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批判仅仅得出了孤立的事实。为了把那些事实组织成一门科学，有必要进行一系列的综合工作。对历史建构过程的研究，构成了方法论的后半部分。
建构的方式，不能按我们所渴望建构的科学的理想计划来执行；建构工作有赖于我们可自主支配的材料。制定一份其材料将不允许我们去贯彻的计划，这会是荒诞的；这就好像是打算用石材来建筑埃菲尔铁塔一样。各种历史哲学的根本缺陷就是它们忘记了那种实践必要性。
Ⅰ．让我们首先思考史料。史料的形式及其本质是什么？史料与其他科学的材料的区别是什么？
历史事实源自于对文献的批判性分析。历史事实在批判分析的过程中产生——形式上，分析简化了事实，并把事实细分成个别陈述；对于包含着好几条陈述的单独一个句子，我们常常接受一些陈述，而抛弃另一些陈述；这些陈述中每一条都代表了一个事实。
各种历史事实是有着共性的，这些共性已经从文献中分析得出；但是，各种历史事实之间依然是差异很大的。
（1）各种历史事实代表了种种本质十分不同的现象。从同一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书法、语言、风格、学说、风俗、时间的事实。米沙铭文（Mesha inscription）提供了有关摩押人（Moabites）书法和语言、对基抹（Chemosh）神的信仰、与其祭祀有关的实际风尚、摩押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争等事实。然而，我们所得到的事实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诸多异质性事实混杂在一起，是历史不同于其他科学的一个特征。各门直接观察科学挑选事实来研究，并且有条不紊地把研究工作限定在对某类单一事实的观察。与文献相关的科学，所得到的事实是那些由文献作者们所观察到的事实，而文献作者们所给出的事实却是杂乱无章的。为了扭转这种紊乱局面，有必要理清那些事实，并给它们归类。但是，要理清那些事实，就有必要精确地知道是什么构成了某类（species）历史事实；而且，要给它们归类，我们需要有可应用于它们的分类原则。然而，在这两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历史学家们至今仍无法成功地给出精确原则。
（2）各种历史事实——从涉及到所有人并持续了数个世纪的高度概括的事实（制度、风俗、信仰），直至某个人的瞬间活动（一个词、一个动作）——其本身所呈现出的普遍性是千差万别的。在这一点上，历史与直接观察的科学又有所不同，后者固定地始于特殊事实并在方法上努力把特殊事实凝练为一般事实。要想实现分类，各种事实的普遍性必须被简化至同种程度，这使得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能够并且应该把不同类别的事实的普遍性简化至何种程度。而这个问题在历史学家们中间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
（3）历史事实是限定性的；每一个都属于某个既定的时间和某个确定的国家。如果我们去除掉它们所从属的时间和空间，它们就丧失了其历史特征；它们那时就仅仅对普遍人性的知识有所裨益了。关于那些起源不明的民间传说的事实，通常都是这样。一般性的科学也是无须准确定位的；准确定位被限定于那些涉及到地理分布和现象演变的描述性科学。这迫使历史学家去分别研究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事实。
（4）已通过批判性分析从文献中萃取出的事实，其本身就伴有着某种对其可能性的批判性评价。 (1) 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法得到完全的确定性，一切事实都只是可能的——当其是可疑的时候，更是如此。批判提供事实给历史学家，而事实附有着一张历史学家无权去除掉的标签，正是这张标签防止了该事实被正式获准进入到科学中。甚至那些与其他事实相比较后最终得以确定的事实，都必须被暂时从科学中排除掉；这就像临床病例一样，在它们被充分思考证明可被接受为科学事实之前，也只是积存在各种医学评论中。
因而，历史建构必然是以大量互不相干的细微事实、批判得宛如粉末的细节知识来进行。这项工作必须利用到异质的混合材料，而这些材料涉及到不同的主题和地方，其普遍性和确定性的程度是不一的。对于这些材料，没有任何分类方法是历史学家们通过实践得出的；历史首先是一种文学形式，至今仍只有着最低程度的科学方法。
Ⅱ．在每门科学中，观察事实之后的下一步，都是依据某些方法体系来系统阐明一系列的问题； (2) 每门科学都是由对一组问题的回答构成的。在所有的直接性观察科学中，即使所要回答的问题没有预先写下，所观察到的事实仍暗示了那些问题，并且要求精确地系统阐明那些问题。但是，历史学家们没有任何这样的规矩；他们中许多人习惯了模仿艺术家们，甚至都不会想到自问一下在寻找什么。他们只是从其文献中找出那些打动他们的部分——常常是因为纯粹的个人原因——并且复述它们，换种说法、增补某些浮现于其脑海中的各色反思。
如果历史不希望失陷于其混乱的材料中，则它必须拟定一条可确保其研究下去的规则，即像其他科学一样采用问答的形式。 (3) 但是，在一门与其他科学大相径庭的科学中，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被挑选出来的呢？这是根本的方法问题。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首先确定历史事实的基本特点，由之把历史事实与其他科学的事实区别开来。
各门直接观察的科学涉及到种种实在，并且是从整体上来理解那些实在的。描述性动物学是一门十分类似于历史的科学，它通过对某种真实的整只动物的检查来进行研究。首先，实际看到这只动物，并从整体上来观察它；接着，这种动物被解剖成许多部分；这种解剖是分析的，就分析一词的原初意义而言（ ，分解成许多部分）。以那种方法可以展示出整体的结构，从而有可能把各个部分再次整合起来；这是一种真实的综合。以那种方法可以观察到有机体不同部分的相互运动及反应，从而有可能看见作为器官之功能的种种真实的运动。按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就有可能比较种种真实的整体，并且观察到哪些部分是彼此类似的，从而可根据实际存在的类似之处来给那些部分分类。科学是客观知识体，奠基于真实的分析、综合及比较；对被研究事物的实际所见，指引着科学家进行研究，并且规定了科学家所要自问的问题。
在历史中，没有任何类似于此的东西。人们常说历史是过去事件的“所见”，历史是通过“分析”来进行研究的：但这只是两个隐喻，如果我们信以为真就会被它们误导，而那是危险的。 (4) 在历史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真实的事物，唯有记述那些事物的文章——有时候是纪念碑、艺术品或工业产品。在历史学家面前，没有任何他能从物理上来进行分析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他能摧毁或重建的东西。“历史分析”并不比历史事实的所见要更真实；历史分析是一种抽象的过程，一种纯粹的智识活动。分析某份文献，是一种对该文献中所包含的各类信息进行的心智的探究，其目的是逐个批判那些信息。分析某个事实，主要是一种在心智上区分出该事实不同细节（某个事件的不同片断、某种制度的各种特征）的过程，这样做特别有助于看清依次出现的每一处细节；那正是所谓的核查某一事实的不同“方面”——又一个隐喻。人类的心灵天生是模糊不清的，只能自发地浮现出一些模糊的集体印象；要使这些印象清晰起来，有必要问是什么样的个人印象转变成了一种既定的集体印象，从而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对那些个人印象的逐个思考而获得精确认识。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但是我们无须夸大它的范围。它不是一种可得出某类关于真实对象的知识的客观方法；它仅仅是一种主观方法，旨在洞察那些构成我们印象的抽象要素。 (5) 从其材料的特殊本质来看，历史必然是一种主观的科学。把适合对真实对象进行真实分析的规则扩展至对这类主观印象的智识分析，这将是不合理的。
因而，历史必须警惕那种模仿生物科学方法的诱惑。历史事实是太不同于其他科学的事实了，因而历史研究要求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
Ⅲ．文献——这历史知识的唯一源泉，给出的信息涉及到三类事实：
（1）活的东西与物质对象。文献让我们熟识了人的存在、物质条件、艺术品及工业制品。任何时候，物理事实在文献作者面前都是通过物理感知而产生的。但是，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只有智识现象，“通过文献作者的想象”所见到的事实，或者更确切地说，表现文献作者印象的心智意象——即我们根据该作者心中的意象所类推出的意象。耶路撒冷的神殿是一种人们看到的物质对象，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到它了；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全部，就是形成一种关于它的心智意象，这种意象类似于那种存在于见到并描述它的那些人的心灵中的意象。
（2）人的活动。文献记述了往昔数代人的活动（和言语）。这也是文献作者通过看和听所知道的物理事实，但对我们来说，那些活动现在只不过是在我们头脑中复现的文献作者的记忆、主观的意象。当恺撒被刺杀的时候，刺客们被看到了，凶手们的话被听到了；但我们只有心智意象。活动和言语都有这一特点，即活动或言语是属于某个人的；因而，人们只能在自己内心中想象个体的活动，而且这些想象的个体活动效仿了我们通过直接的物理观察所触及的那些。由于这些活动是生活在某一社会中的人们的活动，则绝大多数这些活动是同时被好几个人做着的，或者指向了某些共同的结果。这样的活动是集体的活动；但是，在想象中恰如在直接观察中一样，它们总是简化成大量的个体活动。“社会事实”，正如某些社会学家所承认的，是一种哲学上的建构，而不是一种历史事实。
（3）动机与概念。上述人的活动并不包括人们自己内心中的动因；那些活动是有着种种动机（motives）的。动机这一模糊的词语，既指明了引发某一活动进行的刺激性因素，又标志着那一刻在某人心中所产生的关于活动的表象。我们可以想象动机是仅存在于某人的心中，并且是以模糊的内心表象的形式出现的，它们类似于我们所想象的我们自己内心状态的表象；我们只能通过语词来表现那些动机，而那些语词一般都是隐喻性的。这样，我们就有了心理事实，这类事实一般可称之为情感和观念。文献呈现出3种那类事实：（a）在文献作者们心中并由他们表达出来的动机和概念；（b）文献作者们认为他们的同时代人——这些人正进行着文献作者们所目睹的活动——所持有的动机和概念；（c）我们自己猜测会影响到文献中所述活动的动机，以及我们自己表达出的动机。
物理事实、人的活动（个体的和集体的）、心理事实——这些构成了历史知识的对象；它们任何一种都不是可直接观察到的，它们都是想象的。历史学家们——几乎他们所有人都无意识地觉得他们是在观察着种种实在——只是在致力于各种意象。
Ⅳ．由之，想象那些其存在绝非完全想象出来的事实，这是如何可能的呢？那些事实，当它们存在于历史学家的心中时，必然是主观的；那正是拒绝承认历史是一门科学所给出的理由之一。但是，“主观的”并非是“不真实的”某个同义词。某个回忆仅仅是一种意象；但是，它并不因此就是一种幻想，它是某个消失了的实在的表象。以文献来进行工作的历史学家，没有任何他能直接利用的个人回忆，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他效仿他本人的回忆形成了心智意象。他假定：实在（物体、活动、动机）——那现今消失了的，但从前被文献作者们观察到了的——类似于他自己时代的那些实在，后者是他本人看到了并留存在其记忆中的。这是所有与文献有关之科学的公设。如果从前的人性与今日的人性并不类似，那文献就会是无法理解的了。从这种假定的类似出发，历史学家们形成了关于昔日历史事实的某种心智表象，这种表象类似于他自己对其所目睹之事实的回忆。
这种工作当无意识地进行时，却是历史中主要的错误来源之一。过去的事物，在想象中被描绘出来，但它们并不完全类似于我们今日所见到的事物；我们从未看到像恺撒或克洛维那样的人，我们也从未体验过和他们一样的心智状态。在现有的各门科学中，一个人的确将在另一个人所观察到的事实上进行工作，由之他必定通过类比来独自表现这些事实；但是，这些事实是由精确术语界定的，而且那些术语指明了在意象中应该出现的不变要素是什么。即使在生理学中，所产生的概念亦是十分清晰的，并且概念明确对应于某个词，而这同一个词在所有的自然科学家心中，都会唤起关于某个器官或某次运动的类似意象。原因在于：每一个已被定名了的概念，都是通过一种观察和抽象的方法形成的，而在那种观察和抽象的过程中，所有属于该概念的特征都已经被精准地确定并描述了。
但是，一门知识越是涉及到看不见的内心事实，其概念就变得越混乱，并且其语言精确度也变得更低。甚至最普通的事实——关于人类生活、社会状况、活动、动机、情感的——都只能由含糊的术语（比如，君主、战士、战斗、选举）来表示。对于更为复杂的现象，语言是太不明晰了，这使得甚至是现象的基本要素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通过部落、军队、工业、市场、革命等词语，我们要理解什么？在这一点上，历史和心理学或社会学等所有人性科学一样是含糊不清的。而且，历史通过心智意象来间接进行表现的方法，使得这种含糊性变得更加危险了。因此，我们心中的历史意象，至少应该复现出在过去事实的直接观察者心中的意象的基本特性；但是，那些直接观察者用来表达其心智意象的术语，从未准确地告知我们这些基本要素是什么。
构成历史资料数据的事实，是我们见不到的，是以那种使得我们无法在自己心中准确复现它们的语言来描述的。然而，历史学家必须在其想象中描绘那些事实，并且他应该始终不懈地努力以精确要素来建构他的心智意象，他所做的努力应使得他可以把那些事实想象得和他有可能个人观察到的一样。 (6) 但是，要形成某个心智意象，所需的要素比文献所提供的要更多些。如果缺少记述资料——详尽程度不论——任何一个人试图形成关于某次战役或典礼的心智表象，他都将发现他不得不添加进许多细节。在根据描述复原的历史遗迹中（例如，耶路撒冷的神殿），在声称是再现了历史场景的图画中，在画报的插图中，人们可以亲身感受到那种无可避免的情况。
每个历史意象都包含着大量的想象。历史学家无法逃避想象，但是他能裁断出那些可以建构其意象的真实要素，并且只用那些要素来进行建构。为了理解恺撒与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 [1] 之间的战争，如果历史学家觉得有必要形成关于两支对立军队的心智图景，则他将小心地不去想当然得出任何结论；他将把其推论完全建立在文献所提供的真实细节上。
Ⅴ．历史方法的问题，最终也许可陈述如下。依凭我们在文献中所发现的不同要素，我们形成了心智意象。这些意象中有一些——完全与物理对象相关的——是由记功刻石提供给我们的，它们直接表现了过去事物的某些物理方面。然而，绝大多数意象——包括所有我们形成的关于心理事实的意象——要么是仿效古代表象建构的，要么多为模仿我们在自己的经验中所观察到的事实建构起来的。因而，过去事物只是部分地类似于现今事物，正是那些差异之处使得历史令人感兴趣。我们该如何独自表现出那些我们毫无模本的差异性要素呢？我们从未看到过类似法兰克武士的人，我们个人也从未体验过克洛维当其开始反抗西哥特人（Visigoths）时的那些情感。我们该如何让我们对此类事实的想象与实际一致呢？
实际所发生的如下所述。当读到某份文献中某个句子的时候，一种意象立即通过一种不由自主的自发活动在我们心中形成了。这种意象是基于一种表面的类似，通常是很不精确的。任何一个人，搜寻其记忆，也许都会回想起他最初独自表现过去的人及场景的那种荒谬方式。历史的任务就是一个接一个地去除掉那些错误要素并以真实的要素替代它们，由之逐步地校正那些意象。我们看到了红发民族、小圆盾和法兰克战斧（或者至少这些对象的图像）；我们把这些要素集合起来，便可纠正我们起初对法兰克武士所持有的心智意象。由之，历史意象以成为某种特征复合体而结束，而那些特征是援借自不同的经验。
仅仅复现出孤立的人、物和活动是不够的。人及其活动构成整体的一部分、社会的一部分和演化过程的一部分。因而，独自表现出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活动（民族、政府、法律、战争）之间的关系，这是更有必要的。
但是，为了想象各种关系，有必要持有一种集体的或全体的概念，然而文献仅仅给出了孤立的要素。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不得不再次使用一种主观方法。他想象着一个社会或一种演化过程，并且在这种想象的架构中，排列着文献所提供的各种要素。因而，有鉴于生物学分类是依据于对物理单位的客观观察，历史分类只能适用于想象中存在着的主观单位。
过去诸实在是我们无法观察到的东西，我们只能依据它们与现今诸实在的类似之处来认识。若要认识过去事件所发生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观察今日的人性，找寻现在的类似事件所发生的情况。因此，历史成为了种种论及人性的描述性科学——描述心理学、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一次应用；但是，所有这些科学都依然是不完善的，它们的缺陷延误了一门历史科学的建立。
然而，人类生活的某些情况是太具必然性了，而且是太显著了，以至于最肤浅的观察都足以确定它们。有许多情况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这些情况不是源自于决定人们物质需要的生理组织，就是源自于决定人们某些行为习惯的心理组织。因此，通过应用一套适用于所有可能出现情况的一般性问题，这些情况可以被确定下来。历史建构就像历史批判一样——直接观察的不可能性迫使其不得不应用多组预设的问题。
人类的活动构成了历史的题材；这些活动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中有所差别，恰如各人和各社会之间都彼此相异那般。的确，研究这些差异正是历史的独特目的。如果人们总是有着同种形式的政体，或者说着同样的语言，那么就没有必要撰述各种形式的政体的历史，或者各种语言的历史了。不过，这些差异都是处于一定限度内的，而这些限度是人类生活的一般状况所形成的；这些差异只是全人类（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有的存在及行为的不同表现方式。我们不可能先天的就知晓历史上某一族人的统治方式或语言是什么；告知我们那是什么，这是历史的任务。但是，某一既定民族具有某种语言并有着某种形式的政体，这是我们在任何一种可能的情形中，都有权在核实之前去设定的。
通过拟定一张基本现象——我们也许期望着在每个人和每个民族的生活中发现到——的列表，我们可以自己提出一组一般性问题。这些问题会是概要性的，但仍然足以让我们把绝大多数历史事实都纳入到某些自然类别中，而每个自然类别都会构成历史的某一特殊分支。这张一般分类表将提供历史建构的脚手架。
有鉴于这组一般性问题无法预见到成百上千的地方性或偶然性的事件——那些事件涉及到个人的或民族的生活——则它将只用于持续出现的现象；由之，它将不包括历史学家们在他们能给出一幅完整的过去图景之前所必须回答的全部问题。对事实的详尽研究，将要求使用多种问题表；而这些列表更多地涉及到各种细节，并且根据所研究的事件、人或社会的本质而有所不同。为了拟定这些列表，我们首先写下仅仅在阅读文献后所提出的那些问题或细节事宜；但是为了罗列这些问题——常常确实是为了列表齐全的缘故——必定要求助于先天的系统方法。在我们十分熟悉的（要么来自直接观察，要么源自历史的）各类事实、人或社会中，我们寻找着那些与我们所希望研究的事实、人或社会相类似的东西。通过对那些常见情形的科学论述中所应用的排列方案进行分析，我们将知晓对于我们打算研究的类似情形，什么问题是应该被问到的。当然，模本必须被聪明地选择；我们可不要把针对开化民族研究而拟定的问题表应用于某个蒙昧社会，并且在论及封建领土时，不要去问哪些事务官是与我们国家的部长们对应的——就像布塔里克（Boutaric）在其对普瓦捷的阿尔方斯（Alphonse of Poitiers）的施政进行研究中所为那般。 [2]
这种拟定问题表的方法，把所有的历史建构都奠基于先天的程式之上。倘若历史真的是一门观察科学的话，那这种方法将会是令人讨厌的了；而且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方法若与自然科学的后天的（a posteriori）方法相比较，将是非常糟糕的。但是，这种方法的合理性是简单明了的：因为它是唯一有可能使用的方法，事实上是一直在用的唯一方法。历史学家一旦试图整理包含在文献中的事实，他就会用他所具有的（或者他认为他所具有的）人类事务知识来建构起一套排列方案——该方案等价于一张问题表——如果不这样，他就有可能会采纳他的某位前辈以类似方式建构起来的一套方案。但是，当这项工作被无意识地进行的时候，排列方案仍会是不完全的，且是混乱的。因而，问题不在于是否决定以某组先天的问题来进行工作——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以那么一组问题来进行工作——而是在于进行工作时是选择无意识地应用一组不完全的、混乱的问题，还是有意识地应用一组精确的、齐全的问题。
Ⅵ．我们现在可以概述历史建构的计划了。某种程度上，该计划将确定一系列建造这座大厦所必要的综合工作。
对文献的批判性分析，已经提供了历史建构的素材——即那依然处于散乱状态的历史事实。我们首先按我们所假定的，把那些事实想象为是与现今事实相类似的东西；然后，通过整合取自现实不同方面的要素，我们努力形成一种心智意象，这种意象将尽可能地近似于对过去事件直接观察后所得的意象。这是第一步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与文献阅读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在此指出这步工作的本质就够了， (7) 我们并不专设一章来讨论它。
由之，我们依照直接观察到的大量事实——我们设想它们是类似于被研究的大量过去事实——设计出一张分类表，然后根据这张分类表，把已被想象的事实分类汇总。这是第二步工作；这步工作是通过系统性提问而进行的，其结果将把众多历史事实分成各种同质的部分，然后我们把那些事实归类，直到整个过去的历史被依照一张一般性列表系统地排列为止。
当我们在这张表中罗列了取自文献的事实，依然有着诸多裂隙。这些裂隙总是很大的，对于部分文献不足的历史而言更是如此。我们尽力通过基于已知事实的推理来填充这些裂隙。这是（或者应该是）第三步工作；这步工作通过运用逻辑来增加历史知识。
我们依然是一无所获的，除了并列于分类表中的大量事实。我们必须把那些事实凝练为公式，然后推论出它们的一般特点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这是第四步工作；这步工作将得出最终的历史结论，并胜利完成从科学观点出发的历史建构工作。
但是，由于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复杂的且难以处理的，更兼是格外地难以传达的，则我们依然不得不去寻找阐述历史结论的适当方法。
Ⅶ．这一系列工作，很容易在心中被构想，但向来都只是被不完美地实行的。这些工作受制于诸多材料上的困难。那些材料上的困难，各种方法理论都未涉及到，但为了发现是否它们归根到底都是不可逾越的，我们最好正视它们。
历史研究的工作，无论是从最初的文献发现还是到最终的结论公式，都是非常繁琐的，都要求有细致入微的预防性措施、非常重要的多种天赋和习性，因而没有一个人能在任何一点上独自进行所有的工作。历史，与任何其他科学相比，都绝不能省去分工；但是任何其他科学的劳力分配都是缺憾不多的，而历史则相反。我们发现批判之学的专家们撰述了各种普遍历史，他们让他们的想象引领着他们进行普遍历史的建构工作； (8) 另一方面，进行建构工作的历史学家们，为了他们的工作而使用着他们尚未核校其价值的材料。 (9) 原因是：分工暗示着研究者们有着共识，而在历史中却不存在那种共识。除了外证的预备性工作之外，每位研究者都随着其私人灵感而进行工作；他不怕麻烦地重复做着别人做过的工作，他没有考虑过他的工作是整体的一部分。因而，不同于现有各门科学的做法，任何历史学家在采纳旁人的研究结论时都不会认为可以完全放心，因为他不知道是否这些结论是通过值得信赖的方法所获得的。最严谨的人，甚至会什么都不认可，除非他们自己再次研究了文献。这是弗斯泰尔·德·古朗治所采用的态度。有些知之不详的时代，其相关文献局限于少量卷册中，对于这样的时代，这条严苛的标准也许勉强可以达成；然而，有些人竟然坚持那一教条，即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应该间接地从事工作。 (10) 的确，当文献对一位历史学家而言是太多了以至于无法完全阅悉它们的时候，他不得不去间接从事工作；但是为了避免流言蜚语，他不会那么说的。
老老实实地承认真理，这是最好的了。像历史这样复杂的科学，在有可能公式化结论之前，通常必须大量地聚积各种事实，因而这类科学不能根据不断地重新开始这条原则来建立。历史建构不是有了文献就能做好的工作，历史不可能是“由手稿写成的”，而且历史建构须间接从事还有着与其他科学同样的理由——时间不足。为了科学有所进步，有必要把成百上千的细节探究的结果整合起来。
绝大多数探究都是被种种方法引导的，而这些方法如果不是有所欠缺的，至少也是值得怀疑的，有鉴于这一事实，我们该如何继续研究呢？确实，普遍的信任会导致错误，普遍的不信任同样也不可能带来进步。至少，一条有用的规则也许可被陈述如下：阅读历史学家的著作时，应该有文献阅读时所遵循的同样的批判性预防措施。天然的本能，促使我们主要去寻找结论，并把那些结论视作完全确定了的真理；相反，我们应该继续应用分析，我们应该寻找事实，种种证据、文献残篇——简言之，材料。我们将再做一次文献作者的工作，但是我们会比他做得更快，因为要花时间去做的是材料的搜集与整合；而且，我们应该不接受任何结论，除非那些结论我们认为已经被证明了。
注释
(1) 参见上文，p．194。
(2) 在经验科学中，一种假说就是一种伴有着某个暂时答案的问题形式。
(3) 弗斯泰尔·德·古朗治看到了此点的必要性。在其《若干历史问题的研究》（Paris，1885，8vo）的序言中，他宣称，他打算提呈他的研究，“以我所有著作都具有的那种形式，换言之，以我自己发问的形式，并且我尽力阐明那些问题”。
(4) 弗斯泰尔·德·古朗治本人似乎已经被它们误导了：“历史是一门科学；它并不想象，它仅仅观察。”（Monarchie franque ，p．1）“历史，像所有科学一样，是一套辨明事实、分析事实、比较事实的程式，再没有什么和它们相关的了……历史学家……寻求事实并且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观察获得它们，这就像化学家在细致而精确进行的实验过程中发现到他的事实一样”（同上，p．39）。
(5) 历史的主观特性已经被哲学家G．齐美尔（G．Simmel）鲜明地挑了出来，Die 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Leipzig，1892，8vo）。
(6) 这已经被卡莱尔和米什莱（Michelet）雄辩地提出了。它也是兰克（Ranke）那句名言的主旨：“我希望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
(7) 参较pp．219-223。
(8) 库尔提乌斯在其《希腊史》中，蒙森在其《罗马史》（罗马帝国之前）中，兰普勒希特（Lamprecht）在其《德国史》中。
(9) 提及奥古斯丁·梯也里、米什莱和卡莱尔，这就够了。
(10) 对于某些很有见地的论及该主题的观察，参见P．Guiraud，Fustel de Coulanges （Paris，1896，12mo），p．164。
————————————————————
[1] 阿里奥维斯图斯，日耳曼人的领袖，恺撒的强大对手。
[2] 布塔里克（1830—1877），法国历史学家；普瓦捷的阿尔方斯（1220—1271），法王路易八世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