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我们论述了基本检索工作。我们若是假定这项工作被系统地成功完成了，则某一既定主题的文献——若非全部，亦是大部分——也应已被发现并可利用了。但在历史研究逻辑性工作之前，还要进行许多工作，“书目提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其中一种。我们注意到，“书目提要的”研究工作，预设了一个研究前提：即所有这些文献要么已经被批判性地整理了，要么仍保持原貌，二者必居其一。在第一种情况中，凡是被以某种方式精心整理过的文献，人们须能核查文献批判工作的精确性。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凡是保持原貌的文献，研究者必须亲自进行批判工作。这两种情况都要求人们具有关于某类确凿主题的前提性及辅助性的知识。这些知识，通常被称作初阶及附属知识（Vorund Hülfskenntnisse）。这些知识和精确推理的习性一样，是一点也不可缺少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批判性工作中，如果人们因推理失误而可能犯错，那么也可能会由于完全的无知而误入歧途。学者或历史学家这一行，在这一点上也类似于所有其他的职业。人们不可能从事这一行，却不掌握某些专业概念。而没有这些概念，仅靠天生禀赋甚或方法，谁都不可能把事情干好。那么，学者或历史学家的专业学徒期（apprenticeship）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或者，用一句尽管不甚恰当但却颇为流行的话来说：除了目录学知识以外，什么是历史的“辅助科学”？我们将努力说明它们。
多努在其《历史研究讲义》中 (1) ，已经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要起笔撰述一部多少有些成功希望的著作”，他说，“哪些学科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将需要学习的，哪些知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掌握的？”在他之前，马布利（Mably）在其《论历史研究》（Traité de l'étude de l'histoire ）中，也认识到“有些预备性学科，没有任何历史学家能够免去它”。 [1]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马布利和多努都有着一些在今天看来颇为另类的观点。区分他们和我们的观点，分清彼此的实际分歧，这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首先，”马布利说，“要研究自然法、公法、道德和政治科学。”多努，这位铭刻和纯文学学院（Academy of Inscriptions and Belles-Lettres）的终身秘书，是一位判断力超强的人。1820年左右，从其立场出发，他撰文提出构成“历史学家学徒期”的相关学科可划分为三部分——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他相当详尽地阐述了“文学”学业。他认为历史学家从一开始就必须“留心阅读伟大的典范之作”。哪些典范之作呢？多努“毫不犹豫地”在首行就开列了“多部史诗巨作”；因为“正是这些诗人创造了叙述艺术，任何一个没有向他们请教它的人，至多只能有点关于它的不完善的知识”。进而，他推荐阅读现代小说。他认为，“现代小说将教导那种方法：即以一种艺术的方式陈述人物和事件，分摊好细节，然后技巧性地维系着叙述主线，打断它又恢复它，不断地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并激起他的好奇心”。最后，应该去阅读优秀的历史著作。他说：“在希腊人中，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利比阿和普鲁塔克；在罗马人中，有恺撒、萨鲁斯特、李维和塔西佗；在现代人中，有马基雅维利、圭恰迪尼、詹农、休谟、罗伯逊、吉本、红衣主教德·雷斯、韦尔托、伏尔泰、雷纳尔和卢利耶尔。这并不是说我将排除掉别的人，而是因为这些人足以提供所有适用历史的文体，各种不同形式的文体都可在这些作者的著作中遇到。”在第二阶段，就进入到了哲学学业。他认为彻底地掌握“意识形态、道德和政治”是必要的。“至于能从中获得此类知识的著作，达盖索（Daguesseau）已经列举了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格劳秀斯。我应该添上最杰出的古代及现代的道德家们，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出版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诸多文章。还应该补上涉及政治科学的各类泛论、精论和应用性著作，它们是由马基雅维利、波丹、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马布利和他们那些承教最深的信徒及笺注者们所撰写的”。在第三阶段，撰述历史之前，“显然，必须知道这一点”，即“一位作家要给世界提供些关于某主题的新知识，他从一开始就必须了解人们对该主题已经知道些什么”。未来的历史学家熟识最好的历史著作，并且把这些历史著作作为文体范本加以研究。“再读一遍这些历史著作，这对他是有益的，但他更应努力详尽地掌握它们所涵盖的全部事实，并且要把它们深深地烙刻在他的心灵上，要让它们永远地留存在他的记忆中”。
这些都是“积极的”观念。在80年前，这些观念被认为对一般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不过，那时也有一种混乱的观念，即认为“要想获得关于某些特定主题的深奥知识”，还得掌握其他一些有用的研究分支。“历史学家们所论述的主题”，多努说，“以及他们偶尔发现的细节，都要求具有范围非常广泛、类别多种多样的学识”。进而，他举例评述道：“关于几种语言的某类知识，有时候也常得有些物理和数学的概念。”接着，他补充道：“不过，献身于历史著述的作家们，若要论述这些主题，我们觉得文人们通常受到的普通教育就足够了。”
所有的作者，像多努一样都试图罗列各项初阶知识，以及应具有的道德或智识倾向。这些知识和倾向对于“撰述历史”都是必要的，但他们要么说的是陈词滥调，要么就把撰述历史的必要条件设定得极高，让人难以接受。弗里曼说，历史学家应该知道每一件事——哲学、法律、财政学、人种学、地理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等。一位历史学家，当他研究过去时，难道不会碰上哲学、法律、财政学和别的一连串问题吗？如果财政科学对一位论述当代财政的作家来说是必要的，那么对一位声言要就过去的财政问题发表意见的作家而言，它就不那么必要么？“历史学家”，弗里曼宣称，“也许附带地要处理各种主题，不管什么样的。他掌握的各种分支知识越多，他为他自己的工作所做的准备就越充分”。当然，所有的人类知识分支，并不都具有同等功用。它们中有的只有在一些罕见场合才会起作用，而且还是偶然性地。“让历史学家自己成为一名娴熟的药剂师，这样他在其研究中有时就可让化学发挥点作用。这条好建议，我们可不会向历史学家建言的”。但是另有些专业学科与历史联系要紧密些。“例如，地质学和各种地质学相关科学……只要掌握了它们，历史学家的常规工作明显会干得更好……” (2有个问题也会被问到：) 即是否“历史是那些过去被称为灵魂现形（umbratiles） [2] 的研究之一。对此，人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内心平静，始终勤勉工作”。人们也会问：历史学家在坐下来书写昔日历史之前，积极投身到动荡的社会生活，推动创造他自己时代的历史，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吗？嗯，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被问到？数不清的笔墨浪费在了这些无甚趣味、不可作答的问题上。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无效的论战，这令方法论研究蒙受了许多羞辱。我们的看法是：学徒期的主题是“历史书写的艺术”，这是最一般的共识；学徒期内不可能包括上述所有学科，因而任何相关知识都不可添加为学徒期的学习要则；迄今为止，历史方法诸原则被普遍忽略了。
此外，我们认识到：没有像多努及其学派所认为的有着“文学的历史学家”，道德说教的和笔录誊抄的“历史学家们”。在此，我们只关心那些打算研讨文献、力求推动或实际从事历史科学工作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们。这些人需要一段专业学徒期。学徒期这个词我们认为有些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在我们面前，我们有一份书面文献。如果我们无法阅读它，我们能用它来做什么呢？在弗朗索瓦·商博良（François Champollion） [3] 之前，以象形文字写就的埃及文献，毫不夸张地说都是死文字。人们欣然坦承，要研究古代亚述史就必须学会释读楔形文字铭刻。同理，在古代史或中世纪史研究中，凡是希望从原始资料出发进行原创性工作的人，只要他是审慎的，他就必须学会释读铭文和手稿。希腊和拉丁铭刻学以及中世纪古文书学，是释读古代及中世纪手稿和铭刻所必需的各种知识的总汇。所以，这类知识会被认为是历史的（其实是古代及中世纪历史研究的）“辅助科学”。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显然，埃及古物学家不可不懂象形文字的古文书学，中世纪拉丁古文书学是中世纪研究者必备工具的一部分。然而，人们注意到二者有一点不同。所有人都认为从事埃及学需要首先研究相关古文书学。但另一方面，有些人承担起中世纪地方文献研究的任务，却没有学会给他们的文献列表大致标明日期，并且正确地读解它们的缩略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中世纪的文字与现代文字具有相似之处，这很可能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天资和实践将足以让他畅行无忧。这种错觉是危险的。没有受过任何正规古文书学训练的学者们，几乎总会因为他们在读解时不时犯下的各种严重错误而被认出来。那些错误有时足以彻底毁了后续的批判及诠释工作。至于那些自修成才的专家们，他们在实践中掌握了那些技艺，不过，若是他们经过了正统的古文书学培训，至少他们不用在黑暗中摸索太久，漫长的研究时间也可省下来，而且会让人们少失望些。
假设有一篇文献被释读了。但是，如果它不能首先被读懂，它如何能被利用呢？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 [4] 的铭刻和古代柬埔寨语（language of Cambodia）已经被释读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它们。只要情况没变化，它们必定依旧无用。显然，人们若要研究古希腊史，就必然要去查阅些古希腊语文献，由之也就必然要懂希腊语。读者们会说，这是兰克的自明之理（truism）。是的，但许多人搞起研究来，却似乎从不知道它。年青的学生们仅知道一点肤浅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就去专攻古代史。许多从未研习过中世纪法语和拉丁语的人，因为他们本人懂古拉丁语和现代法语，就自认他们懂中世纪法语和拉丁语，然后，他们就要去试图释读那些他们不通字义的文本。那些文本，他们觉得很晦涩，但实际上却是完全清楚明白的。数不清的历史错误，其起因都在于对这些明晰文本作了种种错误的或不准确的解释。这些错误正是那些对古代语言的语法、词汇或细节不甚熟识的人所犯下的。如果所研究的文献不是以某种现代语言写成的，或者不是以某种便于理解的形式写成的，那么在任何时候，坚实的语文学研究（逻辑上）都应该先于历史研究。
设若有一篇文献是可理解的。如果它的可信性还没有被无疑义地确立起来，那么接纳它却不核实它的可信性，这是很不合理的。要核实一篇文献的可信性或者查清其源流，有两样东西是必需的，即推理能力和知识。换句话说，有必要从某些确凿的资料出发来进行推导。这些资料是此前研究的浓缩成果，不能是临时搞出来的，必定得是习得的。实际上，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若是他不熟悉某某大法官在法庭某时的实际工作，或者不了解公认的某一特殊类别的全部真实文契的共有特征的话，那么要他去辨明文契的真伪，这对他来说也常常会是一桩不可能的任务。他得被迫去做先前学者们所做的：通过比较大批类似文献，亲自确定公认的真实文献与其他文献的那些区别性特征，然后再进行具体判断。如果现在有了先前学者们已得出的一整套的原则、成批积累的资料、系统性结论，那么这位逻辑学家被迫从事的任务会被大大简化吗？这套原则、资料和结论，系先前的学者们多次重复得出的，并且他们细致地核查过、比较过它们。它们是用来辅助对现存公文和文契的批判的；这就是所谓的古抄本学。因而，我们将认定古抄本学、铭刻学、古文书学和语文学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学科。
铭刻学、古文书学、语文学和古抄本学及其附属学科（专业的年代学和印章学），并不是唯一的有助于历史研究的研究性学科。假设有份书面文献至今尚未被批判处理过，但其同类文献早已有些人批判研究过，那么打算批判研究该文献却不熟悉那些人的研究结论，这将会是极其不明智的。所有那些人的研究结论构成所谓著作史 (3) 的一部分。建筑、雕刻和绘画作品、各种物品（武器、服装、器械、铸币、奖章、纹章等等）是所谓的实物文献。对实物文献的批判性研究要求十分熟悉各种规则和资料。这些规则和资料构成了所谓的严格意义的考古学及其分支——钱币学和纹章学。
我们现在多少能澄清“历史的辅助科学”这个短语所表达的模糊意义了。我们也听说过“从属科学（ancillary sciences）”和法语所谓的“附庸科学（sciences satellites）”等说法。但所有这些说法没有一个是真正令人满意的。
首先，所谓“辅助科学”并不都属于科学。例如，古抄本学和著作史有助于批判方法应用于尚未整理的文献，但这两门学科仅仅是系统地汇集了通过批判所得到的各种事实。另一方面，语文学是一门组织化的科学，这门科学有着它自己的法则。
其次，在各门辅助性知识分支中我们必须有所区别。严格地说，这些知识分支不是辅助历史学的，而是辅助历史研究的。在历史研究领域中，我们应该区分出哪些辅助性知识是每位研究者都应该掌握的，哪些是研究者偶尔要用到的，后一种知识他只需知道怎么找到就行了。我们也应该区分出为人之本的知识和知道点就够了的知识。一位中世纪研究者应该知道如何阅读并理解中世纪文本；记住大量的特殊事实，并不能让他比别的研究者强多少。这里讲的特殊事实，汇集在著作史和古抄本学中，在编排有序的参考书中都可一一找到。
最后，没有任何知识分支是一定要辅助历史学的（乃至历史研究的）——换言之，一切知识对所有研究者都是有用的，无须考虑这些研究者所研究的是那一特殊部分的历史。 (4) 因而，对于本章开始所提出的问题，显然不可能有什么公认的答案。学者或历史学家的专业学徒期应该由什么构成？它实际由什么构成？这得视情况而定。专业学徒期的构成取决于历史学家所打算研究的那部分历史。古文书学知识对于法国革命史研究是毫无用处的，希腊语知识对于某个中世纪法国史问题也是没用的。 (5)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说：每一个希望从事原创性历史研究的人，其初始装备除了“普通教育”（换言之，多努所谓的一般文化）之外，还应该包括那种有助于文献的发现、理解和批判的知识。那种知识究竟是什么，这因研究者们的研究领域不同而变化不一。对于那些专攻现代及当代史的人而言，专业学徒期是相对较短和容易的，而对于那些致力于古代及中世纪史的人来说，专业学徒期是漫长的和勤苦的。
这是一次对历史学家专业学徒期的革新。这次革新是新近发生的事情，它用真正有助于历史研究的实际知识取代了对文学的和哲学的“诸种典范（great models）”的研究。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的历史研究者们所接受的是一种遵循多努模式的文学教育。几乎他们所有人都对那么一种预备性教育表示满意，他们从没反思过这种教育，只有极少数的人认识到他们早期训练的不足。这极少数人为此十分懊丧，但这已是太迟了，没法补救。除了个别杰出人士之外，他们中最好的也只不过是个知名作家，根本不具有任何科学工作能力。那时，没有任何教授“辅助科学”和检索技术的组织。不过若是说道法国中世纪史，倒是有一所专门学校，即文献学校（École des chartes）。这一简单事实，确保了这所学校明显领先其他法国（乃至外国）高等教育机构达50年之久。当别的地方的人讨论着一些无聊问题的时候，优秀的研究者们在文献学校接受培训。正是那些研究者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 (6) 直到今天，依然只有在文献学校里，中世纪的研究者们方有机会以最好最完善的方式完成他们的专业学徒期。他们要感谢涵盖了罗曼语系语文学、古文书学、考古学、历史编纂学和中世纪律法的3年进阶综合教程。当然，“辅助科学”现今在各地都有教授了，所教的那些辅助科学多多少少尚足称用。这些辅助科学也已经被引入了大学教程。另外，各种关于铭刻学、古文书学、古抄本学等的研究手册，在最近25年内有所增加。25年前，人们若要讲授这些知识，根本找不到一本可满足讲课需要的好书；自从教授职席设立以来，“各种手册”纷纷面世 (7) 。若非讲课以实践训练为依据，有着些特殊价值，这些手册几乎就让讲课成为多余。无论研究者是否享受到在高等教育机构中进行正规训练的好处，此后他都没有任何借口继续无视那些他在从事史学工作前就应该知道的事情。事实上，这种无视现今要比过去少些了。在这一点上，上述各种“手册”与接踵而来的其他手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8)
因而，我们认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应该掌握初阶知识。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忽视了初阶知识，那么他将不知所措或者不断犯错。未来的历史学家应掌握关于文献的书写及语言的完备知识，并且注意到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文本批判所获得的种种结论，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不犯下那数不胜数的错误。换言之，他要有一种毫无缺憾的认知的和察识的知识（cognitio cogniti et cognoscendi）。当然，我们承认这是一种十分乐观的假想。我们也很清楚：接受某种正规的“辅助科学”教育，或者认真阅读文献学、古文书学、语文学等方面的专论，乃至通过实践获得某些个人经验，这些都不足以确保一个人总是学识渊博的，更何况要确保他绝对正确了。首先，有些长期研究某一既定类型的或某一既定时代的文献的人，对其所研究文献有一种莫可言表的知识（incommunicable knowledge），这些人凭着这种知识能够比旁人更好地研究他们所遇到的同一类型或同一时代的新文献。这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替代“专业学识”，这种学识是专家们辛勤工作的酬劳。 (9) 其次，专家们也会犯错。古文书学家一直小心谨慎地，唯恐错误释读。公允地说，有哪位语文学家没有犯过错？学识渊博的学者们常常会把已刊文献当做未辑校的文献予以刊行，而且他们也会忽视那些他们本该知道的文献。学者们正确地认识到“辅助”知识是无法完善的，但他们不断地去完善它，他们的生命都耗费在了这桩事情上。但是，所有的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坚持我们的假想。在我们获得对所有“辅助知识分支”的绝对掌控权之前，我们绝不应冒险开始研究文献。不过，有一点要明白：在实践中，我们没有推迟过文献研究工作。
一个人若成功地完成了初阶学徒期，他还要知道如何研究文献。
注释
(1) 多努，《历史研究讲义》，vii．p．228以下。
(2) E．A．Freeman，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 （London，1885，8vo），p．45。在法国，地理学长期被认为是一门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科学。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Agrégation ），今天继续把历史和地理放在一起来考。而且在高中，历史和地理是被同一批老师教授着。许多人坚持认为历史与地理这两个分支是因许多本质联系而结合的，把它们放在一起是合理的。甚至当有人提议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的知识分支分开来的时候，那些人还会发火动怒。有那么一种观点认为：一位历史学教授或一位历史学家，对地理学、海洋学、气候学和相关地理科学知道得越多，他就越优秀。但是要证明这一观点，却很难找到些好的理由或者经验事实。事实上，历史专业的学生们对于上地理课是很不耐烦的。这些课程是他们的教学大纲强加给他们的，而且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收益。与此同时，那些真正尝到了地理学滋味的学生，会很高兴地把历史抛到九霄云外。在法国，历史与地理被人为地合在一起可以回溯到某一时代。当时，地理学是一门界定不明、建制无序的学科，被所有人认为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研究分支。历史与地理合而为一，这是古老岁月的遗物，我们应该立刻抛弃它。
(3) “历史编纂学”是“著作史”的一个分支，也是批判家们所得结论的总汇。迄今为止，批判家们已经研究了年代纪、回忆录、编年史、传记等各种古代历史著作。
(4) 这只是在有所保留的情况下才是真的；对所有的历史学家、所有的学生来说，无论他们专攻什么主题，检索工具是不可或缺的。此外，历史与绝大多数其他科学还有一点相同的，即所有从事原创性研究的人——无论什么样的研究——都需要懂得几种尚在使用中的语言。那些语言是人们思想和工作的国家的语言，那些国家从科学的视角来看是处在当代文明前沿。
在我们的时代，各门科学的进步，并不限定在某个国家，抑或欧洲。它是国际性的。所有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同时在各地被研究着。今天，很难找到某个不用参考外语著作的研究主题，而到了明天，这样的主题更是不可能有的了。对于古代史（希腊的和罗马的），德语知识今后将和希腊语和拉丁语知识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严格意义的地方史，是那些不通外语的人仍可方便进入的唯一领域。那些不通外语的人除了他们自己的著作以外不知道任何其他语言写就的论及有关问题的著作，就因为这个不幸且可笑的理由，有些大问题他们就无法研究。
许多语言（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今天已经是科学的常规手段。若是完全不懂这些语言，靠年龄是无法弥补的。任何科学职业的候选人至少能一口三舌（trilinguis）——换句话说，除了母语之外，他得毫不费力地掌握另两种语言——这种要求并非是太过严苛的。这是一项必要条件。从前，当拉丁语仍是知识人的共同语时，学者们不必屈从这项条件；但是现代科学工作的状况此后日益迫使着每个国家的学者都得接受这项条件。
有些法国学者不懂德文和英文，因而和他们那些在法国及海外受到更好教育的同事们相比，他们永远是二流的；无论他们有什么优点，他们的工作都被斥责为资料手段不充分，干得很糟糕。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倾尽全力地掩盖他们的缺点，似乎颇以为耻。有时候，他们也会犬儒般地夸耀这一缺点，并对这一缺点自吹自擂。但是我们很容易就看出来，这种吹嘘只是以另类的方式表现羞辱。无须过分强调如下事实：实用的外语知识一般来说对科学工作具有头等的辅助性，这也适用于所有的历史工作。
(5) 当“辅助科学”被首次添加入法国大学课程的时候，人们注意到：某些专攻法国革命的学生和对中世纪毫无兴趣的学生，把古文书学作为了一门“辅助科学”；而且某些绝不会对古物感兴趣的地理学学生，把铭刻学选为“辅助科学”。显然，他们不明白推荐“辅助科学”研究，不是因为“辅助科学”本身，而是因为“辅助科学”对于那些献身于某些专门学科的人具有实际的功用。参见Revue universitaire ，1895，Ⅱ．p．123。
(6) 关于这一点，注意T．冯·西克尔（T．von Sickel）和J．哈维特的观点，引自Bibliotéque de l'École de Chartes ，1896，p．87。在1854年，“奥地利历史研究学院（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按照法兰西文献学校的模式被建立起来。另一个同样类型的学院后来在佛罗伦萨以“高等研究院（Istituto di studi superiori）”的名义被创建。在英国，我们阅悉“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类似于文献学校的学院，这样的怨言”“我们已经习惯了”（Quarterly Review ，July 1896，p．122）。
(7) 此处适合列举出最近25年出版的主要“手册”。但是我们在伯伦汉《教程》第206页以下已经看到了一张手册列表，该列表止于1894年。我们将仅提及现今仍在出版中的重要“语文学”（在广义的德文“Philologie”的意义上，该词囊括了语言学、文学、铭刻学、古文书学等所有文本批判学科的历史）“手册”：the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 ，edited by G．Béhler；the 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 ，edited by W．Geiger and E．Kuhn；the Handbuch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edited by I．von Müller；the Grundriss der ermanischen Philologie ，edited by H．Paul，该书第二版于1896年始问世；the Grundriss der romanischen Philologie ，edited by G．Gröber。在这大批的书目中，人们将可找到直接和间接的完整的参考书目提要，这些参考书目提要都有着简短的主题说明。
(8) 普鲁（Prou）先生（古文书学）、吉里（Giry）先生（古抄本学）、卡尼亚（Cagnat）先生（拉丁铭刻学）等人的法文“手册”，把辅助研究学科的观念和知识在大众中广为普及。新版本使得（将使得）这些手册能紧跟时代。——尽管绝大多数这类学科现在已经大体定型，但它们每天都在被发展着，并变得更精确。因而，编写手册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工作。比较前述，p．38。
(9) 我们所说的这种“莫可言表的知识”，该如何准确理解呢？一位专家若是十分熟悉某一既定类型或时代的文献，各种观念的多重组合就会在他的大脑中成形；当他查验同种类型或种类的某件新文献的时候，种种类似之处会弥补他的经验不足，从而令他豁然开朗。不管怎么做，他也许都会令人满意地给出最完美的书目。当然，并非所有的文献特征都可被区别出来；有一些文献，任何聪明人都无法分类，因而也不可能出现在任何列表中。但是人类的记忆在好的时候会记住这些特征，甚至一次软弱无力、相隔甚远的刺激都足以唤醒对这些特征的记忆。
————————————————————
[1] 马布利（Cabriel Bonnot de Mably，1709—1785），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哲学家孔狄亚克的长兄和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达朗贝尔的堂兄。《论历史研究》（Traité de l'étude de l'histoire ），大概是1767年为波旁王朝的帕尔姆的费迪南亲王而写，概述世界古代及近代历史，认为人民的困难是统治者滥用权力造成的，并确信不研究过去，不重视历史经验是无法治理国家的。1775年另著《论修史方法》，主张通过文献来研究历史，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2] 灵魂现形，或称鬼现形，一般指在降神会或是召唤灵法会上，所被召唤而来的亡灵、鬼魂开始现形出来，让大家用肉眼也看得到，同时，这鬼魂好像会从灵体的身上，或是周遭的人及物体吸收能量，形象渐渐变得更明显，有时，还可以用手来碰触得到。
[3] 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1832），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第一个根据罗塞塔石碑铭文于1821年译解了埃及象形文字。
[4] 公元前10世纪左右出现在意大利中南部的一支民族，一般认为，他们来自小亚细亚，主要居住在第伯河与阿诺河之间的伊特鲁利亚平原上。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他们并非属于印欧语系。其文化程度较高，曾对罗马早期历史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