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年轻的地主，正如他写给他姑母的信中所说的，制定了管理田庄的行动准则，并且把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都按月、按日、按钟点安排好。星期日用来接待求见的人、家奴和农民，巡视穷苦的农户，经村社大会同意给他们以救济（村社大会每星期日晚上召集一次，决定给谁救济以及如何救济）。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过了一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在管理田庄方面，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来看，都不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手了。
六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日，涅赫柳多夫喝罢咖啡、看完《Maison rustique》[2]的一章，把一本笔记簿和一叠钞票放进薄大衣口袋里，出了他那有圆柱和露台的乡村大宅第（他在其中只占用了楼下的一小间屋子），沿着古老的英国式花园中一些杂草丛生、未经清扫的小径，向着坐落在大道两旁的村子走去。涅赫柳多夫是个身材高大匀称的年轻人，头发浓密、鬈曲，呈深褐色，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脸颊娇嫩，嘴唇红润，上面刚长出一层青春期的茸毛来。他的举动和步态处处显出年轻人的朝气、精力和敦厚自得的神情。农民一群一群令人眼花缭乱地从教堂出来了；身穿节日服装的老翁老妪、少女儿童、抱着奶娃娃的村妇各自回家，看见东家的时候都向他深深地鞠躬，并且避开他绕道走。涅赫柳多夫进村以后，在街心停住脚步，从衣袋里掏出笔记簿，翻开涂满幼稚的笔迹的最后一页，念了几个标有记号的农民的名字。“伊万·丘里谢诺克——要木桩。”他念过这一行字，就走到右边第二间农舍的大门前。
丘里谢诺克的住房状况：四壁半已朽坏，屋角发霉，整个农舍向一边倾斜，而且陷下去很深，以至墙脚的粪堆高齐一扇玻璃已碎、百叶窗也摇摇欲坠的小红框格窗和一个塞着破絮的小窗洞。门坎很脏、门也低矮的穿堂，一间比穿堂更旧更矮的小屋，大门和用篱笆围成的堆房，全都紧贴着正房。这些建筑原先是在一个高低不平的屋顶下面，如今只房檐上还有厚厚的一层霉烂发黑的麦秸，顶上一些地方已露出椽子和板条。院子前方有一眼井，井栏已塌，柱子和辘轳也残缺不全，还有一个被牲口踩得一塌糊涂的脏水洼，鸭子便在那里打扑腾。井边有两株爆竹柳，也已老朽，树干开了裂，枝桠被折断，只剩下寥寥可数的一点灰绿色柳条。这两株爆竹柳说明，曾经有人想美化这个地方，现在一株树下坐着个淡黄色头发的八岁小女孩，她正叫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围着她在地上爬。在两个小女孩身边转来转去的看门狗，一见到老爷，立刻冲到大门口去，在那里发出惊惶的颤抖的吠叫声。
“伊万在家吗？”涅赫柳多夫问。
大的一个女孩听到这句问话似乎呆了，她把眼睛睁得越来越大，却不回答。小的一个则张开了嘴，像是要哭的样子。一个穿一件破破烂烂的方格土布衣、腰里系一根旧的红宽腰带的小老太婆从门里伸出头来，也没有说话。涅赫柳多夫走到穿堂门口，又问了一遍。
“在家，老爷。”小老太婆用颤抖的声音说，同时深深地弯下腰去，似乎不胜惶恐。
涅赫柳多夫向她问了好，然后经过穿堂，走进窄小的院子里。这时候老太婆用手掌托着腮走到门口，目不转睛地望着东家，连连摇头。院里是一片贫困的景象，堆着长久没有清除因而已经发黑的牲口粪，粪堆上胡乱扔着发霉的木头、草叉、两挂耙。院子四周有一圈披屋，一边已经塌下来，因此椽子不是架在支柱上，而是躺在粪堆上；另一边下面放着犁，缺一个轮子的大车，还有一堆空的、不能再用的蜂房。这些披屋几乎都没有顶棚了。丘里谢诺克正用斧子清除被披屋顶压垮的篱笆。伊万·丘里斯[3]是个五十来岁的农民，矮于中等身材；一张晒得黝黑的长长的脸被夹杂着白须的深褐色大胡子和同样颜色的浓发围绕着，好看而又富于表情；一双半睁半闭的深蓝色眼睛聪明而又憨厚得无所挂虑地望着；稀疏的褐色口髭下面露出轮廓十分清晰的端正的小嘴，当他微笑的时候，嘴上便露出一种平静的自信和对周围的一切淡漠而略带几分嘲弄的神情。他的脖子、脸和手上的皮肤挺粗糙，皱纹很深，青筋暴突，肩膀不自然地拱着，两条腿弯成罗圈形。一望便知，他的一生都是在力难胜任的繁重劳作中度过的。他穿一条膝头上打了蓝补丁的白麻布裤子，一件后背和袖子都开了口的肮脏的白麻布衬衣，腰间低低地系着一条带子，带子上挂一把铜钥匙。
“上帝保佑！”东家走进院里来的时候说。
丘里谢诺克回头看了一眼，又干他的活儿去了。他使了一下狠劲，终于把篱笆从披屋顶下面扯出来，这才将斧头斫进木墩子里，整了整腰带，走到院子中央。
“过节好，大人！”他甩着头发深深地弯下腰去说。
“谢谢你啦。我来看看你家里的情况，”涅赫柳多夫带着天真的友爱和羞涩神情说，同时观察着那农民身上的衣服，“让我看看你要木桩子干什么吧，你在村社大会上向我要过。”
“木桩子吗？谁不知道木桩子是干什么用的啊，大人。只要能给我撑着点就行，您自个儿看见了。前两天这个角塌了，多亏上帝保佑，当时牲口不在。全都是要塌要垮的，”丘里斯说着鄙夷地环视他那些没遮拦的歪歪倒倒的披屋，“只要动一动这些横梁竖梁就知道，没有一根顶用的木头。可如今又能上哪儿去弄木料啊？您自个儿知道。”
“既然一边披屋已经塌了，其他的披屋也快塌了，你要五根木桩有什么用呢？你需要的不是木桩，而是横梁、竖梁、柱子，而且都得是新的。”东家说，他显然在炫耀自己懂行。
丘里斯不作声。
“所以你需要木料，而不是木桩，你当初应该这样说。”
“当然需要，可没处找：不能总上东家院里去讨啊！我们庄户人要是养成这种癖性，什么东西都上东家院里去向您大人讨，我们还算什么农民？要是您开恩，东家的打谷场上有些放着没用的橡树梢，”他鞠了一躬，倒换着两只脚说，“要不我拿一点来，能替换的替换，能砍短的砍短，用旧料将就着搭好。”
“用旧料怎么搭？你自己说的，全都不行了，朽了，今天这个角塌下来，明天那个角，后天第三个角；既然要搭，那就重新搭，免得白费力气。照你看，这院里的棚子能熬得过今年冬天不？”
“谁知道啊！”
“照你看呢？会不会塌？”
丘里斯想了一想。
“全都会塌。”他突然说。
“你看看，在村社大会上你这样说就好了，你应该说，你的整个院子都得翻修，而不只是要几根木桩子。我是乐意帮助你的啊……”
“太难为您啦，”丘里斯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不相信的神情，也不看东家一眼，“您只要赏给我四根原木、几根桩子，我自个儿大概就能对付了，不中用的木头还可以拿去撑正房。”
“你的正房也不行了吗？”
“我跟我老伴儿就等着它塌下来压死人呢，”丘里斯淡淡地说，“前些日子天花板上掉下来一块盖板，把我老伴儿砸死了！”
“哪儿砸死了？”
“是砸死了，大人，一下砸在她背上，她就像死人似的一直躺到夜里。”
“后来缓过来了？”
“缓是缓过来了，总病病歪歪的。她像是生来就有病。”
“你怎么样，不舒服吗？”涅赫柳多夫问农妇，她本来一直站在门口，听见丈夫提到她，就立刻呻吟起来。
“就是这儿总出不来气。”她指着她那肮脏的瘪胸脯说。
“唉！”年轻的东家耸耸肩膀懊恼地说，“你不舒服，为什么不到医院去看病？医院就是为此办的啊。没有人通知你们吗？”
“通知了，老爷，可总没工夫：得服劳役，还得干自家的活儿，带孩子——都是我一个人干！我们家只有一个男劳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