史文献的任务。
(6) 顺便提一下，人们会有一种错觉，即他们往往喜欢夸大他们所拥有的文献的内在价值。这种错觉，虽然十分孩子气但却是很自然的，而且在收藏家们中是很普遍的。此外，有些人，若是偶然得到些文献，则会给它们详加评注后出版，不过要是在公开收藏品中遇到它们，他们会十分正确地认为它们毫无重要性。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普遍的错误倾向，虽然其表现多少有些粗野。一个人很容易夸大他所拥有的文献、他所发现的文献、他所编辑的文本，以及他所研究的人物和问题的重要性。这样的一种错误倾向，我们必须时刻提防着。
(7) 参见L．Delisle，Le Cabinet des manuscript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1868-1881，3vols．4to。关于古代的文献保管处的研究，近来已经有许多著作出版，它们全都模仿了这部令人称羡的著作。
(8) 仍在流通中的诸多古代文献，是古人偷盗国立机构的结果。今天，防范那种掠夺行径的措施，是严格的。而且这些措施，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和人们所希望的一样有效。至于现代（印刷）文献，法定保管处的规章（强制性赠送复本给特定图书馆）现在已经被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采纳。这确保了那些文献能被保存在公立机构中。
(9) 众所周知，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对于把全欧洲的档案集中到巴黎来这一荒诞不经的想法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作为一个开头，他向巴黎转运了梵蒂冈（Vatican）、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卡斯提尔王国（crown of Castile）等处的档案。后来，法国不得不归还了这些档案。没收充公现在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古代关于公证人的档案，无论在什么地方，也许都应被集中到公立机构。像某些国家，已经把那些档案集中好了。不清楚为什么巴黎的外交部、陆军部和海军部要保存一些古代文件，而它们本应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中。所提及的这种异常情况，繁多复杂，很难一次性解决。有时候，它们会妨碍到检索工作。因为保存这少量藏品的单位，恰恰是那些规章制度最严苛的单位。即使是少量的藏品，也不应有这类异常情况。
(10) 文献的国际性交换，在欧洲（向公众免费），是通过各色外事机构进行的。此外，绝大多数大型机构都达成了协议，它们彼此可以相互借阅。它们的这套系统与外务系统相比，一样有效，有时候在操作上甚至更便捷。原始文献保存单位把原始文献出借给外单位使用，这个问题近年来已经在历史学家和图书馆学家的会议上，被频繁讨论了。截止目前，有关结果都是令人相当满意的。
(11) 有时候，许多藏品是体积庞大的。很自然地，人们会转向给小型藏品编目，而这个任务是低劳动量的。因此，许多无关紧要但篇幅短小的契据登记簿被出版了。但同时，好几种具有极高重要性的契据登记簿，由于卷轶浩繁而依旧未被编辑。
(12) 参见他的自编书目，E．德·布罗伊（E．de Broglie）出版，Bernard de Montfaucon et les Bernardins ，ii．（Paris， 1891，8vo），p．323．
(13) E．Renan，L'Avenir de la science，p．217．
(14) Romania，xii．（1892），p．625．
(15) 载上页引文。
(16) H．H．班克罗夫特，在其名为“文艺诸业（Literary Industries）”的《回忆录》（Memoirs）（New York，1891，16mo）中，详尽地分析了研究方法不完善的若干实际后果。他以一位打算撰写加利福尼亚史的勤勉作家为例来展开论述。这位作家先是毫不费力地得到了几本书，然后他读了它们，并笺注。靠着这些书的指引，他又阅读了其所居城市的公立图书馆中所能查阅到的书。就这样，一晃数年，到头来，他才明白他手边连十分之一的原始资料都没有。于是，他开始四处旅行，坚持通信。但最终，他对穷尽这一主题绝望了。他觉得他已经做了很多，也看了很多著作，而很多他没见到的著作也许没多少历史价值。他只能这样来告慰他的良知和自尊了。对于报纸和形形色色的美国政府公报，虽然它们全都含有涉及加利福尼亚史的事实，但他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却从没有想过从头到尾地彻查它们。他翻阅过一些报纸和公报，但仅此而已。因为他知道，这些研究领域中每一个都要花上好几年的辛勤劳动，它们会让他下半辈子成个苦工。而就口头证词和手稿而言，他会在偶然的会谈中搜集一些秘闻轶事，他也会想办法搞一点家庭文书。所有这些都会在他的书中作为注释和典据出现。他有时也会在州档案中找到些珍奇文献，但是由于要花费15年方能谙熟全部文献，他自然会觉得有点小发现就够了。于是乎，他就开始写作了。他不觉得应告知公众，他没有阅毕全部文献。相反，在其25年的勤勉研究中，他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着他所能得到的东西。
(17) 有些人得到了那些职掌文献保管部门的官员们的帮助，这些人是不需要个人进行检索工作的。但在这些情况下，必不可少的检索工作是官员们而非公众们主导着的。参见Bouvard et Pécuchet ，p．158。当布瓦尔和佩居谢（Bouvard and Pécuchet ）决心撰述昂古莱姆公爵（Duke of Angoulême）生平的时候，“他们决定花上几天时间在卡昂（Caen）的市立图书馆做调查。图书馆员把一些普通史书和小册子借给他们随意翻阅……”
(18) 这些待考虑事项已经被提出并做了起来，载the Revue universitaire ，1894，i．p．321以下。
(19) 众所周知，自从教廷档案馆（Papal Archives）开放以来，好几国的政府和若干学术团体已经在罗马设立了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与梵蒂冈（Vatican）的官员们大力合作，给档案馆的文献编目并予以发表。法兰西罗马学院（French School at Rome）、奥地利学会（Austrian Institute）、普鲁士学会（Prussian Institute）、波兰使团（Polish Mission）、“戈勒斯学会”（Institute of the“Goerresgesellschaft”）、比利时人、丹麦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俄国人以及别的学者，已经完成并将要完成梵蒂冈档案馆中各类文献的编目工作。
(20) 文献编目有时（并非经常地）会遇到如下情况，即那类或那种文献已经被编辑、批判性研究和利用了。普遍认可的规则是：当编辑者知道有此文献的时候，他只须提及此事，不必勇挑重担。这里说的重担指得是对于先前他不知道该文献时的所有情况，逐一从头核查，搞清楚真相。
(21) E．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2nd ed.，pp．196-202．
(22) C．V．Langlois，Manuel de Bibliographie historique：I．Instruments bibliographiques ，Paris，1896，16mo．
(23) E．Renan，Feuilles détachées （Paris，1892，8vo），pp．96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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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华萨（1337—1405），法国中世纪著名编年史家，神父，著有《编年史》，其著作有别于当时盛行的基督教史学，用了大量的篇幅和生动的笔触记述了1326—1400年间骑士时代的西欧社会风情和骑士们行侠仗义、英勇无畏的事迹，以及百年战争的场面。
[2] H．H．班克罗夫特（1832—1918），美国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著有《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等。
[3] 贝尔纳·德·蒙福孔神父（1655—1741），法国本尼迪克特派修士，古文字、古文书学大师，圣摩尔派代表。《新编手稿图书目录》（Bibliotheca bibliothecarum manuscriptarum nova ）（1739年）两卷本是蒙福孔历时40年编纂而成的，几乎收录了欧洲所有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极受学者们欢迎。
[4] 博兰德会，比利时天主教耶稣会士小团体，致力于编纂出版按圣徒瞻礼日顺序编排的《圣徒行传》。
[5] 自19世纪20年代起，德国的历史学家开始大规模地整理史料，编纂并出版《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ta Germaniae Histoica ）。该书包括了公元6世纪至15世纪这一千年间所有一切关于德意志的重要文献资料，按类分编，每类均由专门学者负责编纂。其编纂和出版，先后由著名历史学家佩尔兹（Georg Heinrich Pertz，1795—1876）、威茨（Georg Waitz，1813—1886）主持，总共出版120卷，直到1925年才最后完成。《拉丁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共15卷，36册，蒙森于1863年主持编纂。其生前出版了20册。该书一半以上是他亲自编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