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地主显然还想向主人询问什么，他没有从条凳上站起身来，迟疑地看看丘里斯，又看看空空的没有生火的炉灶。
“怎么，你们已经吃过午饭了？”他终于问。
丘里斯的口髭下面出现了讥讽的微笑，似乎是因为东家竟然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而觉得可笑。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吃什么午饭啊，老爷？”农妇长叹一声说，“啃点儿面包，这就是我们的午饭了。今天没工夫去挖野菜，就没东西做汤；克瓦斯倒有，又给孩子们喝了。”
“如今是持空心斋，大人，”丘里斯插进来为妻子解释说，“面包就大葱就是我们农民吃的东西。还得感谢上帝，我有面包，感谢您的大恩，面包够吃到现在，要不我们农民根本连面包也没有。今年哪儿也不长大葱。前两天种菜的米哈伊尔那儿去了人，把葱一个铜板一捆拿走了，我们就买不到葱了。从复活节起我们差不多就没进过教堂，也没钱买蜡烛敬圣尼古拉。”
涅赫柳多夫对他的农民所处的极度贫困状况早就了解，不是凭道听途说，也不是轻信了谁的话，而是实实在在地了解。然而整个现实与他所受的全部教育、他的心理气质和生活方式太不协调了，以至他常常不由自主地忘记生活的真实，每当有人像现在这样叫他痛切地感受到这真实的时候，他的心上便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重和愁苦的感觉，仿佛想起自己犯下了什么无法赎补的罪过而痛苦不堪。
“为什么你们这样穷啊？”他不禁说出了心里的想法。
“我们不穷还能怎么样，老爷？我们的地是什么地，这您知道：粘土，又在岗子上，肯定我们还冒犯了上帝，从闹那场霍乱以后就不长庄稼。草场、耕地又少了：有的划去办农场，有的就并到东家的地里去了。我的地靠我一个人种，人又老了……力不从心啊。我老伴儿有病，一年生一个丫头，都得养着。只我一个人苦熬，家里七张嘴。我在上帝面前有罪，我常常想：上帝快点挑几个去就好了，我的担子就轻些，她们也免得在这儿受罪……”
“唉！”农妇大声叹了一口气，似乎在给丈夫帮腔。
“我的帮手只有这么一个。”丘里斯说着指了指一个约莫七岁的男孩，他有一头乱蓬蓬的淡黄色头发，肚子很大，刚刚怯生生地推门进来，用两只小手拉住丘里斯的衬衣，蹙起眉头，一双惊讶的眼睛盯住了东家。“这就是我的帮手，”丘里斯接着用洪亮的声音说，同时伸出粗糙的手抚着孩子的淡黄色头发，“等他长大得等多久？我现在已经干不动了。年纪大还没什么，这疝气可把我害苦了。一到阴雨天就疼得要命，我早就该告老不干啦。瞧，叶尔米洛夫、焦姆金、贾布列夫都比我年轻，可是他们早就把种地这担子交了。我呢，没人可交，这就是我的难处。要吃饭，还得拚命，大人。”
“我愿意减轻你的负担，真的。该怎么办？”年轻的东家同情地望着农民。
“怎么减轻吗？这是明摆着的啊，既然占着地，就得服劳役，这是明摆着的规定。我好歹等儿子长大吧。不过您要是开恩，就别叫他去上学：前两天地方长官来过，说您要我儿子也去上学。我儿子就免了吧，他有这脑子吗，大人？他还小，什么也不懂。”
“这可不行，”东家说，“你的孩子已经能够明白事理，该去上学了。我这样说是为你好。你自己想一想吧，等他长大成人，做了一家之主，能写会算，知书识理，还能在教堂读经，有上帝保佑，你家里的情况就会好起来。”涅赫柳多夫尽量把话说得明白易懂，同时不知为什么红着脸，而且结结巴巴地。
“可不是么，大人，您能不为我们好？就是家里没有人，我跟老伴儿要服劳役，孩子呢，虽说还小，也能帮一把了，圈牲口啦，饮马啦。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男子汉啊。”丘里斯微笑着用他那粗大的手指抓住男孩的鼻子，把鼻涕捏了下来。
“你在家而他又有空的时候，你还是叫他去上学吧，听见没有？一定要去。”
丘里斯深深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