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熟人，他的鉴赏力是我所深信的，去年让我阅读德国作家冯·波伦茨的长篇小说《农民》。通读全书后，我为这样的作品出版两年左右却几乎不为人知而感到惊奇。
这部小说不是当代那么大量制造的假艺术品，而是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这部小说不属于那种对事物和人物的描写并无任何兴趣，只是因为作者在学会艺术描写的技巧以后想写一本新的小说，才把一些事物和人物彼此人为地结合在一起的作品；这部小说也不属于那种虽有戏剧或小说的外形、实际上却是有既定主题的学位论文——这种东西在当代也被大众当作艺术作品；这部小说也不属于所谓的颓废派作品——它们之所以为当代大众特别喜欢正是由于它们像疯子的胡言乱语，成为一种字谜，而猜谜乃是愉快的活动，并且被看作高雅的标志。
这部小说既不属于这种，又不属于那种，也不属于第三种，它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在书中作者说的是他必须说的话，因为他热爱他所谈的事物，并且他不使用议论和含糊不清的譬喻，而是使用可以传达艺术内容的唯一手段，即诗的形象——也不是幻想的、离奇的、难以理解、没有内在必然性而彼此联结在一起的形象，而是最平凡最普通的人物和事件的写照，这些人物和事件则是以内在的艺术必然性而相互联系起来的。
这部小说不止是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还是卓越的艺术作品，它高度地集合着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的全部三个主要条件。
第一，它的内容是重要的，涉及农民、亦即大多数人的生活，他们是一切社会结构的基础，在现代，不止在德国，而且在所有欧洲国家里正经受着古老制度的严重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农民》同时出版了主题相同、虽则艺术性相差甚远却也相当不坏的一部法国长篇小说Réné Bazin的《La terre qui meurt》[1]）。
其次，这部小说以出色的技巧和优美的德语写成，当作家让自己的人物用粗野而刚劲有力的劳动者的方言说话的时候，这语言就特别有感染力。
第三，这部小说整个地渗透着对作者所描写的那些人的爱。
例如书中有一章这样描写：丈夫同伙伴们通宵酗酒之后，清早回家敲门。妻子朝窗外望，看到了他，狠狠地骂他，故意耗着不让他进门。最后给他开门时，丈夫冲了进来，并想进里屋去，妻子却拦住他，为了不让孩子们看到父亲烂醉如泥的样子，把他往外推。但他抓住门框，同她打起架来。他平时是一个温和的人，现在却勃然大怒（恼怒的原因是，她前一天从他口袋里拿走了老爷们赏给他的钱，并且藏了起来），狂怒下他扑向她，揪住她的头发，要她还他的钱。
“不给，说什么也不给！”她反反复复说，竭力想从他手中挣脱出来。
这时，他愤恨得失去了控制，劈头盖脑地打她。
“死也不给。”她说。
“你不给！”他嚷着，把她推倒，自己也倒到她身上，继续向她要钱。因为没有得到回答，在醉后的狂怒中他竟想掐死她。但是，看到血从她头发中渗出，顺着脑门和鼻子淌下，他住了手。他对自己的举动感到害怕，松开了她，摇摇晃晃地好不容易挣扎到床边，倒了下去。
这个场面是真实而可怕的。但作者热爱自己的主人公们，添上了一个小小的细节，这个细节以如此耀眼的光芒顿时照亮了一切，使得读者不仅可怜这些人，并且热爱他们，而不顾他们的粗野和残暴。被痛打的妻子苏醒过来，从地上爬起，用衣服下摆擦着血迹斑斑的额头，揉着四肢，推开门，走向哭叫着的孩子们，去安慰他们，接着用眼睛寻找丈夫。他一倒下去就那样躺着不动了，不过，脑袋在床外倒挂着，满脸充血。妻子上前小心地扶起他的头，放到枕头上，然后才整整自己身上的衣服，理出一小撮被丈夫拔下的头发。
即使数十页的议论也说不尽这个细节所表现的一切。这里一下子向读者展示了由古风旧习培养起来的夫妻间应有的义务的意识，和沉着的决心的胜利，——不交出不是她所必需而是家庭所必需的钱。这里面既有委屈，也有对殴打的宽恕，既有怜悯，也有即使不是爱，也是对丈夫、对自己孩子的父亲的爱的记忆。但这样说还不够。这样一个细节，既展示了这个妻子和这个丈夫的内心生活，并且向读者展示了以前生活过和现在生活着的千百万同样的丈夫和妻子的内心生活。这个细节不仅启示读者去尊敬和热爱这些备受劳动折磨的人，而且使人去思索，为什么这些本来有可能过美好的爱情生活的身体强壮心灵健康的人那样被人遗弃，那样逆来顺受和愚昧无知。
在这部小说的每一章里都可以遇到只有热爱自己笔下的事物的作者才能展现出来的那些真正的艺术特点。
这部小说无疑是卓越的艺术品，凡是读过它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然而这部小说出现在三年以前，虽然在我国它曾被译载《欧洲导报》，却不论在俄国和德国都全然没有引起注意。关于这部小说我在最近曾问过邂逅相遇的几位德国文学家，他们听到过波伦茨这个姓氏，却没有读过他的这部小说，尽管大家都读过左拉近年写的长篇小说，吉卜林的短篇小说，易卜生的戏剧，邓南遮[2]、甚至梅特林克的作品。
约在二十年前马休·阿诺德[3]写过一篇关于评论的使命的卓越论文。依他的意见，评论的使命是，在写于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的东西中发现最重要的和最优秀的作品，并引导读者注意这种重要的和优秀的作品。
今天人们有看不完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广告又十分发达，因此我认为，这样的评论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它能否出现，能否具有权威性，关系到我们欧洲有教养阶级的教育的整个未来。
任何物品的生产过剩常常是有害的。那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的物品在被人们视为目的而生产过多时，就特别有害。
马和马车作为交通工具，衣服和房屋作为防御气候变化的手段，良好的食物作为维持体力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但只要人们开始把掌握这些手段当作目的，认为尽可能更多地拥有马匹、房屋、衣服、食物是好事情，那么这些物品就不仅不是有益的，而且干脆是有害的。在我们欧洲社会的富裕阶层中间，书刊印刷出版业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书刊印刷出版业对于缺乏知识的广大人民大众说来当然是有益的，而在富裕的人们的中间却早就成为扩散无知、而不是传播文明的主要工具了。
要确信这一点是很容易的。书籍、杂志，尤其是报纸如今已成为富有的大企业，为了使这些企业取得成功必须有最大量的顾客。而最大量的顾客的趣味常常是低下和粗俗的。因此，为使出版物备受欢迎，就必须使作品符合大多数顾客的要求，也就是要切合低级趣味，适应粗俗的鉴赏力。报刊完全符合这些要求，对此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因为在报刊的工作人员中，正像在群众中那样，具有如此低级趣味和粗俗鉴赏力的人，远远多于具有高级趣味和精细鉴赏力的人。而在书籍出版业要推销、书刊是作为商品出售的条件下，这些工作人员因提供适合大众要求的作品而获得好的报酬，于是出版物就不断增加，以致泛滥成灾。且不谈这些出版物内容有害，光是它们的数量就成为教育的重大障碍了。
如果说今天让一个平民出身而又禀赋聪明、愿受教育的年轻人接触一切书籍、杂志和报纸，并且让他自己选择读物，那么情况肯定是这样：他在十年间天天读书不倦，而读的则全是愚蠢的、不道德的书。他遇到一本好书的可能性是那么小，正像要在一俄斗豌豆里找出一颗标有记号的豆子。而且最坏的是，尽读坏书，他会使自己的理解力和鉴赏力越来越反常，即使偶尔碰到一部好作品，也完全不能理解，或者会曲解它。
此外，由于偶然的情况或者广告做得巧妙，某些坏作品，例如Hall Caine的《The Christian》[4]那样的内容虚假又无艺术性的长篇小说竟售出百万册，正像“阿兰度”[5]或Pears soap[6]那样获得与自己的品质不相称的盛名。这种盛名又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去读这类书，于是，这种毫无价值、往往是有害的书籍的名声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在极大多数人的头脑里，也像雪球一样，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概念混乱，以至完全不能理解文学作品的价值究竟何在。因此，报纸、杂志、书籍，总之，各种印刷品销售得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印刷品的质量也降得越来越低，而所谓有教养的广大读者群越来越沉溺于毫无希望的、自满的，因而是无可救药的愚昧无知之中。
据我的记忆，五十年来，读者的鉴赏力和健全思想竟是这样惊人地每况愈下。可以从文学的各个领域来观察这种下降的情况，但我只限于指出某些较为显著又是我所熟悉的例子。譬如在俄国诗歌中，在普希金、莱蒙托夫之后（丘特切夫通常被人忘记），诗歌的荣誉最初转归颇可争议的诗人迈科夫、波隆斯基、费特，随后是毫无诗才的涅克拉索夫，随后是矫揉造作、平淡无奇的诗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随后是平庸单调的纳德松，随后是十足无能的阿普赫京，后来则越来越混乱，出现了不可胜数的蹩脚诗人，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诗，也不知道他们写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又是为什么而写的。
另一个惊人的例子是英国的小说家们。从伟大的狄更斯，始而降低到乔治·艾略特，继之是萨克雷。从萨克雷到特罗洛普，再后来就开始出现吉卜林、霍尔·凯恩和赖德·哈格德之流的不屑一顾的赝制品。美国文学中的例子更为惊人：在伟大的群星——爱默生、梭罗、洛威尔、惠蒂埃等人之后一切突然中断，出现了装帧华丽、附有漂亮插图的长篇和短篇小说，但这些作品因为缺乏任何内容而不堪卒读。
当代有教养的群氓愚昧无知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认为古代的和十九世纪的所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家、诗人、小说家都过时了，已经不能适合现代人的高级和精致的要求了。他们或是以藐视的态度，或是带着宽容的微笑来看待这一切。如今尼采的不道德、粗鲁、傲慢、前言不对后语的废话被当作哲学的最高成就；由诗格和韵脚联缀起来的形形色色的颓废派诗歌那些毫无意义的、人为做作的文字堆砌被当作第一流的诗歌，包括作者在内谁也不知道意义何在的剧本在所有剧院里上演，而冒充艺术作品的、既无内容又无艺术性的长篇小说则印行并销售数百万份。
“我应该读些什么来弥补我所受的教育的不足呢？”毕业于高等院校的男女青年问道。
提出同样问题的还有已经学会阅读和理解读物内容的平民出身、寻求真正教育的人。
为了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光是向杰出人物提出他们认为哪一百种书是最好的这种天真的问题当然是不够的。
我们欧洲社会中存在的、为大家所默认的做法，即把所有的作家分成一流、二流、三流诸等级，分成天才的、绰有才华的、有才华的和一般好的，同样无济于事。这样区分不仅无助于真正理解文学的价值，无助于在多如牛毛的坏书中寻找好书，反而更加碍事。更不用说这种等级划分本身往往不可靠，其所以能够保持至今，无非因为这样划分为时已久，并且为大家所接受。即使不谈这一点，这样的划分也是有害的，因为被认为是第一流的作家也有很差的作品，而最末流的作家的某些作品却十分出色。因此，一个人如果相信这种把作家分为等级的做法，并且相信第一流作家的一切作品全是好的，而三四流的或者默默无闻的作家的一切作品全是差的，那只能使自己的理解陷于混乱，只会丧失许多有益的和真正有教育意义的东西。
对于当代有教养阶级中寻求教育的青年或者平民出身寻求启蒙的人的最重要问题，能够给以回答的只有真正的评论——不是目前存在的、蓄意赞美出名的作品、并依据这些作品而杜撰出为之辩护的含混不清的哲学和美学理论的那种评论，也不是耍些小聪明去嘲弄坏作品或异己阵营的作品的那种评论，更不是在我国过去和现在盛行的、旨在依照某几个作家塑造的典型来确定社会发展的方向，或者总是以文学作品为由头来说出自己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那种评论。
在写成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读什么？能够回答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的只有真正的评论，这种评论，正如马休·阿诺德说的，目的在于向人们推荐并指出以往的和当代的作家的创作中的一切精华。
是否出现这种大公无私、不属于任何党派的、理解并热爱艺术的评论，能否确立它的权威使之胜过金钱的广告，——依我看来，这将决定下列问题如何得到解决，也就是，在我们的所谓有教养的欧洲社会里，教育的最后光芒是趋于熄灭、不向人民大众普及呢，还是会像中世纪复兴过的那样复兴起来，并普及于现在没受过任何教育的大多数人民之中。
波伦茨的这部卓越的长篇小说，正像淹没在汪洋大海般的低劣出版物中的其他许多杰作那样，在大众中默默无闻，而那些毫无意义、渺不足道、甚至干脆是极坏的文学作品，却被反复讨论，始终得到赞赏，并销售数百万册。由此我萌生这些想法，并利用这个我将来未必能够再次遇到的机会把它们说了出来，哪怕是简单地谈谈也好。
（1901）
陈燊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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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语：勒内·巴赞的《垂死的土地》。按：巴赞（1853—1932），法国作家，法兰西院士。《垂死的土地》发表于一八九九年。
[2]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作品具有浓厚的颓废色彩。
[3]马休·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文学史家。
[4]霍尔·凯恩的《基督教徒》。凯恩（1853—1931），英国小说家，写过多部小说。
[5]阿兰度是法国一家化妆品公司。
[6]英语：皮尔斯肥皂。