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维德卡·别雷要粮食和木桩”——在尤赫万卡之后，笔记本上这样写着。
涅赫柳多夫走过几户农家，在一条胡同的入口处遇见了他的管事雅科夫·阿尔帕特奇。管事老远就看见东家了，他摘下漆布制帽，掏出一方绸手帕来揩他那又胖又红的脸。
“戴上，雅科夫！雅科夫，我跟你说，戴上……”
“您刚才到哪儿去了，大人？”雅科夫问，他拿帽子挡住阳光，没有戴上。
“我到穆德连内家去了。你说说吧，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东家一面往前走，一面说。
“怎么了，大人？”管事问，他恭恭敬敬地走在东家后面，终于戴上帽子，接着就去理他的口髭。
“什么怎么了？他简直是个无赖、懒虫，偷扒，说谎，虐待他母亲。看来，这种积习太深的无赖是永远也不会改邪归正的。”
“大人，我不知道您过去对他的印象不是这样……”
“他的女人，”东家打断了管事的话，“看样子坏透了。老婆子穿得比叫花子还破，没有吃的，那女人倒打扮得花枝招展，他自己也一样。我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当涅赫柳多夫说起尤赫万卡的妻子时，雅科夫明显地露出了窘态。
“既然他这样放纵自己，大人，”雅科夫说，“那就得想点办法。他家确实穷，跟所有的只有一个男劳力的农户一样，不过他还算比较注意，跟别人不同。他是个聪明的庄稼汉，有文化，好像也还老实。收人头税的时候他每次都到。在我手下当过三年村长，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到了第三年是监护人要把他撤下来。服劳役他也没有犯过什么毛病。就是在城里驿站住的时候喝上了酒，得想点办法。过去他一闹起来，只要吓唬吓唬他，他就又规矩了。他好了，家里也就和睦了。您要是不愿意用这种办法，那我也不知道咱们该拿他怎么办。他确实太放纵了。叫他去当兵也不合适，您瞧见了吧，两颗牙都没有了[9]。我斗胆向您禀报，也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天不怕地不怕……”
“这话你就别说了，雅科夫，”涅赫柳多夫说着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个问题我和你谈了又谈。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不管你对我说什么，我还是那样看。”
“那当然，大人，您都清楚。”雅科夫耸了耸肩，看着东家的后背说，那眼神似乎表明，他看到的绝不是好兆头。“再说那老婆子，您为她操心真是多余，”他接着说，“当然啦，她一个寡妇，把孩子拉扯大，养育了尤赫万卡，给他娶了亲，等等，不过农民一般都是这样，母亲或者父亲把家业交给儿子以后，儿子和媳妇就是一家之主，老婆子要吃面包就得卖力气挣。当然啦，他们没有那种温情，不过农民都是这样。所以我斗胆向您禀报，那老婆子让您伤脑筋真是多余。老婆子可是个机灵人，会当家，干吗什么事都来麻烦老爷？还不就是跟媳妇吵了架，也许媳妇搡了她一下，都是妇道人家之间的事嘛！再和好不就完了，何必来麻烦您！您也太爱操心了。”管事说，同时爱怜地望着一声不响、大步向前走去的东家。“您回家吗？”他问。
“不，我去看达维德卡·别雷，就是‘山羊’……他叫什么？”
“启禀大人，他也是个好吃懒做的。山羊一家子都这样。我在他身上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一点用也没有。昨天我巡视了农民的地，他连荞麦都还没有种上，您拿这种人有什么办法？老子要是能教教儿子也好，可老子也一样，是个懒虫：自己的地不种，东家的地也不种，做什么事都磨磨蹭蹭，马马虎虎。监护人和我想尽了办法：送区警察局好几次，在家也常罚他——这您可不喜欢……”
“罚谁？是老头子吗？”
“是老头子。监护人罚他多少次了，有时还当着全村人的面，可是您相信吗？他跟没事人一样，抖一抖身子走了，照旧不改。启禀大人，那达维德卡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脑筋也不笨，不抽烟不喝酒，可是比人家喝酒的还糟。只能送他去当兵，要不就迁走，没有别的办法。山羊一家子都是这样，住黑屋子的玛特留什卡也是他们家的人，懒得没法治。”管事发现东家并没有听他说话，于是问道：“您不需要我了吧，大人？”
“不需要了，你走吧。”涅赫柳多夫心不在焉地说，随后朝达维德卡·别雷家走去。
达维德卡的木屋孤零零的歪站在村边，没有院落，没有烘谷房，也没有粮仓，只见一边搭了几间肮脏的畜栏，另一边堆着准备修建院落用的干树枝和原木。从前曾经是院落的地方，荒草长得很高。屋旁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头猪躺在门坎边的烂泥里叫着。
涅赫柳多夫敲了敲破窗，没有人答应，他便走到穿堂门外喊了一声：“当家的！”还是没有人答应。他绕过穿堂，向空空的畜栏里张望了一下，然后走进敞着门的农舍。一只老红公鸡和两只母鸡在地板和条凳上踱步，不时地扯一扯颈毛，用脚趾笃笃地敲着木头。看见有人来了，它们就狂叫着扇起翅膀避到墙脚边，其中一只跳到炉灶上。这间六俄尺见方的屋子被炉灶、倒塌的烟囱、虽是夏天也没有抬出去的织布机和一张桌面已拱起而且开了裂的发黑的桌子占得满满的。
虽然天气干燥，门坎边却有一摊由于屋顶和天花板漏雨而形成的肮脏的积水。没有高板床。屋里和屋外一样杂乱，分明是无人收拾，令人很难设想这是住人的地方。然而就是在这间农舍里，住着达维德卡·别雷和他的家人。别看此刻是六月大夏天，达维德卡却缩在灶炕的一角，用羊皮短袄蒙着头呼呼大睡。受到惊吓的母鸡跳上灶炕，在达维德卡的背上慌乱地走来走去也没有把他吵醒。
涅赫柳多夫没发现屋里有人，正要出去，忽然听见一声咂着嘴的长叹，说明主人在家。
“喂！谁在那儿？”东家大声问。
灶炕上又传来一声长叹。
“谁在那儿？过来！”
回答东家的还是一声叹息，接着是一声牛鸣、一个挺响的哈欠。
“你怎么了？”
灶炕上渐渐有了响动，出现了破羊皮袄下摆，一只穿着破树皮鞋的大脚伸了下来，接着是另一只，最后出现了达维德卡·别雷的整个身躯，他坐在灶炕上，用一只大拳头懒懒地、不高兴地揉着眼睛。他慢慢低下头去，打着哈欠向屋里望了一眼，看见了东家，于是动作比刚才稍稍快了一点，但仍旧慢条斯理地，涅赫柳多夫从积水的门边走到织布机跟前又折回来，一连走了三趟，达维德卡还没有下地。达维德卡·别雷的确是个白人[10]，他的头发、身子、面孔都白得出奇。他又高又胖，不过是像庄稼人那样胖在身上，而不是胖在肚子上。但他胖得不结实，不健壮。那长了一双安详的浅蓝眼睛、蓄着一把宽而密的大胡子的相当漂亮的面孔是病态的，白中透黄，既没有日晒的痕迹，也没有红晕，两个眼圈发青。整个脸看上去像有一层浮油，又像得了水肿病。两只手胖乎乎的，皮肤发黄，好像水肿病人的手，上面还长着细细的白汗毛。他睡得太久，所以怎么也睁不开眼睛，怎么也站不稳脚跟，而且不停地打哈欠。
“大白天睡觉，”涅赫柳多夫说，“可是院子等着你修建，粮食也没有，你不觉得惭愧吗？……”
达维德卡终于清醒，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东家，于是立刻把交叉着的两手放在腹下，垂下头，而且稍稍偏朝一边，一动不动了。他沉默着，然而他脸上的表情和全身的姿势却在说：“知道了，知道了，我又不是头一回听您这么说。要打就打吧，我能挺过去。”他似乎希望东家别往下说了，还是快点打他一顿，哪怕是狠狠地揍他的胖脸都行，只要快点让他得个清静就好。涅赫柳多夫看到达维德卡没有听懂他的话，就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力图使这个农民摆脱俯首帖耳地默默忍受的状态。
“你究竟为了什么向我要木料，要来又搁在那儿，整整一个月了，你最闲的时候也让它搁在那儿，呃？”
达维德卡就是不开口，连动也不动。
“喂，说呀！”
达维德卡哼了一声，了他的白睫毛。
“得干活啊，伙计，不干活怎么得了？现在你的粮食已经没有了，这都是因为什么啊？就是因为你的地犁得不好，而且少翻耕一次，种子也下得不及时，都是因为懒。你向我要粮食，好吧，假定我给你，因为不能让你饿死，不过这样做不行啊。我拿谁的粮食给你呢？你想想，谁的？你说，我拿谁的粮食给你？”涅赫柳多夫一遍又一遍地问。
“东家的。”达维德卡说，同时胆怯而疑惑地抬起眼睛。
“东家的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你自己想想吧，是谁耕地，耙地？谁下种，收获？是农民吧？对吗？所以，你看，要是拿东家的粮食去给农民，那么就应该给那些活儿干得多的人多一些粮食，而你比谁都干得少，劳役也完成得不好，却要求比别人多得一些东家的粮食。凭什么给你而不给别人呢？要是大家都像你一样睡大觉，我们这些人早就饿死完了。伙计，得劳动啊，你这样可不好，听见了吗，达维德？”
“听见了，大人。”他好半天才从牙缝里吐出一句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