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需去研究一个其实践益处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历史著作（historical works）自我呈现的形式是什么？实际上，著作形式是不胜枚举的。它们中有些是过时的；也并非所有的都是合适的；而且最好的也有着一些缺憾。因而，我们不仅应该要去问历史著作发表形式是什么，而且要去问这些形式中哪一个真正堪为解说的理性典范。
通过历史建构工作，我们获得了许多结论；无论这些结论的本质、范围和意义是什么，我们在此都以“历史著作”一词意指着所有那些旨在传扬这些结论的著作。批判性地精心考查文献，这在第二卷中被论述了，那是历史建构的预备性工作，自然被排除在外了。
历史学家们也许在好几个根本问题上是有所不同的，而且直迄今日都是不同的。历史著作所针对的目标，他们也并不总是有着——他们现在也并不都有着——同样的观点；因而，在所选事实的本质、划分主题的方式——换言之，整理事实的方式——表现主题的手法、证明主题的方法等方面，差别出现了。指明“历史撰述之样式”从一开始是如何演化的，这将是得当的。但是，由于历史撰述之样式的历史仍然没有被很好地论述， (1) 则我们自己在此将满足于只做些一般性的评论，这些评论涉及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时代，只限于为理解当前情势所确实需要的那些著作形式。
Ⅰ．历史最初被认为是对值得纪念之事件的叙述。记住并宣扬所知道的光辉事迹或事件——即那些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民族具有重要意义的事迹或事件——这正是修昔底德和李维时代历史著述的目的。此外，历史在早期还被认为是各种先例的汇编，历史知识被认为是为生活的——特别是政治生活的（军事的和公民的）——所准备的一件实用物品。波利比阿和普鲁塔克出于垂训的目的而去撰述历史，他们自称给出了行动的秘诀。因此在古典时代，历史的题材首先是由政治事变、战争和革命构成的。历史解说的普通框架（在此框架中，事实通常按编年顺序排列）是一个人的生活、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或者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在古代，没有多少文章论及普遍史。由于历史学家的目标是愉悦或训诫，或者同时是愉悦和训诫，则历史是文学的一个分支：换言之，那时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为证据而操心不已；那些根据书面文献来进行工作的人，根本不关心把文献所述与他们自己的叙述区分开来；在复述他们先辈们的叙述时，他们以各种细节——有时候（以要精确为借口）以数字、名言、沉思和典雅语句——来修饰它们。若有可能把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们（例如，埃福罗斯（Ephorus） [1] 和李维）的历史著作与来源资料相比较，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能看出他们在每种情况下是如何进行写作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径直去模仿古人。对他们来说，历史也是一种具有申辩目的或说教意图的文学艺术。在意大利，历史常常是获取贵族们恩赐的一种手段，或者激昂演说的一个主题。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在17世纪，在梅泽雷（Mèzeray） [2] 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历史学家。
然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著述中，有两种新样式应引起注意。在这两种新样式中，中世纪的影响无疑是显然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有着一种在古代颇为罕见的解说形式，它是由古代晚期的天主教历史学家们（攸西比乌斯［Eusebius］、奥罗修斯［Orosius］） [3] 创造的，而且在中世纪备受尊宠——那种形式，并非仅仅涵括了某个人、某个家庭或某个民族的历史，而是接纳了普遍史。另一方面，历史著述引入了一种机械式的解说技巧，这种技巧根源于中世纪各教派的普通实践中（注经［gloss］），有着深远的重要意义。为刊印的历史著作添加注释的惯例这时也形成了。 (2) 注释使得有可能区分开历史叙述和为之佐证的文献，列出相关参考文献书目，并且笺注文字、疏解文本。在文献汇编中，在批判之学的论文中，这种注解技巧首先被使用；自此，它缓慢地渗入到历史的其他阶段工作中。
第二个时期发端于18世纪。“哲学家们” [4] 这时开始把历史构想为是对人们各种习性的研究，而非对事件本身的研究。由之，导致他们不仅对具有某种政治次序的事实，而且对艺术、科学、工业和风尚产生了兴趣。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代表了这些趋向。《风俗论》（Essai sur les mæurs ）是最早给出的一份大纲，而且在某些方面，这部史学名著正是因此而被认可的。对政治及军事史的详尽叙述仍然被认为是历史的主要工作，但是一般来说，通过增补或附录，给这种叙述添加上一份“人类精神之进步”的纲要，这在当时成了惯例。“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sation）”这个词在18世纪结束前就出现了。同时，德国的大学教授们——特别在哥廷根（Göttingen）的——为了满足教育的需要，正在创造着新形式的历史“手册”，这种手册将使得人们能够按部就班地搜集仔细核实过的事实，而不必顾及任何文学的或别的主张。历史事实汇集工作——出于有助于诠释书面文本的目的，或者纯粹是出于对过去事情的好奇心——自古代就有；但是，阿典奈斯（Athenæus）和奥拉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 [5] 的杂录，或者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范围更广、编排更好的汇编，都绝不可与“科学手册”相媲美。德国的教授们在那时出版了诸多堪为典范的科学手册。此外，随着语言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法律史、经济现象史等诸多研究分支的出现，这些教授们致力于这些研究分支的组织化工作，从而他们又为澄清哲学家们所具有的那种含糊的普遍“文明”观出了把力。于是，历史领域被大大扩展了，并具有了科学性，换言之，纯粹的和客观的解说开始挑战修辞性的或说教式的、爱国主义的或哲学的古代理念。
这场斗争首先是羞答答的和朦胧的，因为19世纪一开始是以文学复兴为特征的。但正是这场文学复兴革新了历史著述。在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寻求着比他们先辈们要更为传神的方法；他们所寻得的方法，通过让人们的心灵中充满着对那已消逝的实在的诗性想象，比他们先辈的方法要更适于唤起公众的想象力并促发公众的情感。一些人力图保存他们所采编的原始文献的独特风貌；“我醉心于那些当时人的叙述”，巴郎特（Barante） [6] 说道，“我竭力做到叙述条理清楚，而且我的叙述应该有着当时人叙述中的那种生机和趣味”。这直接导致忽视了批判，并且使得任何文献被抄录下来都是为了文学效果。其他人则宣称，关于过去的事实应该被以目击者的全部情感来详尽叙述。“梯也里”，米什莱赞颂他，“在向我们讲述克劳多维格（Klodowig）的故事时，迸发出了法兰西精神，并表露出对刚刚遭到入侵的法兰西的情感……”而米什莱“说起历史问题来，宛若整个生命从有机体深处再度勃发出来”。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们选择主题、计划、证据、风格，都是受到一种想造成影响的热切愿望——那是一种文学上的，而非科学上的雄心——支配着的。一些浪漫主义历史学家们堕落到了“历史小说”的水准。我们知道历史小说这类文学的本质，这类文学从巴泰勒米院长（Abbé Barthélémy）和夏多布里昂那里，直迄梅里美（Mérimée）和埃贝斯（Ebers）都是十分繁荣的，而且有些人现今还徒劳地试图重振其雄风。 [7] 这类文学的目标是通过艺术手法，用“真实的”色彩和细节来建构起一幅幅戏剧性的画卷，从而“让过去的场景再度复现”。这种方法明显的问题是它不能提供给读者们任何手段，以使他们可区分开采借自文献中的要素和想象的要素；它也没有提及这一事实，即一般而言，所用文献并非都是属于同一来源的，因而当每块基石的颜色可能为“真”的时候，拼合而成的马赛克的色彩却会是假的。德佐布里（Dezobry） [8] 的《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Rome au siècle d'Auguste ），奥古斯丁·梯也里的《墨洛温时代的故事》及同一时代绘制的其他“画卷”，是按这同样的原则建构起来的，而且都有着同样的缺憾，即严格说来似乎都是所谓的历史小说。 (3)
我们可以先以一句话总结一下，即直至1850年左右，对于历史学家和公众而言，历史都依然是一门文学分支。对此，一个绝佳的证据就是如下事实：即直到那时，历史学家们都习惯于每隔几年就出版他们著作的新版本，但却不对著作进行任何改动；而且公众容忍了这种惯例。今天，每一本科学的著作都需要被不断地改写、修订、增补新内容。科学的工作者们并不宣称他们的著作是永恒不变的，他们也不期望那些著作会被后人阅读，或者博得个人的不朽大名；对科学的工作者们来说，如果他们研究的结果——其也许被修正，而且有可能会被随后的研究更改掉——被纳入到那构成人类科学遗产的知识基金中，这就足够了。没有人会去读牛顿（Newton）或拉瓦锡（Lavoisier）了；他们两位的工作襄助了那些取代他们自己的著作的出现——迟早那些著作也会轮到被取代的——这足以为他们两位添光加彩了。只有艺术品永葆青春。公众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情况；比方说，布丰（Buffon） [9] 是一位文学大家，但无论布丰会以何种优美文字来阐述他的观点，都不会有任何人老想着依据布丰的观点来研究自然史。但是，同样是这些公众，他们却十分乐意按照奥古斯丁·梯也里、麦考莱（Macaulay） [10] 、卡莱尔、米什莱和别的论述了各类历史主题的伟大作家们的著作去研究历史。这些著作在原作者逝世50年后，以它们原初的形式被重印了，尽管它们显然不再处于当前知识的水准之上。很明显，对于许多人来说，形式先于历史问题被考虑，而且一本历史著作差不多就是——如果不全是的话——一件艺术品。 (4)
Ⅱ．在最近50年里，历史解说的科学形式已经被发展出来并确定下来了，兹依据如下一般原则：历史的目标不是愉悦，亦非给予行动的实践箴言，更不是促发情感，而是纯粹而素朴的知识。
我们首先区分出（1）专著和（2）普通性质的著作。
（1）一个人，当他打算阐明某一特殊观点、某条单一事实或某些数量限定了的事实——例如，某个人的整个一生或部分人生，在紧邻两个日期间所发生的某件单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时候，他会去撰述一本专著。专著的可能主题的类别是无法列举的，因为历史的题材可被无限划分，而且划分的方式有着无限种。但是，所有划分方式并非同等明智的，而且尽管好的划分方法一直有人遵循，但在历史中和在所有科学中一样，依然有各种愚蠢的主题会被在专著中论及。那样的专著，尽管著述精良，但却代表了大量的无用功。 (5) 能力一般且思想不够活跃的人，专注于所谓“好奇的”学识，他们十分乐意从事无关紧要的问题； (6) 的确有必要首先去评估一下历史学家的智识力。在历史学家所撰专著的名录中，一种相当良善的评估标准也许已经有了。 (7) 智识力是理解重要问题的天赋，是对重要问题进行研究的能力，也是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在所有科学中，正是这种智识力把人们提升至一流行列。让我们姑且假设主题已经被理性地选定了，则每本专著要想成为有用的——换言之，能够被完全地利用——应该遵循这三条规则：（1）在一部专著中，若要陈述一件源自于文献的历史事实，必须附有该事实有关来源文献的参考书目以及对这些文献价值的评价； (8) （2）编年顺序应该被尽可能地遵循，因为这正是我们所知的事实发生顺序，而且我们靠它指引着去搜寻原因和结果；（3）专著的标题必须能让人准确了解其主题：换言之，我们强烈地反对那些不完善的或空想出来的标题，正是那些糟糕的标题无端地使文献检索变得复杂。另有第4条规则要被遵循；即“一部专著只有当它穷尽了该主题之后，方是有用的”；不过，假如人们对所用到的文献已经作了准确注释的话——这种情况常有——则人们可用那些早已了如指掌的文献来进行临时性工作；即使当有理由相信其他文献存在的时候，那样做也是完全正当的。
任何一个机敏的人都会明白：在一部专著中，当各种必要条件完备了的时候，论证工具应该少到只有必不可缺的那些。节制（Sobriety）是绝对必要的；炫耀博学是可憎的，所有这类夸耀也许可被毫不犹豫地删除了。 (9) 在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是：写得最好的专著没有提供任何别的结论，只是证明了知识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希望以主观的、矫饰的和含糊的结论来完成某些专著，尽管那些专著是得不出那类结论的；必须抵制这种想法。 (10) 一部优秀专著的正确结论，是其所获成果与尚有疑问之处的资产负债表。一部按这些原则写就的专著，也许会变得过时，但它不会被完全废弃，它的作者决不需要为之羞惭。
（2）普通性质的著作是供学生或公众用的。
A．主要供以学生和专家们的一般性著作，现在以各种“目录”、“手册”和“科学历史学”的形式问世。在一份目录中，大量核实过的属于某一既定类别的事实，被搜集并依照某种便于查阅它们的次序排列起来。如果这样搜集起来的事实有着精确的日期，编年次序就被采用：比如，人们按这种方式从事编纂德国历史“年鉴”的工作。在年鉴中，概要性的事件条目根据日期来排列，附以事件的来源文本，并配有关于原始资料及批判家著作的参考书目；《德国历史年鉴》（Jahrbüch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汇编，出于其编纂目的，只要一有可能就有着对德国历史事实的说明，这种说明包括了全部可被科学讨论并证明的东西，而略去了属于鉴赏领域和一般论点的所有东西。当事实是日期标注混乱或者同时发生的时候，则按字母顺序排列就必须被应用了；由之，我们有了各种辞典（Dictionaries）：制度辞典、传记辞典、历史百科全书［比如保利—维索瓦（Pauly-Wissowa）的《百科全书实编》（Realencyclopædie ）］。 [11] 这些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目录，理论上是已证明事实的汇编——这恰如年鉴一样；如果在实践中那些辞典中的参考书目是不甚严格的，如果用来证明相关陈述的文本工具是不太完善的，则所载事实若有差异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11) 各种科学手册（Scientific manuals ），正确说来也是各种目录，因为科学手册就是一种汇编；在这些汇编中，已被确立了的事实依体系被排列，被客观地呈现出来，而且汇编中有着事实的各项证据，但没有任何文学的修饰品。在我们的时代，德国大学中的“手册”作者们编写了最多、最完美的手册范本；这些“手册”的作者们所期望的目标，是拟制出各种知识成果的详尽清单；这类清单，旨在帮助研究者们可以轻松自如地快速吸纳批判成果，并且可为研究者们提供新研究的起点。这类手册现在仍存在着，专供绝大多数文明史分支（语言、文学、宗教、法律、古物等等），制度史、各地区教会史使用。提及舍曼（Schæmann）、马夸特（Marquardt）和蒙森、吉尔伯特（Gilbert）、克伦巴赫尔（Krumbacher）、哈纳克（Harnack）和默勒（Möller）的名字，这就够了。 [12] 他们所编手册并没有绝大多数早期“手册”的那种枯燥特点。早期“手册”是100年前在德国出版的，涉及到所须参阅的书籍和文献，这与主题列表没有什么差别；现代类型的解说和讨论，无疑是简明扼要的，但并没有简短到让文雅读者们无可容忍甚至厌恶的程度。手册剥夺了人们对其他著作的爱好，正如G．帕里斯（G．Paris）妙言： (12) “这些篇章，充满着事实，完全展现出一幅客观的面容，然而包含了——最重要的是暗示着——许多思想。当一个人享用着这些翔实的篇章时，有些书，甚至那些卓越之作，都是难以诵读的了。在那些难以诵读的书中，主题被均匀地切分开来以合乎某种预想的体系，并且被着以幻想之色，可以说，披上伪装的外衣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在那些书中，作者依然处在我们和他宣称要让我们理解的景象之间，但这种景象他从来都不允许我们去亲眼看看。”伟大的历史“手册”，与其他科学的专论和手册一样（附加有典据和证据），应该是（并且就是）在不断地改进、修补、纠正、添加新内容：换言之，根据定义，它们是科学的著作，而不是艺术的作品。
最早的目录和最早的科学手册都是由个人编写的。但是，人们不久就承认只靠一个人是不可能准确地编排——或者正确地掌握——巨量的事实汇编。这项任务被分解开来。各种目录，今天是被研究者们（有时候，他们有着不同的国籍，用不同的语言写作）共同协作完成的。伟大的手册（I．冯·米勒［I．von． Müller］的、G．格勒贝尔［G．Gröber］的、H．保罗［H．Paul］和其他人的），是由不同专家写成的单篇专题论文的汇编。协作原则是极好的，但条件是：（1）集体性著作，尽管是共同协作的，但本质上可被分解为若干独立专著；（2）委托给每位合作者的那部分，要具有一定的范围；如果合作者人数是太多了，而且所分解的每一部分是太有限了，则每个人的自由权和义务会减少或丧失。
通史——意在对仅发生一次的事件进行叙述，并且陈述支配整个特殊演化过程的一般事实——依然有着存在的理由，即使在各种方法手册倍增之后。现在，科学的解说方法不仅被引入到专著和手册中，而且通史通过模仿专著和手册也引入了那种方法。任何时候，革新都是摒弃文学修饰和无证据的陈述。格罗特创造了第一种“通史”样式，并由之界定了“通史”。同时，某些曾经流行一时的形式现而今被废弃不用了：比如，频繁有人述及的“普遍史”正是如此。普遍史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在中世纪和18世纪十分为人喜爱；在本世纪，德国的施洛塞尔（Schlosser）和韦伯（Weber），意大利的坎图（Cantù），创作了最后的普遍史样本。普遍史这一类型现在已经被历史学家们抛弃了，在史学上是因为我们不再把人类视为完全受单一演化束缚着的一个整体；而在实践中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在单本著作中搜集到数量十分惊人的事实是不可能的。然而，普遍史依然在被合作出版着（翁肯［Oncken］丛书 [13] 是其最佳典范），而且像伟大的手册一样，是由各独立部分构成的，每一独立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作者来论述；这样的普遍史是出版商的拼合之作。在我们的时代，历史学家们受合作出版的影响，撰述通史时采用了那种根据国家（民族历史）和时代来进行划分的方法。 (13)
B．理论上，主要为公众而作的历史和为学者们和专家们而作的历史，没有任何理由不应被认为是精神主旨一致的；除了那些作者们欣然自我提议的简化和省略，它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该被以同种方式写作。而且，各种简洁、翔实且易读的概要性著作实际上也是存在的。在那类概要中，任何陈述的背后都有坚实的参考资料支持着，科学成果被精确地陈述和明白地诠释着，而且科学成果的意义和价值也被清晰地揭示出来。法国人——感谢他们天生的机智、敏捷和精密的思想才能——在这一领域中通常是卓越的。在法国，专家们撰写了许多厚重的专著，这使得概要性著作成为可能；从而，许多评论性文章和具有较高普及性的著作被刊行，在那些文章和著作中，大量原创性史著的结论被以一种赢得专家们赞赏的方式聪明地压缩了。然而，没有什么东西要比普及化更为危险的了。事实上，绝大多数普及性作品都不符合现代历史解说观；我们频繁地在那些普及性作品中发现古代观念的孑余，即古典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和浪漫派思想的残存物。
解释普及性作品不佳的原因是很容易的。为一般民众而作的历史著作的缺陷——这些缺陷有时候是巨大的，许多学者因此已经不再把普及性作品看做是一类历史著作——是“普及者们”准备不足或文学修养低劣的结果。
普及者可以不去进行原创性研究；但是，他应该知道已发表的论及其所普及主题的每一本重要著作，他应该了解最新的情况，他应该独力地仔细斟酌专家们所得出的结论。如果他自己没有对其打算论述的主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则他显然必须熟读该主题相关论著，而这一任务是漫长的。职业普及者们十分喜欢浅尝辄止地研究少量新著并作摘录，然后把那些摘录草率地串联或拼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大杂烩，而且为了让这个大杂烩变得更吸引人，还会尽可能地以各种“普遍观念”和华丽辞藻来粉饰它。职业普及者们会越来越喜欢这样做，因为：绝大多数专家对普及性著作毫无兴趣；这些著作一般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全体公众不能明白地区分诚实的和虚假的普及化。简言之，有些蠢人，毫不犹豫地去为他人总结他们自己从未花心思去研究的知识，并且去教授那些他们自己一点也不懂的知识。由之，在绝大多数普及性历史著作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类瑕疵——即不加注明的抄借，不准确的参考书目，残缺名称及文本，二手引文，无价值的假定，轻率的断言，幼稚的概括，以及在阐述绝大多数错误的或极具争议性的论点时一种无言的权威感——饱学之士总是高兴地提到这些瑕疵，但这种高兴却是略带些苦楚；因为只有他们能看到这些缺憾。 (14)
另一方面，学识十分渊博的人为专家们所作的专著充盈着价值，但当为公众写作的时候，有时候却显示出有着严重违背科学方法的倾向。德国人常常犯这样的错：想想蒙森、德罗伊森、库尔提乌斯和兰普勒希特。原因是：当这些作者们为公众写作时，他们希望能对公众造成一种影响。他们那种想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愿望，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科学的严密性，而走向了各种古老的、该抛弃的古代历史编纂学习惯。这些人，当他们致力于确定细节的时候是审慎的和细致的，但当他们对一般问题进行解说的时候，却和普通人一样，放纵着他们的自发冲动。他们偏袒，他们责难，他们颂扬；他们渲染，他们修饰；他们允许自己被各种个人的、爱国主义的、道德的或形而上学的意见所影响。除了所有这些错误之外，他们还把历史著作看做是艺术品，以他们那程度不一的天赋亲身致力于创作艺术品的任务；当他们那么做时，他们中那些没有天赋的人显得荒谬可笑，而那些有天赋的人则因他们的那种先见——即他们希望造成某种影响——而受伤不已。
应该正确地认识到：“形式”并非不重要，或者说，假如历史学家想让人了解自己的思想，他就无权使用错误的、粗俗的、草率的或笨拙的语言。修辞有若人造钻石和纸花，是会被人蔑视的，但这种蔑视并不表示要排斥一种纯粹而强有力、简洁而富有意义的写作风格。尽管弗斯泰尔·德·古朗治终其一生都力荐避用隐喻，而且他也确实那么做了，但他仍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另一方面，我们明白重申 (15) 此语绝无害处：鉴于历史学家要去描述的现象是极端复杂的，则他有责任不糟糕地进行写作。他应该始终如一地写好，绝不要以华丽辞藻来粉饰他的文章。
注释
(1) 早期情况可参考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著作中的良善史著，它们包含了诸多专论“历史学家们”的章节。现代情况，可参考G．摩诺德先生为《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 ）第Ⅰ卷所作序言；F．X．v．魏格勒的书，《德国史学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Historiographie ）（1885），只涉及到德国，而且是水准平庸的。某些“19世纪法国历史学笺注”被C．朱利安（C．Jullian）作为他的《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选本》（Extraits des historiens français du xix siècle ）（Paris．1897，12mo）导言予以刊发了。现代历史编纂学史仍然有待写作。参见E．伯伦汉所作部分尝试，Lehrbuch ，pp．13 sqq。
(2) 找出最早的附有现代方式注释的印刷书籍，这将是有趣的。我们向藏书家们征询过，但他们无法回答，他们从未关注过这个问题。
(3) 很清楚地，为了具有独特风格和达到“修改”过去的效果，浪漫主义的各式方法被使用了；然而即使在最能干的作者们手中，那些方法也常常是幼稚的，而当它们被其他人使用的时候，它们更是令人完全无法容忍的了。参阅一条绝佳的例证（摩诺德先生对穆兰先生［M．Mourin］的批判），载Revue Critique ，1874，Ⅱ，pp．163 sqq。
(4) 上述观点的反面意见——即，当历史学家们的作品变得过时了的时候，批判学家们的著作仍然存在，所以批判学家们博得了比历史学家们更坚实的声誉，比如说：“丹尼尔神父（Père Daniel）现在不再被阅读了，安瑟伦神父（Père Anselme）一直在被读着。”——早已是陈词滥调了，而且坚持这种反面意见也是一个错误。批判学家们的著作也会变得过时。虽然安瑟伦神父的著作并非所有部分都已被取代了（这正是为什么他的著作依然有人读），但这一事实骗不了我们。批判学家们所撰述的绝大部分著作，像那些严格科学的研究者们的著作一样，都是临时的，而且注定会被遗忘的。
(5) 那些因职业而关心这些的人试图在这一点上欺骗他们自己，这是徒劳的；并非过去的每件事情都是令人感兴趣的。“我们来写昂古莱姆公爵的生平，怎么样？”佩居谢说。“但他是个傻瓜！”布瓦尔答道；“没关系；次等名人常常有着巨大的影响，也许他能操控事件的行进呢。”（G．Flaubert，Bouvard et Pécuchet ，p．157）
(6) 由于能力一般的人更喜欢不重要的主题，因而这些人在对那些主题进行研究时，有着激烈的竞争。我们常常有机会去评注好几本同时出现的论同一主题的专著。所要评论的主题完全缺乏重要性，这种情况并非罕见的。
(7) 对专著来说，令人感兴趣的主题并不总是能被研究的，因为有些主题的原始资料情况是缺乏的。这就是为什么初学者们，甚至那些有能力的人，当他们没有好建议或好运气的帮助时，在选择他们首部专著的主题上会经历非常多的困难，而且他们还老是喜欢去尝试这不可能的事情。根据其最初专著的名录来评判任何一位历史学家，这都将是很严重的，而且是很不公平的。
(8) 在实践中，一开始就给出整部专著中所用原始资料的名录（附有相应的已刊著作书目提要信息，而且若涉及到手稿，则应提及手稿的文献性质及其书架号），这是得当的；此外，每条特殊陈述都应该附有着其证据：倘若有可能的话，用来论证的文献的准确文本应该被引述，以便读者可以核实有关解释；另外，对文献的分析应在注释中给出，或者至少要给出文献标题，并附以它的书架号或其出版地的准确标志。这条一般规则将使读者有机会知晓在分析的每个阶段采纳某某结论的确切理由。
初学者们，在此方面类似于古代作家们，很自然地没有遵循所有这些规则。他们常常不是引述文献的文本或标题，而是根据文献的书架号，或者所刊印的一般汇编（含有引述文献）的标题，来提及它们。从那种一般汇编的标题中，读者们找不到任何涉及所引文本之性质的东西。初学者们还会犯另一个错误，而这种错误是最粗劣的，然而是频繁发生着的。此错误情况如下：初学者们以及没有多少经验的人，经常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插入脚注的惯例引介进来；然而，他们在其所拥有的书的地角处，看到了一排注释；于是，他们自认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修饰他们自己的著作，但是，他们的注释是外加的，而且是纯粹装饰性的；他们的注释并非用来展示证据，亦非使读者能核实陈述。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不容许的，应该被猛力地谴责。
(9) 几乎所有的初学者们都有着一种不幸的倾向，即误入冗余的离题中，积聚起与主干论题毫无瓜葛的思索和信息片断；如果他们有所反思，他们将承认这种倾向的原因是糟糕的趣味，一种天真的虚荣，有时候是心智惑乱。
(10) 我们遇到了类似下文的昭告：“我熟悉这一时代和这一阶级的文献已经很久了。我有一种印象，即某某结论，我无法证明，但却是真的。”两者必有其一：或者作者能给出造成他这种印象的种种理由，然后我们能判定那些理由，或者他无法给出理由，则我们可假定他所说的不具有任何严肃价值。
(11) 这种差异有着消失的趋向。最新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历史事实汇编（保利－维索瓦的《古典考古学百科全书》［Realencyclopœ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 ］，达朗贝尔［Daremberg］和萨利奥［Saglio］的《古代辞典》［Dictionaire des antiquités ］，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和锡德尼·李［Sidney Lee］的《国家人物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配备有充足而丰富的证明工具。主要在传记类辞典中，不给出证据的习惯往往继续存在着；参阅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c。
(12) Revue Critique ，1874，Ⅰ．p．327．
(13) 增补“通史”——即各种关于政治事件的叙述和对艺术、文学等专门史家所得结果的概述——的习惯依然持续着。一部“法国史”将不被认为是完整的，如果它不包含论法国的艺术、文学、风俗等历史的章节。然而在法国，通史并非是对各种特殊演化的概要性说明，而是对那些完全支配特殊演化的一般事实的研究。各种特殊演化是间接地依据专家们的著作来进行描述的，只有在一部科学的“历史”中才是适得其所。
(14) 难以想象在疏忽和笨拙的普及者们的手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和最稳固确立起来的现代批判结论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知道很可能会变成怎么样的人，是那些有机会读到历史考试应试者们临时拼凑的“作品”的人；低劣普及工作的普通缺点，有时候在历史考试中会被推至一种荒谬的程度。
(15) 参阅前文，p．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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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埃福罗斯（公元前405—公元前330），希腊历史学家，以泛希腊思想写就《希腊史》，把希腊城邦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
[2] 梅泽雷（1610—1683），法国历史学家，著有《法兰西史》。
[3] 攸西比乌斯（263—339），教会史学之父；奥罗修斯（Orosius，约380—420），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历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的弟子，著有《反世俗的历史》7卷。
[4] 此处的“哲学家们”特指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
[5] 阿典奈斯，希腊修辞学家、文法家，住在埃及；奥拉斯·格利乌斯（117—180），公元2世纪的拉丁语法权威。
[6] 巴郎特（1782—1866），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报告文学方式描述历史事件的主要倡导者。
[7] 巴泰勒米院长（1716—1795），法国古钱币学家；梅里美（1803—1870），法国作家、历史学家，1834年被任命为历史文物总督察官；埃贝斯（1837—1898），德国埃及学家和小说家。
[8] 德佐布里（1798—1871），法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小说家。
[9] 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著有《自然史》（36卷）。
[10] 麦考莱（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
[11] 《百科全书实编》（Realencyclopædie），即历时90年始告完成（1890—1980）的《保利古典考古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clopæ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一般简称RE，又称为Pauly—Wissowa（简称P—W）。
[12] 舍曼（1793—1879），德国古代语文学家和古代史学家；马夸特（1812—1882），德国历史学家和罗马古物学家；吉尔伯特，德国古典学家，著有Manual of Greek Constitutional Antiquities ；克伦巴赫尔（1856—1909），德国拜占庭文化史家；哈纳克（1851—1930），德国神学家和教会史家。
[13] 翁肯（1835—1905），德国历史学家，以历史为民族政治教育手段，著有《雅典与希腊》，从1879年起，组织编写《翁肯丛书》，每卷由一位公认的该科权威撰写，至1893年完成45卷。
结论
Ⅰ．历史仅仅是文献的利用。但文献是存留着还是亡佚了，这是一个偶然性问题。因而，居主导地位的那部分文献，在历史建构中，是偶然地起作用的。
现存文献，即使有些是未知的，其总数亦是既定的；尽管今天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存文献仍在不断地减少；现存文献数量将绝不会再增加。历史，只有一定储量的文献可由其支配；这种特殊境遇限定了历史科学的可能进步。当所有的文献都是已知的，且通过各项工作已经使得它们适于使用了的时候，批判之学的工作将完成。就古代某些时期而言，由于那时的文献是稀见的，则我们能够看到在一两代内，批判工作将适时止步了。那时，历史学家们将不得不越来越转向现代诸时期，以便摆脱文献匮乏的困境。因而，历史将无法完成那激发了19世纪浪漫派强烈的历史研究热情的梦想：因为历史无法刺破社会起源的迷障；而且，因为缺少文献，人类演化的始端将永远是晦暗不明的。
历史与其他科学不同，历史学家并非通过亲自观察来搜集历史所必需的材料。历史学家以事实为基础来进行工作，关于那些事实的知识是由先前的观察者们传授的。在历史中，知识不是像在其他科学中那样通过直接方法获得，而是间接获得的。正如前文所述，历史不是一门观察科学，而是一门推理科学。
要使用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所观察到的事实，必须对它们加以批判，批判是通过类比进行的一系列推理。批判所提供的事实是孤立的和散落的；要把这些事实组织进某种结构中，必须根据它们与今日事实的类同之处来进行想象并分类，这也是一项靠使用类比才可进行的工作。这种必要性迫使历史采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若要通过类比形成历史观点，历史就必须始终把特殊情况的知识与一般情况的理解结合起来。在特殊情况下，过去的事实发生着；在一般情况下，人类的事实发生着。历史批判的方法就是拟制出关于过去某时代事实的各种专用列表，并且把各组基于当今研究的问题应用于那些列表。
要从文献核查过渡到关于过去事实及演化的知识，必须进行的工作是繁多的。因而，有必要在历史学中进行分工和组织化。一方面，那些专攻文献搜检、修复和初步分类的专家们，必须通力合作，以便批判之学的预备性工作一有可能，就可在分工明确、劳力节约的绝佳条件下被完成。另一方面，进行了部分综合工作（专著）的作者们，若是想让自己的工作被用作更具综合性的综合工作的素材，则他们应该彼此都以同一种方法来进行工作，以便每个人的结论都可被其他人使用，而无须再进行初阶研究。最终，人们会发现：为了把部分综合工作科学地整合入综合性的历史建构作品中，有经验的研究者们都放弃了个人的研究而把他们的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那些部分综合工作。如果上述工作最终澄清并确定了关于社会演化之本质与原因的结论，那么一种真正科学的“历史哲学”将被创造出来，历史学家们也许会承认这种历史哲学是一门合法的、最高层次的历史科学。
感谢劳力组织化，可以想象某一天终会到来：那时，所有存在着的文献都将被发现、校勘、罗列，所有线索没有被毁的事实都将被确立起来。当那一天到来时，历史将被确立起来，但它并非固定不变：随着对现存社会的直接研究变得更科学，并且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及其演化，历史将不断被逐步修改；这是因为关于社会事实的本质、原因和相对重要性的新观念——它们肯定会被获得——将不断地改变着我们关于过去社会及事件如何形成的观念。 (1)
Ⅱ．设想历史为生活行为提供有着实践功效的信息（历史为人生导师）， [1] 并且给出了直接有益于个人和民族的教训，这是一种老掉牙的幻想。就可被直接应用的“历史教训”而言，在两个不同的时刻所进行的人类活动情形是极少完全类似的。但是，反过来说“历史的区别性特征是其对任何事情都毫无益处”， (2) 这也是一种错误。历史有一种间接的功效。
历史解释了现今事物状态的源始情况，由之我们得以能够理解现在。在此，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并没有对所有时代给予同等的兴趣；实际上在今天，远古时代的踪迹是再也看不见了；比方说，为了解释当代英国的政治制度，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贤人会议（Witangemot）进行研究是毫无价值的，但对18世纪和19世纪诸事件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各个文明社会的演化，在最近100年里，被加速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至于对于理解当前形式的文明社会来说，这几百年的历史比此前10个世纪的历史要重要得多。作为对现在情况的一种解释，历史差不多可简化为关于当今时代的研究。
政治和社会科学仍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为了它们学科的完整性，历史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社会现象（静态中）的直接观察不是这些科学的充足基础——必须加上对社会现象在时间中的发展的研究，换言之，社会现象的历史。 (3)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论及人的科学（语言学、法律、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等等）在本世纪都采取了历史科学的形式。
但是，历史的首要优点是作为一种智识文化的工具；历史以好几种方式来实现这项功能。首先，历史研究方法的实践——其原则在本书中已概述——是十分有利于心灵健康的，它治好了轻信的毛病。其次，历史通过向我们展示不胜繁多的不同社会，使我们做好了理解并容忍各种习俗的准备；并且通过向我们表明社会常常被改变着，使得我们谙熟了社会形式的各种变化，并且医治了我们对变化的某种病态恐惧。最后，对过去各种演化的沉思，不仅使我们能够理解习惯改变和世代更迭是如何造成人类变迁的，而且使我们不会盲目地把生物学类比（选择、生存斗争、遗传习性等等）应用于对社会演化的解释。社会演化并非是和动物演化一样的同类原因造成的。
注释
(1) 上文，我们已经说到了主观性因素。主观性因素不可能被从历史建构中排除出去，而这被人们误解为是在否认历史具有科学性：比如，这种主观性因素使得佩居谢（G．Flaubert，Bouvard et Pécuchet ，p．157）、西尔维斯特·波纳尔［Sylvestre Bonnard］（A．France，Le crime de Silvestre Bonnard ，p．310）犯难，而且它令浮士德说：
过去时代对于我们（Die Zeiten der Vergangenheit），
是七重封印的书简（Sind uns ein Buch mit sieben Sigeln）。
你说的时代精神（Was ihr den Geist der Zeiten heisst），
其实只是学者们本身的精神（Das ist im Grund der Herren eigner Geist），
时代在其中得到反映（In dem die Zeiten sich bespiegeln）。
（“过去的时代对我们来说是一本七重封印的书。你所谓的时代精神实际上是你自己的精神，而时代映照于其间。”——Goethe，Faust ，Ⅰ．3．）
(2) 一句被德·拉·布朗谢尔先生（M．de la Blanchère）（Revue Critique ，1895，Ⅰ．p．176）归之于某位“巴黎大学教授”的话。其他人已经就这一主题高谈阔论道：历史知识是有害的和无效的。参阅F．Nietzsche，Unzeitgemässe Betrachtungen ，Ⅱ．Nutzen und Nachth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 ，Leipzig，1874，8vo。
(3) 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彼此相互依赖；通过始终不断地相互交换服务，它们齐头并进。为了历史可表现事实并根据文献来进行推理，社会科学提供了历史所必需的关于现在的知识。历史则给予了理解现在所必要的有关演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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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出西塞罗的《论演说家》（De Oratore）。
增补一 法国中等历史教育
Ⅰ．历史教育是新添加到中等教育中的。从前，历史被教授给国王和显贵的儿子们。根据古代传统，这是为了使他们对统御之术能有所准备，因而历史是一门为未来国家统治者们准备的神圣的科学、一门适于君主而非国民们的科学。自16世纪以来建立的中学——无论教会的或世俗的，天主教的或新教的——都没有允许历史进入到它们的研习计划中，或者只承认历史是古代语言研究的一个附件。这是法国耶稣会士们（Jesuits）的传统；其为拿破仑治下大学所采纳。
只有在19世纪，在舆论的压力下历史方被引入到中等教育中；尽管它在法国比在英国（乃至德国）处境要好些，但它依然是一门副科，既不被（如哲学那般）在特殊班级中讲授，也并非总是有着某位专家教授来授课，而且还被认为考试价值极低。
历史教育，长久以来已经深受它被引入时的那种方式的影响。这门学科，政府强令由受过文学研究专门训练的教师来教授，在基于形式研究的古典教育体系中没有任何适合它的位置，而且它与关于社会现象的知识毫无瓜葛。历史被教授，因为它是被教程所规定了的；但这种教程——历史教育的唯一动机和指南——始终是一个偶然，而且随着教程制定者的各种偏好乃至个人研究而变化。历史成为了社会常规的一部分；据说，有许多“不可不知的”名字和事实；但是，那些不可不知的事情是变化极大的，从墨洛温王朝历代国王的名字和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的历次战役，到萨利克法典和圣文森特·德·保罗（Saint Vincent de Paul）的作品。
那些仓促上阵的教师们，为了贯彻这一教程，不得不临时现教历史，但他们对于进行历史教育的原因，或者历史教育在一般教育中的地位，或者教授历史所必需的技术方法，却毫无清晰的观念。当某位历史教师不得不把构成历史教育题材的全部事实都教给学生们的时候，他会发现历史教育缺少传统、教学培训、甚至辅助技术，他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印刷术之前的时代，并且还采用了中世纪的做法。他会配备一本笔记本，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下要被教授的事实列表，接着他会把有关事实读给学生听，有时候还会假装是即兴发挥；这就是“课（lesson）”，历史教育的基石。教程规定好的整个系列的课，构成“课程”。学生们被期待着写下所听到的（这被称作“记述”），并且以所听到的来写一篇书面报告（这就是编述）。但是，由于学生们没有被教导如何去记述，则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满足于根据教师的口述，快速写出一份粗略的草稿。然后回到家中，他们会以某种编述的形式抄录草稿，根本不去努力把握他们所听闻或者所转录之事实的意义。对于这种机械劳动，最热心的人还会添加上抄自书本的摘录，一般来说这样的摘录也是没有多少反思的。
为了让所认定的基本事实进入到学生们的头脑中，教师习惯于简短概述每一课，即“总结”或“摘要”。他公开地口授总结或摘要，使之可被学生们牢记于心。由之，有两种书面练习几乎占据了上课学生们的整个时间，一种是公开地听写（总结），另一种是私下地笔录（编述）。
用来检查学生们学习的唯一手段，是让他们逐字地重复总结，并且就编述内容提问他们。换言之，让他们大致地复述教师的话。有两种口头练习，一种是公开背诵，另一种是私下背诵。
确实，学生们会得到一本书，即《历史概要》（Précis d'histoire ） (1) ，但是这本书和教师的课程是同一形式的，不可充作口头教育的基础。这本书只是复述教师的课程，通常复述得还很糟糕，因为它不被学生们所理解。这类教科书的作者， (2) 采用了传统的“删节本”方法，即通过省略掉事实的所有特征性细节并以最一般的——且由之含糊的——表达方式来总结事实，力图聚集起最大可能数目的事实来。在这种初级著作中，没有留下任何东西，除了残留下以某种统一公式连在一起的专名和日期；历史则表现为一系列的战争、条约、改革、革命，所不同的仅仅是民族、君主和战役场地的名称，以及所给年份的数字。 (3)
直到第二帝国结束，在所有法国院校中——既包括世俗的也包括教会的——历史教育都是如此。有少数历史教师例外，他们因极为少见而颇具价值。这是因为那时候，一名历史教师需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进取心才能超越编述和总结的陈规。
Ⅱ．近来，那场始于教育部和大学各院系的普通教育改革运动，最终波及至了中等教育。在帝国统治时期，历史教师们的教学是被迫处于令人憎恶的监管之下；但现在他们被解放了。而且他们抓住了试验新方法的机会。一套历史教学体系已经被设计出来。在《中等教育杂志》（Revue de l'enseignement secondaire ）和《大学杂志》（Revue universitaire ）上，蒙教育部许可，教育学会关于中等教育诸问题的历次研讨已经约略涉及这套历史教学体系。在附于1890年教程的指导细则中，这套体系获得了官方认可；而拉维斯先生所著历史学报告，则成了保护那些反传统斗争中赞同改革的教师们的宪章。 (4)
历史教育，无疑将自这场有组织的革新中获得新生，并且配备上一套理性的教学技术体系，例如被古老的语言学、文学和哲学等教育分支所拥有的那种。但是，人们会预计到，这场改革将比高等教育改革要更缓慢些。因为教学人员是非常多的，要花较长的时间来培训或更新；学生们的热情和才能都是较低的；反对各种新方法的父母们，通常都有着一种教员们所不知道的惯性力量；中学毕业会考，这所有改革的一般性障碍，对历史教育有着特别有害的影响，它把历史教育简化成了一套问答。
Ⅲ．不过，现在差不多可以指出法国历史教育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并且指明为引入某种理性技术体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在此，我们将努力在一张井然有序的列表中阐明这些问题。
（1）一般构成。历史教育的主旨是什么？对于学生培养，它能提供什么益处？它能对学生的行为造成什么影响？它应该使学生去理解什么事实？相应地，指导主题与方法选择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原则？这种教育应该遍及各年级整个学期么，或者它应该集中于某个特殊年级么？它应该被给予1小时或2小时的课时么？历史应该被分成若干段——就像在德国一样——以便学生在其学习的不同阶段可多次复习同一主题么？或者，像在法国那样，历史从一开始就应该被以一种单线连续课程的方式详述么？教师应该讲授完整的课程，或者他应该选授少量问题而让学生去独自研究其他问题么？他应该详尽地口述事实，或者他应该要求学生首先从书中了解相关事实，然后他在上课时进行一系列的诠释么？
（2）主题选择。本国史和外国史应该按什么比例来讲授？古代史和当代史呢？专门史（艺术、宗教、风俗、经济）和普遍史呢？各种制度、习俗与事件呢？物质习惯、智识史、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的演化分别为何比例？关于特殊事变、传记、戏剧性插曲的研究与诸事件的相互关系、一般演化之间，比例为何？什么时候该讲授专名和日期呢？若希望有机会促发批判精神，我们应该使用种种传说么？或者我们应该避开传说？
（3）次序。各种主题应该被以何种次序来论述？历史教育应该始于最古老的时代和有着最古老文明的国家，以便可按着编年次序和演化次序来讲授么？或者，它应该始于最接近我们的时代和国家，从而可从知之甚详的事实进展到知之不详的事实么？在解说每一时代时，编年的、地理的或逻辑的次序应该被遵循么？教师应该从描述情境还是从叙述事件开始呢？
（4）教育方法。应该首先告诉学生通式还是特殊意象？教师应该首先陈述各种公式，还是应该要求学生自己去搜寻它们？公式应该牢记在心么？何种情况下要牢记公式？各种历史事实的意象，在学生的心灵中该如何被产生出来呢？图版会有什么用处？复制件和复原品有什么用呢？虚拟场景有什么用呢？叙述和描述会有什么用处？不同作者的文本有什么用呢？历史小说有什么用呢？引用语句和公式，应该达至什么程度呢？各种事实是如何被固定下来的？编年列表会有什么用处？同时性列表有什么用呢？地理略图有什么用呢？统计表和图解有什么用呢？使事件及风俗的特点易于理解的方法是什么？理解行为动机的方法是什么呢？理解风俗状况的方法是什么呢？某事件的各段情节，是如何被选择的？某种风俗的诸多例证又该如何选择呢？各种事实的相互联系和演化过程，怎样才可理解？进行比较会带来什么益处？该使用何种语言风格？具体的、抽象的和技术的术语，该在何种程度上被使用？该如何去核实学生是否理解了这些术语并消化了那些事实呢？能否安排各种练习，以便学生有机会进行原创性事实研究工作？学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研究工具？考虑到要给予学生进行原创性工作的实践机会，教科书该如何被编纂呢？
为了陈述并证明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正当的，一篇专题论文是不过分的。 (5) 但此处，我们将只指出一般原则。基于那些原则，一份尚可容忍的协议现在似乎已经在法国达成。
我们不再向历史寻求道德教训，也不寻求行动的良善范例，更不寻求戏剧性的或栩栩如生的场景。我们明白，对所有这些目的而言，传说将会比历史更可取，因为传说呈现出一连串与我们的正义观念更一致的原因和结果，有着更完美的英雄人物，更美好和更动人的场景。我们也不谋求像德国人那样把历史用于促发爱国主义和忠诚；我们觉得，不同的人依据他们的国家或党派而从同一门科学中得出相反的结论，这将是不合逻辑的；而且那样做会诱使每个人都随其喜好去损害历史，抑或改变历史。我们认为，每门科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本性，而且我们从历史中仅仅探求真相，此外别无他求。 (6)
对于所有那些教授历史的人来说，历史的教育功能也许依然不是清晰明白的。但是，所有那些反思了的人，都一致赞同把历史视作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文化工具。对过去各个社会的研究——借助于实际例证——使学生们理解了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这种研究也使学生们熟悉了各种主要社会现象和不同类别的习俗，以及它们的多样性和它们的相似处。对事件和演化的研究，使学生们熟识了人类事务经历着连续变迁的观念，并确保学生们不会无理性地畏惧社会的变化；这种研究也纠正着学生们的进步观念。所有这些历史教育的成果，使得学生们在公共生活中游刃有余；因而，历史实为民主社会中一门必不可少的教育分支。
由之，历史教育的指导性原则，将是探寻那些最适于展现各种社会现象并理解其演化的主题和方法。在许可一桩事实进入到教育计划中之前，应该首先问它能实现何种教育影响；其次，是否有足够的可使学生察看并理解它的手段。教育意义较低的事实，或者太复杂而难以理解的事实，或者我们没有足够的细节来使之可理解的事实，所有这样的事实都应该被抛弃。
Ⅳ．要使理性的教育成为一种现实，仅仅提出一种历史教育理论是不够的。必须更新物质辅助设备和方法。
历史必须包括有关大量事实的知识。历史教师没有任何资源，除了他的声音、一块黑板、比编年表好不了多少的各种摘要，他处在与一个没有文本或词典的拉丁语教师几乎一样的处境。历史专业学生需要一份历史事实目录，就像拉丁语专业学生需要一份拉丁词汇表一样；历史专业学生需要事实汇编，但学校的教科书绝大多数是语词汇编。
有两种表达事实的手段，即图版和书籍。图版展示着物质对象和外在情况。其主要用于物质文明研究。自从德国首度尝试交给学生一套以供历史教育目的的图版汇编以来，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法国，同样的需求催生出了《历史图集》（Album historique ），这是在拉维斯先生的指导下出版的。
书籍是首要的工具。它应该包括形成心智表象所必须的全部特征，那些表象涉及到所研究的事件、动机、习俗、制度；它将主要是叙述和描述，也许会附着以独有名言和公式。长久以来，人们竭力从古代作家们那里选取摘录来编纂这类书籍；这类书籍以文本汇编的形式问世。 (7) 经验似乎表明那种做法必须被遗弃；尽管这类书籍有着科学的外貌，而且还是真的，但它们是难以被孩子们理解的。最好用当代语言向孩子们陈说。本着这种精神，依据1890年指导细则， (8) 《历史读本》（Historical Readings ）丛书被编纂出版了，其中最重要的读本是由阿歇特（Hachette）公司出版的。
然而，学生们的研究方法表明历史教育依然是进展迟缓的。在绝大多数教授历史课的年级中，各种仅仅训练学生们感受力的方法仍旧盛行着：系列讲座、总结、阅读、提问、编述、复制地图。这好比一位拉丁语学生仅仅是复述语法课文和作家们的摘录，却始终不会翻译或比较。
历史教育若想让人觉得满意，必须抛弃掉所有那些被动的方法；若是做不到，那么至少应该增补新方法，换言之，应该通过种种训练来唤起学生的积极性。有些这样的训练已经在被试用了，另一些可被设计出来。 (9) 学生们通过那种训练将可着手去分析各种图版、叙述和描述，从而领悟到有关事实的特性：比如，简短的书面分析或口头分析将可确定学生是否掌握并理解了事实，这也是一个教导养成只使用精确术语之习性的好机会。或者学生会被要求绘制一张图样、一张地理略图、一张同时性列表。学生也会被要求绘制不同社会的比较列表，不同事实之间相互关系的说明表。
要给学生提供进行这些训练的材料，一本书是需要的。因而，方法的革新与研究工具的革新是相关联的。随着教师们和公众更清晰地认识到历史教育在社会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两种革新将稳步前进。
注释
(1) 这同样的制度，已经在德语国家中以Leitfaden （指南）的名义被采纳了。在英语国家中，则以教科书的名义。
(2) 我们必须把米什莱的《现代历史概要》（Précis d'histoire moderne ）作为例外。并且公正地承认杜罗伊（Duruy）在其所编课本中——甚至在第一版中——都竭力使他的叙述既令人感兴趣又富有教育意义，他的努力常常是成功的。
(3) 对这一方法的批判，参见上文p．265。
(4) 最完整的——也可能是最精确的——对历次改革后中等历史教育状况的说明是一位西班牙人作出的，即R．Altamira，La Enseñanza de la historia ，2nd edition，Madrid，1895，8vo。
(5) 在索邦的一次系列讲座中，我已尽力做了部分工作。——［Ch．S．］
(6) 然而值得注意地是，向参加1897年7月新式中学毕业会考的考生们所提出的问题“历史教育起着什么作用？”80％考生有的回答是因为他们相信它，有的回答是因为他们认为它令人愉悦，“促发了爱国主义。”——［C．V．L．］
(7) 这正是在德国以源流（Quellenbuch ）的名义所炮制的。
(8) 这同样的教育理论将可在我的《叙述的与描述的古代东方民族史》（Histoire narrative et descriptive des anciens peoples de l'Orient ）前言中发现，那是一部供教授们使用的增补之作，Paris，1890，8vo。——［Ch．S］
(9) 我已经在《大学杂志》（1896，vol．i）上论述过这个问题。——［Ch．S］
增补二 法国高等历史教育
最近30年里，我们法国的高等历史教育出现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这一过程，理所当然地是渐进的，而且是由一系列轻微修正构成的。但是，尽管在变革的各阶段中都可观察到一种理性的连续性，但绝大多数这些变化措施在最近这些年里，并非没让公众大吃一惊，甚至是触怒他们。赞同改革的舆论呼声已经出现，但舆论多少惊讶于变革的诉求如此频繁。也许，在此再次指出我们正目睹着的这场运动的普遍重要意义和内在逻辑，是并非多余的。
Ⅰ．在第二帝国末期，法国的历史科学高等教育按照某种毫无连贯性的体系被建立起来了。 (1)
法兰西学院、各文学院（Faculties of Letters ）、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和文献学校等“专科学校”，设立有各种不同制度、不同类别的历史教席。
法兰西学院是旧制度的孑余。它始创于16世纪。与学院派的索邦相反，法兰西学院是新科学的庇护所，享有着维护历史上各种高度推测性研究、自由探究精神和纯粹科学兴趣的显赫特权。不幸的是，在历史科学领域中，法兰西学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听任它的传统消亡了。在这所著名机构中教授历史的伟人们（例如J．米什莱），既不是技术专家，也不是学问家——就学问一词本来意义而言。被伟人们的口才折服了的听众，并不是历史专业的学生。
拿破仑时代的一位立法委员建立起了一套体系，各文学院属于该体系的一部分。这位立法委员，在创制各类学院时，根本不抱有鼓励科学研究的想法。他对科学没有强烈的爱恋。法学院、医学院等等，被他设定为向社会提供其所需的律师、医生等人才的职业学校。但是，5所学院中有3所，从一开始就无法履行分派给它们的任务。相反，另2所（法学院和医学院）却成功地履行着它们的职责。天主教神学院（Faculties of Catholic Theology）不培养社会所需的教士，因为国家主张教士们的教育应在各教区神学院（diocesan seminaries）中进行。各理学院和文学院也不培养社会所需的中等教育教师、工程师等等，因为它们在此遇到了早先创设的“专科学校”——师范学校、理工学校（École polytechnique）——的成功竞争。天主教神学院、理学院和文学院因此不得不以其他活动方式来证明它们的存在是正当的。特别要指出的是，文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们没法担负起教育那些必定会到高中（lycées）去教授历史的年轻人的任务。这些教授们还发现，若是没有了专业学生，他们自己的处境就与那些在法兰西学院担负历史教育任务的人颇为类似。而且，他们通常也不是什么技术专家。半个世纪以来，在面向多为有闲人士的听众们讲演时（尽管多被辱骂），他们坚持从事高层次的普及工作。听众们是被他们用词的力度、文雅和欢愉风格所吸引的。
为中等教育培养未来教师的工作，是专门由高等师范学校进行的。在当今时代，公认的准则是：对一个人而言，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教师，他必须掌握（且是十分详尽地掌握）他会被责令教授的科目。这条准则一方面是肯定有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又是不完善的，因为有一种不同的、更高阶的知识与常规的“学校教授的”知识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在高等师范学校中，绝不会出现任何关于那种高阶知识的问题，相反，根据流行理论，中等教育的准备工作只须传授常规知识就完成了。然而，由于师范学校总是招生极佳的，则这套正时兴的体系没有妨碍它在其历年招录的学生中选拔出那些第一流的人才，那些人有的成为教授、思想家或作家，甚至有的成为了批判学家。但是，必须认识到：无须感谢这套体制，那些人是自学成才的。他们独自取得成功，是在学生时代之后——而非在学生时代——并且主要是在法兰西雅典学院（French School at Athens）待了一段时间。在法兰西雅典学院，他们有了与他们在乌尔姆路（Rued'Ulm） [1] 无缘得观的文献作有益接触的便利条件。“师范学校所培养的几代教师不会利用文献”，人们说，“这不是很奇怪吗？……简单地说，从前，历史专业的学生们，当离开学校的时候，却没有打算去教授他们仓促学得的历史，或者去研究不同的问题”。 (2)
至于复辟时代创立的文献学校，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所与别的学校相似的专科学校，理论上旨在培训那些实用型工作人员，即档案保管员和图书馆学家们。职业教育早就被细分至了极窄的范围，然而文献学校却被按一种极具原创性的计划建立起来。文献学校计划为那些意图研究中世纪法国史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合理的、完整的学徒期。文献学校的学生们没有上过任何“中世纪史”课程，但是他们学到了解决尚待研究的中世纪史问题所必需的全部东西。唯有在这里，因为这种偶然的不同，历史研究的预备性及辅助性学科被系统教授。我们已在别处评述过了这种情况的影响。 (3)
这正是到了第二帝国末期，一场生机勃勃的改革运动来临时的情况。当时，一些年轻的法国人参访了德国；他们被德国大学体制对拿破仑时代的学院及专科学校体制的优势震惊了。法国以其有缺憾的组织形态确实造就了众多人物和众多著作，但是它现在开始强调“在各项事业中，可能性最小的那部分应该留给偶然性来处理”，而且“当某个机构打算培养历史教师们和历史学家们的时候，它应该以各种手段来培养他们，以使他们成为它所希望的”。
公共教育部部长V．杜罗伊先生，支持那些复兴高等研究的倡导者们。但是，他不认为改造、合并或者取缔现存的各家机构——法兰西学院、各文学院、高等师范学校、文献学校——就是行之有效的。那些机构提供了许多服务，并且许多与它们有关或曾经有关的名人们给它们带来了诸多荣耀，因此它们全都被神圣化了。杜罗伊先生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他只是作了增补。通过创建“高等实践研究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他为现存机构增设了一座多少有些异质性的大厦。高等实践研究院于1868年在索邦建立。
高等实践研究院（历史与语文学部），那些创立它的人打算以之来帮助年轻人进行具有某种科学品性的研究。该院并不打算屈从于那些职业兴趣，而且在这里也没有任何普及性工作。学生们到这里不是来学习科学所得的结果，而是本着让化学系学生去实验室的同样目的，来学习可获得新结论的专门方法。因而，新机构的精神与法兰西学院的原初传统是有些类似的。高等实践研究院力图把长久以来在文献学校所教授的研究中世纪法国史这一有限领域的各种方法，在这里应用于所有的普遍史及语文学分支。
Ⅱ．只要各文学院满意于它们的现状（换言之，没有学生），而且只要它们的雄心没有超出其传统功能（继续开设公立讲座、授予学位），法国历史科学高等教育的组织形态将依然是我们上文所描述的那种情况。但当各文学院开始寻求一种证明它们存在的新理由，并探索新功能的时候，变化就是无可避免了。
此处，无须解释各文学院为什么是且是如何日渐希望更积极地——更确切地说，在其他方面比过去要更积极地——为历史科学之进步而工作的。V．杜罗伊先生，在索邦的高等研究院落成典礼上，宣告这株生机勃勃的幼树将迸裂古老的基石；而且毫无疑问地，高等研究院富有成效的活动情况，大大有助于唤醒各学院的良知。此外，政府还慷慨地增加了各学院的人员，为他们建筑了多所邸宅，并且大方地给予他们研究所需的材料，这把新的责任赋予了这些享有特权的机构。
自从各文学院开始自我改革以来大约有25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它们的进步变革已经引起了法国历史科学高等教育整体结构的变化。而在那之前，那一整体结构是不可动摇的，甚至1868年天才的增补都不行。
Ⅲ．各学院首先关心的是给本学院提供学生。当然，这不是主要的问题，因为高等师范学校（该校每年从成百上千的报考人中挑选招收20名学生）已不能满足中等教育从业教师招聘需求。现在，中等教育需要大量的教师。除了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外，还有许多年轻人等待着获得教师从业资格所需的学位，但那些年轻人进不了高师，得另寻出路。这肯定会为各学院提供许多学生。同时，为了吸引大批有兴趣的年轻人到各学院去——倘若各学院为学生们准备好了开业证书（licentiate）的话——各种军事法规把十分重要的豁免权与文学士头衔连在一起。最后，到法国来完成他们科学教育的外国人（在高等研究院中人数颇多）和直至那一时代都吃惊于在各学院中毫无获益之机会的外国人，一旦他们发现在各学院中有那么些类似于他们通常在德国大学中所看到的东西，以及那种他们所需要的教育，他们就肯定会前往那些学院。
绝大多数学生在考入各学院之前，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得花费好几年的时间；但是，在各学院招收到学生之后，学生希望摆在他们面前的真正问题能得以解决。
各文学院中绝大多数学生，原本就是学位、开业证书和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候选人，他们进入到各学院中，都有着那种为开业证书和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做准备”的公开意图。各学院不能回避那种帮助他们做好这种“准备”的职责。但是，20年前，考试依然被认为要符合古代规制。开业证书是一份高级中等研究的证明，一种“高级学士学位”；至于历史与地理类的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它成为真正的教师资格证书），候选人被要求能够证明他们“对于其将受托教授的科目，有着非常良好的知识”。因此，一种危险出现了：各学院担心教学必须得像高等师范学校一样，为开业证书考试和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做好准备，但环境的力量却迫使各学院不得不变得和高师一样。注意，师范学校和各学院的学生们在为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进行竞争的时候，某种好胜心必定会在他们中出现。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程序不变，则这种好胜心看来极有可能会造成如下结果：竞争中的教师和学生们，越来越多地致力于那同样缺乏高贵性和真正功用的学校功课，而非某种科学的研究。
这种危险是很严重的。它从一开始就被那些目光敏锐的学院改革倡导者们——A．杜蒙（A．Dumont）、L．利亚尔、E．拉维斯等先生——认识到了。拉维斯先生在1884年写道：“主张学院把考试准备工作作为它们的首要目标，将会是以训练代替科学的教化。这是许多杰出人士对革新派们所表示的严重不满……革新派们则答道，他们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新方案的缺陷，但是他们确信考试体制的修正将紧随着高等教育改革而来；那时，在科学工作和考试准备工作之间，一种和谐将被发现；由之，他们的反对者们对他们的唯一不满将消失殆尽。”客观地说，这位最重要的改革捍卫者始终在毫不厌烦地强调着那种弱点。考试问题一直被认为是法国高等教育组织问题的重点，若要完全搞清楚这一问题，唯一有必要做的就是浏览题为“教育与考试（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考试与研究（Examinations and Study）”、“研究与考试（Study and Examinations）”等演说与文章。拉维斯先生已经把那些演说和文章搜集在了他的3卷本著作中，该系列著作从1885年起在5年时间里陆续出版，分别是：《国家教育问题》（Questions d'enseignement national ），《研究与学生》（Études et étudiants ），《论我们的学校》（A propos de nos écoles ）。
因而，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考试改革问题（开业证书、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博士学位）已经被列在了议事日程上。1884年它就被列上了；1897年它依然在。不过，在这段时间内，在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向上发生了看得见的进步，现在，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指日可待了。
Ⅳ．旧式的考试制度要求学位候选人证明他们接受了优秀的中等教育。这种制度迫使那些候选人——即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学生们——进行那些他们在高中时就早已饱尝过的同样的训练，因而这种制度很容易就被攻讦。这种制度防卫无力，现在已经被废除了。
但是，它是如何被取代呢？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它没有被一口气解决掉，这令人有些诧异吗？
首先，对如下初步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是很重要的，即：什么样的能力与知识是学生们必须予以证明的？是一般知识吗？是进行原创性研究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如在文献学校和高等研究院中所学到的）吗？还是教学能力？人们逐渐认识到：考虑到学生要进入的候选类别是范围极广、类别多样的，则必须有所区别。
从开业证书候选人来看，要求他们给出一般良好教养的证据，这就够了。同时，如果他们希望的话，允许他们展示其本人对原创性研究的趣味及经验。
从已经获得开业证书的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教师资格证书）候选人来看，这将要求：（1）有正式的凭据可证明他们凭经验知道研究历史问题是在做什么，而且他们要有进行那些研究所必须的专门知识。（2）证明教学能力的证据，这种能力是本类别人士所必须有的职业技能。
非任何类别候选人的学生们和仅寻求获得科学入门知识的学生们，将只被要求证明他们从其所受的指导和建议中获得了益处。前一类学生是那种既非开业证书候选人亦非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候选人的学生，后一类学生在旧式规程中没有被考虑到。
这些原则确定下来，就已是实现了一大进步。因为众所周知，程序调控着研究。靠着这种程序的权威性，在学院中历史研究现在将有着人人期望其拥有的三重特性。一般教养将仍被尊重。批判与研究方面的专门训练将有其合法的地位。最后，教学法（理论的和实践的）将不被忽视。
当试图确定在每个领域中最好的——换言之，最具决定性的——考试为何的时候，困难出现了。对这一主题，看法有所分歧。尽管现在没有任何人再去争论那些原则了，但迄今为止，各种被尝试或建议的应用方式仍没有得到毫无异议的赞同。开业证书的组织体制已经被修订了三次；与历史类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相关的条例被改革或修正了五次。而且，这还没有完。新的简化方案势在必行。但是，如果确实如我们所相信的，考试制度是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而且在连续地经过了所有这些变化之后，并没有出现任何明显退步，那么考试制度的不稳定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这种不稳定性，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听闻到怨言了。 (4)
此处无需详细解释实行过的各种不同的短命制度。我们已经在别处找机会批判过它们了。 (5) 现在，我们最反对的制度已经被废止了，重燃昔日论战之火又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而言，我们甚至都不该提及当前体制中似乎仍可改进的地方。因为有理由希望当前体制不久将会被修改，并且是以一种令人非常满意的方式被修改。在此提及如下情况就够了，即：各学院现在颁授一种新文凭，高等研究文凭（Diplôme d'études supérieures）——所有的学生都有权获得，但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候选人必须得到。这种高等研究文凭，类似于高等研究院的文凭、文献学校的证书（brevet），以及德国大学中的哲学博士学位（doctorate in philosophy）。历史专业的学生在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之后，并已通过了某种考试，就可获颁此文凭。在那种考试中，除了关于历史研究辅助“科学”的问题之外，主要的测试是一篇原创性专著的写作与辩护。今天，每个人都认识到“研究文凭考试将结出丰硕的果实，如果考官们的警戒心和责任心维系着它的固有价值的话”。 (6)
Ⅴ．总结一下，学位准备工作的吸引力为各学院带来了大批的学生。但是，在开业证书和中学及大学教师资格考试等旧式考试制度下，学位准备工作与学院自认应当担负的职责是不合拍的，而且对学院的学生们是没什么用的，对科学也是毫无益处的。因而，尽管有点难度，但这种考试体制还是被坚定地按照历史高等教育应其所定的那种理念进行了革新。结果就是各学院现在列身于推动历史科学积极进步的机构行列。如有必要，最近数年在各学院的支持下问世的著作细目，将是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
这场演化已经得出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果它像它刚开始时那样继续下去，它将收获更多。首先，各学院历史教育的变革推动了高等师范学校进行相应的变革。师范学校授予研究文凭也有两年了；原创性研究、教学训练和一般教化，在师范学校中和在新学院中一样，都被同等程度地加以鼓励。师范学校现在与各学院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它是一所封闭的机构，按照某些周密的方法来招收学生；实际上，它是一所和别的学院差不多的学院，但入选学生数量极少。其次，高等研究院和文献学校，都将于1897年末在革新后的索邦永久安定下来，而且它们仍有着存在的正当理由。因为高等研究院代表着众多专家，但高等研究院现在不会——将来无疑也不会——代表着各学院；而且，就中世纪史有关研究而言，文献学校所给予的集中教育将始终是无与伦比的。此外，高等研究院与文献学校、各学院之间的长期对抗消失了。所有这些机构，不久前尚是大相径庭的，但今后为了进行共同的事业，将本着共同的精神通力合作。这些机构中每一个都保留了它的名字，它的自主权，以及它的传统；但是，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理想的巴黎大学的历史分部，这所历史分部要比1896年法律所批准的那一分部涵盖得更广。属于这所“大”学的文献学校、高等研究院、高等师范学校，以及文学院中进行历史教育的整个机构，现在实际上是众多独立的“研究院（institutes）”。
注释
(1) 关于这一时期法国的高等教育组织和首度改革，参见L．利亚尔先生（M．L．Liard）的杰作，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n France ，Paris，1888—1894，2 vols．8vo。
(2) E．Lavisse，Questions d'enseignement national ，p．12．
(3) 参阅上文，p．55。
(4) Revue historique ，ⅠⅩⅢ．（1897），p．96．
(5) 参阅th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nseignement ，Feb．1893；the Revue universitaire ，June 1892，Oct．and Nov．1894，July 1895；and th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Sept．1894．
(6) Revue historique ，l．c．p．98．在其他地方，我已经阐明了我所满意地陈述的东西。参阅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enseignement ，Nov．1897。——［C．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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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乌尔姆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